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既未遂标准

盗窃罪既未遂标准（精选三篇）

盗窃罪既未遂标准 篇1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界定, 无论在中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在外国刑法理论界, 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 各国刑法理论界也尚未得出一个通用的标准。关于划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界限的标志, 中外刑法学者们主要有如下几种主张:

1、接触说。

主张以行为人是否接触被盗对象为标准判断既遂抑未遂。凡已实际接触到目的物为既遂, 没有接触到目的物为未遂。

2、隐匿说。

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将目的物隐匿起来为标准判断既遂抑未遂。凡巳将财物隐匿起来的为既遂, 未隐匿起来的为未遂。

3、转移说。

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将财物移离现场为标准判断既遂抑未遂。凡财物被移离原来场所的为既遂, 没有移离原来场所的则属未遂。

4、取得说。

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将他人财物置于自己掌握之下为标准判断既遂抑未遂。只要财物到手, 不论是否离开现场, 都认为是盗窃既遂。财物没有掌握的为未遂。例如: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如行为人已将所窃衣物用布包裹, 虽尚未离开现场, 或正拟离去时, 当场为被害人发觉, 而加扭获等, 则成立盗窃犯罪既遂。”

5、损失说。

主张以该行为是否对公私财物造成损失为标准区分盗窃罪的既遂抑未遂。该主张是有的学者根据1992年“两高”的司法解释总结出来的, 认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既遂, 未造成损失的为未遂。

6、控制说。

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已实际控制所盗财物为标准判断既遂抑未遂。凡行为人已实际控制盗窃所得财物的为既遂, 没有实际控制所得财物者为未遂。例如:“盗窃罪客观要件齐备的标准, 就是秘密窃取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结果。因此非法占有财物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 是盗窃罪既遂与未遂区分的标准。”

7、失控说。

主张以失主是否丧失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判断既遂抑未遂。凡失主已丧失了对财物的实际控制的为盗窃既遂, 未丧失实际控制的为盗窃未遂。例如:“我们认为, 盗窃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 其危害性具体表现在使财物的所有者失去行使占有、使用、处分等权能的条件。因此, 一般以将公私财物移置于物主的控制范围之外为既遂的标准, 比较恰当。”

二、各种学说之优劣评析

按照接触说理论, 只要行为人着手偷窃, 即达盗窃既遂, 此说未免失之过严。藏匿说距现实太远, 若没有或不能藏匿的, 均作未遂论, 势必缩小既遂面, 而放纵犯罪者。转移说单纯的以公私财物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变化作为判断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不能够解决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 盗用他人移动电话码号, 进行非法并机等针对无形财产的特殊盗窃行为的既遂问题, 因为这些无形财产在空间上并没有发生移动, 容易失之过宽, 把本属既遂之罪, 认定为未遂。上述三种主张可能对区分个别案例的既未遂具有一定意义, 但其缺陷明显, 故未能为司法实践所采用, 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只作客观介绍, 无人采其主张。

取得说对以结果为特征的盗窃罪来说, 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仍不免失之偏颇。行为人没有离开现场, 也即被害人对财物尚未完全失去控制, 行为人也未实际占有就认为犯罪已达既遂, 未免为时过早。

损失说对产生损失的“公私财物”的范围不够明确, 是特指行为人所意图窃取的公私财物, 还是包括盗窃行为过程中所造成的任何财物的损失?而且, 通说认为判断一罪是否既遂应当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得到满足为标准, 而公私财物的损失并非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内容, 在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情况:盗窃行为已经满足所有构成要件, 但未造成任何财物损失, 如行为人在盗窃行为完成后, 内心深感不安又将财物送回去的情形, 这样难免不恰当的缩小了既遂的范围。

就方法论而言, 控制说立足于行为人一方来确定既遂未遂的标准是可取的。因为行为人既是行为的主体, 也是犯罪的主体。认定犯罪既遂与否自然应以行为人及其所实施的行为来作判断, 盗窃罪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 由于对“实际控制”本身所存在的样态多元性没有加以区分, 因此它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失控说从盗窃罪是财产犯罪, 保护的客体为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出发, 认为判定盗窃罪既遂与否应当站在财产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立场, 考虑其是否丧失了对财物的实际控制, 丧失对财物占有的构成既遂, 否则为未遂, 而不论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了财物。

