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第一篇：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如何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明楷

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使用平和的方式，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而侵占罪的基本特征，是将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转移为自己所有，或者将脱离了占有的他人财产(遗忘物、埋藏物)转移为自己所有。因此，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关键，在于判断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是否脱离占有以及由谁占有。行为人不可能盗窃自己事实上占有的财物，对自己事实上已经占有的财物只能成立侵占罪。但是，行为人在法律上占有的财物而事实上由他人占有时，仍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例如，甲持有某种提单，因而在法律上占有了提单所记载的货物;但当该货物事实上由乙占有时，甲窃取该货物，仍然成立盗窃罪。侵占罪则不仅可能侵占自己事实上占有的财物，而且可能侵占法律上占有的财物。因为侵占罪的特点是将自己占有的财产不法转变为所有，因此，只要某种占有具有被处分的可能性，便属于侵占罪中的代为保管，即占有。不动产的名义登记人完全可能处分不动产;提单或有价证券的持有人也完全可能处分提单等记载的财物。所以，侵占罪既可能侵占自己事实上占有的财物，也可能侵占自己在法律上占有的财产。司法实践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是如何判断事实上的占有，即某种财物在事实上是属于行为人占有，还是被害人占有或暂时脱离了占有。

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对于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从客观上说，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与非法占

有目的中的占有不是等同概念)，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1)只要是在他人的事实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即使他人没有现实地握有或监视，也属于他人占有。例如，他人住宅内、车内的财物，即使他人完全忘记其存在，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再如，游人向公园水池内投掷的硬币，属于公园管理者占有的财物。行为人取走这些财物的，成立盗窃而非侵占。又如，甲搬家后尚未退房，让好友乙为其打扫室内卫生。乙在打扫卧室时，从地上拾到一张工商银行的牡丹灵通卡。乙未将此卡交给甲某，并于4日后到某工商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分3次取出2000余元(乙以前陪同甲取款时知道了密码)。甲曾问过乙是否见过此卡，乙称未见过。后甲报案，乙被查获。甲虽然搬家，但因为未退房而继续控制着该房屋，既然如此，该房屋内的一切财物(包括牡丹灵通卡)仍然由甲占有，故乙的行为成立盗窃罪。(2)虽然处于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例如，他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即使没有上锁，也应认为由他人占有。再如，挂在他人门上、窗户上的任何财物，都由他人占有。以非法占有目的取得这些财物的，应认定为盗窃罪，而非侵占罪。(3)主人饲养的、具有回到原处能力或习性的宠物，不管宠物处于何处，都应认定为饲主占有。行为人非法取得该宠物的，成立盗窃罪。(4)即使原占有者丧失了占有，但当该财物转移为建筑物的管理者或者第三者占有时，也应认定为他人占有的财物。例如，乘客遗忘在出租车内的财物，属于出租车司机占有，虽然相对于乘客

而言属于遗忘物，但相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则是其占有的财物。所以，第三者从出租车内取走该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从主观上说，占有只要求他人对其事实上支配的财物具有概括的、抽象的支配意识，既包括明确的支配意识，也包括潜在的支配意识。占有意思对事实的支配的认定起补充作用。例如，处于不特定人通行的道路上的钱包，一般来说属于脱离他人占有的财物。但如果他人不慎从阳台上将钱包掉在该道路上后，一直看守着该钱包时，该钱包仍然由他人占有。行为人拿走该钱包的，属于盗窃。在判断财物由谁占有、是否遗忘物时，还要通过考察财物的形状、体积、价值、通常的存放状态等，得出合理结论。例如，一辆新轿车，一般来说，无论停放在何处，也无论是否锁门，都不能认定为遗忘物，而应认定为他人占有的财物。一辆停在马路边的自行车，即使没有上锁，一般也应认定为他人占有的财物，不能认定为遗忘物。而马路上的一个钱包，一般会被认为是遗忘物。但如果钱包所有者就在旁边注视着钱包，则仍然由所有者占有。

