政府公共危机公关

政府公共危机公关（精选十篇）

政府公共危机公关 篇1

政府危机公关是特殊状态下的政府公共关系,即在危机状态下,为了妥善处理危机事务,顺利化解危机、度过难关、重塑形象,政府部门(公关主体)与社会各界交往时开展的、应对公关危机的各种活动。在危机发生后,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充分运用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危机公关”,将成为政府未来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1.1 公共性:价值取向与内涵界定

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行政的特性都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性”。有关“公共性”价值取向和内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平与正义;在公共权力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因此公共部门必须克服私人部门或部门利益的缺陷。“公共性”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政府危机公关的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

1.2 政府危机公关需要以“公共性”为支撑

政府危机公关活动的目的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关活动明显不同,政府危机公关活动的视野更加全面,维护公众利益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最终目标。审视地方政府某些部门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偏离“公共性”的危机公关导致其陷入“被动”境地,例如贵州“瓮安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因此,必须将“公共性”作为政府危机公关活动的支撑,换句话说,“公共性”将成为政府危机公关有效发挥作用的“催化剂”。

2 现实困境:政府危机公关中凸显“公共性”的缺失

2.1 生态困境

危机公关经历了“皇权时代的强硬危机公关”、“造神时代的准强硬危机公关”、“法治时代的柔性危机公关”等时代变迁。不同的时代的具有各自的生态困境,以至于危机公关在公关环境、公众心态,特征等方面存在不同。当前,政府危机公关的生态困境在于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在“法治时代”仍然沿用“造神时代”的危机公关理念和手段,以至于其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往往忽视与危机公关对象的平等地位,不平等的危机公关自然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危机爆发前,受害者家属要求公安部门行政作为,调查事件真相。如果当地有关部门能够切实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以“公共性”为行为理念,通过法治手段和人性化的协调沟通,及时有效真实地公开相关信息,澄清“谣言”,那么事件可能不会激化,地方政府也不至于陷入“被动”境地。

2.2 管理困境

政府危机公关的“管理困境”主要表现在危机的潜伏性、突发性、关联性等特性导致危机一旦爆发就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公关主体能力局限同社会公众的预期之间出现偏差,亦容易偏离“公共性”的轨道。此外,政府内部危机公关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的缺失、目标设置的片面化与短期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执行困境、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导致公民缺少与政府部门有效沟通的渠道,知情权难以保障等,同样构成了政府危机公关偏离“公共性”的体制根源。

因此必须坚持以“公共性”作为处理危机的出发点和前提,进行危机公关。

3 完善及对策

以公共性为支撑,可以从主体-政府、传播-媒介、客体-公众等三个层面做好危机公关工作:

3.1 主体-政府层面

从政府危机公关的主体层面上,政府作为危机公关的主体,其本质、价值理念、权力来源、活动依据都必须符合公共性的要求。(1)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可以说“公共性”是政府的本质属性;(2)在价值理念上:公共性要求政府危机公关必须体现公平与正义,其基本活动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3)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活动依据都是由公民赋予和规范的,由此,衡量政府危机公关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措施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众的基本权利。

3.2 传播-媒介层面

从政府危机公关过程层面上(即在公关传播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资源公有性、信息公开性、手段公治性、沟通平等性。(1)资源公有性,即政府手中掌握的各种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都是由全体公民通过税收等方式构成的。资源公有性要求政府在进行危机公关的过程中必须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及时有效地调拨资源,尽量减少和修复由“危机”造成的损害。(2)信息公开性。在公关领域特别是在政治公共领域应该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阿伦特指出:“在公共领域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危机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开事件的真实信息的忽视,是“危机”愈演愈烈,政府危机公关“失利”的共同原因。(3)手段公治性。“法治时代”的公共部门危机环境和公众心态,使得法治时代的危机公关具有“柔性”的特征,政府部门需要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边界内开展危机公关,而不是沿用“造神”时代“强硬、准强硬”的公关理念和手段。(4)平等沟通性。平等沟通的实现,可以保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进行危机公关时,充分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是基础性条件。“公共领域所产生的公共意见是经由公共的讨论而来,及时参与者从未在同一时间地点聚会”。

3.3 客体-公众层面

从政府危机公关的客体层面上,“公共性”体现为危机公关客体的法律地位、利益诉求、公众舆论、参与需求等方面:①公权主体。政府危机公关的客体包括直接公众和潜在公众。在民主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有权利也有义务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和减少危机的损害。②利益诉求。危机发生后,其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也包括群体利益,个人的利益诉求一般会集结在一起形成群体利益诉求。合理合法的群体利益诉求一旦形成,便容易上升为具有“公共性”的利益诉求。③公众舆论。要求获得真实、全面、有效的“危机”信息,虚假、片面、无效的“危机”信息只能混淆公众的视听。一旦“谣言”、“小道消息”等被公众接受,将会影响危机公关有效发挥作用,难以取得预期目的。

加强危机公关意识和能力,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突发事件是一把“双刃剑”,是“危”与“机”的统一体。在坚持“公共性”的基础上,政府部门不但要积极地应对突发事件,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水准,妥善进行危机公关,以在突发事件中检验和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

摘要：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必须以“公共性”统领危机公关的全过程,有效规范政府危机公关的主体—政府层面:即政府本质、价值理念、权力来源、活动依据;传播—媒介层面:即资源公有性、信息公开性、手段公治性、沟通平等性;客体—公众层面:即公权主体、利益诉求、公共舆论、参与需求等,以便及时有效处理危机,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关键词：政府危机公关,公共性

参考文献

[1]杨海坤.现代行政公共性的理论初探[J].法学论坛,2001,(2).

