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现代化

大学治理现代化（精选十篇）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1

关键词：大学治理,协同治理,行政性治理,社会性治理

一、引言

治理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转移与重新分配。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研究的方兴未艾, 为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参照。大学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 它的理念和目标必须在一定的大学治理结构之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建立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有助于使大学内外部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权利、责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 实现内外部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

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在外部治理结构方面, 大学 (主要指公立大学) 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 体现在办学权方面是以政府计划式模式为主;在管理权方面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大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冷漠。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 体现在大学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权力失衡;校与院、系权力分配的不合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等。众多学者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治理变革的建议,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的大学共同治理观点。

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本质在于为利益相关主体服务是大学的目标之一, 而不仅仅只是追求使命之达成。根据契约理论, 大学是利益相关主体相互之间缔结的“契约网”, 各利益相关主体或在大学中投入物质资本, 或投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目的是获取单位个人生产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参与逻辑”并不否认每个产权主体的自利追求, 而是强调理性的主体把大学的适应能力看做是自身利益的源泉。因此, 一个体现和贯彻“参与逻辑”的治理结构必须让每个产权主体都有参与大学决策权分配的机会。贯彻了“参与逻辑”的治理结构就是“共同治理”机制, 它强调决策的共同参与和监督的相互制约。 但本文认为, 就大学治理而言, 只谈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治理是远远不够的, 有效的大学治理应该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治理。

二、多元利益主体协同治理的内涵

所谓多元利益主体协同治理是以独立利益为前提的。首先, 协同治理不是简单的集体主义, 它不是用集体主义代替个体利益, 而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基础上的协作。其次, 协同治理力求发现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共同利益, 这是进行协作的坚实基础。《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第17条指出:“有关各方——国家的和学校的决策者、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及高等院校的技术和行政人员、职业界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联盟是进行改革的一支强大力量。以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 应该成为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1]形象地说, 共同治理模式的利益主体就像两只张开的手掌的十根手指, 方向虽然可能一致, 却不容易形成合力;而协同治理模式中的利益主体就像两只手掌合在一起的十根交叉手指。在利益主体协作的深度方面, 协同治理模式要优于共同治理模式。

协同治理主要有两层意蕴:一为利益协同;二为治理方式协同。利益的协同有赖于治理方式的协同, 治理方式协同的归依正是利益协同。

1.利益协同

对于大学组织治理来说, 由于其先天的“所有者缺位”, 就特别需要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治理, 影响大学组织行为和决策, 以体现其民主价值和公益使命。关系到大学组织存续或受组织行为和决策影响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捐助人、管理层、员工、学生及其家长、校友、各种非营利组织、评估机构、媒体、其它大学、政府主管部门及所在社区等。由于大学组织的公共性质, 利益相关主体对大学组织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大学组织治理便是逻辑的必然。

然而在大学组织治理中, 由于这些利益相关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 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组织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在多重目标体系中核心目标选择上的观点迥异, 而且就同一目标的评估上也观点各异, 存在明显分歧。以地方大学为例, 某些家长希望它作为高等教育标杆最大限度地吸引优质生源和师资, 但学校行政主管及教师可能更强调大学应该发挥其研究功能, 当地政府则可能要求大学应该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等等。即使不考虑组织目标的多重性, 假定各方就大学的核心目标达成一致, 一致同意大学应成为科学教育中心, 但仍然存在着目标模糊性而无法评估其效果。因为有些利益相关主体可能将学校拥有的学生人数作为评估指标, 而另一些则强调依据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作为有效性的指标, 还有一些利益相关主体则更加关注学校在各种排名中的位次。可见利益相关主体在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对立和摩擦。这有时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 大学治理要求能权衡和调节各种利益冲突, 以便把对立和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组织治理的整个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治理中心对各种利益进行平衡、选择、取舍, 并使治理主体通过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对这些不同利益进行权威性、规范性调整的过程。因此, 大学治理应当是一种协同治理。

协同学理论中的“协同”是自组织状态中的协同, 它是没有涉及外界指令组织起来的协同运动。对于人际或群际系统, 单纯依靠强制、命令, 只能形成“死”的有序结构, 难以促其发展。大学治理主要指向就是各利益主体的交易关系, 因此在某种层面上说, 大学治理系统是一种人际系统。从协同学的角度看, 人际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 (人与人) 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可能产生协同效果, 形成良性循环, 推动系统向有序化方向发展;也可能产生消极效果, 形成恶性循环, 甚至导致原来有序结构的消失, 后退到混乱状态。因此, 要使人际系统有序发展, 实现自组织中系统内部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自觉协同合作, 需要一种非强制的力量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使之协调一致, 并形成人们自觉的行为, 达到自组织意义上的协同, 这就需要大学在治理方式层面达到协同。

2.治理方式协同

卡赞西吉尔指出, 治理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治理的方式[2]。在特定社会中, 治理方式的运作和治理结构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制度 (秩序) 密切相关。社会秩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治理方式的实践与运用, 因此, 社会秩序的不同类型也就决定了治理方式的差异。针对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模型, 笔者认为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行政性的治理方式与社会性的治理方式。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对应于人为设计的秩序或指挥的秩序;而社会性的治理方式对应于自发的秩序或多中心秩序。

(1) 行政性治理方式。

在现实的大学治理过程中, 行政性治理方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正式的治理结构, 而社会性治理方式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治理机制。前者是相对静态的, 而后者则是相对动态的。行政性治理结构主要是各种利益主体的正式组织结构和正式契约关系, 尤其是指大学治理的内部结构。正式结构反映的是传统的治理观点, 即规范了的行为模式可减少组织内的冲突事件, 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避免主体间的摩擦和冲突, 降低交易成本。一般说来, 行政性治理结构是建立在一组基础性的规范之上, 它们可以指导、控制和调节利益主体恰当的和可接受的行为。这些规范由某一权力机构确定, 或由不同的参与者共同确定, 并根据法律契约、指导性文件和组织程序加以正式化。治理的行政性结构主要集中反映在大学组织内的正式契约关系网络层面,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层制。科层制是现代国家普遍存在的治理形式, 并且作为行政的治理方式而不断发展。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或者说治理方式, 由科层制组织形态衍生出的行政化治理方式与其运行逻辑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权力来源上看, 这种治理方式所借以运行的权力是一种正式权力, 来自于行政组织自身的合法性。在行政组织中, 下级的权力来源于上级的授权, 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式的服从模式。在资源获得上, 开展工作所必需的主要资源如物质资源、组织资源等都来自于行政组织。行政组织为这种治理方式的实践提供了资源保证。在组织载体上, 这种治理方式的运用必须依托行政组织的组织网络, 动员相关的单位组织, 才能保证其工作的有效性。从运行方式上看, 这种治理方式比较简单, 主要是采用行政指令的方式, 通过行政性的规定、政策、指示等一系列指令开展工作。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 与科层制的专业化相联系, 这种治理方式针对不同的工作领域有专业化的操作技术。在适用领域上, 主要适用于行政科层组织内部, 但由于行政组织自身倾向于扩张的特性, 也可能扩散到社会各领域。

(2) 社会性治理方式。

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相对应, 社会性的治理方式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层面的自组织, 是按照社会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规律而采取的一种治理方式。社会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不仅体现在人类生活的集体属性上, 还体现在人作为个体的行动以及由此结成的社会关系上。对于社会中具有自我意识、目标的个体来讲, 他们结成社会关系不仅来自于固有的组织, 同样也来自于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 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社会的运行逻辑是复杂多变的、不确定的, 社会成员行为习惯、社会群体中实际运行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化治理方式所面对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组织环境。与科层制不同, 社会的组织是自发的、社会的结构也是网络化的, 社会性治理方式与行政性治理方式也存在明显区别 (见表1) 。

这种治理方式在现实形态上与中国人际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 (维) 一体, 它们彼此包含并各有自身的功能。一般来说, 人情表现了传统的心理与行为样式, 而人伦为这一样式提供原则与规范, 人缘则为人际关系提供了总体框架[3]。如果将这些运用到大学治理过程中, 可以发现, 这些关系因素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权力, 其内生于社会关系本身, 外在则得到了风俗、习惯等传统强制力的保证;从资源获得上看, 这种治理方式所运用的资源基本上是社会资源, 也就是传统的道德、社会关系等等;在运行方式上, 这种治理方式采用的更多是一种非正式的协商;在适用领域上, 主要使用在广泛的社会动员、组织、运行过程中。

因此, 社会性治理机制就是基于系统性的网络组织结构观点, 强调主体间的社会性互动, 而这种互动关系不是一种负面的摩擦, 而是自然的、正常的形式关系, 可以带来组织主体间的相互信任、非正式沟通, 以及新的资源和行为联结。在网络组织中, 由于权力结构的变化、正式权威的淡化以及非正式契约作用的增强, 主体间的交易嵌入到由紧密的、多重纽带所联结的网络之中。这些联结不仅模糊了科层组织的边界, 而且使社会机制发挥作用, 并在网络中产生能够整合机械因素与情感因素来鼓励合作行为的“道德经济”。

总之, 大学组织的治理呈现出两种治理方式的互补特征, 治理的行政性结构秉承了科层制组织的制度安排, 表现为正式契约、大学法、组织正式的业务程序和规章等。在理想的社会性治理中, 正式组织结构的作用被弱化, 行为主体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 形成了灵活松散但又紧密信任的非正式社会互动关系网络, 因此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维护等成为社会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应该指出的是, 社会性治理并不排斥和否定行政性治理, 它与后者一起构成了大学治理的完整体系。

三、大学协同治理何以可能

一个成功的大学需要行政性治理与社会性治理的“协同作用”, 我们把行政性治理与社会性治理联合作用的治理模式称之为“协同治理”。在这里, 大学的治理体系是完整的, 由行政性治理与社会性治理共同构成, 它们既发挥不同的功能, 又互相支撑。

