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思维

客观性思维（精选十篇）

客观性思维 篇1

因为作为与客观世界的实在形象的想象的心象 (从想象中产生出来的心象) , 是在人脑中产生出来且又是建立在表象基础上的新的形象, 而不是处在感性阶段的感觉、知觉上的客观世界的映像。从客观事物到想象的形象, 已经间隔了感觉、知觉、表象三个层次, 而且, 到了表象这个层次, 已经开始有间接性了。这是因为:

(1) 表象所反映出来的准形象比较暗淡模糊, 不如感觉、知觉所反映的形象鲜明生动。例如, 头脑中反映出来的山水树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不像直接看到它的时候清晰鲜明了。

(2) 表象所反映出来的形象比较片断不全, 不像感知觉所反映的形象全面完整。不仅如此, 表象中的形象常常突出某些个别部分和特征, 其他部分却很模糊, 甚至完全没有了。

想象所采用的表象应是经感觉、知觉之后的表象, 这样更有利于产生新形象, 更有利于创造。

二、想象要借用他人的间接经验

这也是想象间接性的成因之一。刘勰论“神思”即想象曰“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 悄焉动容, 视通万里”, 超越时空, 突破千古, 只能借用他人间接经验才能办到。鲁迅先生借用前人提供的史料, 写出《故事新编》。姚雪垠用前人提供的史料写作《李自成》。任何要表现自己没有目睹、耳闻、身历的生活图景的行动, 都要借助他人提供的口头、或书面、或其他形式的有关资料, 而这样一来, 间接性就更加突出了。

别林斯基也指出:艺术家能够“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范围, 渗入到任何境况、任何国度、任何年龄、任何感情里去。”我们中国的文论家也说过类似的话。陆机在《文赋》里就说过:“精鹜八极, 心游万仞”“浮天渊以安流, 濯下泉而潜浸”“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恢万里而无阂, 通亿载而为津”。鲁迅也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指出, 关于人物模特儿, 他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

嘴在浙江, 脸在北京, 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三、想象与联想密不可分

联想的特点是:在先后两个 (或两组) 心象之间起着联系的承先启后的作用。这个特点使得联想成为形象思维的又一必要前提或关键。因为形象思维是一种心象运动, 而心象要运动, 要从此心象过渡到彼心象, 或将两个心象联系起来, 就必须以联想为“中介” (桥梁) 。例如, 马致远构思《天净沙·秋思》, 就是由“枯藤”联想到“老树”, 再联想到“昏鸦”, 形成一组心象。再从这组心象联想到另外一组由“小桥”“流水”“人家”组成的心象, 然后又联想到“古道”“西风”“瘦马”这一组心象, 尔后又联想到西下的夕阳, 最后联想到“断肠人”。这里的形象思维就是想象过程, 而其具体构成方法, 就是通过联想把各组心象, 甚至各个心象联系起来, 显然, 正是联想的联系作用, 使得想象得以构成, 使得想象思维得以进行。

四、想象案例分析

(1) 美国的一家报社曾举办过一次“想象力”作文比赛, 获得第一名的是这样一篇小学生作文:有几个小男孩到郊外去玩, 在芦苇中发现了一只蛋, 有的说是蛇蛋, 有的说是鸟蛋, 争论没有结果, 他们决定把它拿回家放到烘箱里去孵……过了几天蛋破了, 大家紧张地盯着, 看看, 哈, 蛋里孵出的是里根总统!这篇想象力丰富的作文受到了广泛推崇, 被推荐到全国报刊上登载。

西方国家的学校在教育孩子时, 总是想方设法地挖掘他们的想象力, 而我们的许多教师更多地要求学生循规蹈矩, 进行理性地思考。以致学生在“正确答案”面前如履薄冰、举步维艰, 生怕一不小心遭到老师 (家长) 的训斥。最终, 使学生学习变得呆板、枯燥, 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求知的渴望, 甚至灵活的理解都没有, 只能死记硬背“标准答案”, 以求万无一失。久而久之, 严格的学校或家庭教育使一个个学生 (孩子) 成了学习机器, 哪里还有想象力可言?

(2) 1993年《黄金杂志》第7期曾登载了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的报道———《夏令营中的较量》, 说的是1992年8月77名日本小朋友和30名中国小朋友在内蒙古乌兰察市盟共度草原探险夏令营的不同场景:

(1) 一名日本儿童病了, 硬是坚持走到底;一名中国儿童却回大本营去睡觉。

(2) 一位日本家长面对自己发烧一天多的孙子鼓励几句, 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一位中国家长发现前面的道路被洪水冲垮, 却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 风驰电掣般地冲出艰难地带。

客观性思维 篇2

语义、概念和映射世界-也谈语言、思维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环境输入源即客观世界和我们所经验的世界即映射世界应该被严格区分开.映射世界与赋予结构的`心理过程有密切的关系.把意义看成是映射的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就会认为客观世界在语言中只起到间接的作用,它为产生映射世界的心理过程提供素材.研究语义应该聚焦在映射世界里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所指对象之间的动态关系上.由此,基于语言与言语之不同的根源,从认识论上表明语言系统本身不同物质世界发生任何联系,言语行为同物质世界才发生直接的联系;从方法论上提出语言符号研究应该真正地秉承“符号学范式”.

