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精选十篇）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1

一、农民概念中的职业属性是自然的、分工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 由于工具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更多地是向自然索取, 从事采集野果和狩猎的活动。随着对自然的认识, 对养殖动物技术的提高, 人们逐渐掌握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律, 于是人们开始定居下来, 专门从事农牧业活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的分工。这次大的分工对于人类生存、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十分深远的有历史意义。相应地, 原始的流动的“狩猎人”开始向定居的“农民”转化, 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在《现代汉语辞海》中, 农民是“长时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经济大辞典》中将农民定义为“农民是个人或集体部分占有生产资料, 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人。”这些定义都是侧重农民是一个职业的定义, 就像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因而成为工人那样, 农民因为从事农业生产因而才成为农民, 从职业定义上看, 农民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 对小生产来说,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 还是一个隶属农民, 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 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 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此时的农民阶级又是封闭的、落后的。“每一个农户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 因而他们取得的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 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 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 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 这个小农, 也如小手工业一样, 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 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2]在上述农民内涵中, 农民的概念是限于职业属性的, 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

二、农民概念中的身份属性是人为的、强加的后果

在西方语汇中, 涉及农民的词汇还有一个词是peasant。刘文纪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词来源于古法语, 是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 意思是“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 带有强烈的贬义, 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 意思是“附庸、奴役”, 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的意思。因而peasant是代表一种低下的身份。因为当时卑贱者大多种田, 这个词就与农业有了联系。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 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英语词汇是Farmer, 是一个职业的概念, 指的是经营农场和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渔民、工匠、商人等职业并列。秦晖主张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的称呼, 把Farmer译作“农业者”。从语言上考证, Farmer以Farm (耕种土地) 为词根, 强调的是职业的含义, 农民作为人类分工的结果, 首先是体现它的职业属性。长期以来, 中国农民是身份农民而不是职业农民。1958年1月《户口管理条例》实施后, 农民与农村户口紧密相连, 固定为户口意义上的农民, 为农民紧紧贴上了身份上的标签。农民与“贫穷”、“落后”、“弱势”划等号, 成为“二等公民”。

三、由身份农民回归到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性选择

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内部要搞好分工, 只有细致的分工才能有更高的效率, 因此分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分工包括人才的分工, 要求农民由通才向专才转变。职业农民的产生和壮大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职业农民包括职业的种地农民、职业的畜牧养殖人、职业的农业经纪人等。在发达国家, 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应的农民是职业农民, 他们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 用现代化的农业工具从事农业生产, 通过农业合作社等方式组织起来进入市场, 农业经济效益比较高, 农民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有的还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就发达国家的农民现存境况看, 虽然仍留有少数农民, 但很明显, 他们的身份意义已经完全被职业意义取代, 不再是卑贱的社会地位和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目前中国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 中国有文化的、年轻的农民大量涌向城市, 留在农村的是“993861” (老人、妇女、儿童) 部队, 由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搞农业, 为中国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要让一部分热爱农业、懂农业的人去经营农业, 获得比较高的农业收入。中国农业现代化要求推动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 在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 当前培养职业农民十分重要和紧迫。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 只有建立一支热爱农业、钟情农业、精通农业的“职业农民”队伍, 农民小康、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有真正的希望[3]。

四、未来中国居村农民是职业农民的新兴阶层共同体集合

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曾指出, “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 就无所谓农民, 如果整个社会城市化了, 也就没有农民了。”[4]居村农民是个综合概念, 它包括职业农民、个体小农、农村商人, 农业企业家, 农村经纪人, 在农村周围打工者等。伴随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 农民阶层分化加快, 居村农民已经从单一的种地小农阶层分化出工人、商人、创业者、中介者和职业农民等。居村农民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据统计,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57%,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进入了城市型国家行列。照此发展下去, 如果每年城镇化率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 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但即便如此, 届时仍将有近6亿人是居村农民。居村农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核心问题是, 要让居村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方面与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权力和相同的待遇。

五、职业农民阶层的形成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市民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战争中, 希腊人将俘虏变成奴隶, 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希腊人则称为市民, 拥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市民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奴隶的, 是相对于奴隶来设定的, 核心内涵是是否拥有自由的权利。当时的希腊主要由城邦组成, 城邦不是现在的城市, 类似于现在的农村集镇, 包含很多农村地方, 所以古希腊市民的含义不单单指城市居民, 它是指拥有广泛权利, 有充分人身自由的希腊公民[5]。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市民的概念和农民的概念不是平行的概念, 市民的概念外延要大于农民概念, 市民是农民的上位概念, 农民是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市民概念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拥有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利、平等权利、参政权利等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权益, 如果一个人能拥有自身的权益, 并能较好使用这些权利, 我们就可以说他就是个市民, 而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工人, 抑或是商人。

在中国, 农民市民化通常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它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 是指人们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集聚;也是一个职业转换概念, 是指人们从农业生产作业者转为城市工业生产作业者;还是一个身份的概念, 农民市民化意味农民进城后, 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现代化是一个减少农民的过程, 但是让中国众多的农民进城变为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的。一方面, 中国“城市病”已经集中爆发, 空气雾霾、水质污染、食品毒化、车辆拥堵、传染病流行, 城市容纳人口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另一方面, 农村“凋弊病”也正在生成。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 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粮食是比天大的事。现在农村大部分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人员, 未来谁来种地成为大问题。当前农民变城市居民的拉力和推力都不足。在此情况下, 如果继续按照中国户口意义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划分, 简单推进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 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系列问题, 城市将会病得更厉害, 农村也会渐入膏肓, 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 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的概念, 让市民回归本义, 在积极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同时, 也要关注居村农民市民化问题, 为农民就地市民化提供政策优惠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3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568.

[3]孙成栋.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N].盐阜大众报, 2012-07-22 (3) .

[4][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8.

农民市民化与农民收入的增加 篇2

农民收入

对策

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一伟大经济社会现象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顺应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正在并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增收的基本保证

2、农民市民化是促进土地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可少手段。农民投入到土地的劳力和资金

受到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收益效应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在我国农业已从供给约束型产业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产业的背景下，农民很难依靠经营小块土地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实行农民市民化，使农业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转移和集聚，减少现有农户和自然村落，从而大幅度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农村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实行土地招标、入股、租赁、信托、转包、转换等多种有偿使用方式，使土地逐步向留在农村务农的种植、养殖专业户集中，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量，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活动，促进转向集约化经营，提高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优化农业成本和产量的关系，取得明显的农业规模经营效果，增加农民收入。

3、农民市民化是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民素质低，观念、思维方式落后，是目前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的主观因素。特别部分农民缺乏进取的思想、缺乏开放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而要提高农民的素质，现在农村这样的山沟田野里，在农民这个范围内是不现实的,必须籍助于城市化，使农民市民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是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代表。城市社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于农村社会而言,无疑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农民进入开放的现代化的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经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产生质的飞跃。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进城后的农民有8变,观念变新了,求知欲变强了，交际范围变广了，关心的话题变多了，眼界变宽了，脑子变活了，胆识变高了，行为方式变文明了，这8个变生动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市民化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城乡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文明进步都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5、农民市民化是促进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要条件。由于农民市民化使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集聚。因而城市逐渐成为区城经济发展极，对周边的乡村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拥有的经济总量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经济质量优势，左右周边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乃至左右全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吸引、聚集作用和辐射作用于周边地区，对所在区域和周边广大农村起领导作用，其作用没有固定的边界，经济实力愈强，其作用的半径愈大。城市通过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把周边地区的经济网络成一个有机整体，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城市将自己的技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广到所在区域和周边广大农村，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城市还通过自己高科技的研究、开发的巨大潜能的不断释放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不断成长，使城市经济成为所在区域和周边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从城市郊区农村、特别是发达城市的郊区农村的农民收入比一般农村地区农民收入高的现实中反映出来。是因为与一般农村地区相比，发达城市的郊区的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配套、信息、科技、资金及劳动者文化素质等方面大大支持了周边乡村的发展。

二、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1、难转的弯--观念制约。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因此无论是城市政府官员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不深不透，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首先是担心城市病问题，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恶化；其次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问题。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会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城市市民对农民进城表现出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接纳的心态，因为进城农民是很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分担城市居民不愿做，而又离不开，不能不做的累活、脏活、险活；另一方面是拒绝心态，因进城农民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抢夺了城里人工作和就业的机会；又因为农民工素质低，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结果就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认同上的歧视和情感上的歧视，表现在行动上不能公正对待进城农民，对进城农民普遍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

2、难解的结--政策制度制约。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从政治收益最大化角度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方面考虑问题，对农民市实行排斥和抑制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就业轻民工安排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热情引导，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刚性户籍管理制度；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现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及其衍生的劳动用工制度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成为当前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保体系的头号障碍。长期以来，户口就像一杆无形的标尺将人们划分为有权利差别的不同社会群体，而农民则处于等级阶梯的最底层。这道城乡居民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休息权、教育权、劳动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等，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可以说，农民工虽然进了城门，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其身份归属依旧是农民。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市民化也是一种明显的限制，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步伐。承包的小块土地成为了农民离不开的根，在城市社会保障又覆盖不了进城农民的情况下，进城农民不得不三思而行。