失控加控制说相对而言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对于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具有更大的意义。但仔细一分析, 该观点实是控制说的翻本或变种。因为物主对财产失去控制, 行窃人并不一定控制了财产, 而行窃人控制了财产, 物主必然失去控制。“既然财物已经被行为人实际控制, 那就表明失主已对财物失去控制, 很难想有像行为人已经控制了财物而失主尚未失去控制的那种情况。

双重标准说主张对普通财物采控制说而对无形财物的盗窃采损失说, 而笔者认为在针对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所实施的特殊盗窃中对财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根本源于行为人对该对象财物的控制、支配, 采控制说这一单一标准即可。因而此说也无法避免控制说的局限性。

三、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定

既然上述各说均有不足, 那么, 是不是说在盗窃既遂未遂的认定上就无标准可言了呢?当然不是的。笔者认为, 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原则上以控制说为标准是可行的, 也是合乎法理的。首先, 根据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 犯罪未遂即犯罪未得逞。而“未得逞”显然是针对行为人而言的, 就盗窃罪来说,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取得他人财物, 取得了他人的财物才可能认为盗窃罪已得逞, 未取得他人财物, 即便是他人已失去对财物的控制, 仍然只能视为盗窃罪未得逞。其次, 根据犯罪未遂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要件齐备说”, 应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作为认定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齐备的标志, 就是行为人主观上达到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客观上实现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实际结果, 因此, 只有客观上行为人完成了盗窃行为并占有了公私财物, 主观上达到了非法占有的目的, 才能认为是盗窃罪构成要件的齐备。否则, 就是盗窃罪的未遂。可见, 只有控制说符合刑法关于犯罪未遂理论的原则性要求。最后, 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角度看, 控制说能够最好的体现关怀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刑法理念。刑法应如同一个跷跷板的支点, 其价值权衡并不是单方面的权利保护, 而是要找准基点同等的保护受害公民和违法公民的权利。只有控制说能较好地体现现代刑法权利本位观, 在尊重盗窃罪的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 能够最好的体现关怀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刑法理念。

既然控制说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为何仍然无法解决所有的个案呢?笔者认为, 一方面, 现实中盗窃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正所谓“情无穷, 法有限”, 单一的控制说在千姿百态的司法个案面前难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 刑法以保护社会法益为根本目的, 而根据有关司法解释, 盗窃未遂如不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 不应定罪处罚。这样就会出现对大多数盗窃未遂案件无法处罚的现象, 显然不利于保护财物所有者、占有者合法权益, 对有效地遏制盗窃这种多发型侵财犯罪的高发态势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 对于失主已失去对财物的控制而行为人尚未控制财物的情形, 实际应为实施终了的未遂而实践中多以既遂论之, 侧重的是刑法的保护机能。对于扒窃则直接将财物移离被害人衣袋为犯罪的既遂, 更加突出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职能。但这样一来, 未免使得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难以统一, 运用控制说或失控说对扒窃既遂的解释终难脱牵强附会之嫌。

综上, 笔者认为, 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 总体上仍应从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出发, 结合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的窃取样态和主观目的是否实现及财物的性质、形状、体积、重量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方为妥当之论。

参考文献

[1]林山田:《刑法特论》上册第229页, 台湾三民书局发行。

论盗窃罪的既未遂 篇2

要想在司法实践中对盗窃既遂或未遂做出正确的处理，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对一行为是盗窃既遂还是未遂进行判断。

（一）犯罪既未遂的一般理论

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既遂的界定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构成要件齐备说”，第二种是“危害结果发生说”，第三种是“犯罪目的实现说”。

第一种观点是通说，通说认为我国刑法分则条款的规定是以犯罪的既遂形态即完成状态为标准的，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的刑事责任，都是以既遂犯为标准的。进而将犯罪既遂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2．行为犯。指以法定的危害性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