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篇2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政府公共危机的预防管理

1.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危机预防管理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危机进行预测，为危机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危机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危机的处理。在美国，危机管理的决策中枢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俄罗斯的决策指挥中心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从世界范围看，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机制，议会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理为核心的机制。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中心，灾害发生后，一般都是临时成立工作组应付危机，这种工作组不能保证危机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缺乏对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有效总结、分析、保留和借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危机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危机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2.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其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3.加强危机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向往“永世不易”的理想社会，老百姓的危机意识比较淡漠。我们虽然热切关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但总是认为那是外国的事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便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之中，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2003年春天“非典”事件中老百姓的恐慌、无所适从并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此，在危机预防管理中政府必须做到:一是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加强危机的预防训练，整体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一旦发生危机，国民才能从容应对。

消息反而会为流言的传播创造条件，况且信息全球化使任何政府想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

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2.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是指对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政府应立即投人到危机的处理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我国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在短时间内爆发并在较大区域内流行，与政府有关人员的危机意识淡漠有直接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报喜不报优的心态，危机发生时常常采取低调处理和封锁消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会丧失平息

事态扩大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随时随地都存在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尤为重要。

3.政府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从而形成“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如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提一桶水来救火，这个行为就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就会冷静下来，跟着去提水救火;相反，如果有人第一个逃走，这个行为也将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同样会效仿，争先恐后地逃跑。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必须成为“紧急规范”的首倡者和实施者，通过政府的“紧急规范”，全国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战胜危机。

4.及时发挥政府宏观协调、整合资源的作用。危机发生时，政府出面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这在政府危机处理中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危机状态下政府协调职能的发挥，例如英国为了协调各部门的紧急应变工作，政府于2001年设立非军事意外事件秘书处，秘书处的宗旨是“就预见、预防准备和解决办法提高英国应付突发挑战的能力”，在政府内外协调各部门作出综合整体反应，与各有关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开发和共享英国关键网络和基础设施资源，统一、合理、有效使用政府各部门资源，确保预防和控制灾难的规划和机制实施到位以及发挥效应，确保政府在处理危机期间能够继续发挥正常社会职能。美国国务院下设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中中央到地方的救灾资源，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发生重大灾情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支援工作，将灾情降到最低。总之，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重要保证。

5.做好善后沟通工作，提升政府形象。危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即使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处置方法，政府的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因此，危机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处

国外政府如何应对公共环境危机 篇3

信息公开是环境监管的

重要一环

信息发布是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以实现的保障，也是政府积极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前提与基础。在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政府首先应该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避免引起公众恐慌。

1986年，作为对印度博帕尔有毒化学物泄漏事件的回应，美国颁布了《应急计划与社区知情权法案》，旨在保障公众对社区内存在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知情权，更好地应对紧急事件。这一法案建立了一个面向公众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规定企业每年必须公开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排放信息。这个清单要求公开的污染物种类达666种。

此外，对于需要申报污染物排放信息的企业，法案中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些企业每年需向美国环保署申报相关数据。美国环保署将所得数据输入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库中。公众可以通过数个网上数据库方便地获得详细的企业污染物排放与转移数据及地图等资料。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高级律师、环境法项目主任王立德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美国早在1986年，就在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了《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英文简称TRI制度。王立德说，这个制度重点放在环境信息公开上，“主要是公开污染源的排放数据，目标是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表现，提高政府的环境监管能力，加强公众监督。”

据王立德介绍，目前，加拿大、菲律宾、韩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制度。

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么关注环境信息公开？王立德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污染。比如说美国建立这个TRI排放名单以后，从1988—1999年，有毒物质的排放降低了将近一半。王立德提供的数据显示，1988年与1999年相比，美国340种化学污染物排放下降了45.5%。

对于公众来说，公众了解了环境信息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跟政府、企业、联系媒体，来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

应急法律体系和

应急防灾部门

美国经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律体系。从宪法、综合性法律《国家紧急状态法》到各项具体的单行法都规定有紧急状态方面的法规内容。此外，还有直接规范危机处理的应急预案和计划。其数量可观，内容十分详尽。

日本是按照防卫（属于战争状态法范畴）或非防卫（属于非战争状态法范畴）的分类，把紧急状态分解到《應对外来武力攻击法》《灾害对策基本法》等法律中。

俄罗斯的应急法律体系也相当完善，以宪法和紧急状态法为基础，制定了《俄罗斯联邦紧急状态法》《俄罗斯联邦战时状态法》《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等100余部配套的联邦法律、法规和大量总统令、政府令。紧急状态法启动以后即成为“小宪法”，在其统领之下又有很多具体的部门法规。

美国，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部门为国土安全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构主要是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FEMA）。联邦应急计划将应急工作细分为交通、通信、消防、大规模救护、卫生医疗服务、有害物质处理等12个职能，每个职能由特定机构领导。美国应急体系已形成整体的国家应急网，具有立体化的特征。

日本的紧急状态处置机构体系有常设机构和临时应急机构。常设机构有安全保障会议、中央防灾会议、内阁应急事务和危机管理专门机构。临时机构中针对各种原因产生的紧急事态一般都规定了建立应急机构。在内阁官房设立一位内阁危机总监，辅佐内阁官房长官和内阁官房副长官，根据命令统一管理除国防事务外的有关危机管理事务。

美国：提前准备 顶住飓风

长期以来，美国公共危机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是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美国政府在面对"卡特里娜"飓风时，暴露出来的种种管理缺陷与不足，令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危机管理能力。在应对紧随其后的“丽塔”飓风中，美国政府显然吸取了上次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积极、主动和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登陆路易斯安那州，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美共有超过1800人在飓风及飓风导致的洪水中丧生。飓风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800亿美元。时任布什总统备受批评，并因此在政治上大为失分。

2005年9月，“丽塔”飓风袭击了美国南部墨西哥湾地区。随即，美国国土安全部根据《国家应急计划》宣布“丽塔”飓风为“全国性重大事件”，并正式启动全国性应急机制，统一部署人力物力，协调救灾抢险。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提前准备，调配有度，从而成功顶住了“丽塔”飓风。

早在“丽塔”飓风登陆前的两天，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北方司令部（负责美国本土安全事务）已经设立了地面指挥中心。为保证避难居民食品的正常供给，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在两个州共储备约165车冰块、185车水及98车食品。为应对“丽塔”飓风，美军特意预留26架搜救直升机，并派出6艘军舰前往墨西哥湾地区，以备不时之需。飓风登陆前两天，美军直升机共执行39次飞行任务，撤离未来灾区多家医院的几千名病人。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出动大量警力，协助居民撤离，并为撤离过程中燃油耗尽的居民提供汽油。

日本：防灾意识极强

日本是一个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极强的国家。在日本的应急机制中，内阁官房负责危机管理。内阁官房是首相的辅佐机构，它还设有由首相任命的内阁危机管理总监，统一协调有关危机管理的事务。

另外，日本还针对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设立了中央防灾会议。主席由首相担任，成员包括防灾大臣及其他大臣等，其主要职能是制定《防灾基本计划》及《地区防灾计划》，在发生非常灾害时，制定紧急措施并推动其实施。

2011年“3·11”大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后，日本全民自救和政府对肇事者东电公司的处罚都让世界刮目相看。他们就是从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管是应急还是赔偿法律，都有依据。臭名昭著的东电公司最终变卖资产赔偿当地渔民，以及提高核电站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莱茵河水污染事故