3、难以解脱的困境--素质制约。前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影响农民市民化。农民能否变市民，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状况。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容易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得到市民认同，容易取得市民资格。许多调查显示，现进城农民，年龄一般低于劳动人口的平均水平，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受教育的程度也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大多数为初中以上。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在其家乡处于中上等水平，这也充分说明了农民的整体素质对进城就业乃至最终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性。农民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成为市民可能性越大。

4、难绕的坎--信息制约。及时、准确、有效地获取、了解处理中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全国各地的就业情况和信息，这样可以合理安排农民自己的行程，能更好地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确保农民向城市流向正确，从而由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前提。但由于分散落后的农村信息闭塞，加之个体农民所处地位的局限性，很难得到及时可靠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盲目流动的结果，当然无助于实现农民市民化。从目前农民流向和流动的地区分布看，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向本省范围内的城市流动，通常占转移农民的50%以上，原因就在于农民得不到进行跨省流动的有效信息。目前跨省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其信息的获取几乎全部靠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跨区域迁移甚少，所以跨越省界之后，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大大减少，信息不灵就在所难免了。这种信息障碍，致使农民不清楚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情况，不知道向什么城市流动有效，不知道如何获得城市就业机会，更不知道如何推荐自己。

三、促进农民市民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1、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目前，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认为农民进城是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农民进城后会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紧张，会带来社会混乱。有一些地方为此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堵的办法，甚至通过定期或木定期的收容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减少外来人口。因此，必须通过政府文件、党报党刊以及电视、电台等各种途径，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应当广为宣传。当前，城市中的失业增加并不是农民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没有市场。过多的农民滞留农业，不仅农民没有其他就业机会，收入下降，形成了农村市场增长缓慢，相对萎缩，城市工业品销售困难。只有通开城乡，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才可能加强劳动力市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为城市工业品开辟广阔市

场。

2、调整政策，优化制度环境，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力保证。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专门负责和协调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作为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层层签订责任状，激励政府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劳动执法检查力度。要健全和完善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作为处理劳务纠纷、维护权益的依据。同时，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秩序治理，加大劳动执法检查力度。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彻底改革刚性的户籍制度。通过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取消以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代之以居住地来划分城乡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建立以常住户口、暂居户口和寄居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和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机制，逐渐取消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从而变更农民工身份，理所当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就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为此必须相应调整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除了必须坚持农村土地由农民以户为主承包经营的制度，至少延长30年甚至长期不变以外，应当允许农民对其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包、出租、继承或有偿转让，或者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与红利收入。只有这样，才可使那些有可能不再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同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实行社会化，逐步将进城农民纳入保障对象。

3、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条件。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针对农村教育条件有待提高等问题，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以多种形式、机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本地特点和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具体办学模式和途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提高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目的。要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培训班，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技术培训，将免费培训和有偿培训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与国家培训工程结合起来，在继续加强绿色证书制度、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农科教结合开展培训的同时，还应重视在农村开展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路径 篇3

去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先后赴农民工输入大省浙江和输出大省四川视察，视察的题目是“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生力军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们深入工厂企业、职业学校、居民社区，广泛听取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农民工代表、基层群团组织等各方面意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论证，马不停蹄、上下求索，寻找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顶层设计和现实路径。

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

技能培训不足、维权力度不够，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保障不到位，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进得去、留不下”……

尽管政府多有举措，社会高度关注，但显然，工作仍处于破题阶段，并未形成整体推进之势。随着视察的深入，委员们发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政策缺位、错位和贯彻落实不到位等现象普遍，因此也难以形成目标指向一致、集成效应凸显的政策群、政策链。

“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上是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同步，地域、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造成的，主观上是因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还缺乏根本把握。”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王金祥指出。

视察团指出，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进而形成从理论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从输出地到接收地、从具体政策到人文关爱的统筹协调的制度体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才能取得实质性和突破性进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急速分化重组，农民工群体开始大规模地登上舞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我国2.3亿职工人数的近一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逐步成为主体。

在视察过程中，视察团团长郑万通多次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在，也昭示着工人阶级的未来。能否以他们为基础和依托，重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重塑中国产业大军，重振中国工人阶级雄风，事关党执政兴国的战略任务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根本目标的实现。

应该看到，与传统工人阶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诉求多元、组织化程度低、组织纪律性不强的特点，其政治信仰、价值取向有待加强，其职业技能、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视察团建议，应切实加强对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现状及发展演变趋势的战略研究，出台有效政策措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觉悟、理想信念朝着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来转变，使他们的流动性朝着相对稳定的方向来转变，使其松散性朝着组织化的方向来转变，从根本上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畅通制度渠道和产业通道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可以照搬，必须大力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形成突破和进展，进而带动全局。

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中央已有既定方针，即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但随着农民工市民化快速深入推进，这项改革凸显出重要性和紧迫性。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乏力，根本在于附着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因此尽快剥离这些利益，成为关键环节，而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

视察团认为，在农民工落户问题上，应采取差别化政策：中小城市、小城镇应尽快取消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农民工的落户准入门槛；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积极研究放宽相关政策，通过“积分落户”等办法，畅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渠道。

视察过程中，成都等地推行的“还权赋能”、“确权颁证”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创新让委员们眼前一亮。这项创新不仅对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力推动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对于各地针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只要始终坚持农民自愿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原则，就应充分鼓励、支持创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30%多在农村没有承包地，40%多没有宅基地，92.3%不愿再回农村。同时，据测算，未来20年，我国仍将有2亿～3亿农民进入城市。

沒有产业支撑，农民工进城就会成为空话。视察团形成的视察报告，将畅通产业通道进行了重点阐释，认为应从产业布局、区域格局和城镇化模式上进行战略性规划。报告认为，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主渠道，并针对三个渠道，列出了相应的扶持措施。

对中小企业，应逐步形成政策支持体系，深化增值税、营业税改革，合理调整中小企业社保资金缴纳政策，对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较多的行业、企业实行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

对中西部地区，本着加强就业吸纳能力，应出台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区域扶持政策，引导更多劳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有资金、会经营、懂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向中西部“回归”。

对中小城市，应着力提高其产业集聚和人口承载能力，通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产业布局合理化，实行向中小城市、小城镇倾斜的产业、用地和财税政策，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就近发展，努力走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协同推进的新路。

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分解到20年，则每年所需资金为1万亿元，约占2010年8.3万亿元财政收入的12%。

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测算，结果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初步具备。“现在的关键是要通过研究论证，明确中央政府、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各自责任，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

视察报告列明了相关责任：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以及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补助力度，并且应更多地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依据，健全中央财政对农民工集中地区稳定、长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享受了人口红利的输入地政府，也应更多地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主动加强对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经济援助和对口帮扶。

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

“应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建立全国统一、真实可靠的城市人口信息系统和新生代农民工档案库，在此基础上按照低标准、广覆盖、可接续原则，着力推进农民工社保、住房、医疗等制度建设，最终形成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常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季允石说。

视察报告详细列举了一系列措施：优化城乡之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坚持“两为主”原则，简化手续、降低门槛，确保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地入学；采取“培训券”等多种方式，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特别是高级技能培训，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尽快将已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政策享受范围，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系统化的工作需要多方协同形成支持网络。“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联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应着力将基层组织活动与农民工利益诉求紧密结合，善于运用互联网等新手段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全国政协常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晓指出，应积极促进与农民工工作相关的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切实发挥其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

“对农民进城问题，从法律层面加以引导、扶持和规范十分必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认为。据他考察，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都出台过专门法律，引导农民进城、遏制“城市病”以及农村凋敝等现象发生。王俊峰建议，应积极借鉴这些国家成功经验，加快立法进程，对农民工权益维护、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各级政府工作职责等作出明确法律规定。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4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工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重要一环, 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2006年3月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确立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原则, 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内容涉及农民工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子女就学及户籍变化等核心内容[1]。但是, 由于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未得到根本变革, 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些措施时也无所适从, 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依旧在各地上演。从进城伊始, 农民工就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 研究者普遍将其称为“农民工”、“城市边缘人口”、“待城市化人口”等。进城农民的这种“既不城亦不乡”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要想彻底拆除户籍藩篱, 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制度平台,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履行何种职责?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含义及我国现状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 是指伴随着一国的工业化及城市化, 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并迅速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2]。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城市化一个最本质的表现就是市民社会的建构, 如果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 这势必妨碍我国城市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与英美等工业化早发国家相比,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对缓慢。1958年1月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事实上将居民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待, 这种差别待遇是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后, 政府户籍管理政策有所松动, 但农民工权益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户籍分割的限制。传统户籍制度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阻碍。

笔者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树村农民工聚居区60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结果研究发现, 有高达90%的进城农民工对现行生存状况不满, 对户籍制度不满意的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其中有80%的人将其归咎于政府的不作为。这一系列数据, 在向我们质问:农民工这种“边缘化”生活状态还要持续多久?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有何现实意义?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路径选择究竟有哪些?