3．危险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准的犯罪。

4．举动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完全符合犯罪构成，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可见，这是以“构成要件是否齐备”这同一标准来区分犯罪既未遂与是否构成犯罪。因此，若以构成要件是否符合来区分犯罪既未遂，那就意味着犯罪既遂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反之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都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而按照我国刑法的基本观点，有罪才有罚，那么对以上三种犯罪形态就不应以犯罪论处，这显然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要按照犯罪予以处罚的规定是矛盾的，因此，构成要件符合说本身是存在矛盾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犯罪既遂界定为“构成要件是否齐备”本身是存在矛盾的，也不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犯罪既遂”呢？笔者认为“犯罪目的实现说”，即达到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即是犯罪既遂，是较为科学可取的。其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

1．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未遂”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满足愿望”的意思。因此本文对既遂所下的定义，符合汉语词汇的使用规则。

2．这样对犯罪既遂的理解是与我国刑法23条对犯罪未遂的规定相一致的。我国刑法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在这里使用的词语是“未得逞”，就是未遂，相对应的“得逞”就应是既遂的意思。而对“得逞”的理解也就是犯罪人主观目的的实现。

然而以上两个原因只是外在形式上的对“犯罪既遂”的理解，要真正的确立“犯罪目的实现说”的合理性，则需要在犯罪既未遂的理解基础上，再将其与刑法分则条文之间确立一个统一和谐的全新认识。

持“构成要件齐备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犯罪都是以每一个行为的完成状态，即既遂状态为标准的，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因为刑法分则得很多条文实际上都不是以行为的完成状态为标准的，而是以某种事实状态已然的或可能造成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为标准的，达到此标准的法律将其规定为犯罪，没达到的则不是犯罪。因此，以上四种划分才是对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和举动犯与分则条文关系的正确理解。

（二）盗窃罪既未遂的认定标准

以上分析得出，在判断盗窃既未遂时应以盗窃行为人自身为本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盗窃既未遂，却成为了一个颇为争议的问题。

1．接触说。此说认为应当以盗窃行为人是否接触到被盗财物为盗窃既未遂的标准。这种观点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它不能正确的反映盗窃罪的主客观特征。接触说可能导致抹杀盗窃罪既遂与盗窃中止的界限。

2．转移说。此说认为应该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将盗窃目的财物移离原在场所作为盗窃既未遂的标准。缺陷同样明显：首先，有些时候被盗财物虽然已被移离了原来的位置，但是并不能说明盗窃行为人就已经完成了盗窃行为，成为盗窃既遂。其次，在有些时候行为人已经完成了其盗窃行为，但被盗财物并不一定发生了位置的转移。再次，这种观点普适性较差，对于一些新兴的盗窃犯罪，如盗窃电信服务等无法适用。最后，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对位置的移动多远才算既遂难以解答。

3．隐匿说。此说以行为人是否将盗窃目的物隐匿起来作为判断盗窃罪既未遂的标准。其缺陷：盗窃行为的秘密性只是指在盗窃财物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行为具有秘密性，而在行为人已将财物窃取后，无论行为人是否将其窃取的财物隐藏，都是已经完成了的盗窃行为，不能因为行为人没有隐藏被盗财物而否定其盗窃犯罪的既遂。

4．损失说。此说主张应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其缺陷：首先，这种观点对打击那些“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以造成损失作为盗窃罪既遂的标准，无疑会大大缩小对盗窃罪既遂的打击范围。其次，某些盗窃行为虽然给被害人造成了财产损失，但是盗窃行为人并不一定完成了其盗窃行为。

5．失控说。此说以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使公私财物的权利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有效控制，作为盗窃罪既未遂的标准。这种观点与上面四种观点比较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同样具有片面性：首先，这种观点强调盗窃既未遂不能以盗窃行为人是否获得财物所有权为标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就得出盗窃既未遂是以盗窃犯罪的受害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控制为标准，因为二者并非必居其一。其次，对于大多数的盗窃犯罪而言，财物在脱离被害人的控制后就会处于了盗窃行为人的控制之下，但却不是绝对的。最后，这种观点难以解决新型的盗窃犯罪中的既未遂问题。