1986年11月1日深夜，位于瑞士巴塞尔市的桑多兹（Sandoz）化学公司的一个化学品仓库发生火灾，装有约1250吨剧毒农药的钢罐爆炸，硫、磷、汞等有毒物质随着大量的灭火用水流入下水道，排入莱茵河。桑多兹公司事后承认，共有1246吨各种化学品被扑火用水冲入莱茵河，其中包括824吨杀虫剂、71吨除草剂、39吨除菌剂、4吨溶剂和12吨有机汞等。有毒物质形成70公里长的微红色飘带向下游流去。翌日，化工厂用塑料塞堵下水道。8天后，塞子在水的压力下脱落，几十吨有毒物质流入莱茵河后，再一次造成污染。

事故造成约160公里范围内多数鱼类死亡，约480公里范围内的井水受到污染影响不能饮用。

公共危机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塑 篇4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公共关系,政府管理

全球化背景下, 社会分工协作的加深使得人们很难作为一个原子化的单独个体而存在, 任何个体或组织都处于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中,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也是以公共关系为依托而实现的。政府公共关系已经成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为政府有效处理公共危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思路和方法。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时, 政府积极主动地进行有效公关能够加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联系, 调动各方力量解决危机, 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危机公关

政府公共关系之于一般公共关系强调政府是公共关系的主体, 政府公共关系是指政府通过各种公关媒介技巧等与社会公众进行双向沟通协调, 塑造良好政府形象, 最终实现对社会公众事物有效管理的一种具有管理倾向的活动。

政府危机管理下的公共关系又称为政府危机公关, 政府危机公关与危机管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政府危机公关视为贯穿危机管理始终的重要步骤过程。在政府公共关系中, 政府与公关客体即社会公众之间更多的体现着平等的地位。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与公众进行双向沟通协调, 引导公众合理有序参与, 政府的公共关系活动是一种软管理模式, 在危机管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良好的危机公关可以尽可能规避与公众出现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舆论上的被动局面, 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各种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增进彼此间的互信、协调与配合共同治理危机。

二、当前我国政府危机公关面临的困境

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管理起步较晚, 随着改革的深入愈来愈面临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政府危机公关的认知误区

政府公关关系的主体是政府, 目前各级政府尚未充分认识到政府危机公关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够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以及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缺乏回应性;二是政府缺乏公共服务的热情以及动员公众参与的意识;三是政府缺乏对于大众媒体的合理引导, 抱有排斥畏惧心理, 过于谨小慎微, 单纯依靠政府单方收集发布信息。

2. 公关客体的复杂化

社会公众是政府公关的客体,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众的利益诉求多样化, 政府面对的社会公众是以一定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集团, 这些团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别性。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展, 公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提高, 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活动更为敏感, 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进一步加强。

3. 现代传媒对政府危机公关的冲击

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先进移动终端塑造了一个人人皆媒体的传播环境, 社会公众信息获取传播能力大大增强。新的传播媒介使得传统的政府公关手段效用逐渐减轻, 传统上政府在信息上的不对称优势也进一步丧失。

4. 危机公关体制机制的缺失

由于我国政府公关主体意识的缺位, 各级政府鲜有将公关活动定位于持续深入构筑与社会公众平等和谐关系的一个过程。因此无论部门机构的设置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没有就政府公关做出专门的安排。具有公关性质的机构分散于政府的宣传、调研、民政、信访等部门, 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沟通机制。

三、公共危机下政府公共关系的重塑

1. 转变管理理念培养政府公务人员的危机公关意识与能力

第一, 政府工作人员应树立全员公关思想, 把政府公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管理哲学应用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政府公共关系的成功有赖于组织各部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协同努力。因此, 政府公务人员是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维系的纽带, 代表着政府和国家, 其言行举止都影响到政府的形象, 在日常工作中应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第二, 政府机关营造组织内部浓厚的公关文化。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内化的最高形态, 是政府公关有效进行的内在动力。公关文化作为一种内生机制能够促使政府转变管理理念, 更加关注政府的外部形象和声誉, 更加注重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 从根本上增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

第三, 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危机公关能力。现代政府公关作为一门管理科学, 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这就特别需要推进相关培训工作, 加强典型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演练, 增强每个公务人员的危机应对能力。此外应合理安排政府公关人员, 根据公关人员的知识、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层次进行合理分工, 提升整体公关能力。

2. 公关客体的培育和组织

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 人们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 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公民的个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增强, 我国的公民社会发展迅速, 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多样。民间组织在利益表达、权利维护、政治参与、协调互动等方面作用更加明显。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使得政府不再是危机治理中的唯一主体, 政府需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努力扩大公民参与。政府应该认识到民间组织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假如没有一个组织化的参与, 可能形成的就是公意、公愤或群体性事件等, 这些很容易造成秩序的混乱。

在公民社会发展、参与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下,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有利于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危机带来的危害。政府危机公关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危机过程中促使利益表达的规范化, 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是充分调动各类社会力量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共同治理公共危机。政府开展危机公关一方面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知识和能力, 积极进行交流沟通, 引导公众有序参与,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切入点, 通过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凝聚和提炼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与政府进行有效的对话加快问题的解决。在危机治理过程中, 由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自身定位以及专业化的职能, 使其能够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

3. 现代政府公关媒介的运用

首先, 以新闻发言制度为中心, 全面整合传统的政务信息发布渠道, 完善危机信息发布机制, 确保信息的准确请、真实性和时效性。目前我国的新闻发言制度并没有作为一种通畅社情民意的常态化途径而存在, 而且常常出现部门间口径不一的现象。文章认为应将新闻发言制度与传统信息发布渠道有选择的进行整合, 同时加强内部协调和管理使其成为政府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流反馈、政策咨询、政务公开、问计于民的常规化平台。此外还应健全新闻发言制度的监督职能和权限设置, 明确其法律效力和责任以保证发布信息的权威性有效性, 加强政府内部以及大众传媒之间的上下沟通与反馈, 特别是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促使各部门通力合作提高效率。

其次, 提升政府网络公关能力。网络高效的促进了信息资源的充分交流与整合, 大量网络虚拟社区如微博、微信、博客等为公众构建了新的沟通平台。面对网络社会的冲击, 政府应主动出击, 积极利用网络与社会公众进行广泛沟通交流, 把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遏制流言的滋生和传播, 增强政府活动信息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合理引导网络舆论导向, 疏导公众情绪理解其利益诉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引领公众参与决策, 做到有的放矢。通过新型传媒网络, 公众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参与政府的危机管理, 因而政府应以积极的姿态, 有效引导公众参与危机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网络普及使得信息的透明度、传播力大大增强, 政府积极开展网络公关能够进一步了解社情民意, 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充分利用网络的先导作用进行疏导和解决。

