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观条件

2024-04-15

主客观条件（共6篇）

篇1：主客观条件

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客观条件

刘禹锡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受当时唱和之风影响,创作了大量的唱和诗。

在刘禹锡819首诗中,唱和诗约为250多首,占1/3左右。目前对刘禹锡唱和诗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而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文集整理、作家作品以及问题争鸣三个方面。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又多关注于刘禹锡的生平、思想和咏史诗、讽刺诗、民歌体乐府诗上,而对其唱和诗的关注还比较薄弱,对刘禹锡创作唱和诗的原因还鲜见报道。本文试图对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客观条件作一番探悉,以此了解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缘由。

一、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客观条件

(一)社会环境

中唐德宗、宪宗等皇帝好文,尤其是在位时间长的德宗,把初盛唐就有的好文风尚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贞元、元和时期,进士科达到最繁盛阶段,名公大臣好多出于进士科。而进士科考试,主要取决于诗赋,文辞优劣在主考官选人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刘禹锡有诗819首,唱和诗约有250多首,占30%左右。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刘禹锡留下了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唱和诗篇,成为古代诗歌领域的一块瑰宝。

(二)元稹、白居易的唱和影响一时诗坛的创作风气

元稹、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诗人,一直以“元白”并称于世。二人“死生契阔三十载,歌诗唱和九百章。”① 他们的唱和始于贞元十八(802)年,止于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历时三十年,唱和之作逾千首。

元和初年,元、白唱和以讽喻诗唱和为主,多采用古体诗形式,两人毫不避忌,直抒胸怀,交换对时局的批评意见,诗意明白显露,语言浅易流畅。从唱和诗单篇来说,它们是元白唱和诗中思想性最强的部分。

二、刘禹锡唱和诗创作的主观条件

(一)互相学习、互相追慕的崇拜心理

原唱作者寄出诗作,和诗者往往因为一首诗独特的内容、风格或新奇的表达手法而被吸引,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学习模仿原诗的创作心理。这时候,和诗者对原诗的欣赏认同是产生和诗冲动的基础,欲学习模仿并企图超越对方的心理则成为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崇拜心理集中体现在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活动中。刘禹锡与白居易堪称中唐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歌特色是各有千秋,各具风格。白诗平易浅切,且有情韵;刘诗凝炼含蓄,且有神妙。在一往一返的唱和过程中,两人互相学习,互相追慕。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有所提高。白居易在《与刘苏州书》中云:“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又有一段描述:“乐天自言其与微之时文之病……盖乐天平日之所著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由此可见,两人在相互崇拜心理的驱使下,互相学习,提高了自身的创作技巧。

(二)传情达意、表达思想的沟通心理

诗之唱和,不是人们刻意所为,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就诗本身而言,它天然具有此一功能;就诗作者来说,他又天然具有这种渴求。早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就提出诗“可以群”的观点,并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而诗又是诗人“志之所之”,情感抒发的结果。“情动于中”,正是通过诗去“嗟叹之”,“永歌之”,诗已成为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人们很早就把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交流工具和社会交际工具来使用,诗之唱和正是这种功能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通过诗歌的互相酬唱所表达的劝勉、慰藉之情对于诗人相当重要,迭吟递唱之下,刘禹锡正是在这种心理需要的感召下进行唱和诗创作的。

(三)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

阿德勒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受“向上意志”的支配,人天生就有一种追求优越的倾向。文人诗歌的唱和行为就有向对方追求优越的心理倾向。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云:“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一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们在唱和中普遍存在争胜的心态,在唱和这样一往一返的.较量中,势必要求唱和双方在诗艺才学上苦心积虑,力求在立意、诗才、用韵等方面创新出奇,以胜过对方,获得超越对方的喜悦与满足感。

元稹、刘禹锡、韦楚客会于白居易宅,论南朝兴废事,白居易倡议各赋《金陵怀古》诗一篇,“刘骋其俊才,略无逮让,满斟一巨杯,请为首唱。饮讫,不劳思忖,一笔而成。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吾子先获其珠,所余鳞甲何用?’三公于是罢唱。但取刘诗吟味竞日,沉醉而散。” 这便反映了诗歌唱和中诗人互相争胜的心理。

(四)游戏娱乐、风雅应酬的慕闲心理

诗人于从政闲暇或退休时追求自适。紧张、繁乱的从政生活及宦途荣辱中感受到的烦恼在诗酒唱和的游戏、娱乐中得到调节。中唐时期,唱和诗的社交功能增强,唱和诗成了诗人间交往应酬的工具。“白乐天洛中高退十有余年,度日娱情,惟诗与酒。追游唱和,著在文籍。”裴度大和八年(834)暂居洛阳,“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游之。” 刘禹锡开成元年(836)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一时期,由于诗人享有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又闲居洛阳,无所事事,文酒之会的圈子便对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终于藏掖起早年的犀利锋芒,转而萌发了明哲保身的思想苗头。便形成追慕闲适的心理。“热衷于征管逐弦,陶醉于诗酒风流。”⑩创作了很多应时、应节、应景、应宴的唱和诗。

