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程，尤其是2010年之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梳理分析，发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有利于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未来中国学前教育应着重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问题，建立完善的财政投入和科学监管体制，以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论文 篇1：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研讨会综述

[关键词]新中国60年　经济发展　历史经验

为庆祝祖国60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贵州财经学院和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于6月24日在贵州财经学院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着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和经验教训，“三农”问题，财政金融和物价波动，人口和社会福利等制度，地区、部门的经济运行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体回顾与思考，无疑有益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过去，指引未来。武力(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通过回顾60年来中国在不同阶段选择和实践发展道路的前后过程，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在1949～1978年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为什么1978～2002年要进行改革开放，为什么2003～2009年要提出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展示出60年来中国的经济航船在党和政府引领下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历程。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从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整体梳理中，得出中国60年都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懈追求的结论，并且阐述了中国为此所取得的成就。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认为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凯歌行进(1949年10月至1957年)、停滞徘徊(1957～1978年)、高速发展(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呈现出一条“之”字形路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总体上是辉煌的，这首先得益于正确的指导思想，而科学发展观是60年经验教训的理论结晶；其次在选择发展模式上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在确定经济发展速度上要根据国力好中求快。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将历史的思考追溯至120年前，认为如果从经济体制的变迁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五大转型，即甲午转折、抗战转折、“八大”转折、“整顿”转折和“南巡”转折。

在当代，争论最多的转型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这一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其内在的机制和逻辑是什么?对此，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通过阐述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演变与转变的路径进行了解答，他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产物，而是中国当时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促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结构的逻辑性。由于这一体制中非计划经济的存在，决定了其相对于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而言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目标的经济市场化方向和政府主导、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至于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问题，蔡福顺(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通过解析一些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质疑，得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改革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结合国情探索中国模式，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今后依然要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的改革，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市场化的方向及渐进式的改革模式。

发展观是对发展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张松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编辑)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日益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得出随着发展观的不断演变，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与发展观相适的规律，并提出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科学发展观也应与时俱进、更加科学化，相应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也应更具全局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石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通过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说明中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始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不能忽视国际环境。他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从总体上越来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不利因素始终存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战略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国际环境，但也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教训；处理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是保持头脑冷静，做好自己的事情。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还体现在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和领导机制的讨论中。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通过比较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发展速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经济思想的异同，分析了他们“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领导机制，并指出正是这种领导机制使得党和国家出现了长治久安、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总之，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重点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模式、转型、影响因素等热点论题上，这对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国家，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无法回避“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涉及内容十分丰富，有关讨论也十分热烈。高伯文(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从“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业化道路与“三农”的关系、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关系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的。他认为在当时，限于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虽然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但其独特的探索视角、思想认识和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新阶段推进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农村土地问题一向是“三农”问题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有关讨论甚至追溯到近代中共的农地制度改革问题上。温锐和杨丽琼(江西财经大学教授)通过分析贯穿1928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农地改革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政策，认为学界忽视了该政策对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及其“地权农有”政策的负面影响，甚至还错以为“重新平分土地”代表广大农民的土地意志，这为后来的集体化共产农民土地私有权和迈向“一大二公”打下了思想基础。瞿商和杨祖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借助制度均衡的分析框架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变迁，认为1949年后新中国农地制度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即从均衡性农地制度变迁——小农私有独立经营制度(1949～1952年)，到非均衡性农地制度变迁——集体所有集中经营制度(1953～1978年)，再到均衡性农地制度变迁——集体所有分散制度(1979年后)。

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探讨方面，贾俊民(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教授)着重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合作化的实践和发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发展仅仅是效仿了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偏