4. 加强政府危机公关的体制机制建设

不确定性使得危机的预防和处置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应付, 对于政府而言, 如何建立起一个全面的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 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最大挑战。政府应该努力构筑一个凝聚整合社会力量的平台与机制, 实现由政府管理向协同治理的治理方式的转变。就目前情况来说, 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在控制行政成本的前提下整合现有的危机公关职能部门成立专门的危机公关管理机构。

危机公关部门的设置应本着精干、统一、效能的原则, 在政府各职能部门设立专业化的公关联系人员, 在政府内部形成以专门公关管理机构为核心以各部门专业公关人员为节点的立体化、多维的网状组织模式, 利用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提高部门的组织化程度, 做好平行机关、上下级之间以及与社会公众的双向沟通和协调。同时政府应及时培养和吸纳专业的公关人才, 也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专业公关公司、高校等体制外组织力量组建研究机构参与政府危机公关。当然危机公关系统也要围绕危机治理中危机的预防、爆发、治理、善后四个阶段建立充足的预案和储备资源, 在常态化的公关活动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完善预案积累经验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一个高效的危机公关系统能为政府创造无可估量的价值, 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合作把危机治理的网络扩展到每个公民身上, 实现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 追中创造出高质量的政府绩效。

参考文献

[1] .周晓丽.论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的治理.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 2008 (5) .

[2]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论如何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篇5

一、案例描述

（一）事故发生原因及伤亡情况

2014年9月26日14时30分许，昆明市北京路明通小学发生一起踩踏事故。明通小学创建于1955年，是教育部首批命名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是“云南省一级示范学校”、“云南省实验学校”、“云南省优级甲等学校”。

事故发生原因：放置于学生宿舍楼过道的海绵垫倒在过道里，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学生午休后起床返回教室时，先期下楼的学生在通过海绵垫时发生跌倒，后续下楼的大量学生不清楚情况，继续向前拥挤造成相互叠加挤压，导致踩踏事故发生，事故造成6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已送到医院救治。

（二）各级公共部门对此次公共危机的反应

1.教育部：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求云南省教育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学生，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教育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深刻汲取这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校园安全工作，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2.省级部门：原省委书记秦光荣立即作出批示并赶往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原省长李纪恒立即听取了事故汇报并作出

批示。秦光荣、李纪恒要求迅速组织抢救力量，全力救治受伤学生，最大限度减少伤亡；迅速组织专门工作班子，做好遇难学生善后和家长安抚工作；迅速查明事件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全省中小学校安全检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云南省急救中心启动公共应急事件四级响应。

3.市、区级部门：原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做出指示，要求迅速成立以杨皕副市长为组长的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查明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同时全力做好全市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市、区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开展伤亡学生善后救治等处置工作。昆明市教育系统于事故发生当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明通小学明通巷附近道路进行交通管制。

（三）踩踏事故处置进度

2014年9月27日下午，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就昆明市明通小学“9•26”踩踏事故的相关细节进行新闻通报，对涉及的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停职或免职处分(市纪委监察局决定给予昆明市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的副局长王坚、盘龙区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陆佳停职检查。盘龙区委研究决定，给予盘龙区教育局局长李谦、盘龙区拓东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主任石玉、明通小学校长李岚停职检查；免去盘龙区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李章副局长职

务、免去盘龙区明通小学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杨霖副校长职务)。待事故相关情况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对此次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违反党政纪的，按照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在全市教育系统发出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全昆明市所有学校，28日正常上课，但是第一课要进行安全教育。

2014年9月29日，公安机关对该校校长李岚、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副校长杨霖、体育老师李鹏程三人，以涉嫌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依法刑事拘留。

2015年6月15日，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分别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被告人李岚有期徒刑二年；判处被告人杨霖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判处被告人李鹏程有期徒刑一年。

二、案例引申

（一）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县密虹公园迎春灯展活动中，一观灯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密云县县长张文引咎辞职。

（二）2009年12月7日，由于下雨，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的52个班的学生自习下课时大部分从离宿舍比较近的一号楼梯下楼，一名学生在下楼梯的过程中跌倒，引起拥挤踩踏。事故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市教育局长被免职。

（三）2013年2月27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学生上早自习时，因一楼大门未及时打开，学生之间互相拥挤发生踩踏。事故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市教育局长等六责任人被免职

（四）2014年1月5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部分群众到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北大寺参加已故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动，13时左右，在为信教群众散发油香过程中，由于群众相互拥挤，发生意外踩踏事故。事故造成14人死亡，10人受伤。西吉县县长任立新被停职检查，另有至少三人被免职，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被依法拘留。

（五）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正值跨年夜活动，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通往黄浦江观景平台的人行通道阶梯处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公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调查报告建议，对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进行处分。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公布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家属将

获80万抚慰金。

三、从公共危机角度分析踩踏事故频发的原因

（一）缺乏危机防范意识

一是不重视危机预防。忽视危机预防，重视危机应对，是当前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踩踏事件爆发之前思想松懈、麻痹，对潜在隐患重视不够。

二是公民危机意识教育组织不力。我国无论是学历教育、职业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没有设置安全教育、应急自救方面的课程，对公共危机应对的宣传力度不大，基本上停留在宣传一些简单的消防安全知识层面，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逃生技能十分贫乏，社会公众在踩踏事件发生时不能正确处置。

（二）政府应急管理缺乏统筹

一是危机决策不能保证科学。目前，我国组建的应急机构基本上还是临时成立的临时性指挥机构，这样的组织机构往往规格较高，指挥有力，有权威性，但缺乏专业性，在可能迅速蔓延的公共危机面前，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二是应急预案不细不实，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各级政府虽然都制定了危机事件应急预案，但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部门之间沟通机制不畅，可操作性不强，与实战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三）危机信息管理体系不完善

一是危机预警信息碎片化。我国目前没有编制危机预警信息收集规划，也没有建立危机预警信息收集平台，各种危机预警信息处于一种散乱状态，没有做到互联互通。

二是危机信息发布机制不成熟。在紧急状态下，怎样进行危机信息发布，怎样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怎样与媒体互动，都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

