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第一篇：肺癌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肺癌靶向治疗成果值得期待

目前临床上常见的肺癌患者约80%为包括鳞癌、腺癌等在内的非小细胞肺癌，这些患者确诊时有85%左右是中晚期，约75%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失去了手术根治性治疗机会、常规放化疗的临床效果也不甚理想。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近年新兴的一种治疗手段，因其具有高度选择性地杀死肿瘤细胞而不杀伤或仅很少损伤正常细胞的特点，安全性和耐受性较好、毒副作用相对较小，不少患者都视其为治疗肺癌的一线生机。然而，恰恰由于靶向治疗是为攻击特异性靶分子而设计，所以须找到合适靶点才能发挥其疗效，而能否在个体患者身上找到合适的“靶”以及能否在采用后控制肿瘤的生长，都是因人而异、因靶而异的。

由于靶向治疗的参与，医治晚期肺癌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医生根据患者的体能、病情特点、药物的反应和副作用以及合并症等多方面来决定是用靶向还是用化疗，抓紧药物运用的合理时机，发挥化疗药和靶向药的优势，力争做到各类药物的最佳组合，这俨然是一门医学“艺术”。

“很多靶向药物已被证明只对部分肿瘤患者较为有效，而剩下的则是微效和无效。”专家解释说，肺癌从发病机制上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由吸烟所致，长期大量吸烟会引起KRAS基因突变，此类突变临床尚无治疗药物。经临床试验证明，KRAS突变也会导致EGFR-TKIs耐药，放化疗效果也都不理想，且预后通常较差，因此研发KRAS突变抑制剂变得非常重要。在研新药RAS抑制剂安卓健目前已进入二期临床，期待能够取得良好结果为患者提供治疗方案;另一类是人体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目前药物较多，疗效相对较好，通常采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通过阻断致癌信号的传输达到控制癌症的效果。因此有无KRAS基因和EGFR基因突变成为影响疗效的最重要因素。

“临床条件不同的患者，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的疗效不一样。非小细胞肺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确定，依赖于基因突变检测的结果，这样靶向药物才能找到合适的靶点并充分发挥疗效。”专家说，研究发现，女性、腺癌、不吸烟、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EGFR基因突变率很高，尤其亚裔患者EGFR基因突变发生率为30%至40%，高于欧洲患者的10%至15%。因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高度敏感，这些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在确诊初期就选用特异靶向药物治疗，以最大限度提高治疗效果。

靶向药物的研发正方兴未艾，有些已进入二期临床、三期临床阶段，因此，晚期肺癌病人面对的不再是穷途末路，而将迎来峰回路转，重拾生存信心。

第二篇：肺癌靶向新药的疗效研究

癌症已蝉联31年中国十大死因之首，而其中，约3成左右癌症患者有Ras基因突变，台湾国鼎生技11月底宣布，全球首支抗肺癌Ras标靶药可望成功研发，已正式于美国启动二期临床试验。

在癌症基因的研究中，科学家早在20多年前已发现，Ras基因是包括肺癌、大肠直肠癌与胰腺癌等癌症的关键基因，约3成左右癌症患者有Ras基因突变，国内生技公司首席研究员陈志铭博士表示，Ras基因是一种人体中负责讯息传导与神经物质传导的重要蛋白质，Ras基因突变的结果会导致Ras蛋白质高度活化，进而使癌细胞不断的生长与分化，使得肿瘤更容易恶化。

根据研究指出，肺癌及大肠直肠癌患者中约有30%-50%患者有Ras基因突变，胰腺癌患者高达70%-90%。但目前仍未有可以抑制Ras基因的靶向药物。

陈志铭博士表示，继2006年研发出全球第一个抑制Ras基因的小分子化合物

Antroquinonol，一期临床研究成果已证实其安全性与有效性，目前已通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核准，针对非小细胞肺癌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由全球著名美国Johns Hopkins医学中心肿瘤与医学教授David S.Ettinger担任计划主持人，可望成功开发全球第一个抗肺癌Ras标靶药物，最快可望在2年内通过美国与台湾FDA药证申请。

2009年台大医学研究所江柏政的研究指出，一般而言治疗药物对肝癌细胞的效用较差，而Antroquinonol对肝癌细胞的生长活性有较佳的抑制作用，其中效用最好的是针对HepG2细胞。研究进一步指出，Antroquinonol将细胞生成周期停留在G1期，其做法是让多种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表现下降，进而抑制细胞内蛋白质转译的过程，这中间并没有影响mRNA及DNA转录或蛋白质降解。研究也发现AMPK与mTOR蛋白质分别参与调控细胞内能量之恒定与蛋白质的转译，是Antroquinonol发挥效果的关键，透过活化AMPK的作用可以抑制细胞内蛋白质生成途径，进而抗癌。