篇2：主客观条件

2. 无罪证明。

去加拿大留学，除了具备以上条件，自身应该具备比较好的高考成绩，还要有高中学校开据的三年高中的.成绩证明，以及以下个人能力要求：

3.自学能力

国外大学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和国内会有不同。国外基本上都是“一分教，九分学”。所以大部分时间需要学生自己来自学和研修，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学生之间团队来共同完成。

4.自制力

自制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国外的诱惑很多，不仅仅来自物质，而是来自方方面面。要想成功完成一件事，首先就要降低自己的利欲心，完全静下心来认真攻读自己的功课。

5.一定的语言基础

许多同学受一些机构的影响，抱着到国外再学语言，语言能过得侥幸心理。但是侥幸毕竟是侥幸。学生如果国内无语言基础或语言基础不过关，到了国外学语言是个很艰难的事情，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留学生导致留学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6.家庭经济足以支付留学费用

加拿大留学专家指出，出国留学毕竟是笔很大的开销，不是一般工薪阶层家庭能承受的。如果家庭经济不能足以支付去加拿大留学费用，我们希望学生们要仔细考虑，是否要出国留学。尤其是语言基础不好的学生，国外的花销更大。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学生考虑学校合作项目或免学费，低费用国家。

7.很好的外交能力

篇3：舞蹈美的主客观条件

舞蹈作品是基础, 演员表演是载体, 只有两者完美、有机、恰当、准确地结合起来, 才能构成舞蹈美的效应。

舞蹈作品是编导艺术创作的成果, 也是一个编导的生活感悟和积累, 艺术实践、文化水平和审美修养等综合素质的体现。舞蹈作品的成败, 虽说有各种原因, 但编导的素质、特别是审美意识和审美修养是决定作品艺术水平高低和成败的关键。舞蹈作品首先是编导艺术构思的劳动成果, 其次也是演员和所有舞蹈工作者刻苦认真进行二度创作的艺术结晶。舞蹈美是舞蹈作品具备的审美属性。它是舞蹈家从自己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出发, 对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的一种感悟和认识, 并借助演员的肢体语言给予深刻形象的艺术表现, 并在特定的时空转换中, 创造出的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具有明确目的的一种具体可感知的饱含诗情、富于乐感的动态艺术美。

一、舞蹈作品的内容美

舞蹈作品的内容是由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环境五个方面构成的。舞蹈要表现什么内容、如何表现, 则由编导自己对社会生活和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感悟和体验所产生的一种创作冲动, 即创作动机。

舞蹈作品的内容美, 主要突出体现为真、善、美三个方面。

(1) 真:即真实性。要求舞蹈作品要艺术真实地再现生活的本质和客观事物的规律, 艺术的真实应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 做到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较之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精彩、更生动、更具有普遍性, 因而更具有典型代表性。真, 真实可信, 由于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人们审美理想愿望, 因而即成为舞蹈作品内容的第一要素。

(2) 善:即作品的主要内容要以健康向上的力量, 给观众有所启迪。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善”字在现今阶段的一种具体要求舞蹈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是对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的颂扬。舞蹈作品要突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以催人向上的精神人们以鼓舞和激励, 是舞蹈作品内容美的另一个要素。

(3) 美:即要求舞蹈作品必须达到内容美与形式美的高度统一结合。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和最终要求, 在真善的基础上必须力求艺术的美, 能实现审美的流程, 完成审美的目的, 发挥审美的效应, 满足审美的要习粗制滥造是搞不好创作的, 树立“精品意识”是要求在创作中树立一丝苟、精益求精的创作追求和严肃、认真的态度。那种只求数量、不重视质的作风, 或者“急功近利”的创作态度, 都有碍于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坚持作品内容的“真、善、美”是舞蹈艺术家毕生奋斗的目标和刻意追求的效果。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 只有坚持做到“真、善、美”, 方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二、舞蹈作品的形式美

舞蹈作品的形式美是舞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是作品内容的载体和外包装。舞蹈作品的内容美是必须借助和依附舞蹈作品的形式美给予体现和展示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是艺术审美的理想追求。

舞蹈的形式美, 应从内容美的需要出发, 形式表现是对内容美的升华和发展, 同时它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形式美的审美追求, 创作中不能忽视内容, 也不能忽视舞蹈的形式美, 即舞蹈的表现方式, 它对塑造完美的舞蹈形象, 增强艺术感染力起着重要作用。

1. 舞蹈形式美的作用

舞蹈作品的内容表现必须依靠舞蹈形式为手段, 以演员表演为载体, 舞蹈形式美是舞蹈内容美的外化。观众只有通过对舞蹈演员所表演的作品形式的直观感受后, 方能理解和体会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和主题立意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 达到审美感受, 完成艺术审美的流程。

