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价值冲突

法的价值冲突（精选五篇）

法的价值冲突 篇1

实际管制过程中, 对于冲突的调配主要采用改变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行航向三种方式;其中, 飞行高度的改变可以将冲突快速有效化解, 但在爬升、穿越过程中易对周边航空器运行产生干扰。调速在实施过程中同样较为便捷, 优势在于干扰较小。从理论层面, 国内外学者对于冲突调配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将免疫遗传[1—3]等智能算法应用于冲突解脱;采用动态优化[4]、混合整数规划[5,6]、最优控制理论[7]等数学方法, 确定调速区间, 研究冲突避让与调速值间关系。这些算法从理论上能够对冲突进行调配, 但较少考虑航线结构对于调配的影响;对于何时进行调配, 调配时机与航路间结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更为适用于自由飞行, 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以交叉航路为研究对象, 分析相同高度层飞行飞机随时间变化轨迹。由运动学方程确定任意时刻两机间相对位置关系, 分别对两机划设圆形保护区, 比较两圆圆心距离与标准安全间隔, 判断飞行冲突、预测调配时机。基于调速方法建立冲突调配模型, 确定调速区间, 研究交叉航路不用夹角与调配时机间函数关系模型。最后应用Matlab, 选取飞往大王庄台的A593及A461两航路飞机进行仿真, 输出两航路夹角与冲突调配距离间曲线。

1 基于调速法的冲突调配

1.1 问题简化

对飞行在同一高度层交叉航线上的两飞机而言, 假定:

1) 飞机模拟成一个有方向的质点, 运动方向就是飞机的飞行航向[8]。

2) 设飞机在交叉航路沿航线匀速飞行, 不考虑任何偏差[9]。

3) 飞行过程中不考虑沿航迹误差, 垂直航迹误差及风向、风速等随机因素。

4) 飞机调速过程瞬间完成;且只改变速度大小, 不改变飞行航向。

在此基础上, 对于该问题基本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1.2 基于距离标准的冲突探测

冲突探测是根据地面监视设备对飞机在空域中的位置和速度信息进行计算, 判断飞机是否会与其他飞机相撞或小于最小间隔标准[10]。分别对飞机建立相应保护区, 如果一架飞机进入另一架飞机的保护区, 即认为存有飞行冲突。以处于相同高度层、交叉航路飞行的两机为研究对象, 根据飞行航迹计算两机间最小距离Dmin, 将Dmin同安全间隔标准作比较, 判断冲突是否发生。

设两架飞机分别为A、B, 已知飞行基本参数[X0 (i) , Y0 (i) , V (i) , θ (i) ], 依次表示为初始横、纵坐标, 初始速度及航向角。任意时刻两机坐标可表示为A (XA (t) , YA (t) ) , B (XB (t) , YB (t) ) 。其中

目前, 由航路飞行水平安全间隔标准d=10 km[11], 可知:

1) 当Dmin≤d, 有冲突发生。

2) 当Dmin≥d, 无冲突发生。

通过该方法, 一方面可以确定是否有冲突发生, 另一方面可以确定冲突时刻, 为调配时机的选择奠定基础。

1.3 调速法冲突调配模型[5]

当判定出两机在t时刻存有潜在冲突, 通过对飞机提前调速的方法, 使得调速后两机在t时刻满足最小间隔标准。定义ΔVi为任意一架飞机速度变化量, 选定某种机型后, 飞机飞行速度的上下界随之确定, 调速之后需满足:Vmin≤V+ΔV≤Vmax。基于调速法冲突调配模型, 通过两机间相对位置关系建立ΔVi的约束条件, 确定飞机调速区间[ai, bi]。

已知两架飞机飞行基本参数[X0 (i) , Y0 (i) , V (i) , θ (i) ], 飞机A、B速度矢量记为

作两条平行于矢量VA-VB且与飞机B圆形保护区相切的直线, 称其为飞机B沿飞机A运动方向的影子。根据相对运动关系, 相当于飞机A静止, 飞机B在影子里移动。可知当飞机A的保护区与飞机B的影子有交集时, 会有冲突发生。