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

(一)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工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重要一环。因其兼具农民和工人的特殊双重身份, 便无法平等地成为城市公共产品的供应对象, 受到各种不公平社会待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民工群体边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首先, 工资长期偏低, 劳动利益受损情况严重。在对树村农民工聚居区的调查过程中发现, 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仍很严重, 有近80%的农民工表示“希望政府能帮我们多要回点血汗钱”。其次, 农民工群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 司法机关也尚未建立起农民工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要求的维权机制。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过被侵权的遭遇, 但只有10%的人通过司法或行政申诉等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20%的人选择忍气吞声, 更有30%的人选择诸如“集体暴力讨薪”等非法方式解决。可以说, 进城农民工徘徊在一种“边缘化”生存危机中。引发这种生存状态的根源在于其身份的双重性和不被认可性, 其制度上的“罪魁祸首”在于传统户籍制度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鉴于此, 要想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 最根本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户籍制度的“藩篱”,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

(二)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目标, 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愿望。农民工进城, 不仅为城市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保持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而且还为城市创造了大量财富,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如果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市民化, 这势必妨碍我国城市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就我国现行状况来看,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 没有城市户口, 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待遇, 不仅会造成“假城市化”的“虚假”繁荣, 而且使“农村问题城市化”、“农民问题市民化”、“农业问题社会化”[3]。农民工的流动性、不稳定性, 也使他们无法从土地中解脱出来, 阻滞农业生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推进, 延缓新农村建设进程, 从而阻滞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三)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的重要保障

城乡间巨大的利益差距驱动数以亿计农民涌入城市。但是,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完成了从乡到城的“空间转移”, 身份和职业转变还远未实现。由于传统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惯性作用, 进城农民被排斥在城市制度体系和主流社会之外, 甚至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流动性和被排斥性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发展造成了极大威胁。通过对树村农民工聚居区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进城农民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 有90%的农民工表达了自己“想成为一名城里人”的愿望。的确,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消除因“农民工”这一标签带来的一系列不公平待遇和社会歧视效应,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实现农民工身份上的根本转变, 对于实现社会公平, 维持社会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四)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和增进福利的原则,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及禁止农业人口自主进入现有的各类城市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 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原则和增进福利原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进城农民工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使其无法公开公平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不利于实现市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对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十分不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允许各类劳动者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参与城市职位的公开竞争, 从而实现劳动要素的最优化配置。这样, 不仅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最优化配置、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旨, 而且对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四、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因素

(一) 不合理的城乡分割制度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是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绊脚石。长期以来, 它一方面使广大农民安于农业生产, 保证了粮食稳定供给;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妨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4]。尽管改革开放以后, 政府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宽, 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城市, 但户籍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如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偏袒性, 使得农民工并不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待遇。绝大多数学者指出, 中国当前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因传统户籍制度所造成的身份不平等。

(二) 政府利益取向的偏离

农民工权益维护长期得不到重视, 与政府利益取向的偏离密切相关。具体说来, 政府利益取向的偏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我国地方党政干部考核制度的偏差与缺失, 使政府官员们追求的并非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而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次, 中国特定的税收体制下, 地方政府从流动性很强、分摊后平均收入很低的农民工那里只能抽取有限次数的税金, 税金的比率很少。而地方政府与农民工服务的单位或企业长期打交道, 却能反复大量抽取税金, 这势必导致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

(三) 政府政策的异位和服务的缺失

政府政策异位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和部门的错位。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中的缺位和错位, 使得政府在对进城农民工的管理中仍然存在明显的“接纳贡献性”与“排斥参与性”的管理取向[5]。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 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这就容易造成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中存在明显的缺失和不足, 政府职能缺位具体表现在:农民工的培训、教育缺位;规范和引导劳动力市场缺位;政府的社会帮助和服务缺位等方面。政府角色的错位主要体现在:上下级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越位;平级行政部门之间的管理职能越位等等。同时, 政府重管理轻服务, 对农民工的服务处于缺位状态, 冷落了农民工的权益。政府工作人员将管理等同于服务, 这实际上也就是长期以来将流动人口的管理等同于治安管理在观念上的延续[6]。忽略政府本身的服务意识而一味的强调管理, 势必影响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进而波及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五、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职责

(一)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观念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启明星”。针对政府利益取向偏离而引起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缺失,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 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端正自己的态度, 重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充分认识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具体说来, 改革地方党政干部考核制度, 不以政绩论英雄, 使政府工作人员追求的不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面对投资者与农民工发生的经济纠纷, 地方政府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劳工权益而非选择投资环境。这样, 不仅符合人道主义的国际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有利于政府社会公信力的提高, 干群关系的改善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 建立良好的行为纠偏机制

1. 深化制度改革

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晴雨表”。一项事业的进程可以通过制度的好坏反映出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拦路虎”, 这些制度不进行改革, 农民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 政府作为深化各项制度改革的中坚力量, 应该大力作为, 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深化医疗制度的改革, 建立完善的医疗救助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将挣扎在城市边缘农民工的生活保障落到实处等。

2. 提供政策支持

政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指挥棒”。农民工命运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制定怎样的政策。尽管在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背景下, 从2000年以来, 国家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 但由于各种原因, 很多政策都没有得到真正实行。政府应当从当地实际出发, 尽快制定可行的政策措施, 鼓励、支持农民工进入城市, 切实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包括关于农民工培训和就业服务、农民工工资和用工管理、农民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问题等方面的政策, 同时, 还应加速清理有关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政策障碍, 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总之, 各级政府制定和调整任何一项政策, 都要考虑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不仅要体现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 也要使农民工真正得到平等待遇和经济实惠。

3. 加强法律保护

法律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防火墙”。加强对农民工的立法和司法保护, 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保障。2007年6月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劳动合同法》, 并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出台的这部法律, 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 明确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无疑, 这对农民工市民化将会起推进作用。但是,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还有不少缺陷, 亟需尽快完善。具体说来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 (1) 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步伐。尽快加强《社会保险法》、《劳动安全法》、《欠薪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 进一步规范劳动保险的落实、企业工资的支付等行为。 (2) 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体系, 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 专门为农民工维权服务。 (3) 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进城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 是实现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经之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 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案件, 应及时查处, 迅速执行。

(三) 转变政府的传统管理职能

行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催化剂”。政府行为, 主要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个方面。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彻底转变,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农民工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 还需要政府向农民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 如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指导、法律咨询、社会救济等服务。总之, 政府应由排斥、防范、管制农民工, 转变为公平、务实、平等的为其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建立面向所有劳动者和居民的“服务型政府”。只有这样, 才能发挥政府在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

五、结语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一环,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又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政府在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观念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启明星”。

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晴雨表”。

政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指挥棒”。

法律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防火墙”。

行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催化剂”。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 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 采取理性的行为措施, 履行正当的政府职责——这是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应然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文丰安.论改革户籍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J].安徽农业科学.2006, 34 (21) :5681-5682.

[2]梅建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952-953.

[3]梅建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954.

[4]杨秀琴, 江华.论农民工权益缺失与保障[J].生产力研究.2007, (13) :22-23.

[5]张晓云.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行政法保护[J].安徽农业科学.2006, 36 (1) :356.

农民异地市民化的成本如何化解 篇5

如何鼓励这些地区解决外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 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如何解决上述成本？什么政策激励最有效？其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应该加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联动。

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0年甚至20年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起点低，底子薄，基础差，但需求也多，如果方向正确，其实也不难找到保持高速发展的增长极，而城镇化则是一个关键的抓手。据研究如果我国以城镇化作为发展的引擎，将新增消费9000亿，新增投资64890亿，GDP增加2.6%。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预测，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于2030年突破10亿大关。如果把城镇化的潜力释放出来，则会给中国的未来经济带来很大的机遇。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关键。目前我国统计的51%城镇化其实是半截子的城镇化，其中有20%的人口并没有城市户籍，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服务。户籍制度的背后反映的是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工农差距，如果解决好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保、住房、教育等问题，则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义极为重要，如果城市大量地吸收农民工落户，则会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大量的外来人口落户不但会带来当地的房地产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一代移民的吃苦耐劳也会为当地的再发展与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是依靠新移民给本国带来新的发展活力的，即使那个老欧洲，近年来也一直在吸收外来新移民。大量的新移民定居落户，原来的中小城镇就可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型城市，从而迅速人口集聚效应而繁荣起来。如果我国把已进城的20%的农民工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解决了，而后再让另外20%的农民进城，解决好他们的市民化问题，中国完成的初步的城镇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广东省推出积分入户政策，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而成都则推出“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的户籍改革政策。总体看来，这些政策，尤其是2010年广东省、重庆成都两市的政策尤其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从目前我国各地的户籍改革来看，在“城镇化”的建设道路上，我国仍处在初级阶段，从“二元结构”到“城镇化”，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好好走。

按照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如何解决上述成本？应该加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联动。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6