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理论。改革开放后，经过探索实践，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回归和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合作理论。这个转变，为发展新型农业合作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李占才(同济大学教授)和运迪(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过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演化过程及各个阶段的政策特点，指出30年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堵到疏，由限制到规范和服务，是党和政府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改进对农民的认识，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与宏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农村金融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村私人借贷和信用社两方面。关于农村私人借贷，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和常明明(贵州财经学院教授)首先以中南区为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个体农民的融资途径、结构进行了考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人借贷逐渐势微、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个体农民的资金匮乏问题得到了缓解，农村高利贷的活动空间得到压缩。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入门槛高，不能完全替代私人借贷满足各阶层农民多方面的融资需要；农村融资主体从个体农民转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个体农民与现代金融组织借贷融资关系基本停止，相应的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积累进程也中断了，这成为今天在农村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困难重重的一个历史原因。常明明还专门以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为例对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村私人借贷情况从利率结构上进行了探析，指出与土改前相比较，土改后三省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在借贷利率结构上也以无利和低利为主。在农村资金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农民受当时所处的政治境遇的影响。关于农村信用社，易棉阳(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和陈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金融组织所经历的“之”字道路进行了描述，并以合作金融必备的自愿性、民主管理性、互助合作性三原则结合的大量史实考量了中国农村信用社的社会发展史，发现除建国初成立的少数信用社外，后来成立的绝大多数信用社都是以行政指令强制组合而成的名义的合作组织，中国农村信用社早已脱离了草根阶层，因而不能再坚持合作制的改革取向。

三、关于财政、金融与物价问题

财政、金融与物价问题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经济学界历来研究和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主要是从经济史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的。关于财政问题，赵云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将60年来中国的财政划分为1949～1952年的过渡型财政、1953～1976年的生产建设型财政、1978～1991年的分灶吃饭型财政以及1992～2008年的公共型财政，并分析了这四次财政转型的原因和轨迹，证明财政是随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变而转型，只有坚持了这条规律，财政才能正确地发挥其职能和作用。

有关金融方面的讨论较热烈。作为一种常见的企业间短期融资方式和结算手段，商业信用问题首先被论及。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从商业信用体系的两个子系统——挂账式商业信用体系和票据式商业信用体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人手，考察了60年中国商业信用体系的变迁，说明60年来中国商业信用体系走的仍是以挂账式为主的传统路径，票据式商业信用体系发展不足。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以亲朋故友为纽带的社会信用环境、制度发展的惯性、企业转换商业信用方式的成本约束是造成中国商业信用体系陷入这种传统路径依赖的主要成因。金融问题的讨论还涉及金融体系和货币问题，张天政(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金融体系的巨大变迁，成为新中国60年金融变迁的缩影。赵小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云南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云南货币的多元化和特殊性，反映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下近代云南独特的货币金融史。

物价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物价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市场信号，物价及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货币量成为研究的热点。刘巍和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根据1979～2008年的有关数据，以交易方程式为逻辑基础，放开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以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量、GDP环比指数为依据，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做了统计描述和数量分析。结论是30年来，就货币流量对中国物价的影响而言，无论是敏感性还是重要性，货币流通速度都大于货币量。

四、关于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土地和社会福利等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各方面的发展都要以解决好人口问题为前提。因此，审视新中国60年的经济成就不能不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李文(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审)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曲折变化，说明了中国实行强制性的节制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他指出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不但是同步实施的，也是互为因果的，评价新时期的历史性成就要将两种再生产放在一起来看。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本，才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对此，曹洪军(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等专门以山东省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人力资本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提出制约山东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且结构不合理，必须通过文化、制度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来加以改善。

土地制度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央、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因其涉及十多年来备受诟病的对农民强制征地、投资过热和地方政府负面行为等问题而备受学界关注。国家在(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变迁过程，指出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具有显著的财政动因和财政路径依赖特征，是中央、地方政府及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他认为在这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举足轻重，影响着制度的演进和绩效。因此，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配套的政绩考核体系。

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宋士云(山东聊城大学教授)通过回顾和分析60年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与社会救济紧密结合的传统福利制度创建时期(1949～1956年)，以板块分割的封闭体系、“国家一单位”运行模式、补救性保障制度为特征的传统福利制度巩固和发展时期(1957～1984年)以及无论是职工福利、还是民政福利和社区服务都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的转型时期(1985年至今)。

