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精选十篇）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1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我国面临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挑战, 伴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学者对我国的社会管理问题研究越来越注重, 成果也颇为丰富。俞可平认为, 社会管理创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光党政机关关心的问题, 它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不是领导关注的问题, 是一个大众知识分子都关注的问题。针对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 有些学者认为新疆县域政府社会管理应重点抓好社区管理与建设、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 县域安定则国家安定。县域社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 决定了县域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

什么是社会管理呢?社会管理是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热点领域。目前为止, 学界对社会管理的基本概念依然持有不同的见解。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给出了不同定义, 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从广义上来说,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管理的概念与公共管理的概念近乎相似, 主要是指政府以及非政府的共组织对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所实施的管理活动。学者王思斌认为, 社会管理不能从一个封闭静态的角度来界定, 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学者陈振明认为, “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法规, 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 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 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 (1)

从狭义上来说, 社会管理指在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范围内, 除去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以外的, 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那部分来进行的治理与管理活动。从社会管理主体和客体的视角学者胡盛仪等人进行了界定;李洁芳等学者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界定;李程伟和郑杭生则运用社会系统的思维来界定;而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在《准确认识社会管理的内涵》中认为, 社会管理的内涵应当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理解。从微观来看, 社会管理是指由社会组织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与协调等活动;从中观来看, 社会管理是指对人类活动中社会领域的进行的管理。从宏观来说, 社会管理是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整个人类社会诸多领域的管理。在他的理解中, 由党委、政府以及非政府主体运用政策、法律法规、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 用不同的方式对社会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协调、组织、服务、监控的过程和活动称之为社会管理。

一、关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模式的研究

为适应社会的新变化,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指出, 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 我们应当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视, 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并要更深入的研究社会管理的规律, 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 对社会管理资源进行整合, 建立一个健全的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就是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基本框架。学者潘小娟倡导建立多元治理模式, 认为在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中, 尤其是在关系民生的社会管理领域中, 不仅要借助政府掌握的权力、资源、权威和信息等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还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职责, 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 解决社会问题。也有学者认为, 应当以“强政府”为特征的社会管理模式。如学者常宗虎在《中国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中国政府社会管理与民政工作研究之二》中提到, 我国应当实行“强国家, 大社会”的模式。但由于边疆县级地方的资源十分有限, 学者方盛举认为, 我国边疆地区应当推行“小政府, 强政府”的模式, 既有“强政府”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又有“小政府”来制约资源的浪费。我国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推动经济色会的发展, 因为有“强国家”的存在, 才能有“大社会”, 而不能有“强社会”。在我国边疆县域社会发展中, 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 徐云、袁久红、江德兴等人认为, 主题、组织、文化、是成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必备的条件, 最有效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方法是渐进方式与激进方式的结合运用。王立平曾提出在民族地区, 主要体现的是统治型社会管理, 在服务型社会管理上还有很大的缺失, 必须要解决好县、乡、村的关系以及宗教、民族与宗教等问题。此外, 在民族地区县级地方的建设与发展, 学者们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关于多民族地区县级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研究, 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是社会管理理念创新方面。俞可平认为, 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原来绝对一元化的管理模式的解体。原来只有一个管理主体, 政企不分、高度一体的结构解体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学者丁元竹认为,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 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 才能解决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的问题:首先提高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前提条件;其次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国家分配到公共财政的转变, 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变;最后对在社会管理中如何更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进行不断的探索与研究等。李昶认为政府和党组织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导力量, 要以执政为民为理念, 以制度建设为基础, 以手段创新为重点, 以基层工作为载体, 以改善民生为核心, 以加强党建为抓手, 协调各个发展因素, 更重要的是, 应切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做战略和政策。也有学者认为, 边疆民族地区县级地方社会稳定有助于国家安全稳定的发展, 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 一定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等方面。通过不断的完善法治建设, 培育积极的政治心理;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构建以公民文化为核心的边疆社会稳定策略;建立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少数民族的参与权;提升基层干部自身素质、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管理能力;营造有利于我国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方面。有些研究者从管理改革、第三部门发展、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入手, 认为这些是解决我国政府创新的突破口。如张向辉的《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冯利民的《政府绩效:政府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等。学者陈振明、丁元竹、谢庆奎、谢梦醒、等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角度研究更为突出。在谢庆奎、谢梦醒的《和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作者认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科学界定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点领域;准确的把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引进治理理念, 坚持社会管理的多中心治理原则;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 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3) 在多民族县级地方社会管理体制更为多元化, 面对少数民族发展问题, 我们也必须要民主、合理、公正的对待。胡煜认为, 管理民主有利于发展民族地区生产力, 解决民族问题, 增进民族团结, 保障民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吴开松认为政府管理经济成本高昂, 社会资本引入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是极必要的。

目前看来, 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都是处于比较宏观层面的研究, 对地方政府尤其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研究相对较少, 在我国95%以上的国土在县域社会, 70%以上的人口在县域社会, 县域社会财政收入占全国一般性财政收入的23%。由此可见, 县域社会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多民族地区的县域政府社会管理更是重中之重, 除了具有社会管理的一般特征之外, 多民族地区县域政府社会管理还具有自身特点:一是地域性。二是多样性。三是复杂性。四是特殊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县域富裕则国家富裕。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说, 县域安定则国家安定。县域社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 决定了县域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结合新疆县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来看, 进一步探索民族地区县级地方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途径, 能够更深入更全面的推动我国政府整体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突破传统的理念局限, 积极探索新的途径, 不断总结现实中的实践经验, 为适合多民族地区县级地方政府管理找到新的路径和模式, 也为多民族地区县级地方社会管理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丁元竹.社会发展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俞可平主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 (2009-2010)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连玉明, 武建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埋领导干部读本[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3.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2

阿曼古丽，艾则孜

(新疆教育学院图书馆，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边境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研究 篇3

