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招聘相关问题研究

第一篇：网络招聘相关问题研究

政府会计主体相关问题研究

1997年的预算会计改革，明确界定了我国预算会计的主体包括：各级政府、行政单位和各类事业单位。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财政代表政府执行预算、管理财政收支;行政单位会计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会计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各类事业单位。

预算会计的这种主体模式适应了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将政府预算与政府具体使用资金的核算割裂开来，使得预算对具体财务资源使用缺乏控制;财政资金的统一向下拨付，助长了各行政单位争资金而轻效益的现象，不利于发挥财务资源的效率。因而不便于对特定会计主体受托责任的评价。我国的预算包括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部门预算区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由财政管理的各种基金、项目支出虽然不具有会计主体的地位，不需要单独编制财务报告，但由于基金和项目的专用性，政府在基金收支和项目支出上的财务受托责任应当通过报告的形式来反映。而我国对于基金预算的执行报告过于笼统，可有可无，项目预算支出更是没有明确单独报告的要求。

随着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财政及会计学界也越来越重视政府财务报告对于各种行政事业单位履行决策职能、实现受托责任的载体作用。许多专家学者对政府财务报告主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为我国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理解这些观点，应首先避免陷入政府财务报告主体与政府会计适用范围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的误区。一般来说，排除在《企业会计准则》、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适用范围之外的会计信息反映范畴均为政府会计适用范围。判断政府会计适用范围的目的是选择适用规则问题，而界定政府财务报告主体的目的是决定财务报告将包括哪些主体、交易和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只有会计主体而无报告主体。这是受长期重记账、轻报告的传统环境影响所致。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主体较为单一，主要从事管理会计的角色，对外披露财务信息失去了必要，自然就没有从会计主体概念中剥离报告主体的可能。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完善，满足预算管理仅仅只是最基本的目标，还要满足不同层面的信息需求， 以利于投资者或管理者制定科学决策、完成受托责任等一系列深层次目标，要求财务报告主体独立于记账主体。这既关系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界限，又关系到划定政府接受公众监督的领域。因此，我们主张，根据现有的主体理论，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将政府会计主体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继续沿用现行预算会计的做法，将适用政府会计制度的行政事业单位、政府性基金确定为政府会计的记账主体，并且将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和对企业的补助支出也设置相应的基金进行核算。如此考虑的理由有三：一是我国会计记账主体一直与法律主体保持一致;二是确认记账主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内部管理的需要;三是易于与事业单位等改革衔接。一般情况下，对单位而言，记账主体与法律主体是一致的。但也有特例， 那些规模小且无需记账的法律主体就不称其为记账主体，部门内部有需要封闭运行、自求平衡的资金或实体，也可以是记账主体，如社保部门，其作为事业单位， 自身经费要有一个主体核算，同时作为基金管理部门，又要将社保基金的收支作为记账主体。

第二篇：公司终止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车红

关键词: 公司终止 公司清算 义务人 公司清算人

内容提要: 公司依法终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由于我国的公司解散、清算制度较为宏观，由此使得公司终止司法实务中的操作性和适用性都难以遵循章法。完善公司终止的相关法律规制，使公司终止能够有法可依、有序进行，可以有效地保护公司股东、职工、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健康有序的经济秩序。 公司终止的概念

公司终止，又称为公司解散、公司解散清算，是指公司终止事实上与法律上的存在，其财产清算，营业停止，组织解散，法人资格消灭。①公司清算是在公司解散之后，清理公司财产，了结公司一切法律关系，并最终消灭公司法人资格的制度。②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解散清算进行了规定，《民法通则》第45条规定：“企业法人由于下列原因之一终止：

一、依法被撤销;

二、解散;

三、依法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笔者认为，公司终止，是指公司由于出现法定或约定事由，导致其法人资格依法消灭的状态。公司终止，意味着公司组织结构解散、现存事务了结、资产处于清算之中。公司解散、公司清算是公司终止的法律特征，只有依法解散清算的公司，才能依法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解散、清算是公司终止的条件或者必经程序。

公司终止的原因及程序

公司终止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公司终止的原因有：由公司的设立人或者原始股东，在公司设立后未开展营业或没有发行任何股份的情况下，终止公司;由董事会向股东会提议终止公司，董事会可基于公司现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其股东会提议终止公司;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经营期限届满;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依法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公司出现僵局被司法解散;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公司依法申请破产清算;公司债权人申请清算公司。

公司终止的程序。我们从以下事例出发，探究公司终止的程序。

案例1：A、B股东共同出资在B股东所在地设立C公司，之后由于C公司经营不善、连年亏损，A、B股东召开股东会，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C公司，并依法组成C公司清算组，任命C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甲为清算组组长，乙、丙为清算组成员，负责对C公司依法进行清算，最终依法终止C公司。C公司清算组成立后，在当地相关媒体进行了公告，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了登记备案。在C公司依法进行清算期间，B股东负责召集C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免去甲担任C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任命乙为C公司总经理;将C公司名下的一套房产出卖，出卖所得用于安置职工。之后，C公司的房产被处置，C公司清算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此案例存在一些问题：首先，A、B股东作为C公司清算义务人，选任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是其法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属于C公司的股东，并不属于C公司的职工;其次，C公司清算组依法成立，且经公告、备案，应当依法履行职权。对C公司的资产进行变价、分配，属于C公司清算组的职权，并不属于C公司职工的职权;再次，B股东在C公 1

司清算期间，召集职工代表大会，免去甲C公司总经理职务，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为总经理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不是由职工选举产生;第四，职工代表大会无权处置C公司资产，C公司清算组才有权对C公司资产进行清理、处置;第五，C公司职工安置的相关问题，应当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依据C公司同职工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理。

笔者认为，公司依法终止应当遵循如下程序：

第一，由清算义务人确定清算人(组)。清算义务人是指公司出现终止原因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主体。清算人(组)是指在公司出现终止事由后，依照相关法律选任或经人民法院指定的负责在公司终止程序中清理公司资产、清算公司财产、了结公司现存经营及一切法律关系、最终完成公司注销登记及终止公司法人资格的主体。

第二，通知、公告债权人。公司进入解散清算程序后，为了保护有关债权人的利益，清算组应当如实将公司解散清算的有关情况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通知债权人，并在适当的媒体上对相关情况进行公告，通知债权人向清算人(组)申报债权。

第三，清理公司资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清算人(组)接管公司之后，应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为制作清算方案提供有效、充分的依据。

第四，了结公司现存业务。公司在清算期间不能够开展新的经营活动。清算人(组)应当通过解除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等方式，停止公司的有关经营活动，包括公司的对外投资、经营、服务等。公司的清算，就是要对所有的法律关系包括未了业务关系，进行终结处理，以维护整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