6．失控加控制说。此说认为应当以被盗财物是否脱离权利人的控制，并且实际置于盗窃行为人的控制为标准。此种观点其实就是在对失控说的缺陷进行弥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光要求财物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而且要求财物又必须处于了盗窃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这确实解决了失控说的一些缺陷，但是对于财物权利人并没有完全失去对财物的控制，而盗窃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已经达到的一些新型盗窃中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7．控制说。此说认为应当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实际有效控制所盗财物作为判断盗窃既未遂的標准。按照前面我们对犯罪既未遂理论的分析，犯罪既未遂的判断标准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否达到，因此在对盗窃罪既未遂进行认识时，也应坚持同样的标准。而在刑法关于盗窃罪的具体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盗窃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是对所盗财物的非法占有，非法占有的具体表现就是对财物有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当盗窃行为人有效控制被盗财物时其主观目的就得以实现，即就是我们所讲的盗窃既遂，否则即为盗窃未遂。因此，控制说是能有效区分盗窃既未遂的合理的学说。

二、对盗窃未遂的处理

关于盗窃未遂的问题，1997年11月4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

对于此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此解释存在易导致含糊之处，笔者认为，此解释的含义应理解为，盗窃未遂只要是情节严重的都有可能构成盗窃罪。也就是说在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时，只要有其他严重情节，也可以构成盗窃罪。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李居全. 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探讨，法商研究[J]，中南政法学院学报, 1997(01)

{3}赵蕾,乔堃. 犯罪未完成形态与犯罪构成关系之辨正[J].当代经理人(中旬刊), 2006(15）

浅议入户盗窃的既未遂认定问题 篇3

关键词：入户盗窃,行为犯,结果犯,既未遂

《刑法修正案 ( 八) 》对《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进行了修改, 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入户盗窃等行为作为盗窃罪的特殊形式, 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与传统的盗窃行为相比, 新增的盗窃类型在入罪时只需要考虑具体的行为是否实施, 而不需要考虑盗窃数额与次数, 以更进一步地强化该条文对财产法益的保护。然而, 修改后的盗窃罪在理论与实践中仍存在较多分歧, 其中关于入户盗窃未能取得财物这一情形的犯罪既未遂认定问题一直是理论以及实务界争议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12 月X日的深夜, 犯罪嫌疑人甲携带扳手、螺丝刀等作案工具, 去到被害人赵某位于XX市XX街道XX号的住处, 趁赵某及家人外出未归之机撬锁入屋, 并在屋内四处翻找财物, 但没发现有价值的财物可偷。期间, 赵某与家人外出归来, 发现甲正在实施盗窃行为。犯罪嫌疑人甲被发现后立即逃离作案现场。经赵某报警并提供相关信息, 民警于次日将犯罪嫌疑人甲抓获归案。

根据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实务界的共识, 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入供他人日常生活且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实施盗窃行为, 应认定为入户盗窃。上述案例中, 犯罪嫌疑人甲通过撬锁入屋进入被害人家中进行盗窃的行为, 就是典型的入户盗窃行为。但其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取得财物, 对于甲的入户盗窃行为应认定为犯罪既遂还是未遂, 从行为犯和结果犯的不同视角出发,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二、入户盗窃而未取得财物的既未遂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 入户盗窃和一般盗窃都是结果犯, 存在犯罪未遂的状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为: 入户盗窃和一般盗窃都是侵害被害人对公私财物所有权的行为, 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 甚至可以说“入户”其实就是盗窃行为的一个类型。《刑法修正案 ( 八) 》的本意在于对新增的入户盗窃等犯罪行为不论数额、次数均予以入罪, 加强对这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打击力度, 但不在于改变盗窃罪的既遂认定标准。入户盗窃依然位于盗窃罪体系中, 没有分列为新的罪名, 其指向的客体并没有改变。既然指向的客体没有改变, 那么对于客体的侵犯依然要求出现实际的损害结果。因此, 对于入户盗窃的既未遂认定应当和一般盗窃一样, 以是否实际取得财物为标准。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甲已经入户但未能取得财物, 成立盗窃罪的未遂。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入户盗窃是行为犯, 与一般盗窃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不存在未遂状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为: 入户盗窃侵害了包含财产所有权以及住宅安宁两个方面在内的复合法益, 而一般盗窃仅仅侵害了财产所有权。相比之下, 入户盗窃的社会危险性及危害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此外, 综合立法表述, 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将入户盗窃等几种新增的罪状与“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情形进行并列, 从逻辑结构上看, 立法者是有意将入户盗窃等行为与一般盗窃行为进行区分, 旨在通过降低入罪门槛来更全面地保护该行为针对的复合法益。因此, 对于入户盗窃等行为, 只要实施即已满足构成要件, 应认定为既遂。回到案例中, 甲以盗窃为目的进入屋内, 就应当认定为盗窃罪既遂。但应以其未盗窃到财物, 在量刑时予以考量。