作 者：刘春芳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12刊 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8(6)分类号：H0-05关键词：语义 概念 映射世界

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分析 篇3

关键词：国家利益；主观性；客观性

一、国家利益的概念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词汇，也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根据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国家利益是很难把握的概念，也是内涵比较丰富的概念。我国学者阎学通在国家利益方面研究比较先进，根据他的解释，国家利益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全体人们需求的东西。因此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家，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解释，而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特点。

二、国家利益的客观性

从客观性角度来分析，国家利益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是由于各个国家都具有“国家的身份”，所以具有本质上的共享，“国家的身份”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家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就是国家的客观利益，可以因不同国家而不同，但是每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都以客观国家利益为基础，如果国家忽略其客观利益，那么则会失去其国家属性。

客观国家利益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三个方面，国家生存利益是其中最为本质的内容，是国家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国家生存利益和领土完整有着密切联系，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国家生存利益就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独立和自由也是客观国家利益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国家控制资源分配。国家不仅需要生存，同时也需要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国家就很难满足内部需求和外部紧急情况。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的基础，国家拥有主权就代表着能够独立处理内外事务，独立也是相对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经济财富是第三种国家利益，是保持社会中的生产方式，也是保护国家的资源基础，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财富就是经济增长，而对于封建国家来说，经济财富并不是经济发展。如果经济财富与生态环境发生矛盾，那么经济财富就会有不同的解释。

集体自尊是第四种客观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地位和尊重的需求，主权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至少可以被看作国际社会平等意愿，可以避免遭到征服的威胁，也可以避免受到精神威胁。集体自尊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

以上四个方面就是客观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外行动的根本动力，这些因素都是国家必须实现的，否则会出现国家灭亡。因此可以总结出，国家利益客观性表现为：第一，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第二，国家利益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国家利益的主观性

从主观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利益也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主观国家利益由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首先提出，他认为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认同，包括文化和信仰两部分，信仰是文化的产物，所以文化才是主观国家利益形成的根本。

本文将通过美国来说明主观国家利益与客观国家利益之间的统一。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主流文化，美国国家利益在独立方面表现为宪政民主体制，经济财富方面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美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是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些都构成美国的立国之本。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国家利益由主观国家利益和客观国家利益相统一，共同构成美国国家利益的特征。

美国文化对本国国家利益有着自身的认识，这也其他国家相区别，因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缺少了部分内容，那么美国就不会追求如此的国家利益。虽然有些学者認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但是通过历史可以看出，一些与美国拥有相同地位的国家，比如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它们所追求的国家目标与美国都有所不同，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实力和地位虽然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主观国家利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和使用手段，美国在实力较弱时往往采用孤立主义政策，在实力较强时往往采用国际主义政策。

主观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实现手段和战略目标，但是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客观国家利益。国家对外政策的框架由国家客观因素来决定，主观国家利益只能在客观国家利益范围内发挥作用，并不能背离客观国家利益，也不能随心所欲建构自己的利益。因此可以总结出，主观国家利益受客观国家利益的限制，如果主观国家利益与客观国家利益不吻合，那么国家就会灭亡。比如国家文化的地位再高，當国家领土受到其他国家侵犯时，这个国家也不会放弃其生存利益而追求国家文化，否则就不能成为国家。汉斯～摩根索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他认为国家生存权益是一切国家利益的基础，所有政治家只有将国家利益看作自身政策的最高目标才能够成功，而没有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会在国际事务方面达到自己的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主观国家利益在客观国家利益框架内生存，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二者之间必须协调相处。主观国家利益在文化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并不意味着文化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决定了生存利益的重要性，也要求国家利益主观性必须服从于客观性。通过对国家利益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分析，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利益的共性，也能够看到国家利益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刘丰.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05：46-62.

[2]吴功荣.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利益”解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03，11：56-61.

[3]李曼，车华. 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辨析[J]. 平原大学学报，2007，02：36-39.

纪实摄影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篇4

纪实摄影是以客观规律为前提,用照片或视频等方式,将真实的生活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记录下来。摄影爱好者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真实的世界或事物展现在观众面前,使人们真正了解被摄对象的生活,引发人们的关注与共鸣。通过影像的方式,纪实摄影能够起到保留现在的作用,有着强大的解说性功能,诠释了人与环境,人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以后留下实证[1]。

记录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以达到及时保留具体事物的目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记录的手段也在不断进步,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情感与抽象思维的表达,都是通过绘画手段来实现的。随着科技发展的进步,摄影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数码时代的到来,摄影的方式早已成为人们最常用的记录手段。由此,摄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记录手段,而是升华成了一种艺术门类。

2 纪实摄影的主观性

2.1 情绪的主观

内心的情感,可以通过行为在身体动作上的表现来反映,被称之为情绪,包括了喜、怒、忧、思、悲、怒、惊七种。情绪的构成因素较为复杂,既包含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也体现了情感的呼应。在人的需求于客观事物情感之间,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作用。人们内心活动的诉求,是通过情感反映出来的。而情绪有着一定的主观性,情感体验方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

任何一部摄影作品的目的都是表达某种情绪,而人们的情感体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作品的内容中,由于融入了摄影者的情感,因此将画面的意境充分的表达了出来。不仅有效地捕捉到了摄影中的灵魂,而且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思想共鸣。纪实摄像受到情绪的支配,并非是一种单纯记录生活的方式,更在于是记录了事物的情感。

2.2 技术的主观

在纪实摄影作品中,摄影师常常通过技术因素,将自己对事物的观念表达出来。纪实摄影作品的真实性在于客观反映了瞬间凝固的那一刻,用艺术表现的形式记录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有着特定的审美价值。在技术上的运用方面,并非只是瞄准现实,拍摄的过程也受到了客观条件的制约[2]。