2. 舞蹈形式美的分类

舞蹈形式美分为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内在形式指编导在创作时, 对作品内容表现的结构方式即指编导的艺术创作构思。舞蹈外在形式指的是舞蹈表现手段, 即舞蹈语言的设计与运用, 风格韵律与节奏的处理追求, 队形的调度与变化, 形象的设计与塑造, 音乐的渲染与烘托, 意境的追求和变化, 舞美的设计与风格等。

舞蹈作品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均属于舞蹈形式美范畴, 两者是不可分的整体。而形式美与内容美是构成舞蹈美有机组成的两个支架。而演员二创作的表演则是内容与形式相互结合的一个焦点与契机。演员的表现能技艺水平、文化素质、审美修养、实践经验、生活积累、角色创造、思想品德、工作态度等, 则对舞蹈作品的成败、好坏、优劣起着关键性作用。编导、音乐、舞美、演员等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拼搏、相互支持、携手创作是完成艺术创作的保证。只有在编创人员的共同努力中, 才能创作出深受广大群众赞誉和喜爱的舞蹈艺术精品, 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舞蹈事业的发展和舞蹈文化的广泛普及与传播。

作者单位:佳木斯市歌舞团

佳木斯市技师学院艺术系

篇4：正确反映的主客观条件及其统一

关于正确反映的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明确指出了认识必须依赖实践，社会实践是人们的思维正确反映现实的基础和条件。然而，并非任何实践活动都会导致正确反映。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只凭感觉和经验盲目地实践，要取得预期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走很多弯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凭教条和主观臆断去办事，也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我们知道，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观的活动，是连接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因此，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从实践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及二者的统一性去观察问题。那么，实践本身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否具备和如何统一的。一定的客观条件是正确反映的物质前提，一定的主观条件是正确反映的精神动力。

人们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客观实在通过感官进入大脑，再经过思维加工才获得的。这里的“客观实在”就是正确反映的物质基础，“思维加工”就是正确反映的精神动力。首先，让我们就“客观实在”展开来说。诚然，整个不依人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都是人们正确反映的可能对象，但这决不是说，整个物质世界会全部无遗地、自然而然地和一次成功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来。实际情况是，只有被纳入人们具体认识的即为人们所具体考察的客观存在，才是人们认识真理性的物质前提；只有这些考察对象被吸引到人们头脑里来，才能产生“映象”。由此可知，人们正确反映的客观条件应该是指某一具体考察对象的存在及其产生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及它本身的发展和内在诸矛盾的显露程度。此外，他人在认识这一特定对象方面的实践体验（这对于自我来说也属客观的）也可资借鉴。

首先，必须了解某一认识对象的历史背景。人们如果不把事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是根本不可能对它有正确认识的。因为历史背景不同，事物表现的状态、性质和特征都不相同；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事物甚至不会产生。譬如对某一理论观点的正确理解，必须考虑到它被提出的历史背景，它所回答的历史课题和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对某一人物的正确评价，必须考虑到他出现的历史背景，他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他所完成的历史任务。对某一事件的正确评判，必须考虑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它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它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考察一定的自然环境，也是人们正确认识某一事物的重要条件。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和演变，对于某一人物的活动和才能的施展，对于某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对于某种观念、意识、习俗的形成和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要求了解国情、省情、乡情和民情，其中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如果我们看不到沿海地区的优势及其与内地发展的内在联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党的对外开放方针和建设沿海经济特区的政策。如果我们不了解我国的自然地理状况和生态特征（包括人口生产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掌握国家关于经济规划、生产布局、国土整治和计划生育等等方针政策。

一定的考察对象本身的矛盾表现和暴露程度，也是人们的正确认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客观条件。当某一矛盾尚未发生时，人们只能通过现存矛盾运动的规律去猜测和推断它！然而，即使这个猜测和推断属科学预见，也不可能完全精确。当矛盾开始萌芽和生长时，人们只能对它有初步的了解。只有当矛盾充分暴露出来，人们才可能对它有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或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往往会产生偏颇和反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既无万灵的经书可照抄，也无绝对的模式可沿袭。我们只能手执望远镜，背负旧行装，摸着石头过河。马列主义望远镜使我们看到大方向，但我们却跋涉在急流险滩和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而前面的景物又在变幻更迁着。因而只能在不断观察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前进，而只有在矛盾的逐渐生长和显露中才能去发现它、了解它和解决它。总之，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它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但是，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更不能说今后可以完全避免犯错误。我们仍然需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中前进。

他人的实践体验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一个客观条件。人们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当然是靠自己的实践，但这与他人实践不但不互相排斥，相反是彼此相通、互相依赖的。所谓自己的实践不等于纯粹个人直接经验，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必躬亲。其实，人们获得的知识大部分还是间接经验。他人的实践体验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消化、吸收，并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借他人之力奔跑、踏前人之肩攀登。错误和挫折教训我们，闭关自守、闭目塞听，会使自己耳不聪、目不明、信息不灵，结果就重走他人老路，重蹈覆辙。因此，我们除了重视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之外，还要重视向他人学习，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