四、公共部门对踩踏事件的反思

（一）加强对大人流场所和活动的安全管理，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踩踏事件暴露出公共安全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盲点，存在管理空白，应抓紧完成对旅游景点、商业设施、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公园、学校、地铁、机场、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安全检查，梳理风险隐患清单，落实整改治理措施。

（二）加强监测预警，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防范能力 踩踏事件反映出，相关管理部门对监测信息研判不够、对人群高度密集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应进一步加强重点环节、重点领域和重要时段的现场情况监测，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应急广播、新闻媒体、网络等平台发布预警信息和相关提示，规范引导公众采取合理避险措施。

（三）加强应急联动，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踩踏事件表明，“条块分割、条线分割、各自为政”依然是城市运行管理亟需破解的难题。应进一步规范应急联动体制机制和响应程序，强化指挥协同，提升应急联动处置效能，要加强应急队伍训练和管理，组织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

（四）加强宣教培训，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

加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常抓不懈。要充分发挥公共安全宣传活动作用，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公共安全知识普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防灾宣传活动，特别是要加强大中小学安全教育，增强青少年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增强公众安全防范知识，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五、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树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理念

一是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按照预防为先、教育为先、人才培养为先的思路，将危机预警作为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在危机爆发之前做好预判，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将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

二是树立危机可防可控的理念。随着我国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及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公共危机事件会不断增多，政府应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变化，没有必要

过度担心危机可能造成的混乱，只要科学预防、及时处置，任何危机都能得到控制。

三是树立科学应急的理念。预防灾害中应充分体现科学原则，处置危机中重视专家的直接参与，建立和充实专家库，请专家参与评估，并在第一时间到位，与应急队伍协同作战。

（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加快立法步伐，做到有法可依。在现有法律体系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公共危机管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覆盖立法盲区，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使公共危机管理有法可依。

二是堵塞行政执法漏洞，做到执法必严。针对法规滞后、标准缺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拉扯不清、有责就让、有利就上的实际情况，应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堵塞行政执法漏洞。

（三）完善紧急状态下信息披露工作体系

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政府应按照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危机处理相关信息。特别是应正确处理与各类新闻媒体的关系，以正面信息引导公众。

（四）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应急联动体系

一是建立公共危机管理决策体系。按照要求，成立由各级主要负责人挂帅的公共危机管理专门机构，负责对公共危

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确保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及领导指挥安全处理全局工作。

二是推进政府部门整体联动。按照统一平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分类处置的要求，打造一个应急救助服务信息化平台，全面整合部门应急救助信息与资源，提高应急救助的能力与效率。

（五）完善政府与社会协同应对危机工作体系 一是明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应对是法定义务。《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义务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有效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救援队伍的作用。除了进一步完善政府救援队伍外，还应大力加强民间救援队伍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民间救援的性质和应当遵循的规则，推动民间救援健康发展。

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塑造 篇6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形象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72-01

一、 公共危机的概念和特征：

“公共危机是一种突然发生的紧急事件或者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指因不可抗拒或突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公共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引发的，给社会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以及人们党的生民财产带来严重威胁的紧急事件或紧急状态。公共危机的特征为：高度的不确定性、危险性、破坏性、紧迫性、突发性、独特性和决策的非程序化。”[1]“研究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并针对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最可行、最确实的对策和行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资源来避免或减轻危机所带来的威胁恶化的管理程序。”[2]

二、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树立政府形象

（一） 公共危机管理的界定及危机管理中政府形象的重要性

公共危机管理一般是指为了应对突发的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和法律制度、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已经或可能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公共事件，政府及一些社会组织运用危机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和信息，通过监测、预警、预控、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各种措施，防止可能的危机，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公共危机管理一般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社会性、非程序性决策等几个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依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的，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历史产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一体系的正确性与不可超越性。

一个组织的形象意味着关键公众对该组织所持有的看法。政府形象是指政府在公众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及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政府形象一方面来自外在的有形事物，也出自政府行为所反映的内在精神， 主要包括：政府的信誉、效率、社会责任、价值取向、进取精神、服务质量以及对公众的基本态度等。所以，政府形象是政府以其方针、政策、管理以及领导者和执行者的行为要素作用于广大公众所形成的一种综合的认知结果。

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政府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一种可贵的资源，它对维护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团结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积极作用。

（二） 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1、转变政府的职能，塑造服务型政府形象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并不是全能型政府，而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 有些地方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力，从客观方面分析，也反映了政府职能的不明确和相应机制的不健全。因此，公共危机中，政府要优先处理好危机中的利害关系，以完善系统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网络为基础，集中政府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只有在公共危机的预防、控制、处理、善后等方面统筹兼顾，做到公开、公平、公道，才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针对楼房倒塌事件，闵行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将居民疏散，并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召开业主代表与开发商代表的沟通会，真正发挥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职能。

2、加强沟通交流，塑造透明型政府形象

行政透明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公共危机中，政府应当通过媒体传播开展多种活动，如采用举行新闻发布会、互联网等不同方式，在第一时间内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的、尽可能多的有关危机险情和危机决策的原始信息，增强危机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以利于获得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危机管理的支持。事件发生后，区政府新闻办在4个半小时后就开始面向国内外媒体进行首次新闻发布。政府在掌握了舆论主动权的同时，双管齐下，树立了透明的政府形象。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地区、民族矛盾频发，另外，自然灾害以及一些人为的重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所有种种都极易导致人们的心态失衡，激化社会矛盾，产生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事件，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震荡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加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职能，对于国家成功避免和驾驭各种风险和危机，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健全问责制度，塑造责任型政府形象

公众意识是政府形象建设的思想基础，它表明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群众，权要为民所用。政府工作人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有一份与之对应分量的责任。发生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公共危机事故，身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干部，就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政府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应该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只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做好各项本职工作，勇于承担责任，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楼房事故调查处理结果。相关的责任都落到了实处，市政府成功的塑造了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参考文献：

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篇7

一、财政支出是解决公共危机的主要经济来源

公共危机已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常见事件, 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对每一个国家政府的严峻考验。纵观各国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与该国危机管理能力的强弱, 以及能否不断挑战危机紧密联系。公共危机对公共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是全面性的, 其危害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和破坏性等特点。相应的公共危机管理 (或者称为应对公共危机) 应具有公共性、紧急性、主动性、防范性、政府主导性等特点。公共危机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从2003年的非典, 到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以及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灾区的恢复重建、灾民的安置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长期以来, 政府对灾区的财政支出成为我国解决公共危机的主要经济来源。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政府财政自身的使命决定了解决公共危机必须由政府提供主要经济来源, 因为政府财政的本质内涵就是以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宗旨, 以提高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二是公共危机的特性决定了公共危机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危害对象广泛性的特点, 其责任边界不清晰, 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 而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能力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所以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其快速蔓延和严重的破坏, 决定了市场机制和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危机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 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 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 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 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 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 但却有限度的, 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政治权力, 通过强制性的征税来解决所谓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问题, 弥补个人支出的局限, 提供公共产品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就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真正主体。