第五，清理公司债权、债务。清算人(组)应当编制公司债权、债务清册。债权人向清算人(组)申报债权后，清算组应当按照债权审查的原则、标准、程序对债权人申报的有关债权进行审查、核实、确认，并按照确认的金额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同时，清算人(组)应当要求公司的债务人清偿其对公司的有关债务。

第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清算人(组)按照清算方案，对公司债务按照相应的清偿顺序进行清偿之后，应将公司剩余财产依法分配给公司股东。

第七，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清算人(组)在对公司进行清算期间，如果发现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应当追缴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可以与债权人协商制作有关债务清偿方案。

第八，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终止公司法人资格。清算人(组)在完成前述各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制作清算报告，并按照公司注销登记的有关规定及相应的操作流程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注销申请，最终完成公司法人资格的终结程序。

公司终止的法律责任

公司终止的法律责任是指公司终止程序中的责任主体，包括清算义务人、清算人(组)未能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应有清算义务，由此而导致的法律后果。

案例2：A公司同自然人甲、乙、丙、丁共同出资设立B公司，B公司的股权比例为：A公司持有60%的股权，甲、乙、丙、丁分别持有10%的股权。B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向C公

司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约定了借款利息。之后，B公司经营困难，亏损严重，由于未能参加工商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公司营业执照。C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因B公司被吊销后，其股东并未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清算，因此要求A公司、甲、乙、丙、丁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公司终止的法律责任主体主要为清算义务人、清算人(组)，二者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所不同。

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责任。公司出现终止事由之后，清算义务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事实上，清算义务人不组织清算，逃避债务，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侵害职工权益的情况十分普遍。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笔者建议，对于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应当禁止其设立新的企业，禁止其在其他企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以促使其及时履行相应的清算义务。

此外，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有关规定，对于清算义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清算人的法律责任。清算人应当勤勉尽责，依法忠实履行清算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3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以清算组成员有前款所述行为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公司已经清算完毕注销，上述股东参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直接以清算组成员为被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公司依法终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我国的公司解散、清算制度较为宏观，使得公司终止司法实务中的操作性和适用性都难以遵循章法，对相关责任主体法律责任的承担亦存在难以操作化的问题。完善公司终止的相关法律规制，使公司终止能够有法可依、有序进行，从而有效地保护公司股东、职工、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健康有序的经济秩序。(作者单位：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注释:

①王欣新：《公司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

4、275页。

②徐彦冰：《公司清算法律制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第三篇：与网络媒体发展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与网络媒体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7个问题，即：网络媒体的发表权问题，网络媒体的数字化复制权问题，网络媒体的下载、印出引起版权行使问题，关于网络媒体的合理使用问题，多媒体网络媒体的法律保护，网络媒体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网络媒体的出现,给其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崭新的课题。虽然世界各国已对此予以相当的关注,但妥善解决尚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例如,一部数字化的多媒体网络媒体的产生,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劳动成果,如何处理好整个创作集体中各成员的各种权属关系?如何对网络媒体著作权归属进行认证?如何对创作素材进行合法利用?既有作品经数字化后是否构成新作品?就网络媒体而言,其著作权保护比封装型电子出版物更为困难。1996年12月20日,国际版权组织关于版权与邻接权协商会议经历了18天艰苦讨论,最终通过了有关电子版物版权的世界公约--《世界版权组织版权公约》和《世界版权组织表演、唱片公约》，它们对《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作出进一步的完善。此次的《版权条约》中已明文规定:今后计算机网络中信息的存储、拷贝都必须经版权人许可,作品的内容、署名等不得任意改变;同时,对加密信息的擅自解密,及擅自生产解码设备,均是侵犯版权人的权利。同时各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措施。

1.网络媒体的发表权问题

著作权法严格规定了对"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作品保护之区别，因此在判断是否侵权、确定解决方式时，网络媒体的网络传输是否符合著作权法对"发表"的要求，是否"发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作为版权法的一个概念，不同法系对"发表"一词的解释是不同的。在英美法系中，发表(publishing)是正式地让公众感知，与出版发行是同义语。在中国，一般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凡在国家出版并标有统一书号或国际标准书号的图书上发表，或在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批准，在期刊主办单位所在地的省级出版管理机构登记并领取登记证或载有有效的国际期刊编号的期刊上发表，称为正式发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申报程序并被批准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机构公开广播的作品也视为公开发表。除此以外，在其他刊物等材料上发表作品，视为非正式发表。

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于90年代初。那时出版物在互联网上传输作品的问题还不算突出，所以没有规定在网络上传输作品是否为"发表"。我们通过对以上有关"发表"的分析，认为在网络上传输作品应视为"发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已经发表的作品，指著作权人以著作权法规定的方式公之于众的作品"。所以，我们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只须在著作权法有关作品的使用方式中增加相应的在网络系统中使用的规定即可。但并不是在网络上所有的传输行为都是发表，构成"发表权"中发表的条件是：①由作者授权后在网络上公开作品。发表权是著作人重要的精神权利，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这一权利只有作者才可享有，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公开，如以欺骗手法泄漏创作机密而在网络中传输的，不视为发表。这一点与专利制度中的"公开"是有所区别的。②作品须在较大范围内被公众感知。那些仅限于小范围的交流，例如私人之间的E-mail和有限的人士参加的网络讨论、在局域网(例如一单位内)上的交流均不应视为"发表"。③发表权只能行使一次。如果作品已在其他出版物上公开过，即使首次进入互联网络，也不应视为发表。

2.网络媒体的数字化复制权问题

在制作网络媒体时，必须对原始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所谓数字化是把所有信息，包括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像都用一连串的"1"和"0"组成的代码来表示，并用数字电子技术进行加工处理。因为传统的模拟信息如文字、图像、声音等，需要不同的媒介表达和传输，其传输速度慢，容量也有限。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传输速率可高达窄带ISDN的800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利用宽带ISDN可以传送数字化多媒体的网络媒体。数字技术的应用，网络媒体的传播又引起了复制权问题，例如，对作品数字化是一种什么法律行为?数字化权是一种独占权还是非独占权?版权人如何控制这一权利?