上述种种都是人们正确反映的客观前提，但它并非正确反映本身；人们只有从这些客观前提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努力实践和思维加工，才能实现正确反映，达到对客观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关于正确反映的主观条件，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善于调查研究，敢于深入“虎穴”。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人们的认识对象，但它广阔无垠，是人类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人们要认识具体事物，必须选择特定的对象，对它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事物的本质又往往深藏于形形色色的表面现象之中，事物的规律性又总是牵织于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系之间。因此，为了获得真知，还需有一种不畏艰险、不惜牺牲的精神，敢于深入“虎穴”。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具体的感性的东西，为抽象概括上升到理性提供丰富的素材。

其二，善于吸取箴言，敢于力排非议。当某一事件真相大白、真理昭然之前往往有不少议论，其中有褒有贬，有诚有诈。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如何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能动反映论要求我们从中吸取箴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偏颇者戒之，对于奸讹者警之。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捍卫真理而敢于力排非议。多数人的意见是要重视的，但在充分调查、充分讨论之前，不能唯表面多数是从，不能慑于权势随波逐流。有时真理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权势大不一定就是真理在握。因此，当我们辨明真伪、分清良莠之后，就要全力坚持真理，耐心说服错误的多数。我们有的同志或不听忠言，固执己见；或慑于势众，畏惧奸恶；或出于偏心，怀抱私利，不敢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结果只能陷入谬误。

其三，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批评。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终极的真理，任何天才和圣贤都不可能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从认识运动总体上说是无限的，从每一具体认识上说是有限的。认识的无限性是指它的发展性和绝对性，认识的有限性是指它的不至上性和相对性。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二者是在统一的思维天地里对立，又在对立的思维要素中统一的。因此，人们要使自己的认识正确或接近正确，并使之不断发展、完善，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唯其如此，才能使自己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其四，善于把握典型，敢于开拓进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总是从考察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开始，然后从中引出抽象的、一致的、普遍的东西来。毛泽东对这一认识规律作了概括：“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去做具体工作，切实抓好试点，精心组织实验，努力从点上的工作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从而收到以点带面、推动全盘的效果。典型的可贵在于它具有代表性、集中性，好的典型会起到示范和榜样作用。

其五，善于学习理论，敢于面对现实。“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但实践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和实践一样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实践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而理论的独特优势则在于它还具有经验概括性的品格。归根结底，理论依赖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科学的理论指导则大大减少实践的盲目性和增加其有效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观问题，在于指导我们探究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于提高我们工作的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我们有的同志不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凭经验，凭感觉、凭猜想办事，做错了不明其究竟，做对了不会作总结，遇到干扰和破坏不会抵制和批判，遇到阴谋和诡计不能识破和揭露。有的同志虽然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书籍，但只会抄书、背书，唯书是从，事事死扣教条，处处生搬硬套，不善于或不敢于面对现实，不善于或不敢于对照自己，对人满口马列，对己彻底自由。这些就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典型。

上述种种正确反映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的，客观条件是我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必须十分尊重它而不要忽略它。主观条件是我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武器，必须牢牢掌握它而不要弃置它。二者在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统一起来了。人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为什么往往出现一个倾向又掩盖另一个倾向？就是因为离开了这些现实条件及其统一。人们当然不能绝对避免犯错误，但也并非注定要犯严重的倾向性错误。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与思考，坚持客观的、具体的被反映者同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者的统一，经常保持科学的、清醒的头脑，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

篇5：主客观条件

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郁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郁闷？是因为他们太依赖外部的客观条件，不接受与其期望值有巨大差别的现实，所以痛苦；但是其本身又是想改变现状，苦于不知如何改变？那就陷入双重的痛苦之中，总结其症状，是典型的“客观条件依赖症”。

我很少郁闷，并且人生之路自我感觉非常“顺利”，觉得“好事连连”。很多人说我命好，其实我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我碰到的不如意只比其多不比其少，我只是无意中走对了一条路而已，那就是认命不认输！怎么叫认命呢？比如说我妈妈1958生我，我就不敢1980年出来；我生在一个普通教师和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我就不敢设想自己要是生在高干家中有多好；我生在中国，我是黑头发黄皮肤，我就从来没想自己天生是美国人；如果生在抗日战争时代我们就不可能逃避到世外桃源……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中有这样的论述――“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就是“畏天命”，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天命”是什么？命是大势，个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大着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小着讲是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时局，是一种横于个体生存发展中的难于改变的人生中的存在现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常遇到的，大致包括三方面，一是已经发生了的；二是指暂时解决不了的；三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我之所以“认命”，是因为我抗拒不过非我能力所能抗拒的客观现实，我要生存下去我要活着，所以我就坦然地接受既定的现实。我不认输是我从本能出发，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把我的状况变得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还要好！