摄影艺术与客观事实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从抓拍与摆拍的细节,到光影细节表现力的展现,再到构图方面的分析,不仅展现和延伸了空间,更增强了题材的故事性表现。摄影师主观的审美感受,借助于灵活的手段与方式,采用最真实的手法。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到所拍摄的图片之中,表达出作品的主观意念,使作品更富于生命力与艺术气息。

3 纪实摄影的客观性

纪实摄影的客观性,是基于对问题的发现,且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摄影艺术有着其独特的美学特征,是对最真实的生活场景的客观,并揭示更融入了人类的思维。因此,摄影师必须坚持以事实为前提来发现问题,以便形成在进行拍摄时所需要的理性认识。对于摄影家来说,照相机等摄影工具类似于日记,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发现事实。在拍摄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思想与观念,以达到创作摄影作品的目的[3]。

摄影所抓住的往往是某一时刻或某一瞬间,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取最有效的信息。只有精确地掌握了抓拍时刻,才能留住事情最好的那一刹那,以优化视觉构图效果。对决定性瞬间的选择不宜过多,否则会过多融入拍摄者的主观意识,降低照片的真实性。纪实摄影所记录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并非完整全面,无法覆盖所有的空间、瞬间及角落。因此,所记录的真实,只是部分真实。

4 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对于纪实摄影而言,是对客观世界中的景物进行客观再现,而不包含摄影者的主观思想,这是纪实摄影客观性的体现。但摄影是由人们去完成的,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摄影者的主观世界,从而实现了与客观现实的联系统一。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同,纪实摄影作品有着一定的审美特性,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促进纪实摄影的发展。

任何一幅摄影作品,总是在拥有客观真实性的同时,包含强烈的自我主观性。不仅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还有着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在同一事物上包含了两对矛盾体,即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两者之间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尽管主观性与客观性分属于事物的两极,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因此,纪实摄影不仅要保证将客观的真实再现,更应与主观表现相结合,从而达到撼动人心的效果,完成所承载人文使命。

参考文献

[1]赵文玉.刍议纪实摄影的主观性与客观性[J].经贸实践.2016(1).

[2]海力洪.进入文化场景中——当代纪录片的主观性及自我表达[J].南方文坛,2014(1).

论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 篇5

论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

如何理解人文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和争论,并成为困扰人文科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难题,对其进行合理分析与解释有着重要意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客观性”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人文理解的多元性或不一致性并不影响其客观真实性.

作 者：柳祥美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刊 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年，卷(期)：58(1)分类号：B089.2关键词：人文科学 客观性 哲学解释学

任正非的“客观性智慧” 篇6

任正非，每次都自自然然、顺水推舟、平平淡淡地给出那些让人愕然、给人冲击的言与行。所有让人惊奇的成绩他都不怎么放在心里，仍然能够看到华为的危机，仍然号召全公司必须继续处处改进以获得生存机会。很可能，他对那些言与行以及付出换来的结果早就成竹在胸了，一系列举措不过是一个连续展现的过程，而我们则走一步、看一步、跟一步，因此每次等到新的成绩、新的举措出来后，我们又得刷新对他的印象。

任正非何以如此?

很可能，任正非开创了评价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新方法：坐标法，即企业家以自身为基准，牵引、调校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与实践。

个人，哪怕是卓越的企业家，如何能够成为坐标?坐标，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应该是客观的。然而客观性坐标敌不过人格化坐标，除了社会性因素外，更因为人格化坐标也可以有客观性。不抱怨，不中庸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没有原则的，更没有坐标——即便有也不会身体力行、不会以身作则、不会现身说法。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取决于你怎么看。如果你什么也不想改变的话，这就是稀松平常的现象。如果你真想改变什么，认认真真地做点儿有益的事情，那么没有原则、没有坐标就很严重。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任正非都属于那种真想改变点什么的人。他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华为这个企业组织就是以任正非为坐标准绳发展出来的。

我听过任正非很多次的讲话，不仅很少听到他抱怨，而且我们早已发现，在任正非那里没有中庸化的东西，只有近乎铁一般冷硬的逻辑和事实。他提倡所谓的“灰色”、“灰度管理”，但绝不“和稀泥”，而且坚决反对下属干部无原则地“和稀泥”。因此，在华为的氛围中有一种客观性。这在重关系、家长制的中国企业组织里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没有这种客观性，一个人的本事、胸怀再大，一个组织的人才储备、资本再雄厚，也会渐渐萎缩，成不了气候。

抱怨与中庸，是中国文化中类似于基因的负面因素，其涉及面、影响度之广深，几乎无所不至。而华为的客观性氛围就是不抱怨、不中庸，完全按事理来处理事情。这种氛围由任正非传染开并坚持了下来。他身体力行、现身说法地树立了一个坐标，一个全体华为人的坐标，这是他在华为的权威的基石。否则，我们说起华为的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华为基本法》、“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就会显得没有事理依据，像是在作秀，它们也不可能起到实质上已产生的重要作用。

任正非骨子里崇尚的领袖是自然领袖，而不是任命的、自封的、世袭的、永远光荣正确的、搞暴力迫使他人屈服的、靠金钱收买人心的领袖。因此，他实际上是不为任何表面的东西所影响的，除了事物本身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

客观性智琶

人是主观的，但也有客观性智慧。企业家成为坐标，是因为他们具有客观性智慧且能长期将其贯彻、运用下去。并不是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位老板都可以成为坐标的。其原因在于，企业家多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驱动的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企业家很容易在一个组织里成为相对没有约束、独揽大权的“土霸王”，很容易对自己“不客观”、“不智慧”，企业办着办着就成了“私人王国”。一个“私人王国”要取得华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客观性”在这里指的是对人、对己、对事都是客观的。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客观性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