关键词：边境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调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与内陆地区相比，边境民族地区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公共服务、人口质量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犹如全国小康社会建设中的一块“洼地”。同时，边境民族地区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方面又具有政治“高地”的特性[1]。因此，边境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扶贫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2]。边境地区的减贫和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安全、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边境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到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由过去“漫灌式”区域开发向“滴灌式”精准扶贫转变。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环境、不同贫困家庭实际状况，运用科学程序对扶贫对象进行建档立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的扶贫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精准扶贫提出了“六个精准”的具体内容：“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3]根据这一理念，精准扶贫的工作方式在边境地区需要系统设计和制度创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8个边境县（市、区）与越南接壤，陆地边境线长1020公里。崇左市是广西陆地边境线最长的地级市，具有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多维特征，是广西边境地区的典型和缩影。本文以广西崇左市为例，剖析边境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归纳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的实施状况，提出创新精准扶贫的相应管理措施，由此为边境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创新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

一、广西边境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

（一）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边境地区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利贫性作用有限①。历史上，受中越战争的影响，广西边境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地方经济发展难度较大，与内陆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主要表现在，农村二三产业基础十分薄弱，集体经济发展不足。同时，受耕地少、山地多的客观条件限制，传统种养殖业也无法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虽然与东盟的外贸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对外贸易对贫困边民增收的作用极其有限。家庭式边贸拼车②是边民主要互市方式，但这种方式只针对有边民证的边民，且每天互市商品的免税价值有限定，边民只能处于贸易流通链的最底端，赚取少量的打工收入，大部分的贸易利润被外地客商赚取，因此这种传统的边贸互市方式给贫困边民增加的收入极其有限，不足以成为贫困边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柱和来源。根据崇左市扶贫办统计资料，截至2014年，该市共识别出贫困户134288户、贫困人口455547人，贫困发生率约为18.7%，高于广西9.8%的同期水平，更高于全国农村7.2%的平均水平[4]，扶贫工作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政治维稳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国防安全战略地位突出，贫困问题不利于固土戍边。边境地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就崇左市而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在这里“一个村民就是一个哨兵，一个村就是一个哨所”。如果广西边境地区的边民能够富裕起来，他们就会愿意扎根这里，自然就是守卫边境的最好的“士兵”。然而，由于当地贫困程度较深，许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选择到附近的广东省等发达地区打工，导致边境地区年轻男子人口锐减，不利于固土戍边，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很大隐患。

（三）社会治理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社会问题复杂，贫困人口动态管理难度大。由于处于中越边境，再加上频繁的对外贸易，边境地区人口流动性较强。据笔者调查，在崇左市最靠近越南的凭祥市17万人口中，流动人口就高达7万人，流动人口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难题。由于边境地区流动人口数量较大，导致政府在开展扶贫工作时，难以对贫困人口进行长期的动态管理，相关扶贫政策也难以得到落实。

（四）文化建设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部分边民“等靠要”思想严重，贫困文化导致贫困恶性循环。就崇左市而言，由于固土戍边的需要，在中越边境0—3公里的边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提高了边民生活水平，但也带来部分边民“等靠要”的思想。部分年轻力壮的边民脱贫意识不强，收入低而不思生产，每月生活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或亲友救济，贫困程度越来越深，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等靠要”的贫困文化导致贫困恶性循环。

（五）生态维护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边境地区水土资源匮乏，生态脆弱性加剧贫困。就崇左市而言，该市处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生态环境具有“山多、坡陡、水低、土薄、地瘠”的特征，靠近越南的边境县市耕地资源非常贫乏，人地矛盾突出。该地区无法像平原地区可以开垦出连片种植地，农业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贫困边民利用传统农业增收脱贫的难度较大。

二、广西边境地区精准扶贫创新的“五种模式”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广西边境地区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力保在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目标，与全国及广西自治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崇左市而言，通过创新“借助经济开放实施边贸扶贫、借助政治主导实施第一书记产业联盟扶贫、借助社会参与实施‘百企联百村’扶贫、借助文化建设实施教育精准资助扶贫、借助生态维护实施美丽乡村旅游扶贫”等“五种模式”，努力实现精准扶贫。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社会工作

近年来, 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2004年, 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3年, 在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技能、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党中央对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视可见一斑。当前, 我国处于发展和风险共存的特殊时期。一方面, 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另一方面, 我国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复杂。在此背景之下, 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 更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一项重要实现手段。

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 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相对迟缓。民族地区多处于我国边疆地区, 我国边防2.2万公里边境线, 有1.9万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社会的安稳不仅关乎当地的安全和稳定, 更与维护我国边防和边疆安全息息相关。可以说, 唯有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才能确保我国的安全和稳定。因此,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尤为重要。

发端于西方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工作, 提倡以优势视角秉持同理、平等的理念帮助处于困境或弱势的人群。然而, 其与传统的救济、帮扶工作有着质的差别。传统的救济、帮扶工作多以物质帮助为主, 虽可救急, 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服务对象的处境;社会工作本着“救人自助”的专业理念, 着重于帮助服务对象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彻底摆脱困境或掌握遇到类似问题时的应对能力。由此, 社会工作不是暂时、单一的物质帮助, 而是持久、多样化的技巧性帮助。

近年来,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日益明显。虽然大多借鉴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 然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也非常之快, 将社会工作纳入到社会管理创新当中, 就是我国对社会工作的全新诠释和拓展。社会管理旨在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 提升社会成员的归属感, 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然而,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摒弃重管理轻服务的陈旧理念, 也要抛弃政府管理大众的落后方式, 要寓服务于管理中, 实现社会成员的自我管理。这不仅是减轻政府负担的有效措施, 更是社会成员自我实现的全新领域。