由图3知:①飞机B影子相切于飞机A保护区右侧, 设影子与水平轴夹角为l12, 根据图2原理, 若飞机B影子与水平轴夹角大于l12, 无冲突;②飞机B影子相切于飞机A保护区左侧, 设影子与水平轴夹角为α12, 若飞机B影子与水平轴夹角大于α12, 无冲突。将两机间距离设为D12, 该连线与水平轴夹角设为δ12。则有:

速度矢量差与水平轴夹角设为θ12,

根据式 (3) , 并结合图2、图3, 若两机间无冲突, 需满足:

将 (4) 与飞机调速范围约束条件Vmin≤V+ΔV≤Vmax结合, 求解出飞机调速区间:ΔVi[ai, bi]; (i=1, 2, …, n) 。当ΔVi为正数时, 即通过加速方案使得冲突解脱, ai为下限, 对应最早调配时机点;bi为满足约束的调速上限值, 对应最晚调配时机点。若计算出ΔVi为负值时, 情况类似。考虑燃油消耗、飞行舒适度以及调速后飞机飞行对周围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 最小调速值应尽可能小。因而, 定义目标函数为:ΔVi=min|ΔVi| (i=1, 2, 3, …, n) 。

综上, 得出调速法飞行冲突调配模型:

1.4 调配时机与航路夹角关系研究

采用调速法冲突调配模型, 确定飞机调速区间[ai, bi]。在第一步飞行冲突探测过程中, 得出t时间两机距离最短为Dmin, 对应图4中的A1B1。t前某点Δt对飞机进行调速, 使得t时飞行冲突解脱。以一机调速、一机恒速为例, 进行讨论。

如图4所示, 两机初始位置为A0、B0, t时间轨迹为

分别对应图4中A1、B1。

假设飞行相同时间t, A机根据调速值ΔVi[ai, bi]进行调速, 位置点变为

式 (9) 即图4中A2点, Δt对应A机开始调速时机。

飞机B位置点不变, 仍为图4中B1。此时两机相对位置关系如图4中连线A2B1所示, A机调速后满足两机间隔A2B1满足间隔标准, 冲突解脱。

设两航路夹角为γ, 通过航迹位置点坐标及三角函数关系, 对ΔOA2B1应用余弦定理, 可得

式 (10) 中

将公式 (11) 带入公式 (10) , 坐标点由航迹信息可得, 联立方程求解, 方程中未知数只有调配时机Δt和航路夹角γ, 由此可确定f=f (γ, Δt) 函数关系模型。提前调配距离对应图4线段SA1。已知S点轨迹为:。

由f=f (γ, Δt) 并结合公式 (12) , 可推导出g=g (γ, d) 。

2 算例分析

为使研究调配模型及其与航路夹角关系在实际运行环境中的可用性, 选择一个交通繁忙区域, 采集ADS-B数据进行评估验证。研究对象:以飞向大王庄台的A593和A461的航路航班为例, 假设航路夹角未知的情况下, 通过仿真计算并验证飞机调配距离随航路夹角的变化趋势。

航班选取过程:根据大王庄台、衡水台、泊头台、经纬度信息以及接收ADS-B数据中显示的经纬度, 选取与上述导航台位置相对较近航班, 通过经纬度与X、Y坐标间转化, 得到两航班初始位置点坐标, 航向、飞行速度同样通过ADS-B数据读取。

设:A为大王庄台和衡水台之间一航班, VA=186 m/s, 航向角θA=210°, 初始点 (1 456 868, -237 322) 。B为大王庄台与泊头台间一航班, VB=165 m/s, 航向角θB=182°, 初始点 (1 472 068.4, -235 257.1) , 进场飞行高度一般为4 800~5 400 m。选取A、B机型均为B737—300, 速度范围:设定以最小光洁速度389 km/h (108 m/s) 为下限;最大巡航速度829 km/h (230 m/s) 为上限。 (由于不同航空公司对特定飞行高度下速度区间各不相同, 选取一天ADS-B数据, 读取速度信息, 基本符合上述划设区间)

