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中被害人权利保护构想

2022-09-12

在法治社会中,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主要是来自于司法制度的保护。作为盗窃罪的直接受害人, 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 应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但现在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纠问式刑事诉讼中, 国家的公诉权取代了被害人的私诉权,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或和解, 反而冲突进一步升级。[1]虽然, 法律已经对盗窃罪做了详细的规定, 并赋予了被害人一定的实体权利。但是, 受刑事诉讼法制度的制约, 被害人权利保护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观, 实现被害人权益仍然步履维艰。因此, 保护被害人实体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对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程序公开和司法职权的义务限定

莫诺.卡佩莱蒂提出:“程序, 不是纯粹的形式, 它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 是国家政策的接合处, 是人类思想碰撞的火花。”[2]程序是否公开是现代法治的标志。程序公开不仅可以使被害人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为其获得公正的判决, 还可以达到监督司法公正的效果。而被害人也可以通过对诉讼的实际参与,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督促司法人员的办案效率, 使被害人在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同时, 对办案人员的受案状况和处理意见有明确的认识, 增加其对案件处理的信任度。对司法人员不作为现象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保证立法落实到实处。

二、落实被害人具体诉权

基于刑罚肩负社会责任的特殊性, 实行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必然选择。将被害人的诉权落实到实处, 是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能够获得公正判决的要因。第一, 赋予被告人报案、控告及不立案的涉诉权, 保障被害人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第二, 赋予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权利, 即在案件告破后, 被害人能够以真正的原告身份参与诉讼, 而不是在其中扮演可有可无的角;第三,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害人在接到判决后如果对判决不满可以继续上诉, 法院应当听取其合理的利益诉求;第四, 赋予被害人对诉讼和案件信息的知情权。对案件是否立案, 案件破案进度、起诉、审理的过程能够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 获得告知, 这种告知不仅仅是选择性告知, 而应该是义务性告知, 使得被害人知情权的以确实的实现。

三、国家对被害人建立救济机制

盗窃案件的特殊性, 使得盗窃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难以弥补, 其被盗物品很难追回, 即便能够追回, 也可能有一部分损失。而且作为盗窃案件的被告人, 其实施盗窃行为本身大多是因为贫困, 在实施盗窃行为后很可能已经将其挥霍, 或者将赃款转移。所以被害人获得补偿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甚至破案后, 无法获得任何补偿。造成大量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于被告人欠缺支付能力而成了“白条判决”。而对于因盗窃行为的发生使得自己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而言, 如果不能获得补偿, 其不仅可能对犯罪人产生不满, 甚至会对司法机关丧失信任。

因此, 由国家创建专项救助基金, 对被害人进行救助, 资金的来源可以有盗窃罪获得的罚金, 无主的赃物变卖后获得的资金, 还可以吸收社会慈善基金。由司法机关对被害人现状进行核实, 对于由于盗窃行为, 使得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的 (大多数为生活、生产资料被盗) 被害人, 在所到物品不能及时追回或追回的不到被盗物品总数的三分之一的, 国家可以根据被害人申请提供紧急救济资金, 帮助其度过困境。救助金以无息借贷的方式给予被害人, 帮助其度过困境。其还款时间根据其现实状况而定。与此同时建立信用公示制度, 对于不主动还款或者骗款的被害人给予公告, 剥夺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权利。

四、完善被害人赔偿制度

“赔偿是朝着改造卖出的第一步, 是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做的事情。赔偿往往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3]犯罪人用自己的财产赔偿给被害人, 是其对于自身行为造成的结果的深刻反思, 不仅仅只是主观上悔改, 客观上的行为更能体现其悔改的诚意。以此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减轻其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并通过这种行为来判断其改造成果, 在法律上给予奖励, 如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并在取得被害人同意的基础上, 将赔偿纳入量刑、减刑标准。

罪责自负, 不及家属中, 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人将所盗窃的财物用于家庭生活的, 其家属承担连带责任, 即有义务用家庭共同财产赔偿被害人。

摘要：盗窃罪中被害人权益保障, 随着盗窃损失的增加被提上了日程, 但该问题在立法司法实践中都很不完善。本文力图从制度、实践层面构建一套完整的体系, 进一步保护盗窃罪中被害人的权益。

关键词：盗窃罪,被害人,权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