协同治理有效性的依据来源于两种治理方式的互补性质。社会实践中, 行政性治理与社会性治理互相依存。行政性治理通常产生于政权、权力的法制认定, 代表着某种行为的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 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结构 (静态) ;社会性治理产生于市民社会的生活需求、权利需要, 代表着某种行为的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 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机制 (动态) 。两者是合法性与合理性辩证统一: (1) 合法性需要合理性的支撑。社会性治理是行政性治理实现的基础, 没有社会性治理的认可, 行政性治理结构形同虚设。 (2) 合理性需要合法性的正式确认。行政性治理结构是社会性治理的认证机制, 社会性治理需要得到行政性治理结构的许可以具有合法性。 从制度发展过程看, 行政性治理结构与社会性治理机制既不断冲突, 又不断交融、转换。社会性治理机制与行政性治理结构构成大学制度的统一体, 其内在、历史的冲突与统一构成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

1.制度形成中的互补性

社会性治理机制是行政性治理结构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一定的行政性治理结构常常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反之, 一定的行政性治理结构确立以后, 必将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 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行为习惯和伦理观念, 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性治理机制。从历史来看, 社会性治理机制在维护组织和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且这一作用还将继续下去;同时在行政性治理结构设立之前, 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靠社会性治理机制来维持。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行政性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对社会性治理机制的补充。

2.制度发挥作用中的互补性

社会性治理方式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实施机制, 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能真正发挥其效能的制度形态, 只有借助于行政性治理结构, 它才能真正像“制度”那样发挥其效能并使之变成可预期性的行为准则。行政性治理结构固然可以用来严格规范行为主体, 但它不是万能的。在复杂的大学发展过程中, 行政性治理结构与社会性治理机制的作用的互补性是极其隐晦的, 作用的方式也不一样。社会性治理机制是一种“软约束”, 只有具有制度化倾向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同时也只有与行政性治理结构高度相容的社会性治理机制才能为组织的制度管理发挥有效作用, 因此, 大学治理制度在规范、约束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时经常需要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的共同作用。

3.制度变迁中的互补性

在大学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 存在着行政性治理结构与社会性治理机制从不均衡到均衡、又从均衡到不均衡的过程, 而只有二者达到均衡才能使制度更有效。

从时间上看, 由于社会性治理机制的形成是人们长期行为的结果, 是潜移默化的, 它通常会作为某种行政性治理结构的“先验模式”。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行政性治理结构的变化内生于既有的制度存量, 是人们受新的获利机会的诱惑而自动调整其制度知识并最终外化表现为某些正式制度的改变。从内容上看, 行政性治理结构在变迁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社会性治理机制的变迁过程及结果:只有当二者协调融合, 制度才会发挥效用;相反, 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 则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 对于作为一种系统的现代大学而言, 无论是行政性还是社会性的单边治理, 都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治理。一个有效的、完整的大学治理系统需要行政性治理结构与社会性治理机制的协同, 才能“获得在离开此种方式时所无法取得的成效”。

参考文献

[1]许杰.重构“市场取向大学自主”的理论根基:由新公共管理走向治理[J].江苏高教, 2007, (3) :3.

[2][法]阿里.卡赞西吉尔 (黄纪苏, 编译) .治理和科学: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式模式[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27-147.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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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事实上，50年来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抓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

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习近平

[必要性] 一是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与公共事务相对简单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公共权力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引导经济健康发展、保持政治体系相对稳定等传统职能，而且开始涉及公民的福利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国际交往合作、推动科技进步等大量新兴事务。为了有效应对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就要求全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既能满足民众的当前需求，又能够容纳未来发展需要的目标。

二是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目标全面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基础上，全方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作用，真正做到竞争与社会公正、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效率与经济安全等目标之间的兼容与良性互动。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三是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与责任主体的相对单一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矛盾丛生，尤其是对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封闭与开放并存的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城乡、地域、阶层、团体、民族、行业、劳资等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当都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解决国家长治久安与责任主体单一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继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应全面分析当前各种体制机制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期待不相适应之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通过制度保障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根本上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四是国际“软实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与中国制度优势尚未完全彰显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渗透与入侵，不仅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结与宣传，而且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发展，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彰显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魅力，为其他国家化解类似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对策]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一方面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系统建设，通过治理体系的创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要靠我们党在国家治理上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系统治理，既要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相结合。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实施社会治理，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坚持依法治理，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这就要求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评判矛盾争端双方是非的标准，不能以敌我矛盾的思维方式处理“群众因合理诉求未能满足”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让群众享有相关事务处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本身也是依法治理的体现。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当今改革发展的力度在加大，但难度也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各种矛盾的关联性、集聚性、突发性在进一步增强。因此，社会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全面处理、综合治理，从根本上解决“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综合治理方针，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彻底摒弃“官本位”思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耐心倾听群众诉求，了解事情真相，摸清事情原委，依法妥善处理。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当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既有一些掌权者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引发的问题，也有一些群众诉求未能满足而引发的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就要明确矛盾争端的缘起和发展状态，明了矛盾原委，辨析事实真伪，依法妥善解决。既是源头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3

摘要： 大学生的参与是高校治理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高校治理中，大学生的参与仍然存在不足，其中后勤领域是盲点。必须把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纳入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予以统筹，并且通过组织和机制创新，选择适当的领域和策略推进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为高校善治与和谐提供保证。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 大学生； 民主参与； 后勤管理； 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3007806

大学生是高校治理的重要主体，大学生参与高校后勤管理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高校实现良性治理的关键环节之一。特别是，在全国上下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协同努力的关键时刻，如何提升大学的治理水平和办学能力成为高校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既有的研究高校学生参与的文献中，往往对学生参与教学管理或者重大决策的问题比较关注，而对近三千万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意义的领域——饮食、住宿等重大“民生”问题却缺乏探讨，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的生活问题如果游离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之外，毫无疑问是不合适的。因此，大学生参与高校后勤管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都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领域。

一、大学生参与高校后勤管理是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的水平是高校治理状况的重要标尺。由于大学教育是成年人教育，大学生（含研究生）正常情况下是成年公民，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包括后勤工作自然成为高校治理现代化程度的标杆和国家民主化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和主人翁，其参与意识和能力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治理与发展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因此，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不仅对于高校治理不可或缺，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民主素养和责任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大学生参与高校后勤管理有以下特殊意义。1.实现大学管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现代高校的治理以民主、法治、自由、创新为基本特征。与传统高校不同，现代高校处于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特征的国际环境之下，大多数国家的治理都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展开。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治理也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相适应，否则无法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高校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而所有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以民主治理为基础的，因此，我国的高校要追赶世界一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高校的治理也应遵循民主规则。而民主在高校的重要体现形式，就是学生参与高校各项事务的管理，包括后勤工作。如果以为高校的民主管理就是学生评教、参与教学决策和活动或者学校重大事项，就矮化和压缩了民主治理的意涵，不利于高校治理及其现代化。学生参与后勤事务的管理是高校民主治理的重要环节和内容。随着高校的发展，应该加以重视，以免成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短板。2.培养合格公民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手段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我国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645万人，在学研究生1911万人，毕业生552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378万人，在校生2 6253万人，毕业生6809万人。[1]因此，每年近三千万的大学在校生及七百多万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学生的思想素养和民主能力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毕竟他们是未来国家的栋梁和希望，这批人的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走向。但目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形式主要是传统课堂讲授，而对于实践则往往忽略。学生大学四年下来，只有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选举或者参与学生会工作、教学评教等参与的机会，这使民主、法治、责任等核心价值观更多停留在课堂上和书本里，而难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大学生参与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后勤管理工作，可极大地拓展学生参与的领域和形式，对于培养学生的参与能力和责任意识具有现实意义，为思想政治教育课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平台和契机。3.有效维护高校权力、企业利益与学生权利平衡的重要机制在当下高校的治理结构中，适应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有必要有序扩展学生的参与权利和领域，实现高校治理权力配置的科学化、合理化和责任制。有论者指出：“当今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涉及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这四种公共权力的配置与制衡关系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学内部权力配置不当，学生、教工民主参与途径不畅。”[2]在当下我国高校的治理实践中，教工的参与尚且存在很大的空间和不足，更遑论学生参与。鉴于当下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化只能有序推进，民生建设是重点领域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质，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重点，除了原有的教学事务以外，有必要加强对后勤工作的参与度，以此作为学生民主参与的增长点，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民生建设）相契合，又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密切关联。高校后勤社会化已经不可避免，引入市场主体主导高校后勤工作成为各高校的历史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证学生的利益，避免市场的趋利性侵蚀学生的合法权益，成为高校治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警惕高校与企业合谋侵害学生利益。有序扩大学生的参与是事实证明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实现高校权力、企业利益与学生权益动态平衡的手段和杠杆。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学生的民主参与高校的治理，是培养“民主公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思想政治教育课“接地气”的重要途径和依托。让学生参与后勤管理，把学生的参与扩展到“民生问题”的管理，合乎高校发展的节奏和国家治理的议程，既有必要性，又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大学生参与高校后勤管理使得我国一个近三千万规模的庞大群体的全面小康和生活质量有可能纳入国家发展轨道之中，为他们参与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提供契机。

