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效力

行政行为效力（精选五篇）

行政行为效力 篇1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基本理论

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上具有重要性和复杂性, 其原因在于无权处分人在处分他人财产时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从而引出在无权处分行为中的两方面因素:一是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处分行为;二是因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而使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从以上两方面可看出, 无权处分既涉及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又涉及到如何对待相对人。从而更体现了无权处分行为研究的必要性。

(一) 无权处分行为的含义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 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 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的行为。无权处分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禁止处分的规定, 并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由上可知, 无权处分涉及到三方当事人: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这里显然是侧重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虽然其在实际中能否发挥这种功能尚有疑问, 但至少其立法本旨为如此。既然无权处分指行为人无处分权而以自己名义实施行为, 处分他人财产。这里需要探讨的便是“处分行为”和“处分权”两个概念。

1. 处分行为。

“处分”一词, 在民法上分为三个层次:最广义的处分, 广义的处分和狭义的处分。具体的说, 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所谓事实上的处分, 指就原物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所谓法律上的处分, 既包括各种处分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如买卖、赠与等, 也包括处分债权和其他财产权的行为如出租或转租、转让债权、免除债务等行为, 还包括对财产权作出限制或设定负担的行为如在某些财产上设立抵押、质押等。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中所指的处分, 即为这种最广义的处分。广义的处分, 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此种法律上的处分, 也包括上述各种处分财产, 能够导致权利的设定和移转的行为。狭义的处分, 主要指法律能直接发生权利得变更的行为如买卖、赠与等, 而不包括使财产的占有和使用发生移转的行为。一般来说, 无权处分中的“处分”应为上述第二种即广义上的处分。

2. 处分权。

处分权一般是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形式出现的。《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条规定就是从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形式表述处分权的。但处分权并非仅仅只能有权利人自己享有, 其他例如法定代理人、抵押权人等依法律规定也可享有处分权。因而处分权既依赖于所有权, 又可因法定或约定而由其他相应权利人行使。但原则上来讲, 只有财产权的权利人本人才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由于各国法律即立法模式的不同, 对于处分权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在采取物权行为模式的法律中, 处分权是从属于处分行为的。处分行为指直接使财产权发生变更的法律行为, 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处分权则为“效力待定处分行为之法律上的地位, 或者说在法律上得就

●罗丽娅

权利为效力待定处分的权限, 也称处分能力。”

(二)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定

传统民法认为,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由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呈现多元性, 因此其效力也相应的呈现多元性, 即表现为一体性的交易行为效力待定, 或者是债权行为效力待定, 或者是物权行为效力待定。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

1. 无效说。

无效说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 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行为, 这一观点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 属少数说。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合同, 这显然不妥, 尽管无权处分行为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并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 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

2. 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上。在物权行为模式下, 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 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为核心要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 处分人虽然没有处分权, 但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只是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

但是, 该学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效说没有区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 而认为合同一律有效, 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十分不利, 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为可能造成对权利人的利益的损害。妨碍其正常地享有和行使财产权, 尤其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 如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 那么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 对正常交易的秩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 效力待定说。

效力待定说是以我国法制为背景, 以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 此种观点认为, 无权处分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 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后, 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的, 权利人又不追认的, 合同无效, 但是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物权变动的模式来看, 债权形式主义成为二战后各国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方向, 我国业已接受这一物权变动模式, 那么效力待定说就比无效说和有效说更加符合我国的法制背景和国情。

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及不足

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 包括《民法通则》在内, 均未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设置一般规定。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设有零星规定。

(一) 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

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 应废除其买卖关系。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 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 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如不知情, 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其他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 事后又提出异议的, 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在该项司法解释中, 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买卖合同一般被认定为无效。1988年4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89条设有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 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 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 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 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在该项司法解释中,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被认定为无效。1995年1月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试拟稿) 》第46条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 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订约后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 权利人又不追认的, 无效。但其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1997年5月1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征求意见稿) 》第3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 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者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 合同视为有效, 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1999年3月15日颁布, 同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 针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设有明文:“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这就是引起激烈争论的第51条的规定。

