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世俗化（精选十篇）

世俗化 篇1

一、彼得大帝时期世俗化教育改革的背景

1. 国家需求的导向。

彼得大帝上任之时, 俄国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 同时阶级矛盾冲突尖锐, 行政机构腐败无能, 军事力量弱小无力, 工商业尚未起步, 强敌四面的国际环境, 这些都严重地困扰着封建农奴制的俄国。总之, 工业、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这就是彼得面临的俄国现状。针对俄国落后的现实, 为了使俄国彻底跳出落后的圈子, 彼得实行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改革。彼得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的同时, 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2]

2. 北方战争的需要。

彼得的改革活动, 主要是在北方战争期间 (1700-1721年) 进行的, 军事改革是其改革的中心, 其改革也以建立军事强国为主要目的。为了北方战争的需要, 彼得一世在1701年下令在莫斯科开办航海学校, 规定吸收社会一切等级的孩子入学, 但后来基本上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得起这所学校。随着北方战争的推进, 彼得一世于1715年将莫斯科航海学校迁到彼得堡,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航海专科学校, 彼得一世亲自为航海专科学校制定校规、教学计划和实习计划。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地还建立了炮兵学校、警备学校、工程学校、医科学校等。

二、教育世俗化的变革

1. 世俗王权取代教会成为学校的管辖者。

彼得把发展教育视为改变国家落后局面走向强盛的重要举措之一。针对18世纪以前的俄国没有一所世俗学校, 彼得开始着手创办新型的学校———一种与教会学校截然不同的实用技术学校, 从而开创了俄国世俗教育的新时代。他实施的教育改革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在前文介绍彼得改革背景中即可看出, 为了战争的需要, 国家已开办了一些带有世俗性质的学校。1701年, 第一所高等航海学校在莫斯科创立, 在首都建立学校的经验颇为成功, 不久后又在诺夫哥罗德、纳尔瓦和列韦尔也建立了类似的学校。但是, 光有这些学校还不够, 舰队需要有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 彼得大帝遂下令把航海学校的高年级班调到彼得堡。在建立海军学校的同时还开始创建陆军学校, 在彼得堡又仿照海军学院的模式为工程兵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工程教导连。在莫斯科, 不仅建立了俄国最早的一批军事学校, 而且建立了最早的普通职业学校, 比如建立了一所医校。专注于培养职业人才并不能完成普及教育的全部任务, 还必须采取措施扩大普通教育。1715年下令由航海校毕业生中分别向每省派出两人充当小学教师。这种小学在彼得一世时代被成为“国立小学”。这些小学向一切阶层的子弟授课。到彼得一世统治的末期, 全国已开设了42所国立小学, 有学生约2000人。这就是普通初等教育形式。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建立与科学院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俄罗斯科学院于1725年12月27日正式建立, 当时的名称为彼得堡科学院。科学院下设科研部门, 科研部门设数学、物理和人文三个学部, 在数学和物理学部中分出数学、化学、解剖学等专门研究室, 在人文学科中又分成历史、哲学和演讲等专门研究室。在彼得堡创立的俄罗斯科学院是18世纪俄罗斯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使俄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应该改变启蒙的策略, 即首要的任务是唤醒全社会对知识的渴望, 对书籍的热爱, 对接受教育的景仰。由此才有了后来国家针对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2. 世俗知识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俄国学校课程的世俗性是比较强的。彼得兴办的各类学校服务于他建立强大海军、战胜土耳其和瑞典、夺取出海口的战略, 以工业技术人员和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军事指挥员为培养目标, 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课程在教学计划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在1701年建立的第一所高等航海学校中, 学校的学生学习算术、几何、三角、航海和天文。水平太低的学生还要先学习俄语。在随后成立的科学院附属大学及文科中学以学术型人才和官吏为培养目标, 拉丁语、现代外语、自然科学学科和哲学人文学科构成课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3. 教会学校的世俗化。

教育世俗化不仅表现在世俗学校, 在教会学校也有所体现。在先期由教会建立后来改为神学院的基辅学院在彼得一世时都增设了法语、德语、数学、历史、地理、建筑学与绘画课。下令成立“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 以此培养有文化的神职人员。这所学院成为了高级神学院, 同时也教法语、德语、算术和医学等世俗知识。初级的神学教育在教会学校进行, 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是培养专职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 而且也是普通教育的发端。

三、教育世俗化的影响

这些教育世俗化的改革, 使俄国人冲出愚昧、闭塞, 接受先进科学和思想、文化, 对俄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推动了俄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当然这是一个微弱的起步阶段, 有进步也有不足。实现国家办学, 即教育的国家化是现代教育特征之一。实现教育的国家化也是迈向教育制度现代化的一步。但在1802年前 (1820年, 俄国在亚历山大一世推行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时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民教育部) , 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 都没有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办什么样的教育, 开什么样的学校, 传授什么样的知识, 以及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等等, 一切都是由沙皇个人发起, 或者由他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教育的发展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沙皇个人的素质、能力和他本人所受的教育决定的, 很难保持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彼得一世迫使教会完全从属于世俗政权后, 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便转到沙皇手中。彼得一世以其非凡的才能、坚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为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改革教育事业是改变俄国落后状态整个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的倡议和亲自过问下推行了俄国的教育改革。

彼得大帝时期教育的世俗化, 是俄国教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顺势而发, 影响深远, 是俄国教育迈向现代教育重要的起步阶段。

摘要：俄国教育在彼得大帝 (1682—1725年) 统治时期开始了显著的世俗化改变。在国家需求的导向和北方战争需要的历史背景下, 开始了教育世俗化的变革:世俗王权取代教会成为学校的管辖者, 世俗知识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教会学校也开始世俗化。俄国教育世俗化, 作为现代教育起步阶段的影响有进步也有不足。

关键词：俄国教育,彼得大帝时期,世俗化

参考文献

[1]李小桃.俄国的教育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诞生[J].外国语文, 2009, 25 (5) :110.

世俗化 篇2

论文关键词:古墓壁画 政治 文化 世俗文化 唐宋

论文摘要:中国古墓壁画,在汉朝到达其繁荣阶段,进入唐朝,成为墓室的重要装饰成分,但是这种作画方式却长期为皇室所垄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唐朝以前古墓壁画大多是显示盛世威仪的壮观场面,入宋以后,由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墓室壁画也逐渐生活化,世俗化。唐朝到宋朝,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贵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扩展的序幕。

古墓壁画,中国最为古老的墓室装饰之一,自汉朝崛起,经过唐朝的不断发展,直到宋朝以后逐渐衰退,及至到了现代,由于丧葬制度的改变,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遥望历史长河,壁画作为中国绘画的组成部分,似乎比其他绘画方式更充满了一丝神秘,它源于人手,长存于地下,在冥冥之中,指引死者赶赴极乐世界,抑或复制主人生前的生活以期永享盛世之乐。

自汉朝至唐,墓室壁画可谓极大发展。在唐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为称雄世界,这一切在墓室壁画之中也得以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章怀太子墓室壁画。

章怀太子由于太子身份特殊性,其墓室规模已号墓为陵,壁画之状不言而喻。其墓道东壁绘狩猎出行.礼宾.仪帐和青龙,西壁对称地画打马球.礼宾.仪帐和白虎。过洞内.甬道东西壁绘有各类仕男女侍,前后室则以各种活动侍女为主。这些壁画,打马球图.仪帐图.狩猎图均以其声势浩大而给人以强大视觉震撼,礼宾图则以其逼真的造型给人以历史的原貌。青龙白虎更是让人浮想翩翩,遥想见西天神器。

章怀太子墓室壁画充分展示了唐朝壁画的特点:威仪.浩大.富贵。

与此不同的是,在宋朝,虽然同样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宋朝的社会背景的偏安,以及文弱的社会风气,此时的墓室壁画远远不比汉唐时的壮美,取而代之的则是生活化.世俗化倾向。白沙宋赵大翁墓壁画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在白沙宋墓中,壁画已不再见威仪排场,取而代之的则是富民阶级的生活百态。

其中在一号墓中,甬道两壁画侍从,他们或身被钱串,或手持筒囊酒瓶或牵马欲行,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十一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座宴饮像,后室.北壁砌妇女作启板门状,西北.东北两壁砌破子棂窗,西南壁为对镜着冠妇人,东南壁画持侍奉的男女婢仆。这些壁画极为具体.真实.周到.细致描写了墓主人的家居生活。画面上从屏风桌椅.箱柜帐幔等家具陈设,到杯盘碗盏等日用什物以及两旁恭立男女侍从一应俱全,此外,主人梳洗打扮,女侍的端茶送水,庖厨散乐等,同样细入微毫,这一切都反映出生活重心的变化。