根据任意时刻点两机位置坐标与公式 (1) , 利用Matlab进行仿真, 得出在t=200 s时, 两机间相对距离最短, 且小于安全间隔标准。如图6所示, 相对飞行的航空器对间两圆形保护区距离迅速减小, 达到最小值后又迅速增大, 反映了相对飞行在冲突之前迅速接近, 冲突之后又快速分开的过程。

图7详细介绍了冲突发生阶段两圆相对距离的变化过程, 其中, t1=200 s时, D1=9 250 m

根据调配模型目标函数, 取ΔVA=-2 m/s, 进行计算。调速后VA+ΔVA=184 m/s, VB=165 m/s, 通过Matlab仿真计算, 验证当A进行调速后, 任意时刻A、B机相对位置满足安全间隔标准。结果如图8所示。

确定调速值后, 研究调配时机与航路夹角曲线关系。将ΔVA带入公式 (9) , 此时该表达式中只有Δt一个未知数, 飞行相同时间B机位置不变。由此, 在ΔOA2B1中, 已知任意点坐标, 根据两点间距离公式可计算线段OA2、A2B1、OB1长度, 带入公式 (10) , 未知数只有Δt和γ。通过函数方程即可确定调配时间点Δt和两航路夹角γ间关系。图9仿真结果表明, 锐角条件下, 随航路夹角增大, 提前调配距离减小;即当调速值一定时, 航路夹角较小时, 应提早调速, 才可将冲突解脱;航路夹角较大, 调速可稍晚进行。

上述讨论, 是基于调速值确定为某一定值的情况。接下来探讨不同调速范围下, 调配距离与航线夹角三者之间函数曲线。由于, 取ΔVA=-5 m/s、-10 m/s、-30 m/s、-50 m/s、-70 m/s, 应用Matlab仿真, 输出如图10所示结果。

3 讨论

1) 相同航路夹角情况下, 提前调配距离随速度减小值的增加而减小。即调速后, 速度越小, 相同时间内, 提前调速距离线段SA1越小。

2) 速度调整值一定情况下, 即 (VA+ΔV一定时) , 提前调配距离随航路夹角的增加而减小。表明, 在锐角范围条件下, 当航路夹角较小时, 需提前对冲突进行调配;航路夹角较大时, 冲突调配可稍晚进行。

3) 调配距离一定情况下, 航路夹角越小, 速度减小值越大。表明:航路夹角较大时, 通过较小的速度改变量就可将冲突合理解脱;夹角较小时, 情况相反。

4 结论

基于调速法冲突解脱模型, 计算调速区间, 重点探讨了航线结构对于调配时机的影响。通过实例仿真, 得出“锐角条件下, 随航路夹角增加, 冲突提前调配距离减小”这一结论, 并在此基础上, 研究航路夹角、调配距离及调速值三者间曲线关系。但在分析过程中, 将飞机模拟成带方向的质点且匀速飞行, 没有考虑沿航迹、垂直航迹误差及一些随机因素, 与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偏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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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茜, 聂润兔, 王超.蚁群算法在解决空中交通飞行冲突中的应用.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 2009;7 (2)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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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丽媛, 韩松臣, 刘星.采用内点约束的最优冲突解脱方法.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2005;5 (2) :80—84

[8] 徐肖豪, 李冬宾, 李雄.飞行间隔安全评估研究.航空学报, 2008;29 (6) :141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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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星, 韩松臣.用于自由飞行冲突探测的Delaunay方法.数据采集与处理, 2002;17 (4) :446—449

情与法的冲突：组织管理的制度分析 篇2

情与法的冲突：组织管理的制度分析

，

利益冲突下的德与法的较量 篇3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司法制度 德与法

0 引言

社会化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对象极其复杂同时产生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冲突事件也时不时的在人们周边上演着。“不是我们冷漠，而是我们怕被伤害”在网上广泛流传，群众谴责受伤老人、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等社会异端现象已然成为了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显而易见，这些事件使民众心中的“杆秤”失了衡，对助人自助的观念产生了怀疑。强大的落差感使得群众为避免被牵连而不再伸出援助之手，冷漠看待周边发生的一切来躲避不该承担的责任。归根究底，是由改革潮流下政治、文化体制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造成的。这需要政府加大制度改革，尤其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文本试着从利益相关者分析入手，从宏观角度解读“老人无奈，旁人恐惧”的原因，指出造成此现象的根源是制度问题。