二、当前我国大学生参与后勤

管理的现状与不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及学生参与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学生对其饮食和住宿等重要生活领域缺乏参与和话语权，导致出现一些损害学生权益的情况发生，甚至引发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冲突，给高校发展带来困扰，也不利于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笔者所收集的文献来看，研究大学生民主参与的论文不少，而探索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的则鲜见。对于事关几千万人生活问题的后勤工作如此缺乏关照，值得深思，也表明了在我国当下高校的管理中，对学生的“民生问题”关注不足，学生对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管理领域仍存盲点，亟待补课。具体来说，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仍存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1.参与的形式和途径有限在高校后勤事务的管理中，学生参与的重要性已经有行动上的回应和实践。比如说，鲁东大学通过在每个餐厅设置“值班经理”的方式实现学生参与后勤管理[3]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是，这种参与模式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就是由学生会推荐的“值班经理”代表性有限，影响力更有限，而且参与具有过程和事后的性质，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另外，更多的高校是通过学生会的“权益部”来体现学生对后勤工作的参与，他们通过收集学生意见，集中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提供给学校和后勤部门，推动学校的后勤工作。也有一些高校的领导主动召开学生座谈会，或者通过校领导接待日听取学生对后勤工作的零星意见和建议。与欧美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大学生对后勤工作的深度参与相比，大陆高校后勤工作的学生参与度和满意度都有改进的空间。有论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秉承管理育人的价值趋向，实施以学校为主体、学生为对象的教育管理。”[4]面向21世纪和现代化的中国高校，必须逐步改变简单地把学生当成管理对象的治理模式，真正地把学生当成学校管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纳入到高校治理现代化的结构和过程之中。2.参与的主体和领域较少当前大学生参与学校的治理，主要是少量的学生干部参与部分非关键的领域，多数高校所说的学生主体地位或者民主参与最重要的就是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教。自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迅速，有的学校动辄三五万在校生，这么多学生的民主权利如何保障和实现成为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在实践中，由于认识的误区和操作上的原因，大学生的民主权利往往限于提提意见，给老师打分。学生参与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当然对于维护学生学习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学生作为公民，其权利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其他福利的、民主的、文化的权利，等等。而少数的学生干部对学校一些非关键事务的象征性参与，也无法代表广大在校生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如何保证学生的广泛参与和实质性民主是目前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软肋，当然也是空间和契机。把大学生参与的范围拓展到后勤工作，是落实以人为本和民主治校精神的体现和最佳形式。事实上，部分高校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多数高校的学生参与后勤管理仍然缺乏广度、深度和实效，与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3.参与的效果不尽人意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也把后勤工作当成学校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以往的办学历程中，多数高校把后勤工作仅仅当成是学校当局的事情，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学校对后勤“公共产品”的决定和服务。至于学生是否有参与及满意度不甚在意。也正是因为缺乏大学生对后勤工作的广泛参与，一些高校曾经发生学生不满饭菜价格或者品质而“罢餐”或者打砸抗议的事件。后勤工作直接涉及学生的饮水、住宿、吃饭等切身利益，事关重大。而现实生活中，高校往往把学生当成被动的接受主体，而不是参与主体，更不要说是“话事者”，导致出现一些隐患，有的积累久了，就容易酿成矛盾和冲突。现在的大学生多是1990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主体意识和参与意愿比较强，高校对后勤工作的治理如果无视这个庞大群体的特殊情况和正当诉求，是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当然也难以得到学生和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大学生思维活跃，接受的新思想、新观念比较多，民主意识和利益观念强，如果不能有序地把大学生的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和框架下，不仅不利于改进高校管理包括后勤工作，而且可能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的改革和大学生的代际更新，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从当前高校的治理实践来看，尽管已经有了一些探索，但还显得比较薄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学生的民主参与不仅仅限于教学或者学校重大事项，还应拓展到民生领域即后勤工作，通过学生的参与，解决学生自身的生活问题，推动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同时培养学生的民主能力和责任意识，非常必要。高校的发展受制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短期内难以把学生的民主参与扩展到学校人事任免、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中，但是，这不等于说学生的参与就没有空间和契机。在后勤领域的学生参与就是高校民主治校的处女地，可以好好开发和利用。

三、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的机制创新

如前所述，当前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诚如有论者所言：“当前大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主要存在支持欠强、保障较弱，内容有限、层次较浅，机制缺乏、秩序较差，信度不高、影响有限等问题，”[5]高校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鉴于各国高校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从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后勤领域着手，可以避免学生过度参与带来的政治风险，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促进高校治理的现代化。如何才能把高校的治理与学生的参与诉求有效衔接？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的机制创新是应对民主管理需要的必然选择。为了把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纳入依法治校的轨道，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1.把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纳入高校治理现代化布局和工作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和环节。因此，大学生参与高校的治理包括后勤工作毫无疑问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学校应适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权利。”[6]关键是从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贯彻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行使民主参与的权利，是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这需要高校管理者、行政当局和社会重新认识大学生在高校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和作用：“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变‘单纯的管理为‘以学生权利为主体的管理。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生不再被简单地当作学校管理的相对人，而是学校内部关系的权利主体，不仅承担义务，而且享有权利。”[7]只有把学生的民主参与当成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因素并以制度和组织给予保障，民主管理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落到实处。高校在后勤工作管理中应给学生参与留下空间，平衡学校权力、企业利益与学生权利的关系，建构和谐校园。2.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的组织和形式创新在一个法治化的时代，大学生参与管理不能仰赖高校领导的个人意志或心血来潮，而需要以组织和形式予以保障。组织和参与形式只有制度化才能获得正当性和持久性并获得生命力。在原有的高校治理模式中，学生的参与主要通过实际上被认为附属于团委的学生会。这种较为单一的参与平台和组织无疑影响了参与的水平和效果。因此，需要创新参与组织和形式，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大学生对后勤工作的参与程度和质量。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为了更好地做好学生的民生工作，助力高水平大学建设，在以往推动学生民主参与后勤工作的基础上，2016年4月，学校采用了全新的“学生后勤实践联盟”模式，推动学生参与后勤实践活动，为学生参与后勤工作提供平台和组织的保障。①该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覆盖面广，有经广东工业大学有关部门认可或批准成立的各级学生组织组成的学生后勤实践组织，目前已有90多个学生组织和社团参与；二是全方位参与，由过去个别组织偏重对后勤监督扩大到管理、监督、实践等全领域，成为协助后勤集团做好学校后勤工作的学校后勤保障管理服务体；三是进行后勤服务领域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基地建设，实现学生综合素质全提升。通过该体系建设，学校以“四全”为理念推进后勤工作改革，具体为：学校的后勤工作从以往学生偏重监督，到学生参与实践，做到“全方位”改革；从以往个别组织参与了解，到全体学生加入，做到“全覆盖”；从以往学生只在课室和图书馆学习知识，到在食堂宿舍学习技能，做到“全领域”；从以往后勤工作单方面服务学生，到学生参与后勤工作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全提升”。为了推进后勤工作，学校还实行了校领导食堂陪餐方案。校级领导每人每月至少陪餐1次，每学期陪餐4次以上，和同学们一起吃饭、聊天，了解学生对后勤工作和学校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确信，多种形式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将为大学生参与后勤工作提供动力和契机，从而为高校治理现代化创造条件。3.大学生参与后勤管理的领域和策略发展创新我国高校数量较多，发展水平不一，面临的问题也有差别，因此各个高校如何处理学生的民主参与也会有差异。因此，高校的学生参与及其实现情况自然需要在领域和策略方面进行合乎实际的创新与发展。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学校一直非常重视学生在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在后勤领域，也一直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参与提供渠道和机会。自2012年起，学校领导积极面对后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学生坦诚沟通，寻求做好后勤工作的方法和路径。一是逐渐加大学生的“参与度”。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民主参与，充分体现服务对象的意愿和权利。2012年6月开始，学生代表从方案设计、企业考察、招标评委、运作监督等全程参与，并首次实现学生代表作为评委直接参与招标投票，评委比数为2/9。从2015年开始，学校又将学生评委数提升占到总评委的1/3。二是逐渐提升学生的“贡献度”。从2015年6月开始，后勤集团修改学生对后勤监管的参与权重，把学生由过去个别参与后勤集团对服务对象监管的模式，改变为由学生后勤联盟独立监管，首次将评分权重调整为51%，并已正式写入学生食堂、物业外包等合同中。2016年3月校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广东工业大学食堂管理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将学生监督权重提高到60%。②三是全面提高学生的“满意度”。从2015年6月开始，学生组织全面介入桶装水的招标工作，包括招标文件论证、企业考察、投票微信模板的开发、组织学生投票、挑选评委评标等，充分体现了学生“我的桶装水我做主”的宗旨。特别在12月22日由学生团体组织的师生投票中，有8 000多人关注并绑定微信号，3 397名师生参与了占比评标分值达15分的投票。此举开创了广东高校乃至全国高校学生直接参与评标工作的新模式，让后勤服务对象真正行使了消费者、监督者、参与者的权利。正是通过学校的努力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广工大已有5间食堂获得广东省省级“示范学校食堂”称号，6间食堂取得“广州市示范食堂”称号，7间食堂获颁国家食品安全“A级食堂”。学校在获得“示范学校食堂”数和获得“A级食堂”数等方面均已成为全省高校最多的单位。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学校党政的坚强领导以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大学生对后勤工作的民主参与。

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也要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强化学生的民主参与，这样才能更好地跟上国家和高校的发展形势。为了更好地推进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实现目前学校后勤服务由后勤集团单一管理模式向后勤、学生多支队伍共同参与的后勤服务新体系的转变，将学生由后勤服务的对象转变为后勤服务工作的参与者、管理者、实践者，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强化大学生在后勤工作中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从而为学校发展大局服务。诚如广东工业大学校长陈新教授所言，后勤工作关系到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是后勤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学生直接参与后勤工作之中，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和认识到公平正义，把后勤作为学校实践育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阵地，着力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高校后勤工作发展和改革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6-02-29].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王秉琦.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中国教育报，2014-06-30（4）.

[3]张兴华，张成良，李伟杰.鲁东大学学生参与后勤管理：餐厅里的“值班经理”[N].中国教育报，2012-08-18（4）.

[4]刘新跃，刘建中.现代大学必须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N].光明日报，2009-10-20（3）.

[5]梁瑜，陶钦科.试论大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0）：110-112.

