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低俗化（精选四篇）
节目低俗化 篇1
一、低俗不等于娱乐
我国社会正向着市场化转型, 人们生存压力的增大使电视受众对于电视的娱乐需求不断加大, 资讯和娱乐也使电视的核心功能两分天下, 电视文化也从最初的宣教化向娱乐化发展, 电视中各个类型节目也纷纷打出娱乐的大旗, 综艺节目娱乐化, 谈话节目娱乐化甚至新闻节目都开始娱乐化。不可否认, 电视的娱乐化的确给广大电视观众带来了轻松和欢笑, 让人们在忙碌一天后坐在电视机前可以得到极大的身心愉悦, 电视娱乐节目的界定相对较为弹性, “多种文艺形式集于一体, 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 按照制定的形式, 主题和线索, 采用主持人现场串联, 字幕串联, 现场采访等形式, 运用视听语言, 将现场演出用电视手段与传播的文学艺术的表现性融为一体, 具有娱乐, 趣味, 审美相结合的特点。”但是这种界定偏重于传统综艺娱乐节目的概括, 而近年来, “真人秀”节目的引进, 已经使其作为一种节目元素被我国大多电视台广泛使用到各种节目中, 电视综艺节目的形式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娱乐化和综合化, 因此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应是“以娱乐大众为目的, 运用各种电视化手段, 对各种文艺样式以及相关可提供的娱乐内容进行再度加工创作, 并以晚会、栏目或活动的方式予以银幕化表现的节目形态”。今年火爆荧屏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以其新颖的形式以及嘉宾大尺度的言论使节目在开播初期的收视率一度达到4.29%, 第一次超过了十年未被动摇的综艺老大《快乐大本营》, 收视直逼《新闻联播》, 可见人们对于电视娱乐的喜爱, 但是当嘉宾放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 也不坐单车上笑”“握一下手要20万”“谈过七八个对象只是零头”“我要的是豪宅”等等时, 谁又真正笑得出来呢, 这种金钱至上, 混淆是非美丑的不健康婚恋观严重误导了电视观众, 炒作个人隐私, 公开谈论涉性内容都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质疑, 更为恶劣的是有些节目嘉宾身份造假, 利用参加节目的机会炒作自己, 更是违背了电视媒体客观真实的报道原则, 宣扬金钱的重要影响到了电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 给观众以错误的心理暗示, 运用这种炒作, 宣扬远离大众的价值观, 是一味追求节目高收视率的结果, 嘉宾的雷人话语, 拿无知当无畏, 把隐私当爆料, 把非主流当人间正道来侃侃而谈, 这迎合了社会上少部分人的低俗趣味和猎奇心里, 但却偏离了大众传媒“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社会效益第一”的基本原则, 电视娱乐对于现代观众的确起到了减压和抚慰心灵的作用, 象《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 它的初衷也是好的, 然而片面追求收视率炒作不该炒作的话题和边缘价值观, 展示非主流, 拜金心理,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个个频道争先上节目追求娱乐化庸俗化, 舆论导向上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从而影响到了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建设和发展, 节目中泛滥的低俗化现象也是不正常的, “名车豪宅大款非你不嫁, 隐私极端讽刺非你不言”, 这种内容到底是不是观众的真正需要呢, 这种娱乐真的能够真正“娱乐”大众吗, 嘉宾像演戏, 观众觉得像在看戏, 明明应该是男女情感的真实对碰却变成了个人的秀场, 完全的没有底线和节制的纯粹娱乐, 没有对受众和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严重混淆了观众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当电视的娱乐功能能被异化成个人低俗的作秀, 荒唐雷人的言语挑战着大众集体的道德底线, 在热闹的作秀和极度渲染过后, 给人的却是深刻的思考。电视媒体在坚持宣扬真善美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不应该单纯以娱乐大众的视听神经为终极追求, 倘若电视娱乐化把道德、良知、婚姻、责任等都描以低俗色彩时, 这种趋势势必影响到整个电视传播语境的良性发展。
二、坚持媒体的社会责任