(二) 法律规定之不足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 法学家众说纷纭,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 《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 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在我国民事立法上,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应为无效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 《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认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我国法律就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亦应作同样解释;二是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文规定, “出卖的标的物, 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规定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 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当无异议。该观点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主张, 属少数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 该条规定应理解为属于我国民事立法上针对无权处分行为所设置的一般规定。换言之,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 无权处分行为属效力待定的行为。但这种意见又包含着两种不相容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 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 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 以买卖为例, 该观点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梁慧星先生就认为:“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出卖他人之物, 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有效;反之, 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 合同无效。这里说的无效, 不是处分行为无效, 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 即买卖合同无效。不能解释为买卖合同有效, 仅处分行为无效。有的学者作这样解释, 实际上是以债权合同与物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为根据的, 与合同法立法思想不符。”这一观点为当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 《合同法》第51条效力待定的, 应为物权行为, 而非债权合同。以买卖为例, 该观点认为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 其效力判断不应当依据第51条, 效力待定的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这种观点为一些学者及司法实务界人士所极力主张, 可谓是目前的有力说。

在这两种观点上都存在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从表像上看, 这几种观点仅仅是在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上有差异, 其时在更深层面上, 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不同。它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在认识上的差异。少数说的第一项理由,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证成自己的观点, 表明它实际上是以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认识前提的;有力说的观点, 则清楚地表明它是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认识前提。因此, 欲阐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看法, 需要以表明对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态度为前提。因为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 属于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体系效应的组成部分, 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笔者采用通说观点赞同我国采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同时还需要对司法解释从宏观上进一步规范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

三、无权处分制度的完善

由于物权立法在物权变动方面将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合同法将无权处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 已考虑到与将来物权法的接轨,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但其在制度设计方面尚未达到与现行法律制度、民法基本原理丝丝入扣、紧密守务的地步故不少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 对物权部分的完善

无权处分行为中对物权部分的归属问题可以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联系起来。

1. 通常情况下, 动产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 不动产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

物权的公信是指物权以法定的方法公示后, 对社会公众产生公信

力。

2. 物权的公信, 不动产物权表现为登记簿的公信力, 即使物权登记簿出现问题, 善意相对人从登记名义人处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仍然有效;

动产物权则表现为占有的公信力 (又称善意取得) , 即无权处分他人动产之人, 将其占有的动产出卖或设质于第三人, 第三人受让占有时出于善意 (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 即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质权。由上可知, 在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无权处分合同中, 即使合同未取得权利人的追认且处分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 只要标的物已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相对人于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时出于善意, 仍能取得合同项下的物权, 即善意取得权利。在现实中, 由于登记时的大意, 而使真正权利人利益受损现实中屡见不鲜, 为此, 我们应该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及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满足公众要求。

(二) 对利害关系人保护的完善

我国在物权变动方面不承认于债权行为之外, 尚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以物权合意为内容的物权行为。于是将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 在履行不能时, 相对人只能要求处分人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与其所承提担的违约责任, 保护范围、保护力度方面均显不足。为了保障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增加交易市场的确定性, 合同法应在无权处分合同中赋予相对人催告权, 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催告权的设置是为尽早结束合同效力不桷定的状态。撤销权的设置则体现了立法对善意相对人的倾斜保护, 使其能尽早摆脱权利, 义务不确定的状态。

(三) 对特殊情况的处理

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时, 处分人可能就同一标的物与不同的相对人签定买卖合同。我国因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其中处分是指处分合同, 因为债权具有相容性, 处分合同可以同时并存, 故原则上应认为, 在权利人追认无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 无论无处分人曾签定多少无权处分合同, 一律生效。如果权利人在追认时对所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作出指定, 则应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 仅使被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生效, 其他处分合同不生效力, 对其所受的损失可向无处分权人追认。