另外,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 政府作为一个经济运行的参与者, 其各方面的投资都会对社会私人或者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 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 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 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 这其中, 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 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 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 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 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如表1所示) 。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 地方政府 (主要指省一级) 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 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 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 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亿元, 提取预备费为2.4亿元, 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 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亿元, 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 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注: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财政年鉴》及《关于2006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0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 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 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 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 甚至谈不上是危机, 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 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 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 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

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 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 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 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 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 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 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 在2003年的非典中, 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 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 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 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 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 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 非典肆虐期间, 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 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 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 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 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万元, 而本级政府在2003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 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 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 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 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亿SARS防治基金中, 向中西部的24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 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 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 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 我们不得不承认, 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 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 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 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 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以下简称《预案》) 中明确提出, 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 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 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 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 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年度之间的衔接, 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 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 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 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 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 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 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 主要用于难以预料、年度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由于投入比例偏低, 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 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 (3%) 足额提取预备费, 并扩大预备费来源, 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 只要程序合法, 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 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 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 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 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 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 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 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4、加强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专项财政资金的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的政务透明程度向来不高, 这一方面影响了资金的运作效率, 使得一些领导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因此, 加强专项财政资金的监管, 使应急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有很大必要。可以采取多方参与制度, 引入媒体或者是专业的非盈利机构进行监督, 保证各项应急资金能够物尽其用。

摘要：公共危机是服务型政府应面对的问题, 在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都有应对公共危机的预备费, 然而, 目前我国对于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却存在到位不及时、财政支出效率低下、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不透明等问题。因此, 完善公共危机财政支出预算制度, 加大投入, 增加支出的透明度是改善我国公共危机财政支出方面应考虑的措施。

关键词：公共危机,财政支出,预算

参考文献

[1]祁毓:公共财政视角下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评价及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 2008 (6) .

[2]黄本新:抗灾救灾资金的深层次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9) .

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 篇8

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信息公开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政权辅助性的信息公开。1950年颁布的《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发表公报及报告性文件的办法》, 该办法要求: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新闻均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由于时值建国初期, 所以这一阶段的信息公开带有很浓厚的辅助中央政权的政治性措施的色彩。 (2) 基于反腐倡廉的政务公开。主要是1987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 此时党中央和政府强调的政务公开是以反腐倡廉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目的。在内容上仅限于政务公开;在形式上表现为以乡镇的政务公开为重点。 (3) 由“透明度”原则引申的政府信息公开。自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WTO, 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其“透明度”规则, 它是指一国的国内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各种实际措施的公开性和政府行为的可预期性, 目的在于防止和消除成员国政府的不公开行政造成的歧视待遇和由此给国际贸易带来的障碍, 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透明度原则的促进下,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了。 (4) 凸显“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2003年的“非典”, 由于地方的刻意隐瞒和封锁消息, 使得疫情肆虐, 更导致谣言四起, 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专门会议, 才使得民众重拾对政府的信任。在此次危机事件中, “知情权”这个概念被凸显出来。此时, 公开的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政务公开范畴, 包含了政府机关为履行职责而产生、收集、整理、储存和利用的信息。

二、政府信息公开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1. 信息公开有益于公民有效参与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

公民是社会的组成细胞, 既是危机的承受者, 又是危机管理的参与者。当危机发生时, 公民往往会自发地加入到政府危机管理的行动中, 如果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出现“越帮越忙”现象, 因为他们不知道危机的实时情况以及政府的安排部署, 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信息若经公开, 则上述情况将大为好转, 公民的参与会变得更加有目的性、针对性和高效性。

2. 信息公开有益于杜绝谣言的滋生及扩散。

危机是谣言滋生的“温床”。每每危机发生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的兴起,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信息缺失, 在官方未透露危机的具体情况下, 谣言就会成为官方新闻的代用品进入非正式的传播渠道, 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 谣言的扩散会导致人心涣散, 甚至社会动荡, 并且容易激化危机的发展。面对危机, 安定人心的最有效举措就是尽快让公众知晓事件的最新信息, 了解政府的应对举措。

3. 信息公开有益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政府是公共危机的管理者也是公共危机信息的主要信息源, 如果政府处于自身因素的考虑, 拖延、阻碍信息的公布, 将会导致其对民众的向心力的丧失, 公信力自然而然也会随之削弱。反之, 政府若能及时、准备公布信息, 让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这样一方面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另一方面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公开在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方面的影响。

4. 信息公开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然选择。

作为“服务型”政府必须造就社会平等的条件, 在信息资源的分享上坚持并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使人们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上实现均等。危机信息是否公开、透明, 不仅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 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危机信息公开是向“服务型”社会转变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1. 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不健全。

我国对于危机信息的公开只是见诸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防震减灾法》、《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等部门法规中, 它们的适用范围相对狭窄, 只是针对某个特殊领域。我国虽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这只是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发的, 属于行政法规, 在法律效力上次于与信息公开有关的相关法律。

2. 信息流通不畅。

首先,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 由于历史上施政思想的惯性作用, 很多政府公务人员仍存有“官可知之, 民不可知之”的错误理念以及民众知情权意识的薄弱, 导致不请求不公开, 请求也不能及时、全部公开的状况。其次, 在政府垂直系统之间, 由于权力结构层级过多, 在信息的上传下达中会出现失真现象, 而且由于存在利益关系, 可能会有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危机信息的流通不畅。

3. 信息传播渠道过于单一。

目前,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不但渠道狭窄, 而且广度、深度都不够, 可以概括为“四多四少”:形式上公开的多, 实质上公开的少;结果公开的多, 过程公开的少;原则方面公开的多, 具体内容公开的少;公众被动接受的多, 主动参与的少。

4. 官员“问责”制度的缺失以及媒体责任的缺失。

在危机发生时,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布信息, 而是想办法藏着、掖着, 等到藏不住的时候才公布信息。究其原因就是“问责制度”的缺失。由于现行的问责大都是在行政层面进行的, 对其责任的追究并不是依据专门的问责制法律作出的。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 往往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马克思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 是社会的捍卫者, 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然而, 我国的媒体大部分在危机发生时却选择“沉默以对”, 这是对媒体责任的丧失。