社会工作可以从个案、小组、社区等三个层面介入, 进而协同开展社会管理工作。

个案社会工作 (Social case work) , 是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中形成最早的一种工作方法, 也是最经典的工作方法之一。主要分为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人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等。个案社会工作以与个人或社会环境无法适应的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 其目的在于帮助个人或家庭降低压力、解决问题, 达到个人的人格成长。个案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管理的焦点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自给自足和独立, 虽然这种策略在社会发展当中并未受到完全的重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个案中社会工作的有效开展, 不仅可以有效维护社会子系统——家庭或个人的顺利运行, 更可以减少相当一部分的政府开支, 进而缓解社会管理应对的挑战。鉴于个案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以个人或家庭为主体, 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挑战相对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而言较小, 社会工作者可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案主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症结所在, 达到更好的工作效果。当前,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针对此社会背景开展的老年社会工作可以缓解老龄化带给社会的冲击,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老年社会工作主要以长期患病、身体机能严重退缩或残疾的老人、经济困难的老人、退休后生活无法调适的老人、人家关系不良的老人以及受虐的老人为服务对象, 针对其需要达到的目标 (如需要解决各种困难的老人或需要发展的老人) 开展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老年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价值观主要有:1.每个老年人都有改变的能力和要求发展的内在潜能;2.每个老年人都享有与他人同样的生存权利;3.每个老年人都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怀, 尤其是遭受贫困、疾病和其他困难威胁的老人更应该受到照顾;4.每个老年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并享有必须受到尊重的尊严;5.每个老年人都有权利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等。

小组社会工作 (Social group work) , 是以群体形式开展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一般来说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与群体中的人们一起工作, 基本目的是通过界定人们的基本需求, 解决人们面临的社会问题, 增强人们的社会功能, 实现个人、群体、社区希望或预期目标, 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小组社会工作以存在相近困难或困境的群体为服务对象, 多采取社会学习理论和心理分析理论的灌顶来分析和解决小组成员的问题。小组社会工作主要可分为儿童小组工作、老年小组工作、家庭小组工作、医务小组工作以及学校小组工作等。由此可见, 小组社会工作的适用范围较广, 不仅可以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在小组活动过程中小组成员可以互相讲读、互相激励, 更有利于引发小组成员的共鸣和摆脱困境。小组社会工作以提升群体的能力建设为前提。我国当前开展较为普遍的小组工作是拓展训练、灾害心理疏导等。例如, 汶川地震时开展的心理疏导、针对马航事件慈济会开展的心理干预服务等。上述服务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小组成员的心理负担, 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影响社会失稳事件的发生, 将风险降低到最低, 减少或减轻社会管理的压力。以小组为服务对象的小组社会工作,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缺乏的弊端, 更可以让小组内的成员相互监督、相互鼓励, 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效果。

社区社会工作则以生活在共同区域内的社区成员为服务对象, 旨在减少社区成员的家庭负担。社区社会工作主要开展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儿童托管、社区互助服务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社区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社区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出社区成员自身的潜在领导、组织、沟通等能力, 促进了社区内资源的有效整合。以20世纪初, 起源于英国的社区照顾为例, 其以重建新公民意识、促进政府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帮助服务对象正常融入社区、建立理想和关怀的社区为主要目标, 对社区内身体或精神有需要的人 (如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 ,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服务系统对其给予圆柱形的服务与支持。主要分为在社区内接受照顾和由社区负责照顾两种类型。社区内接受照顾主要指有需要并主要依赖外来照顾的人, 在社区内设的小型服务机构或在其家庭住所中, 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由社区负责照顾主要指需要照顾的社区成员的照顾服务, 其一部分服务由家人、邻居或社区志愿者为其提供服务, 这种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要动用社区资源对其进行服务。鉴于当代生活节奏和社会压力的特点, 由社区负责照顾模式似乎更加值得提倡和推广。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5

孙岿、刘明

2012-6-20 9:48:04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年6期

内容摘要：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呈现高土地流转率与高贫困发生率重合特征，这与少数民族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方式有可能产生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加深少数民族边缘化程度。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在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创新机制

作者简介：孙岿，1968年生，民族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刘明，1981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6－0155－03

我国政府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1]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农地配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但是，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也会加深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本文从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入手，揭示土地流转与民族地区贫困的关系，强调农村制度供给对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边疆少数民族经营农业的困境及缘由

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户间自发土地流转，如出租、转包、互换等；二是政府推动下的土地流转，如股份制、专业合作社等。边疆民族地区属于前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农牧民就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土地出租形式并未发生变化。从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分布区域看，土地流转率越高的地区往往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对少数民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调查结果表明，表面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愿、有偿地出租土地的行为，实质上，与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

(一)经营能力制约

在绝大部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因为不擅长种地而大量出租土地，确切地讲，他们自己种地收入与出租土地收入相差无几。究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落后。20世纪90年代，鄂伦春族、赫哲族彻底告别了传统渔猎生计方式，要到远离居住地的河岸开荒种地，河岸土质贫瘠，春旱、夏涝、雹灾、洪灾、早霜等各类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因缺少交通工具而增加了人力、物力投入，多数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缺水导致的农作物成本高、产量低使得牧民不愿种地；二是缺乏种植经验。边疆少数民族从事农业时间短，经营粗放，产量低。例如，在同一地区，汉族的粮食亩产量可达到160—200公斤，而渔猎民族粮食亩产量只在100—150公斤。[2]受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尚未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导致少数民族农民增收困难。

(二)人口结构制约

劳动力素质对农业生产起重要作用。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问题。鄂伦春族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患病率较高。据白银纳乡政府统计，白银纳乡鄂伦春族人口253人，其中肺结核、肝病、精神病、尿毒症、白血病等疾病患者为41人，占总人口的16.2％；二是老龄化问题。边疆人口流失产生农村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现象。如东北边境朝鲜族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只占村屯户籍人口的27％，基本为一户一人的状况。朝鲜族农村85％—90％以上的耕地对外出租，老年人靠地租款、种粮补贴和儿女生活费生活；三是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真正懂得和掌握现代技术者很少，科技人员则更少。