新药Antroquinonol(安卓健)借由干扰细胞相关遗传讯息传递的过程，抑制癌细胞成长，特点在于广效、副作用低、可阻挠癌细胞移转、没有抗药性。国鼎首席研究员陈志铭博士指出，在一期临床实验时，一天只要服药一次，就可以达到降低癌细胞生长25%以上的目标，而且副作用是呕吐及轻微腹泻，但相对于现有的癌症疗法，这些副作用算是轻微的。他表示，由于Antroquinonol也能抑制发炎反应，因此它能够对抗的病症将不仅是癌症，心血管疾病、自体免疫疾病、脂肪肝、组织纤维化与神经退化疾病等20多种都有潜在的治疗机会。

第三篇：一种新的靶向治疗药物

一种新的靶向治疗药物——阿法替尼(Gilotrif，勃林格殷格翰)已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同时，一个伴随诊断试剂盒EGFR Therascreen PCR Kit(Qiagen公司)也被批准用于检测肺癌患者EGFR突变是否阳性。

【FDA】批准阿法替尼(Gilotrif)用于NSCLC治疗

在西方人群中约10%-15%的非小细胞肺癌存在EGFR突变阳性，然而在亚洲人群中的突变??的发生率更高。

另外两个用于治疗EGFR突变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药物-厄洛替尼(特罗凯)和吉非替尼(易瑞沙)，已经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被批准使用，但这中间也有一个显着的例外，就是吉非替尼并没有在美国被批准使用。

“最强劲的”临床试验

afatinib的批准是基于 LUX-Lung 3 这项研究，已被形容为“EGFR突变阳性的肺癌患者中最强大的3期试验。”

这项研究纳入345例EGFR突变检测呈阳性，并且以前没有接受过化疗的3/4期的肺腺癌患者。

他们都接受培美曲塞联合顺铂的治疗，并随机分配到加入afatinib或安慰剂的两组当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在afatinib组比安慰剂组得到显著延长(11.1和6.9个月，风险比为0.58，P=0.0004)。

具体研究内容：【ASCO 2012】阿法替尼使肺癌PFS翻倍

Afatinib在欧洲也正在等待批准

一种聪明的策略奠定了产品营销的基础，勃林格殷格翰公司一直在进行“让我们检测的倡议”，其目的是提高医疗专业人员对非小细胞肺癌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中的关键作用的认识。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今天发表声明中强调检测的作用，FDA体外诊断和放射卫生办公室主任Alberto Gutierrez教授表示：“伴随诊断检测和药物的批准对肿瘤治疗的发展极其重要，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把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法用到真正需要它们的患者当中。”

PFS-无进展生存期(PFS，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ORR-客观缓解率(ORR，Objective Response Rate) DCR-疾病控制率(DCR，disease control rate) PROS 临床预后 Patient reported-outcomes

胃癌的术后放疗 胃癌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住，对Ⅰ期胃癌，单纯手术的五年生存率达90%以上，但即使在美国，Ⅰ期胃癌也只占10%左右，大多数患者就诊是已有病灶的深层浸润和淋巴结转移。2期胃癌患者无年生存率仅29-37%，3期的五年生存率仅有11-18%。晚期胃癌术前已发生转移，所以多为姑息性手术。为防止术后很快复发，放疗就成为手术后预防复发的首选措施。

手术时第一站淋巴结完全清除为D1，仅包括胃周淋巴结。第二站淋巴结完全清除为D2，包括腹动脉干、脾动脉、脾门淋巴结。第三站淋巴结完全清除为D3 术后辅助的放疗不仅能够提高胃癌的局控率，而且还能提高胃癌患者的生存率。术后的放射治疗主要应用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手术完全切除但有复发高危因素的患者，复发高危因素是指原发肿瘤穿透肌层或累及临近器官;或区域淋巴结阳性的患者也即T3T4和/或N1N2的患者。二是局部手术未能切除或次全切除的患者。

一是完全切除但有复发高危因素胃癌患者的术后放射治疗。主要是放疗结合5-FU化疗。在一些研究中提示放化疗能消灭已知的肿瘤病灶，提高局控率，能延长生存率约5-15%。INT0116临床试验556例患者包括1B、