电视节目多样化发展的理念是受众对电视文化消费心理的必然产物, 市场的最终目的是以利润来说话的, 电视低俗媚俗的背后是什么, 电视传媒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非诚勿扰》一年的广告冠名权就要一个多亿, 既便是重播时的广告也是千万难求, 这种高收视率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但是电视传媒过分依赖市场, 制造争议话题人物博人眼球, 宣扬非主流价值观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种对于不健康价值观的传递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培养十分不利, 未成年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成熟, 是非观和价值观仍未确立, 收看到了这些节目很容易被那些雷人荒唐的言语所吸引, 并听之信之, 当成时尚前卫追随效仿;同时这样的传播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构建也很不利, 甚至对婚姻家庭的和谐也非常不利,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社会的和谐取决于社会家庭整体的和谐, 如果宣扬把物质作为家庭的基础, 这
摘要：电视相亲节目为了博人眼球, 提高关注度和收视率, 用嘉宾的雷人话语来娱乐大众, 却引发了观众的质疑和争议, 节目中宣扬的拜金主义, 混淆美丑善恶, 不分是非曲直, 传递了不健康的价值观念从而严重误导了观众, 这样的节目在拷问电视媒体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 更影响了电视媒体在群众中的公信力, 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节目低俗化 篇2
“你愿意经常跟我一起骑自行车吗?”在中国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一位年轻的男嘉宾向女嘉宾马诺祈求般地提问。马诺则笑着用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回答，让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哗然。
而另一对男女嘉宾在节目中赤裸裸的对白更令人感到惊愕：女嘉宾问一位男嘉宾：“你家有钱吗?”男嘉宾直接宣布：“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子。”
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创下收视冠军，广告暴利激增的刺激下，中国各地省级卫视争相模仿，纷纷推出相亲节目。一时间，荧屏里遍布“剩男剩女”，“拜金女”“富二代”等相亲话题人物轮番登场亮相。中国政府的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对此迅速重拳出击，整治电视婚恋情感类节目低俗丑陋之风。中国国家广电总局12日通报，总局2日和8日先后下发管理通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通知要求，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不能由演员、模特、节目主持人、“富二代”、“成功人士”等身份的嘉宾占据荧屏；不得选择社会形象不佳或有争议的人物担当主持人；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
二、造成的影响
6月11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深度报道《让婚恋情感类电视节目健康发展》，用11分钟的时间严厉批判了中国有些婚恋交友节目和情感故事节目“嘉宾身份造假、出语低俗、公开讨论涉性内容、宣扬拜金主义、混淆是非善恶、宣扬不正当的婚恋观，有些则传递了负面情绪和不健康的价值观，这些节目严重误导广大观众，损害电视媒体公信力。”
11日，新华社也重磅推出了“新华视点”专栏文章《电视相亲节目“八宗罪”》，痛陈电视相亲节目“形式雷同”“盲目追求收视”“真爱难寻”“贬损价值观”“语言暴力”“炒作丑闻绯闻”等罪状。
6月1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罕见地聚焦电视相亲节目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刊发了介绍各方批评意见的《不能为收视率丧失社会担当》和署名“本报评论员”的《倡导清新健康的荧屏之风》两篇文章，批评部分相亲节目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相亲节目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收视„掠夺战‟。身份作假、制造话题、编造故事，言辞犀利不惜„出口伤人‟，虚假身份的„托‟„拜金‟„享乐‟的非主流价值观被刻意放大和无限放任，并得到受众的盲目追捧。这是急功近利的媒体人毫无责任心和缺失道德底线的表现。”湖南卫视节目制片人刘蕾说。
三、原因分析
是我们的社会道德真的败坏沦落到如此地步吗?以至于如此露骨的拜金主义居然登上了电视荧屏的“大雅之堂”。笔者以为并非如此，真善美永远是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因为我们的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真善美。