(三)文化适应问题

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中，为什么汉族农户能承包土地致富而少数民族不能承包土地呢？一是对土地的情感。土地耕作经营是汉族的传统产业，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即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能靠种地获得效益，而传统为非农业的少数民族在渔猎、畜牧和园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种植业还未产生浓厚兴趣；二是农业信息技术不足。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新作物品种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推广，传统农业生产技能经常面临着被更新的要求。汉族农民得益于语言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他们通过亲属、同乡、同学等关系和内地省区、本村之外的社会网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易获得各种成功经验和市场信息，使其往往更先掌握新技能，更新生产模式。[3]而少数民族却因为不懂技术、缺少农机和信息很难发展现代农业；三是生活方式不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如棚膜经济)要求农民花费更多时间、精力，而山区牧区农村形成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习惯，不适应现代农业转型的要求。少数民族缺少积蓄意识，“春天贷款，秋天还款”的经营方式至今未变，离开贷款就无法再生产，所以，无论人多地少或是人少地多的地方，民族村的耕地往往被汉族农户承包。

二、土地出租会加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

在边疆贫困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参与现代农业的程度很低。在经济发展程度滞后的边疆地区，缺少二、三产业从业机会，如果农户不种地，就没有其他从业机会。“社会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4]少数民族农民出租土地，不仅会产生物质贫困，还会进一步造成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从而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失去发展经济的主体地位，加深边缘化程度。

首先，土地出租会导致社会权利失落，这是各种贫困发生的起点。边疆少数民族因为不会耕种、不愿耕种、没有机械、身体疾病等各种原因而大量出租土地，变为现代农业的旁观者。自发土地流转还导致农村贫富分化，极少数农业大户通过二手承包、买卖等手段拥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仅靠转包每年就可获得上百万元的地租款，他们成为“农村精英”、“能人”，并拥有更多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利，而普通农户则进一步丧失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自动出局，失去话语权。

其次，土地出租导致的能力缺失，将伴随着贫困发生的全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5]。少数民族出租土地之后，有的从事临时的服务性行业，有的利用明水期捕捞些鱼虾，有的闲在家中。农民靠在附近打零工，很难掌握一门技术，也培育不出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偏远的山区，有一些中青年人靠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表现为安于现状、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他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难以接受新事物、新现象。政府举办的农业技能培训班，因为缺少利用知识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性，农民把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当做一种负担，致使农村知识、技术、教育、信息等推广缓慢。

再次，土地出租加剧农村土地零散化，失去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社会资源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必须通过合作经营的平台才能惠及普通农户，而分散出租土地只会限制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流入，农户因“社会孤立”而变得更加贫困。例如，一些龙头企业因为村屯土地整合难度大、整合成本高，把资金、技术等投向条件相对好的农村。政府的优惠政策、项目因为缺少实施载体，要么落入大户手中，要么被转包，造成农业产业项目不能惠及到低收入群体。

总之，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相辅相成。合理的土地流转形式能增加边疆少数民族收入，而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会加深贫困。少数民族选择出租土地，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还会加深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加剧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随着兴边富民、整村推进工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但是，受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技能、风俗习惯等内在因素制约，少数民族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是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基本途径，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包容性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到农业转型升级产业中去，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一)解决合作利益问题，促进土地合理配置

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形成土地合理配置。如东北朝鲜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殆尽，却并未出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合理配置取决于市场环境，如土地登记、土地托管、流转委托、价格评估、法律政策咨询等中介服务。可是，如果没有一套保证农民利益、取信农民的合作制度，即使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也无法实现农民之间的有效合作。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强调赋予各利益相关者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通过政府、社区、市场与农民的合作经营来保障农民利益。浙江、四川、河南的农村股份合作、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都属此类模式。因此，边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现代农业；二是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利益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监督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质量。

(二)改进治理结构，确立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缺少让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制度设计。新形势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合作社的益贫性不再显著，而是更多的具有要素合作性质，从“互助益贫”转向“合作共赢”[6]。社区型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专业型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标志)已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进行了试点。例如，延边图们市成立了股份制农场，农户以土地入股，老年人不仅在农场干细活挣工资，年底还可以按股份参加二次分配。这种以土地入股、零风险经营方式赢得农民的认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村则采用专业合作社方式，十八站鄂伦春族新村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小区15公顷，政府以补贴价格为农户提供菌袋(0.5元/袋)，有58户投入木耳生产，实现了农户与企业合作共赢。新型组织制度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众成为主体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创造更多新价值，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三)吸纳社会力量办合作社，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生产要素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信息闭塞、市场反应滞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单靠政府力量帮扶还远远不够。广泛吸纳知名企业家、能人、大户参与管理和决策，建立非小农主导的外生型(非亲缘关系)的合作形式，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稀缺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如延边州政协选派知名企业家担任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办法，使政府项目、企业资金、先进技术汇聚贫困村，为农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地方政府角色从“领导者”向“协助者”转变，发挥了对股份制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监管作用，防止合作社异化到被个别成员或企业所控制的程度，影响到合作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韩有峰：《试论渔猎民族现代化的几个认识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3]李晓霞：《合作与竞争——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民族社会学通讯》2011年第84期。

[4][5]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独立院校；艺术实践；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2

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开设，目标不是培养单一的掌握相关艺术理论的人才，而是培养在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熟练运用技能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的人才，对学生的艺术创造、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及综合素质要求甚高。以艺术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例，作为一个旨在培养专门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编导、摄影摄像、音响导演与设计、后期制作等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的专业，对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专业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地域的偏远以及文化信息传播的滞后，给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艺术教育也带来了明显的制约。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地处武陵山区，作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独立院校，从2010年正式开办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五年多的发展和探索中，反映出民族地区独立院校开展艺术实践教学的问题和困难，也表现其寻找解决方案，不断致力于艺术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努力。