比如在我少年时期，处于中年的父亲的瘫痪导致了家庭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变故，随之而来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政策又使我们带上了“黑五类”的帽子，那时我整个家庭都处于一种“认命”状态，家庭的成分问题使父母亲不但为我的将来甚至为我的婚姻而发愁（那时候姑娘择偶不找成分高的），我们对人生的期望值几乎降值为零。但这种认命的心态，并没有扼杀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而更加珍惜降临到我身上的任何机会，使我从小能蹋下身子做任何降临到我身上的事情，能心安理得地吃任何“苦”，并事事追求做到最好：少时做建筑工追求专业水平；后到机械厂当工人，三年出师的工种我半年就可以带徒弟；再后来高中毕业，因为自己喜好无线电，父母亲也为了我的将来生计打算让我学拆装电视机，我非常投入地钻研清华大学的《无线电技术》，虽看不懂而囫囵吞枣但也乐此不疲；恢复高考能取得一种参考资格比中了大彩而兴奋，后来更是自己意想不到的“好事”不断降临，

1995年我辞去公职下海办企业，公司“坐落”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山东德州，从事的行业又是新兴的太阳能行业，无论是企业还是行业都是“苦命”出身，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既无先例可以参照，又无现成的生产线可以引进。“命”虽然不好，但我及我的团队在这种现实面前不认输，没有人才愿意扎根德州，我们就自己培养人才；没有现成的生产线可供引进我们就自己创新研发；没有销售渠道我们就一点点从德州出发建立起全国销售网络；企业不为人所知，我们就“科普创市场文化立品牌”，摸索出一条实现太阳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在做事的同时也做成了“市”做大了势，在太阳能这块未被开恳的新大陆上“跑马圈地”，圈品牌，圈市场，圈技术，成了太阳能产业的开拓者和形象代言人，筑就了太阳能第一品牌，企业与产业获得了双赢，使中国太阳能光热技术领航世界！劣势反而变成了优势，皇明所在地山东德州，成了中国太阳能人才的培训基地！成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基地！

我常想，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又是一个倔强不服输的人。如此“矛盾的综合体”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多人选择的“认命不认输”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之所以如此“走运”，其关键所在是确定什么事应该顺势而行，什么事要逆来顺受？当你无法从客观现实中得到资源时，抱怨和牢骚将会让你陷入痛苦的深渊，但是如果你“认命”认可了这样的事实，要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你就会从自身找问题去解决和推动，那你就会务实，就会心态平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寻找新的路径和改善方法。当你最终达成结果时，你会发现你已突破了以前固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因为工作中的种种受限而开辟出全新的思路，不但升华了自己还带动影响了他人！

“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而扭转乾坤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认命的目的是降低甚至摆脱开自己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在现有的平台上重新整合资源，改变不了环境时就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别人时就跟自己较劲，挖掘自身的潜力。像在贫瘠土壤里那颗有生命力的种子，放哪儿在哪儿发芽，不因为条件的不好环境的不适宜而放弃生命，反而将有限的资源紧紧抓住将其最大化最优化，甚至最后因自己内力的改变而推动着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认命不认输的人生态度，虽然表面上看是认命，实际上是保护了上进心，不认命的话一次次受到打击反而会认输。认命不认输是人生的大智慧！

欢迎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邮件：hmbk51@163.com

关于作者：

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18年前，从石油专业转向致力于太阳能研究，为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奔走呼吁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议案发起人，志愿毕生精力投身于节约型和谐社会的建设，立志做可再生能源呐喊者，能源替代实践者，子孙利益代言人。联系方式：hmbk51@163.com查看黄鸣详细介绍浏览黄鸣所有文章进入黄鸣的博客