1 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1984年，弗里曼对利益相关者以经典定义：“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人”。它不仅包括作为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个人和群体，还包括在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 受企业决策和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如社区、环境、政府等。借用弗里曼的观点，可将“老人摔倒无人扶”中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定义为：能够影响路人搀扶、救助老人或者受到该行为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依据Clarkson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涉及到首要的利益相关者有公权力部门（司法部门、交通部门、公安机关等）、肇事者、受助者及施救者。公权力部门作为处置争议事件的主要组织，是主要利益相关者；肇事者与受助者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肇事者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争议的产生，施救者则促使了事件的复杂化。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来看，是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各相关利益主体都相互博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就会影响社会互动，产生争议，甚至发生冲突。

1.1 老人及其子女对利益落差的追求直接导致冲突产生

当利益受损时，老人和其子女倾向于采取攻击手段——诬告施救者来保障自身利益，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老年人身体状况的特殊性加大了意外事故后（摔倒、被撞倒）身体损伤或致残风险，高额的医疗、护理等费用迫使他通过冒险途径，将一部分风险转化给他人承担；其二，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信任使得真相还原的可行性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老人与子女对该行为的认可和坚持。老人极其家属做出损害施救者的合法利益的举动的直接根源是出于分散风险，减轻损失的目的。

1.2 肇事者对利益的维护间接导致了冲突产生

肇事者承担责任与否，完全是出于两方面考虑。在无人、无证据的情况下，司机逃离现场，则被外界曝光的可能就极小，也就意味着不用损失一分一毫；若他承担责任，把老人送往医院救助的行为会造成连环效应，轻则只需当前支付医疗费和赔偿金就能圆满解决事件；重则除了要为老人的后遗症买单，被社会人士谴责，还要被有关部门吊销驾照，进而影响日常生活和今后的经济收入。总之，归根究底是肇事者无力承担损失的局面提高了发生冲突的频率。

1.3 施救者对自身利益损失则助长了冲突之风

施救者因好心援助被诬告后，没有采取反诬告的行为更加纵容了诬告行为的产生。施救者为了使自身利益损失最小化，从而以忍气吞声，共同承担责任这一途径来结束事件。假设施救者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反诬告，在证据不清的情况下，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必须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举证；若他接受责任平分的原则，则只需要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两者相较之下，权衡利弊，施救者不难会选择后者，因为前者的结果未知，而结果的不确定性又使得投入的资源或损失难以估计，所以施救者的“破财消灾”之心，同样助长了诬告的猖獗，从反面验证了旁人明哲保身是一种无奈之举。

1.4 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争议”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争议”事件是各个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如围观者怕被连累，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损，采取了防御的手段——漠视老人。因为当今的社会制度存在着许多漏洞，没有一种有效的保护机制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司法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例如，法官的独立性不明确，司法鉴定管理的混乱与分散，司法鉴定技术的落后等。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进程。司法审判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它是指人民法院在对案件作出裁判时，不能主观臆断，必须以被证实了客观事实为依据，正确地适用法律，准确地还原案情，作出判决。而责任分担原则是在受害人遭受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而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按公平理念判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我们不难想象出一个情节：在事实不清，当事人举证不足的情况下，法官很容易受袒护弱者的道德指引从而推定事实，按照责任分担原则做出判决。这种倾向于维护道德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让世人不得不怀疑这一判决有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倾向。这种倾向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扩大了法律的调整范围。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官把个人的道德情感上升为法律，以“法律的名义”推行个人道德，施加于人乃至社会，在目前一些法官素质偏低和监督制约不力的背景下，极有可能演化成司法的专横与独断。而责任分担原则极有可能导致以损害一方的利益来维护另一方利益的局面。所以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救助者的行动保障，路人绝不会贸然地去搀扶老人，而老人的盲动就加剧了社会冲突。