1.民族地区独立院校广播电视编导编导专业艺术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自从1998年来我国首次开设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以来，至今已有200多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其中，除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等少数几所专业艺术类院校外，大多数开设此专业的学校为综合类院校或师范类院校。在非专业艺术类院校的教学中，大都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由相近、相关专业师资来承担编导专业的教学的现象。同时，在培养模式上，这些院校带有母体院系的基因，重理论教学，与市场和实践相脱节。另外，在开设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迅速膨胀的背后，又必然带来了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学生质量下降等衍生问题。

在少数民族地区独立院校中开设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基本属于综合类院校或师范类院校。这些院校由于地处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受经费、师资构成、设备条件、文化资源、学生基础等各方面的制约就更为严重。以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例，开办以来，招生规模居高不下，远超出专业类院校的学生规模，往往实行大班授课方式，不符合艺术类教育的特点；专业教师人才引进困难，较大比例的在岗教师来源于文学、影视戏剧学、新闻传播学等方向；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反复变化，存在着“因人施教”的现象；专业艺术实践平台建设不完善，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比较薄弱；教师对艺术实践的认识不到位，重理论轻实践。这些现象都严重影响着教学水平的提高。

2.适合民族地区独立院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艺术实践教学的模式建构

2.1艺术实践教学“课程化”

目前，民族地区独立院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基本由文学、新闻学、传播学、戏剧戏曲、广告等相关学科组成。除少量实验类的摄影摄像、平面、动画、视频制作技能课外，艺术实践类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鲜有提及。

将艺术实践教学作为专业课程写入人才培养方案，是民族地区独立院校艺术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一做法将迫使学生将单一、断裂的理论知识和与专业技能综合运用起来，转化为生动直观的作品，从而高效地训练学生的习得能力和创造能力。艺术实践专业课，可采用“项目制”对学生进行分组管理，限定小组人数，参加规定的艺术实践项目，让学生充分参与，各司其职，自主创作，并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考核。这种方法，有利于推动传统的、以“学”理论为主的课堂模式，向新型的、以“用”理论，“练”技能为主的课堂模式转变。同时可以提前让学生进入高仿真的市场形态，检验和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快速适应行业发展，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协同创作能力。

2.2丰富艺术实践类型

艺术实践教学在被固定为专业课程后，也要注意其类型的灵活丰富。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例，由于该专业与文学、新闻传播学、影视艺术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交叉，那么对其艺术实践类型的界定也应该相对比较宽泛。

对艺术实践项目的课程化管理，无法用量化的、固板的条框来限定其内容和形式，应该在宽松的范围下，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在文学、广播、影视、戏剧戏曲、艺术等多方面做出成果。

比如说，可以鼓励学生从剧本写作、舞台剧、文艺晚会、微电影、广告、纪录片、电视节目制作中任意选择一个项目。从策划、写作（编剧）、表演、场景设计、舞美灯光设计、服化道制作、导演、后期制作到营销推广诸多方面，系统地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掘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课程中，教师对学生的项目指导，应该更着重在于指导、帮助其发挥创新创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执行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动手能力，而不是用单一的项目内容去制约学生的创造力的发挥。

以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2011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例，部分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编创了以保护与传承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原创话剧《欧普若计划》，从剧本写作、排练、服化道的制作、音响与灯光的设计、演出、录像再到后期制作，耗时9个月。公演后，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通过这个项目，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索创新，在实践中领会、顿悟课本知识，主动与指导教师交流互动，充分发挥主体意识，锐意创新，埋头创作，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使学生熟悉了艺术创作的流程，激发了学生对其它艺术实践项目的兴趣和信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3举办艺术活动，推动多元交流

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时，艺术行业的发展，深受地方经济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在艺术行业发达地区就读的学生，通常有较多的机会了解到艺术发展的前沿信息，刺激自己的专业创作。民族地区独立院校地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滞后的地区，想要实现多数学生“走出去”的目标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为开阔学生的视野，拉进民族地区与北京、上海、广州等艺术发达地区的差距，笔者认为民族地区独立院校應该合理利用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举办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艺术节、电影节。在推介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特色艺术的同时，邀请国内外资深人士、优秀作品来交流。为学生提供与行业前沿接触和交流的平台，而学生作为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能够在活动中增长见识、锻炼其协调沟通等多方面的能力。

总之，民族地区独立院校艺术人才的培养，应该首先加强艺术实践课程的建设，并从艺术实践类型、艺术交流平台等方面入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让理论教育服务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促进民族地区独立院校艺术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昊姝.浅析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实践之创新[J].今传媒，2012，（6）.

[2]胡泊.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验课教学改革的研究[J].新闻天地（下半月），2009，（10）.

[3]郭雨辰.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创新研究[J].大舞台，2012，（2）.

[4]朱连生，王红梅，刘晴晴.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的探讨[J].教学理论与实践.2010.2.

作者简介：就职于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韩国影视艺术、纪录片创作等。

主要成果：参编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影视文化概论》，2012年；

译著《爱拍电影：iphone电影拍摄与制作》【韩】，2012年；

译著《喜剧难写：一位好莱坞编剧的真实告白》【美】，2013年；

发表论文《论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及其消解》，2010年，南方电视学刊；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7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企业总体生产水平不高。工业企业规模小, 产品科技含量低, 附加值低, 产业和产品结构单一, 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投入、低产出的资源密集型产业, 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较少, 研发能力不足。湖南省吉首市市属规模工业企业26家, 2010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83亿元, 仅占GDP的6.6%。2010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家, 新上重大技改项目5个, 推广科技成果15个, 但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由于受基础设施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 至今未能形成有效促进当地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因此, 探讨西部民族地区企业的自主创新对于加快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民族地区企业自主创新的因素分析

1. 企业自身素质较低

一是民族地区企业所从事的产业多属传统产业, 如农产品的粗加工、矿产的开采以及水电开发等, 产业技术含量比较低。二是企业管理者素质不高, 缺乏自主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三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定陈旧。民族地区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 实行的家长式管理、命令式管理, 缺乏民主。