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著作权中的复制行为;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类似翻译的演绎行为。主张作品数字化是复制行为的人认为：一部作品通过计算机进行数码转换，并未产生新的作品，这一行为不具备创造性。而坚持是演绎行为的人则提出：数字化过程实际上是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将人类的自然语言翻译成计算机可认别的机器语言，这同将一部外文作品译成英文作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

2.1无论是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伯尔尼公约》还是从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立法原意来看，翻译这一行为应限定在人类自然语言之间。即"翻译"是指将作品从一种自然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其中充分体现了翻译者对原著的一些主观理解，以及对所采用的文字的选取和组织，是翻译者基于原作品的再创作行为，属于人类的智力活动。而由计算机完成的数字化转化行为显而易见没有任何的创造性工作，即无创新的成分，当然也就不会有新作品的产生。因此将数字化行为认为是属于类似翻译的演绎行为尚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2.2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作品里基于创作而产生的这一概念就可以看出，作品数字化仅是计算机按照人的指令机械地进行自然语言到机器语言的转换，不具备产生新作品的基础，将它看成为复制行为理论依据更充分。而这种数字化复制行为只是继传统的印刷、复印、录音、录像等，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复制方式。

2.3就国际发展趋势来看，也都将作品数字化界定为复制行为。1995年9月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工作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IITF)发表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和1996年8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组(WIPO)提出的《关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中，都明确规定"作品数字化属于复制"。

2.4中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解释道，"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虽然在这个定义中并未将"数字化"包含在内，但我们可以推导出构成"复制"的条件：①要有特定的复制方式，如印刷。数字化过程也就是以计算机作为工具，以二进制代码为载体的复制方式;②这种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制作与原作相同或相近的复制件。数字化的目的也符合这一判据。因为人们对作品进行数字化的目的正是在于用数字形式对原作进行表达和转换，而不改变原作数据本身;③复制品本身不具有智力劳动的特征。这也是我们判断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为"复制"的重要依据。复制过程也许需要智力劳动，但这种智力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原作中的内容或进行某种程度的创新，反过来是为了使复制品不失真，提高复制的效率与质量，对原作的内容不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对作品的数字化是一种复制行为。确定了"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那么数字化权自然也就归属"复制权"。复制权是著作权中最重要的经济权利。有关电子出版物(包括网络媒体)及其相关材料的数字化复制权的归属、内容、行使与限制可比照复制权中的有关规定。

3.网络媒体的下载、印出引起版权行使问题

下载、浏览或印出是阅读网络媒体的重要形式。用户可网络媒体从主源上转移到一个外围设备上，也可以将网络媒体从网络文件服务器拷贝到网络中的任一台计算机上，也可以把网络媒体从复制到个人计算机上。下载的内容可以是文本格式也可以是非文本格式。

下载与印出应视为复制行为。网络媒体一般都是已经发表过的作品。除非作者声明不准使用，他人是可以使用的。但在下载时应考虑这些知识产权问题：

3.1下载的目的、数量与对版权作品销售市场的影响：根据版权原则，下载他人作品一般只能供本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可有商业上的目的，也不可对版权作品的潜在销售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是商业上的使用必须向版权人支付许可使用费。总之，不管是作品的片段或全部，或分数次将同一作品全部下载都应受到著作权法的制约。

3.2网络供应商及服务商的责任：在高速信息网上，仅从终端用户方面保护版权，显然是不够的。国际上出现了要求网络供应商承担部分侵权责任的倾向，这方面有名的案例是1993年美国Playboy公司诉Frena案。Frena是网络供应商，BBS的经营者。其用户在BBS上下载了Playboy杂志刊载的享有版权的图片。法院判决Frena负有共同侵权责任，其抗辩不知用户的下载行为、没有直接参与侵权等理由均不能成立。1994年Sega公司又诉MAPHIA出售的装置能用于复制Sega公司的游戏软件，并鼓励用户在其经营的BBS上下载该软件。法院判决MAPHIA出售明知有侵权用途的装置而负有"共同侵权"的责任。这两个案例，美国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工作组发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与知识产权》(白皮书，1995)曾经引用过，我国虽尚无这方面的判例，但应引起国内网络供应商与设备制造商的高度重视。

3.3擅自对网络媒体的加密设置解密，可能导致侵权起诉。目前，我们对通过解密等手段非法进入他人网络的行为，仅采用行政保护手段，力度不够。希望在修改有关法律时，增加生产、销售针对特定系统的解密工具与设备的共同侵权责任。

4.关于网络媒体的合理使用问题

世界各国的现行著作权法中都对"擅自复制"作了禁止性规定，以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允许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在我国《著作权法》中也有"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可以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通过著作权法平衡版权拥有者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立法精神。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电传播技术的发展,此种"私人复制"的"合理使用"已经损害而且将继续损害作者的利益。在传统的印刷和传播途径下，高成本、长周期以及受较强地域性限制等因素使得个人的合理使用还不足以给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严重的影响，但在数字技术日益成熟、网络普遍应用的信息时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拥有一台上网的计算机便可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各种信息，并能快速、低廉地进行复制甚至修改后向世界发送。显然，网络传播的巨大覆盖率和广泛的公开性使传统的"合理使用"变得不那么合理了。这无疑给网络媒体的著作权人的利益产生严重威胁。

国际影印复制权组织联盟主席柯斯奇娜女士去年六月在巴黎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据欧洲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由于静电复印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求知欲望的增长,世界上每年影印复制的资料达2 600亿页,即每分钟50万页;人口不到500万的芬兰,每年影印复制的资料达7亿4千万页。被复印的资料中,49%是有版权的作品。加入电子信息网络的用户,通过联机服务,复印电子信息网络传输的作品,特别是未以印刷出版物或电子出版物发行的作品,必然损害其版权所有者的利益,似不宜继续按"合理使用"对待。不少国家的法律将此种"私人复制"和"家庭录制"的"合理使用"变为"法定许可",即允许复制,但应向版权所有者支付报酬。报酬标准或由政府规定,或由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与电子信息网络的经营者签订合同约定。

对此各国采取了一种较为中立的作法，对公共安全目的、行政或司法的适当应用，图书馆、档案馆为保存目的的复制(包括下载等)，仍适用合理使用原则，但逐步缩小合理使用范围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但是，从多种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中取出需要的部分进行组合加工成一部新的作品,不能视为 "合理引用",而是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如果事先不取得已有作品版权所有者的授权,又不注明被使用作品的作者姓名及作品出处,则可能构成剽窃行为。如果被使用的作品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指财产权利),则不必取得版权所有者的授权。从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和第四十六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中,可以找到上述结论的依据。

5. 多媒体网络媒体的法律保护

有许多网络媒体属于多媒体作品. 多媒体作品凝聚了大量开发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并能够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固化。因此将多媒体作品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在国内外法学界达成了共识，但在多媒体产品的归属以及在多媒体开发过程中遇到了众多的法律问题。