可见,宋墓壁画表现出时人对现实人世生活的格外迷恋,不仅是汉代那种浓厚的神仙天界气息已非常淡薄,唐代那种卤薄仪帐所体现的礼教色彩,也消退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琐碎而平淡的日常家居生活的真实写照。

总的来说,唐宋墓室壁画流变的总体趋势便是由威仪转为平淡,由浩大转为细微,由政治和精神化向生活和世俗化转变。究其原因则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我看来,影响其变化最主要原因莫过于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

首先是唐宋政治差异所造成的结果。

从国力方面来说,唐朝时期为中国最为强盛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边境较为弱小民族.国家均或对其称臣依附或与其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而到宋朝时期,国力已远远与唐朝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内部由于政府机构冗乱造成积贫积弱的困状,对外则征伐连连败退,甚至蒙向契丹.西夏纳贡之羞。政治背景和现状的悬殊,使得宋时大国形象和国人自信心一再消沉,宋朝臣民复北愿望屡屡受挫,最终安于现状,“宏大之气尽无,便享仅有之荣华”。

从封建制度本身发展来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受礼教束缚较为严重的国家,唐宋作为文化.经济大国,其礼乐制度与以往朝代相比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唐朝时期,虽然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开始削弱家族与等级观念,但是阀阅制度却依然存在并不断壮大,这种在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为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度便严重束缚了士庶两阶级之间的往来,因此唐朝时期,士庶通婚被严令禁止的.政策也就理所当然。阶级内部保守性也就导致其文化的保守性,因此在唐朝,墓室壁画只是在皇室贵族墓中才会出现,皇室贵族又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加之强大的国力支撑,也就造成了唐朝墓室壁画所呈现的威仪.浩大.富贵的状貌。而到宋朝,封建制度已开始走下坡路,礼乐制度也渐渐放松了其对世人的束缚,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士庶通婚已十分常见,这便为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扩展提供了条件,使富民墓室内有壁画出现成为可能。

政治的变革也促进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文化作为影响世人审美情趣的重要因素,其自身的变化也必将导致世人审美情趣的改变。

《论语》中记叙:“子曰:‘奉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些均反映出孔子“百事孝为先”的思想。宋时,朱熹的理学观念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由于不受当局的重视并没有在宋时就传播开来。所以当时的文人雅士说读圣贤还是原来的真言,对于典籍的理解也较为真实。而唐时虽然几近中古,但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淡了本土文化的纯正性。到宋时,儒道释三种文化竞相发展,文化的不断强势也使儒道释中共同倡导的“孝悌”思想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宋墓壁画中以二十四孝为主的孝悌题材之所以频频出现也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孝道复兴思潮的影响,鉴于“孝悌”的盛行,晚辈为死去的长辈墓中修以壁画装饰作为一种尽孝的方式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平民审美要求下进行的壁画创作必然使壁画表现出一种更加世俗化更加生活化的状态。

再就市井文化方面来说。宋时,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宋朝社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倾向。宋人的小资情节空前膨胀,享乐主义情怀空前盛行,例如作为当时世俗文化象征的词在其产生初期就是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像曾因写过“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当时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凡有井水饮处,必有柳词”,在花街柳巷之间柳永也能声名鹊起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化审美取向。另外宋朝时还出现了中国报纸的雏形,市井中也出现了早期的卡拉OK,这些都在某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人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倾向与严重享乐主义情怀。

唐朝时期,由于太平盛世的出现,中国的人口出现了历史上一个新的复苏时期,人口总数猛增到5000万人,到宋时更是激增到8000万,仅城镇人口就有2500多万。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城镇人口不断扩充,市民阶级也不断壮大,他们在物质享受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这便成就了宋时服务行业的发达,市民娱乐形式更加多样化,市井之中,洋溢着一股唐人所不可企及的娱乐之风。在文学上,到宋时小说.诗词均向平民化过渡,绘画更是具有强烈生活化审美情趣,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着重描绘了宋时都城汴京热闹的买卖场景。作为绘画一种的壁画也必将受这种文化之风影响,不断向世俗化发展。

除此之外,影响墓室壁画世俗化倾向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墓室结构的变化。

唐朝时期,由于陵墓的浩大,导致其内部作画空间极为广阔,这便为浩大.威仪之景致的描绘提供了空间条件。

到宋朝时期,特别是到南宋时期,皇室贵族与富庶豪门墓室均相对十分狭小,墓室结构也不同于唐朝的前后相通,广阔平直。以白沙宋墓为例,宋时砖墓室普遍采取的是仿木结构,室内仿木构建筑的梁枋.铺作.斗拱的要放置,并施以彩绘,四壁绘满的壁画,有的以砖雕与壁画相结合,有的则在浮雕人物上涂以色彩。但由于这种仿木结构的局限性

,使室内壁画由原来方形.长方形变为圆形.六角形.八角形,并且由于受到边框限制,壁画篇幅也比唐朝时要小的多,制作浩大之景的空间条件完全丧失,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生活画场景的不断增加。所以与唐时相比宋墓壁画更显生活情趣,小巧而精致。

综述:由唐到宋,政治上,由强势转为弱势;经济上由封建自给自足传统经济模式转为带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产销经济模式;文化上由单独的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墓室壁画的规格.丰富程度以及描绘内容。

在宋朝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世俗化倾向,而宋以后由于朱熹的理学的泛滥,这种倾向又被打压,宋以前,由于礼教制度的严密,世俗化倾向的出现也不具有伦理的条件。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最为世俗化的朝代也莫过于宋朝。整个时代的风气如此,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绘画情趣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书目:《中国美术史》 明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美术史》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溥松年等编

《唐代墓室壁画研究》 李星明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论中国文学的世俗化 篇3

切联系的，所以中国文化理所当然地带有世俗化就不足为奇了。

关键词：中国文化 儒教 世俗化

文化是一种生活模式、一种思维模式，世俗性和超越性是文化的两个重要属性，是文化的一体两面，它与人类对人生的阐释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文化的超越性要以文化的世俗性为基础，才不至于陷入神秘和抽象的泥沼。人类是一种现实存在，人类文化是在人类的现实存在过程中创造的，离开了人的世俗追求而谈所谓的超越性，就如同离开了衣食住行来谈人的精神需求一样虚妄而无助。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消融了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使之合中有离，离中有合，因此世俗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所谓世俗性，就是指为世俗社会服务。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文人没有彻底的追求超验本体的欲望和冲动。儒家热衷于日常政治伦理，庄禅崇尚山水自然，相对于西方国家对宇宙论、认识论及诸如上帝、天国、神之类的问题给予太多重视，甚至视而不见或者“子不语”保持缄默。所以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中国文学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与政治相联系。

鲁迅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之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由于中国缺乏一定的宗教背景，所以一些终极性的追求就只能通过世俗的方式解决。折射出中国神话的世俗朴素的特质。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都体现出对民生状况的关注，将深化理性化、文化化，是指缺乏神话中该有的超自然的想象和幻想。

儒家思想强调乐于入世，且儒家之道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是在炽热的社会政治伦理实践中表现出的清醒务实的世俗的理性主义。儒家思想的哲学观和人生观都是世俗的，其终极追求也是为世俗社会而服务的，因此缺乏思辨性，缺乏超越现实的想象力，缺乏形而上的思维、情感和精神追求品格，缺乏对人的生存的信仰，缺乏对宇宙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的终极追求就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性格特征。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完整健全的现实主义，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而压倒了理性本身，而使呆板的哲学体系无从产生。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就被确定下来了，即人文的、伦理的和实践理性的文化精神。儒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说明诗歌对社会而言是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教化工具而存在的，对个人而言，诗歌是为了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和锻炼才干而存在的，即可以“事父”“事君”。《论语·阳货》

孟子说“食色性也”，中国人认为食是现实人生的第一大快乐，是应该得到重视的。而且中国人祭神祭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福，试看《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中关于所祈之福的表述：“神之淑矣，贻之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祥黎百姓，遍为尔德。”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想上天堂，只希望能快乐地生活。马尔库塞认为：“中国的审美文化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即使是宗教也被世俗化了。这种世俗化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上帝、神灵人格化与把人的祖先神灵化合二为一，即祭祖犹如祭神，形成了一整套礼仪规范，儒家文化便是特例；二是与世俗化享乐主义与先世思想相结合，如道教文化”。【1】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传统中国社会恰好是一个没有受任何宗教体系控制的社会，而且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2】孔子曰：“未能事己，焉能事鬼？”从本质上讲，这体现了现世感的执着，是清醒的理性精神，这给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3】