2. 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一是企业的自主创新是一个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而相应回报又未能及时得到的过程。二是民族地区企业大部分资金都是靠银行贷款, 一方面企业有还贷款及利息的压力;另一方面企业作为“经济人”的本性是追求即期效益和利润, 而创新必然影响企业追求即期利润和短期效益。三是创新必会面对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如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 而民族地区企业本身对外部风险的防御能力较差, 一旦创新失败, 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危险。

3. 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的缺位

一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两个最重要环节是技术研发和成果的产业化。这两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高投入。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以及民族地区政府颁布的鼓励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中小企业信贷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 融资困难仍然是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最主要问题。二是民族地区企业一般资信比较差、寻保难、抵押难, 从而获取贷款相当困难。三是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回避。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未能建立适应小企业需求的灵活融资机制。同时, 它们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贷款风险, 就不得不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

4. 企业自主创新人才的缺失

一是民族地区企业的治理结构传统, 阻碍了外部人才的进入, 致使缺乏吸引创新人才的平台。二是民族地区经济落后, 环境艰苦, 民族地区企业大多规模比较小、市场容量低以及各种保障制度缺失等, 降低了企业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三是人才的流失也很频繁。严重影响企业创新的连续性。创新人才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空心”, 技术研发能力弱。

5. 产业结构存在制约

一是产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如湖南省吉首市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3.2:16.9:79.9。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重较低, 以锰、锌加工为主的工业经济结构单一, 新兴产业基本还是空白, 新型工业化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二是“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市民化及产业工人化进程缓慢;集体经济欠发达, 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单一,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 产业升级缓慢, 农民稳定增收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三是产业链短。

三、民族地区企业自主创新的对策

1. 提升企业自身的素质, 构筑企业自主创新的微观基础

一是引导企业开发新兴产业, 如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环保循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引导大中型企业加大R&D的投入,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企业信息化整合企业生产流程, 促进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引进之后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提高技术配套和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传统产业向两型化、高端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二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培训, 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 增强自主创新意识。三是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逐步实现股权多元化, 法人制理结构规范化, 实现经营管理方式的脱胎骨。

2. 加强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营造良好的企业自主创新环境

一是政府的扶持有利于减少企业创新风险。政府可以通过创业扶持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创业。推进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制和科技人员创新,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 要推进一部分企业管理者与科技工作者合作, 实现企业同科技的对接。二是营造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鼓励冒尖、支持冒险。自主创新本身具有冒险性, 所以不仅要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败、鼓励冒尖的文化氛围, 而且还要有自主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保障。

3. 创新投资机制, 培植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资能力

一是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一方面, 企业本身应强化内部资金管理, 增强自我投入能力, 并逐步成为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主体。集中重点资金用于产业化的投入及共性、关键性和前沿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 政府方面也应该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 从资金、技术以及政策等方面给与企业应有的支持和帮助。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资本市场, 采取多元资金渠道, 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三是允许一批经营发展好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或发行债券直接融资, 或者通过租赁、兼并、拍卖等资本运营手段,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增强企业经济实力。三是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参与国有企业重组, 通过控股参股、兼并收购、破产重组、租赁承包等方式参与国企改制中去, 盘活企业资本存量。

4. 大兴企业人才创新的战略, 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

一是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人才体制机制。努力营造鼓励人干事业、支持人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 , 最大限度的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活力。坚持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二是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比如科学的激励机制, 鼓励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创新。企业要把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 推进科技人才分配制度改革, 为科技人才的成长成才营造更优的环境。三是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人才支持体系和政策环境。建立起竞争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配套完善的人才服务机制和全方位的人才吸纳机制等。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积极推动知识共享, 鼓励跨学、科跨部门合作研究, 开发创新思维。

5. 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构筑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 吉首市重点应该围绕产业链的延伸, 向相关产业的生产机械、专门设备制造商拓展;加快培育和发展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环保循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重点推进雅溪生物科技园建设, 支持湘泉制药、华吉制药等企业做大做强, 构建新的增长点和发展优势。大力发展有特色优势的基础产业。逐步增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优化产业内部结构, 重点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紧紧结合产业结构和优势产业的现状, 将产业集群引导到技术、品牌、质量等竞争实力的建设上来, 形成链式带动效应。加快改造升级矿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 加快实施锰锌产业整合, 支持边城醋业、汇锋矿业、鹤盛原烟等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研发, 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快发展商贸物流、餐饮、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 促进服务业上规模上质量上水平。要以“双十”产业发展计划为指导, 以“十大产业园区”为支撑, 按照“纵向成链, 横向集群”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项目争取和招商引资力度, 千方百计促进经济结构转变提升。

摘要：民族地区企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诸多因素制约其发展, 致使民族地区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因此, 破解企业的发展瓶颈, 加快推进企业自主创新, 提高市场竞争优势, 就成为民族地区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企业,自主创新,民族地区

参考文献

[1]汪攀, 曾雪玫, 李能武, 杜国蓉.民族地区企业创新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10) .

[2]陈锦华.关于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若干问题[N].人民日报, 2008-02-14.

[3]林艳旭.泉州企业技术创新存在问题分析及政策建议[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3) .