★ 不认输的倔强优秀作文

★ 小学生垃圾不落地作文

★ 天使不流泪小学生作文

★ 梦不止步小学生作文

★ 我不平常作文

★ 我不难过

★ 我承诺，不承诺

★ 初二我不后悔作文

★ 我不流泪高中作文

篇6：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生成与内涵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产生的前提条件直接导源于前述主、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折衷主义之缺陷，正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片面性与折衷主义刑法理论的不稳定性，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理论应运而生。我国有学者指出了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也有主客观相统一的因素。对此，我们并不否认，但认为，如果把资产阶级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偶然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看成是与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一样的东西，是欠妥当的。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是定罪、量刑与行刑过程中一切主客观因素辩证的有机的统一，而所谓的资产阶级刑法中的“统一”充其量只不过是“结合”而已，如同有的论者所指出，“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衷。”[1]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不少刑法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价值之一乃在于克服资产阶级刑法中客观主义的“客观归罪”与主观主义的“主观归罪 ”的弊害，作到不枉不纵，准确而科学地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有的教科书在论述这一原则时指出：“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是与奴隶制和封建制刑法中的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的刑事责任原则根本对立的，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片面的定罪学说的否定。主观归罪和主观主义把犯罪意思作为犯罪成立的基本要件，把人身危险性、反社会性格、犯罪动机等主观要素，作为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的标准。至于是否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行为是否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和结果与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之间有无联系，则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客观归罪与客观主义则把客观上发生的实际危害作为犯罪的基本要件，认为只要有危害行为或者发生了危害结果，就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至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在主观上是否有认识，则可以不问。”[2]尽管这段话没有直接把主、客观主义理论解释为客观归罪与主观归罪，但在此语境下实际上分别把主观主义与主观归罪、客观主义与客观归罪当作同一内涵来使用的。应当说，这种理解是片面的。通过前述对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与学派的考察我们应当明确，主观主义理论不等于主观归罪，客观主义理论也不等于客观归罪。原因是：其一，在前期古典学派那里，尽管尚无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且该理论把定罪量刑的重点放在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上，给人以客观归罪的表象，然而，仅凭此点断言其为客观归罪，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前期古典学派的理论前提是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意志，他们对此坚信不疑，所以认为在定罪量刑时无须对行为人的主观面再作判断与考量，换句话说，危害行为与结果的有无与大小，完全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一致，所以，只要查明了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就等于查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的大小、有无也就一目了然了。同时，他们还认为，法律不能规制人的内在思想，只有道德才可规制人的思想。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对行为人主观面进行考察。到了后期古典学派，客观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完整。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判断犯罪的标准――犯罪构成学说得以形成和逐步完善起来，尽管其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重大的区别，具体表现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递进的层次，这三性就是犯罪成立条件，其中的构成要件只是成立犯罪的一个要件，一种行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始成立犯罪。很明显，这三个条件中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由此可见，前期古典学派与后期古典学派在认定犯罪时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而不是客观归罪；其二，主观主义理论尽管把研究的触须转向犯罪人，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反复实施犯罪的人身危险性，认为“应处罚的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然而，他们也不是完全不要行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是由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来征表的。此外，主观主义者一般也都接受犯罪构成的理论，所以，也不可能是主观归罪。那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基础究竟何在呢?对此问题，有学者指出，“主客观统一原则立论的基础，主要不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只强调主观或客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的方法论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对待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互关系上的认识论错误。犯罪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可以相互依存而统一于一体，又可以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但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时只看到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即相互依存，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分离、单独存在的状态，以为认定其中一个方面就必定意味着另一个方面的存在，而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并非不可分割地必然联系在一起。主客观统一原则，基于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可能相互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客观真实，强调在解决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犯罪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并注意二者是否统一于犯罪行为之中，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样就防止了在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分离的状态下只根据其中一个方面追究刑事责任的错误，使刑事责任的实际追究更趋合理。”[3]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立论基础乃在于克服和纠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都没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主客观因素在刑事责任中的辩证关系，而不是针对所谓的主、客观主义理论的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的事实，如上所述，这一事实并不存在。不过，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确实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原则的贯彻与落实能够防止和杜绝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的发生。这也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刑法中基本原则的重要原因及其科学性和实践价值之所在。再如有的论者所言，“社会主义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批判资产阶级的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形式出现，并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4]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生成之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学说与原则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但人的认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恩格斯说，“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6]正是人所具有的特殊的认识能力，使得人

可以根据对客观世界中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世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总是受到一定意识的指导，也即是在一定的动机推动之下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7]人的犯罪行为也不外乎是一种实践活动，同人的其他任何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一样，也是在一定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因此，人的犯罪行为同样是一定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一定的主观罪过的统一。没有主观罪过，犯罪行为就不可能发生，即使行为有客观实害，也不能说是犯罪行为。同样，没有客观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观罪过也就得不到表露和实现，即便有一定的犯意表示，也不能构成犯罪。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知，人的犯罪活动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反社会的实践活动，认识和判断犯罪的司法活动也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犯罪人是否具有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仍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司法实践活动，所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都起指导性作用，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刑法中一项基本原则。

那么，导致主、客观主义理论的片面性的根源究竟在那里?要想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还必须从主、客观主义理论各自的理论前提分析开来。客观主义理论以意志自由为理论前提，主观主义理论以行为决定论(意思决定论)为基础。那么，人的意志自由与外界的客观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辟论述。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认为客观的必然性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恩格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8]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不能离开客观必然性，不能超越客观必然性所允许的范围。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客观必然性认识的程度，“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9]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承认和强调人的自由，认为自由不单是对必然的认识，不只是思想自由，而且是行动自由。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0]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人们依据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了计划和理想，成为驾驭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才是真证获得了自由。最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还认为，人们对必然的认识，获得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11]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论述了人的意志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支配和制约的不自由的一面，即人的意志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这一论断，是我们揭开主、客观主义理论片面性的唯一的一把金钥匙。对于相对意志自由的论断，国外刑法学家和哲学家也有不少论述。如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犯罪人并不具有古典学派所主张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正象近代学派所指出的，犯罪行为是由行为人的遗传性素质和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所决定的。但是，又不能说常常是完全被决定的，很多犯罪人即使在被限定的范围内，也具有相应的自由，有对生来的素质、后天的环境进行改良、予以规制的一面。今日的刑法学一般采取相对意思自由论的立场，认为作为其对象的人即犯罪人，是被决定的同时也是自我决定的，是相对自由的主体。[12]美国学者里奇拉克从意志自由与个人责任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相对意志自由问题，他指出，“人类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意志自由与个人责任)必然相互结合，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从一开始就自由地行动时，我们才能对这些实际发生的事件追究责任。”[13]“如今，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表现各种行为的抉择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所有这些行为模式都是经过断言的。如果相信这些行为仅仅是环境控制的漫无目的的结果，那就对人的本性肯定了又一个靠不住的断言。今天，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断扩大的行为抉择上，但同时又要培养自己选择自己赖以为行为根据的断言(从多项中勾画出一项)的个人信心(即性格)。我们必须努力在意识中设计出一种个人风格、一种开明的偏见，给我们的行为加上它自己特有的标记。正是这种能够认识和修养出我们的行为赖以为根据的理由之能力，最明白无误地确立了我们不只是一架有机机器。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作为根据的断言，那么，我们就还没有为生活中自由意志的多种可能性承担个人责任。可是，既然我们的确在接受生活提出的这一独特挑战，我们就一定要尽一切努力维持和增强自己的人性。这样，选择又一次得由作为个体的我们单独作出。”[14]