自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东渐尤其在魏晋由印度入渐的佛教般若之学日渐流播，历史与时代本来提供了一个机会，催化中华本土为变化及其美学的思维从世间、此岸向出世间、彼岸迈越。然而，中华本土文化是如此‘坚定’与‘坚强’，终于用‘以无为本’来消解印度般若性空之学“以空为空”的思想，让思维框架依然基本建构在世间与此岸。【4】

中国的艺术境界，界于神与真之间，超脱于功利权益，对宇宙人生取“赏玩”的态度，重在表现心灵情意故也算是境界。“先秦时代以其明显的对鬼神的淡漠、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现实和此生的思考、对人的能力的肯定，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5】这种淡漠使得中国本土的所谓宗教具有很强的世俗性。西方宗教文化，注重彼岸世界，认为此岸的生活是彼岸的准备，人在現世生活中必须恪守原则，在教规的约束下过非常严谨的生活死后才能升入天国。将现世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对来世的意义。因此，来世也就成了现世生活的唯一有意义的根据。其实人类对现世生活是迷狂的，就如同精神不能割断的物质一样，人的生活是不能割断与世俗的物质联系的。只有在某种社会力量阻碍或压倒人对美好现实的向往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可转化为宗教或类宗教的追求，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平教、玄学和佛教。

中国文化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等领域。儒家思想是倡导“入世”的，所以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在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的要求下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他们努力描写与社会、人生休戚与共的问题，是自己的作品有补于世道，有益于人心，体现极富社会意义的现实色彩，重视群体、共性的道德、情感，淡化个人意志，这也是受儒家美学“以理节情”思想的影响。形成于中国特定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世俗性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因素的，所以说承认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是继续发展中国文化的前提。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9页

[2]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27-228

[3]吾功正：中国文学美学（上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09月第1版.第282-283页

[4]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414-415页

从《烦恼人生》看池莉小说的世俗化 篇4

一、现实生活的世俗化

池莉曾说:“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是世俗作家。我的小说一开始即不讨文学殿堂的喜欢, 被批评为‘苟活’和‘小市民’, 但我一点不生气也不着急, 甚至从来不反驳。因为我与大家看世界的视点可能不一样, 中国的小说只能从‘俗世’获得生命力, 获得艺术的源泉和创作的自由。所以大俗即是大雅。”池莉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市民, 生活在普通人中间, 所以希望和愿意站在小市民的立场上表现小市民的生存。她直接将自己置身于市民的立场, 让普通的市民生活走入大众视野中, 并表现出自己身边无所不在的琐碎生活。“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目, ‘新写实’作家总是力图将叙事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 以‘流水帐’式的‘只作拼板工作, 而不是剪辑, 不动剪刀, 不添油加醋, 使当下此时的真实’ (池莉语) 凸显出来”。 (1) 她对现实生活进行如实还原, 力图展示她所看到的理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 达到她对生活的理解和评判, 对普通人的普通琐碎生活进行细致描写, 描写他们吃喝拉撒睡这样极其平常的生活状态, 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 描写他们琐碎而烦恼的生存状态, 描写他们的理想与信念与生活重压下的矛盾和纠结。

在还原生活的细节上, 小说《烦恼人生》的第一句话是“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 这就把主人公印加厚这一家普通人一天生活开始的那种忙乱揭示了出来:房间的狭小, 生活和工作的紧张忙碌。小说从凌晨三点五十分儿子摔下床时的一声恐怖的嚎叫惊醒了印家厚的睡梦写起, 然后是慌乱地排队上两个十户人家共用的厕所、洗漱, 就这还要讲究排队策略才勉强在预定的时间去赶公交车;一路小跑带孩子赶轮渡, 期间挤公交时因拥挤被一个姑娘骂为“流氓”;上班评奖金, 车间主任绕着弯子扣发他预期中已经盘算好如何使用的奖金, 买不起给岳父祝寿的生日礼物;食堂就餐时扒出了半条青虫;报考进修电大的事泡了汤, 遭人陷害栽赃, 惹得厂长生气;妻子借来的狭小住房要拆迁, 姑妈的儿子还要来家里借住, 等等。直到深夜这个普通人劳累了一天才得片刻喘息。作者用“零度状态”如实描写了是印家厚一天的生活经历, 还原了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所有情形, 也还原了世俗人生中的所有的痛苦、烦恼和生活的动力与热情, 仿佛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一般。不管生活中有多少没有意义的烦恼, 孩子从床上摔下, 他得照顾;老婆有怨言, 他得忍受;他得匆匆早起挤厕所、挤水龙头;他得带儿子跑月票, 送儿子进幼儿园, 并为儿子的顽皮对老师赔笑, 他只能为了简单地活着不断地重复着日日如此的“烦恼”人生。作者是用“新眼睛” (2) 来审视着这个世界, 在写作中, 极有勇气地选取了常常被我们忽略、漠视或不敢正视的原生态的生活表象, 暴露出普通人生活的本质———琐碎却真实。在池莉笔下主人公印家厚面对生活的窘困并不绝望, 他认为:“我们不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 但将竭尽全力去做。”他愿意认真而真实地度过每一天, 就像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普通人的, 印家厚的一天其实也就是所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天, 就是平凡老百姓世俗生活的缩影。这样, 在小说中, 作家客观描写印家厚一天生活过程中, 也就呈现了所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还原了现实生活中世俗生活的原貌, 展示了世俗生活的琐碎、烦恼、激情和魅力。

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作家也描写出生存的无奈, 池莉在《我写烦恼人生》中写道:“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 差不多能够淹没一切销蚀一切。在它面前, 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 或者想干那, 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池莉所体验到的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站在小市民角度感受他们生存的压力与生存的困窘。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 印家厚必须负担起家庭中顶梁柱的重担, 但是他从来都是力不从心或有心无力的:想表孝心却囊中羞涩, 想照顾好妻儿却蜗居在一间老婆托人告借的小房子里。他还必须迎战生活和工作中的复杂阴暗的人际关系, 如车间主任绕着弯子扣发他奖金, 被人栽赃挨厂长批评, 等等。在这些繁琐的事情中, 他对本职工作怀有纯正的感情, 生活中尽可能地做到真诚与善良, 他也为着自己理想中应得的一切而苦苦挣扎, 活得极为紧张和沉重。在小说中池莉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对生活进行原生态的描写, 把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形象描摹得淋漓尽致, 其中还对传统上男性在家庭中承担责任超负荷的痛苦心态有着独特的审视和理解, 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在生活中无奈被动的一面, 在传统赋予的大丈夫形象下的内心苦痛。小说中印家厚的一天的经历实际上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个缩影, 正如作品中主人公说的一样:“找对象, 谈恋爱, 结婚, 父母生病住院, 天天去医院护理, 兄妹吵架扯皮, 开家庭会议搞平衡, 物价上涨, 工资调级, 黑白电视换彩色的, 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 他一一碰上了, 他必须去解决。”印家厚必须面对住房条件的无奈、上班过程的艰难、工作中的人事纠纷等问题的困扰, 对他来说, 孩子既是他对未来的希望, 又是沉重的负担:蛮横粗俗的妻子既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又令他厌倦和遗憾;年轻真诚的女徒弟让他既心动又进退两难, 可以说, 印家厚艰难地扮演着各种生活角色。池莉在作品中营造了一种苦涩的现实生活氛围, 点明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心态, 他们常有一种困惑、苍茫的感慨。这些小人物挣扎在苦恼人生中, 想行动又碍于现状, 最后只有无奈地接受生活中的不如意、不合理。

二、爱情生活的世俗化

池莉小说表达的现实生活内容远远超过了爱情本身。在池莉的作品中, 理想爱情在现实面前被淡化了、被世俗生活所掩盖了。有的作家在表现爱情作品中, 往往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情调。而在池莉看来, 爱情首先应依附于现世生活, 这也符合她新写实作家的基调, 因此她的创作摒弃了爱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她把爱情放到到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中加以审视。在池莉看来, 爱情最终还是要回归婚姻和家庭生活,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作品中印家厚对家的认识:“所谓家, 就是一架平衡木, 他和他老婆摇摇晃晃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作者借印家厚之口说出了对“家”的领悟, 在现实条件左右下, 我们要打消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也是普通人追求的平和生活, 池莉把家庭婚姻放到现实生活中, 直面世俗婚姻的同时意味着理想爱情的淡出, 相对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来说, 爱情太脆弱了, 这也是对理想爱情的一种消解。