摘 要： 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内涵，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转化能力、城市生存生活能力和城市融合发展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模式选择等路径创新以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市民化能力；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F3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51-05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目前，我国学者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理论，采用规范和实证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规定和现实特征、影响因素、进程测度、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与实证支持。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在分析人力资本要素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互关系时，更多局限于人力资本条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1-3]，而对资本要素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相关关系研究则略显不足。因此，如何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而探寻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可行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实践提供政策借鉴。

一、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内涵及定义

自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人力资本观》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见表1）。

上述定义，虽然角度不同，但均强调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是以知识、经验、信息等为物质内容，以各类技能和能力为表现形式的经过投资所得的产物。通过梳理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界定，结合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我们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接受教育、参加培训、投资健康与迁移流动等方式而凝结在农民工自身的各种能力的总和[9]。具体而言，农民工人力资本是由其自身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工作经验等内容所构成的。其中，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

能力观是现代人力资源学说的核心内涵。理论界对于能力的概念界定，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的。哲学意义上的能力是指人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能力是指人们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个性心理特征。管理学意义上的能力是指管理实践活动中如何通过管理职能的发挥来有效实现管理目标的力量总和。而经济学在探讨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时，形成了“能力论”的分析范式，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个体身上的具有价值效应的能力集合。舒尔茨（Schultz T.W.）将人的能力称之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并把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概括为：“能够获得较好工作机会的能力、将个人的能力优势与难得的工作机会相结合的能力、处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以及估算迁移成本的能力”[10]。贝克尔（Becker G.S.）则用人力资本的平均收益率来衡量能力，认为能力是“在经济层面上收获各种成就所需要的包括性格、毅力与智慧的各种能力的总和”[5]。我国学者张凤林把人的能力形态分为本能或身体素质（表现为体力、耐力以及寿命期，等等）、智能或科学文化素质（表现为知识水平、操作技能以及认知与创新能力，等等）、“德行”或道德素质（表现为道德水平、意志品格与生活态度等等）[8]。李忠民将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的能力划分为一般能力、特定工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配置能力[6]29。

因此，在能力论范式下，人力资本是一种体现在个体身上的能力集合。一方面，人力资本是能力状况的载体；另一方面，能力存在于人力资本之中，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能力资本”的核心要素。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能力构成，一般包括体能、智能和技能等多方面，而人力资本的经济能力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主体在竞争的环境中的生存发展能力。人力资本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智能、体能和技能等综合能力，这些“能力束”在竞争的环境中能够有助于主体形成应对竞争、克服经济非均衡、获得劳动收益的经济能力。迁移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获取劳动收益、提升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迁移能力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经济化和市场化的体现。所以，人力资本与市民化能力形成之间具有传导效应，增加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将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得以增强，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各种能力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从人力资本能力观的理论出发，结合农民工职业、地域、身份转移的过程性特点，我们可以把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划分为三大方面：一是与职业转换相关的就业能力。即农民工通过获得劳动技能，在城市找到和保持现有工作，并随环境变化而进行工作转换的能力，包括就业决策能力、就业信息获取使用能力、职业适应与职业转换能力等。二是与农民工生活地域转移相关联的城市生存与生活能力，包括在城市中就业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能力、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三是与身份转换和城市融入（合）相关的城市融合能力。包括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并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反映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获得的政治参与、自我维权等权利行为能力。

二、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内在机理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可以分为职业转化就业能力、城市生存和生活能力以及城市融合发展能力，人力资本对市民化能力的形成效应可以细化为对上述三层次能力的作用机制。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职业转化就业能力的影响

1.人力资本决定农民工就业信息能力。信息是稀缺资源，获取信息资源是实施成功决策的重要基础。获取信息资源能力是个人主要的经济能力。农民工就业信息能力是农民工对国家城乡政策调整与城镇劳动机会、劳动需求、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信息识别与获取，并在实际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类信息获取就业机会并维持工作的能力[11]。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能力的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人力资本能拓展主体获取信息渠道，使农民工能够获取数量充分、质量较高的有效信息；其次，人力资本能提高就业信息的识别和解读能力；第三，人力资本能促进对有用信息的及时转化，提高非农就业的成功率。

2.人力资本决定农民工职业转换过程中的就业决策能力。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下个体或组织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优化配置稀缺资源、合理选择行为方式的过程[12]。在农民工职业转化和非农就业过程中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至关重要。因为非农就业首先是其自身的一种非农劳动供给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理论上只有当其评估的非农就业预期收益大于相应的预期成本和风险的时候，非农就业行为才会发生。个体决策能力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借助于教育和培训投资形成的智力条件、技能条件是认知和决策思索的重要基础，可以改变个体微观决策。农民工文化程度度高、技能水平高，就可以对就业机会和预期收益认识更加充分，其转移路径和方向就更加明确。

3.人力资本决定农民工非农职业适应能力。从经济学角度审视，适应能力本质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极大化的自我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农民工非农职业适应能力就是指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能否在最短时间内适应就业和生活环境的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也是其成功实现就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其一，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看，健康投资能形成良好的体魄和生理机能，教育投资能改善心智模式和学习能力，培训投资可提升生产技能，这均提高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的适应程度；其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投资状况会显著影响其职业心理适应能力。农民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拥有人力资本能力，进而提高非农就业决策水平和择业能力，形成良好的再投资心理预期，促进非农就业持续发展。

4.人力资本能提高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者竞争能力是正相关关系，拥有较高人力资本者总是倾向于流向预期收益比较高的地区。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农民工在工种、行业、就业单位之间进行职业转移，增强其职业转换能力。

（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生存和生活能力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职业转化、身份地域转移、城市融合等阶段性步骤，并要承担城市最低生存成本、转移成本和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农民工支付市民化成本并在城市赖以生活必须以数量充足、增长稳定、结构合理、知识含量高、获取成本低的工资收入为保障[13]。而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拥有状态。首先，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就业决策和岗位筛选能力，进而提高其预期收益能力。因为教育水平的高低能够显著影响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的质量和多寡，使个体在未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选择权”，从而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条件优越的工作[14]。而在职培训可以使劳动者通过获得更高的技术等级或一专多能，提高其适应工作岗位变化的能力并增加劳动报酬；其次，农民工通过接受教育和参加培训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其工作经验和劳动技能得到提升的同时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提高了农民工收入的数量和质量，而且保障了农民工收入的持续性获得。相关研究表明，培训是影响农民工非农劳动报酬水平最为重要的因素，参加30天以上的培训项目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劳动报酬上涨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劳动报酬会上涨8.9%[15]。因此，农民工收入获取水平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供给状态，人力资本拥有状况决定着农民工城市生存生活能力的强弱。

（三）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发展能力的影响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力资本能够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拓展能力产生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是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分为基于血缘、地缘的先赋性社会关系和基于业缘的自致性社会关系。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互动中建立的获得性业缘关系与其人力资本是紧密相联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所能够触及和掌控的业缘、学缘资源就越多，在社会交往中的选择性和契约性就越强，也就更容易积累异质性社会资本，进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其次，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的行为适应和心理认同能力。行为适应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心理认同则是农民工认可自己是城市居民并对城市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的心理感知和评价。相关研究表明，文化程度较高、接受了职业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具备较强的学习和认知能力，他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认同等方面更容易融入城市[16，17]。再次，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的权利行为能力。权利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具体包括包括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18]。农民工的市民权利是由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公共服务权利、个人发展权利、政治参与权等构成的“一束”权利。农民工市民权的获取程度取决于农民工主体的权利行为能力，而权利行为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则依赖于农民工个体的人力资本状况。因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尤其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农民工就会树立维权意识，并在意识的支配下努力掌握维权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政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人力资本水平愈高，就能够合理地进行利益诉求，进而获得应有的平等、自由和尊严。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只有探寻清楚农民工形成和积累自身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才能显著增强其市民化能力，进而加快农民工群体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进程。

三、农民工市民化人力资本赋予和能力提升路径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能力是一个人选择空间的大小，赋予个人以必要的能力是他们能够负担责任的必要前提”[19] 。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培训不仅是个人发展的起点，而且是提高个人能力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也应从教育培训入手，通过教育培训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路径探索，促使其市民化目标的实现。

（一）深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改革，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20]

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创新应以公平公正为逻辑起点，以公益性为原则，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相关立法，将各个市场活动主体纳入法制轨道。同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首先，建立农民工“培训券”制度。消除培训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加强政府对培训的引导与支持，在完善的制度框架内让培训机构彼此良性竞争，让农民工主体享受到培训所带来的种种收益，继而将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转化为可视的培训福利，增强培训效果；其次，建立和完善对农民工分类指导、分层培训制度。设置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明确界定管理机构责任。同时，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理论为指导，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准入条件、培训体系、评价体系；再次，建立农民工培训奖励制度。通过免费培训、费用报销等物质手段，立功嘉奖、荣誉称号等精神手段，学、练、赛为一体的技能大赛等形式，调动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二）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为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和各项能力的系统提升提供良好的保障平台