对财物占有的判断，存在以下几个疑难问题：

第一，当数人共同管理某种财物，而且存在上下主从关系时，下位者是否也占有该财物?这关系到下位者的犯罪行为性质。例如，私营商店的店主与店员共同管理商店的财物，店员是否占有商店的财物?如持肯定回答，则店员取走该财物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盗窃罪，只能成立侵占罪或职务侵占罪;如持否定回答，则店员取走该财物的行为可能成立盗窃罪。应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上的占有通常属

于上位者(店主)，而不属于下位者(店员)。即使下位者事实上握有财物，或者事实上支配财物，也只不过是单纯的监视者或者占有辅助者。因此，下位者基于不法所有的目的取走财物的，成立盗窃罪。但是，如果上位者与下位者具有高度的信赖关系，下位者被授予某种程度的处分权时，就应承认下位者的占有，下位者任意处分财物，就不构成盗窃罪，而构成侵占罪或者职务侵占罪。

第二，行为人受他人委托占有某种封缄的包装物时，是否同时占有封缄物的内容(财物)?如B将手提箱(箱内有贵重金属)上锁后委托A保管时，A是否占有其中的贵重金属?区别说认为，手提箱整体由A占有，但其中的贵重金属由B占有。A不法所有手提箱整体的，成立侵占罪;取出手提箱中的贵重金属的，成立盗窃罪。修正区别说认为，手提箱整体由A占有，但其中的贵重金属由A与B共同占有。因此，A不法所有手提箱整体的，成立侵占罪;不法取得其中的贵重金属的，成立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竞合，按盗窃罪论处。非区别说认为，手提箱整体与其中的贵重金属没有区别，性质相同。其中有人认为均由A占有;有人认为均由B占有。本文赞成区别说。表面上看，区别说有自相矛盾之嫌，即不法取得贵重金属的成立较重的盗窃罪，而不法所有手提箱整体的反而成立较轻的侵占罪，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即使A不法所有手提箱整体，但只要没有打开手提箱物，B对手提箱中贵重金属的占有仍然没有受到侵害;如果A不法所有手提箱整体，并打开手提箱进而不法取得其中的贵重金属，当然应认定为盗窃罪。实际，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也间接说明封缄物的

内容仍然由委托人占有。

第三，关于死者的占有性质，也直接关系到行为的性质。死者的占有主要有三种情况：(1)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他人财物的意思杀害他人后，当场取得他人财物;(2)行为人出于其他目的杀害他人后，产生不法所有他人财物的意思，取得死者的财物;(3)无关的第三者从死者身上取得财物。对于第(1)种情况，应认定为抢劫罪。在国外争论较大的是后两种情况。死者占有肯定说认为，后两种情况成立盗窃罪;死者占有否定说认为，后两种情况成立侵占罪;此外还有不同的折中看法，如认为第(2)种情况成立盗窃罪，第(3)种情况成立侵占罪。应当肯定，后两种情况值得科处刑罚。在日本等国，即使否认死者的占有，也因为其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对象包括“其他脱离占有的他人的财物”，能够以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论处。但在我国，如果将侵占罪中的“遗忘物”作字面意义的解释，又采取死者占有否定说，对上述两种行为就难以认定为犯罪。这可能不合适。所以，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遗忘物作实质意义的解释，从而将上述两种行为认定为侵占罪。但将死者身上或身边的财物解释为遗忘物，能否被国民接受，还值得研究。二是肯定死者的占有，对上述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这种解释容易被国民接受，但是既然财物的占有者已经死亡，他就不可能在客观上继续支配财物，也不可能有支配财物的意思。而且，死者身边或者身上的财物，不管相对于先前的杀害者，还是相对于无关的第三者，性质应是相同的。所以，肯定死者的占有也存在疑问。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倾向于肯定死者的占有，将上述后两种行为