任正非喜欢阅读，也喜欢在阅读中“寻找同类”，还喜欢把他欣赏的文章推荐给全公司看。这可能是企业家的“通病”：他们并不想直接灌输，而是希望员工自己去领悟。如果有心去统计任正非的阅读推荐，会发现绝大部分故事都是与积极进取、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地做某件很小的事有关。比如，《硅谷：生机盎然的坟场》告诉我们，硅谷的成功凝聚着一代一代怀揣创新梦想的人们的奋斗与付出；《可怕的曾国藩》讲的是这个成就大功劳的人如何一生谨慎、兢兢业业；《我国柴油机为何比不上美国》则讲的是美国柴油机运转十分好，铺在它下面的红地毯干干净净，而我们国家的柴油机漏油太多，会把地弄脏，因此同样马力的机器，我们的卖价不到别人的1／10……

这些文章都是正面的、传统的，还带点人生激励与说教的味道——对，这就是任正非的客观性智慧的属性。它基于人类的一种普遍智慧，并不是秘密的法术、神奇的诀窍、不传的秘方。客观性智慧有一种属性，即是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比较一致认同和接受的，毫无偏见，也没有投机性。正是在这种客观性智慧的基础上，任正非以自身为基准建立的坐标，才可以渗透至全公司。

当然，企业家要持之以恒地贯彻，才足以保持这种客观性。拥有客观性智慧的人倾向于保持这种惯性，何况任正非还会进行自我批判。如果有人真要去寻找华为发展的秘诀，我会提醒他，找来找去，最终将会一无所得，华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秘诀的东西。若有，那便是自我批判，不过这一点很难学。自我批判是任正非的独门绝技，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客观性智慧的一种体现——即使对待自己也是客观的。这是客观性智慧的一个核心支点：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客观，又怎能保证对其他人、其他事物客观呢?

用制度挑战“常态”

任正非对问题不是一次性或象征性地解决，而是制度性地解决。作为坐标，要有能规范所有人行为的能力，这是作为坐标的使命。提倡什么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将自己所提倡的体现出来，众所周知的华为员工持股制度能经典地说明这一点。

在中国，但凡涉及组织中的制度性问题，便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个人尤其是领导者不能成为自觉遵守规则的坐标。偏偏任正非是不屈于常态的人，他要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几乎所有企业经营中的这些已经变成“常态”的问题，堵住由此滋生的漏洞。而且对于组织中的“常态”问题，他往往会从制度性的角度去解决。

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篇7

关键词：新闻,报道,客观性

现代新闻传播的特性决定了新闻报道对客观性的高要求, 什么是现代传播的特性, 现代传播的特性就是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对新闻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在报道过程中必须以新闻工作者反映新闻事实为基础, 公正、透明、准确的捕获新闻的卖点, 由于新闻本身的不确定性, 有可能会造成新闻对个体和组织的伤害, 在法制社会里这种伤害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现代新闻传播的特性即是新闻从业人员必然要坚守的阵地, 从新闻的特性到新闻报道的准确, 都是客观性的具体体现。

1 新闻报道客观性的重要意义

新闻报道的是对事件进的新闻挖掘, 通过对人物、时间、地点和因果关系进行整理, 对内容会有剪辑, 对整个新闻的看点会突出, 在这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新闻从业人员由于职业道德的缺失, 而不能反映新闻事件的真实性给事件的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那么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出发, 必然要遵循新闻来源的完整, 同时新闻记者要对来源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 在确定信息源具有新闻挖掘价值的情况下对新闻事件进行挖掘, 这个挖掘会涉及到能否公正地看待所发生的事件, 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新闻事件, 新闻记者的主观性主导性有时也会影响到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所以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不仅包括对新闻事实的真实反映;也包括在二次新闻剪辑和加工中的客观性以及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水平这几个方面, 对于一个新闻事件报道的客观与否, 是有着血淋淋的教训, 由于新闻报道偏离了客观性给当事人和单位造成了损失, 有时不是用时间和金钱可以消除的, 新闻是舆论的监督的声音, 由于其受众群众和传播性强的特点, 所以在新闻报道发布后会迅速成为一个“新闻的事实”也就是常听到老百姓说, 新闻都放了, 是的这就是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给新闻事件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事件当事单位造成的正负反应, 这些都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从客观真实的角度报道和反映新闻事件, 以及擅用、慬用传播工具, 在使用新闻传播这一工具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新闻的纯洁和客观性。

2 新闻报道客观性存在的问题

新闻报道客观性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新闻记者没有到一线采访

有许多新闻记者让通讯员上交一些素材或者自个编辑出一些新闻事件, 还有一些是到了现场但没有接触到一线的当事人就发布新闻, 造成了新闻客观性的缺失和新闻事实的严重弯曲, 给新闻媒体形象和当事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2) 新闻记者个人主导了新闻的“客观性”

新闻记者主导了新闻事件是时常发生的事, 一方面由于编辑水平的有限, 很多新闻素材拿回来以后一经剪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该剪的不剪, 不该的剪的剪掉一大堆;造成了前后不能呼应, 以及事件模湖不清, 个人主导新闻事件, 另一方是个人主观性过强, 加入了很多自以为是的分析的评述, 弯曲了事件的本身从而影响了客观性。

3) 假事实掩盖了真事实

在很多次的采访中, 会有一些搞不清真假的事件发生, 比如, 许多个人提供的身份信息都是不真实的, 在新闻事件中不真实的内容过多, 包括人物与人物的关系, 以及需要有国家侦察机关出面的一系列问题, 是新闻记者没有办法去弄清楚的, 那么对这样一类的事件, 我们在报道的角度上和报道的方式上需要有一些调整。