德国哲学家包尔生也曾经指出，我们在此发现一种双重的责任，首先，我们坚持个人本身有责任，然后是塑造他的集体即他的家庭、社会阶级、民族乃至一般人类也有责任，最后是社会本身也有责任。下述情况实际上是到处发生的：即我们总是通过一个团体的个别成员的善恶来判断这一团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必要评价个人，相反，对个人的评价依然是其它范围较大的评价的基本前提。个人是一个点，我们的感情和判断从这个点向他所属的整体扩展。包尔生还指出：理论家们，由于不断地沉思形而上学自由的问题，或者惶惶然地凝视统计数字，并不断陷入各种各样奇怪的困惑和疑问之中；比方说社会是否有权利惩罚，它自身是否就是有罪的和应负责任的。同样的犯罪的比例不断地以一种自然事件的规律性重复出现，象假誓、凶杀和其它不道德的罪恶；看来就象有一种必然性在起作用，那些特殊的罪犯就象是牺牲品一样，被选出来犯罪，以完成社会的犯罪指标。对此我们回答道：这是相当真实的；社会是有罪的，因而也应受惩罚，它产生具有犯罪倾向的个人，也为犯罪提供诱惑和机会。但社会难道就没有受到惩罚吗?首先，犯罪本身不就是对它的惩罚吗?被侵犯的人跟罪犯一样都是社会的成员。由犯罪引起的畏惧不安的感觉是对社会的进一步惩罚。那加于罪犯的惩罚本身又是对它的一个外加的惩罚：罪犯是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受罚的，因为社会通过这个成员犯了罪。最后，社会作为整体也受到它自己施加的惩罚：一个民族把许多钱花在监狱和教养所上，提供看守、供养和雇用大批人的开支，这不就是对它的一个惩罚吗?[15]以上三位学者中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同样肯定了人的意志自由的相对性。美国学者里奇拉克采用实证与推理的方法，断言人的相对自由意志，德国学者包尔生对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论证中暗含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而日本学者大冢仁则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可见，意志自由这一概念已被世界上不少

学者承认和接受。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运用在刑法学领域，我们就不难对两派理论的哲学根据作出正确的评判。在客观主义那里，前期古典学派所谓的绝对的人人平等的意志自由及后期古典学派的无原因的意志自由事实上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一点恰恰在主观主义所主张的决定论中得以证明。我们应当肯定，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人类学、社会学等因素是人的犯罪行为的决定因素的观点是合理的、唯物主义的表现。问题是主观主义把这种决定因素看成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从而断然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则又说明这种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宿命论。由此可知，两派对立的哲学根源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犯罪现象同样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上，其内因就是人的犯罪的主观能动性，即犯罪人的相对意志自由，意志过程是直接决定实施客观行为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具有发动或抑制行为的功能，是支配行为的动力，集中反映着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其外因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设如一个人的意志完全是不自由的，就像主观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犯罪行为”完全是由外因所决定的，行为人既无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又不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试问难道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并据此使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大冢仁曾指出，近代学派虽然也常使用“社会非难”等词，但是，既然以认为犯罪是由遗传和环境所产生的这种决定论为前提，就不能对犯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非难。因为，如果在犯罪之外不曾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不承认自由的存在，非难就不能成立。牧野博士指出，与其称为社会责任，不如称为“社会措施”。[16]我国有学者指出，“刑法只要还采用刑罚，只要刑罚还带有惩罚的属性，还会造成人的痛苦，那就必须以人的意思自由为前提，没有任何理由去惩罚一个完全被决定的人，即使为了社会保安的目的，也决不能容忍以无辜者作牺牲。 ”[17]

综上可知，无论是客观主义所主张的只强调人的意志自由而忽视客观必然性的意志自由论，抑或是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仅注重客观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的行为决定论，都是盲人摸象式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对意志自由论，才能克服主、客观主义理论对主客观方面认识上的片面性。