认定为盗窃罪。当然，如果无关的第三者在他人死亡相当长时间后，才从死者身上取得财物的，则有认定为侵占罪的可能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某些财物，本来由他人占有，但行为人可能误认为遗忘物。这是事实认识错误问题，不是财物本身的性质问题。例如，长途客车司机B将代为他人购买的10余部手机装入一黑色包内，然后将包放在驾驶座位后(第一排乘客座位前)。A上车后坐在第一排时，就发现该包，并以为该包为与自己同排并坐的C所有。C下车后，A发现该包仍在车内，便以为C遗忘了包，于是A提前下车，将包据为己有。实际上，该包属于B占有，而非遗忘物，但A误以为是遗忘物。也可能存在完全相反的情况，即本来是遗忘物，但行为人误以为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对此类案件，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为侵占罪，而不能认定为盗窃罪。(本专题到此结束)

第二篇：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 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

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

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

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没有为合同的进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三.是内容完全虚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

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准备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明显，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行为人主观上无长期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只是想临时借用，待将来有收益后再行归还对方的，一般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第三篇：四、怎样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

如 何准确划清利用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之间的界限， 从来是司法实践中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合同诈骗犯罪和民事欺诈在合同履行瑕疵、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等客观外表特征上十分近似、差别甚微，有时甚 至难以觉察。尤其是在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也采取了一定的欺诈手段，这与合同诈骗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何谓民 事欺诈?我国民法学者认为，它是指一方当事人通过欺骗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等手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或者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 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 由此可见，合同诈骗实际上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而且按照责任竞合的规则，对合同诈骗的行为人除了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外，也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因此，从广义或 一般意义上讲，合同诈骗罪行为也在欺诈行为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合同诈骗罪认定意义上所说的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两个范畴，显然在观念和法律上都是不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的。有人认为，合同诈骗只是一种情节严重的合同欺诈行为;合同诈骗罪与 合同欺诈的区别，仅在于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构成条件不同，以及诈骗数额是否较大，达到刑法的规定标准，两者的故意内容、行为手段都没有质的区别。 这种观点严重混淆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两者的本质，显然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如何区分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理论上普遍认为，主要应把握如下几点：(1)主观目 的不同。即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以签订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诈行为人虽然也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客观方面不同。民事欺诈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程度内，故仍应由民事法律、政策来调整;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应由刑法来调整。民事欺诈行为有民事内容的存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3)侵犯的客体和权利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而民事欺诈侵犯的是债权。(4)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欺诈承担民事责任。 笔者认为，从结局上考察，上述普遍的观点断定合同诈骗和民事欺诈两者在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与权利属性上有所不同，是应当值得赞同的(当然，其认为合同诈骗罪的 行为人根本没有履约能力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问题是，从认定的角度考察，纯粹客观方面和行为侵犯的客体性质本身无法作为衡量行为究竟是合同诈骗还 是民事欺诈的标志，因为只有在确定(认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这客观行为和客体两者的性质。 因此，只有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有无履约能力、是否有实际履约行动、欺诈程度如何等等，应当作为据以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事实，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作为区分的标准。

那么，怎样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呢?有的学者指出，首先要看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如前所述，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在外表上是很多情况下往往无法区分，某种含有欺诈因素的行为是否合同诈骗罪构 成中的客观行为，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比如说，行为人甲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但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 的，而乙蓄意骗取他人钱财，同样也通过虚构主体的方法与他人签定合同，对此如何能从所谓“刑法规定的欺诈手段”上将两者的性质(是合同诈骗还是民事欺诈) 区分开来呢?显然不能。笔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涉及到司法推定的问题。在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中，有的推定犯罪构成被明确规定。如 美国伊利诺斯州刑法典(1961)关于“零售商品盗窃”条款规定，凡隐藏商品越过了最后一个收款台的均“被推定为怀有占有目的”;美国模范刑法典1