民族地区企业管理创新 篇8

由于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民族地区市场建设和贸易发展相对较为落后,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统筹成乡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 是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王兆峰教授和张海燕副教授的《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创新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研究》一书, 可以说在这方面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书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和湖南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重点基地学术研究成果, 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在2007年6月出版。该书对新时期民族地区贸易发展思路等提出了重要观点。该书研究成果不仅在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研究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 而且在实践上将有助于贯彻中央“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该书有如下突出特点:

一、选题意义重大, 立意深远

本书是在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和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 从民族地区视角切入, 以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与民族贸易为具体研究对象。民族地区整体上比东部发达地区要落后, 而在民族地区又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城乡差距, 所以解决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问题, 是目前民族地区农民和农业经营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繁荣民族地区农村市场, 发展民族贸易, 首先就是要大力建设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 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增加农产品竞争力。其次就是要优化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民族贸易, 进而提高农产品经营者利润,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差距。因此, 本书选题契合了中央在新时期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民族政策, 该项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和有关机构研究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并且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选题意义重大。

二、问题导向明显, 切重要害

该书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 切重要害。一项好的研究往往是从发现一个好的问题开始。明白了前人已经做了哪些研究, 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然后在这个问题的导向下寻求解决方案, 这是我所主张的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王兆峰教授这本专著的研究思路与我所倡导的思路相吻合。该书分别从国内外有关农产品市场研究、民族贸易研究、新农村理论研究等角度做了文献综述。目前从宏观层面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献较多, 但从市场角度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献就不多见。总结出来的问题就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解决农民既增产又增收的问题, 就必须大力建设农产品市场, 推进商贸流通, 引导农民走上市场, 以市场引导生产, 优化资源配置。实际上就是在民族地区如何创新性建设农产品市场, 发展民族贸易这个问题, 该书以此问题为导向行文, 逻辑层次清晰, 层层递进, 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三、理论创新突出, 方法科学

当前国内外在农村商品市场和商品流通问题上有一些研究成果, 但民族贸易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特别是将民族地区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就更为少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当然也充满了挑战。王兆峰教授的专著理论创新是比较突出的。研究内容涉及到的民族地区农村市场体系重构与创新民族贸易发展, 这些内容在现在的与此相关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生态系统经济理论中都较为缺乏, 该书作者的研究成果, 为这些现有理论从特定的角度增添了新的内容, 使这些理论的涉及面进一步增加, 使这些理论涉及的研究内容变得丰富多彩, 使学科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 有助于构建系统的城乡市场协调发展理论。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综合运用AHP、主成分分析、空间经济学模型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来研究民族地区贸易问题, 特别是市场分析的新研究方法的应用为本书增色不少。

四、实践指导性强, 有利决策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导社会实践, 王兆峰教授的专著对于在民族地区进行农产品市场创新建设和发展民族贸易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实用性很强。该书目标中附有各章节图表数据目录, 便于查询, 资料性很强, 为不同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该书从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分析切入, 提出了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体系重构与创新设计, 以及具体的城乡商品市场集群建设、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城乡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化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等思路, 建议与对策具有可行性, 能够为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可供参考借鉴的具体思路。

民族地区财政政策创新思考 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财政自治,分税制,财政增收,财政支出结构

1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现状

(1) 财政自给率低, 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高。

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由于其本身的经济条件落后, 在财政上长期入不敷出, 地区财政的收入增长难以支撑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 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建设性资金投入不足。

财政中非生产性支出不断增加, 建设性资金的投入不足是西部民族地区财政收支结构的共性, 这就导致了生产投入不够使得经济落后与财政收入偏低的恶性循环。

(3) 中央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中央对西部少数民族的转移支付形式太过复杂, 分散掌握在不同的部门, 且随意性很强。而且在中央财政援助的资金中, 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有条件的专项援助, 要求地方对这类援助进行配套投入。结果往往有些贫困地区由于拿不出配套资金而得不到中央的援助。

2 从我国的征税制度看问题的根源

在我国, 尤其是在民族地区, 由于缺少完善的货币市场, 往往要大力依靠财政措施来调动储蓄, 而主要的财政措施是征收租税。因此, 如何增加税收成为了民族地区提高财政收入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从分税制看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问题

目前, 我国实行的是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所谓分税制就是指国家在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 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 结合税种特征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 并以此为主辅之以补助制的财政体制形式。

从分税制的具体实施效果来看, 其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开发特色产业, 有效提升了民族地区的税收收入。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分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缺陷的。如:其税收返还政策实际继续照顾了富裕地区。分税制之初, 为了确保中央级收入的稳定增长, 国家确定了1∶0.3系数返还的政策, 促进了中央级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 由于1∶0.3系数呈逐步缩小趋势, 这一政策执行到现在, 很多地方得到中央的返还量已不到10%。很多地方, 尤其是基层, 把主要工作精力都放在了地方税上。同时, 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政策基本上默认了起点上的不公平, 财政收入增长快的东部沿海省份得到的财力继续增加, 而中西部落后地区由于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相应得到的财力没有较快增长, 进一步拉开了中西部省份财力分配差距, 暴露了财力分配机制的缺陷。

2.2 其他的税收措施

2007年3月16日,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进行了统一。在此之前,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均为33%, 同时对民族地区的外资企业实行24%和15%的优惠税率, 对内资微利企业分别实行27%、18%的二档照顾税率。根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调低为25%,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按照这个税率水平, 内资企业的税负有所减轻, 外资企业的税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不利于民族地区吸引外资的。民族地区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依赖外资。但是, 民族地区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这本身就限制了外商在民族地区的投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提高, 使得他们在民族地区的利润减少, 更加不利于民族地区吸引外资。

3 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扩张的情况下, 结构越来越不合理, 巨大的财政缺口与财政盈余同时并存, 不同地域、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及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越来越大。总量的增长反而暴露出更大的不平衡。

(1) 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重很高。在日本, 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38%, 韩国也仅有5.06%, 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大大超出了这个指标, 广西已达到了10%。不否认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能够提高行政效率, 但造成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是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急剧膨胀。民族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相对数较大, 加重了财政的负担。

(2) 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除了承担必要的生产性投入之外, 还要维持科教文卫等各项公共事业, 再加上民族自治地方大多处于我国的边疆要塞, 维护边境安全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这对于财政收入本来就不高的民族地区无疑是很重的负担。

(3) 对科教文卫的财政投入不足。对教育的投入不足, 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较低, 直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管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比例逐年提高, 但民族地区交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这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4 政策建议

4.1 从征税制度以及征收方式上改进

(1) 扩大地方税基, 完善地方税体系。包括:改革城镇建设税费制度, 扩大印花税征收范围, 加快推行分类综合型个人所得税制等。

(2) 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 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结构与配置方法。要按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 重新审视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结构, 对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长过快的势头进行适当的控制, 中央对地方适度放权, 使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从而调动地方的发展经济积极性。