在《烦恼人生》中, 有三个与印加厚关系密切的女性:初恋情人聂玲, “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 但她在作品中没有正面出现, 只停留在印加厚的心灵的深处, 轻易不敢触碰。徒弟雅丽是一位比他的老婆要“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 印加厚乐于留在厂里加班加点以便与她待在一起, 雅丽有着对印家厚的执著的爱, 她不在乎他有妻子, 她什么也不求, 她愿“生活在另一世界”, 这无疑是爱情至上人士的追求, 然而这却遭到印家厚的拒绝。印加厚也曾冒出找情妇的念头, 但是他依然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太多了, 在他看来“老婆就是老婆, 人不可能十全十美”, 妻子就应该是“粗粗糙糙, 泼泼辣辣, 没有半点身份架子”, “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黄皮的老婆”。他知道他生活在现实中, 他肩负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师傅等社会责任, 他不能为了不切实际的爱情抛弃现实的一切。虽然印家厚的现实婚姻是烦恼的, 虽然面对妻子的蛮横、絮叨和苛刻, 印家厚心中也曾有过瞬间的杀机, “手中的起子寒光一闪, 一个念头稍纵即逝”, 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大丈夫被逼迫得喘不过气的极端真实想法, 真实而令人胆寒。但是, 当印家厚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回到家时, “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 往他脸上扔了一条热毛巾, 他深深地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 久久不动”, 这时候, 他发出了深深的感叹:“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刻?”“这世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这就是足够的理由了。而那位热爱幼儿园工作的肖晓芬则是勾起印家厚初恋情人的一个影子, 影子怎么可能影响到真实的生活呢?在《烦恼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想的爱情和现实的婚姻之间的矛盾。在池莉看来世俗生活中不能奢谈无现实基础的精神之爱, 理想的美好圣洁的爱情, 不过是人们为追求精神的满足虚幻的一个美丽的神话, 她对爱情婚姻神话的消解, 表现出池莉作为一个世俗认同极强的新写实作家所具有的一种平民情怀。

此外, 在作品中, 池莉还把人生的理想世俗化了。在《烦恼人生》中池莉表现出新的生活观念———是排斥虚幻的理想观念, 在《烦恼人生》中, 池莉在印家厚在对于理想和人生意义的追求的这个问题上, 基本遵从的是从现实出发, 理想必须建立在生活现实基础上的理想这一轨迹进行的。在作品中, 印家厚遵守“少骂娘多做事, 让现状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中得到改善。普通人的信条就是这样的, 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 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 反映出普通人身上蕴藏了巨大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这正是平凡小人物的可敬可贵之处。池莉要呈现的就是这种不屈不挠地活着。《烦恼人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展示普通老百姓人生的烦恼, 而在于正视这种人生中存在的烦恼, 并积极乐观地去化解烦恼。印加厚经历的无数挫折后面, 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方式的化解和排遣。在每一重烦恼的悲凉中又透出缕缕温馨, 正是这种温馨使印家厚借助于外力和自身的力量在淡泊和达观中为自己生存状况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追求。印家厚虽然生活坎坷, 却没有被烦恼、琐碎所压倒, 这是因为他并没有把这种烦恼和坎坷看作是无法越过的障碍, 因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韧性, 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骨子里与生俱来的, 也是池莉借助这部作品想传达给读者的生活理念。

参考文献

[1]池莉.总在异乡.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2]池莉.烦恼人生.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11.

[3]於可训.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J].当代作家评论, 1998, (1) .

梦的世俗作文 篇5

有一天我梦到自己走在下雨后的泥路上，我的脚抬起来又放下去，在我的身后，鞋印粘在土地上被一层黑色的水填满。我的脚就这么抬起来又放下去，却发现自己越陷越深，原来我一直在重复着走自己走过的路。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醒过来，像一个缓慢的渐进式，每清醒一分就会忘掉一些，完全醒来后已忘得差不多了。由于冬天的昼短夜长，我漂浮在周遭的一片黑暗中，还保留着几分不真实。

我在后来的某一天里看完了维尔高的短篇小说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梦》。

我就这么突兀地想起来了，在他的字句行间里，那个诡异的梦境又再次显现和他的部分内容叠合。

我一字字观察着他后面的语句，就好像以上帝视角继续延续我的.梦，我未完的故事，我的内心影射。

他所描述的血腥、残暴、悲苦和麻木，我就像置身其中。其中的某个黑人用棍子狠狠地打向我的脊柱和我的肚子，我抱着头呻吟，长一声短一声。我还会跪倒在地上，乞求原谅。我的脸颊惨白，我的身体浮肿，我流着血和脓，身上有疮。也许我向前走。我背负着重物，行走在维尔高的梦里，或许是我的梦里。

你懂吗。

我的梦都是基于现实的光怪陆离，却似乎弗洛伊德都没有办法解析。

过于世俗，过于眼高手低。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把自己的理智从衣架上取下来放回脑子里，好面对这个世界不至于做出过于幼稚和疯狂的举动。然而我每一次醒来都会感到失望，我竟还在个地方没有离去，可是并不知道我想去什么地方。我厌倦了，疲乏了，身躯是将要发臭的皮囊，精神却散得像豆花。我多次问自己，你想怎么活。你将来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答。正如我无法改变生活诸事，无力转变人生轨道。

我就这么活下去了，曾雄心满怀，到头来也不过是碌碌无为。曾经，我是说曾经，在我还没有认识这个世界时，我也有过征服世界的勇气。但我将终其一生认识那个自己，千疮百孔，面目模糊，软弱悲哀，冷漠孤寂。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曾有幸读到过苏东坡在札记里的一段话，羡煞旁人。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他又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或许还擅于作诗，击牛角而歌。

那时候，我是真的很想过这种生活。

从土耳其的世俗化谈起 篇6

董漫远 谈土耳其的世俗化，就要对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做一评价，因为凯末尔是土耳其世俗化、民主化的缔造者。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９日，能征善战的凯末尔当选首位总统，并连任至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凯末尔早年就深深感受到奥斯曼帝国的专制与腐朽，他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有深入研究，并注意到工业革命和议会民主制度给欧美国家带来的巨变，于是结合土耳其的国情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斗争实践，逐渐形成了立国与治国的思想体系，即共和、民族、民众、国家、世俗、改革“六大主义”。凯末尔在他任内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基础。凯未尔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亚大陆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间的对比，对人类继续走向文明融合及民主进步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殷 罡 当时，大清帝国被称为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被称为西亚病夫，面临的问题都是腐朽没落的庞大帝国怎样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

１９世纪末期，土耳其有两种意识在觉醒，一是军人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青年土耳其党”成员包括凯末尔在内都希望用世俗的、民主的、反对专制的共和制来拯救国家；另一个是宗教意识也在复苏，宗教界人士要用伊斯兰精神指导人民、振奋人民，和西方的文明相抗衡，于是出现了宗教意识的回归和觉醒。但最后还是军人的势力占了上风。源于奥斯曼帝国领地的宗教觉醒不仅仅在土耳其本土，在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有。如果伊斯兰觉醒早于“青年土耳其党”势力的崛起，那情形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在当时填补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空缺，遇到了发展的机遇。而且，他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不可挽回，只能保持土耳其本土不受西方列强的瓜分。

董漫远 另一方面，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有自己的军队，他又确实将希腊的侵略军赶出了土耳其。而当时伊斯兰势力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土耳其追随美国缘于二战后第二任总统伊诺努执政期。伊诺努在２０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崛起时期和民族独立战争时期是凯末尔的亲密战友。二战结束后，伊诺努发觉美国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和超级大国，遂决定加速向美国靠拢。从１９４５年底开始，他竭力主张多党制和经济自由化，以迎合美国式的民主。１９４７年，伊诺努接受杜鲁门主义，使土耳其跃升为美国对苏联推行“冷战”政策的马前卒。１９５０年５月，土耳其首次举行西方式选举，赢得西方世界一片喝彩，土耳其被美国列入“马歇尔计划”重点援助对象之一。１９５０年６月，土耳其追随美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１９５２年，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美国战略伙伴和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桥头堡。美国在土耳其建立了几十个军事基地，马尔马拉海重镇居尔祖克一度是北约地中海盟军司令部所在地。