2 解决问题的制度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必须加快司法制度的改革，从司法观念、审判方式、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使之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首先，司法改革应当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司法中立、平等、透明、公正、效率、独立与文明七个方面共同构成现代司法理念价值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是前提，公正、平等是目标，透明、文明及效率是要求。新的司法體制设计既能保证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又能使司法成本低廉，效益高，社会、法律效果好；要既能满足司法公正、平等、透明与文明的要求，又结合基本国情，借鉴国外先进优秀成果，迎合世界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

其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促进司法公正。用科学合理的方法甄选有资格的执法人员，并对其进行培训教育，提高整个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使真正成为有法治意识、服务意识的执法人员。尤其是提高司法鉴定人员的专业性、职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为司法审判的民主与公正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再次，建立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律体系。霍尔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基层法院创制先例规范本院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和自由裁量权，对最大限度地、高效率地实现相同案件同样对待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建立判例法能够消除同一案件不同判决局面的出现，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公平与正义。

最后，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俗话说，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监督使人三思而后行。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扩大与完善各类监督渠道，在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基础上，依法监督之下，社会大众制约了权力的滥用，从而有利于保障司法人员的公正、廉洁，维护民众的权益。

总之，以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通过以法律的框架来规范人的行为，以社会主义道德来引导人的行为，减缓和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贾生华，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3）：13-18.

[2]方光兴.抓住机遇勇于实践深化司法体制改革[J].中国司法鉴定，2005，（4）：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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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庆芳.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及其价值构成[J].湖北社会科学，2005，（8）：131-135.

[5]赵丽丽，李慧织.判例法的借鉴与本土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先例参照制度[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4）：68-72.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篇4

权力是权利产生的根源, 权利是被法律赋予的权力, 权力不同于权利的一个最大的特性是其主体的意志所产生的支配性具有无限性的特点。而国家的权力是人的意志与能力的集合, 权力间的共存与冲突产生国家权力, 而法只能因权力与权利间的冲突产生。

民间法是由个人的权力所合成的一种集体的权力生成的一种规范。与国家法不同的是国家法只能由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产生, 而民间习惯做法既可以产生于权力与权利的冲突, 也可产生于权力与权利间的共存。国家制定法是由民间法而来, 正如历史法学派人物萨维尼所说:“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也就是说, 法是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从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冲突转化为共存, 那些由权力与权利间的共存关系产生的民间法不需要由国家的强制力来规范, 将仍以原有的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 决定国家法产生的权力与权利冲突关系也并非全部的冲突关系。卢梭说过:“除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而外, 每个民族的自身都包含有某些原因, 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笔者认为, 卢梭所说的“原因”应是指不同的人对权力间的冲突与共存程度的认识不同。决定国家法产生的权力与权利冲突关系总是那些人们普遍认同的冲突关系, 因此说, 国家法具有普遍性与强制性。国家法强调集中与统一, 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 而民间法则表现出分散与不系统, 具有由下而上发展的内生表现。国家法突出对国家政府权威的维护, 而民间法更多地体现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自我利益。国家法强调对社会事务、国家事务进行控制和规范, 民间法则与民众日常的事务、身边的劳作生活紧密相关。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在乡村社会中, 规矩不是法律, 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家法更多的是“学来的知识”, 民间法则是“习得的知识”。国家法提供的是一个概念和逻辑的世界, 而民间法所描绘的则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或者说国家法是一个体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符号的逻辑世界, 而民间法则是一个充满风俗、习惯、仪式等符号的生活世界。

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家法经过大规模的立、改、废活动, 已发生了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 正日趋完善, 但制度易立, 观念难改, 中国“关系秩序”下长期的宗法统治已使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下的“礼”。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对国家法的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种为民间法所肯定的行为, 却可能为国家法所不允许。国家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的例子很多, 比如, 在一些落后的乡村在结婚和离婚方面, 有早婚、抢婚、包办婚、买卖婚、转房、共房、共夫共妻制、表兄妹婚等做法, 妇女无继承权, 离婚也较随便, 这显然是与国家婚姻法中的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原则规定大相径庭, 是国家法所不容许的;再如, 有的地方规定对违反村规民约者采取羞辱的手段, 如向犯规者身上泼粪水, 脱去犯规者衣服, 用漆在其背上写字, 游街示众等等。相反, 一些国家法律所支持或禁止的行为, 在站在民间法立场上的民众看来可能是不可理解的。没有儿子会被人看不起, “断子绝孙”至今仍是一些乡间最恶毒的诅咒, 因此许多地方的村民不惜违法超生。在实际生活中, 国家法规定的是一套, 实际起作用的民间法往往是另一套。其实,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就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在一个主要以城市社会的交往规则为主导的国家法律体系被确定为标准的、现代的参照系之后, 这本身就蕴藏着地方性规则与全国性规则, 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的可能。