五、关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从个别和局部层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本次会议对产业经济的讨论既有大的部门经济，如工业的研究，也有行业，如纺织业的研究。整体工业方面的探讨主要涉及工业

技术进步方面，如林柏(山西大学副教授)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技术创新体系人手，通过梳理该时期中国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情况，总结出这一时期技术发展的特点和成因，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和其他重大工业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整体工业技术的改进或创新趋于停滞，她认为这种极端不平衡的技术发展和当时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一定关系。

在行业经济中，纺织服装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对这一产业的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厘清纺织业现存问题的历史渊源。徐建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对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1954～1965年间)国家统购统销制度严格管理下的手工棉纺织业的生存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指出尽管受统购统销政策的严格限制，农村手工棉纺织业不仅没有消失，还有一定发展，这既是农民为应对经济和生活困难不得不由机纱织布改为自纺自织的结果，也是在国家政策和自身利益之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反映了在实施工业化战略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彭连港(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郑琼洁(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外贸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了各个发展阶段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外贸发展状况和特点，并指出了现阶段基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除纺织业外，鲜少从经济史角度被关注的林业和食品业也被论及。张连辉(湖北大学博士)和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以省级行政单位公开的林业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大跃进”运动中林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园林业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而林木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林权的变动。因此，稳定林权是当代中国林业正常发展的重要保证。食品业的研讨主要是由朱高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副教授)所提交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食品消费变化问题的文章展开的。朱高林根据人们消费目的的转变，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划分为以吃饱为目的的生存性消费阶段(1949～1978年)、以补偿为目的的量的扩张阶段(1979—1992年)和以健康、便捷为目的的质的提高阶段(1993年以来)。他指出随着食品消费的质量、结构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城镇居民的饮食方式正快速向西方饮食模式靠拢，而居民的营养过剩问题也日益突出。

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民族地区和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思考上。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由内向封闭转向外向开放格局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这种社会剧变是由新的时代背景下族群传统文化的衰微、文化传承的转换和文化选择机制的转移造成的。在突然失去自身特有文化屏障的情况下，这些民族正陷入剧烈的文化冲击和困惑中，这种状况既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变迁的一般性特征，也显露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特性。王飞跃(贵州财经学院教授)在分析贵州民族构成及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文化习俗的同时，结合已实施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提出民族地区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应采取的几个政策问题，即人口与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与发展劳务经济长效机制的构建、乡镇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构建等问题。

在祖国统一大业不断推进的形势下，海峡两岸的经济关系也为学界所关注。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等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两个阶段对近半个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两岸的经济关系及其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回顾，说明了华侨华人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强调制定正确的侨务政策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研讨是富有成效的。首先，研究的内容丰富而有层次感，不仅有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的整体式、脉络式的梳理和全局性的、贯通古今与中外的宏大思考，也有对不同时段各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进行的微观或中观的个案考察；既有对“三农”等问题的继续探究，又有紧跟时代步伐、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而展开的历史解读和剖析。其次，研究方法和手段灵活多样。不仅保留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讲究史料的翔实和对历史本相的最大还原，而且还借鉴了新经济史学的方法和论证模式，结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学说，力求在史实基础上得出更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结论和观点。最后，在研讨文章之余，许多学者还对当今学界就新中国成立60年的经济发展所持的一些片面看法进行了纠偏，如怎样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之后的30年，怎样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那些有悖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怎样避免割裂历史、忽视历史的连续性等等，这对我们正确对待历史和现状不无启示。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涉及内容和层面庞大而深广，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说得清讲得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我们期待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讨论纷至沓来。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林 柏 缪德刚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论文 篇2：