4) 新闻“卖点”影响了新闻的客观性

现在一些媒体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导致相互之间竞争关系非常突出, 为了让受众有一个好的评价和吸引眼球, 过分的夸大和强调新闻的卖点, 从而严重偏离了新闻的事实和客观性, 其主要手法是, 一些未经证实的事件提前暴光;二是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事件被放大;三是夸大新闻事件所反映的真实;给受众已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新闻的“卖点”是导致失真的因素之一, 所以要满足新闻的客观性就是要避免不过度追求新闻“卖点”。

3 提高新闻报道客观性的措施

3.1 全面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素质

全面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新闻从业人员是新闻战线的先锋, 是客观反映和如实反映新闻事件真实有效的关键因素, 所以要从新闻从业人同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 特别是要努力学习新闻从业人员报道新闻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出发, 对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不能正确表达新闻事件所反映的真实性, 往往是由于其自身的水平所造成的, 那么就要从这个角度去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显然是当务之急, 并从培训和继续教育的角度不断地完善新闻岗位从业人员的能力。

3.2 以法制和规范来约束新闻报道的方式方法

任何社会的分子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从事其活动, 新闻报道也不例外, 也要从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角度出发,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新闻事件的客观性, 从而保证新闻报道是在公平、公开、公正, 不针对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情况做出的报道;对于正确的没有主观恶意的报道, 法律同样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力, 不能让记者正常的采方权力受到影响。

3.3 不过分追求“利益”

有些媒体记者为了媒体的利益, 比如拉一单广告, 就给一些好的报道, 反之就报道的偏离客观事实,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诚然媒体的经营是非常重要, 但是作为记者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在不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利益的情况下, 有权力向公众反应客观事实, 同时也不能因为“卖点”而过分的追求新闻的大、奇、特和死亡率, 这些都是违背了新闻发展规律的, 一个媒体的发展是基于公众的认可而不是公众的奉献和牺牲对新闻客观性为条件。

4 结论

现代新闻传播的发展, 要求我们新闻从业人员, 清醒的认识到自身从事这个行业的所应遵循的道德、法律和舆论的规律, 特别是从业人员要正确的使用新闻传播这一工具, 不能盲目的利用手中的资源, 为了个人和单位的经营利益要损害公众的对客观事实的知情权, 特别是夸大、虚假新闻对公众的伤害更为严重, 所以要加客观性的认识, 并通过提高人员的素质和加强约束以及管理来满足和达到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1]李海华.新闻传播与新闻报道的区别[J].上海电视, 2010, 5.

文学史写作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思 篇8

一、多元文学史观的大环境

到去年为止, 改革开放进行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获得了极大地发展, 不仅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五, 而且外汇储备早已排在世界第一位。政治上得到了巨大的进步, 文化上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整个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文学作为一门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 必然受到时代多元化趋势的影响, 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形成了文学史研究的高潮期, 正是这样的文学思潮和学术风气中, 孕育和萌生了多元文学史观。从文学史创作的角度看, 首先表现在数量上, 在2000年前就已经突破了2000种。但由于学者们创作的热情一年更甚于一年, 所以到现在, 实际的文学史著作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其次表现在, 经过多年的文学史创作的积累, 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佳作, 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尤其是洪子诚个人撰写的文学史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已经构成了个人撰史现象。“所谓“个人撰史”现象是指;依据文学史家个人的文学史观念和独特的研究方法, 独立撰写, 公开出版的文学史学术著述” (1) 。当然, 个人撰史现象并不是在新时期突然才冒出来的,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但它的真正起步和发展时期确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文学史的创作往往会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大影响, 这对个人撰史是不利的, 个人撰史在保证文学史基础知识的同时, 都会或多或少的体现学者本人的学术观点。而且与集体编撰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整个文学史的写作都是学者本人独立完成, 这意味着学者要面对着历朝历代的文学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对当时最前沿的文学史学术观点的参考, 对文学史的章节设置、字数分配、材料使用等都要面面俱到, 工作量之大, 可想而知。所以, 个人撰史对学者本人的学识, 学术, 知识系统, 对文学现象的独特思考, 写作能力等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个人撰史佳作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对的是文学史的集体撰写。文学史的集体撰写与个人撰史相比却有优势, 如可以集合最有利的人才资源, 按照每个学者的优势领域进行分工, 这样就可以把集体的智慧发挥出来。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如、集体撰史由于统稿很艰难, 这甚至会造成文学史内部的不相互矛盾, 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文学史实的看法是不会完全相同的, 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学者们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知识系统, 情感取向等等。这样看来, 新时期个人撰史现象的大量出现受到了多元的社会大环境的重要影响。

二、集体经验和个人经验

文学史的创作有两种经验来源, 分别是集体经验和个人经验。个人经验确实可以成为一部文学史最大的亮点, 但集体经验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学者本人的学术功底本身就来源于集体经验。但学术的价值不是站在前人的经验上止步不前, 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所以, 学者本人的个人经验 (情感立场、学术经验等) 在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的作用就更加被凸显出来。在这里我们便以文学史观为例进行具体的展开。陈思和曾指出“很多著名学者都强调过, 对于文学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仅对作家研究提出不同评价, 而是通过对某些既定文学史观的质疑, 力图改变原来的文学史固定观念和研究模式” (2) 。文学史观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新批评的文本分析理论、后现代理论等等。实际上, 作者在文学史的创造实践中自然不自然地就会流露出自己对文学史的看法, 比如某一位学者更喜欢唐诗, 或者他由于个人的经历而对唐诗有更加深厚的研究, 因此对整部文学史的写作来说, 对唐诗的论述相信会更加丰富, 也更加“个性化”, 因为既然对唐诗有偏爱, 按照一般理解, 作者肯定就会有更多的心得, 自然而然就会在文学史著作中体现出来。