5. 1多媒体作品的法律归属 多媒体以其友好的交互方式区别于传统的作品，并且一项多媒体创作工作较为复杂，涉及的人员和范围都与传统作品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一些人主张将其单独列为一项作品加以法律保护。而持另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多媒体实质上无非是载体的多样化和综合化，即将动画、声音、图像等采用一定的技术进行综合加工、处理，应视为汇编(编辑)作品。笔者认为，以文字、语言为主,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的"多媒体",如含人物活动形象,谈话录音的百科全书只读光盘,作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的作品,还是可以按编辑(编辑)作品对待。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对编辑(Compilation)的解释是:"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其他国家的版权法律和国际版权公约对编辑也有类似的解释。此外，法律上对多媒体仍无明确的定义，多媒体技术依赖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从多媒体应用的角度看，将文本文件和图像、视频信息综合起来的多媒体数据库将成为其发展核心。因此，如果将多媒体作品单独列为一项作品加以法律保护，将使得多媒体数据库处于两难境地，产生新的矛盾。

5. 2取得在先作品的授权问题 多媒体是文本、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媒体信息的综合，多媒体作品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到大量的在先作品。这些作品的权利人有可能多达上百个，也有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甚至无法确认权利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如要求多媒体开发者逐一去取得在先作品权利人的许可，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都是极为可观的。这一点是现行多媒体开发者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阻碍多媒体发展的主要障碍。显然，这对现行著作权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现在国内外法学界多倾向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集体管理机制对著作权进行统一的管理。

6.网络媒体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化

网络媒体的数字化信息在计算机网络中能够很容易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使用，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网络中逐渐淡化，这对法学界长期认同的知识产权时间性、地域性特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内法的范畴。各国对信息产品的保护标准、保护水平差异很大。这种法律冲突会导致网上侵权行为、执法主体等的难以确定，同时势必会阻碍智力成果的传播和使用，挫伤网络信息资源开发者的积极性。

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国际条约的局限性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的跨国保护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主要表现在国际私法方面。如：不同国家对于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标准不完全相同，依据哪国的标准保护跨国传输的作品的版权?除了参加有关的国家条约或两国间存在双边协议的国家可以依据条约或协议外，很多国家目前还没有在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中合理保护版权人的法律规定。由于版权保护的"地域性"，在一国受到保护的作品在他国不一定符合授予版权的条件，或者在一国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他国仍然受着版权法保护。如果网络媒体在数十个国家以上传播，则会发挥更加复杂的国际私法问题。

由此可见，网络环境下网络媒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要突破一国或几国立法的地域限制，保护标准也应该逐渐趋于统一。

7.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计算机技术及电子出版物的发展,既为作品的使用者带来了方便,也为作品的使用者带来了麻烦。与此同时,作品的版权所有者也感到无法控制作品的使用。在网络媒体的开发过程中，开发者也难以掌握各类作品的著作权人信息，即使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也要逐一取得他们的许可，并与之签订许可协议，这是一项手续繁复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既要保证作者的合法权利受到尊重与有效保护,又要方便需要大量使用他人作品的电子出版者(包括电子网络出版者)获得作者的授权,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统一代表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洽谈使用许可事宜，负责对各种侵权行为的监督和法律责任追究，并提供各类版权信息数据库的检索。由该机构将其成员的作品编号归类,列出目录,提供给电子出版者,并与之签订一揽子的使用许可合同,集体授权,统一收费,然后再将使用费按一定的分配规则与标准分配给作品的版权所有者。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是一种协调作者与社会大众关系并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在这些国家里，已建立了许多针对不同类作品的著作权使用管理集体。如美国的电影家协会(MPAA)，版权结算中心(CCC)，英国的演出权利协会(PRS)，日本的文艺著作权保护同盟等。我国自《著作权法》出台以来，也出现了一些民间著作权管理集体，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软件联盟"等。但这些组织缺乏统一的规范，有的不具备代表性，国家应设立专门机构和法律规定来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和运转：①按著作权人自愿的原则设立;②针对不同类型的作品分别组织;③明确规定其法律地位和权利、权限;④建立监督机制，防止权利的滥用。

为使这种集体管理机构公正合理有效地运行,版权法律应确认它的地位,政府应扶持和监督它的业务活动,例如,法律可授权它管理非该机构成员但是本国作者的作品,规定它有权起诉侵犯它管理的作品的版权的人,它发放许可证的使用费标准以及使用费的分配规则,应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等。

科学技术总是走在法律制订者的前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法律工作者应当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方面是这样,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方面也应当这样。我国的电子出版业刚刚起步,版权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应当有利于它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现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修改、调整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以适应现代技术的发展，我国也应把握时机，立足本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寻求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为我国网络媒体及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可喜的是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办的"中国版权保护信息网"(http：//www.ccopyright.com.cn)现已经于2000年2月7日正式开通，作为目前国内版权保护领域唯一的综合性信息网，这个网站将在版权保护宣传和提供版权服务等方面作出积极尝试和探索。这个信息网已开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管理、版权社会团体、版权教学科研单位、《著作权杂志》、版权要闻、法律法规等栏目，其中版权保护中心栏目详细介绍了版权代理、版权登记、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法律服务、版权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并向读者提供版权贸易信息与报酬收转寻找作者等服务。

第四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2007年3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回顾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和金融监管和教训表明，放松金融管制会有效促进金融创新，但是如果过度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无视对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其结果必然是纵容市场滥用行为、动摇金融稳定市场，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金融消费者受害现象日益凸显。鉴于金融商品和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本文从金融立法的角度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范角度，具体论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相关法律问题，并提出加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对策。

【关键字】：金融消费者金融管制立法 具体措施

【正文】

一、 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

(一) 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界定

考察国外的相关立法，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有多种情况：如2001年4月1日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因此该法适用之对象，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消费者，即使是法人，只要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均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美国1999年11月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则将“消费者”界定为主要为个人、家人或家庭需要从金融机构获取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些判例法国家或地区则没有明确的金融消费者定义，涉及到银行和客户之间有关金融产品的交易时，主要通过“注意义务”以及合同法律制度等对客户进行保护。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基于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这样一种认识，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对消费者的定义，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尽管目前多数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仅指自然人，不包括单位或者团体，体现的是对这一特定经济关系中弱者的特殊保护;但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因金融商品和服务专业化、技术化的特性，面对由金融精英组成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此时不仅是自然人，甚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显而易见。因此，可以将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纳入金融消费者概念，但限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由法院或专门的裁决机构进行认定，从而将投资银行或其他专业投资机构排除在外。

(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

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指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认的，消费者在金融消费领域所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的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一界定忽视了金融消费者根据其他法律规范享有的权利，但基本上指明了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本质属性。其主要内容包括：

安全保障权。金融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享有的人身、财产不受损害的权利。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障两个方面。金融机构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维护金融消费场所和消费者资金的安全。这种义务既可能是基于合同，也可能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甚至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

知情权。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金融商品或者接受的金融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金融市场因技术化、专业化的特性以及运行的要求，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金融消费者很难正确理解损益风险、费用及利润结构、提前退出的惩罚机制及税收负担等。因此，金融消费者应享有及时获取与金融消费有关的、真实、准确、全面信息的权利。