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及未来挑战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程，尤其是2010年之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梳理分析，发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有利于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未来中国学前教育应着重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问题，建立完善的财政投入和科学监管体制，以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学前教育事业；中国；发展历程；未来挑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及演变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动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2〕中国为了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学前教育发展需要的道路，一直在向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前苏联等学习。〔3〕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断融合下，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多元，学前教育在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上也更加丰富。〔4〕本文在批判性地回顾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分析2010年以来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前教育的未来发展作展望。

一、2010年以前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前教育是对0～6岁幼儿的教育和保育。由于中国的幼儿园主要服务3～6岁的幼兒，因此本研究聚焦中国幼儿园教育（通常被称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1903～1993年

1.学前教育诞生

清政府于1903年在湖北武汉建立了第一所幼儿园。当时幼儿园的课程及组织结构都是从日本借鉴而来的，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也都是日本人。早期的幼儿园被称为“幼稚园”，这也是从日本借鉴来的名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正式把幼儿园教育纳入教育体系。这是中国公共学前教育体系的开端，也意味着学前教育正式成为中国学制体系的一部分。〔5〕

在最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学前教育受日本文化的强烈影响，幼儿园的教师要么是直接从日本引进的，要么接受过日本的培训。当时，日本这个刚刚成功西化的国家被认为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洋务运动的领导者相信，西化的学制有助于民族开化，也可以通过培养现代人才拯救国家。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幼儿园逐渐在大城市建立。然而，幼儿园当时主要接收的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幼儿，因为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够负担得起当时看来颇为昂贵的费用。

2.学前教育的早期发展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因为政府大力鼓励妇女参加劳动，所以幼儿园加大了对公众开放的力度，保育和教育儿童的责任逐渐从家庭转移到幼儿园。〔6〕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父母要参加工作，孩子往往会被送往托儿所或幼儿园。为了推动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以陶行知、陈鹤琴和张雪门等为代表的教育先驱们引领了一场为工人和农民的幼儿建立幼儿园的运动，当时在中国农村建立了很多幼儿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时，中国已有1300所幼儿园，接收了约130000名幼儿。〔7〕

3.1949年后学前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进一步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学前教育在1949～1957年间得到迅猛发展，城市和农村均开办了大量公办幼儿园和托儿所，以期为参加工作的父母提供育儿服务。一群前苏联的学前教育专家来到中国，帮忙规划和建立幼儿园、教师培训机构乃至整个学前教育体系。〔8〕

1958～1977年，学前教育发展处于混沌期，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被大量关闭。〔9〕1978年起，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对外开放、经济改革和独生子女等系列政策。在学前教育方面，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意在恢复秩序的政策，以期为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从1978年起，学前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幼儿园及教师和在园幼儿的数量都显著增加。幼儿园的重点从保育转向保育和教育并重。〔10〕

（二）1994～2009年

1994～2009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发展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公办幼儿园大规模缩减，二是私立幼儿园“异军突起”。

1.公办幼儿园大规模缩减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央政府推行公办幼儿园改革，实施“两条腿走路”政策，鼓励政府与私营部门等合作发展学前教育，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建立和经营幼儿园。〔11〕虽然幼儿园的经营费用由幼儿园自行解决，但各级政府也为私立幼儿园提供一定的支持（但不一定是经济支援）。〔12，13〕这一政策意味着举办幼儿园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从政府转移到了私营机构了，导致大量公办幼儿园的关、停、并、转、卖。很多公办幼儿园转型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幼儿园。2005年，学前教育经费在中央财政预算中被削减为零，地方政府也只有极低比例的教育经费用以支撑为数不多的公办幼儿园的发展，〔14〕导致学前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整体下降。负责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和质量监管的教育部幼儿教育处被精简为只有两名官员的处室，许多地方政府的幼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更是被撤消，导致中国公办幼儿园的发展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15，16〕

