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一、历史背景元朝末年，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元末农民起义。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为明太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篇1：

关于中国历史上使用重典的思考

摘要：“重典治国”在各朝不同时期备受统治者青睐，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往往难以完成统治者的决策预期，收效了了，最终难以逃脱成为历史陈迹的命运。应当按照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适宜的刑罚，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重典；法制；适宜；秩序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于是“乱世当用重典”的思想便应运而生。重典，顾名思义，是指较重的刑罚。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虽不处于乱世，但对于重典仍是有记载的，所以今天我们对重典的使用也需要有一些探讨。

早在《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司寇》中载：“一曰，邢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可见，重典在历史早期就已经使用了。虽然周王朝对于刑罚本着世轻世重的原则，但我们看到西周刑罚的主体是墨，劓，髌，宫，大辟五大刑罚，也称旧五刑。这五种刑罚，手段均是十分残酷的，前四种肉刑的目的是给人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使人残疾，而最后的大辟又称生命刑，其严酷程度不言而喻。所以，在西周，在非乱世的阶段，重典是存在的，并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刑罚使用。

在上古时期，法制制度并不完善，重典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起到威慑百姓的作用，严明的刑罚可以降低犯罪的发生。但是，重典是否应该贯穿整个王朝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们看到，不仅是在西周。在汉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国家已经是破败荒凉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凋敝。汉初统治集团在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同时，意识到秦律过分的严苛和繁密。于是，刘邦初入关就与咸阳民众“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繁苛律令。之后，汉惠帝，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一系列重典，进行形制改革。与秦朝相比，汉朝的法制明显呈一个轻刑慎罚的态度。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

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

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参考文献]

[1]赵艳芳，刘金燕明代“重典治吏”的启示[J]文史博览，2014-12-5

[2]何云鹏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启示[J]法制与社会，2014-10-15

[3]苗红培中国古代吏治经验及其当代价值[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4-15

作者：袁昕仪

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篇2：

浅谈明代法律制度与重典治吏

一、历史背景

元朝末年，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元末农民起义。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为明太祖。

这个在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朝政权，在太祖朱元璋的带领下，将农民对国家的政治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朱元璋在吸取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上，结合自身对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理解，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政权的行为，尤其是包括立法在内的反腐败措施，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二、立法指导思想

1.“重典治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十分重视王朝法律制度的建设。他总结明朝的灭亡教训，认为元朝灭亡，主要因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为此，他极力主张正纲纪的思想理论。基于这样的理论，以及中国古代自古以来的“刑罚世轻世重”，“刑乱国用重典”的传统法制思想，结合明朝建国初年复杂纷乱的社会形势和阶级矛盾，使得朱元璋提出了“重典治国”的主张，并着重强调“治吏”，通过治吏来间接实现治民的目的。

2.“明刑弼教”。“明刑弼教”也是明朝的主要立法思想。“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后人简称“明刑弼教”。宋以前对德与刑的关系认为德主刑辅。而宋代对“明刑弼教”进一步解释，将刑提到了与德相同的地位。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到了明代，朱元璋推行的明刑弼教思想，其实质在于重刑罚，轻教化。可以显见，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中，德与刑的关系是一对双生子，都可用于调整社会的法律关系，统治者也总是不断根据自身统治的情况来协调两者之间的轻重。

3.“法贵简当”。在上述立法思想外，朱元璋还强调“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目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天网密则水无大鱼，法网密则国无全民。”②

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即“重刑、重典、严刑峻法”）的法律体系。

三、主要法典及其主要内容

1.《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基本法典。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要大臣开始编订，历时三十年，终于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完成并正式颁行天下。《大明律》一改传统刑律体例，将传统刑律的按照罪名编订的体系（例如法经六篇：盗、贼、网、捕、杂、具）改为吏、户、礼、兵、刑、工七篇以中央行政机关命名的刑律体系，主要用以适应和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这一体系为明朝所首创，其后为清朝所沿用，可以说是明清时代刑法体系的基本模式。但可以说，这样一种以中央行政机关为立法依据的立法模式，将刑法体系与行政机关混同，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概念。可以说，在朱元璋的思想里，对“立法”尚未有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认识。

《大明律》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可以说符合了朱元璋的“法贵简当，使人易晓”以及“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律主张，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变的大法。