在故意犯罪中，意志自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犯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可以直接找到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那么，如何用意志自由解释过失犯罪呢?对此，不少学者对自由意志论提出诘难，认为自由意志论不能说明过失犯罪。如菲利就认为意志自由说不能解释为什么过失，尤其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负刑事责任。[18]在英美法系，也有一些法学家认为，纯属疏忽大意的人的心理状态似乎根本谈不上邪恶，并且可以说未表现出任何报应理论可据以责难之处。[19]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其意志好象是不自由的。然而，这种不自由是以能够自由为前提的。因为在过失犯罪中，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认识行为与结果间的必然联系的充分条件，能不能获得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完全取决于行为人愿不愿意发挥自己实际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说，对于发挥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行为人是当为能为而不为，实际上行为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人的意思有其原因规定的一面，但人的意思并没有被强制地限定在某种单一的方向上。只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对素质和环境作多样的价值判断，只要人在进行意思决定时存在多种不同价值的素质和环境，而不是对某种单一价值的素质和环境只能作某种单一性的理解，就不能说人的意思是被强制的，就可以说人在这种情形下具有意思自由，对同一外在条件，作不同价值的理解和对不同价值的外在条件的取舍，无非都是对主体的自由选择。”[20]在此意义上，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自由，只是一种假象，在假象的背后包含着行为人选择的自由。哈特也曾指出，在惩罚过失犯罪时，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所惩罚的那些人应在其行为之时具备正常的实施法律行为和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能力以及发挥这些能力的公平机会。[21]“在过失犯罪中，犯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和社会严重不负责任的工作与生活态度的选择上，因此，犯罪人应对自己的选择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负过失的刑事责任。”[22]这些论述都揭示出了过失犯罪中行为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

我们赞成陈兴良教授在其所著的《刑法的人性基础》一书当中对自由意志问题所作出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可以从存在论与价值论两个层面来理解意志自由问题。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讲，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受到自然、社会与历史的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并不意味着一方否认另一方，客体否定主体，而只是一种制约，也就是说，在意志自由问题上坚持辩证决定论。从价值论的意义上来说，意志自由是指意志是否可能支配人的行为的问题。如果人的行为是受意志支配，换言之，行为是人的选择的结果，那么，意志就是自由的；如果行为不是基于人的意志选择的结果，那么，意志就是不自由的。在意志自由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对于行为者来说是有价值的，因而可以归责于他；在没有意志自由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对于行为者来说是无价值的，因而不能归责于他。因此，这里的意志自由是作为责任的前提条件而存作的，它是一种伦理上的选择自由。他还指出，责任是建立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意志自由也就无所谓责任。[23]我们认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虽然都有失于片面，但同时，它们各自都包含了“片面的深刻”的闪光之点。所以，构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刑法理论，就应当是将两者的合理因子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的刑法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指出，主客观相统一不仅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科学的刑法观。

三、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内涵

有论者指出，如果反思西方刑法哲学新、旧两派对立统一的运动轨迹，“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就是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或者说，犯罪的本质就是社会危害性与主观危险性之统一；因此在刑罚功能上应是报应刑论与预防(教育)刑论之统一；在行刑中就应坚持惩罚与教育的统一。”[24]应当说，这种提法与我们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我们认为，在刑法中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不仅是一项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全新的刑法观。这种刑法观是在对资产阶级刑法学说尤其是对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一方面，主客观相统一作为一种刑法观，具有历史继承性，它必然包含着新旧两派刑法理论中一切科学的、合理的成分；另方面，主客观相统一作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必然贯穿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每一章、每一节和每一条都作了充分反映。”[25]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定罪原则，即认为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唯一的标

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则是构成犯罪的各种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乃至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因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所形成的我国刑法特有的关于犯罪与刑罚问题的科学指导思想。它不仅体现在对犯罪的认定上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而且在量刑、行刑等过程当中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不过，也应当看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不同阶段上，作用与表现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在定罪过程中，这一原则表现为“四要件”的统一，即主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与客观方面要件、客体要件的有机统一，是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唯一标准；在刑罚的量定上，必须在充分考虑与尊重主客观要件的前提下，把所有“非要件”的主客观因素都纳入这一原则之下通盘考量，以准确确定行为人应当科处的刑罚的质与量；在刑罚的执行阶段，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又表现为，根据犯罪分子的行为表现，判断其认罪服法接受教育和改造的程度，据此判断其思想上是否彻底放弃了犯罪的念头以及人身危险性是否存在及其程度，从而认定其是否还会再危害社会，来对原判刑罚进行适当的变更，作出是否予以减刑、假释和缓刑的决定。具言之，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定罪、量刑和行刑中的作用方式如下：

1.在定罪阶段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

2.在量刑阶段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是量刑的前提和刑事责任的主要根据；另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罪前、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或者说是刑事责任的次要根据。不少学者主张，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主观)危险性的统一。

3.在行刑阶段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罪犯的一切行为事实相统一。

收稿日期：2003-01-15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46.

[2]赵秉志，吴振兴.刑法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43.

[3]张智辉.刑事责任通论[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363.

[4]张志愿.论我国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1982(6)：12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517.

[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243.

[8]列宁选集：(第2卷).19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