2美国改造伊拉克是不是以土耳其为样板？

殷 罡 土耳其世俗化道路成功的意义是深远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也希望伊拉克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像当初土耳其那样进行改革，但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形势也变得更复杂了。当初束缚土耳其发展的是愚昧、落后，比较单纯，而现在阻碍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因素多了许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和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之后，阿拉伯世界兴起两股势力，一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叙利亚政治家阿弗拉克创立的阿拉伯复兴运动，这两股势力都是世俗性质的，口号都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尽管三个词在排列顺序上有些不同，但都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与凯末尔的世俗和民主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推行的改革不可能拿埃及和叙利亚开刀，对那些君主国家也急不得，只有对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世界的害群之马”下手，遇到的阻力才小一些，另一个目标就是塑造一个民主和世俗的新兴国家巴勒斯坦。但问题是土耳其国内的民族、教派比较单一。伊拉克则不然，不仅有宗教矛盾和种族矛盾，还有复兴社会党几十年经营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另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土耳其的改革是内部力量自行实施的，伊拉克的改革则是在外部力量控制之下进行的，对伊拉克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当然大于前者。

3军队扮演什么角色？伊斯兰势力是否在挑战世俗政权？

董漫远 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武装部队是世俗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也就是对外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不被侵犯，对内捍卫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是参谋总长，由部队提名，总统任命。建国七十年，武装部队一直没有偏离凯末尔所指引的世俗化的道路。一旦军队感到国家秩序陷于混乱，世俗主义和民主制度受到挑战，现政府已经不能正常履行捍卫国家宪法的职责时，便出来干预。到目前为止，军队已先后两度发动政变，两次强力干政。这些举措维护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共和体，使土耳其避免了内战、分裂和独裁，世俗制度也日益巩固和完善，因此，军队一直被当作土耳其世俗化进程的柱石。当然，军队作用的突出，也说明土耳其的世俗化不时面临挑战。

土耳其《宪法》规定，国家要走世俗化和民主化之路，武装部队要坚定地捍卫世俗主义，但近些年伊斯兰教或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在土耳其影响不断增大，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对历史作简要回顾。宗教势力抬头始于７０年代，也就是埃尔巴坎登上政坛以后。埃尔巴坎是个伊斯兰观念很强的政治家，在野期间就一直指责政府过于亲西方，当政后自然把目光投向以前受到忽视的伊斯兰世界。应该说土耳其建国后一直避免受宗教的影响和挑战，因为这和土耳其世俗化、民主化的路线是冲突的。但在土耳其，世俗化在某种程度是依靠法律强制实现的，它在许多方面是不彻底的。世俗化主要盛行于大城市，坚决拥护凯末尔的也只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由于这些人掌握著军队、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所以尽管所占人口比例不到一半，但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事实上，土耳其广大的农村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他们的观念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工商界阶层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的传统影响非常强烈，伊斯兰价值观深入到多数土耳其人的心灵。

另外，土耳其的世俗政权几乎每届都有腐败贪官被揪出来，相比之下，大部分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则两袖清风，没有什么劣迹，而且他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他们的基层组织，给老百姓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这些基层百姓构成了伊斯兰党派的社会基础，在土耳其有半数以上这样的人。每次大选，伊斯兰党派的支持者几乎都是穷人，这次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也一样，他们不仅赢得了广大穷苦人民的选票，也赢得了部分青年和工商界人士的选票。结果在去年１１月３日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一党执政的政府，这种局面已有１５年没出现了。所以说，是穷人将埃尔多安推上了如今的总理宝座，是穷人将正义发展党推上了台。

4土耳其同以色列的关系怎样？

殷 罡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有矛盾，有冲突，有战争，但和土耳其没有。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虽然宗教一样，但民族是不同的，阿以矛盾和突厥人的关系不大。历史上，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期，犹太人是不满意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的，于是加入了英国阵营，英国支持犹太人建立家园，美国则支持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为约旦和巴勒斯坦石油蕴藏丰富，结果恰恰是这两个地方一滴石油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算盘打错了。冷战时期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阿拉伯国家站在苏联的一边，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自然是盟友关系，土耳其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反而紧张。１９６７年联合国安理会２４２号决议通过后，土耳其表示支持，土阿关系才有所缓和。我始终怀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土耳其的宗教势力重新崛起是和冷战结束苏联退出中东地区有关，因为美苏争霸时期宗教势力是受到压制的。

伊斯坦布尔有两万犹太人。尽管在一战时犹太人加入到英国阵营里推翻奥斯曼帝国，但在心底里犹太人对土耳其还是感激不尽的。１５１６年土耳其占领耶路撒冷后有个规定，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宗教信仰自由，民族迁徙自由，西墙（哭墙）是法定的犹太人祈祷的场所。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日后犹太人大量回归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根据１９１５年统计，当时巴勒斯坦６０万人口当中已经有８万是犹太人了。所以说，犹太人没有理由不和土耳其友好，他们在远方有美国这个盟友在道义和财政上的支持，在近处有个好的隔墙邻居，有个好的过去的保护者，他们是心心相通的，只是在阿以冲突中土耳其不得不保持中立。土耳其真正和以色列建立公开的友好关系是在马德里和会之后，当时似一股浪潮，几十个国家纷纷和以色列建交，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所顾及的因素不存在了，双边关系发展得很快，两国军事合作更是实质性的。土耳其和以色列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这就是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极端势力的防范。

董漫远 土耳其和以色列于１９９１年将双边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奇莱尔执政时期，土以关系得到全面提升。但两国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引起阿拉伯世界的警觉。一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将土以关系界定为“军事同盟”。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埃尔巴坎执政，他偏重于和伊斯兰国家搞关系，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达成一系列经济、政治、战略方面的磋商机制，同伊朗签订了为期２２年的２００亿美元的能源管道协议，结果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担心土耳其会抛弃美土战略关系，同伊朗走到一起。特别引起美国警觉的是埃尔巴坎出访利比亚。美国提醒土耳其军方，现政府有可能抛弃美土战略关系，可能会同“邪恶国家”走到一起。于是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８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加上四个军种司令发表简短声明，指出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在上升，国家有可能偏离《宪法》规定的世俗化道路，现政府应该对目前的局面负责。四个月之后，埃尔巴坎辞职。

5土耳其被炸和以前的摩洛哥及肯尼亚被炸有关联吗？

殷 罡 一年多来，非洲的肯尼亚、中东的摩洛哥和土耳其相继发生恐怖爆炸，这其中有某种关联。土耳其被炸有诸多原因，其中一点是土耳其跟随西方太紧了。尽管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土耳其害怕激怒阿拉伯世界，不允许美国军队从它境内出兵，但明里暗里还是支援了美国的后勤供应。另一点是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关系密切，这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不能容忍的。土耳其被炸和摩洛哥、肯尼亚被炸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和以色列的关系。

摩洛哥从历史到现在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和谐。１９４８年中东战争时，摩洛哥保持中立态度；在许多国家驱赶犹太人的时候，只有摩洛哥的犹太人是和平自愿带着财产离境的，只有摩洛哥的犹太人可以和本国人享有平等的待遇，犹太人对摩洛哥王室善待犹太人的政策感激不尽；１９７８年又是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竭力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埃以双方的第一次秘密接触就是在摩洛哥进行的。加之摩洛哥王室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个国家自然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眼里的以色列的“同党”，伊斯兰的叛徒，西方的走狗，必须列入打击目标。

董漫远 摩洛哥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后来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前以色列外长利维就来自摩洛哥。还有沙斯党、利库德集团的部分成员也都来自摩洛哥。

殷 罡 肯尼亚也是非洲国家里和以色列关系比较好的。１９７６年以色列那次著名的营救乌干达人质行动，就得到了肯尼亚的关键性帮助，肯雅塔总统亲自下令允许以色列救援机群在肯尼亚降落加油。一个时期以来，肯尼亚是以色列人到非洲旅游的最佳选择。在非洲有伊斯兰背景的国家里，只有肯尼亚有越来越蓬勃发展的犹太产业，饭店、地产等。以色列为了摆脱外交孤立，寻求非洲大陆的支持，在肯尼亚有许多投资和经济援助。可以说，肯尼亚是以色列在非洲地区的后花园，而土耳其则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后花园。我们可以看一看，几次爆炸的目标都与犹太人有关，如在肯尼亚的目标是犹太人经营的旅游饭店，在摩洛哥的目标是犹太纪念地，在土耳其则是犹太会堂。

6土耳其走世俗化道路，伊斯兰国家有何反响？

董漫远 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批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来伊斯兰世界的微词。但土耳其重视土美战略关系，同时看到某些阿拉伯国家虽有一定的反美情绪，但实际上又把美国作为打交道的主要对象，希望从美国那里捞取各种好处，即使是一些激进国家，也通过在某一段时间拉开同美国的距离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反过来又作为筹码同美国讨价还价，因此，土耳其认为其世俗制度不至于在外界不同看法面前垮掉。还有，土耳其也不希望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势力的影响渗透到土耳其，危及到自己的世俗体制。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有地理上与中东其他国家“隔开”的优势。土耳其一直希望成为欧洲的一员。