2005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幼儿教育处处长姜瑾在年度工作报告中罗列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的重大问题：（1）政府投入机制不顺，学前教育经费只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的1.3%，极低的教育经费比例严重制约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2）办园体制的变化带来教师地位、待遇的巨大变化，导致部分优秀教师流失，大量低素质人员进入幼儿园教师队伍，造成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进一步降低。（3）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学前教育的行政管理部门被撤除或者削弱，导致学前教育的管理职责不清。〔17〕

2.私立幼儿园“异军突起”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很多大城市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与此同时，学前教育由于基础设施和经费的缺乏，发展举步维艰，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18〕于是，政府不得不让学前教育私有化，以此作为一种解决手段，〔19〕即鼓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开办私立幼儿园，以缓解学前教育压力，满足公众需求。〔20〕

李辉和王晓慧（2008）曾把深圳作为了解中国内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学前教育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加以分析过。当年深圳的人口平均年龄是31岁，这种人口结构给学前教育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大量的年轻家长对幼儿入园有强烈需求，但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监管都存在困难。例如，2005年，深圳市总教育经费是70亿元人民币，其中只有5千万元（占教育经费的0.7%）投入到了学前教育领域，远低于当年国家1.3%的平均水平。进一步计算发现，深圳市14.7万名入园幼儿每人一年只获得了338.53元教育经费的支持。〔21〕在缺少政府资金投入以及受中央政府“两条腿走路”政策影响的情况下，深圳市教育行政部门只能鼓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大量兴办私立幼儿园。

1994～2009年间，由于各级政府对公办幼儿园的经费投入大幅度削减，私立幼儿园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几近占据中国学前教育的大半壁江山。

二、2010年后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2010年，中央政府深刻认识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是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为此，国务院推出了两个重要政策文件，以解决学前教育困境，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一）两个重要文件

2010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國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由11个专题小组完成。这些专题小组共有大约2000人，其中专家学者500名以上，其他的人为相关的党政机关、各类学校、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海外大学等部门的专业人士。《教育规划纲要》草案于2009年初完成，随后经历了两轮公开征求意见和专家修改。第一轮在一年内收到一万四千多封信，收集到210多万条建议。第二轮在一个月内收到二万七千多条建议，建议内容包括发展学前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加强教师培训等。在仔细审查之后，各专题小组对《教育规划纲要》作了进一步修改，最终形成定稿。〔22〕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采取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参与的方式来制定规划纲要，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建立人民满意的教育体系的信心和决心。

最终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三条学前教育的发展任务和战略目标。一是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到2020年，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5%，学前两年毛入园率要达到80%，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75%。二是明确政府职责。学前教育虽然是非义务教育，但也应主要受政府资助，由政府规划和管理。为此，要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实行成本分担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落实幼儿园教师地位及待遇。保证学前教育质量。三是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

为了实现以上战略目标，中央政府于2010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将发展学前教育的任务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若干意见》提出了若干行动策略，包括多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多渠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等等。国务院还为此召集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措施，例如，决定在2011～2015年间向学前教育投入500亿人民币，着重发展中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学前教育。

（二）学前教育供给扩大，质量提升

《教育规划纲要》把学前教育发展列为2020年前教育发展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把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目标。《若干意见》则致力于推动学前教育改革。在这两个重要政策性文件的推动下，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学前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强调兴建公办幼儿园，为地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2010年起，学前教育迅速发展，〔23〕到2014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已从2001年的35.9%提高到70.5%（见图1）。

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学前教育领域发生的积极变化包括但是不局限于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提高。二是幼儿园数量（见图2）、幼儿园教师和在园幼儿数量增加。2014年大概有184.4万名幼儿园教师，比2010年增加了52.8万。三是公办幼儿园所占比率提高（见图3）。四是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支持增加，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支持。五是开展了面向幼儿园教师的国家培训，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幼儿园教师。六是教师学历大幅提高。七是师幼比略有增加。这些改善都表明，中国的学前教育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教师学历提高、师幼比增加等，表明学前教育质量得到提升。〔24〕