隐私权。金融消费者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骚扰、知悉、利用或公开的人格权。金融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非法披露、利用其掌握的消费者私人信息。

自由选择权。金融消费者有权对金融商品或服务进行比较、鉴别并自主选择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金融商品类型或金融服务方式。

公平交易权。金融消费者有权按照公平、平等的原则与经营者形成合同等法律关系，获取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金融经营者不得利用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等方式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受教育权。金融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金融商品或服务、自身消费权益保护途径等方面的知识的权利。

结社权。金融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对金融经营者的行为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

损害赔偿权。金融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二、我国现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

三、加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对策

(一)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制实践

本轮金融危机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针对危机中暴露出的只关注金融机构利益诉求，而忽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进行全面反思与改革，将消费者保护进一步纳入其监管框架，并初步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框架体系。

1.从立法层面确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英国于2010年4月通过《金融服务法案2010》(Financial ServiceAct 2010)，赋予金融服务局更为广泛的规则制定

权，并要求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以打击少数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行为。英国金融服务局下设消费者关系协调部，从事消费者保护工作，成立金融申诉专门服务机构处理消费者投诉;2010年4月，设置独立于金融服务局的消费者金融教育机构专司消费者教育工作;同时，成立代表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独立机构金融服务消费者小组，对金融服务局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美国于2009年6月发布《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A NewFoundation:Rebuild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2010年7月，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法案》，成立独立运作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从事公平借贷监督、金融教育、消费者咨询等工作。香港于2009年9月发布《建议加强消费者保障措施的咨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on the Proposals to Enhance Protection for theInvesting Public)，提出在产品销售、中介人操守、售后冷静期和相关申诉制度安排等方面加强消费者保护的相关要求。

2.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监管框架。英国金融服务局将“公平对待消费者计划”纳入其评估体系，从消费者市场信心、劣质服务发生率等方面，评价银行执行公平原则的情况，处罚、起诉甚至关闭不达标银行，并及时披露受罚机构及缘由。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据本国国情，重点检查评价基于种族、性别、家庭状况等因素的歧视行为，通过开展成对测试、投诉测试等多种方式判断银行执行公平原则情况，对发现的问题除要求金融机构纠正外，还可责令其向消费者补偿。

3.强调消费者教育的重要作用，在监管体制内外共同保护消费者。经合组织(Organizationfor Economic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其发布的《有关金融消费者教育问题的若干建议》(Recommendationon Principles and Good Practices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Awareness)中，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方面提出若干原则和具体建议。该原则强调金融教育应被纳入金融监管及政府管理框架，并成为机构监管及消费者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指出金融教育不可替代金融监管，应由专业机构、学校教育等多方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监管机构主要发挥原则指导、部门协调作用，而由教育者保护专门机构具体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

(二)从立法原则上应从立法层面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和全面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

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

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为本身就是由合同条款所规定，消费者要理解这些条款并就此做出正确的交易判断，显然要比对有形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情况加以识别要难得多。”所以，法律对金融领域经营者向消费者履行的说明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除了要保证信息自身质量之外，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对信息的接受和掌握能力。也即，除了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具有及时性以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时还应当满足诸如针对性、适合性、可理解性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金融管制立法往往缺少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无救济、无权利”，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应当包含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规则。如果没有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不需要向投资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因此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欺骗性交易行为。而且，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前者在主张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和败诉风险，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也变得徒有虚名。因此，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应当是金融消费者民事保护制度的特别要求。

其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全面保护原则

在金融分业界限日益被打破、金融创新活动频繁的当代，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将会会产生大量立法空白和立法冲突。而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不可能要求他们对这些调整金融机构业务行为的差异性规范有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以判断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或欺诈，更不可能假设他们能够依据这些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即使金融管制立法开始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保护存在漏洞，也会令整个金融大厦瞬间倒塌。对此，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无异于一个生动的注脚。这就要求金融管制法对于消费者的保护能够全面覆盖所有金融市场活动，除了对于已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有所规范，还有必要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务给予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规定，防止金融消费者在遭受侵害后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

(三)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若干思路

1.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列为金融监管目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英国的单一监管模式、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模式还是美国的“双层多头”的监管模式，在继续强调维护货币与金融体系稳定，促进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同时，均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监管目标。在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下，应正确看待金融产业发展和消费者保护的关系，通过培育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根本权利。银监会提出的“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证监会提出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定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调。

2.采用综合立法模式保护金融消费者

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金融产品和服务均采用综合立法模式，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其中。目前，“金融消费者”甚至“消费者”概念均未被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金融领域的部门法采用。2006年12月11日正式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才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概念。因此，首先要将“金融消费者”作为法律概念正式提出并加以专门规定，作为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逻辑起点。在立法模式选择上，目前的权宜之计是可以利

用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机会，扩大消费者的概念及该法的适用范围。从长远看，针对我国金融法律制度中消费者保护的缺失状态，我国应遵循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和全面保护原则进行综合立法。在内容上要尽可能涵盖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同时要考虑权益保护的可操作性。

3.设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构

目前，我国在机构设置上，尚无任何一家监管机构明确承担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多数情况下，主要由消费者协会和金融监管机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承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透明度而无法进行有效保护。因此，建议先在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内部增设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在经费预算、组织机构等方面保持相对独立性，专司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4.开展金融教育和认知活动

金融市场创新和产品的复杂性正在将更多的风险转移给金融消费者，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素质和信用意识已成为重要政策目标。有效的金融教育和认知活动将帮助消费者了解金融风险和产品，从而使他们根据自己状况做出合理的决策。这也更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行为的高效、透明和有竞争性，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就可以避免误导。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决策成为审慎监管的隐性补充。因此，要制订金融消费者教育的行动方案，甚至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政府推动的基础上，动员消费者组织、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通过学校金融教育、金融普及教育、培训项目评估和金融素质水平测试等方式开展金融教育。

5.建立金融消费投诉机制

可借鉴美国金融消费者免费投诉热线方式，在明确投诉受理范围、受理部门和调查期限的基础上，开通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或建立投诉网站，破解消费者投诉“少门”甚至“无门”的难题，同时保证对投诉的受理、调查、处理进展和反馈各环节的信息披露以实现公开透明度。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牵头建立我国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从相对比较集中的投诉中分析监管漏洞，从而完善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此外，还可以定期评估投诉处理部门的工作绩效，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工作成效。

6.强化消费者争议处理机制

在消费者保护领域重视纠纷处理的效率性和经济性，监管机构应当积极推动协商、调解或仲裁等较灵活的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的制度化，以降低诉讼成本，及时救济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体操作可借鉴英国、澳大利亚金融申诉专员服务公司的做法，建立独立于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第三方机构，作为替代性的争议解决制度。同时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争议处理程序及详细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使纠纷处理更具中立性。