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的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制度。无权处分制度贯穿债权法和物权法, 涉及合同效力、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不当得利制度等多种法律制度, 它的法律适用及其效力认定不仅关系到众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变动或消灭, 而且对于完善民法体系有着重大意义。经全文所分析,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 将无权处分行为视为效力待定, 在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 又或者相对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的情况下, 合同发生效力, 这样是保持法律体系上的完整以及以人为本精神的升华。同时, 对恶意无权处分人及第三人予以惩罚, 不但有助于平衡所有权的静的安全和交易的动的安全, 促进交易;而且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大量问题, 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要：无权处分行为制度是各国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 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章对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的认定作了研究, 讨论了我国民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 对其效力文章认为是效力待定, 历史的结论只有在实践中才有生命力。同时指出了法律存大的不足, 提出了完善措施。

行政决定法律效力 篇2

先定力

先定力是指行政决定一经行政主体作出、成立，不论是否合法，即具有暂时被推定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效力。先定力是一种经推定或假定的法律效力。先定力是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基础。正因为行政决定先定力的存在，在制度上才需要按法定程序由法定机关来推翻和解除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公定力

公定力是指行政决定具有得到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这也就是说，公定力是一种对世的法律效力。它并不是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而言的一种法律效力，而是对行政主体以外的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而言的。公定力表现为一种尊重义务。它要求一切机关、组织或个人对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决定表示尊重，不能任意予以否定。是否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具有公定力，在理论上存在着争议。公定力不仅是行政决定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支持着有关意思表示规则、行政救济规则和民事纠纷的处理规则及行政决定的其他效力规则。

确定力

确定力是指已生效行政决定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所具有的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这里的改变，既包括撤销、重作也包括变更。它既包括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改变，也包括对权利义务的改变，但一般不包括对告知的改变和对行政决定的解释。

1.形式确定力。即不可争力，是行政决定对相对人的一种法律效力，指除无效行政决定外，在复议或诉讼期限届满后相对人不能再要求改变行政决定。

2.实质确定力。实质确定力即“一事不再理”，是指行政主体不得任意改变自己所作的行政决定，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因为，行政决定是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设定、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的一种承诺。行政主体有义务信守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否则就损害了行政相对人对这种承诺的信任。具体说来，对合法的行政决定，原则上不得改变。如果没有实定法的`依据就予以改变，属于违法。

拘束力

拘束力是指已生效行政决定所具有的约束和限制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法律效力。拘束力是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而言的，对他人不具有拘束力。拘束力是一种约束力、限制力，即要求遵守的法律效力。发生拘束力的是行政决定所设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本身又是作其他行为的一种规则，必须得到遵守。拘束力所直接指向的是行为，是对有关行为的一种强制规范。拘束力与确定力是不同的。确定力所保护的是行政决定本身不受任意改变，拘束力所要求的是行为人的行为应当与行政决定相一致。在法律后果上，相对人违反形式确定力的申请或起诉将不被受理，相对人违反拘束力的行为将受行政处罚。因此，拘束力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执行力

执行力是指已生效的行政决定要求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它与其他法律效力一样，是一种潜在于行政决定内部的一种法律效力，而不是根据这种执行力而采取的、表现于行政决定外部的执行行为或强制措施。

执行力是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主体的一种法律效力。双方主体对行政决定所设定的内容都具有实现的权利义务。当该行为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时，行政主体具有要求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权利，行政相对人负有履行义务的义务。当该行为为行政相对人设定权利即为行政主体设定义务时，行政相对人具有要求行政主体履行义务的权利，行政主体负有履行义务的义务。