那么本来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荧屏为何却要“贩卖”这些低俗价值观呢?笔者以为，虽然其中原因颇多，但关键因素和决定因素却是“唯收视率论”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广告收入和经济利益。
收视率作为一个相对科学、客观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一档节目、一个频道，乃至一家电视台的收视表现，如果运用适度，它会使电视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观众；但是，我们在强调收视率的同时绝对不能丢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我们看待、分析与运用收视率的一个基础。
应当承认，某些低俗化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高收视率，但对电视人来说，如果一味迎合，放弃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这就是“媚俗”。
电视行业“唯收视率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有了收视率，电视台广告量就会激增。所以在“唯收视率论”的推动下，一些电视台甚至采用演员来冒充嘉宾，使电视相亲节目变身“情景连续剧”，雇佣的演员在荧屏上不断炮制出雷人言论，以混淆视听，赢取收视率。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事实真相和行业基本职业道德规范。
如果任由电视行业低俗之风大行其道，电视行业的未来实在令人堪忧。低俗之风虽然一时赢得了收视率，但长远来看，无疑是“自掘坟墓”，必然遭到民众的唾弃。“娱乐至死”的前例早已多不胜数。
四、提出对策
第一、有关部门应该在电视行业大力开展“低俗化”专项整治活动，对于电视婚恋相亲节目低俗之风应该成立专门调查组，详细调查这些节目中是不是存在人为操作、使用演员的恶性情节，一经查出，必须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怠。
第二、应该加强电视行业监管和自律，探索建立一套整治电视行业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以根治电视行业低俗之风。节目要有助于展现嘉宾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择偶观念，不得设计出位环节。所有交友类节目均不得现场直播，要严格执行播前审查和重播重审制度，对有问题的内容和错误的观点必须删除。
节目低俗化 篇3
一、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种类
(一) 内容互动类
听众通过短信或微博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在一些直播节目中经常会出现这种形式的互动, 让观众与节目相融合, 因而听众对这种方式的互动并不反感。但有时节目主题不明确或摘选的短信、微博的质量不高, 节目的总体水平也大打折扣。
(二) 益智娱乐类
听众利用短信或IVR与主持人进行互动交流并从中获取奖品。听众在参与这类节目的竞猜环节中可以通过知识问答获取一定数额的奖金, 所以这类节目对于听众来说很有吸引力。虽然很多该类节目曾经在各级电台的评奖中获奖, 但是由于一些节目越来越重视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节目的规范甚至出现低俗内容而遭到听众的反感和投诉。
(三) 下载节目类
在广播节目中, 经常有歌曲下载或者彩铃下载等节目穿插进来, 而有的则直接以硬广告的形式播出, 不过由于人们甚少选择这一不便捷的下载方式, 所以收益甚微, 这类节目也在减少。
二、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的主要问题
(一) 节目制作不规范
首先, 内容违法。有些节目为了吸引听众, 盲目设定宗旨和内容, 节目内容涉及解析姓名、测试婚姻等封建内容, 而有的节目为了引诱听众参与故意将题目设计得十分简单或低俗。其次, 节目形式作假。有的节目是录播节目, 却欺骗听众是直播节目, 制作公司早就安排好主持人的稿件甚至找“托儿”代替热线电话听众, 给真正的听众带来直播的假象, 听众打电话无法互动, 还被收通信费。再者, 节目中奖环节不透明。节目采用不正当手段将中奖名单设定为并非真实听众、内部人员或者是空号假号的听众名单。最后, 恶意欺骗听众。例如要求听众多次发送短信或延长用户在线等待时长以收取通信费。
(二) 节目形式单一
很多广播互动娱乐节目都以缺乏思想、低层次的感官刺激作为主要“愚乐”形式, 一个节目从开播到停播一直没有新内容、新元素、新亮点, 原创、策划能力不高。
(三) 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一味追求利益是广播互动娱乐节目低俗化的主要原因, 制作团队忽视了自身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目前, 在广播领域, 不少于50家公司在全球发行益智互动类节目, 外加地区的节目, 总量应该在100家以上。很多小型制作公司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成了追逐利益的躯壳, 节目制作成本低, 形式单一, 内容互相抄袭, 扰乱了整个广播市场的秩序。量的增加就容易导致质的变化, 我国部分广播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道德和职业素养, 对广播影视缺乏具体、实际的认知, 使广播互动娱乐节目难以达到质的飞跃。