会讯

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主办的“２００３年国际形势研讨会”于１１月２０日～２１日在京举行。

世俗化 篇7

宋代是我国各类宗教盛行时期,也由此而促成了宗教艺术的繁荣,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即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发展并兴盛的。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改变了一味对宗教人物神性的表达,而是将其引向现实化与生活化表现方向,将神灵化为与世俗社会民众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确立了一条属于自身的发展道路,成为我国陶瓷宗教造像的发展高峰期之一。

1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概述

青白瓷宗教造像指的是以青白瓷来塑造各种宗教人物形象。宋代是中国陶瓷百花齐放的大时代,青白瓷是南方影响最大的窑系之一,景德镇则是宋代青白瓷制作的中心,其产品类型非常丰富,包括种类繁多的各种青白瓷雕塑,其中宗教造像是主要人物雕塑品种之一,是我国陶瓷宗教造像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宋代的景德镇还不是全国制瓷中心,其地处江西地区,青白瓷宗教造像体现的主要是宋代江西地区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状况,而江西是宋代主要宗教中心之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从中折射出了宋代宗教雕塑的整体风貌。

宋代江西宗教信仰非常丰富复杂,大致分为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三大类型。从佛教来看,江西境内佛教寺院众多,共计有多达912所寺院,僧尼多达三万余人,在全国处于前四位,可见香火之盛。从道教来看,江西道观亦多达340所,居全国前列,境内的龙虎山是南方道教中心。除佛道以外,江西境内还流传着众多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各种民间神。宋代景德镇深处江西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的中心地带,因而其青白瓷宗教造像制作非常繁盛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类型依据江西宗教的发展格局也主要分为三大类型,即佛教造像、道教造像和民间宗教造像。从青白瓷佛教造像来看,观世音造像是其中最具地方色彩的造像,代表着青白瓷佛教造像的制作与审美水平,另外还包括各种佛像和罗汉造像;从青白瓷道教造像来看,包括各种道家仙人造像,如东王公、西王母、张仙人等;从民间宗教造像来看,主要是体现了民间风俗的各类神灵,如十二生肖神造像、仰观、伏听、蒿里老人等。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具有很高的技艺水平,在材质上,许多作品达到了温润如玉的效果,形成如同玉雕般的质感,迎合了宋人崇玉的审美观念,在成型上,采用了模塑结合的技法,结合运用了圆雕、捏塑、贴塑、线刻、印模等各种手法,大多简练质朴、线条流畅,具有浓郁的民俗气息。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兴盛不仅与宋代江西普遍而广泛的宗教信仰相关联,也与宋代其他地区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南宋初期,大批的北方窑工南下,其中的一部分进入到景德镇,其不仅带来北方各种制瓷工艺,也带来了具有北方特点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与当地相融合,从而使青白瓷宗教造像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宋代景德镇地处经济异常活跃的江南地区,青白瓷宗教造像不仅满足江西地区需求,也有不少外销至江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出于扩大销售的需要,其宗教造像也会融合其他地区宗教信仰。正是由于融合了各地宗教风俗,才使得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获得了繁荣发展,并进而成为宋代陶瓷宗教造像的最杰出代表之一。

2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世俗化倾向表现

宋代是封建社会审美观念的重要转折点,从整体上由唐代的雄大与艳丽而转向内敛和平淡自然,受审美趣味转变的影响,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也呈现出明显的生活化的入世情怀,世俗化倾向成为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审美的主要特征。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首先表现在形象刻划的人性化。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在形象上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表现出与平民相类似的相貌与服饰特征,基本上是基于世俗文人和民众形象塑造的。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没有庄严肃穆的气魄,更没有面目狰狞凶狠,而是平易近人、亲和典雅。如图1为宋青白瓷观世音造像,其形象特征与宋代世俗美妇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慈眉善目、温和文静,呈现出极富人性化的真善美形象,其人性特征远远多于神性特征。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还表现在表情刻划的生活化。人物雕塑的表情刻划反映的是雕塑的心理情感和性格气质状态,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人物表情并非是严肃诡异的使人产生神秘感和距离感的表情,而是具有与世俗人相同的丰富表情,喜怒哀乐皆备,最多的是一种平易亲切的微笑,极富生活化,将神灵的心理情感表现得与常人并无不同,如同凡人般具有各种性格与气质。如图2为宋代青白瓷仙人茶壶,茶壶塑造为仙人形体,仙人正在鼓嘴吹笙,一幅怡然自得陶醉之姿,表情生动,极具世俗化特征。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也表现在技法表现的现实化。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已经摆脱了固有的程式,工匠们依造各种神灵的特征气质在现实生活上寻找版本,具有强烈的写实精神,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作。无论是五官刻划还是衣着面貌,都显然来自于宋代真实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形成鲜活而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逼真写实。如图3为宋代青白瓷十二生肖神造像,十二生肖神灵形态几乎完全以宋代文官形态为蓝本,其形体以及五官和衣着的技法表现均基本符合于当时文官的典型形态,只是通过手中捧持的兽头来表明身份,极具现实化特点。

姿态刻划的趣味化亦是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表现之一。许多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不但没有显示出神灵的威严,相反还表现出诙谐有趣的一面,不少作品憨态可掬,令人忍俊不禁,特别是一些表现民间信仰的神灵更是如此,姿态动感强烈并具有一定的夸张成份。如图4为宋青白瓷伏听神造像。只见伏听神匍匐于地,似在与地府沟通,其姿态富有动感,无论是造型还是面容均极富趣味性,意趣盎然。趣味化的表现表明许多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宗教功能已经极大退化,而摆玩陈设的功能则大为增强。

总之,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所组成的世界不似天界,倒如一幅宋代现实社会生活画卷,更多表现的是世俗人性而非神性。当然,凡事皆有两面,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一方面走下了神坛,走进平凡世俗人间,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生命力和新的审美特色,而另一方面则降低了宗教造像自身固有的特色与意蕴。

3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世俗化倾向成因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倾向是整个宋代宗教造像世俗化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宋代宗教造像的主流是彩塑造像和石刻造像,一改魏晋与唐代时期的恢宏气势,而是趋向于阴柔与现实,呈现出显著的世俗化倾向,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也即是借鉴宋代彩塑和石刻宗教造像世俗化特征的结果,而与此同时,它又呈现出与彩塑和石刻宗教造像所不相同的独特个性,因而,其世俗化形成的原因既有宋代宗教造像的共性原因,亦有其个性原因,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

首先,陈放空间的变化。彩塑或石刻造像的陈放空间大多为寺院或依山而建的石窟,体量往往巨大,而受工艺技术所限,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只能做小件器物,其体量远远小于彩塑或石刻宗教造像,其所陈放的空间大多数是世俗阶层室内,因而必然受到世俗阶层审美观念的深重影响。而即使是寺院内供奉使用,宋代寺院生活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许多寺院已经脱离深山石窟而建筑于城镇中,与世俗生活日益贴近,也直接影响到用于寺院供奉的青白瓷宗教造像审美形态。

第二,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社会秩序,工商业得到飞速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大,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主要产地景德镇自身也是在此时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集镇,市民阶层日渐壮大,这也必然导致其制作的青白瓷宗教造像带有明显的市民世俗气息。而各地市民阶层的壮大,也成为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主要消费群体,其生产目的主要为迎合市民阶层礼佛崇道所需,从而进一步推动其世俗化发展。

第三,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宋代是儒家学说大发展时期,已经超越佛教和道教占据主导,而江西更是儒家理学传播的中心地带,封建儒家礼教全面替代宗教成为统治阶级施行社会教化功能的主要工具,其积极入世的哲学思想使佛教、道教等深受其影响,也呈现出世俗化的入世倾向,而宋代宗教出现的世俗化倾向也直接影响到青白瓷宗教造像的审美风格。

最后,青白瓷材料的特性。彩塑和石刻造像的威严出世的审美特征在很大程度与其泥、石材料呈现出的坚硬、沉重、阴暗的质感密切相关,而青白瓷材料特性则完全不同,其胎质虽然本质上也是泥石,但经成型和烧造以后已经呈现出轻薄的质感,特别是表面的青白釉色白中泛青、温润如玉,与儒家文人的审美观贴近,另外,有些青白瓷宗教造像甚至还兼具实用器的功能,如以宗教人物为外形的青白瓷人形茶壶,因此,青白瓷宗教造像给人以更加世俗化、生活化的材质感受。

4 结语

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是宋代青白瓷人物雕塑中最精致和最有成就的类型之一,而世俗化是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它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了由神性向人性、由理想向现实、由神秘向平凡的转变,从而创造出十分生动传神的宗教人物艺术形象,使其呈现出世俗面貌,将宋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宗教造像依然兴盛,而在与社会现实结合方面则显不足,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审美追求给了当代创作以很好的启示与借鉴。

摘要：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造像,呈现出显著的世俗化倾向。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的世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形象刻划的人性化、表情刻划的生活化、技法表现的现实化、姿态刻划的趣味化等各个方面。其形成的原因在于陈放空间的变化、市民阶层的壮大、儒家学说占据主导、青白瓷的材料特性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宋代,青白瓷宗教造像,世俗化

参考文献

[1]陈雨前,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与审美[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2]彭涛.青白瓷鉴定与鉴赏[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

[3]熊寥,池广法.宋元青白瓷鉴藏[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4]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1.