(1962)第251•4(2)条规定：“凡在自己的营业过程中散布或持有淫秽物品的，推定其为明知或轻率”。 我国刑事立法对于犯罪成立要件的认定，虽然没有推定的规定，但是，在笔者看来，推定作为一种以“忽略个别可能与结论相反”为代价或基础的思维程式和证罪方 法，已被我国司法实践广泛认可和运用。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在涉及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时，也曾规定具有何种情形的，应认 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主观要件的推定，但是在关于有些情形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使用了“骗取财 物”一词，使得推定的认可有所折扣。

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并结合近年来司 法实践经验，在通过推定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时候，应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 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努力设法创 造履约条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对方经济损失的。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无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与他人骗签了合同，在履约期满后仍不为履约作丝毫努力，或者在有完全、 大部分履约能力的条件下只作出小部分的努力，或者只是消极地等待机会履约;有的甚至是为了敷衍对方当事人而假装努力履约。对这种情况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准确率很高。(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获取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 拖不还的。(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此种手法俗称“钓鱼”)，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 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挥霍浪费，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5)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6)收到对方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 不按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合同，如组织约定货源、提供约定服务等，而是用于炒股或其他风险投资的;(7)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 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8)在通过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部分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在对方当事人未出现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以“行使不安 抗辩权”为借口，故意不履行合同义务，又无正当理由不返还应当返还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定金、保证金或者材料费的;(9)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 民事裁判确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赔偿对方损失后，或者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财产时，隐藏、转移财产或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10)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 索取债务，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骗签合同所获得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归还前次前款的，等等。之所 以说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内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有可以推翻“非法占有”之推 定的充分证据(反证)，便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实践中尤其要注意，切不可片面地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 无履约的实际行动或者没有返还对方当事人的款物等某一个孤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没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未必就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履约能力的有无及大小，受各种主观与 客观因素的制约，处于可变性，有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履约能力，但在其看来在合同签订后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到履约的条件。对于这样的行为人，只要其在合 同签订后有为履约积极努力的行为，就不应认定为合

同诈骗罪;反之，有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在合同签订后由于情况变化，履约无望，却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样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再如，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能一概将任何带有欺诈性质、隐瞒或掩盖有关事实而无法返还借款的行为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为没有返还对方当事人的欠款，既可以是合同诈骗的结果，也可以是民事欺诈的结果。反过来说，也就是，并不是一有无法返还欠款(尤其是巨额资金)的事实，就可以推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认定其成立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需要综合整个案件中可资推定的客观事实后才可定夺。

第四篇：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刑事法

宝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顾雏军案再审合议庭召开庭前会议，就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事项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该案是今年全国“两大”以来，两高依法甄别纠正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的典型案件，将从司法制度和实践层面影响涉产权案件的刑事化，促进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的实施。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对于涉产权案件来说，严格把握刑事犯罪认定标准，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是法检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的核心和难点。下面小编便从产权司法保护的角度，以案为引，就涉产权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区分作简要概述。 案情回顾 基本案情

申诉人赵守帅(原审被告人,1969年7月1日出生,因本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2010年7月14日刑满释放)系甘肃省永昌县农牧机械总公司法定代表人,1997年1月至10月期间,该公司与河南省新乡一拖签订合同购买各种型号的拖拉机142台,价值1463530元,共计拖欠货款769943元,新乡一拖多次派人催要货款,赵守帅推托避而不见。 诉讼经过

1999年1月15日,河南省获嘉县公安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将赵守帅刑事拘留,同年2月14日将其逮捕。2002年8月18日,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以犯合同诈骗罪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1月30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赵守帅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与另案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罚金三万元,犯罪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对被告单位永昌农牧公司终止审理。

赵守帅与永昌农牧机械总公司不服提出申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据此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3月8日裁定撤销原审刑事判决,发回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专家精释 合同诈骗罪