三、个人学术著作的特性

文学史一般有两种用处, 一是作为大专院校的文学课教材。二是作为专家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有一些学者执这样的观点, 认为作为大学课教材的文学史应该四平八稳, 而专家个人的学术著作则要有个性和创新。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虽说要面面俱到很困难, 但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如果撰史者能够了解教学对象的需要和水平, 且将这些要求有机的融入到作者有个性的文学观念中, 创作出一部适合读者水平的文学史。这已经被很多有个性有质量的文学史著作所证明。但真正成功的文学史却主要是那些摆脱了一般的教学对象, 完全成为一种专家的个人学术著作的文学史上。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性的东西, 体现出的是研究者对文学发展规律的独特看法。文学发展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发展, 决定了文学发展规律也是变化发展的, 而且也没有普遍适用的文学发展规律。所以, 一般的文学史写作者都会在撰写过程中试图表达出和前人的文学史有所不同, 由于不同的文学观点、不同的叙述方式等彰显出自己的个性。

摘要：文学史的写作应该要具有著者本人鲜明的学术观点, 本文分别从多元文学史观的大环境、集体经验和个人经验以及个人学术著作的特性这三个角度进行讲述。

关键词：多元文学史观,集体经验,个人经验,个人撰史

参考文献

[1]吴玉杰:《多元文学史观与“个人撰史”现象》, 《文艺争鸣》, 2007年第12期

浅谈主持人风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篇9

主持人风格, 是主持人诚于内形于外的精神个性在节目中的具体体现, 是主持人区别于其他主持人的重要标志, 也是主持人走向成熟的开始。

主持人风格, 受主持人的气质、思想、知识水平、生活经验以及叙事、抒情的习惯方式等多种因素和影响。主持人的风格是其精神个性的外化。主持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文化修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 对其风格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主持人风格也受到节目类型和节目内容的制约。强调主持人的个性, 并不是说主持人可以不顾特定的节目内容和节目风格而任个人意志随意处理节目, 只有当主持人的个性和节目的内容、风格相统一时, 才会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主持人风格的客观性, 还表现在它不能超越时代, 不能超越国情、民族以及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类型节目的主持人的风格有所不同, 同一类型节目主持人的风格在中国和外国也是不同的。例如, 同是新闻性节目, 中国的主持人和西方主持人不一样;同是娱乐性节目, 中国的主持人和外国的主持人也不一样。中国主持人的风格虽然多种多样, 但对全球而言, 它又体现出同一的中国风格。

从一些风格鲜明的主持人的实践来看, 有几点心理因素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 树立自信心。自信, 就是相信自己。不管什么事, 相信自己能够完成, 才能把它做好。节目主持人要做好工作, 并在工作中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首要的心理条件就是自信。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节目主持人也必须有“我就是个节目主持人”的信念。没有这份自信, 就不能摆脱在话筒前的紧张感, 更不能获得主持中的松弛感, 自己不相信自己, 并把这种心理状态带到节目中去, 受众自然也就不相信你。我们的一档晚间谈话节目《主播时间》就是一档需要充分展示主持人主观性的节目。一周七天, 每天一个主持人, 一天一个特色, 一天一个风格, 这样才会带给受众一种新鲜感, 才会让受众在体味不同风格的节目的同时, 接收到来自不同角度、不同思维的信息, 更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看世界、看问题, 体味生活。

第二, 坚持独立性。“独立”二字的本意就是单独的站立, 就是不依靠他人。节目主持人是否具有独立性, 是其能否建立个人风格的重要心理条件。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个体是差异的。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气质、性格以及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下,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是个独立性的体现, 任何一个风格鲜明的节目主持人, 都不能成为别的主持人的范本。风格不能模仿亦不能复制!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追寻一些自己欣赏的、羡慕的东西, 每个主持人在生活中都有各自的特点, 成因是复杂的, 组成是多方面的。这些与其他任何主持人都不相同的特殊点, 就是风格形成的基础。独特的主持风格展现出主持人独特的气质、修养、处事态度和审美观点。老一代的主持人倪萍, 新一代的主持人董卿,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就是因为她们独特而又很有亲和力的主持风格以及她们强大的人性魅力。她们的风格无人能够复制, 也很难超越, 独一无二。

第三, 正确对待气质。气质对于人的职业有一定的影响, 对主持人风格的建立更具有影响。心理学家认为, 气质是人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不同的职业对气质有不同的要求, 对节目主持来说, 气质条件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气质条件好、智力水平高才能成为优秀的主持人, 但同样也会出现两种可能性: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工作出色、风格平平。所以一个主持人绝不能盲目认定自己的气质就一定能够形成鲜明的风格或取得杰出的成就。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地对待气质, 善于了解自己的气质特点。因此, 就有了娱乐主持人、新闻主播、生活类主持人、谈话类主持人。笔者作为一个交通台的主持人, 其气质及语言风格能够充分融合智慧及语言魅力的节目, 就是谈话类节目,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无法完全胜任综艺娱乐节目, 这正体现了主持风格的客观性, 这就需要扬长避短, 发挥所长, 充分体现主持人的主观性。