(3) 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必要的地方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限。例如: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权。属于地方的税种, 可由自治地方政府立法解释, 设立新的税种以及税率的调整都可由地方政府决定。对于涉及范围较广的, 波及其他省份的税收政策调整可先申报, 经中央批准后实施。

4.2 设立新的税种

我国的民族地区资源丰富, 环境优美。但是在过去的开发过程中, 并没有重视环境资源问题, 资源过度开发, 环境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代价是沉重的, 这与我国现在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也是相违背的。

(1) 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税种。

包括清新空气和洁净水源在内的生态环境产品, 既有外部不经济性很强的特征, 对其征税可以将外部成本打入社会各项经济活动内部, 促进经济活动主体朝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可以对排向大气中的各种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税。

(2) 设立有利于高效利用和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税种。

由于人类生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性、稀缺性以及开发代替新资源的难度和成本高而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对于这些资源, 我们应该采取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种措施尽可能循环利用。例如对石油、天然气征收能源税;对土壤和地下水实行保护税;鼓励不可再生资源产品重复高效利用的税收政策。

4.3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

(1) 应适度提高基础建设支出。目前我国民族地区资本市场发育水平不高, 市场化筹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能源、交通和农业等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必然促进“瓶颈”制约和结构失调的加剧。因此政府应对基建、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等战略性任务负责。

(2) 提高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民族地区的科教文卫目前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而教文卫事业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 随着国家和民族地区财力的增长, 要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需要, 同时要加大对科学研究支出的投入。

(3) 提高对环境保护的支出比重。近几年来, 由于开发不当, 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 环境污染严重。为了民族地区更合理的开发及发展, 我们必须加强对环境的保护。由于环境保护是一项公共产业, 因此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 加大对环保支出的投入。

(4) 精简政府一般性服务支出, 控制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 加快政府机构改革, 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 控制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在8%左右。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83-284.

[2]钟晓敏.科学发展观与财政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376-388.

[3]张冬梅.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及优化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6, (9) :15-19.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创新模式探析 篇10

一、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制约因素

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技术落后、资金紧缺、人才奇缺等现象, 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服务档次、接待规模以及实施标准难以提高。资金投入少导致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点开发后劲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 导致旅游业发展滞后, 旅游产品供应不足, 服务水平的档次不高, 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都有待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不到位导致接待设施条件难以达标, 这些都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2.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营销效果不佳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营销短期行为较多, 缺乏长期持续的行动以及健全的分销渠道与销售网络, 公共关系网络等现代营销手段也需改善。在树立标准、明确、持续的整体旅游品牌形象的方面, 由于缺乏城乡的协同, 造成城乡旅游的营销各自为政, 营销整体效果不好, 同时也造成了旅游资源的浪费。城乡旅游的营销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政府之间、城乡政府与企业间、城乡旅游企业之间的难以协同, 进而导致城乡旅游整体品牌塑造的难度加大。

3.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内需不足

目前, 在我国较成功、市场效益比较好的旅游发展模式是采用大都市客源的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这种模式可以使都市郊区相对较好的独特的人文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到充分地利用。有些学者认为,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位置应建立在旅游者自驾车l小时能够到达的范围的基础上, 这种距离是最优的距离, 适合采取城乡互动的旅游开发模式。但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地区都是偏远的山区, 城市化水平较低, 不具备依托大中城市的庞大旅游市场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 缺乏市场有力地支撑。出于上述原因, 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内需不足。

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的政策建议

1. 统筹少数民族城乡旅游业

城乡旅游协同发展要有一个整体的发展思路来指导, 由政府引领, 聘请专家策划, 对少数民族区域内的城乡旅游发展的方向与目标进行统筹安排。从城乡旅游协同发展的角度出发, 突破区域内行政区划的阻碍。根据旅游协同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内外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关于城乡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以及基础做出评价, 策划协同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制定协同的目标与内容, 统一规划旅游交通、饭店等设施建设、景观开发建设、旅游产品开发、宣传促销、管理机构设置、工作岗位设置等方面。

2. 整合民族地区旅游资源, 构建旅游产品体系

在整合过程中要做到突出个性, 展示共性, 联动发展, 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优势给予地正确认识, 在资源、线路、产品等方面进行分工开发, 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行综合开发。以区域交通优势为依托, 适当将区域内的旅游热点地区和温点、冷点地区捆绑在一起形成组合式的旅游产品, 以热促冷, 缩小地区差距。在线路产品的布局上, 结合周边资源和交通线, 推出不同的精品旅游线路, 在跨城乡旅游线路产品开发上以城市为中心沿交通线呈放射状分布。

3. 完善营销手段, 加大宣传力度

应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用到民族地区城乡旅游协同发展中, 对内会减少民族地区城乡之间时间与空间的障碍, 使交通成本和沟通协调成本降低, 使城乡之间信息实现共享:对外可以宣传促销本区的旅游产品, 塑造旅游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信息不对称, 旅游地与旅游者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优化信息资源配置, 提高城乡各利益主体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4.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旅游协同发展需要有大量的旅游人才做支撑, 因此推行人才战略势在必行。通过培养更多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 利用城市的人力资源优势, 帮助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培养和输出旅游人才, 更好的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协同发展服务。比如, 首先对现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院校及旅游专业进行评估,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更多市场需要的人才;其次, 推动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发展, 发挥现有旅游培训机构、企业培训部门的作用, 并与高校进行合作, 利用高校的师资力量、设备, 建立不同层次的培训基地, 有计划、分批、分层次地对现有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旅游从业人员。

参考文献

[1]郭寻, 炅忠军.区域旅游发展中政府合作的制度障碍及对策思考[J].人文地理.2006 (1) :106-109[1]郭寻, 炅忠军.区域旅游发展中政府合作的制度障碍及对策思考[J].人文地理.2006 (1) :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