农民工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培训动力机制、投入机制、保障机制、利益机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耦合。为了发挥不同机制的协同作用，首先要完善培训保障机制，为农民工培训提供培训基本经费和基础条件保障；其次，建立培训—就业一条龙式的服务机制，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前的需求分析和信息发布，培训中的内容和模式选择，培训后竞争上岗等一体化的链式服务；再次，探索并逐步建立财政投入、银行信贷、社会投资和农民工自愿投入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资金投入体系；最后，通过政府对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的完善，建立起良好的利益协调平台，实现多边多赢的利益格局，使政府、社会培训机构、企业等各个主体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民工培训的过程中。

（三）完善农民工培训模式，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和能力提升提供有效的方式

根据参与农民工培训过程的三大主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可将培训模式划分为三类——政府主导型、企业主体型和市场依托型[21]。尽管不同的培训模式都发挥着应有的效用，但是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的同时实现。为此，首先，必须整合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力量，探寻农民工培训的“政府+市场”模式。在培训中政府应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让不同的培训主体根据市场情况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培训内容，以创新培训模式的方式提高培训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农民工培训长效机制的形成。其次，推行农民工岗位培训模式，使农民工能够获得职业和岗位所需的多种技能，以增强职业转化和市场竞争能力；再次，推广“高校教育资源+专家+志愿者”的培训模式，借助包括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效果突出的各类技能培训。

除此以外，农民工群体自身也应在积极转变观念和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的同时，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适量投资，创造性地进行自我开发，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市民化实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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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summering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bility using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and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 transformation ability， city survival viability and city fusion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then proposes som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bility through innovations in designing education training system， perfecting mechanisms， and choosing proper modes， etc.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7

非政府组织 (NGO) 是指国家政府系统和市场企业系统以外的一个以社会成员的自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为主的系统, 是以公益或者互益为主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自身具有合法的免税资格且能为相关捐赠者提供免税的合法地位的组织[1]。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 他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 但不一定要全部满足前面的几项要求, 对这些组织还需要进行客观且动态的调查[2]。彼得·德鲁克认为, 非营利组织是既非企业又非政府的机关, 是向社会提供服务的部门, 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组织不是非营利组织[3]。萨拉蒙曾指出, 凡是满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五个条件的就算是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就是介于政府部门与营利性部门之间, 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民间捐赠或政府财政拨款等非营利性收入, 从事前两者无力、无法或无意作为的社会公益事业, 从而实现服务社会公众、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宗旨的社会公共部门, 其组织特征是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4]。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等概念有多种界定,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主要使用非政府组织。在本文中, 笔者不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主要采用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这两种提法。

目前众多关于非政府组织种类的观点差异较大, 其原因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分类, 诸如依据组织的性质与体制、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组织活动领域与活动范围等进行分类。按组织的法律地位, 可分为法定的、准民间的和草根的非政府组织;按组织的性质与体制, 可分为公益型组织与互益型组织;按作用范围, 可分为基层的、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卡增斯·威廉斯根据活动导向, 将非政府组织分为慈善型、服务型、参与型和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组织[5]。基于研究的需要, 本文会交叉使用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分类法。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重大课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基础和意愿进行了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愿意在各类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高达91.2%。该课题组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农民工市民化是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2012年, 《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指出: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 在社区生活, 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期盼。大部分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成为当地市民的愿景, 并且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因此政府高度重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但是, 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遇到的来自农民工自身、文化与心理归宿、政策制度和组织方面的障碍, 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一) 农民工自身障碍

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转变成为市民, 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各方面条件能否达到转变成为市民的要求。然而, 绝大多数农民工自身条件的不足成为阻碍其成为市民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 农民工自身存在的障碍主要在于农民工观念意识落后、思维方式陈旧、文化素质过低、就业技能不足, 以及欠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方面。

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 即便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 但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有较强的小农思想, 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 以致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时, 缺乏主人翁意识, 存在过客心态。与市民相比,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法制观念比较淡薄, 很少有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农民工往往通过非法途径解决, 更有甚者采取极端手段。由于各方面原因, 农民工缺乏现代政治观念, 很少行使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权利, 不知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工受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的束缚, 缺乏开阔的视野, 在工作与生活中难以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6]由于农民工长期从事农业劳动, 加上农村教育资源匮乏等多种原因,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这影响了农民工就业能力和就业技能的获得。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不足, 导致其就业能力低下, 影响了其经济收入水平、城市融入和发展水平的提高, 阻碍了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而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不足, 则制约了其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获取, 加重了其就业搜寻成本, 并对其获得较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形成了阻碍。

(二) 文化与心理归属障碍

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自身存在的障碍, 导致其在市民化进程中也遇到了来自文化与心理归属方面的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正面临着文化适应惰距和身份认同模糊两大困境[7]。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面临着如下困境:受传统农村文化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具有惰性, 这成为其顺利实现市民化进程的障碍[8]。文化因素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虽然制度性问题是根本性的, 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农民工自身社会文化的矛盾心态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政府认识的偏差和城市市民的歧视性观念[9]。农民工文化适应力弱, 致使他们仅与同乡交往, 而不愿主动地突破这个交往圈同其他市民进行交往, 这从客观上形成了农民工的自我隔离状态, 进而使农民工疏离了城市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带有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会体会到巨大的文化反差和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冲突, 这需要农民工自身不断地去适应和调整, 需要其有一种社会公民的责任感去融入城市群体中, 这样农民工才能完成城市化的过程[10]。农民工经济与社会地位处于劣势, 导致其产生“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与过度敏感的心理, 他们在城市中处处谨慎, 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同当地居民的交往, 而只愿与同乡交往。不能够较快地适应周围的环境和生活, 就会使人产生紧张和焦虑感, 从而形成一种心理压力[11]。由于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经济边缘、政治边缘、思想观念边缘、行为方式边缘等, 因此, 农民工很难在心理上对城市生活产生认同感和归宿感[12]。总而言之, 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即:一方面, 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相比, 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使其适应力较弱;另一方面, 城市政府对农民工存在的认识偏差和当地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排斥, 使得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文化与心理归属障碍。

(三) 制度与政策障碍

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主要存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制度与政策方面的障碍。这些政策制度障碍是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顺利实现市民化的最为主要的客观因素。

1.户籍制度障碍。195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独特的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 在此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等严格的制度体系, 而这些制度体系就是造成我国城乡分割等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制度根源。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 受制于这些制度, 不能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社会权利, 难以在城市中获得较好的稳定职业, 户籍制度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2.就业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制约着我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健全。农民工不能同市民平等地享有就业权, 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而就业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的主要渠道, 因而当前城乡二元就业制度从经济上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3.社会保障制度障碍。当前城镇的劳动保护、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与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13]极少覆盖农民工, 虽然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同农民工利益密切相关, 但这两个保险的参保率仍然很低, 农民工伤残难以得到及时治疗与相关赔偿。另外, 现行的城镇社会救助体系也不能覆盖农民工。

4.住房制度障碍。目前的城市住房制度剥夺了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 也使其难以享受到城市职工的住房补贴 (主要是住房公积金) 。令人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城市却不重视廉租房建设, 农民工在不能负担高价商品房、无权购买经济适用房、难以获得廉租房的情况下, 只能租住在民房与二手房, 甚至是简易工棚。若农民工在城市中不能“居者有其屋”, 那农民工如何实现市民化呢?

5.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是双重的:完善的产权制度、合理的流转机制会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反之, 则会成为阻碍力量。农地产权制度和流转机制不完善, 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退出难”困境[14]。

6.教育制度。农民工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子女和自己的命运, 但是,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大量农民工的子女被排斥在城市公办学校之外, 即便原则上允许他们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也需要农民工为此承担高额的“赞助费”等成本, 这会让绝大多数农民工望而却步。迫于无奈, 他们只好把子女送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体制外办学, 因而受到政府严格限制。教育制度的限制使农民工需负担较高的子女教育成本, 这无疑加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这些制度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阻力, 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四) 组织障碍

一个由两亿多人口组成的农民工阶层处于弱势地位, 尽管他们在城市务工, 为城市发展奉献着自己宝贵的青春, 却受到种种制度的排斥, 不能平等地同市民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各种福利。为什么数量这么庞大的农民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呢?根本原因在于其组织化程度过低[15]。从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主要是靠工厂招工、亲戚熟人介绍和自己随便找找的现状就能看出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确实比较低[16]。农民工市民化的组织障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组织对农民工具有排斥性和农民工自组织难以良性发展。

农民工在城市中组织化程度过低, 面对政府和用人单位缺乏足够份量的话语权, 农民工个体微弱的声音难以聚集起来。恰如帕森斯所说, “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 通过这个机制, 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于是, 农民工只有尝试投入城市社会的怀抱, 然而, 城市中的大部分社会组织却主要吸收具有稳定职业的人员, 对于在城市就业普遍缺乏稳定性的农民工表现出排斥性, 因此, 农民工很难加入这些社会组织。当农民工寻求加入城市社会组织碰壁之后, 他们转而寻求其他加强组织化程度的路径, 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团体和组织, 诸如, “浙江村”、“河南村”和“新疆村”等, 由于农民工有较大的流动性, 加上法律法规限制, 这些老乡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自组织, 稍有不慎, 这些老乡会还可能演化成非法组织。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在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 出现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情形。政府与企业在力图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态度、促进农民工与市民融合和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时, 显得力不从心, 而这些正是非政府组织进行志愿服务的空间。在农民工教育与培训方面,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可以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改善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效果。另外, 非政府组织可以整合各种优势资源, 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 提升农民工与政府在改进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与制度方面的博弈能力。