主持人风格是诚于内形于外的精神个性的体现, 也就是说, 不论何种风格都有它的外部表现方式即客观性和主观性, 也就是真实自然、扬长避短。内容和形式的和谐, 形与神的统一便形成风格。真实地展现自我, 是主持人建立个人风格的最好方法。主持人风格的表现方式, 不仅需要真实自然, 更需要扬长避短, 只有这样, 才能使自己提高、升华。真实流露, 是一种主持风格的主观性;扬长避短, 就是主持风格的客观性。

作为一名交通台的主持人, 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性而更应该注重主持风格的培养。节目要有对象性、服务性和实用性, 更要有亲切感、时代感和交流感。我们的广播在车上, 这样的舆论传播就是一个大的窗口, 从小的范围讲, 我们服务的是广大的士司机, 从更加广阔的意义上讲, 我们的听友群有本地乘客, 有南来北往的客人, 这样就必须立足本土特色, 让我们的主持风格的主观性展现出来, 让更多的人感受白城的地域特色, 由人识山水, 近而宣传白城, 推介白城。发挥我们主持风格的客观性, 带上感情的色彩, 让南疆北陲的朋友认识白城, 开发白城。

论新闻客观性的生成逻辑 篇10

自20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 西方新闻界一直秉持着客观性原则, 以通俗化、商业化的媒体运作一方面规避政党报刊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倾向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行业发展缺陷, 另一方面则在客观性话语的标注下大行市场拓展之道, 用“不强调观点, 而强调信息, 尤其是轰动的信息”的方式逐渐巩固了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专业主义概念组成部分的客观性之地位。

客观性——媒体与媒体从业者的荫蔽

大众新闻业早期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以经济独立谋求言论独立, 而经济独立的根本在于争取最多数的受众和广告商。客观性遂成为媒介争取最大化市场的理想选择:无偏见 (unbiased) 、无党派色彩 (uncolored) 、平衡 (balance) 、公正 (fairness) 等作为客观性的具体要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和广告商的利益——在不偏不倚中追求“多数法则”。

客观性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 一种认识论, —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以及受众对新闻期望的共识的一部分。 (1) 其作为主流新闻文化的重要构成发挥着类似于意识形态的隐蔽的控制功能。譬如在客观性的技术操作层面, 依赖新闻来源成为淡化媒体介入色彩的重要手段, 新闻媒体以忠实于新闻源的方式来表现客观性理想, 从而在新闻源支配媒体表达的过程中巧妙地实现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配合, 政治风险悄然释放。

经济利益的获取与政治风险的化解, 进一步增强了客观性的生命力与行动力。无论是《大公报》所主张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 还是《纽约时报》所宣称的“无私、无惧”, 都体现了真实、均衡、公正等客观性内涵在媒体组织内化的倾向。

事实上, 客观性报道准则与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是有矛盾冲突的, 如过分依赖公认的权威去获得对现实的描述, 很少质疑来自官方信源的自利性观点等, 这些都抑制并束缚了采编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削弱了他们对新闻工作过程和结果的控制感。此外, 客观性使记者置身事外, 成为政治生活的观望者。不得提出主张, 参与争论, 不可以在争论双方之间作出判断, 从而否认了记者发挥独立判断才智和行使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权利。或更进一步说, 客观性表现了新闻创作商业化之下记者脑力劳动的异化。 (2) 但客观性却成为一种普适性的职业理念被中外媒体从业者广泛认可与追求。

新闻业巨大的社会影响要求从业者必须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同时客观性还是从业者建构相对独立的社会形象与地位的根本所在。首先, 记者所获得的较之普通公众广泛和深入得多的采编播的权利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客观性至少是确保公共利益的形式要素之一;其次, 记者正是凭借如科学家、律师、医生一样的有道德、客观地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技能来建立自己的职业工作者形象——通过追求客观性突出强调其工作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淡化和隐藏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雇员的身份。此外, 通过遵循客观性的系列操作规程, 记者能降低遭遇编辑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的风险, 同时还使其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和后果负责。

中国的媒体和从业者迅速而广泛地吸纳新闻客观性,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 还有本土化特色要求的考量:一是对长期以来新闻生产领域过于浓重的倾向性的中和, 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萌动和建构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二是媒体适应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自觉要求, 同时还体现了媒体主动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

客观性——权力话语的寻租

如果用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来观照客观性的历史发展进程就会发现, 媒体和从业者的选择只是客观性达成的外显方式, 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

以鲜明的党派性、倾向性著称的政党报刊时代终结于强调无党派性、平衡中立的大众新闻业兴起之时, 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新的新闻语态支持与荡涤泾渭分明的立场。国家、政府、政党等为代表的政治权力话语不再用—种鼓噪、张扬的方式来表达观点, 传递立场, 转而用—种制造“社会合意”的方式温和、隐蔽地维护现存的社会体制。这种温和隐蔽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制造媒介事件、新闻源控制——通过为媒体设置议程来达到影响社会和公众的目的。

一方面是客观性作为一种策略仪式深入到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为了达到客观报道的目标, 新闻机构与记者在汇集、采访、报道新闻事实时, 经常采用以下几种做法:以倒金字塔方式在第一段简述基本事实;以五个W报道;以第三人称 (语气) 报道;引述当事人的话;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不采取立场;至少表达新闻故事的两面。这些做法, 行之多年, 渐渐成为新闻制作的例行程序或惯例。 (3) 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权力话语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发挥的独特而重大的影响, 重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社会矛盾的缓解与消融、公民权利的承诺与保障、社会系统的运行与维护等, 权力体系充当着天然的新闻源角色。但这并非意味着新闻就只是事实的呈现, 大众传播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非常重要, 遑论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媒体在“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 引述当事人的话”等客观性规则的制约 (也可以说是保护) 下, 巧妙地呈现了主流话语的立场与姿态。诚如某些学者所言, 新闻越是“客观”, 它成为官方机构纯粹的传声筒的可能性越大。 (4) 很多时候, 媒体本身不发表评论, 而是邀请嘉宾就某一新闻事件发表看法, 而嘉宾专业和身份的标明从媒体生产的角度来说是体现其客观性的途径, 究其本质却展示了权力话语对新闻从事实到观点的操纵。