【参考文献】

[1] 高盛美国经济研究团队：《美国房地产市场违约情况研究报告——次级抵押贷款衰退和房产市场》，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翻译，2007年11月。

[2] 参见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金融法苑》总第75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16-34页。

[3] 参见罗斌：《美国现行法对掠夺性放贷的规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法苑》总第78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第1-16页。

[4] 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第559页。

[5] 汤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评析——兼论证券法上的一般性反欺诈条款. 证券法律评论(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8页。

第五篇：物业服务合同履行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给全国各地法院都带来了不小的审判压力。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类型多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案件带有群体性特征导致处理难度较大;更为突出的还在于，法官对此类新兴案件较为陌生，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政策规定又因带有体制转轨的因素明显滞后，既有的一些法律规定又比较原则，审判时缺少明确具体的条文规范，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困难。[1]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出台了《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物业服务解释》]，对《物权法》以及《物业管理条例》中有关物业服务问题的抽象性、原则性条文进行了司法解释，力求为审判实践提供明确具体和统一的裁判标准。纵观该《物业服务解释》，其主要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问题、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问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及该解释的适用范围和时间效力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许多规定从实务的角度来看都不乏亮点。[2]应当说，该解释的出台为今后司法实践工作可操作性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但为了正确理解与适用该解释，从理论的角度对物业服务纠纷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仍属必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拟透过《物业服务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对物业服务纠纷案件中最为核心的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作重点探讨，希望对正确理解与适用该司法解释相关条款有所助益。

一、业主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义务认定

[一]业主的合同主体地位

物业服务合同的主体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审理的一大难题。物业服务合同可分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普通物业服务合同。根据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21条的规定：“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建设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因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由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所签订。又根据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的规定：“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因此，对于普通物业服务合同来说，则是由业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所签订的。可以看到，在合同签订的形式上，无论是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还是普通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均不是直接的合同签订者。在实践中，这恰恰是业主经常据此而拒绝接受合同约束的重要理由，他们认为自己并非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

必须明确的是，《物业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建设单位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根据该条款，建设单位同物业买受人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包含了双方转让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合意，因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之所以产生拘束力，根据在于建设单位与业主对物业服务合同的概括承受。[3]对于普通物业服务合同，《物权法》第76条、《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都规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乃是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物业服务企业是和业主而不是与业主委员会建立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业主委员会按照授权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物业服务合同，则是业主自治权行使的结果。[4] 所以，尽管形式上来看业主未参与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但究其实质，不管从现行的立法规定还是从法理上来说，业主都是物业服务合同中与物业服务企业相对的实际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

《物业服务解释》对此作出了明确解释，其第1条规定：“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该条款明确规定了业主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主体地位。

[二]业主应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

1.交纳物业服务费的义务

物业服务合同是一种新型合同，理论与实务界对其性质难免有不同的认识，观点主要有委托合同说、服务合同说、混合合同说、独立合同说等等。通说主张应当借鉴委托合同的制度机理处理物业服务合同相关争议，笔者对此较为赞同，因为不管是其法律关系的形成，还是物业服务合同的特征，与委托合同都有较高的相似度。从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律关系来看，业主是物业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从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来看，业主是支付报酬、接受服务的一方。业主有权利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的内容提供相应的服务，与此相对应，业主的主要合同义务即是交纳相关的物业服务费用。

当然，物业服务费用的内涵决不简单地只是物业服务企业的佣金。物业服务费可分为公共性服务费[为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提供公用卫生清洁、公共设施维修保养和保安、绿化等公共性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公众代办性服务费[为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提供代收代缴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电话费等公众代办性的服务而收到的费用]和特约服务费[为物业产权人、使用人提供特约服务而收取的费用]。[5]也有学者主张将物业服务费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区分建筑物的基本维护、修缮、整治工作与日常管理及其他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所支出的费用，即通常语境下的物业服务费;另一类是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的维修的更新、改造的费用，称为专项维修资金。[6]在日常生活中，广大业主往往认为物业费仅限于物业服务企业的佣金，业主拒交、欠交物业服务费也成为司法实践中引发物业服务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物业服务解释》第6条作出了针对性规定：“经书面催交，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物业服务企业在经书面催交后，业主无正当理由仍拒交、欠交物业费的，可以起诉业主并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这不仅对物业服务企业迅速高效收缴物业费用提供了法律支持，同样也对业主积极履行交纳物业服务费的合同义务将起到督促和警示的作用。

2.协助义务

在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维护、保养、保修的过程中，业主应当给予协助，该协助义务不仅包括积极层面的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还包括消极层面的不得阻碍、妨害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及管理工作。针对业主的该项义务，《物业服务解释》第4条赋予了物业服务企业相应的诉权：“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法律、法规、管理规约，实施妨害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承担恢复原状、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业主违反协助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行使诉权，要求业主承担恢复原状、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范围认定

[一]物业服务企业的主要合同义务

物业服务企业作为物业服务的提供者，其义务范围的认定乃是物业服务合同内容的重点。概括地说，物业服务企业受业主的委托，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物业服务。根据《物业服务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服务的内容而言，可高度概括为维修、养护、管理、维护四方面。在笔者看来，该四方面又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指向“对物的管理”，指的是对建筑物、基地、附属设施、相关场地等共有部分进行维护、保养和修理;第二个层次则指向“对人的管理”，是对区分所有权人群居生活关系所进行的管理，[7]包括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也包括维持和谐有序的公共秩序。例如，当部分业主不当行使专有权，对其他业主构成妨害，或者侵害业主的共同利益时，物业服务企业有义务对其进行提示和制止。

[二]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义务的扩充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物业服务解释》第3条的规定依据合同默示条款理论，合理扩充了物业服务企业应承担义务的依据范围。[8]合同默示条款理论 [Implied Terms]源自于英美法系。所谓默示条款，即是当事人并未写入合同中，甚至从未协商过，但基于当事人的行为，或基于合同的明示条款，或基于法律、交易习惯及行业规则的规定，理应存在的合同条款。[9]一般说来，考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需要对当事人双方所订立合同的明示条款[Express Terms]，即双方达成合意并写明在合同中的相关事项作相应的解释。但明示条款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合同内容，而且某些合同纠纷仅仅依照明示条款有可能无法得以解决。当依照合同的明示条款无法合理解决合同纠纷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主张必须充分利用普通法的灵活机制，将默示条款纳入合同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默示条款的广泛运用并作为修正合同的工具实际上是对意思自治原则所作的某种程度的否定;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默示条款又是意思自治原则与法院行为相调和的中介。[10]因此，英国法系合同默示条款所承载的功能，在于明示条款对合同相关权利义务有未尽之处、阻碍合同履行及纠纷处理之时，得允许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相关习惯规则、明示条款等对合同内容进行推定进而作出裁判。而在大陆法系，尽管没有默示条款之说，但在遭遇合同明示条款有所欠缺之时，合同目的的实现是依赖于合同的解释原理以及合同漏洞的补充来完成的。如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有关条款及交易习惯均可作为合同约定欠缺或约定不明时的参照。另外，我国《合同法》第60条还规定了合同的附随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当事人的义务范围所进行的扩张。[11]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默示条款理论亦是一种合同漏洞的补充方法，两大法系对此问题的应对虽然方法各异但目的相同，可谓殊途同归。当然，合理借鉴默示条款理论对我国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物业服务解释》第3条的规定便是很好的说明。