(一) 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

农民工要完全实现市民化, 需要良好的环境条件。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城市社会, 又进一步取决于城市政府、市民和社会各界对他们理解、宽容与接纳的程度, 取决于社会公正理念的确立[17]。但是, 在城市中, 仍然有不少政府、企业和市民对农民工持有偏见甚至是歧视, 政府给予农民工与市民有差别的待遇, 企业对于农民工的歧视则表现在招录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福利待遇等方面, 市民则排斥农民工, 认为农民工低人一等, 不愿与之交往, 农民工正在被边缘化。另外, 这三类主体在与农民工交往的过程中也可能有意无意地伤害到农民工, 从而不利于其融入城市。

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关心农民工问题的慈善组织可以组织一些慈善活动, 对政府、企业和市民进行宣传, 促使他们改变对农民工的态度。由于大多地级市以上城市都有高校, 而很多高校也成立了由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社团, 这些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可以组织成员在市区内做一些关于黄久生等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全国十佳农民工先进事迹的演说和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 逐步改善政府、企业和市民对农民工的看法和态度, 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环境。

(二) 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支持

农民工在城市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不像在农村, 有密切的邻里关系, 可以经常串串门聊聊天, 他们在城市里结识的朋友比较少, 与当地市民交往较少, 其朋友圈子基本上都是工友、老乡, 因而他们的交际范围具有封闭性特点。他们在一起基本上就是玩扑克、打麻将、看电视或上网, 缺乏其它文化娱乐活动。为了丰富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活动, 社区志愿者组织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可以以农民工工作和生活所在的社区为依托, 开展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市民交流的文体活动。

2012年1月份, 民政部发布了《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要求“社区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要向农民工平等开放, 社区慈善超市等公益性设施和便民利民项目应惠及农民工群体。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志愿互助服务、困难救助服务, 积极引进专业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切实帮助农民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采取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交流培训活动, 增进农民工对所在社区的认识, 加快他们对城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融入, 在社区内形成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相互理解、尊重、包容的生活氛围。社区文体活动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 吸引农民工参与各种社区文体组织和文体活动, 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通过举办邻里节、社区运动会、社区‘跳蚤市场’、邻里聚餐会等睦邻活动, 加深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接触、交流和沟通, 促进新老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生活交融。通过举办公益性慈善救助、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公益性活动, 引导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互帮互助、和谐相处, 加快农民工融入社区的步伐。”为此, 社会组织可以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农民工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通过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来加速其市民化进程。

(三) 帮助农民工克服文化与心理障碍

非政府组织可以采取典型引导、情感教育和心理咨询等方法帮助农民工克服文化与心理障碍。通过典型引导法, 可以激起农民工思想和情感的共鸣, 引导其进行学习、对照和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同时, 还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 消除他们对城市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 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友善、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18]。要帮助农民工消除自卑心理, 增强他们在城市的适应能力。要创造条件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管理当地社会事务, 创造条件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 帮助他们走出封闭的环境, 融入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 还要加强文化生活建设, 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 宣传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这些举措培养他们的自尊和归属感,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19]。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其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 提高农民工心理素质, 增强其心理抗挫能力[20]。另外, 非政府组织还可以组织农民工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丰富的文化娱乐节目, 以及借助城市社区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活动、增加与社区居民的交往, 消除农民工与社区居民间的隔阂, 进而使其克服融入城市的文化与心理障碍。

(四) 参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 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开展农民工教育和就业培训项目, 对农民工进行有关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法律知识等基础知识的教育, 以增加农民工的文化资本, 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 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另外, 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诸如希望工程等各种慈善和公益活动方式, 尽力改善农民工的子女教育状况。例如, 红枫中心便是最早关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非政府组织, 茅以轼和汤敏于2002年集资创立了北京富平学校这个非政府组织, 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训了超过一万名农民工。

第三部门可以通过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两条路径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 (1) 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目前, 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了“阳光工程”、“春风行动”和“雨露计划”等就业培训工程。这些就业培训项目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的就业培训。由于此模式存在的缺陷, 导致了贵州培训窝案等案件的发生, 浪费了培训资源、损害了政府形象, 降低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为了提高培训质量, 各地政府广泛采用了培训券模式, 然而, 培训券模式存在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和培训资金不足等问题。各地政府针对当前就业培训券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就业培训券模式的基础上, 增加了非政府组织和中小企业两大主体并进行了相关改进, 从而形成了多元合作模式,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在此机制中, 非政府组织将扮演重要角色和发挥重要作用, 以期克服就业培训券模式存在的弊端, 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培训模式, 使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能充分发挥效能, 并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21]。 (2)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路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除了具有降低财政成本和提供服务销路的优势之外, 还具有其他各种优势。非营利组织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优势, 相对于政府而言, 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优势并不限于我们所理解的民营化的成本节约, 而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服务质量, 它能很好地弥补政府在很多服务领域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对于政府面临的日益复杂多元的公共服务需求而言, 推动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是有效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手段[22]。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可以促进农民工就业技能的提高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强, 从而可以使农民工获得较好的就业, 为其市民化积累经济资本。

(五) 整合力量, 提高组织化程度

组织化是完善诉求机制的需要, 是塑造良好制度环境的需要, 也是带动聚合效应的需要。[15]正是由于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过低, 导致这个群体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为此, 非政府组织应该尽量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成为新成员, 并加强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建设。

作为以追求公益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 应根据自身情况公平对待农民工, 取消对于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 根据组织宗旨和章程吸收农民工。进行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建设, 可以以社区为载体建立全国性和地方性等不同类型的农民工非政府组织。以城市社区为载体, 成立农民工非政府组织, 密切农民工与社区其他居民的联系, 促使农民工积极融入社区。成立以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的农民工组织, 是一种对农民工有效的赋权方式, 因此, 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由农民工参与的、由政府主导的、旨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非政府组织[23]。成立地方性和其他不同类型的农民工非政府组织, 可以尽可能地满足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提升农民工组织化程度, 既可以为农民工积累社会资本, 又可以为农民工拓展一条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渠道。那些在流动过程中使用过社会网络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人更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24]。

(六) 促进政府完善政策与制度

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 农民工遭遇了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政策和制度障碍, 要推动政府完善这些政策和制度, 需要提高农民工与政府博弈的能力。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策都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和反映, 博弈的力量和方式取决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 则博弈的方式越理性, 转化为暴力方式的几率越小。各种工会、农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等, 要承担起利益表达的角色, 代替分散的公民个人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这样, 政府和个人之间就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实现充分有效的沟通, 从而弥补个体在利益诉求表达方面存在的不足[25]。非政府组织中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具有倡导功能, 倡导是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 目的是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多元利益, 促进决策的公共性[26]。在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基础上, 农民工所在的各种社会组织便能更好地与政府谈判和博弈, 促进政府制定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与制度。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8

1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意义

1.1 农民工市民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衡量工业化的水平, 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 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市化率”, 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2.6%, 这里是包含了大量农民工, 如果按照城镇户籍来计算, 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35.3%。2010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 而工业化率不超过26.1%, 国际上一般用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来衡量城市化水平, 中国为1.09, 全球平均比值为1.95, 美国为4.1, 法国为4.11, 英国为4.09, 德国为2.64, 日本为2.48, 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水平的一个核心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城市经济的发展, 固然要形成体现城市特点的产业发展格局, 但更为重要的是支撑城市经济运转和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城市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 农民工市民化, 将是“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

1.2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 城镇居民为15900元,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 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 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 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 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如果内需扩容, 产能过剩的难题亦有望缓解。农民工成为市民, 具有基本社会保障, 生活方式趋同于市民,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在收入提升的基础上, 有利于促进需求释放。同时, 城镇化也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 农民工市民化创造出大量需求刺激服务业的兴起, 增加了千千万万个就业岗位。

当前我国的农民到农民工的半城镇化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比如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春运, 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本身就会蕴含着发生各种事态的可能, 给社会管理和维稳都造成巨大压力。春节期间和春节过后都会周期性地出现“用工荒”、“招工难”问题。

1.3 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当前城市的建设一方面是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 实际上是对农民工的隐性剥夺。土地原本是就业于城市农民工最后的保障, 不少地方却以城镇化为由获取土地———由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这些原本属于农民工的利益, 被一些地方政府巧取豪夺为造福城市居民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 以低社会保障的方式, 承担了大量城市中最脏、最差、最累的基础性工作。而且, 他们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 都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转化为城市的福利, 但城市却并没有完全承担对农民工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应尽的义务。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看, 差距拉大、阶层固化、利益失衡, 从来都是产生对立、矛盾的导火索。应该说, 城市只享受农民工贡献的红利而不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义务, 已经让一些城市市民成为彻底的既得利益群体。虽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但是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讲, 即便成本再高、难度再大, 城市承担起农民工市民化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 农民工最关心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工伤大病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能上学五件事。显然, 农民工的这些基本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 是多方因素造成的。