2、3A、3B和无远处转移的4期胃或胃食管交界处的腺癌，所有的患者均接受了根治性的手术切除。患者被随机分为单独手术组和术后放化疗组(照射区域为瘤床+区域淋巴结引流区，45GY/25F;化疗为4周期的5-FU+CF，每月一次)。经三年的随访，3年的无瘤生存率为31%：48%，三年总生存率41%：50%，中位生存期27月：36月。结果证明，放化疗组较单独手术组在3年的无病生存期、3年总生存率、中位生存期分别提高了52%、35%、33%。而且整个治疗计划患者基本能耐受，术后放化疗组仅有3例(1%)患者出现了致死性的毒性反应。INT0116这个大样本的3期临床随机研究明确显示了术后放化疗能提高完全切除的有复发高危因素胃癌患者的局控率和长期生存率。国内也有报道62例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分为术后放化疗组32例(放疗为46-50GY，化疗为紫杉醇+DDP)和术后化疗组(ADM+5-FU+丝裂)，2年无瘤生存率术后化疗组为16.7%，术后放化疗组为81.3%，差异明显。术后辅助的放化疗正逐渐成为T3T4和/或淋巴结阳性患者外科完全切除术后的标准辅助治疗方式。

放射野的范围：应根据术前肿瘤的位置以及术后的TNM分期来决定选择性照射残胃、瘤床、复发的高危淋巴结引流区。对于高危淋巴结的确定与原发肿瘤的位于胃的哪个部位密切相关。原发肿瘤位于贲门处，则有较高的贲门周围、大弯侧、小弯侧、食管周围组织累及机会;原发肿瘤位于远端胃，则复发高危的淋巴结包括十二指肠周围、肝门周围淋巴结、胰周淋巴结;但无论肿瘤位于胃的哪一部分，大弯侧、小弯侧的淋巴结都是容易累及的。

放射剂量：对于完全切除的患者的术后辅助放疗45-50GY就能取得较满意的局控率。 二是局部手术未能切除或次全切除的胃癌患者的放射治疗。国外有报道90例因肿瘤累及局部淋巴结或邻近器官而未能完全切除的胃癌患者的资料。66例行原发肿瘤的切除，其中23例肉眼有肿瘤残留，36例镜下肿瘤残留，7例未有病理证实的残留。术后随机分为术后放化疗组(50GY/8周放疗，5-FU+司莫司汀化疗)，单独化疗组仅接受5-FU+司莫司汀化疗。由于联合治疗组因骨髓抑制的较差的营养状况导致较高的早期死亡率而被迫中止，但对此进一步的随访表明，单独化疗组在随访期间也有患者的陆续死亡，只是联合治疗组死亡高峰较早出现，但联合治疗组五年生存率达到了18%，而单独化疗组仅7%，P〈0.05。提示联合治疗组虽然显示有较高的治疗毒性，但其长期生存率仍优于单独化疗组。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疾病，其预防和治疗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空气质量受到污染，不少人患上了肺癌。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开始应用到肺癌的防治之中。肺癌的基因检测有什么用?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肺癌治疗领域中，个体化治疗已成为新趋势。比如说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的突变会导致肺癌的发生，或使肺癌的生长更快。如果能够针对靶点来做治疗，相对来讲，毒性就会小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治疗从原来单一的化疗，转变为更加个体化、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模式。

“从分子水平上看，基因突变是指基因在结构上发生碱基对组成或排列顺序的改变。因为EGFR基因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帮助医生通过基因检测来区分是否可以接受易瑞沙靶向治疗的患者。”支修益强调，基因检测则是指导靶向治疗的重要依据。基因检测并不是非常复杂，卫生部最新发布的《三级肿瘤医院评审细则》明确要求医院要具备EGFR突变检测等分子诊断能力，目前国内已经有50多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和肿瘤专科医院具备了检测EGFR突变的能力。

“靶向药物是新一代抗癌药物，只对肿瘤细胞发生作用，而对正常细胞的损害相对较小。”支修益说，“靶向药物治疗同传统药物治疗相比，针对性更高，疗效显着。”他表示，对于无法彻底治愈的晚期癌症患者，治疗不能仅以消灭肿瘤为唯一目标，除了观察肿瘤大小变化，还需要重视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倡在有效的前提下使用毒性最小的药物。总体上来说，口服的分子靶向药物恰好适应这种要求。有的患者在服用口服的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时甚至能维持正常的工作，并且参加旅游等活动享受人生。

靶向治疗在肺癌治疗中开始广泛应用，治疗前需要检测血液中相关因子的基因，看基因情况再决定是否适合该治疗方式。肺癌的基因检测目前主要针对EGFR、KRAS和ALK等基因，根据检测结果选用相应靶向治疗药物：EGFR-TKI抑制剂易瑞沙、特罗凯等，RAS基因抑制剂安卓健、ALK抑制剂赛可瑞等。如果没有检测到基因突变，就能明确不适合该靶向治疗方法，说明肺癌不是由基因突变所致，可能是外界原因引起的，如辐射、防腐剂、免疫力低下等等。