根据《物业服务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义务的依据范围不仅包括合同约定，还包括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3条第2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公开作出的服务承诺及制定的服务细则，应当认定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据此，物业服务企业公开作出的服务承诺以及服务细则也将作为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义务的依据。其原因在于，物业服务企业公开作出的服务承诺及其制定的服务细则，在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选聘过程中，对业主的最终决定有重大影响。服务承诺及服务细则，作为物业服务企业的一种“单方允诺”，[12]也作为其与业主订约的基础，必然也必须对其行为产生约束力，这对业主权利的保障非常重要。

[三]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与认定

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的财产及人身是否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如需承担，其限度范围应当如何认定?这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且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2008 年公布的《物业服务解释》的征求意见稿中曾设有关于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条文，其第八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物业服务区域内发生人身损害结果，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而在正式出台的《物业服务解释》中则未见该条款，有专家因此认为最高法院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持否定态度，并且主张不能将物业服务企业列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要求其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法理基础。[13] 应该说，在有关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理论、法律构造及其成文法规范均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确实不宜匆忙就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物业服务企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义务之承担。理论上讲，物业服务企业于特定情形下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在法律适用上仍存有解释的空间。

1.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我国法院借鉴德国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14]对安全保障义务所作出的直接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为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但并不仅仅限于条文所列举的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的经营者和活动组织者。随着对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的深化，司法实践对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早已不再局限于条文列举的经营者，诸如银行、机场，物业服务企业等也已囊括其中。如“室内被害案”中，法院认定物业服务企业未正常使用保安监控系统及未严格执行对外来人员的登记制度，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原告的死亡在其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5]从物业服务企业的性质来说，其所从事的也是一种服务性行业，当然属于经营者的范畴;更为重要的，从法理上来说，物业服务企业符合成为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者的法理依据，如危险控制理论的要求、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理的要求、节约社会总成本的要求等等。[16]事实上，判断是否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并不在于承担者是否具有哪种 “经营者”的身份，而是在于其是否具有“对危险源的控制力”。[17]作为对物业服务区域进行实际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对区域内危险源的控制力显然要高于业主。因此，物业服务企业在一定情形下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不仅符合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也有相应的法理基础。

2.合同的约定或合同附随义务 通常来说，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都会在服务合同中对安全保障义务加以约定，物业服务企业也会为此配有专门的保安人员、建立相关安保机制、安装必要的电子监控系统、对区域边境的围护设施加以完善，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安全保障工作是物业服务企业实施日常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合同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此义务而对业主的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的，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种损害不仅包括物业服务企业所有或管理下的物对业主造成的损害 [18];也包括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对业主造成的损害。[19] 其次，根据《物业服务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单方承诺与服务细则也纳入到合同内容中，因此，如果在其单方承诺或服务细则中有涉及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服务承诺，也将作为合同义务加以履行。

另外，附随义务除了为辅助实现债权人之给付利益外，还有避免侵害债权人之人身或财产上利益的功能，此类义务，德国学者统称为Schutzflicht[保护义务]，论其性质，实与侵权行为法上之交易安全义务[Verkehrssicherungspflicht]同其性质。[20]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及合同的目的，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及服务区域内的安全承担保护义务属于合同附随义务的范围。因此，即使合同中没有对安全保障义务作出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但根据《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基于诚信原则衍生出的合同附随义务也是安全保障义务的法源之一。

由上可知，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业主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既可因侵权而承担侵权责任，也可因违约而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将发生请求权的竞合，根据《合同法》第120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依《合同法》提起违约之诉，也可以选择依侵权法规范提起侵权之诉。

3.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

必须指出的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可以随意解释和适用，不当界定和滥用会导致安全保障义务无边界的扩张，这将给物业服务企业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不利于其整个行业的发展，最终也可能反过来对广大业主造成不利影响。例如，在令学界和法官都感到疑难的高空不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当中，就有法院以物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而令其承担一定的责任。[21]笔者认为如此裁判大可商榷。“高空抛物”与“高空坠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不同的案件事实对物业服务企业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及限度要求则相距甚远。高空坠物案件，可能由于物业服务企业疏于管理而发生，而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乃因第三人侵权行为而发生，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人进行监督和防范，显然不合理地提高了其注意义务的范围，扩张了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当然，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分标准，无法一言概之，只能视个案的具体案情而分别裁判，但通常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在保安人员及设施的配备、保安制度的建立、保安制度的落实方面做足了工作，则应判定其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得到的标准依然无法脱离若干重要判断因素的检验，如法律法规、法理学说、公平正义价值观甚至经验常识等等。

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司法裁判所涉及的利益衡量与法律解释

[一]利益衡量：合同的履行与业主相关权利的冲突

1.冲突的产生

在《物业服务解释》颁布之前，物业服务合同通常被称为物业管理合同。就这一名称问题，学界曾进行过讨论。有观点认为，物业管理中的“管理”一词具有行政隶属的服从性意义，反映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的特征，难以体现现代物业管理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平等服务关系本质，宜用“人居服务”或“物业服务”的称谓取而代之。[22]多数学者对此较为赞同。受该观点的影响，《物权法》将过去的“物业管理企业”改称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管理条例》随之做出相应修改，也将“物业管理企业”统统改为“物业服务企业”。此次《物业服务解释》开宗明义，定位于“物业服务纠纷”，非常准确地界定了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物业服务纠纷，是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中产生的纠纷，属于债权纠纷。它不同于物业管理纠纷，后者是共同管理人[即业主]因对区分所有的建筑物的使用、收益、支配而发生的纠纷。[23]因此，业主拥有物业管理权，而物业服务企业需要承担物业服务的义务。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其对建筑物的共有部分拥有事实上的管理的权利，该种管理的权利乃基于企业的委托授权，在该语境之下，“管理指向的是物业管理企业与建筑物业之间的主客体关系”，[24]其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在这一层面上来讲，管理与服务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般说来，业主的物业管理权与物业服务企业实际拥有的管理权利，在内容上应该是一致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应当以业主授权的内容为基础。但在特殊情形下，也会发生冲突。例如，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合同，但合同的内容侵害部分业主的合法权益，这时产生的问题就是，部分业主与其他业主的物业管理权发生冲突，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权利与部分业主的物业管理权发生冲突，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该合同的相关约定将导致部分业主的合法权益受损。此时部分业主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但撤销权的性质、效力及行使等问题尚待探讨。