[6]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1号[EB/OL].[2016-03-01].http：//www.gov.cn/flfg/2006-01-17/content-161593.htm.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4

一、美国大学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脉络

美国大学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董事会法人自治到校长主导治理, 再到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逐步演进与发展过程[1]118。了解这一进程, 才能深刻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共同治理结构的内涵及其确立和完善的历史脉络。

1. 早期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之前———单一董事会主导大学治理。

1636年哈佛学院的创立是美国大学治理问题的开端, 全部由校外人士组成的具有法人性质的董事会形式被创造出来。1745年耶鲁学院建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单一董事会制度;董事会负责财政事务及直接任命大学校长。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校长不一定是董事会成员, 但却扮演着多重角色, 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大学教师基本上不享有参与决策与管理的权力。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期间, 为适应建立独立完整教育体系的需要, 美国的公、私高等教育开始分化, 大学的自主权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大学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董事会及其代理人———校长手中, 董事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士逐渐让位于熟知公共事务的工商业者;校长的权力出现分化, 逐渐由代理人向董事会和教师的调解人过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权的呼声高涨。单一董事会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逐步由政府完全控制模式转变为董事会主导的法人治理模式, 大学治理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

2. 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期———校长主导大学治理。

南北战争后, 为适应美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专业化的需要, 一批新型大学创立;大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 在承担公共服务承诺的同时, 开始为普通人提供专业化和实用能力的教育, 大学的治理结构随之变化[1]87。工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需要使大学董事会中的教会人士逐渐将治理的主导权让给专业群体工商界人士和校友。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使大学校长必须从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 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教育政策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大学校长普遍进入董事会, 其办学思想和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质量, 校长开始在大学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基本形成, 专业行政人员群体快速发展, 并从董事会那里获得了管理大学日常事务的权力。董事会将学术事务的治理权逐渐让位给教授, 教师群体地位不断提升;大学教授通过学术评议会获得学术事务的立法权和治理权, 并随着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创立及其保护学术自由原则的确立而加强。随着大学数量的快速增长与大学校长权力日益膨胀, 大学内部治理的焦点转向了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和教师之间的权力竞争。

3. 从20世纪中期至今———共同治理结构确立。

二战结束后美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展, 结构与职能进一步完善, 办学质量与水平大幅提升;受建设资金、研究经费和学费的影响, 大学对政府的财政依赖日渐加强, 自主性逐渐减弱。大学治理结构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从外部看, 联邦和州政府、社会的其他资金提供者在决策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内部看, 职能的变化和任务的复杂化使得董事会、校长和教师需要相互理解和共同协商应对挑战。几乎所有大学都对董事会的结构进行了调整, 将一些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吸纳入董事会, 参与式决策成为董事会决策的新特点;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尤其是州政府开始在大学董事会的基础上建立全州性或全系统性董事会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规划、协调与控制, 大学决策进一步外化, 传统意义的法人自治不复存在。科技竞争与发展的需要使得大学教授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 教师参与决策的范围由学术领域扩展到财政预算、战略规划、外部关系和高级人员任命等方面, 学术评议会成为重要决策团体, 教师工会的集体谈判成为教师维权的手段;大学与教师之间形成一种正式法定关系, 成为利益共同体的成员。现代大学职能与学科的分化及管理的复杂性使得大批管理专家进入大学行政系统, 分散和削弱了大学校长在学校治理方面的主导权;大学校长成为协商共治学术共同体中的组织者和引导者[1]117。

1966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教育理事会、美国大学与学院董事会协会在联合发表的《关于学院与大学治理的声明》中将“共同治理”定义为:“基于教师和行政部门双方特长的权力和决策及责任分工, 以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工作的承诺。”[2]该《声明》提出共同治理的总体结构与程序。其原则有两项:一是“凡重要行动领域既需要某些人发挥首创能力, 又需要大学所有成员参与”, 即大学各种利益相关者均可依据其能力参与大学的决策, 由此确立了美国大学治理的全员共同参与原则。二是“大学各成员依据其所承担的不同职责拥有不同的发言权”, 即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 或者权责对等原则。自此以后, “共同治理”一直作为美国大学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 得到了较好贯彻[1]117。

二、美国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与优势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外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等;内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评议会等, 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关联互动。董事会 (包括其代理人———校长) 承担联接内外部治理的主要关系人和协调人的角色, 是内外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枢纽。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之所以得到美国大学乃至社会的认可, 主要在于它很好地平衡和兼顾了大学蕴含的几对既相互冲突又彼此兼容的核心价值, 即学术自由与公共利益, 教师民主参与日常行政管理, 决策的高质量与执行的高效率的要求。

1. 共同治理, 确保大学的学术自由与有效治理。

大学是以探究、传播高深知识为使命的学术机构。因此, 如何保证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享有学术自由, 促进大学自主健康发展就成为大学治理的首要任务。

从外部治理看, 影响美国大学有效治理的最大因素是政府。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 在法律地位上与政府是平等的, 表现为就学校事务进行沟通、协商而达成一致的“伙伴”关系, 政府不能直接插手和干涉大学的具体事务, 即便是公立大学, 政府也主要通过财政、规划、评估等手段施以影响;这种法律上的伙伴关系保障了大学对教学与研究事务进行决策时必须遵照学术标准而不是外在的行政压力和行政许可, 由此, 也从根本上确保了大学的学术自由[1]188。与此同时, 各种中介机构, 即对大学的认证和评价的机构代表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作为第三方的专业中介机构对大学质量与信誉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具有专业性和中立性, 评价结果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通过评价建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有效连接, 一方面促使政府调整对大学政策和资源配置, 而不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治理, 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引导学校在保持学术自由和自治的同时, 按照政府和公众利益要求实施有效治理, 撬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导入学校。

从内部治理看, 共同治理结构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就是赋予了教师团体在学术事务决策方面超越董事会、校长之上的首要权力[1]188。这种权力和终身教职制度共同构成了美国大学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董事会对学术事务的直接干预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蚀。

当然, 学术自由并不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目的, 也不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充分条件。有效治理必须促进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则是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3]。也就是要求大学在学术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和决策与运行效率, 以实现有效治理。在共同治理的框架下, 政府、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法律、财政、规划、评价等手段协调、监督、控制大学使之实现公共利益;董事会、校长与行政系统也可以通过权力分解和责任分担保证决策与运行的效率。

2. 大学是一种公共机构, 是为社会设立的, 是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为保证大学这一公共价值和公共使命的实现, 美国高等教育从创建以来, 一直沿袭了一个基本制度, 就是作为大学法人机关的董事会接受学校创立者的信任委托, 托管学校的财产、负责学校的运作、实现学校服务社会公用利益的目标。所以说, 董事会是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基石, 董事会职责是构成这个基石的核心。尽管不同类型的董事会在职责上有差异, 同一大学的董事会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 但其核心职责是大同小异的。一是保持信托的完整。作为受托人, 董事会以信托的方式持有学校财产, 其首要职责是使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这些受益人包括学生、教师、职员以及捐款人等。“基于大学服务于社会公共福祉这一前提, 所有大学都享有免税的特权, 这就意味着董事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超越其所在大学的自身利益, 充分顾及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1]190因此, 最能体现大学信托的莫过于大学承担的公共利益使命, 而董事会正是大学使命的监护人。二是聘任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遴选大学校长是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 大学校长直接向董事会负责, 大学其他主要行政人员则听命于校长并对其负责。三是筹措与管理学校资源。争取私人捐赠和公共拨款是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此外, 董事会还负有审批长远规划和年度预算及教育计划、监控学校的运作、担当学校和社会之间桥梁和缓冲器、扮演上诉法院等重要职责。这些职责的履行, 有助于董事会全面监控学校的运行, 以及有效平衡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学校发展的需要。

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结构将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董事会置于最高和最终的权力地位, 而把代表行政管理权的校长和代表学术自由权力的学术评议会置于董事会之下;除法院和议会以外, 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对董事会的决策提出合法性挑战。

3. 专门委员会, 解决民主参与和决策效率的良方。

共同治理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在内部治理中如何在扩大民主参与度的同时, 也能提高决策的效率。在美国, 基于“全员共同参与”的原则, 每个大学都有较明确体现“共同治理”的分权规则、参与机制和责任分担机制。但是, 在实践中, 全员共同参与决策既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也必然导致决策效率不高;因为基于大学发展的专业化要求, 在决策中最有见地的意见可能常常是那些掌握了专门知识、积累了专门经验的少数精英所提出, 而全员参与式民主可能恰恰会干扰这种正确意见的吸收。虽然通过选举代表进行决策可以一定程度减少参与决策的规模, 提高决策的效率, 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决策民主与效率的两难问题。由此引出了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第二条原则: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 也就是说, 在大学共同治理中因为拥有不同的职责而享有相应的权力。对于董事会、校长代表的行政系统、学术评议会来说是如此, 对于这三个内部治理主体的自身运作也是如此。美国大学通常采用专门委员会的方式解决民主参与和决策效率的问题。如董事会根据不同决策内容, 分别设立由具有专长的人士组成的委员会, 提出决策咨询方案供董事会全员决策参考等。

4. 权责分层, 解决决策质量和执行效率的矛盾。

美国大学是“多元大学”, 但不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 而是由校内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多种利益的综合体。按照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 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完全对称的, 并在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的权利和责任分配中也有恰当的反映。这个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董事会、校长和教授团体, 他们各自拥有治理团体维护自身利益。在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 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和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评议会, 既各司其职, 又相互依存, 从而保证在相互制衡、共同治理架构下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的高效率。

董事会拥有最终责任和最终权力, 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它必须以可以承受的效率为代价, 确保决策的质量;同时, 它又明确规定谁有权做出或参与某项特定的决策, 以及规定目标实现的最终期限, 确保决策执行的效率。

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系统有着科层组织的显著特征。校长依据董事会的授权, 有意识地将大学的管理职能分化, 通过合理授权和分权, 将专门的行政事务交由教务长、副校长负责, 设立各种行政职能部门履行经常性的管理职责, 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层级管理体系, 协调、控制大学的运行, 开展绩效评估, 确保董事会决策目标的实现;大学行政系统的官员均由校长推荐或直接任命, 他们都必须直接向校长负责, 接受校长的领导和管理, 以保证政令畅通和行政执行的高效率。

大学是一个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综合体,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层组织[4]。一方面它必须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追求较高的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以单纯的行政命令维持运行, 以行政效率为最终目标, 而必须充分顾及大学的学术使命和公共利益使命。以学术事务而言, 学术评议会负有首要责任与首要权力, 它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决策质量和运作效率, 必须服从于大学通过对高深专门知识的探究、运用、传播而服务社会福祉这个根本目的。以大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其他重大工作而言, 关键是决策目标要获得各利益群体的广泛理解和认同, 从而在执行中顺利实施。

三、美国大学治理结构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启示

考察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 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1.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

美国大学治理经验告诉我们:一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不能超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 而要通过持续改革逐步完善。二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必须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相适应, 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学术的创新与发展、社会服务使命的实现。因此, 不能盲目照搬和简单复制。三是现代大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共通的规律;大学治理体系实际上是大学各利益相关方权力分配及有效参与决策的制度体系, 我们可以积极学习借鉴美国的大学治理理念和做法, 从内外两个方面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包括大学治理结构 (治理主体、治理边界、治理权重) 、治理过程和治理方式等多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 以提高中国大学的治理水平。

2. 大学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完善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