行政裁量基准效力研究 篇3

关键词：行政裁量基准；内部控制；内部规则；外部化

行政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裁量空间内，根据立法者的意图以及比例原则等要求，综合执法经验的总结，按照裁量涉及的各种不同事实情节，将法律规范预先规定的裁量范围加以细化，并设以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行政裁量基准以法律规范为基础，是对法律规范的细化，它为行政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准则、标准，正如平冈久教授所说，“行政基准是行政机关有关行政活动之内容、要件、程序等制定的规定，不具有行政立法的外部性法的效力”。由此可见，行政裁量基准对于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已经在各国普遍确立。在法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被称为“指示制度”，由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机关事先为自己及下级机关规定一个标准，作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指导，但仍然保留根据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适用这个标准的权力，其目的在于将行政处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在日本，裁量基准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确立的法定制度，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的行动基准，“其设定和公布可以给予当事人以预测可能性，同时也具有防止行政决定的恣意、武断的效果。”在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虽然尚未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得以确立，但是在行政实践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各级行政机关在从事行政活动的过程中纷纷制定一系列裁量基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诸多领域都有裁量基准的存在空间，可以说，裁量基准制度在我国已得到广泛的认可。然而，行政裁量基准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为何，其效力范围如何，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裁量基准存在的缺陷及其规制等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基础

（一）行政他律模式向行政自律模式的转变

在传统社会，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进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逐渐由传统的“警察权力”向社会福利等领域扩张，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享有日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不仅行政权的内容和范围得以扩张，而且行政权内部也逐步分化出准立法、准司法的权能，因此传统的依靠立法、司法的外部控制模式已无法达到制约行政的效果，由此，行政系统对裁量的内部控制模式开始走向前台。行政系统内部控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自制理论，其关注行政机关的自我控制和制约，强调构建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尤其对于我国而言，行政权自古以来十分强大，立法和司法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的制约，因而必须通过行政的自我控制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就是行政权自我控制的途径之一，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实施体现着行政的“自律”精神，即通过行政机关主导制定和执行裁量基准，实现对行政系统内部机构和人员的约束，从而限制裁量不公、滥用职权的现象，以达到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控制。

（二）立法固有缺陷引发的行政裁量问题

首先，立法具有有限性，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其次，立法应当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因而其往往无法应对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带来的地域差异；另外，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有效应对其制定颁布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法律的稳定性又排斥对成文法的频繁修改，因此，抽象的法律往往难以应对具体的个案，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有赖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为较之于宽泛的法律，行政行为更具专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三）个案正义与平等对待原则之平衡

自由裁量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活动时考虑个案的相关情节和特殊情况，因事制宜，实现个案正义，提升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然而，片面追求个案正义易导致行政活动的标准流于形式，行政决定过于依赖行政人员的主观感受和价值评价，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等不良后果，影响法律的权威，损害平等原则。而行政裁量基准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标准，要求行政机关在运用裁量权追求个案正义的同时应尽可能考虑平等对待原则，实现二者的平衡，因此裁量基准制度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的现代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二、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自我控制的手段，对行政系统内部具有当然的拘束力，但是，其是否具有对外效力，是否具有强制效力以及其与司法审查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内部性规则及其“外部化”效应

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制定的一种解释性规则，对行政机关本身产生拘束力是必然的，而且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上，受严格法治主义的影响，一般认为此类行政规则仅属内部规则，只对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产生拘束力。行政裁量基准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加强自我约束的内部行政规则，一般以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发布，其效力不直接及于行政相对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从功能上言，裁量基准一般只是对法律规范内容的阐述和确定，对立法意图的说明与强调，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理解的统一和行动的协调，并没有独立设定、变更和消灭相对人的新的权利义务，不具有独立的新的法律效果。”域外各国和地区基本上也将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的“内部规则”加以对待：在法国，细化了的自由裁量被称为“指示”，其仅仅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指导，不具有强制性质，不改变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在德国，包括指导行政裁量的规则在内的行政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文件统称为“行政规则”，对于其约束力的范围和强度问题，目前的基本看法认为其约束对象限于行政当局和下级官员，对公民至多是有间接的作用。