三、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管理
(一) 防止节目作假
从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的成功经验上看, 它们都是依靠规模化的制作和播出流程取胜。广播互动娱乐节目播出机构应该对制作公司提出明确要求, 限制制作公司作假, 例如并没有给获奖听众发放奖金, 这里就应该让奖金的发放有一个公正流程, 又比如, 有的制作公司设置简单的问题却半天没人答上, 这显然是在欺骗听众, 对于这种现象, 播出机构必须作出明文规定。
(二) 抓违纪, 求创新
当前要解决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的低俗就必须严抓严惩制作公司或电台的违纪行为, 电台不得播出制作公司粗制劣造的节目, 不得收受贿赂。另一方面, 重复低俗的节目内容不仅会造成电台的收益甚微, 还对社会产生十分不好的影响, 使广播互动娱乐节目一直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要想做好节目、提高经济效益, 制作公司应该在竞争中求突破和创新, 根据听众的喜好更新节目形式和内容, 抵制低俗化, 努力推出精品。
(三) 变更制作方和受众的价值观
要想让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的市场有序化, 就要求制作公司首先要考虑社会效益, 在此基础上再努力增加经济效益, 当两者相冲突时, 也要无条件服从社会要求。收听率确实能带来经济收益, 但是只有让节目的质量有所提升且保证节目存在价值才是长久之计。前广电总局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下发相关规定, 限制娱乐节目中的低俗“愚乐”化,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很多人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低俗的问题, 低俗使人民群众的总体素质、生活质量和认知水平都受到损害, 要长期坚持推广人们对低俗节目的认知, 带领大家一同抵制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的低俗之风。
(四) 加强监督管理
除了制定相关规定从根本上抵制广播互动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和无序化, 还要在后期对节目制作工作和播出环节进行监督。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 制播分离能够促进广播事业的发展, 制作和播出分离不代表国家对节目制作方没有管理、审查和策划的责任。
各级广播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负责节目播出的机构应该严格把关, 认真履行职责, 严格依照制度和规定做好节目的审查工作, 尤其要坚持与社会各界联办的节目、栏目或购买的节目等此类型节目播出的终审权, 使节目的质量有所保证。
参考文献
[1]张扬.广播唱歌类娱乐节目的模仿与创新——以中国华艺广播《歌词乐翻天》为例[J].东南传播, 2010 (8)
[2]张扬.浅谈媒体融合变革下的广播节目互动——以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的娱乐节目为例[J].东南传播, 2009 (5)
[3]覃继红.规范管理广播互动娱乐节目, 防止低俗化和无序竞争[J].中国广播, 2008 (8)
节目低俗化 篇4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有些过于庸俗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 对社会情绪是有误导作用的。”有一些广播娱乐节目主持人, 对着直播间的话筒就成了“大嘴巴”, 对着话筒“张嘴就来”、百无禁忌。
某电台, 如一档节目中男主持人说女主持人“你都七老八十了”、“你这女的长得像男的”, 而女主持人反过来说“我年龄再大, 我也有林志玲的面孔, 还有林志玲的声音啊”。这些调侃使节目私人聊天的意味格外浓重, 听众会觉得无聊并心生厌烦。
某节目中两位主持人把当天节目主题定为“话春晚”, 女主持人说“昨天的春晚, 我是一边带孩子, 一边稀里糊涂的看, 把个春晚啊看个稀碎”, 男主持人说“我简直是一眼没看啊, 又是那个**导演导的, 没啥看头儿”。听众听完这一段, 应该一头雾水, 题目是“话春晚”, 可是俩主持人在节目上不知到底要表达什么。
今年5月7日早上某城市电台两名主持人评述一则新闻:江苏某地一男子因替别人担保债务当了“冤大头”又遭遇婚变, 一时灰心从桥上跳河自杀, 但自杀未遂被河水冻得发抖呼救。这本是生活中的一件不幸的事, 男女主持人就着这件事说开了, 男的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干嘛寻死啊?”女的说:“嫌水凉喊救命, 多丢人哪。”男的于是正色“批评”女的:“你这样说可不对……应该说, 嫌水凉你为什么不去跳楼啊……嘻嘻嘻。”