四、建议

1. 健全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1) 尽快制定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法”, 以法律形式明确信息公开是政府的法定义务, 将使我国公民的知情权法制化、具体化, 从而协调信息公开立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减少法律适用中的矛盾冲突。 (2) 梳理与《条例》不一致的其他法规。如《保密法》, 在信息公开与保密这个矛盾统一体中, 公开是绝对的, 而保密是相对的。为了有效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的作用, 需要对保密信息的范围重新界定。为了做到既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又保证国家秘密安全, 亟待修改《保密法》、《档案法》等法律。

2. 特设一个危机管理机构———“危机管理委员会”。

历来, 我国的危机管理都是在危机发生后, 或由中央政府部门或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组成应急临时指挥部进行指导工作, 由于是即时成立, 对各方面情况都不是很了解, 对相关信息也都是靠各有关部门的汇报知晓,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导致上述的信息不通畅。若在各级中央、省、市三级政府下设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危机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危机信息的收集、公布, 不需经过各级党、政部门, 三级机构直接沟通, 这就降低了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并保证信息的通畅传播。

3. 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1) 在网络上, 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的传播。新媒体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手机、高清晰电视、互联网和多媒体信息互动平台等。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与中国移动合作, 以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民众实时发送危机信息等。另外, 有些政府官员开通博客与微博, 也成为辅助信息公开的一个途径。 (2) 在现实社会中, 利用最大的社会知识群体———学生进行传播。当危机发生时, 可以首先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知识群体进行集中的危机信息公开, 由于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 能区分谣言, 这样就抵制了谣言在学生中的传播, 且他们处于社会和家庭之间, 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传播给自己的朋友、亲人, 这样就也能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4. 落实“问责制”和加强媒体监督的作用。

落实“问责制”应在细化有错责任行为的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无为问责的深度, 制定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 对各种无为行为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界定, 对行政不作为严加打击, 纳入问责体系。以往仅仅对行政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问责, 对官员的道德问题往往以违反党规党纪的形式进行党内处分, 将官员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也纳入到行政问责范畴。加强媒体监督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政府官员改变自身对媒体的认识, 不能视媒体为政府的“传声筒”, 而应该是“瞭望者”, “瞭望者”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把握舆情动向以及时事动态, 如果只是一味地充当“传声筒”, 就会使得政府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如果能够真实、客观地进行报道, 一方面会监督政府行为, 另一方面也会反映民众要求, 不仅不会导致危机的加剧反而能促进危机往好的方面转变。 (2) 确定媒体地位。立法机关要尽快给媒体“正名”, 使媒体舆论能够加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当中去, 使其在信息公开上有法可依, 在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长期走下去。

摘要：文章首先介绍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及特点, 然后简要叙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四个阶段及每个阶段信息公开的侧重点, 最后针对上述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以期为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危机信息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冯惠玲.政府信息资源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郭向丽,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浅析[J].法制与社会, 2009 (2) .

政府公共危机公关 篇9

我国公共新闻事业能力建设现存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度飞速发展, 大众的知情权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提升,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人本意识的提高, 注重了信息双向的交流和沟通, 重大危机信息及时地发布到大众眼前, 而众多的民意也及时地通过公共新闻渠道传递到了相关的管理领域, 但是, 针对一些特殊的危机事件, 公共新闻事业依旧反射出一些不足之处。

一、公共新闻在公共危机中“间歇性缺席”

在政府公共危机爆发之后,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个别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从自我的价值和利益角度出发, 想法设法把事态大而化小, 小而化无, 能捂则捂, 能灭则灭, 没有想到如何通过公共新闻这个桥梁的作用, 如近些年, 时不常爆发的矿场灾难事故就是这样的教训的反现。

公共新闻事业本身也缺乏自觉加入公共危机管理行列的自我使命的思维模式, 随之即来的是在公共危机中展现出的能力自然局限。因为公共新闻事业的人员结构和素质良莠不齐、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觉悟水平不高等方方面面的原因, 导致在公共危机出现之后, 不是积极追踪、挖掘事态真相, 报道出的信息量表现在盲目跟风, 丝毫没有自己媒体应该有的观点和说法, 甚至压根就没有表现出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履行危机工作的效力。比如第一例非典病例是在2002年11月16日, 出现并发现在广东省, 可是媒体却在2003年2月8日, 才首次公开相关信息, 在这种情形之下, 大众流言四处泛滥传开, 不相关的药品盲目疯抢。

二、新闻媒体民主、自由度不尽完美

“无国界记者”是一个国际政治性非政府组织, 它的工作是保护记者使其免受迫害, 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自由化, 它是由罗伯特·梅纳德 (Robert Ménard) 在法国巴黎于1979年创立, 总部设于巴黎, 直至上世纪中期, 已在15个国家建立了16个机构。近日, 由这个组织发布了一份“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的调查数据, 在所罗列的178个被调查国度中, 中国仅排名第171名。公共新闻事业不光关系着国家安全事业、生产平稳的脉络, 还与民生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公共新闻事业传播速度、质量和内容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府管理办事能力、亲民意志政策的体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说过, 时代越往后发展, 雄霸世界的政府不再依赖军事实力, 而是信息实力。

三、推动力量——研究领域的滞后

研究领域和公共新闻事业现状看似两码事, 其实有着因缘和合而生的关系, 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是研究领域不断研习的必然结果, 同时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些研究把公共新闻事业模糊地定义为公众参与的民主新闻行为, 这种泛泛行为上的界定, 并非把这个概念提升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种新闻行业的哲学理论体系, 粗浅的对待了。传统意义上讲, 多数关于公共新闻的研究都是采纳内容定量分析法, 具体内容是:研究人员要出具准确的变量操作性, 还要展示出详细的数据, 但是很多人员只是提供了变量标示, 却没有列举出如何操作, 或者理论方法不足, 只是片面的数据, 不是整体的概念, 可信度不高。例如近些年国外选举舞弊事件频频曝光, 如何去审视和监督过程中的不良方面, 如何不仅起到正面号召力, 还同时保证自己的公正力、监督力,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依然是大多数公共新闻事业需要继续研究的内容。