实际上, 我们并不缺乏办好大学的理念, 而是缺乏把理念贯彻为行动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大学的治理结构, 它解决的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决策权的配置模式, 核心是解决谁参与 (治理主体) 、参与什么 (权责划分) 、参与多少 (权力比重) 和如何参与 (治理方式、手段、程序) 等关键性问题, 目的是构建起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模式以及大学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与促进的关系模式, 保证大学达成追求学术真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使命[5]。所以, 治理结构问题是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

3. 真正落实大学依法、自主、独立办学的主体地位, 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

从外部关系讲, 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结合中国的实际, 围绕落实大学办学主体地位这个核心, 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治理结构。一是政府要学会用政策、规划、经费等“杠杆”间接引导调控大学, 改变过去直接管理大学事务、介入具体办学行为和管的多、管不了、管不好的管理模式。二是大学在争取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同时, 要有效自律, 积极构建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治理能力, 避免权力的滥用, 而为政府干预提供理由。三是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行业和公众个人要积极参与大学的治理和评价;专门的中介机构接受政府的委托或代表社会通过中立的、专业的、科学的、系统的办学质量与信誉评价, 为政府调整政策、配置资源, 社会开展监督、参与办学, 学校加强治理、提升质量提供指导和依据。

4.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目前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目前, 最主要的是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和配套制度的完善, 厘清内部治理主体党委、校长 (行政系统) 、学术组织、董事会 (或理事会) 和师生自治组织的责任边界、权力边界和运作方式与程序, 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6]。一是坚持党委在大学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探索建立校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决策和决策咨询的制度机制。可以通过大学章程制定和实施, 在大学成立董事会或理事会, 其人员构成以政府、企事业单位、校友等校外人士为主, 在党委的领导下参与学校的重大事务决策、开展决策咨询和进行评议监督, 监督和促进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提高办学水平, 改变决策机构全部由校内人士组成, 决策和执行中不能很好体现公共价值及办学权力滥用的问题。二是探索构建党委与校长、校长与副校长层级制的责任与权力体系。进一步厘清党委与校长的责任边界、权力边界和二者的权重边界;落实《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赋予校长对副校长的提名推荐权, 使校长虽然不能决定副校长人选, 但有否决谁当副校长的权力, 从而构建起行政运行对校长负责、对学校发展负责的责任体系。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大学章程、学术委员会章程, 明确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责任与权力边界、运作程序与方式, 赋予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上实际的决策权。考虑到学术事务的专业性、专门性和投票方式民主决策的不完善、不可靠性, 应当在学术委员会下设立不同类别的专门委员, 就有关学术事务进行充分的学术评议, 提出供全委会决策的专业性、权威性的决策建议, 从而改变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萎缩、教授权力边缘化问题。四是进一步明确教代会、学代会等群众组织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结合我国大学实际, 要在法规政策上进一步明确教代会、学代会的责任、权力边界和运行程序。如教代会是否是学校一切重大事务的最高、最后决策机构, 代表的结构组成如何体现科学性、代表性[7];学代会怎样参与学校决策;哪些问题适合民主管理, 需要提交教代会决策;代表以什么样的程序和方法参与决策等等。只有这些途径规范、明确, 具有可行性, 才能激励代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积极履行代表职责, 有效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考虑到代表类别、层次、专业的不同和参政能力的差异性, 审议问题的重大性、利益相关性、专业性, 应当在教代会建立相关不同类别的专门委员会, 将专门委员会的审议和权威性意见与主席团的审议决策、代表大会的审议决策结合起来, 以提高教代会参与民主决策和管理的质量与效率。

参考文献

[1]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彭国华, 雷涯邻.美国大学共同治理规则研究述评——以对《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反思为视角[J].高教探索, 2011 (01) .

[3]李晓燕.学术自由、学术规范与学术秩序治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6) .

[4]钟秉林, 张斌贤, 李子江.大学如何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N].中国教育报, 2005-02-04.

[5]万丽娟, 陆远权, 邵兵家.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组织的制度设计视角[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2) .

[6]文新华.聚焦大学章程: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如何依法协调[N].中国教育报, 2013-12-16.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5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

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强起来”的会议，会议集中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明确了改革发展的宏伟目标，并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梦”赋予了新的内容，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求新发展、新跨越、新进步的决心和勇气。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会议精神，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一是国际方面，从拉动经济增长和出口，到国际贸易投资的格局，包括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改革加以应对。

二是国内方面，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深水区”，就是一些很难的改革、一些受到阻力很大的方面，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而且还要有重点突破性，使我们通过改革来应对国内国外复杂的局面。特别是要支撑未来一个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改革来得到红利，就是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它的历史使命。当前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困难和不稳定的因素增多，同样需要通过全面改革、加快发展来解决、来稳定。

三是发展方面，小平同志上世纪90年代讲，我们再过30年可能制度上就要定型。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我们应该有一个现代的体制、现代的国家。只有通过全面改革才能完成实现有一个定型的制度。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总开关，许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不发展只能是“死水一潭”，没有了生机活力，矛盾问题会更加复杂突出。当下的改革必须从政府自身入手，才能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腾空间。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启动，其影响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长期的。但是，光靠政府改革带动经济改革还不行，还要促进政治要素层面的改革。如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强司法改革，保证司法公平，转变作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改革等。市场配置资源升为决定性。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发挥市场价格形成的作用，强调的是价格怎么形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不强，资源配置就会受到各方面的干扰。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2、结合实际，谈谈地方政府行政执法的制度建设。（50分）

答：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行政执法所面临的新领域不断扩展，新情况层出不穷，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对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是构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长效机制，提升行政执法标准、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根本支撑之一。要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纪律严明、业务精通、廉洁勤政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认识 抓紧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首先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正确履行政府工作职能，确保“十一五”规划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行政执法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正确履行工作职能，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部门发展小局的关系，实现行政执法与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有效融合。而要实现这样的融合，关键在人才，基础在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次，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客观要求。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依法治权”，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在行政管理领域的集中表现，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和新形势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要实现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必须狠抓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建设。第三，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是改善

行政执法现状，全面强化服务职能，提高工作效能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执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客观地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队伍的文化、专业结构，工作纪律作风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果不狠抓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及时发现和遏制一些不良的苗头性倾向，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人员素质问题，势必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和法治目标的实现。

二、强化教育 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素质 坚持经常性的学习培训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手段。对现有的行政执法人员，要通过开展各类学习、培训，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发挥典型带动辐射效应，打造一支觉悟高、业务精、态度好的行政执法队伍。

1、从提高领导班子建设水平入手，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班子建设是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核心，直接影响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理论学习，增强法制观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培养行政执法领导干部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发挥各级领导班子的模范带头作用和表率作用，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执法工作第一线，搞好指导监督，狠抓工作落实。

2、从加强廉政建设入手，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廉洁自律、秉公执法，是队伍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严格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制 定的廉政方面的规章制度，坚决查处吃拿卡要、以权谋私等违纪行为，提高广大执法人员遵纪守法、拒腐防变能力。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寓执法于服务之中，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密切执法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

3、从提高队伍执法水平入手，不断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要把学习法律、法规知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全面开展法律业务知识学习和遵纪守法教育，采取岗前教育、集中培训和日常学习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秉公执法，不断提高执法工作水平，坚持严格执法。

三、强化管理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实践证明，只有转变作风，才能有效地实践“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只有转变作风，才能确保各类市场管理沿着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轨道健康发展；只有转变作风，才是落实机关作风效能建设的具体体现。

1、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变管理为服务于各类市场；把原来由经营业主到各部门咨询有关业务等方式转变为专门的政务公开、向社会公开所有的服务内容和范围，做到阳光操作，热情服务。

2、由行政管理转变为依法管理。在构建社会和谐，优化发展环境，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今天，政府的行政管理也要走上依法管理轨道。首先要依法行政。各类市场工作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来依法管理各类市场；其次要文明执法。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一对矛盾。如何使这对矛盾不扩 大化而得到解决，使管理和经营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各类市场这个大局中更加和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所以，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时一定要文明执法，说话要和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执行行政处罚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严格按照执法程序，依法行政处罚。第三要廉洁执法。做到公平、公正、廉洁，切忌以情代法、以罚代法，时刻树立执法形象。由处罚型转变为教育型。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6

一、新疆民族宗教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族现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流动迁徙、多宗教并存发展、多文化融合交流的大舞台，除基诺族外，其他的55个民族在新疆都有分布，形成了维、汉、哈、回等13个世居民族。从地里分布上来说，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全疆都有分布，其他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错杂分布，其中，汉族和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北疆，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南疆。截至2012年末，新疆总人口已达到2232.7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新疆总人口的60%。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二）宗教现状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宗教、多信仰并存的地区，宗教信仰比较复杂。14世纪后，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普遍信仰的宗教，但藏传佛教、景教仍在天山南北民众中一定的信仰基础。近现代以来，新疆地区的民族成分有所增加，但多宗教、多信仰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新疆全疆有信教群众1130万人，清真寺、教堂、佛教道教寺庙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清真寺2.43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万人（伊斯兰教2.8万人）、宗教团体91个、其中伊斯兰教协会1个，佛教协会1个，地级（州、市）伊斯兰教协会12个，县级伊斯兰教协会67个，宗教院校2所，每年赴麦加朝觐人数在3000左右。[1]（295）

（三）新疆民族宗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1.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密切交织

在新疆，宗教意识已经渗入到民族意识，宗教文化也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不但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有些已经演变成为民族风俗习惯，深深影响着新疆的历史发展。宗教曾在民族發展演变过程中扮演了精神纽带的作用，但由于新疆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的文化和宗教素质普遍偏低，宗教信仰的盲目性较大。

2.民族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交织

在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交织具有特殊性。长期以来， “三股势力”鼓吹新疆独立，在各民族之间制造民族隔阂，企图把新疆从祖国怀抱分离出去，影响社会稳定，使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3.民族宗教问题与国际问题密切交织

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的今天，仍有一些西方国家不择手段妄图在全球建立各种霸权。西方敌对势力积极策动 “疆独”、“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不断制造混乱与破坏。三股势力纠葛在一起，不顾新疆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宣扬 “民族独立”、“民族自由”等荒谬理论，并制造诸如“7.5事件”之类的暴恐案件，在各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和隔阂，意图达到他们进一步瓦解当前中国各民族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分裂中国的目的。