类似于这种庸俗化、随意化的语言影响到广播节目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是对节目资源的浪费, 也是对广播频率专业性与权威性的削弱。这样的内容是不应该出现在广播节目中的。
一、广播主持人语言庸俗化、随意化现象频出的原因
(一) 广播媒体迅速发展, 电台主持人队伍逐渐扩大, 但素质却是良莠不齐
近年来, 目前由于广播事业的发展, 电台多、节目多, 导致主持人队伍扩大。需要的专业人才多却供不应求, 难免出现用人标准下降, 这就导致一些素质不高的人也混入其中。
(二) 过分迷信“收听率”
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央视主持人张泽群主动提出“要向电视收视率开炮”。他说, 如今中国的电视节目被收视率绑架, 电视节目娱乐化、庸俗化严重, 长此以往, 中华文明将被蚕食, 值得警惕和深思。
如今的很多广播电台, 也把收听率、点击率等数据, 作为媒体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 广播收听率成为一种“毒药”使得许多广播媒体为之疯狂而丢失了本有的属性。在利益驱动之下, 有拿钱买收听率的现象, 很多频率的广播节目也为了迎合收视率, 娱乐化、庸俗化现象严重。广播频率永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收听率是利益集团的钱袋子, 但媒体的口碑千金难买。
(三) 广播主持人社会责任感缺失
广播主持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 在社会某些方面产生着不可或缺的影响。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社会公众影响颇大。如果主持人语言粗俗、随意, 不仅影响的是自己的形象, 更会让媒体形象蒙羞。
在当下, 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并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媒体, 常常出现突破伦理良知的现象, 增加了转型期中国不和谐的音符。面对这种状况, 媒体人崔永元喊出“保卫良心”, 虽不惊天动地, 却也多了几分社会警醒。广播节目主持人要有同理心, 不能麻木, 更不能思维错位。在播报相关内容时, 主持人的恻隐、仁爱、诚信、忠恕、明理应该明确的传达给受众, 对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怎样避免广播主持人语言庸俗化、随意化
(一) 广播主持人对待工作要认真仔细, 恪守职业道德
主持人是一档节目的核心, 对于广大受众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 主持人在职业道德方面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以便于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广播节目主持人还要善于体察百姓的情绪和要求, 这样才能够使节目经得起推敲, 在受众中间建立起可信度, 真正做到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 提高宣传艺术和舆论引导水平。
(二) 培养正确的审美意识, 不盲目跟风
美不是仅仅表现在外貌上, 美好的人格品质、真诚的生活态度、乐观开朗的性格等等都是美的范畴。审美的感受力对广播节目主持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颗能感受美的内心, 能说出美好朴实的语言, 会带给受众美的享受。如何在节目中游刃有余、侃侃而谈又不失文雅, 这就需要播音主持的从业人员注重平时的积累, 扩大知识面、博览群书, 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细节、增加生活的阅历,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提升审美水平。
(三) 要安排好节目的内容, 努力增大节目的有效信息量, 避免因内容单薄而随意为节目“注水”
吉林交通广播103.8的《好人帮》节目, 通过征集好人线索,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大力弘扬好人好事和社会正气,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节目不仅在播出时段接听听众的热线, 还把热线延伸到节目之外, 多次举办公益活动, 调动起了巨大的社会正能量。《好人帮》每期节目的内容都很丰富, 安排得满满当当, 主持人自然没有时间说那些无用的“口水话”。
摘要：本文针对广播主持人语言庸俗化、随意化现象频出的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广播,主持人,语言
参考文献
[1]陆锡初, 李巍.试论主持人加强职业道德的紧迫性[J].声屏世界, 201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