但是，行政裁量基准确实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了事实上的拘束力，虽然裁量基准并未独立地为相对人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但是其规定了行政主体应当如何适用具体的法律规范，统一了各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的实施标准或准则，间接地对公民产生了外部法律效果。因此，行政裁量基准的外部化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裁量基准作为内部规则通过“外化”的形式产生对外效力，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事实上的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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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量基准“事实上”法的拘束性是以平等原则和行政惯例为媒介间接形成的。根据平等原则之要求，对于本质上相同的事务，行政机关应当作出相同的决定，除非存在合理理由。裁量基准为行政活动提供了相对明确的标准，对内具有拘束力，在持续性和长期性的行政实务中得以贯彻施行，因而个案的处理如果违背了先前形成的行政惯例或持续性的行政实务而又不存在合理的理由，那么即是违反了平等原则，成为违法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行政裁量基准对外的拘束力是以平等原则为媒介而间接产生的。平等性审查的“比较对象”，是通过多数的对国民的行政决定而形成的“行政惯例”或“持续性行政实务”，在此意义上，可将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表述为“基于平等原则，通过行政惯例而产生的约束。”因而，行政惯例成为连接行政裁量基准与平等原则的桥梁，内部规则只有借助行政惯例这一纽带，通过平等性审查这一途径，才能产生外部化的拘束力，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事实上的影响。不过，行政惯例的形成依赖于长期的行政实务和个案积累，关于如何认定行政惯例的存在，以及关于同种案件的以前多数行政决定之“多数”是什么程度等问题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至少可以认为依据行政裁量基准所为的行政行为仅仅存在一次时，不能对相类似的案件产生拘束力，因为行政主体不能在“仅一次”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关于某个案件应依据的方针、准则，而只有在作出了“多数的”行政决定之后才能确定充分的“比较准则”。

（二）裁量基准的强制性与个案裁量的可能性

行政裁量基准虽然是行政系统的内部规则，但是仍然具有事实上的外部效应，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间接影响。那么，对于这种“外部化”的内部规则，其拘束力的强度如何，也即，行政机关是否能逃逸裁量基准而另行作出决定？如果允许行政机关脱离裁量基准另行作出决定，那么裁量基准就失去了自我约束的作用和意义；如果不允许行政机关灵性决定，似乎就从根本上取消或剥夺了裁量权。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采取的一般态度是，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遵循有关裁量基准，但特殊情况下可以保留个别性裁量的余地。在德国，当裁量基准与个别裁量发生冲突时，应当审查裁量基准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适法性，较为平衡的方案是：行政机关应当接受有关裁量基准的约束，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撇开这个约束。在日本，学说与判例都承认行政机关可以脱离裁量基准而做出决定，“但是，从确保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平等对待原则、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等的要求来看，要做出和准则不同的判断，需要有使其合理化的理由。只要不能做出充分的说明，就产生违法的问题。”在法国，行政机关对属于指示范围以内事项所作的决定，如果不适用指示所规定的标准，也必须说明理由，否则就是越权行为。由于裁量基准具有事实上的外部性，加之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的约束，其应当得到行政机关的遵守。但是，应当看到，裁量基准毕竟是行政机关为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进行的自我约束，相对明确的裁量基准与个案的特殊性会存在内在的矛盾与张力，对于某些特殊案件，从个案正义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行政机关摆脱裁量基准的束缚，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结合个案的特殊情况，作出合理、妥当的决定，因为裁量基准制度设立的本意就是提升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合理性而非取消行政的自由裁量，一味地适用裁量基准会忽视个案的特殊情况，导致行政行为过于僵化。由此可见，即使行政决定违反裁量基准和既已形成的行政惯例，只要其没有超越法律的界限，行政决定并不当然违法。不过，需要指出，行政裁量基准事实上拘束性的强弱在不同案件中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裁量基准规范内容的详细性、确定性越高，其拘束强度就越大，允许例外性个案裁量的空间就越小。

既然允许行政行为例外地违反裁量基准而作出个案性裁量，那么必须探讨在何种情形下允许这种例外性违反，一般认为，只有当存在“特别的”、“合理性的”、“充分的”、“充分且合理的”或“具体让人信服”的根据时，才允许例外性违反。0而且，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当行政机关需要脱离裁量基准而作出个案裁量时，必须履行充分说理的义务。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并不完全排除结合具体案件行使个别性裁量权的必要，但是权力的行使必须基于充足的理由，并履行充分的说理义务，以增强个别性裁量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的情形，在理由说明方面可以区别对待：下级行政执法机关脱离上级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的，实行从宽说理原则，着重就地域差异性进行说明；本级行政机关脱离自身所定裁量基准的，实行从严说理原则，着重就个案特殊性、新颖性进行说明。通过这种区分，能够兼顾行政自我约束原则的落实和裁量基准制定主体多样化的现实，从而灵活地游走于一般裁量与具体裁量、典型个案与特定个案之间。