三、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整合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 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了国家法与民间法追寻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作为国家法来说, 它注重和追求的是法理秩序, 而民间法注重的是道德与人伦的礼法秩序。国家法代表的是一套国家装置, 而民间法体现的是一套社会装置, 我们必须承认在有些农村, 农民心目中的法理秩序观、现代法治观并没有真正形成, 村民们存在的礼法观念和民间秩序仍是支配其行为的主体, 体现着乡村生活秩序的本质, 所以, 这种冲突从正反两方面提醒我们必须注意中国法治问题的复杂性、时间性和不平衡性。田成有教授认为, 在我国现今社会中, 在城市主要是以正式的制度主导下的国家法为主, 而在农村特别是偏僻农村则主要是以非正式的伦理主导型的民间法为主, 在国家法中有恶法与善法之分, 而民间法中也有好的民间法和不好的民间法之别。由此,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有可能出现多种互动的可能性。当好的民间法与善的国家法结合在一起协调一致时, 既有利于国家法在农村的顺利运作, 又有助于民间法顺利过渡到国家法, 被国家所认可, 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当善的国家法与不好的民间法, 或者好的民间法与恶的国家法相遇时, 此时冲突就不可避免, 各种尴尬和规避法律的现象就会由此发生, 此时, 当事人必然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而当恶的国家法与不好的民间法走到一起时, 法律就有可能无法深入人心, 而且有可能被抛弃, 重新寻求重组与转化。进一步说,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结果, 有可能: (1) 导致民间法特别是那些糟糕的民间法被改造或转化, 与国家法律相和谐; (2) 导致民间法被破坏, 但是国家法又无法进入其退出的空间; (3) 民间法仍我行我素且越来越猛, 国家法权威下降, 在实施中被冷落、搁置和规避, 民间法与国家法发生矛盾和冲突时, 运用民间习惯法, 规避国家制定法。多元法律的存在使得这些人们有了进行多样选择的可行性, 此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双方都自愿遵循的规则, 选择有可能获得更为有利后果的规则。 (4) 国家法与民间法重复行使。这主要是由对这两种法律规范的价值评价不同造成的。在一些乡土社会, 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常常受到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双重规范, 一个案子往往要经过两次处决才算完结, 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判决后, 还得要根据民间法来解决才算平息。