[5]李聪.宋代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人物瓷雕的研究[D].景德镇陶瓷学院,2013.

世俗化 篇8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是未来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应对挑战关键在于作为文化深层的价值观念整合。立足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世俗化的反思, 是价值观念整合思路思考的必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世俗化反思, 是对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并落实为日常价值, 转化为个体的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机制以增强其社会影响进行反思。这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意志契合的反思, 以有效避免核心价值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浓郁的政治色彩和工具化造成与民众的疏离, 平衡主流价值性与个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冲突。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 根源在于公共生活生态的深刻变革。过去那种仅仅依靠以官方强制性力量灌输、政治渲染促成全民共享一个价值观, 以致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观念压倒实体、政治放逐生活的现象已淡出历史视野。在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高度分化的时代, 价值观多样已在现代公共生活变化中获得勃勃生机。当前官方意识形态宣传还有一定程度政治色彩和工具化倾向, 而其可能的反面是国家盘踞于社会之上, 价值同质化的刻意谋求使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受到国家意识的挤压。这种状态一方面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反思过去“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 开始重新审视国家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探求走出目前价值困顿的新路径成为必然, 为此, 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世俗化, 其本质在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由国家位移到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由国家位移到社会, 须立足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立足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在于发挥主流价值的共契功能, 主流价值的渗透有赖于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 兼顾主流价值性与个体自由的共契, 寻求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没有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 无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意蕴如何向善, 即使靠与强制性制度结构相结合, 不断进行理论灌输, 也不能保证个体自主的行为认同、支持和参与。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来源于个体生存发展的宪法权利的保护、事关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的个体参与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等社会生存机制、社会公正机制的保障。十七大报告将之具体概括为让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温总理则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世俗化逻辑应该是:任何国家都会有核心价值体系, 即使在多元社会, 也不是“排他性的多元”, 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主导性发挥必须是立足个体意识的内在支持, 即在个体生存发展的宪法权利的保护基础上, 尊重和保障个体自由及个体自主性, 进而获取个体主动的责任感的社会化支撑, 从而达至于世俗, 转化为个体的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机制, 而五个“有所”恰是为人们寄予厚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世俗化的社会基础, 否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缺乏社会化基础而丧失社会话语的权威力量, 也因个体良知支撑的匮乏而丧失社会化效力。

世俗化 篇9

一、立足于广大民众之中, 选择大众视角

通常来说, 作家通常会选择一些离奇的、不同寻常的人或事作为写作的取材角度, 但是王安忆并没有跟随这个主流来俯视世俗生活, 而是置身于民众之中, 以大众的眼光来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 描画人物或悲惨或不幸的一生。

王安忆作为叙述者, 更像是置身于作品之中, 也是她所刻画的人物中的一员。例如王安忆在小说《米尼》中刻画米尼在躲避追查时的的心理活动:“警察怎么不来捉他们呢?”走在大街上, “她觉得有人以奇怪的目光注视着她, 这目光常常是从背后传来的。”作者并没有以旁观者的身份义正词严的批判米尼的偷盗行为, 而是从一个知情人的角度细腻的“说出”米尼的复杂心理, 告知读者“当事人”的无奈与彷徨。这时的王安忆好像化身米尼, 十分清楚米尼的利害权衡, 心理刻画细致逼真, 使读者清楚的看到一个堕落风尘的小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王安忆是立足于普通大众之中的, 她只不过是个比大家都知情的“局内人”, 给大家讲述身边的生活故事, 她并没有跟随文学主流, 在知识分子、成功人士阶层“寻找”故事, 而是把城市平民、农村妇女、保姆等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作为写作对象。比如她在《长恨歌》中记录了一个旧上海普通女性的人生历程, 在《米尼》中描写了一个上海小市民的堕落经过, 在《富萍》中探究了一个小保姆的心理状态, 在《桃之夭夭》中张扬了一个小百姓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以大众视角来塑造的, 他们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 甚至没有较高的事业追求, 但是他们对于世俗生活有着天生的非比寻常的热情, 这同样是大多数普通上海市民对每天所要面对平凡生活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还经常涉及一些市井小人物, 比如《米尼》中的大炮·小芳小芬的爸爸, 《长恨歌》中的阿婆。就是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王安忆也详细的探究了他们的心理世界, 使其形象丰满而有韵味。在他们身上的下脚点使读者觉得在作品中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特征, 他们的个性同样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这些小人物过的都是平庸的现实生活, 王安忆以一种“民主”的态度, 更广阔的承认世俗生活存在的合理性, 认可庸碌的现实人生的必然性, 她以一种世俗的迁就态度来描画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境界, 让普通大众更容易接受。

二、从世俗的角度撰写“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王安忆作品很大一部分也是有明确的历史北京的, 但她并非按主流写作传统, 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历史人物、重大事变, 而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历史性的民间生活做出记录和诠释。它大多从琐屑的人际关系以及平庸的家居生活来展示当时社会的变化。比如在《妹头》中, 王安忆提到“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那年头, 也乱的很, 到处都是竖杆子, 遍地烟火的样子。”并没有写那时在上海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而只是提到:“那医生家的, 美丽的, 高贵的, 娇嫩的, 公主般的新媳妇, 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中, 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当时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时, “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 走到那弄堂的拐角处, 狭小的, 漏风的, 晒顶的, 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 静静的坐着, 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又如在《桃之夭夭》中, 王安忆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游行, 但她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扬游行场面, 而是将其写成文化荒芜年代的“夜生活”, 是难得一遇的搞“风月”的好机会。严肃的历史和现实就在王安忆笔下有了一点俏皮的感觉, 显现出了较多的世俗性内涵。王安忆所撰写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并没有过强的社会回功利目的, 而是致力于运用艺术的变现手法对人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王安忆更看重的自己眼中的历史, 确切地说应该是历史在庸俗的现实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她不是正面写的历史主潮, 而是历史对世俗人性的影响。王安忆总是用家居生活、日常琐事来变现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生活, 很多时候, 这些人物都是没有什么精神追求的, 只是这种对人物基本生存状态的描述, 给读者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平民历史记录”。

三、利用生活细节汇聚, 将单调乏味人生写出意趣无限

王安忆创作的世俗化, 尤其体现在小人物身上的“世俗人情”。对世俗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特别关注是王安忆的一种叙事策略, 作品中津津乐道的是主人公化妆的方法、走路的姿势、衣服的款式搭配、头型的变化, 甚至是其说话时的眼神腔调。这些小事往往能以小见大, 传递出无限的生活信息。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才汇聚成了大众所熟悉的世俗生活。

王安忆作品中的细节是集聚化的, 并且除去了对世俗人生原貌的遮蔽。在很多作家的作品情节中, 大多紧紧扣住与作品中心有关的情节重点进行集中描写, 而在王安忆的大多数作品中, 情节却是散漫的, 并且有时散的很开, 纯粹是利用细碎的生活琐事来造就生活的真实感。比如在《桃之夭夭》中, 说起笑明明每天早上的梳洗打扮, 作者详详尽尽地写下了整个流程。这时的王安忆更像一个“局内人”, 描写的现实生活平庸而俚俗, 但是真实而趣味十足, 她正确合理地把握了“当事人”的心态, 按照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感悟去叙事。