以上主要讨论对裁量基准“个别性的背离”，也即，在具体个案中，如果存在合理理由说明适用裁量基准影响个案正义，应当允许行政机关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脱离裁量基准而进行个案裁量。那么，对于裁量基准的变更，即对原先裁量基准“一般性背离”的场合，是否仍然受到如“个别性背离”一般严格的限制呢？事实上，行政活动具有相当的政策性，往往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基本情况的变化产生变化，而行政的灵活性也要求其不断调整姿态应对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裁量基准的变更是必要的，其不应受到过于严格的拘束。不过，对于依据新的裁量基准所作出的第一个行政决定，由于新的行政惯例尚未形成，其仍然是对先前行政基准的“个别性背离”，此时不能一概否定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的限制。

三、结语

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手段，对规范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效率、提升行政行为的可预测性具有重要意义。裁量基准作为行政系统的内部性规则，虽然不具有直接的对外效力，却间接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事实上的拘束力，而且除非存在合理理由，裁量基准应当得到行政机关的遵循与适用。在实践中，需要通过比例原则、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机制等对裁量基准进行适当的规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关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分析 篇4

关键词：民事行为效力,有效,无效,撤销,效力未定

民法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 而民法对于民事行为效力问题有着四大分类, 主要包括有效、无效、可撤销外以及效力未定。科学合理地界定民事行为的效力对于民法的应用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现实的理论和现实应用出发, 结合各方争论来分析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 更好地推动社会法制的完善和发展。

一、有效民事行为

有效民事行为, 即民事法律行为, 根据中国的《民法通则》第54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而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满足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意思是指民事行为的主体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2) 、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 这一点主要指相关的行为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其目的性是清晰真实的; (3) 、不违法法律或者社会公众利益, 行为人所做的行为是不危害相关的法律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满足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 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求, 才能称得上是有效民事行为。

二、无效民事行为

无效民事行为, 主要指欠缺法律行为根本生效的要件, 即从行为发生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含义: (1) 、自始无效, 即行为发生一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应, 不被法律所认可的行为; (2) 、当然无效, 即这一民事行为不需要任何个人或者单位的宣告就是无效的, 其不以任何的主张、确认以及宣告为要件; (3) 、意思无效, 意思无效不等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而是当事人所表述的意思就是不发生效力的, 其主张不能被法律所认可接受, 但是在触犯相应法律时候, 法律会进行一定的仲裁。

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主要有几种:

(一) 行为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实施的民事行为

即行为发生的主体不具有意思表达的能力, 在发生相关行为的时候, 不具有自我负责能力, 因而这一类人所进行的相关法律行为不具有民事效力。比如, 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神经病人。

(二) 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

在行为发生的过程中, 一方以胁迫、欺骗等方式来同另一方签订的合同, 进而达到自己目的的合同, 即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则应该属于无效合同。因而, 不能依照合同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效力。

(三)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尽管合同双方都同意某一行为, 但是合同的内容是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可以说目的危害了公众的利益, 应该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四) 伪装行为

顾名思义是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 这种类型的行为表里不一, 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最为根本的属性是内容合法, 一旦内容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众利益, 其行为效力本身是无效的。

三、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且已经生效, 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其他法定的原因, 行为人可以撤销的民事行为。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 民事行为成立且已经发生生效;其二, 在后期的执行过程中, 发现其意思表示不真实, 因而进行撤销。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特点包括以下五点:

(一) 在相应的民事行为撤销之前, 其效力已经发生, 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撤销, 其效力将继续持续发生, 且永不消灭。