根据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 专家观点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本来不难区分，但是，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合同进行诈骗，因而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要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约定时间里，以约定的方式、标的完成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或担保。 在司法实践中，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1)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这里包括：一是行为人自己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收入，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生产出履行合同所需的货物或经济收入能够达到合同所规定的付款数额;二是行为人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内有可靠的货物来源(包括供求信息)和资金来源。(3)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如违反当事人的本意而与之签订的合同;有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签订的合同;在一方代理人与他人恶意通谋下签订的合同等，都是无效合同。由此可见，欺骗手段往往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分不开。但是，却不能说凡是以欺骗手段造成的合同纠纷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其关键是要对欺骗手段及其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作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在某种事实上有虚假的成分，但并非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且实际上也未能影响其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承担违约责任的，足以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按合同纠纷处理。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货源，其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等手段，以掩盖其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种情况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实际履行原则是《合同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合同签订之后，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标的、数量和质量、期限、价格、地点、方法等，全面地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出了积极努力，往往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诈骗故意的依据之一。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全部履行合同，则一般无争议。但如果没履行合同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则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为履行合同义务作出了积极努力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是看作出努力的时间，是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之前，还是之后?如果行为人是在履行期满之后才为履行合同作努力，则不能认定是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努力;二是要与行为人的履行合同能力联系起来。如果当事人有较大的或完全履行合同能力，但只履行一部分作为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条款，则不能认为是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努力;三是看行为人努力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与有履行合同行为两者是有区别的。所谓履行合同行为，不管是直接履行合同行为，还是间接履行合同行为，都是指履行合同中规定的特定义务。固然这些履行合同行为可称作是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努力，而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的行为则不一定达到了履行合同行为的程度，它只有产生了效果，达到了交付标的的程度，才能称为有履行合同行为。如果只是为履行合同标的作准备，则仍属于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但不能称之为履行合同行为。因此，如果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标准仅限于有履行行为，则可能扩大打击面。

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财产处分是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权能，非财物所有者，可依法控制、使用他人财物，但非法定情形不得行使财产处分权，因此，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虽然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具有诈骗故意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依据。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的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不同。合同诈骗犯罪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来说，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在发现自己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虽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可能进行辩解，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由于其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履行合同，也根本没有履行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以后，行为人往往会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遭受的损失。 裁判规则

1.金华市人民检察院诉胡祥祯诈骗案

【裁判规则】被告人借款后，私自改变借款用途，将借款用于其他商业活动，且为应付借款人的催讨，指使他人伪造与其合作开发工程项目的企业印章和收款收据的，因对借款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罪。但其指使他人伪造企业印章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

【权威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5年第2期(总:100期) 2.吴联大合同诈骗案

【裁判规则】行为人在中介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以委托人为主体与第三人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后再以修正函方式予以修正，当第三人要求退还保证金时行为人予以拒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保证金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权威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3年第1期(总:81期)

3.【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裁判规则】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履行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骗对方，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权威指引】2010年第5集·总第76集

4.【第807号】张海岩等合同诈骗案——承运过程中承运人将承运货物暗中调包的行为如何定性

【裁判规则】 行为人预谋骗取其承运的财物，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与他人签订运输合同，在承运过程中将财物调包，数额较大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权威指引】2012年第6集·总第89集 编后语

保护产权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强调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公检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要严格区分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界限，为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近期，刑事法宝(xs.pkulaw.cn) 专家精释栏目，针对2017年度的刑事热点案件分布情况，特邀陈兴良、周光权等专家团队，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侮辱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共计15个罪名，在原专家精释内容的基础上对办理上述罪名案件中可能涉及的疑难刑事实务问题进行内容扩充和重点精释，原25个重点罪名将补充至40个。刑事法宝将始终以司法实践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密切关注最新刑事动向，深挖司法规律，解决刑事实务中的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

第五篇：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一。罪名定义及共同点

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而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二，二罪的区别：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分认定

三.二罪的区别之犯罪客观方面：

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四.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

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