二、推进新疆民族宗教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同时新疆面临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对推进民族宗教治理能力与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挑战。

首先，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新疆边境线漫长，与8个国家的领土毗连，这些国家境内居住着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跨国民族，“这些民族与周边一些民族在历史渊源，民族属性上具有共同性，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相似的状况，对双方民族关系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周边地区民族、宗教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很容易对新疆民族和宗教产生影响”。[2]同时，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新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区位优势从事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给新疆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极大威胁。

其次，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受自然环境、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的限制，新疆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拉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长期发展下去得不到改善就会对民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并成为分裂势力蛊惑群众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上，新疆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层次低，是典型的资源输出型经济，整个新疆地区产业长期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在资源开采补偿、本地留用比例、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如果分配不公可能引发民族关系问题。

最后，新疆宗教与现代文化、现代文明接轨任重道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新疆经济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分散性，使新疆宗教在宗教教义、礼仪等方面固守着传统。”[4]导致新疆宗教很难与现代文化、现代文明接轨。受贫困、文化素质低的限制，部分信教群众缺乏对本民族宗教教义和风俗习惯的理性认识，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出现盲目崇拜甚至狂热崇拜的现象，同时，吸毒、杀人、嫖娼、人口膨胀、生态环境、劳动就业、青少年犯罪、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使得部分群众对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重建被寄希望回归宗教，重建传统文化，这些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危害社会稳定。

三、新时期如何加强新疆民族宗教治理现代化

“民族、宗教无小事”。[5]（252）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新疆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新疆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关系到新疆经济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推进新疆民族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做好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主要目的是通过“有为”实现“有位”，弥补我们在民族宗教管理领域的缺位现象，使本地区的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有效地推进。各个地方的“顶层设计”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照同级党委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和民族宗教改革的要求，谋划编制好本级民族宗教工作的改革方案。由于行政区划级别的不同，各地民族宗教改革方案特别是县一级民族宗教改革方案不要求像省一级的改革方案成龙配套，但是要围绕中央和自治区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统一规划、科学布局，明确未来几年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该做什么事，能做哪些事，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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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做好新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

在奋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下，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做好新疆民族宗教工作。要加强正面宣传教育，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编写、出版适合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阅读的有关新疆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知识的书籍，强化人们对新疆民族宗教的理性认识和爱国意识，提高各族干部群众抵御民族分裂势力和非法宗教影响的能力。要深入发掘新疆文化独有的魅力，在吸收传统民族文化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新疆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用“正能量”鼓舞和激励各族群众，尤其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地区文化阵地建设，丰富“三下乡”活动内容，用积极健康的现代文化鼓舞各族群众，讴歌主旋律，引领生活风尚，不断增强新疆各族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压缩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空间。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谋长远之计，又要着眼现在，下大力气解决好关系新疆各族群众最关切、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一是解决好就业问题。积极鼓励青年农民工、农村致富带头人、社会青年、毕业大学生创业，要在资金、政策、税收、技术等方面给予创业者优惠和扶持，完善创业服务体系；二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加大对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的资金投入，教育经费要向贫困边远地区和农牧地区倾斜，充实边远地区师资力量，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三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要从城乡居民就业创业、完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工资增长机制等方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鼓勵和引导城乡居民合理投资理财，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渠道多元化。

（四）积极推进法治新疆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推进法治新疆建设，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法治旗帜，坚持“一反两讲”，严打暴恐活动，围绕“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法治体制和法治机制，积极引导各族民众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法治思维、法治体制机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各族人民有效治理新疆。从法律、法规及政策上明确新疆宗教发展演变和活动空间的边界，规范信教群众的个人信用、价值追求和活动方式，挖掘宗教惩恶扬善、慈悲包容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宗教逐步向世俗化、道德化、宽容化迈进。

注释

[1]辛组，徐平.新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2]贾东海，米娟婷.新世纪西部边疆民族宗教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以新疆为例[J].社科纵横，2007（02）.

[3]李晓霞.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成因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01）.

[4]郭泰山.转型条件下新疆民族宗教问题深层次探析[J]实事求是，2013（0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著.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7

一、对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关系的精准定位

近年来, 虽然“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在学术界频频被使用, 但关于二者的准确内涵及其关系, 却鲜有明确的分析。朴著将大学制度界定为“在特定的大学理念引领下形成的大学治理机构与规则的统称。”朴著认为, 大学制度包括大学的理念系统、大学的组织系统和大学的规则系统, 这三个系统的作用各不相同, 表现形态也不一样, 但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理念是组织建构的前提, 规则是组织运行的保障, 而组织又是理念和制度发挥作用的载体, 三者共同构成大学制度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 朴著实际上从学理上明确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深层次关系。沿着这个线索, 朴著进一步指出, 现代制度文明的发展需要现代观念文明的哺育, 高度整合的观念文明在制度文明的构建中起到一种“元规则”的作用。因此, 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 需要首先从梳理大学理念的变革开始。按此逻辑, 朴著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理念变迁的基本内容, 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例如大学理念变迁表现出的“行政化倾向”、“不争论倾向”和“单一的现代性倾向”等等。

大学理念的“行政化倾向”, 指的是建国后大学理念的转型从一开始就是行政行为。在民间社会被解体和自由媒体消亡的社会环境中, 关于大学理念的自由讨论失去了可能。所谓新的大学理念是以自上而下和强制性的方式灌输的, 它的政治内涵被夸大, 它的统一性被强化。表现在大学理念上的冲突, 不是以自由争鸣的方式解决, 而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大学理念的“不争论倾向”, 指的是改革开放后, 在处理革命理想的“统一性”和学术发展的“自由性”这对内在矛盾时所出现的一种指导性策略。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策略并非高等教育领域所独有的, 而是当权者在处理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时采取的一种主导性策略。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提出的“黑猫白猫, 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观点, 即是这种策略的典型表现。不争论的策略有效地悬置了大学的革命理想和学术发展之间的矛盾, 有效地整合了内外两种大学理念背后的利益主体, 从而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所谓单一现代性, 就是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模式, 将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大学理念的“单一现代性倾向”, 即为将现代大学理念等同于西方大学理念的单一现代性思维模式。

朴著认为, 行政化倾向, 反映的是大学理念供给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不争论倾向, 反映的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大学理念的关系;单一现代性倾向, 则反映的是大学理念变革中的本土文明和域外文明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对这三种倾向作简单的褒贬, 因为它们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 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朴著的分析, 我们不但明确了许多大学理念方面的困惑, 而且似乎找到了一条厘清大学制度研究的基本线索。

二、对大学制度变迁中的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全面概括

在对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的分析中, 朴著重点关注的是治理结构改革, 朴著富有创见地将大学治理结构二分为大学外部治理和大学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大学的外部治理是关于政府和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大学管理的制度安排, 大学的内部治理反映的则是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模式, 是协调大学内部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朴著认为,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的外部治理模式, 在垂直结构向度上形成了“强中央”和“强地方”并存的双重治理模式;在水平结构向度上形成了“强政府”和“强社会”并存的双重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则是利益相关者更加多元,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诉求都在制度层面得到表达, 从而形成了多元化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格局。

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问题, 朴著认为,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应重点关注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 在外部治理结构的垂直向度, 要从效率性分权转变为公平性分权。其二, 在外部治理结构的水平向度, 要强化制度化和规范性分权。其三, 在大学外部治理结构中要引入中介组织, 强化社会参与。其四, 大学外部治理需要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益。相应地,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则应重点考虑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 应重新平衡各种不同的大学内部治理理念;其二, 应重新确立权力边界, 建立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权力诉求的制度性安排。

总的来看, 应该说朴著的分析和概括是较为准确的。若仔细研读朴著对大学内外部治理的阐述, 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各种高等教育政策背后所隐含的价值意义。根据笔者的了解, 目前我国还未有学者能像朴著这样搜集和整理了如此系统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变化的史料, 并据此作出完整分析。国外学者虽有些关于此问题的探讨, 但多数较为零散。朴著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此方面的学术空白, 为相关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对大学制度变迁中“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现象的深刻洞察

众所周知,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中央政府的作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地方和民间社会的作用较为有限。作为赶超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 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长期处于匮乏状态, 因此政府不得不动用外在制度将稀缺性的资源集中到它认为最有效率的地方。这种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育模式和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朴著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由政府主导来集中分配稀缺性资源的现象称之为“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朴著认为, 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在中国现代性发育的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以来, 制度化精英主义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 并导致中国大学系统出现普遍性的向上漂移。

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大学组织中少数人借助现行制度结构的有利条件不断垄断稀缺性资源, 形成学术人员内部结构等级化的状态;另一种则是在大学系统中少数大学借助制度结构的有利条件不断独占稀缺性资源, 形成大学系统内部等级制结构的状态。概言之, 制度化精英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表现形式是学者群体和学术组织被塑造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并且根据这个结构分配资源 (资金、政策、声誉, 等)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或组织, 是这项制度的获益者, 他们在稀缺性资源争夺的博弈中保持绝对的优势。朴著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化精英主义之所以如此突出, 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 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二, 后发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导向;其三,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贫富差距”一直较为明显, 近年来, 这种差距呈现出加大趋势, 例如国家的“985工程”、“211工程”等政策将高校划分出了若干等级。就笔者看来, 这就是朴著中典型的“制度化精英主义现象”。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8

学科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最基本单元。教授作为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是大学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也是行使学术权力的天然主体。“教授治学”引入现代大学治理语境,并不是对教授在某一专门知识领域从事研究活动的现象描述,而是着重从其学科属性出发,指出教授这一高层次学术群体在具体学科职能实现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中应该享有的话语权和承担的义务。基于教授/学科建构起来的学术权力动力机制将真正触及现代大学治理内核,撬动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主体的双重建设,从而实现学术和大学的真正繁荣。围绕“教授治学”的实践探索历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镇,但整体来看,现行的“教授治学”并未触动高校内部治理改革深层,制度设计多着眼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抗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放基层学术组织活力和学术生产力,“教授治学”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都得不到保证。