第四篇：肺癌生物治疗是什么？

肺癌生物治疗是什么?生物治疗是近年来新生的治疗癌症的手段，众所周知肺癌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恶性肿瘤，并且将近80%的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失去了外科手术治疗的机会，化学治疗与放射治疗尽管能提高缓解率与生存期，但仍不理想。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的1年生存率仅为40%，而且由于化、放疗的不良反应，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及相应技术的发展，对肺癌的发生、发展与转移的各个环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生物治疗已成了医学界研究的热点，它不同于手术、化疗或放疗，除了提高机体对肺癌的抗病能力外，并能针对肺癌发生、发展过程的不同环节进行治疗，且药物的毒副反应亦较小，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D阻分抗肿瘤活性已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证实，而D阻分与手术、放化疗协同抗肿瘤作用以及分子机理的研究更是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依据。D阻分是一种强效生物反应调节剂，可以有效激活细胞免疫功能，活化人体免疫细胞群，刺激各种细胞因子大量分泌，增强肿瘤局部免疫反应。

世界上众多科学家的研究也表明，D阻分可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Th-1/Th-2，抑制B细胞活性，加强辅助T细胞的活性。目前普遍认为D阻分的抗肿瘤活性表现是双重作用，既可直接杀伤癌细胞，又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晚期肺癌治疗意义重大。

第五篇：生物免疫治疗肺癌骨转移

肺癌骨转移的发生率可达30%~40%，骨转移是何时发生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早期肺癌一般不会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大部分肺癌患者确诊时病情已发展到了中晚期，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肺癌患者因为骨痛、病理骨折、截瘫等原因就诊而最初被发现的是骨转移瘤。也就是说，先发现骨的转移病灶，继而通过各种检查才发现其病因是肺癌。另一部分患者的骨转移发现在肺癌的治疗过程中或结束后，因此，骨转移的监控对于肺癌患者将是终身的。从肺癌被诊断的那刻起，我们就应时刻警惕转移的发生。那么，肺癌的骨转移是如何被诊断出来的呢?目前，专家共识的最好的监控骨转移的方法是全身的放射性核素骨扫描(含ECT),这是一种通过放射性核素示踪的方法，显示全身骨骼异常的代谢活跃区域，从而发现可能发生骨转移的部位。但应明确的是，骨扫描发现的异常只是说明骨质不正常，患有疾病，并不一定就能肯定是已经发生了骨转移瘤。因为骨的很多其他疾病，包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骨感染、骨性关节炎、骨的良性肿瘤以及直接发生在骨而非转移来的恶性肿瘤，甚至于普通外伤造成的骨折，都可以引起骨的代谢活跃从而使骨扫描显示异常。因此，那种一发现癌症患者的骨扫描异常就马上断定发生了骨转移的做法是片面的，容易发生误诊。

肺癌患者出现了骨转移，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给治疗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肺癌晚期患者的治疗，因为机体免疫力的下降，身体各项机能都远远不如正常人。手术或者放疗化疗对患者的伤害非常大，如果盲目使用，危害可能比癌症本身更大。即使能够一时间摘除病灶，但是复发和转移的可能性也非常的高，于是只能重复进行手术或者放化治疗，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差，痛苦程度也与日俱增。

解放军307医院CTC肿瘤生物治疗中心专家指出，新技术生物免疫治疗能够有效防止肺癌的骨转移，患者可以放心的选择。生物免疫治疗是从人体的免疫系统入手，借助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细胞工程技术，提高癌症的免疫活性，给机体补充足够数量的功能正常的免疫细胞和相关分子，激发和增强机体抗瘤免疫应答，提高癌症对机体抗癌症免疫效应的敏感性，在体内、外诱导癌症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效应细胞，达到最终清除癌症的目的。具有安全、高效、无毒副作用等优点，突破传统疗法“副作用大、易复发、易转移”的弊端，成为二十一世纪肿瘤综合治疗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治疗手段。

因此，新技术生物免疫治疗的出现给肺癌骨转移的患者带来了治疗的福音。生物免疫治疗技术是21世纪最新发展起来的肿瘤治疗新技术，被国际医学界誉为最有可能完全消灭肿瘤的技术手段。目前，解放军307医院CTC生物治疗中心已将该项技术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并且有效治愈了2000多例患者，成功的为他们解除了病痛的折磨，使肿瘤的5年生存率一举在我院提高了近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