近年来, 学者们一直在探讨如何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曾出现过两种理论范式:西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 不同的理论范式倡导不同的法律发展模式。也有学者主张应在国家法运作的不同阶段分别实行这两种范式。在立法阶段, 国家法要充分考虑与尊重民间法。即国家法向民间法适当妥协。立法之前, 立法者应当进行大量社会调查活动, 充分了解社会中通行的民间法。在立法时, 将民间法的合理内容吸收到国家法中, 同时要充分尊重民间法, 为民间法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减少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使二者尽可能协调起来。但国家法不能无原则地向民间法妥协。在实施阶段, 国家法优先于民间法, 民间法要服从国家法, 如果民间法的确比国家法更合理、更可取, 则应通过修改和完善国家法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一观点有其道理, 但笔者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国家法是由民间法而来, 民间法并不是只在短期内有生命力, 它将长期存在。尽管田成有教授认为, 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超出了一定的边界, 民间法也就自然失效。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民间的习惯做法,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老乡”们是一个“圈”里的人, 会时常聚在一起, 发生冲突时仍可能会以原来“民间法”来解决。在由城市化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里, 人们仍可能会保留原来的习惯做法直到生命结束, 甚至把其传给下一代。不仅如此。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一点是, 被我国法律所确立的调解制度, 也正是民间最常用的解决冲突的规则。近几年来, 西方世界因诉讼纠纷和“诉讼爆炸”的拖累, 提出了诸如院外案件处理日常化、群众化, 发展院外的有效解决争端的机制, 鼓励调解和妥协, 阻止当事人运用法院解决纠纷等。以日本为代表, 它们就采用了一种抑制诉讼, 鼓励调解、限制司法规模的“小司法”的路线。范愉在其专著《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研究》中把这种调解及劳动仲裁等非其他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称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ADR (Alternative Dissolution Resolution) , 并指出它在当今世界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它们的社会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 只是国家法建立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统一的社会秩序, 而民间法所建立的更多的是当地人默认和遵循的“象征的秩序”。从国家法与民间法各自所要实现的愿望看, 它们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都是在追求平等、正义的法治理念, 只不过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法所追的平等、正义大都是真正的平等、正义, 而乡土社会中的熟人们所认识的平等、正义有时是被权威所异化了的平等、正义。平等、正义的涵义与人的主观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古代, 多数妇女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 认为裹脚是正常的事, “三寸金莲”是应该的, 而且越小越美, 在她们看来女人就应裹脚, 男人不能也不应裹脚。如此, 女人的裹脚与男人的不裹脚对她们来说是平等的。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 而实质是不平等的。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有善恶之分。能体现平等、正义的国家法是“善法”, 反之“恶法”。能体现平等、正义的民间法是“善则”, 不能体现平等、正义, 但主体认为能体现平等正义的民间法是“假善则”, 不能体现平等、正义并且主体也认为不能的, 为“恶则”。基于此观点, 对于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整合,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国家法是善法时, 如果民间法是“善则”则民间法被国家法吸收, 应适用国家法;如果民间法为“假善则”, 为化冲突为共存可转入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方式, 并在以后加强法制宣传, 使他们获得对真正平等、正义的认识;如果民间法是“恶则”, 应适用国家法, 体现法的强制力, 以后在立法上应坚决废除这些恶则;2.国家法是恶法时 (这里所说的国家法是指为实现“法治”而制定的国家法, 所以其“恶性”是指仅对具体案件而言, 由国家法自身缺陷所致) , 如果民间法是“善则”, 为化冲突为共存可转入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方式;如果民间法是“假善则”, 为化冲突为共存可转入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方式, 以后在立法上应做适当调整同时加强法治宣传, 使他们获得对真正平等、正义的认识;如果民间法是“恶则”, 适用国家法, 体现法的强制力, 以后在废除“恶则”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立法。

参考文献

[1].[德]萨维尼.论当代法和法理学的使命.载《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人学出版社, 1983.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刷馆, 1987, 71.

法的价值断想论文 篇5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法的价值的探究实际上是法的意义的探究，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并以人为归宿的法的意义探究。

法的价值即法对人的意义的第一个方面，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法的价值的最直接、最基本的体现。法是怎么满足人们关于法的需要的？我以为其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将人的`需要法律制度化，使之具有合法的、为法律所保护的性质。这是人的需要在制度层面的法律化。例如，刑事立法体现了秩序、正义等，并将其落实在具体的规范之中；民事立法直接规定了效率、平等、公平等，并贯彻在整个法律制度之中；诉讼立法和仲裁立法直接规定公正与效率等，并在具体的制度和程序设计中将其体现出来。二是将已经法律制度化了的人的需要现实化为法律的现实。这是法的价值在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法律化。法的价值在实际生活之中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需要法律实施作为中介，并在法律实施中得以完成，法学论文《法 的 价 值 断 想论文》。这两种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着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即法对人的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其中的“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意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的性质；“超越”是指法的价值作为人类关于法的追求而总是超越人的客观能力和客观的现实状况。法的价值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性质，为法的价值的崇高与神圣奠定了基础，对人类关于法的行为和思想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关于法的精神企求与信仰。人类之所以会为了法的价值理想而不息奋斗和一往无前，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法的价值具有绝对超越指向的性质。历代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的义行，无不是在一定价值精神指导下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