公共新闻事业面临政府公共危机能力建设的策略选择

一、努力建立地方政府和公共新闻媒体良好互动关系策略

1. 建立政府和新闻媒体之间的良好互动与沟通

长久以来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 使之较多时间成为公共危机事件的封闭者, 而正是为了避免此类情形的发生, 在当今的国际新闻界借助于法律赋予新闻工作者更多的监督权力, 以便对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予以高度详尽的真实报道。首先在转变观念的前提下, 引入公关意识, 建立政府对于媒体的监管和调控手段, 使得媒体的施展空间更加宽松。尊重他人自然会赢得他人的尊重, 在如此前提之下, 政府和公共新闻事业之间的关系才会密切融合, 双方的社会地位才会显示出平等祥和, 不是被动地等待媒体的问责, 而是主动掌握传播动态和方向, 变被动的新闻封锁成为主动地沟通和发布。

2. 建立和健全议题的管理机制

议题管理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 相关部门组织对公共新闻媒体议程的影响、把握和引导, 通过这种引导, 达到最终公共新闻媒体、地方政府和受众三者的共识, 形成良性的舆论环境。通过这些议题方案的实施, 不仅会通过新闻媒体, 创造出对于政府本身有利的环境, 更对于公共新闻事业来说, 是一种能够接纳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 使得双方互利互赢。具体来说议题分下列三者情况:主动议题。面临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时候, 政府积极主动地结合自身和事件的发展情况, 积极结合公共新闻事业, 形成大众关注的议题;借力议题。政府体制机构对于一些议题, 营造出对于自身有效和有利的舆论导向, 形成利于自身工作的外部环境;转换议题。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话题和论点, 营造出一个全新的话题, 转移公众的视角。

3. 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 由他代表地方政府部门向全社会发布公共危机事件的进展过程和政府工作情况, 答复由媒体所代表的广泛的大众疑问, 并及时予以化解, 消除恐惧、不安和各种不良的疑虑, 同时在发布信息时, 发言人要言辞真挚, 态度端正大气, 从气势上造就可信确凿的氛围, 积极迎合和答复各种角度的询问, 同时借助一方询问, 尽量多地传达多方信息, 端正地积极地呈现于公众媒体面前。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现阶段体制下在公共信息领域成功向前走出的一步, 紧密联系了政府和公众的融洽沟通的关系, 保证了政府的威严和姿态, 安抚了公众的民心, 创造了祥和和谐的社会气氛, 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积极而有力。

二、公共危机事件中公共新闻报道的策略探讨

1. 及时传播信息, 保证观点、内容全面

公共新闻媒体的责任不仅是参与到了公共危机事件当中, 更主要的是向社会发布的是真实的危机信息, 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 及时、客观两个要素, 维系着受众心情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稳定、上下沟通的通畅等等系列问题, 于是, 公共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爆发之前, 就该建立起一套详实有效的信息传播体系, 全方位满足各个社会阶层人士的需求。

2. 内容真实是公共新闻事业的本源

1995年千岛湖事件, 两名歹徒将一艘游轮上的36名台湾游客洗劫一空之后, 又把人质全部闷死在舱底。事件发生后, 当地政府没有通过媒体把事实真相向外透露, 引发港台媒体的大量妄加猜测, 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此事宣扬成了一桩政治事件, 一个月之后, 新华社发布了调查真相, 但是由于先前的外界媒体的大量猜测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最终事实真相没有被大众及时接纳, 甚至认为中国政府还在其中有所隐瞒, 一度导致两岸关系的紧张。于是鉴于杜绝诸多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则要求,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发布简要信息。新闻及时客观公正的特质不容减弱

3.注重报道功效, 讲究科学的方法

政府公共危机公关 篇10

关键词：危机管理,信息公开,政府公信力

一、国外现状研究

(1) 信息管理理论研究

现代信息管理的开展具有客观性, 其业务组织与管理内容的拓展由社会需求和客观的信息环境所决定, 因而我们探讨的问题主要限于理论认识和内容的归纳。按霍顿 (Forest W.Horton) 的说法, 信息管理是一种使有价值的信息资源通过有效的管理与控制程序能够实现某种利益的目标活动。英国学者马丁 (William J.Martin) 认为, 信息管理是与信息相联系的计划、预算、组织、指导、培训和控制活动。德国学者施特勒特曼 (K.A.Stroetmann) 等人从信息服务的组织与信息经济管理角度出发, 研究了信息管理的组织机制。

(2) 危机信息机制研究

美国现行的《全国紧急状态法》 (The 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于1976年经国会通过。该法对紧急状态的颁布程序、颁布方式、终止方式、紧急状态的期限以及紧急状态期间的权力作了具体规定。除美国之外, 日本、土耳其和加拿大等国也制定了对付各种公共紧急状态的统一的《紧急状态法》。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 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基本行动纲领, 统一规定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职权和职责, 确定依法对抗危机事件的法治原则, 不仅有利于增强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 还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公共紧急状态时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3) 危机信息管理机构研究

美国危机管理体系的运作中, 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 、联邦调查局 (FBI) 、中央情报局 (CIA) 等机构对于美国危机管理体系协调运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俄联邦安全会议在处理危机及做出重大决策时, 对情报的分析主要依赖联邦对外情报局、联邦安全局、总参情报局、联邦政府通信与情报局等情报与反间谍机构。

(4) 媒体介入研究

媒体的积极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媒体作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 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英国重视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协作, 要求有关机构在平时必须作好准备, 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 (NHK) 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 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

二、国内现状研究

我国学者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归纳出信息管理的基本方面和基本内容。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认识包括:从信息的技术管理、信息的人文管理和信息的经济管理角度对信息管理进行规范;从社会运行的信息机制和以信息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服务组织上对信息管理进行规范;从系统管理原理出发, 对信息管理环节进行规范, 以此确定管理的基本内容;从信息搜集、整理、存储、提供业务出发, 从宏观到微观对信息管理进行界定;孟广均等从信息资源管理出发, 组织了系统性研究。虽然这些认识和归纳的理论出发点不尽相同, 但是他们对信息管理的界定、规范和实质性认识却是基本一致的。

徐家良主张借鉴国际上的建设经验。 (1) 建设全国的危机管理体制。 (2) 加强事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 (3) 筹建危机预警系统和危机评估系统。 (4) 提升危机管理的透明度。 (5) 提升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和水平。 (6) 高新科技全方位保障社会安全, (7) 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 (8) 做好资源共享和全民动员工作。 (9) 培养和培训公民的危机意识与抗危机能力。 (10) 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刘智勇提出公共危机管理学应以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 主要研究危机发生的根源、危机的生命周期及其演变规律, 危机的管理过程及其特点和要求, 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构建, 危机管理的法规体系, 危机管理的信息和沟通机制, 危机管理的技术条件保障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