一、“教授治学”的困境与误区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共同体组织”[2],而是政策意志的产物,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学术属性和学术治理意识相对薄弱。在教授委员会等机构设置和制度设计过程中,“教授治学”常被用来作为制衡行政权力的手段,而并非从学理层面真正实现大学内部治理规律的回归和学术权力的崛起,这是“教授治学”得不到有效推进的重要原因,也使得改革陷入表层化、形式化的困境。

1. “教授治学”内涵界定较为混乱。 目前高等教育界对“教授治学”内涵界定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从中世纪“教授治校”传统出发,认为“教授治学”是大学在内外环境和结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现代时期一种内部(控制)治理理念,主张教授对学校事务的干涉、管理和决策,其本质是“教授治校”在现阶段的延伸和演变。另一种则是在各种大学治理理论中对“教授”进行界定,从而表达其“治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利益相关者理论”中教授作为大学直接利益相关者所延伸出来的对大学事务必然的权力主张意识等。

两种倾向重在对“治”的肯定和认同,却没能充分认识到大学治理与“教授治学”的差异性,而且从学理性来看,教授参与学科之外的事务管理决策并无科学依据,甚至容易受到“本位意识”的影响。教授/学科作为大学这一特殊组织所特有的生产方式,教授的学术属性只有在具体的学科中才能体现;学术权力主导有赖于成熟的学科组织和学科功能的高质量实现。学科之治才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现代大学发展赋予“教授治学”的现实内涵。

2. 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权力培育不足。大部分高校在“教授治学”的探索实践中,制度设计均是针对上层和中层的,即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委员会及专项委员会对学校(学院)层面学术事务的参与管理与决策咨询。此类设计对树立学术权力导向,打破行政权力垄断,推动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一定作用,但对大学的组织结构特点以及学术权力运行规律却存在一定背离。

从大学的组织结构来看,大学“底层结构遵循的是学科、专门知识和专业无序状态的逻辑……”“(学科)这些极其重要的单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组织的基础”[3], 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才是大学治理的端点。从运行特征来看,“学术权力属于学者自愿认同的权威式力量,其运行方式是自下而上型的, 权力主要沉淀在基层”[4]。忽视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权力的培育,缺乏“庞大底部”的支撑,基层学术权力很难真正崛起,“教授治学”非但不能带来大学内部治理的真正变革,调动基层学术组织的积极性,反而极易沦为学校决策的专家咨询机构或是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学术权力属性和权威性都得不到体现。

3. “教授治学”制度建设缺乏创新。我国“教授治学”的制度实践最初源起于2000年的东北师范大学,随后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相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等相关机构。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实施推进,“教授治学”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拓展,但制度建设却普遍缺乏新意。

第一,“教授治学”的制度设计多停留于机构设置层面。大部分高校对“教授治学”的深层改革意义缺乏认识,把成立学术委员会、教学(科研)专项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等同于实施“教授治学”。第二,制度建设“搭便车”现象严重。很多高校在制度设计和路径探索过程中,并没有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学科师资水平和办学实际,而是辗转搬抄其他高校的“教授治学”模式和路径,制度雷同化严重,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存在较大质疑。第三,配套制度不健全。“教授治学”的各类组织机构虽有一定的职责权限,但普遍缺乏与学校人事、科研、财务等资源配置和权力话语的真正联盟,形成的决议意见也没有强制执行的约束力,这些都使得“教授治学”难以突破现行的行政权力格局,真正推动以学术为主导的高校内部动力机制的健康运行。

二、基于“学科之治”的“教授治学”路径研究

“学科之治”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基于现代大学治理理念形成的以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体系和由下至上的学术权力作用机制;第二是指遵循学术权力运行规律所获得的一种学科建设的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学术权威、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的共同成熟。基于学科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制度及其运行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构成“学科之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大学治理语境下“教授治学”路径设计的重要原点和根本保障。

1. 规范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 为“教授治学”提供有效载体。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大学治理的“庞大底部”,也有一个不断被发现、被定义的过程。由于国情和历史文化差异,我国大学成立之初即被赋予明确的人才培养职能, 基层组织构建也服务于该项职能,更多表现为“学校-学院-系-教研室”的苏联模式。严格地说,此时的基层组织更接近于单纯的教学组织,高校在承接现代大学功能和使命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以教学为中心,专注于课程教学与改革的思想长期影响着对大学基层组织功能、结构和作用机制的认识。直到现在,“校-系-教研室”模式的组织制度还在部分高校沿用。随着大学外部规模的发展、功能内涵的进一步体认,基层组织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学科和学术属性,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灵活化的特征,如项目制、学术团队、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样式。这些组织都有着较强的学术权力主导意味, 在履行学科职能、激发科研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发挥了较大作用,表现在高校内部组织结构上就有了“学校-学院-学科”“学校-学院-系/研究所(中心)”等样式。

规范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为“教授治学”提供有效载体,意味着三方面的要求。第一,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类型、学科水平和师资力量来选择适宜的基层学术组织制度。近些年较有影响的以研究型大学为主的“学部制”和以地方高校为主的“学科制”以及一些基于项目、平台、学科联盟等富有成效的改革实践,就充分体现了不同类型高校制度选择的差异性和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的多样性。第二,注重基层学术力量的培育。“教授治学”作为一种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具体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权力是其逻辑起点。高校应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引导学术权力的快速崛起。成熟的学术权力不仅是教授行使学科职能的科学依据,也是制衡高校行政权力的重要力量。第三,加强管理队伍建设。管理队伍对推动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和学术权力运行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教授治学”的制度设计和选择是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它迫切需要一支高水平的管理队伍,能够适应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遵循大学运行规律,引导学术权力的有效培育和运行畅通。

2. 建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 , 为“教授治学” 提供有效途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是实现“教授治学”与大学内部动力机制深层结合,从而激发学术活力和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有效途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正确辨析三对关系。第一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大学的有序运行需要学术和行政两种权力的相互配合和各自独立的运行空间。学术权力运行是大学组织结构特点和内部运行规律的需要,并非旨在对行政权力的打压和制约,客观上可以促使行政权力回归本位,更好地服务于大学功能这一共同目标。第二是外部政策保障与内部治理体制。学术权力的有效运行不仅取决于高校内部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也取决于外部政策环境的规范和保障。高校应该以建立大学章程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政府/学校管办体制,明确办学自主权,从而保障学术权力的有效作用空间及其运行机制的科学建构。第三是学科治理与大学治理。与学科治理相比,大学治理是更为复杂系统的概念,其牵涉的大量事务管理以及与政府、社会等的关系处理和教授的学科属性并不是天然对应的。这就要求“教授治学”应该具有明确的作用空间和权限,逾越范围的权力将不具备合理性。

完整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应包括权力组织结构、权力作用范围和权力运行机制等内容,由此带来的正是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深层变革。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基层学术组织样式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并明确对应的职能权限,如学校(学院)层面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以及各类专项委员会是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决策的重要组织机构。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要充分重视“教授治学”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特点,确保权力运行的有序、有效。同时,“教授治学”应作为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嵌入到高校制度语境中去,在整体制度设计上树立学术权力的主导意识,规范学术权力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课程设置等重要领域上的作用机制,注重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避免“教授治学”流于形式化。

3. 学科定位与规划 :“教授治学”科学性与可持续性的保证。学科定位与规划是基于一定背景对具体学科发展水平的理性判断及在此基础之上制定的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战略与举措,是学科治理自觉的重要标识。学科定位与规划是具体学科(领域)内教授权力生成与权力作用程度的重要依据。学科定位与规划遵循学术逻辑,参与更加开放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权力秩序构建,与所在大学的现实定位与规划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学科定位与规划通常有两个层面的指向。一个是学校层面的,即具体学科在学校内部结构布局中的位置及未来发展趋向, 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学科建设水平、特色优势、与学校发展定位的对应程度等。大学在实施内部治理和“教授治学”上针对不同学科是有差异的,整体来说,符合学校发展定位的、具有特色优势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学科其声音容易被学校所重视,“教授治学”运行也就更顺畅。另一个是学科自身发展层面的,即从学术前沿的角度对高校相应学科的定位与规划,其深层是对学术权力的分割和确认,即何者处于领先地位,何者处于中心地带等。由于学术权力属于学问和真理赋权,其权威性不受地域、种族和政治环境限制,“教授治学”所形成的学术权力在不同高校的相近学科中也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高校需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具体学科水平来选择适宜的学术权力作用模式。实践证明,一些具有较强学术影响的学科领域, 其学术权力运行将产生显著示范效应,“教授治学”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将更有保障。推动“教授治学”,不仅是高校内部实施科学治理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有力撬动学术权力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定位与竞争,对引导学科资源优化配置,打破高校办学同质化,建构更富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教授/学科的天然属性决定了“教授治学”也是大学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对现代大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洪堡曾极富远见地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5]由此观之,通过学科/教授所形成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将直抵现代大学治理核心,其指向的“学科之治”将直接作用于大学目标乃至更高层面国家目标的实现,对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高现代大学治理能力,提升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现代大学治理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大学自身主体性的获得和渐趋成熟的深层管理自觉。学科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教授是大学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教授/学科所形成的学术权力结构是推动现代大学规律性运行、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确保这一动力机制运行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是当前推进“教授治学”、深化现代大学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9

一、《章程》起草的背景

2010 年7 月, 国家发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提出, 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依法制定章程, 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 “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

2011 年11 月, 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第31 号令) , 对高等学校章程的内容、制定程序、核准与监督等作了明确规定, 要求高等学校制定章程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以宪法、法律法规为依据,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 推进高等学校科学发展;应当促进改革创新, 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任务, 依法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 体现和保护学校改革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制度成果;应当着重完善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体制、机制, 反映学校的办学特色。

2013 年9 月, 教育部印发文件《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 (2013-2015 年) 》 (教政法〔2013〕14 号) , 提出了教育部及中央部属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和核准时间表, 明确“985 工程”建设高校原则上于2014 年6 月前完成章程制定“, 211工程”建设高校原则上于2014年底前完成章程制定。

2014 年5 月, 教育部印发文件《关于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核准与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政法〔2014〕2 号) , 要求尚未报送章程核准稿的“985 工程”建设高校, 务必在2014年6 月15 日前, 将核准稿报送教育部;尚未报送章程核准稿的“211 工程”建设高校, 务必在2014 年11 月30 日前, 按照管理关系, 将核准稿报送教育部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军队系统高校除外) , 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2014 年12月31 日前, 完成全部“985 工程”建设高校和“211 工程”建设高校章程的核准工作。