2.1 城乡二元制度

城乡二元制度, 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步履。在中国现实的体制环境下, 城乡二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代表, 与之“捆绑”的还有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户籍制度承担过多维护城市人利益的功能而忽视农民工的利益。与此配套的城市公共福利制度和歧视性体制进一步成为户籍制度的帮凶, 农民工市民化举步维艰。如果将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区分为职业市民化、身份市民化、素质市民化和意识市民化的话, 那么身份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最为核心的要素, 因为职业市民化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自由配置劳动力资源以及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逐步得到实现, 很多农民工的职业性质已经趋同于城市劳动力, 而素质市民化和意识市民化是依附于身份市民化并受之影响的更为潜移默化的要素。户籍制度本身是中性的, 在国际上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并不少, 一些国家的户籍管理称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人事登记”。但是像中国这样将户口如此紧密地和公民个人的命运捆绑起来的户籍制度则可以说并不多见。

2.2 劳动权益受损

劳动权益受损, 抑制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近年来, 中国沿海和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就业, 尤其在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当前的低端产业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 发达地区的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企业主通常倾向于靠压低产品生产成本追求短期利益, 不具有很强的动力为农民工解决生活相关的系列问题, 容易忽视劳动者的权益, 尤其表现在外出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低等问题上。同样, 现阶段社会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 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农民工无法参与决策, 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 政治权利被无形的剥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处于失语者的地位:一方面, 城市社会漠视或听不到来自农民工阶层的声音, 因而对他们的困难、疾苦关心得不够;另一方面, 农民工阶层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话语权, 没有掌握对自己生存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话语权, 没有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

2.3 公共服务不足

公共服务不足, 减缓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 2011年, 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8.6%、16.4%、27%、9.4%;而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还不到3%。目前, 大部分地区未对农民工住房问题提出一个系统性、长期性、可操作的政策框架, 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不对外来农民工开放。义务教育阶段以公办教育为主, 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格局基本形成, 但地区不平衡,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异地高考问题突出。政府对农民工文化生活重视程度不够, 投入经费少。企业没有把文化服务当作农民工的重要权益, 文化设施投入很少。多数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 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这些都是涉及到农民工的衣、食、住、用、行、读、生、老、病、死等等切身利益问题, 如果不加以解决, 难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2.4 产业结构偏差

产业结构偏差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 我国每年春节后出现的“用工荒”已经由过去的季节性用工荒变为结构性的用工荒,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我国的教育分流, 使得劳动力技术层次进行不同渠道的供给, 原来的农民工主要以小学毕业跟初中毕业居多, 现在高中毕业居多。同时,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 由于农二代的生活期望、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等与父辈有明显不同, 在择业上更加注重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发展机遇、职业前景等。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课程设置以及相应的职业培训的缺乏, 农民工提供的劳动力技术含量不高, 导致了一方面是企业高薪无法聘请到技术性人才, 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民工不愿意到生产环境差、劳动待遇低、劳作强度高的技术层次比较低的低端制造业就业的矛盾局面。

2.5 社会成本分担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作者张国胜博士认为“目前, 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 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 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难题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指出, “推动城镇化, 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虽然这些成本的负担也有一个时间作为缓冲, 不会一下子给城市带来太大的负担, 但是成本再低也还是成本。更何况8万元的成本只是一个平均数, 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要远高于此。面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单靠中央政府财政或者地方政府财政, 都无法承担, 寻求一个多方合理共担的成本共担机制才是当务之急。

3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路径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公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是, 在未来20年, 以平均每年800万人的规模增长, 到2030年完成市民化的第一阶段转换, 即身份、工作、公共服务的市民待遇;第二阶段则是更长时间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融合、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届时, 伴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完成, 农民工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本文认为, 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 要考虑以下几点。

3.1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从根本上去改革甚至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包括由户籍制度衍生而来的保护城市户籍人口、歧视农民工或农村人口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来看, 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 因为从世界经验来看, 经济上的自由、政治上的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综观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 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方式是以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等集体成员权益为前提条件, 让他们获得城市户口, 进而全面获得城市福利和保障;另一种方式是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 不断降低城镇户籍的福利含量, 逐步让户口与福利脱钩。不把获得城市户口与放弃农村土地权利挂钩, 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 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 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 将户籍与福利脱钩, 这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

3.2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央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支出补助力度, 更多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作为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依据。第一, 子女教育。各地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要统筹考虑包括农民工子女的常住人口, 合理规划中小学布局, 均衡配置教学资源。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纳入输入地城镇学前教育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农民工子女异地参加中考、高考的办法。第二, 住有所居。各级政府及其住房建设部门应将农民工住房问题与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一并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 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覆盖范围;鼓励企业在依法取得的企业用地范围内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协同努力, 把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范围内。第三, 病有所医。坚持输入地管理, 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优化卫生资源配置, 方便农民工务工期间就近就医和及时补偿, 确保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围。第四, 老有所养。农民工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农民工具备市民化条件的程度来进行阶段性覆盖。对目前的养老保险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解决广大农民工“参得起”保险的问题。第五, 精神文化生活。着力构建以城市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 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 面向农民工广泛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逐步完善相关法律, 保障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3.3 建立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一项长期支出的过程, 单靠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都不能完全承担市民化成本, 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进的农民工市民化机制。具体来说, 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权益维护等公共品性质更加突出的领域, 应基本由地方政府负担。同时, 鉴于地方政府解决跨省流动农民工的积极性不高, 中央政府应重点支持跨省农民工集中流入的地区。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 并将目前教育等领域的“以奖代补”方式改为“增量调整、奖补并用”, 即从“十二五”时期开始, 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专项补助的增加额中, 将一定比例转移于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 并在此基础上, 对成绩突出的城市进行一定的奖励。在科学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 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之间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成本, 企业要承担社会保障、住房补贴等方面成本, 农民工个人也要承担部分社会保障、住房支出等成本。

3.4 保障就业渠道通畅

大部分农民工是弱势群体, 让其靠自己能力去改变命运几率很小,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所以还需要政府保障他们的就业, 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增加劳动在收入水平比重, 从农民工提炼出一批中等收入者。第一, 畅通就业渠道, 需要产业支撑。目前低端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当中占有相当比例,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的倒逼, 产业升级转型迫在眉睫。从区域格局上来说, 加强中西部地区就业吸纳能力, 通过政策引导更多的劳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城镇化模式来说, 在保持大城市发展的同时, 要稳步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 将投资布局调整到县级以下的中心城镇, 发挥中小城镇的载体作用。第二, 保障农民工就业, 需要职业教育。继续加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各级政府应根据农民工已经分层的现状, 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 用人力资本支撑他们的收入增长, 加快他们从农民工到技工再到技术工转变。

3.5 保障农民工土地权益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依法保障的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民工的财产权利, 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农民进城落户定居后, 是否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要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不能将权益放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 更不能强制性要求农民退地。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自由处置权利, 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家庭可以继续拥有这些资产, 折价入股, 带股进城。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 依法流转。还可以在自愿基础上探索多种形式转让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等。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已经成为市民后的农民工, 其土地仍留在流出地, 土地的收益仍归流出地所有。这对流入地来说又有失公平。如何化解这个矛盾?让土地合理流转起来, 让农民工用土地来换取市民权, 这才是关键所在。这不仅可以让农民工进退有路、更有底气, 还有利于规范发展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现代化发展。

3.6 给予农民工话语权利

继续认真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 (下转P102) (上接P115) 题的若干意见》等政策规定。第一, 建立多方参与模式, 加强政治保障。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首先, 政府需要改革按照户籍制度才能参与当地选举的选民登记办法, 相关部门尽快出台针对农民工政治权利维护统一的法律、法规, 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重视法律援助工作, 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力度, 适度提高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助经费。其次, 社会群体需要给予农民工特殊关怀, 以人文道德的方式提供法律维权知识培训、法律维权支援等帮助。再次, 用工单位要主动承担起农民工相关权益保障的义务。第二, 建立多样参政渠道, 加强组织化程度。建立畅通的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 帮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 使权益表达渠道合法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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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9

一、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欠发达地区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在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 尽管人口密度很大, 但大中城市很少。比如欠发达地区安徽省临泉县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县, 2007年人口为205万人, 人口密度甚至高达每平方公里1127.6人, 但因为经济不发达, 城市化进程迟迟难以启动。像安徽省阜阳、亳州和宿州也同样存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以欠发达地区安徽省宿州市为例, 根据《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30) 确定的城市发展目标, 到2030年按照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目标, 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市跨越式发展, 城镇化水平达到45%, 城市人口达到75万人, 为远景实现110万人的城市规模打下基础。而目前宿州市有农业人口23万人, 城镇化率还比较低, 城市化进程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宿州市要抢抓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着力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扩张工业总量, 着力在推进产城一体中加速城镇化步伐, 着力在促进三化同进中发展现代农业, 着力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促进社会和谐,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好中求快、又好又快, 力争走在欠发达地区崛起前列, 为加速建成四省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这就要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