三、未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面临的挑战

虽然自2010年以来中国学前教育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在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看来，未来中国学前教育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在学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批适龄儿童入园会导致新的“入园难”“入园贵”和“入园差”问题产生。无论学前教育是否私有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缺少公平的资金支持体系和科学的监管体系，学前教育的发展都将面临挑战。此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缓慢、文化变迁对学前教育造成的影响、引进的外来理念或实践模式水土不服等）和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如人口政策、教师教育和幼儿园课程改革等）都在影响着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详述如下。

（一）“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问题

1.“入园难”问题

因为1958～1977年间公办幼儿园的发展出现的大倒退问题，加上1994年后政治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导致了学前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出现了严重的“入园难”问题。一方面，学前教育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得到更广泛认同，家长强烈希望孩子能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得学前教育的供给情况变得更复杂，如大量农村劳动力举家迁移到城市等。

2.“入园贵”问题

1997年以前，超过90%的幼儿园是由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全额或者部分资助的，家长只需要交少量学费即可。然而，之后出现了大量公办幼儿园关闭，大批私立幼儿园兴起的新情况。如图3所示，公办幼儿园所占比率大幅减少。私立幼儿园因为缺少政府的资金支持，大多只能依靠收取高额学费来维持运营或营利。虽然从2011年开始，公办幼儿园所占比率有所提高，但是“入园贵”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有调查表明，深圳市私立幼儿园收取的学费比香港还高，〔25〕一些私立幼儿园收取的学费甚至比大学的学费还高。〔26〕中国的家长对学前教育收费问题颇为关注。

3.“入园差”问题

学前教育质量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学前教育质量受多方面要素制约，如教师资格和专业能力、幼儿园课程和教学、幼儿园环境创设等。实际上，目前仍存在很多阻碍学前教育质量提高的障碍。例如，全国总体幼师比约为22∶1。又如，幼儿园合格教师短缺，目前有将近30%的幼儿园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27〕

对私立幼儿园的管理不力将导致私立幼儿园保教质量的低劣。在生存压力及营利追求下，一些私立幼儿园刻意减少必要的教学开支，减少教师配备，甚至克扣教师工资，〔28〕有的还偏离学前教育的科学方向，盲目迎合家长的需要。

（二）建立完善的财政投入体制及科学监管体制

1.财政投入体制亟待完善

由于幅员辽阔，中央政府很难对全国的学前教育发展进行集中监管。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承担更多学前教育发展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讲，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本可以探索适合地方发展以及当地家长和儿童需要的财政投入体制。然而，由于中央政府多年来投向学前教育的资金很少，很多省级政府投向学前教育的经费也很少，结果导致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发展受挫。刘占兰和易凌云（2008）的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有明显差异，城市地区的毛入园率已达55.6%，农村地区只有35.6%。〔29〕

2011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四项主要举措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是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是补助中西部地区幼儿园的建设（重在解决“入园难”问题）。二是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为贫困家庭服务并收费较低的私立幼儿园发展（重在解决“入园贵”问题）。三是面向中西部地区幼儿园教师开展国培（重在解决“入园差”问题）。四是支持地方政府建立针对贫困家庭的补助体系。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前教育相对落后地区解决以上三方面问题。这是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但不难看出，大部分资金实际上被用在了为农村和贫困地区修建幼儿园上，很少用于教师培训，也很少用于资助贫困家庭幼儿。拿到中央政府对学前教育增加的经费投入后，很多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用于修建幼儿园和为幼儿园购买硬件设备。由此可见，现在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要尽快建立有利于学前教育公平发展的投入和分配机制，从而保证中央和省级政府增加的财政投入能确保农村和贫困地区及贫困家庭幼儿受益。换言之，学前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2.科学监管体制亟需建立

私立幼儿园如不受政府部门的资助，也不受教育部门监督，其教育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证。李辉和王晓慧（2008）比较了“一国两制”下两个相邻城市——香港和深圳的学前教育体系，发现深圳的学前教育缺乏科学的监管体制。〔30〕