2.《明大诰》。大诰是明初一种特别刑事法规，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了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二十年（1387年），以案例为主，制定四编《大诰》，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明大诰》是朱元璋“重典治世”思想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治吏方面，其中大部分条文都是为惩治贪污腐败而设。此外，虽然从法律效力上来说《明大诰》与《大明律》效力相同，但《明大诰》却对于《大明律》中原有的罪名加重处罚，滥用诸如族诛、断手等法外之刑，完全无视明律中的规定，不仅使大诰成为一部极其残酷严苛的法典，更使得明朝的两大法典自相矛盾。为了起到重典的警示作用，《明大诰》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普及的一部法规，以至于科举考试中也列入了大诰的内容。从法律普及的角度而言，朱元璋确实将法律深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3.《明会典》。《明会典》是明朝的一部行政法典，仿照唐六典的体例编撰，具体详述了各行政机构的职能及制度。

四、司法制度

司法方面，明朝的一大量刑原则就是推翻了汉代以来的从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采取“从重从新”，与现代刑法的“从旧从轻”原则背道而驰，这也是朱元璋“重典治世”立法思想的又一体现。这一原则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理，使得法律得以朔及既往。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封建社会的法律，其实只是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而已。

在司法的执行机构上，明朝创设了厂卫，成为皇帝调查贪官污吏的耳目，更可直解参与司法审判。厂卫制度是明代特有的司法制度，也是朱元璋预防和惩治贪官污吏，实现“重典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种“间谍”式的司法手段也许在最初确实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但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仍旧弊大于利。厂卫的组成人员主要为宦官，让宫廷内的侍者护卫转而成为法律的执行者，从主体上就首先违背了法律的根本意义。其次，厂卫的探查手段隐秘而不乏捕风捉影，极易造成冤狱，同时，厂卫又有权直接行刑问罪，刑罚也大多是残忍的法外执行，有违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重典治吏的特色罪名-奸党罪

为了巩固帝业，防止大臣结党，内外勾结，朱元璋首创了“奸党罪”，这一罪名也是在明朝重典治世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而设立，但却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明确的危害结果。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中央君主集权，防止臣下篡权变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加强了君主专制。但这种犯罪具有刑法上的不确定性，很容易成为皇帝随意杀戮功臣宿将的任意性规范。促使皇帝疏远朝臣，崇信宦官，再加上厂卫的设立，为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六、结论和启示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律发展史，可以看出，明代的法律较之过去更为严格，严刑峻法，重典治世是明代的主要法律思想。而从整个明朝本身的法律发展来看，是维持一个先紧后松的走向。比如著名的《明大诰》就在永乐年间被废止。同样是经历战乱、分裂建立起来的朝代，不同于汉唐的修养生息，明朝采用了严刑峻法的手段，强化对官员的管理，从而达到对百姓的治理。不可否认，严刑峻法和重典治吏在立朝之初，确实对巩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只能是一时。由于封建制度的根本特性，这种立法精神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反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残酷的刑罚也必将被社会所抛弃。如今的社会，反腐问题也已成为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焦点，明代的重典治吏，虽在其定罪量刑上有不符合人权的部分，但其出发点和目的，仍旧值得当今社会的反腐活动关注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尚书·大禹谟》.

[2]《明史*刑法志》.

作者：曹黎燕

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篇3：

浅论明初的重典治吏

明朝初年的重典治吏使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吏治制度，与两宋时期的“高薪养廉”政策有着鲜明的对比。明太祖朱元璋打击官员违法犯罪的决心和毅力值得我们学习，但无论是宋朝还是明朝都没有能最终解决官员违法犯罪问题，两个朝代实际上也都亡于吏治的失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浅议明初重典治吏之成败得失，愿为今朝之行政管理做一参考。

一、重典治吏的时代背景

对历史的评价，应当置于时代的大环境中。作为一个经历过社会底层生活的平民皇帝，亲眼看到了宋朝宽容治吏，官员有恃无恐，互相庇护，贪污成风的教训，也感受到了元朝民族分化政策下，官吏对于百姓的压迫。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社稷，朱元璋明白自己必须行重典杜绝官员腐败，减轻百姓负担，积极的休养生息，使国家经济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加之明朝初年，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依旧十分强大，国内豪杰四起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平静，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官员贪墨成风，这决定朱元璋必须首先广大平民百姓得支持，铲除国内农民起义的生存土壤，确保政令畅通、内部稳定，从而集中力量对抗北元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新生王朝。因此，朱元璋采取了宽以待民与严于治吏相结合的制度。