欠发达地区具有农业、能源和劳动力三大资源优势。欠发达地区人口众多, 人口总数占全省人口总数的半壁江山还多, 其中86.1%左右是农业人口, 他们文化素质高不高, 劳动技能强不强, 市场意识有没有, 创业热情大不大, 而这些直接决定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强度和后劲。2011年,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农业专业技术培训、农民创业培训和农民科技示范培训四位一体的农村人口培训格局在欠发达地区初步形成, 数百万农民重新背起书包进课堂。通过加快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可以有效推进欠发达地区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城镇化是支撑工业化和集聚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 通过城镇的优先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各国在工业化阶段的普遍规律。2005年, 安徽省皖北地区市镇人口比重31.6%, 低于全省35.5%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滞后, 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削弱了第三产业在其结构推移过程中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 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目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他们城市认同感、归属感较强, 已做好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打算, 因此,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其市民化问题, 无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保障其市民待遇, 使他们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属取向和社会结构定位, 容易产生社区认同危机和个人身份认同危机, 从而形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 不利于欠发达地区和城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二、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1.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

2010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民务工技能培训, 整合培训资源, 规范培训工作, 增强农民科学种田和就业创业能力。”切实落实中央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拓宽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民务工技能培训, 整合培训资源, 规范培训工作, 增强农民科学种田和就业创业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林下种养业, 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 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 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加大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 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一是转变观念, 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排斥与歧视。二是完善市场, 统筹城乡一体的就业环境。针对当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的问题, 要结合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从加大投入入手, 整合优化培训资源, 在培训内容设置、培训方式上进行深入谋划和创新, 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在积极争取上级培训经费的同时, 市县区财政要适当加大投入, 并引导用工企业参与, 有效整合各方面资源, 不断提高培训经费的保障水平。

2.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 政府应为他们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欠发达地区的安徽省宿州市委政研室、市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在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发现, 目前该市农民工在市区拥有住房的比例仅为26.5%, 且绝大部分是开发区内的原村民。 20.1%的农民工住单位集体宿舍或企业统一租赁住房, 但此类宿舍往往是高低铺、过道狭窄, 且没有个人隐私空间。10%的农民工住临时搭建的工棚, 一到夏天酷热难耐。8.1%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 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 或寄宿于城区亲友家。租房住的农民工占35.3%, 为节省开支, 他们中有74.3%的人每月房租支出在150元以下。这些农民工往往“扎堆”于一个区域租房而形成一个独特的农民工聚居地, 在这里, 供电供水、设施配套、卫生条件和治安都比较差, 久而久之成为影响周边社会环境的一个隐患。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 是农民工、企业、政府三方的迫切要求。《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5号) 和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明确要求, 把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居住问题, 纳入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 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为深入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国家明确了建设用地划拨、财政预算安排和土地出让金净收益支持等相关优惠政策。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建设有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撑。安居才能乐业。要重视从规划保障入手, 将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建设规划。要结合农民工流动趋势, 合理调整住房保障政策, 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等具有一定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要鼓励使用农民工单位和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房。要进一步加大公租房、廉租房建设力度, 通过政策扶持和减免相关费用, 鼓励开发区加大公租房建设, 鼓励和引导使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大中型企业建设出租给农民工居住的“农民工公寓”。要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保障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农民工居住场所的监管, 保证农民工居住的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

3.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权利保障机制

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 但要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滥用土地征用权, 陷入土地财政的怪圈。要在现有制度框架下, 进一步强化农民承包经营权, 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 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要完善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 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完善的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由之路, 它不仅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 也能让离开土地的农民放心地转出土地进而安心地在城市务工经商。

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户籍制度是制约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因素, 进行户籍改革势在必行。其改革关键在于消除户口管理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地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欠发达地区应根据当前实际, 分阶段、分步骤破除户籍壁垒, 剥离依附于户籍限制上的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局限, 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身份与国民待遇上的真正平等。近年来, 虽然一些城市正在逐渐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松绑, 采取多种措施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 但从总体上看, 许多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依然门槛奇高, 其限制性规定难以逾越。小城镇要全部放开户籍管理, 允许农民自、由迁入;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 公安部门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

摘要：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欠发达地区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 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 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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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的路径 篇10

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 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间, 在城市就业的具有农村户口的青年劳动力, 这其中既包含有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过程中所生育的子女符合就业年龄的人口, 也包含有一直在农村长大的, 到就业年龄到城市中生活的青年劳动力。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具有着显著的三高一低特征, 三高就是受教育程度、物质与精神享受以及职业期望三个方面较高, 而一低便是忍耐力与吃苦精神相对较低。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而言, 含义为农民工能够和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身份与权力, 进一步使价值观、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全面的转变成为城市市民的过程。

二、新时期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

当今时期, 城市中多数建筑物均农民工辛勤劳动的汗水, 他们虽然有着同样的生活现实与社会环境,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个人能力、人际关系、个人机遇、生活经验和家庭条件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导致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时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主要分化成为边缘化、半市民化与准市民化三种[1]。

(一) 市民边缘化

在第二代农民工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类, 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与阅历, 通常会从事部分没有过高技能需求的行业, 而且工作相对不是很稳定, 经常处于跳槽与失业状态, 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类第二代农民工期望能够生活在城市当中, 并不想再次回到农村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 而且多数人根本不具备务农经验。虽然在城市中也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但是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甚至存在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证的情况。总之, 处于市民边缘化的第二代农民工既不想再次回到农村, 但是城市对他们又感觉遥不可及, 导致出现了双重边缘化的境况。

(二) 半市民化

这一类人主要是少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基层管理或者是技术人员, 其中也有经营规模相对不大的个体户。他们通常具有的一定的资本, 收入能够较普通打工人员稍高, 可以在城市中有着较为安逸的生活, 然而却没有能力将家人全部安顿在城市之中, 而且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购买房产定居在城市中, 常常是租房居住。处于半市民化的第二代农民工非常希望能够在城市定居, 只是经济水平还不能满足, 而且长时间的城市工作与生活, 使他们根本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

(三) 准市民化

准市民化的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是非常少见的, 这些人大多数是私企管理者, 这些人能将全家人全部迁徙到城市中, 拥有着充足的收入可以确保整个家庭与城市生活相同, 而且在城市拥有固定住所, 生活方式和城市市民基本一致。换句话说便是, 在形式上准市民化的第二代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并不存在差异, 但是户籍依旧是农民而已, 只要城市户籍制度不断的开放, 他们便能够成为完全的城市市民。

三、推动新时期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一) 快速开展制度改革和创新

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是推动第二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2]。对此应该不断的进行户籍制度方面的革新, 使第二代农民工具有和城市市民相一致的公民权利与地位。并且建立统一劳务市场, 由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保证第二代农民工可以在公共服务以及就业等方面实现公平竞争, 使其能够和城市市民拥有相同的机会。此外, 构建出能够符合第二代农民工具有特征的社保体系, 可以更好地使第二代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 不断使第二代农民工做到住有所居、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劳有所得以及病有所医。

(二) 提升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不断提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能力, 对融入城市社会的途径加以增加。首先, 对于基础教育而言, 对农村教育内容加以相应的改变, 使农村孩子的基本素养得到提高。省级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扶持力度, 将经费投入逐渐的向农村教育方向倾斜, 而市级政府部门要不断地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与保障能力。其次,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 对第二代农民工进行现代职业活动所必须的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培育, 对他们具有的自主创业能力加以深入的挖掘, 推动第二代农民工逐渐具备终身学习意识, 使他们的城市生活融入能力得到提高。再次, 对第二代农民工进行正确三观的树立, 使他们的就业领域愈发的广泛, 进一步对他们的就业层次实现提高。此外, 也要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修养方面进行增强, 强化他们的法律与法制意识, 能够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到侵害。

(三) 健全教育培训制度提升素质

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内容是将市场需求作为导向, 使培训更具有针对性[3]。对此今后应该对订单式培训加以大力的推广, 逐渐形成劳动者、政府与用人企业三方均受益的方式, 并将其作为今后主要的培训机制。对于教育培训过程中, 还要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加以相应的改变, 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的融入到城市之中, 成为一名真正的市民。对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政府要大力扶持民办学校的发展, 加大对这类学校的资金与师资的投入, 逐渐使这类学校实现正规化办学。

四、结语

农民工市民化最为根本的目标便是使农民工不断的走向城市, 与城市相融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对城镇化建设既是挑战, 也是推动城市化发展重要的动力源泉。农民工作为我国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 对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对此我根据高中学习阶段掌握的知识与社会经验, 对推动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提出一些浅显的措施。

参考文献

[1]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 2011, 06 (06) :100-109.

[2]李荣彬, 袁城, 王国宏, 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106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 2013, 01 (01) :1-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