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提到媒介所受到的商业形式控制的时候指出, 新闻媒介的内容反映广告商及其商业伙伴的思想观点……甚至在计划经济中, 一些商业影响仍然有所表现 (尽管这种影响只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产生) 。 (5) 这无疑是对经济权力寻租新闻话语的注解。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广告商和媒介所有者对新闻生产的隐性制约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号称媒体客观典范的《纽约时报》到宣称电视真实的CNN, 从有世界性影响的通讯社到地方性的小报, 都能窥见广告商或媒介所有者影响的影子。经济势力除了采取撤销广告、压制新闻等赤裸裸的方式对新闻业施加影响外, 还通过充当新闻来源、制造新闻事件等来设置新闻议题, 吸引或转移公众注意力。

在当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从地方到中央, 从个人到国家, 对经济信息的需求 (尤其是对经济环境的感知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激增, 经济势力开始更显著和更具规模地渗透到新闻生产中。跨国公司高管访谈, 理财类专家的建言具有了更广泛的市场——为困顿于经济衰退阴影中的人们指点迷津, 进而凝聚人心、整合社会。

如果对寻租新闻客观性的权力话语进行细分会发现,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知识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布尔迪厄很早就注意到经济、政治、文化资本之间的转化现象。在“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当代社会, 将知识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转化为权力资源不足为奇。各类专业媒体的勃兴一定程度上依赖相应领域的专家参与新闻的专业制作, 如特邀嘉宾撰稿、特约评论员文章、嘉宾点评等。从社会民生到国际纷争, 从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 知识以其自身的公益性与客观性掩盖了知识权力阶层对其解读和运用过程中的选择性与功利性。

客观性——技术逻辑与公众期待的耦合

新闻业的诞生发展与传播技术的创新扩散具有高度的同步性。电报作为一种传播新闻的方式, 以及随后产生的建立在电报上的新闻机构, 对客观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的电报, 在改善社会信息传播环境的同时, 也直接促成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由于早期的电报按字节发送, 其较高的成本和偶尔的不可靠使得新闻生产在适应新技术的过程中追求更短小精练的新闻报道, 19世纪早期以冗长、深思熟虑、解释性为特征的报道风格被电报发明后追求独家、轰动新闻和事实真相的报道风格所取代。 (6)

新闻通讯社的建立也被认为是促成客观性诞生的重要技术因素。通讯社是新闻商品的批发商, 其提供半成品式的中性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直接报道非常适应通讯社的政治经济逻辑。此外, 新的传播技术如广播、电视都对客观性具有重要意义。广播声音传播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具有较好的客观性优势;电视则以镜头真实的方式来表现对现实世界的“透明性效果”, 不是如报纸诉诸对陈述者角色的排除, 而是通过电视技术创造的错觉——仿佛不经过媒介中介而呈现一个“自在世界”。

由此可见, 新的传播技术的叠加扩大了媒体创造更逼真世界的潜能, 不论是报纸事实与观点的分离, 还是电视忠实于镜头与画面, 都进一步强化了客观性规则在新闻生产中的支配性力量。

公众期待是客观性新闻文化普及的重要因素。媒体言论自由权的获得和证明是以实现和保障公民知情权、传播权为基本逻辑前提的。知情权要求媒体将事实与观点分离, 尊重公民的个人理性和判断;传播权要求传播多样化、差异化的声音, 以维护“观点市场”的均衡。公众对客观性的期待正是建立在上述权利基本要求之上。不仅如此, 客观性还成为公众评判媒体表现的重要指标, 成为有关新闻的公众话语中最活跃的部分。

虽然由于技术原因, 报纸和电视在表现客观性的形式上有较大差别, 即报纸强调事实与观点分离, 电视则强调忠实于镜头和画面, 但公众在对客观性的评价上却更倾向于相信技术制造的错觉。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 69%的被访问者首先把电视作为其主要新闻来源, 而且普遍认为电视更可靠。冈特等人也表明, 在大众对可信度的看法上, 电视越来越超过其他媒体, 各类报纸更不在话下。 (7) 一方面是技术逻辑催生的客观性效果的实际差异, 另一方面则是公众期待构成中的评价区分, 这实际上提示了不同类型媒介客观性比较的可能。

客观性神话的生成与维系, 媒体和从业者的选择是自内而外的内生型动力, 权力话语的寻租是由外向内的隐蔽型支撑力, 技术逻辑是稳定型催化剂, 公众期待则是由下及上的伴生力。

虽然新的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新闻的个性化生产, 以及个体对传统媒体依赖的减弱, 可能削弱客观性准则的适用范围与效果, 但因此而断言客观性过时或消亡则为时尚早。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 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博弈与平衡。甚至可以说, 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选择性与现实合理性;而要消解客观性神话, 则必须打破这种力量平衡, 或找到更合适的替代性选择。至少从现在看来,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注释

1哈克特、赵月枝著, 沈荟等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61~64页, 第35页, 第56页。

2许燕:《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的基本涵义辨析》, 《新闻大学》, 2007 (4) 。

3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39页。

4约瑟夫·R·多米尼克:《大众传播动力学:数字时代的媒介》 (第七版) 影印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