二、明初重典治吏的内容与特点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明朝开国到洪武九年，为依法治吏阶段，这一阶段朱元璋进行了大量的健全法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贪污之风的效果；洪武九年之后为法外用刑阶段，面对屡禁不止的官员违法现象，盛怒之下的朱元璋开始了法外用刑的大规模屠杀政策。

在大肆诛戮贪官污吏的同时，朱元璋还陆续在其四编《大诰》中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严密法纲、加强对臣下控制的措施和法律规定。虽然朱元璋法外用刑打击恶吏，其做法严重脱离实际，最终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但通过一系列规定，明确了部门职能分工、确立了群众监督制度，应该说是对后世还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相比历朝治吏，朱元璋治吏的手段，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重点突出

与历朝治吏理念不同，朱元璋治吏重点突出，在朝主要打击官吏结党乱政，在野主要打击官吏贪赃科敛害民。

朱元璋在治吏过程中，首先提出了“奸党”的罪名。洪武十三年至十九年的胡惟庸案及洪武二十六年蓝玉谋反案，共计约五万余人被处死。可见朱元璋对于“奸党”打击之重。其另一重点是打击官吏贪赃和科敛害民。在朱元璋所颁布的四编明《大诰》记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此类案件的条目最多，达到了59个，其中官吏科敛害民的有16个。株连人数最多且滥杀最厉害的案件，也多因贪脏最所致。

（二）用刑严酷

相比两宋时期吏治的“宽厚”，朱元璋的吏治手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严酷”。根据《大明律》规定，“有禄人”受财枉法，“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受财数额自一贯以下至八十贯以上每五贯一个等级，从杖七十至绞刑不等。而明《大诰》中更是规定：“贿赂出入，至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以死。” “指以庆节为由，和买民物……不还民钱，……拿赴京来，斩首以除民患。” “为巡阑者，依恃官威，剥尽民财，……本人凌迟。”

应当说明的是，朱元璋重典治吏是针对元末明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且是对吏治的一种探索，他始终致力于为他的孙子朱允炆乃至后世子孙留下一个“海内宁谧，民乐雍熙”的太平盛世。

（三）法外用刑

明初重典治吏的另一个特点是法外用刑。朱元璋建国初期，虽用刑严峻，管理违法事件依然屡有发生，于是这位来自民间的马上皇帝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以法外用刑为特征的大规模屠杀政策，试图通过渲染和滥行屠戮来威慑和打击犯罪。其中又分两部分，一是法外加重刑罚，二是法外新设刑种。

在《大明律》之外，朱元璋先后四次颁布明《大诰》，对同一犯罪的量刑较之《大明律》大大加重。如《大诰》三编中，“御史刘志仁周士良肆把持之术，妄为百端，贪赃万数”，依照《大明律》应当“计赃以枉法论绞”，但在《大诰》中却被判处凌迟。

根据《大明律》规定，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绞、斩）五刑，以及赎刑、充军和对十恶重罪犯的凌迟刑。但朱元璋在四篇名大诰中，所设立的刑罚的种类远远多于大明律，诛族、凌迟、极刑、阉割为奴、斩趾枷令等各种刑罚共计30余种，这些文字让今天的人看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三、结语

在洪武初期，重典治吏对抑制贪腐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此之时，官员“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但重典治吏却缺乏稳定的政策法规支撑，仅凭个人之好恶对官员犯罪问题进行处理，管理违法犯罪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消除。朱元璋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天下诸司官吏严守纲纪，忠君爱民、不结党乱政，不贪财好货，公慎廉明，专心牧民，劝课农桑，大兴教化的太平盛世，今天看来显然没有做到。朱元璋严打官员结党乱政，可是明朝末年迅速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党争；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明朝的太监却横行天下；朱元璋想要铲除农民起义的生存土壤，然而明王朝最后却正是被农民起义打乱了五脏六腑，从而失去的对外来威胁的抵抗能力，假如朱元璋能够以一种宽严相济的手段整顿吏治而不是一味严打；假如朱元璋能够建立一个整顿吏治的长效机制而不是凭个人一时之好恶；假如他的后世子孙能够对它所确立的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假如……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在悠悠的历史的长河中，明王朝已经随波远去，其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作者单位：海南省第三劳教所）

作者：孙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