(二)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效力消灭, 其前觉条件是撤销行为的发生且认定。

(三)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撤销, 应该由相应的撤销权主体进行, 不具有相应撤销权的主体不能主张, 其撤销权不具有法力效力。

(四)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撤销权人, 对于权利的行使具有选择上的自由, 可以选择相应的撤销行为, 也可以承认表示相应的撤销归于消灭。

(五) 在撤销行为发生之后, 原有的民事行为立马开始失效。

根据《民法通则》的第59条规定,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主要有两种: (一) 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 (二) 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

四、民事行为效力未定

民事行为效力未定, 其意思指在第三人意思表示前, 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民事行为。相比较上述三种民事行为效力的常见, 这一种类型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少, 但仍然有出现,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无权处分的行为, 即无处分权的人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权利标的的行为, 这一种行为只有在有权人同意之后才有法律效应。

(二) 欠缺代理权的代理行为, 即无代理权的人所为之的“代理行为”, 这类代理行为只有在本人同意之后才有法律效力。

(三) 债务承担, 即债的效力不变而由第三人承受债务的民事法律行为, 只有第三方同意支付原债务人的债务之后, 第三方才变成新的债务人, 民事行为发生效力。

(四) 限制行为能力人待追认的行为, 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事实超越其民事行为能力范围的行为, 这类行为若获法定代理人追认, 即变为有效法律行为, 反之, 无效民事行为。

五、结语

了解相关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 需要从每一种民事行为实际的效力出发, 更好地来进行区分, 才能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民事行为进行正确地分析和评价, 真正在法制之下更好地遵法守法, 让法律服务与生活。

参考文献

[1]朱军巍, 武楠.关于行政、民事纠纷交叉案件审理的调研报告[J].法律适用, 2009, 05:10-13.

[2]郑晓剑.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比较法研究[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8, 03:76-79.

行政行为效力 篇5

裁判要旨：

1.抵押合同有效成立，但案涉土地因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债权人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抵押权。

2.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张掖凯航臵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佛山市金塘海贸易有限公司、林立礼金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案 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案号：

一审：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韶中法民二初字第27号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55号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16号 再审合议庭法官：高晓力、黄金龙、宫邦友 裁判日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案件基本事实：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掖凯航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航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韶关分行）。一审被告：佛山市金塘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塘海公司）。一审被告：林立礼。

2014年9月28日，建行韶关分行与金塘海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约定建行韶关分行向金塘海公司提供5995万元贷款，并对借款期限、利率、罚息等作出约定。

2014年9月28日，建行韶关分行与凯航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凯航公司以其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还约定，如果因凯航公司的原因导致抵押权未有效设立，且凯航公司与债务人不是同一人，建行韶关分行有权要求凯航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凯航公司的原因，合同约定的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尚未办妥。