二、《章程》起草的意义和依据

《章程》的起草与核准, 对于海大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科学管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 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章程是学校治理体系的核心和灵魂, 被赋予学校“宪法”的崇高地位, 一切与章程不符的文件、制度、规定等, 都要重新修订或予以废除。章程规定了学校的性质、定位、目标、任务, 明确了学校与主办者、与教职员工、与学生、与内设机构的关系, 健全了办学自主权的行使与监督机制, 构建了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框架及运行机制, 确定了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理事会、基金会、校友会等机构的活动范围, 明晰了学校与政府、行政与学术、学校与学院等各方面的关系, 界定了各主体的权责, 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管理、理顺关系, 逐步落实办学自主权,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推动民主管理、教授治学进程, 有利于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

《章程》的起草, 既是海大依法治校、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加强民主管理、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 更是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全国百强高校的重要保证。《章程》起草的过程, 既是广大教职员工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过程, 也是动员社会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共促发展的过程。

《章程》深入贯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严格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借鉴了部分已核准“985 工程”建设高校章程, 摘要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师节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等。

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央办公厅《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等。

教育部层面:《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工作规程》、《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 (2013~2015 年) 》、《关于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核准与实施工作的通知》、《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等。

部分已核准的“985 工程”高校章程:《北京大学章程》、《清华大学章程》、《武汉大学章程》、《北京理工大学章程》、《中国人民大学章程》、《哈尔滨工业大学章程》等。

三、《章程》起草的过程

2007 年8 月, 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和原海南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海南大学后, 《章程》起草工作即被提上重要工作日程, 并以此作为汇聚师生意愿、凝练共同理念、实现价值认同的重要举措。

2007 年11 月, 海大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章程》报送省教育厅审批。2010 年,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 海大对《章程》进行了修改, 并于2011 年6 月再次报送省教育厅审批。由于当时教育部对高校章程发布没有明确要求, 省教育厅暂未对《章程》进行审批。

2011 年11 月, 教育部正式出台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31 号) , 并于2013 年12 月核准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 所部属高校的章程。海大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 从2012 年下半年开始再次启动《章程》的修订工作, 并于2013 年12 月初完成了修改后的初稿。根据程序要求, 《章程》提交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2014 年3 月24 日) 审议原则通过。

2014 年7 月, 根据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 海大对《章程》文本进行了系统修改和完善。9 月, 经校内有关职能部门和校友代表再次审议, 又经主要领导亲自修改后, 《章程》文本基本定稿, 并于10 月分别经校长办公会和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11 月, 按规定程序公示后, 海大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章程》报送省教育厅, 请求审查核准。

2015 年3 月5 日, 省教育厅正式反馈初审意见, 要求做进一步修改。3 月26 日, 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领导专程到海大指导修改工作, 提出了若干建议与意见。4 月7 日, 海大领导班子召开例会, 原则同意修改后的《章程》文本。4 月14 日, 海大领导带《章程》起草组相关人员与省教育厅领导交换意见, 就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沟通。4 月25 日, 《章程》文本提交海大战略发展研讨会讨论。4 月29 日, 海大党委常委会再次审议通过了《章程》, 并于4 月30 日再次上报省教育厅核准。根据省教育厅反馈《章程》第二次送审稿的审查意见, 海大逐条对照海南省相关厅局和省教育厅相关处室的意见做了修改, 并于5 月29 日向省教育厅提交了《章程》第三稿。

2015 年6 月3 日, 省教育厅领导与海大领导及《章程》起草组相关人员对《章程》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6 月5日, 海大对《章程》文本内容进一步修改后再次将修改稿报送省教育厅。此次修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斟酌办学定位、特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达及其逻辑关系。二是进一步规范文本措辞和表达方式, 更加准确、精炼。三是进一步补充章程的必要事项, 完善要素。四是对文本的前后逻辑关系、内容表述、规范条款等进行了系统梳理, 特别是对有关内部治理结构和依法自主办学的内容进行了对照细化和审慎斟酌。

在《章程》起草和修改过程中, 海大分别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专题座谈会, 广泛听取了教职员工、学生、理事、校友等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校领导班子例会、校长办公会、校党委常委会等也多次对《章程》起草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教职工代表大会对《章程》进行了认真审议。根据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章程》起草组数易其稿, 并将《章程》 (征求意见稿) 放到校园网向校内外公开征求意见, 还特邀理事代表、校友代表提出修改意见与建议。据不完全统计, 共收到关于章程修改的意见和建议85 条, 吸收和采纳36 条。可以说, 《章程》凝结了广大师生员工和关心海大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充分反映了民意, 体现了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四、《章程》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章程》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

序言:主要介绍了学校的由来, 包括原两校的历史及贡献, 并提出了发展愿景。

总则:描述了学校的主要特征, 包括校名、地址、机构性质、发展定位、培养目标、办学方向、办学层次、办学特色、校训校风等内容。

举办者与学校:明确了主办者, 分别界定了主办者和学校的权利与义务。

治理结构: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具体和细化, 阐明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理事会、教育基金会等的地位与职责。

内设机构:说明内部机构设置、组织框架及运行机制。

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阐明学生和教职工的权利与义务, 以及校友和校友会的作用。

经费与资产:说明经费和资产 (包括无形资产) 的来源、管理、处置。

标识:规定校徽、校旗、校歌和校庆日。

附则:说明《章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 以及地位与解释权。

《章程》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办学思路上,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突出“热带、海洋、旅游、特区”的办学特色, 创造性地凝练出“提升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和教师的社会影响力”的办学理念, 首次提出立德树人的目标是“培养人格健全、基础宽厚、专业精通, 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栋梁之材”。

二是在学校管理上, 明确提出了“建立并实施各型各类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评估评价体系, 提高办学质量”。特别是对于作为办学主体的学院, “学校每年核拨学院经费, 下达各项事业发展指标, 对学院实施目标管理, 定期考核评价, 奖优罚劣”。

三是办学自主权上, 将法律法规规定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具体和细化, 可操作性更强。

大学治理现代化 篇10

当今中国, 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大学与大学生, 如何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推进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大众都需要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大学作为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组织, 肩负着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及进行科学研究的伟大使命, 而高校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为大学向社会源源不断输出人才和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可以说, 现代化的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将会对我国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二、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问题

1、现代高校治理体系有待完善

首先, 我国高校管理模式仍以“行政命令”为主导, 高校发展方向、大小事务往往受领导个人意志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制”思维的影响根深蒂固, 法治观念缺失。高校领导习惯将师生当做被领导对象, 要求其服从领导安排, 按领导意志办事, 而忽视了高校师生的利益诉求。

其次, 我国高校还未真正转变思路, 仍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师生, 而自身学习组织型和服务型的本质。为弥补我国高校在管理思维和服务理念上的欠缺, 我们必须加快实现高校治理体系改革, 建设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大学。

2、高校治理主体有待明晰

就我国高校治理主体现状来看, 我国大多数高校受政府部门管理领导, 其主要监督机构也是政府部门, 其监督评价结果既不能起到激励作用, 也无法起到惩处效果, 且多为内部评测并不对外公开。在这种治理体系下, 高校缺乏竞争的动力, 容易导致日常工作陷入固化泥潭。为保证高校长远发展, 保持其创新性, 必须明确高校治理主体。

3、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待提升

我国高校治理能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高校治理监督体系的缺失。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委负责高校各项重大事务及发展方向的主要决策;校长则是在党委领导下负责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但就我国高校目前管理现状来说, 党委和校长还未实现真正的分工, 此外, 高校内部还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考核体系。权力受不到约束, 导致高校工作开展主要遵循于领导个人意志而非制度规范;有效奖惩激励手段的缺失, 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影响了高校的发展。

二是高校治理评价体系的不健全。完善的高校治理评价体系应当是“党委领导下, 各种力量广泛参与”的模式, 然而, 目前我国高校治理评价体系参与力量仍然十分弱小, 主要由领导阶层构成, 基层教师很难参与进去。因而, 治理评价体系还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 并未发挥出应有作用。

三、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途径

1、完善高校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是要加强高校治理体系的科学性。要改变“人治”现状,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 并予以严格执行。同时, 应加强对高效治理体系的有效监督, 从根本上改变领导个人意志对高校治理的影响, 减少高校治理中的随意性。

二是推进高校法治建设。其核心在于加强对高校领导、工作人员、学生的法治观念培养。此外, 还应根据高校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不断推进高校法律体系的完善。

2、厘定高校治理主体

首先, 要改革高校治理主体, 政府应积极推进对教育管理的改革, 简政放权, 改变政府对高校的绝对化领导地位, 减少对高校日常工作的过多行政干预。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应从微观转向宏观, 主要体现在对政策及发展方向的掌控上, 保证高校自主管理的权利。

其次, 要保证高校办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应尽量减少政府对高校日常运行的干预, 依法保障高校独立自主办学。高校自主办学, 有助于从高校实际情况出发, 激发高校发展潜力。

3、创新高校治理制度

第一, 认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高校管理中, 应当对党委和校长的领导责任进行明确区分。党委主要负责高校发展重大事项的决策, 是高校改革发展的领导核心, 但并不处理日常性事务;而校长则应主要负责起高校的日常管理工作, 全面管理高校日常运作的具体性事务, 是日常行政工作的主要领导者。明确党委和校长两者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不同职责作用, 是有效推进高校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措施。

第二, 提倡行政和学术相分离, 将学术权力归于专业学术组织。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干预, 规范行政与学术的界限, 保证学术研究的环境自由。大学作为培养人才与学术研究的专业机构, 应回归本源, 明确分工, 只有将行政人员与学术研究者向想区分, 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四、小结

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并且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只有靠坚定目标, 从实践出发, 不断探索,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对高校管理模式及管理思维进行改革完善, 我们才能实现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既定目标, 建成真正现代、科学的新型高等院校。

参考文献

[1]陈金圣.重塑大学治理体系: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 2014 (09) :34-36

[2]章兢.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与切入点[J].中国高等教育, 2014 (20) :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