香港所有的幼儿园都是私立幼儿园，但是它们要接受教育部门的统一质量检查。虽然幼儿园被划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两类，但是它们的教师资历、收费标准、行政管理都需要接受检查。非营利性质的幼儿园通过质量检查后会获得学前教育券计划提供的资金支持。〔31〕政府会在网上发布质量检查报告，方便公众了解幼儿园的实际质量表现。香港政府还通过一些清晰的学费资助政策来部分或者全部补贴贫困家庭，以避免这些家庭的幼儿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早期教育机会。可以说，香港政府在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和“入园差”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32〕而深圳则缺少针对私立幼儿园的质量检查和监管机制，也缺少对私立幼儿园利润水平的监管机制。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财政投入体制及科学监管体制，以确保学前教育质量。

（三）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1.社会公平的挑战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进入公办幼儿园接受有质量的早期教育是追求学前教育公平的具体表现。学前教育公平问题还包括幼儿园和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公平问题。相较于其他阶段的教育，学前教育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理论上，幼儿园教师和小学、初中教师享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然而从1990开始，当小学和初中教育逐步成为义务教育时，学前教育反而被私有化和商业化了，幼儿园教师的待遇和小学、中学教师的待遇出现了巨大差异。幼儿园教师的低资历和低工资状况普遍存在。〔33〕

2.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這可能会导致“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问题更严重。在未来几年，适龄儿童数量可能将大幅度增加。学前教育体系能否应对适龄儿童数量迅速增加的需要？“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问题在未来是否会恶化？幼儿园教师数量能否满足需要？幼儿园的课程是否有利于促进幼儿早期的学习和发展？这些问题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由此我们建议各级政府更多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鼓励非营利性质的公办幼儿园为低收入家庭的幼儿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更多的学位，建立完善的财政投入体制和科学监管体制，从而有效应对上述问题，促进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关于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和监管体制，建议参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起草和面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方式，以保证制度设计的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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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徐京跃，张宗堂，吴晶，等.绘制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诞生记〔EB/OL〕.〔2015-09-29〕.http：//www.xjrb.com.

〔23〕〔2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中期评估：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EB/OL〕.〔2015-12-25〕.http：//www.moe.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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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刘占兰，易凌云.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M〕.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08.

〔31〕WONG J M， RAO N.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in Hong Ko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Policy，2015，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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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辉 杨伟鹏 陈君丽 黄润珂

中国计划生育历史发展论文 篇3：

《中国崛起之路》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崛起是否有其发展规律或发展轨迹?与其他国家崛起有哪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如果一个国家崛起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如果存在，它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引起这一生命周期的动力或因素是什么?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说明中国崛起的轨迹和背景；第二部分作者充分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作者是采用一个国家的人口、经济总量、出口总量和制造业总产出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来刻画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第三部分作者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分别介绍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六个国家的发展历史轨迹(1820—2001年)，并发现的确存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第四部分对上述国家的崛起模式进行比较和总结，以说明不同路径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第五部分为全文总结，提出了国家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能否创新，能否持续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

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生态开发到生态建设，从生态赤字到生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发表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在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它不同于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增长优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传统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快致富、后清理”，该模式被视为危险之路，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深受其害。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再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所谓“解放农民”，就是把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从事非农生产，也鼓励他们迁入城镇；所谓“投资农民”。就是投资于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这包括教育、卫生和医疗、计划生育、清洁水供应等公共服务，提高他们发展的能力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所谓“转移农民”，就是帮助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创造良好的人口流动、迁移、居住的政策环境，赋予他们自由选择工作、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平等、友好相待；所谓减少农民，就是把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作为各地区重要发展目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最终才能“富裕农民”。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不仅深受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也是对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发展挑战的主动应战。

对中国而言，21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大变局”的转折年代。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作者着重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现代化“老三步”和“新三步”战略设想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深思熟虑、前后一致、逐步实施、稳步前进的中国大战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