2014年9月28日，建行韶关分行与林立礼签订了《自然人保证合同》，林立礼愿为《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4年9月29日，建行韶关分行依照《贷款合同》约定向金塘海公司发放了5995万元贷款。该贷款到期后，金塘海公司没有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4月3日，建行韶关分行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塘海公司立即清偿贷款本金5995万元及利息；凯航公司、林立礼对金塘海公司拖欠建行韶关分行的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对建行韶关分行要求金塘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99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凯航公司与建行韶关分行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如果因凯航公司的原因导致抵押权未设立，且凯航公司与债务人不是同一人，建行韶关分行有权要求凯航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林立礼与建行韶关分行在《自然人保证合同》中约定，林立礼对金塘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凯航公司、林立礼应对金塘海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凯航公司仅在6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金塘海公司偿还本金5995万元及利息给建行韶关分行；凯航公司在6000万元限额内对金塘海公司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立礼对金塘海公司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凯航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凯航公司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不能办理抵押登记的原因问题。诉讼中，建行韶关分行与凯航公司均陈述曾去办理抵押登记，但办理不了。对办理不了抵押登记手续的原因，双方虽各执一词，但双方的陈述均显示因为土地原因办理不了抵押登记手续。而凯航公司作为涉案抵押物的提供者及土地使用权的享有者，有义务保证提供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能办理抵押登记，而本案因其提供的土地原因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其上诉主张非因其原因导致不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依照建行韶关分行与凯航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如果因凯航公司的原因导致抵押权未设立，且凯航公司与债务人不是同一人，建行韶关分行有权要求凯航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一审判决凯航公司对金塘海公司尚欠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凯航公司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凯航公司是否应就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向建行韶关分行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凯航公司与建行韶关分行于2014年9月28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凯航公司以张国用（2013）第134394号和张国用（2013）第13439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两宗土地在6000万元限额内为金塘海公司与建行韶关分行之间《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凯航公司与建行韶关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根据查明的事实，《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建行韶关分行提供的格式文本，其中第十一条第十项特别手写如下内容：“该宗土地待换证手续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立即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期间该宗地权属人如有发生变化，则由新的权属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结合二审法院查明的2014年10月14日建行韶关分行致凯航公司函的内容，可以认定建行韶关分行知道涉案两宗土地不能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原因是政府土地规划调整需要先换发土地证才能办理，并非凯航公司怠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并且双方一致将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的期限变更为“待换证手续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根据2016年11月18日张掖市国土局给凯航公司的复函内容，可以认定因政府土地规划调整导致案涉两宗土地无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障碍已经消除，当事人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换发新证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然而，建行韶关分行因贷款到期提起本案诉讼向债务人和担保人主张债权后，向一审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裁定查封了涉案两宗土地，建行韶关分行至此不愿再向凯航公司交还案涉两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且拒绝申请解除对该两宗土地采取的查封措施，凯航公司因而无法继续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由此，不能以未依约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为由认定凯航公司构成违约。

建行韶关分行还指出，其在与凯航公司人员一同到张掖市国土局办理案涉土地抵押登记手续时，才被告知该土地因规划调整需要换发新证，新证换发完成前无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凯航公司未提示风险并采取补救措施。然而，双方人员一同到张掖市国土局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时，张掖市政府对土地规划的调整尚处于报批阶段，调整方案亦未公布，凯航公司也无法在当时向建行韶关分行有效提示风险，在建行韶关分行未能举证证明凯航公司早已明知政府拟对用于抵押的土地进行规划调整、且该调整足以影响抵押登记手续办理而故意向建行韶关分行隐瞒的情况下，建行韶关分行认为凯航公司对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负有过错并应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在涉案两宗土地抵押登记手续于政府规划调整获批、换发新证完成前无法办理的情况下，建行韶关分行可以与凯航公司协商采取诸如更换抵押物等方式解决，但本案中并不存在建行韶关分行提出采取补救措施的要求而凯航公司予以拒绝的情形。

《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条关于“违约责任”中约定，如果因凯航公司原因导致抵押权未有效设立，且凯航公司与债务人不是同一人，建行韶关分行有权要求凯航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担保的债务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并未表达只要”非因建行韶关分行原因”导致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凯航公司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意思。

本案中，建行韶关分行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凯航公司怠于履行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的义务,或者其他因凯航公司的原因导致抵押权未有效设立。因此，本案不符合该违约责任条款的适用条件。一、二审判决以凯航公司作为涉案抵押物的提供者及土地使用权的享有者，有义务保证提供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能办理抵押登记，而本案因其提供的土地原因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为由，认定凯航公司应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案涉两宗土地因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因此，建行韶关分行对涉案两宗土地不享有抵押权。其中有政府调整土地规划导致需换领新证后才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原因，也有建行韶关分行过分依赖《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条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在抵押土地价值低于6000万元的情况下意图抛弃抵押权条款通过适用违约责任条款获取更优利益保护的原因。

但结合上述分析，特别是《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一条第十项的特殊约定，不能认定凯航公司构成违约。因此，凯航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目前虽然具备了换发新证并继续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的外部条件，但在建行韶关分行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法院对两宗土地已经采取保全措施予以查封，且凯航公司仍愿意以该两宗土地为本案所涉债权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要求当事人继续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人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规定，可以认定债权人建行韶关分行在6000万元的范围内对该两宗土地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