2.业主撤销权的效力

笔者认为，就业主撤销权设立的目的来看，是为了防止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利作出决定而损害业主的合法权益。但就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合同内容行使撤销权，就不仅仅是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利的问题，还往往涉及到业主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如在《物权法》颁布后的所谓首例业主撤销案件中，多数业主[377户]赞同在小区内新设一道围墙，以防止外来车辆和人员随意进出小区，但少数业主[8户]认为，该围墙减少了他们实际使用的公共面积，侵害其合法权益。此时，判断能否因部分业主行使撤销权而将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内容归于无效的问题，实质上转化为对行使撤销权的部分业主与其他业主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问题。这属于民法上的价值判断。何者的利益需要优先保护或者何者利益具有更高的价值位阶，则需依赖于相关法理及利益衡量之方法加以确定。依据我国学者提出的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25]如果对部分业主权利的限制是基于更高价值位阶利益的考虑，则限制的理由可谓足够充分且正当：如基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利益而对少数业主权利进行适当限制是合理的，则此时少数业主主张行使撤销权就很难得到支持。相反，倘若被限制的部分业主的权利具有更高的价值位阶，则对其自由不得加以限制，其撤销权之主张便应该得到支持。因此，在某些特殊情形之下，业主撤销权的效力亦不可一概而论，法院在裁判该类案件时，需要于具体个案中合理运用利益衡量之方法，尤其是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以理服人，保证判决的正当性和妥当性。

[二]法律解释：物业服务合同履行中业主抗辩的“正当理由”

1.问题的提出

前已述及，业主拒交欠交物业服务费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物业服务解释》第6条对此作了针对性规定，根据该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经过书面催交程序，业主无正当理由仍拒交或欠交的，物业服务企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得到法院支持。这一规定无疑为物业服务企业催交服务费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针对于具体的案件裁判而言，仍然涉及一个问题，即所谓“正当理由”该如何认定，正当理由的判断标准何在?这仍是审判实践操作中需要明确的。

2.对“正当理由”的认定 其实，《物业服务解释》中的相关条文，对正当理由问题暗含了一定的说明，如第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业主以违规收费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违规收费”即是业主抗辩的一项正当理由。第6条的后段，则从反面折射出正当理由的问题，该段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物业服务企业依照合同履行义务后，业主以未享受或无需接受相关服务进行抗辩的，无法构成正当理由。就事实来看，业主欠费抗辩的理由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为物业收费不合理;其二为物业未提供服务或服务不周。依据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26]结合抗辩产生的事实原因，笔者认为，对正当理由的理解与判断，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违法或违约损害业主利益的，构成抗辩的正当理由。具体言之，即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收费标准，违法违规收费，或者违反合同的约定，损害业主利益的，可以作为业主抗辩的正当理由;第二，在不存在违法或明显违约的情况下，对于业主以服务存在瑕疵提出的抗辩，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结合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标准与物业收费标准，对物业服务进行综合评价，进而确定业主抗辩之正当理由能否成立。

3.诉讼中的证明及纠纷解决机制

对业主而言，基于正当理由的抗辩权的行使固然为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护，但也应该看到，抗辩权的赋予同样给业主滥用权利留下了机会。为防止业主滥用正当理由进行抗辩，保障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当业主基于正当理由行使抗辩权的，必须对其据以主张的正当理由进行证明。即业主此时必须举证证明物业服务企业有违法违规违约之行为或证明其服务有不符合诚实信用要求之事实。否则，不仅业主的抗辩无效，其行为本身亦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对于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物业服务费纠纷案件，也必须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经营管理，对物业服务行业的收费标准进行监管，完善业主自治体系等等，只有这样，欠费纠纷才有可能有效避免。

结语

广厦千万，大庇天下。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与社会安定紧密联系。就立法的层面，司法解释的颁布为维护和保障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提供了平台，但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审判实践中物业服务合同履行所涉及的问题可谓纷繁复杂，不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纵横交错，裁判的统一性与个案的妥当性也或许未必合致，而错判误判的情况亦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势下，深入研究既有判例，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就具体个案正确适用解释条文、合理选择并运用法律解释及利益衡量之方法就显得极为重要。因此，《物业服务解释》的出台固然将为今后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较强的指引，但站在法律适用的立场之上，于法官而言，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1]杨立新主编：《〈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如有实务界人士认为该解释在区分物业管理与物业服务、赋予物业企业代位诉讼权利、保障业主单方面解除物业服务合同、解决业主欠费难题等方面，有诸多亮点。参见颜雪明：“从实务角度看物业服务司法解释的亮点与不足”，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7期。

[3]徐海燕：《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 社2009年版，第265页。

[4]杜万华、辛正郁、杨永清：“最高人民法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物业服务司法解释》要义”，载《判解研究》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5]高平主编：《物业纠纷新型典型案例与专题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6]同注[3]，第292—293。

[7]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8]同注[4]，第75页以下。

[9]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10]苏号朋、朱家贤：“论英国法中的合同默示条款”，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

[11]司法实践中出现过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合同附随义务而承担违约责任的判例。如“延误送信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被告物业服务企业负有及时转交邮件或及时通知收件人领取邮件的义务，而被告违反此项附随义务，造成原告业主遭受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 一中民终字第3542号《民事判决书》。

[12]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13]同注[2]，颜雪明文。

[14]周友军：“我国侵权法上作为义务的扩张”，载《法学》2008年第2期。

[15]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终字第10996号民事判决书。

[16]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7]如德国冯•巴尔教授指出：“在属于不作为责任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力。” 参见[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18]如“楼顶坠物案”中，物业服务企业对楼顶的废弃搁置物未予处理，造成其坠落后将原告砸伤，法院判决因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管理职责，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参见周桂芳、轩毅：“楼顶废弃物砸伤人物业公司被判赔”，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25日第3版。

[19]如“保险柜失窃案”中，合同明确约定小区内设专职保安人员，24小时值班，进行治安巡逻和治安保卫工作，并且原告与物业服务企业曾两次签订补充协议，加强保安，原告也因此增加支付了物业服务费，但由于被告公司未如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原告保险柜被盗，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佛中法民五终字第908号民事判决书。

[20]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21]谢罗群：“深圳„高空抛物案‟一审判决引发物业管理行业关注”，载《中国物业管理》2008年第3期。

[22]徐建明：《物业管理法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23]同注[2]，颜雪明文。

[24]同注[3]，第258页。

[25]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6]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