笔力用在这种太“世俗化”的小事上, 更能发现生活中的无限意趣, 王安忆就是要利用生活中细琐的小事汇聚来切近个体的生存状貌。例如在《妹头》中, 写玲玲的二姐姐晾晒洗好的衣服, 详细的写了她的每个晾晒动作, 以及动作的目的, 使生活显得津津乐道。写妹头亲手给鸭绒被换胆, 怎样罩的被面, 怎样安排的针脚, 怎样搭配的颜色, 作者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这些纯粹是平凡人物身上发生的平凡小事, 在作者笔下渲染一下, 生活的无限意趣便凸显了出来, 世俗人生便真实而丰富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王安忆的“世俗化”的叙事中, 我们看出作者对普通大众的世俗人生的兴致与乐趣的赞赏。

王安忆就是这样一位世俗化的作家, 他的创作是世俗的、非政治化的, 他写的是平平常常的事, 作品中反映的是平民百姓生活的精神状态。王安忆是站在人民大众之中的, 无论是把历史进行生活化描绘, 还是将生活细节进行网状铺叙, 这些都把世俗生活摆在第一位, 给作品带来世俗化的风格色彩。作品中彰显的是她的个人风格, 从而达到了“艺术的把握生活”的深层目的。

摘要：王安忆的作品中体现的完全是她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 她总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关注日常琐事, 作品中着重写的也是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本文从王安忆取材的大众角度、从世俗角度撰写“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利用生活细节将单调乏味人生写出意趣无限这三个方面, 对王安忆小说作品中的“世俗化”倾向给予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王安忆,世俗化,小说创作

参考文献

[1].王安忆.《漂泊的语言?女作家的自我》[M]作家出版社, 1996年版

[2].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J]《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世俗化 篇10

一、“事死如事生”的世俗化目的

中国古典雕刻是为了死人的, 西方的古典雕刻是为了活人的。

从远古时代开始, 中国古人就认为, 一个人死后依然要过着生前一模一样的生活, 生前的奴仆和财富都应随葬墓中, 供自己到阴间使用。在这种“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 无情的殉葬制度出现了, 并在中国的商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一种新的风尚出现了, 人们把用泥土、木头或者石头制作的俑放置在墓葬中, 作为人或动物的象征物品为主人陪葬。

唐代盛行厚葬, 并且有明文见于唐代典章, 唐代曾经多次颁发过不同等级的官员死后随葬相应数量的明器。用作明器的三彩陶器, 凡是与死者在世时生活有关的如建筑、家具、牲畜和人物等等无不具备, 包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俑有贵妇人、男女侍俑、文官俑、武士俑等, 其中女性俑正是中国封建王朝顶峰时期宫廷女性生存状况及社会地位凝固的印证。唐三彩女俑由于专门用于丧葬性的适于埋葬的特殊要求, 有着自己的特点与形式。其一, 三彩女俑制作的尺寸不大, 易于搬动也易于埋藏, 一般高在50厘米左右。其二, 塑绘结合。塑是工序之一, 最终效果体现在彩绘和釉色上, 因“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虽属无奈但却须认真对待的事, 放置于死者幽冥中的世界也以红火热闹为好, 往往死者的环境比生者的环境更加灿烂, 女俑正好是充实这火红场面的重要较色之一, 所以三彩女俑一般都是釉色明丽、斑斓交错。其三, 模拟性再现的特点。由于人们抱定要为死者复制一个阴间世界的念头, 能大面积铺张的就用石头去“画” (如汉代的画像石和塑像砖) , 不能铺张的就塑造一些个体去模拟再现当时的情景。比如骑马的高级侍女俑、态度谦卑跪伏状的仆女俑等, 都生动记录了墓主人生前享受生活的一瞬。其四, “俑”是人殉的取代物, 代替活体陪葬, 所以具有非观赏性, 故而世俗化的实用性很强, 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在这种背景下, 塑者的俑像制作带有更多自由性。

二、女俑形象塑造的世俗化

唐三彩女俑作为明器, 与同样沉寂于地下的秦陵兵马俑、霍去病石刻, 石窟寺院的宗教雕塑明显不同, 它带等级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表现为:塑造者首先根据唐代宫廷女性的社会地位, 将其划分为贵妇俑、侍女俑、仆俑和乐舞俑四大类, 在气质、动态、服饰等方面进行深入刻划, 以表现当时宫廷内女性状态及特征。

鲜于庭诲墓出土的女立俑, 双手藏于袖内, 拱举于胸前。身穿窄袖绿色儒衫, 圆领袒胸, 下穿黄裙, 长垂至地。《新唐书》:“天宝初, 杨贵妃常以假发为首饰, 好服黄裙, 时人为之语曰:‘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女俑身披一件敞领的蓝色外套, 由两臂外侧下垂, 微向左侧立, 向左斜视, 体态丰腴, 靓妆炫服, 这些是宫廷达官贵妇的形象。[1]

侍女俑大多塑成少女模样, 衣着素净, 面目清秀, 略施粉黛, 神态恭谦而娴静。唐三彩中还有骑马随主人出游的地位较高的侍女, 年轻清丽, 窄衣长裙, 罗帛披肩。女子骑马出游这一唐代的时尚, 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女仆俑的地位低下, 做碾米、庖厨等粗事, 造型简单, 有的还做成跪伏状, 态度谦卑, 是仆女的真实生活写照。帝王诸侯认为人死后灵魂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下葬总怕身后寂寞, 用这些“假人”代表那些曾经伺候过自己的仆役, 希望现世幸福享乐的生活在阴间得到充分延续。

女乐舞俑有奏乐和舞蹈两种, 大多成组出现, 数人吹奏伴唱, 中有两人舞蹈, 婀娜多姿, 反映了当时宫廷贵族的娱乐活动。在女俑中, 尤以舞女俑最为活泼, 如河南孟津岑氏墓出土的舞俑, 修长秀丽, 丰腴清俊, 舞姿轻巧灵活, 优美动人, 飘然转旋回云轻, 风袖低昂如有情, [2]正符合当时来自异域少数民族激烈跳动的胡旋舞动作特征。这些女乐舞俑的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服饰、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 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和直接的证据。

三、灿烂的佛国世界盛开的世俗之花

开窟造像和佛事活动从十六国起, 延续千年不衰, 在唐代佛教也非常盛行, 为佛教而凿窟造像此起彼伏, 雕塑达到鼎盛辉煌的时代, 打造了一个灿烂的佛国世界。如龙门石窟中唐代造像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卢舍那佛, 面相丰满端丽, 温柔敦厚, 整体造型体现了年轻女子雍容典雅的风度、优美的容貌和净满的心地。唐代佛国正是这样一个形象世界, 佛、菩萨、供养人, 无不以丰厚为体, 她们一方面曲眉丰颊、胸满腰柔、无限风情, 一方面因服务于宗教而塑造的超凡脱俗。但这种世俗的丰满, 恰恰反映了唐人的审美风尚和对身体的赏识, 以至于彼暗佛土也成为窥视生活时尚的窗口。[3]

一些三彩器造型与佛教造像的有机结合, 体现了佛教艺术当时广泛的社会基础。如贵妇俑雍容华贵、袒胸露肩的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应是佛教艺术中半裸菩萨与天女形象在唐代妇女生活中的现实反映。但仔细比较, 作为帝王贵族陵墓陪葬之功用的三彩女俑, 因其单纯的陪葬目的, 则没有佛教造像那样超凡脱俗。从动态上看, 三彩女俑一般半米高左右, 塑造起来比石窟造像自由的多, 她们姿态各异, 有立俑、坐俑、骑马俑、乐舞俑、跪伏状的仆俑等;从色彩上来看, 作为陶瓷雕塑的唐三彩, 像一颗绚丽夺目的宝石闪烁在陶瓷艺术的宝库中, 其釉色具有特殊晶莹温润、典雅富丽和富有神韵。三彩女俑题材的现实性、造型的丰满健硕、绚丽斑斓的釉色, 使之不愧为灿烂的佛国世界盛开的世俗之花。

唐三彩女俑在风格上与粗犷质朴的汉相比, 具有世俗化倾向。但仔细品来, 它又具有一种不离人间而又高出人间, 高出人间又接近人间的典型特征, 它不同于高出人间的魏, 那样一种超凡绝尘和不可言说的思辨精神;也不同于不离开人间的宋那样进一步的生活化和写实化。绚丽的唐三彩女俑, 热雅的工笔仕女画、温柔敦厚的佛教造像等艺术形式在一起, 与繁荣昌盛的盛唐社会交相辉映, 共同构成人世间欢快的心音。

摘要：唐三彩女俑作为陪葬雕塑, 其题材的现实性、造型的丰满健硕、绚丽斑斓的釉色, 以及“事死如事生”的世俗化目的使之成为灿烂的佛国世界盛开的世俗之花。

关键词：唐三彩女俑,厚葬,佛国,世俗化

参考文献

[1]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P214.

[2]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历程》[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