三、笔者的观点

笔者基本同意第二种观点, 认为入户盗窃是行为犯, 一般以盗窃财物为目的成功入户即应认定为犯罪既遂, 并不要求行为人实际取得财物。同时, 该行为也存在特殊情况下的未遂状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 从行为侵害的法益来看, 入户盗窃除了侵害财产所有权以外, 还侵害了住宅的安宁, 而住宅安宁是人身安全的组成部分。因此, 该行为同时指向了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 内容上具有二重性, 侵害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如果认为入户盗窃是结果犯, 单纯以实际取得财物、被盗财物数额来考量其行为恶性, 那么将忽视该行为对住宅安宁的侵害, 不仅导致刑法适用上的评价不全面, 还将出现实践结果上的悖论: 在外观上, 同样都是未经许可进入他人住宅, 但没有实施盗窃行为或未得手, 若只考虑非法侵入住宅罪既遂, 则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以非法侵入住宅作为手段进行盗窃, 未能窃取财物的, 虽然侵害的是双重法益, 恶性更大, 但却应以盗窃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还能再以犯罪未遂作为量刑情节被从轻、减轻处罚。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使得对行为恶性的评价出现明显失衡、刑法的适用出现结果上的不公。

第二, 从条文结构以及表述模式出发, 入户盗窃也应认为是行为犯。笔者认为, 修正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采用了列举的方式对盗窃罪的罪状进行表述, 在原有的“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后面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盗窃类型。相比前文的一般性、概括性表述而言, 新增的内容都是被情景化、特定化、具体化的盗窃行为。如果立法者不是为了另外设定入罪标准, 将入户盗窃等定义为行为犯, 其花费篇幅在法条中另外进行列举的做法便显得无意义。因此, 对于入户盗窃等三种特殊情况, 一旦实施行为即为犯罪既遂。

第三, 在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中, 抢劫罪是最典型的侵犯复合法益的犯罪行为, 和入户盗窃一样, 该行为也侵犯了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的法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抢劫行为只需要满足取得财物或者造成轻伤以上任一后果即为既遂。也就是说, 如果已经伤害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即使未实际取得财物, 抢劫行为也被认定为犯罪既遂。关于抢劫罪的既遂认定问题, 我国法学界在实践中形成了一致共识, 认为抢劫罪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行为, 一方面是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胁迫行为, 另一方面是实现犯罪意图的取财行为。这两个行为都统一在同一个犯意之下, 两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暴力行为与取财结果存在明确的因果关联。并且, 暴力胁迫、伤害被害人的人身这一手段行为本身就具备与取得财物相当、甚至更大的社会危险性, 刑法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 与该罪的核心行为取财行为相并列且分别认定和评价, 使之具有独立意义。因此, 当行为人只实施暴力、胁迫行为致被害人轻伤而没有取财时, 即可构成抢劫罪。同理, 在入户盗窃行为中, 侵犯住宅安宁是一种手段行为, 而进入户内窃取财物则是目的行为, 入侵行为已经侵犯人身安全法益或者使人身安全法益处于危急状态, 具备了与犯罪目的相当的社会危险性。为了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保护法益的目标, 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对已经入户但未取得财物的盗窃行为也应认定为盗窃罪既遂。

综上, 笔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 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进入户内而未能实际窃取得财物, 其行为也应认定为盗窃罪既遂。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例外情况: 如果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 仅仅是在着手进入户内的过程之中即被抓获或者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行为而未能进入户内, 在此种情况之下, 行为人的着手行为未能对住宅安宁造成实际侵害或者产生紧急的威胁, 行为人更没有进入户内实际取得财物, 入户盗窃所针对的复合法益均未受到侵害。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此时不宜认定行为人盗窃罪既遂, 以盗窃未遂论更宜。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7.

[2]邓盛文.浅议入户盗窃的既遂与未遂[J].法制与社会, 2013.4 (上) .

[3]弓飞娜.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认定[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