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2022-05-11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巴蜀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秦对巴蜀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湮灭，巴蜀文化出现了断裂。汉代，巴蜀文化强势崛起并使汉代的四川在文化方面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联系，那就是重视交流和开放、重视科技和文教、重视统一和安宁。

第一篇：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巴蜀文化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索

【摘要】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長，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意义。如何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打造成一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优秀课程，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使命。本文试图探索巴蜀地区高校如何在巴蜀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关键词】巴蜀文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项目《挖掘本地教学资源，让巴蜀文化走进巴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课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CSZ16019。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外来文化大举入侵，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进而使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在挑战面前，笔者作为一名高校的思政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突破现有的教学思路，将巴蜀文化引入课堂为思政课增添色彩。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充分调动文化元素并应用于教学，从而做到润物细无声，内化于心，而非说教。地处巴蜀的高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巴蜀地区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不仅能陶冶人的审美情操，而且为高校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一直致力于利用和挖掘巴蜀地区教学资源，让巴蜀文化走进巴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收益颇丰。

一、认识巴蜀文化

所谓巴蜀文化，即巴文化与蜀文化，巴蜀文化历经五千多年历史的洗礼，已经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其内涵丰富且深刻。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国文明。巴蜀地区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涌现了诸多名人，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巴金、邓小平等，在文化领域，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巴学、蜀学、史学、宗教、风水等方面，研究成果亦是非常显著。

综合来看，巴蜀文化具有以下几大明显特征：

第一，巴蜀文化丰富且神秘。历史上的移民迁入造就了具有包容性的巴蜀文化，因此巴蜀文化不仅包括巴蜀本地的区域文化，还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临近区域的文化，如秦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外来文化的传入促进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也催生了新生文化，如三星堆文化就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川菜、川剧等巴蜀代表性文化，实际上都不是纯本土产物，而是融百家之长而成。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一起造就了丰富且神秘的巴蜀文化，兼之巴蜀地区有许多是藏族、彝族等民族地区，无疑增添了巴蜀文化的神秘色彩。

第二，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巴蜀文化的封闭性来自于四川盆地的封闭地形，自古就有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独特的地形影响了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流，地形的封闭性大大阻碍了巴蜀地区的发展，但勇于改变的巴蜀先民为了摆脱封闭的生存状态，打通了多条交通要道，大大改善了蜀道难的困境。蜀道的改善也为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入川创造了条件，史书上记载的大规模向巴蜀地区移民多达八次。移民所带来不是单纯的输入，而是巴蜀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移民的涌入冲击着巴蜀文化的封闭性，给巴蜀文化注入新的元素，也铸就了集封闭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于一体的巴蜀文化。

第三，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与锐意的革新精神同在。巴蜀人民有着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这种乐观、知足的生活态度散落在巴蜀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这样的生活态度并不妨碍巴蜀民众锐意革新的精神。巴蜀名人之列有许多是锐意革新的代表，古有司马相如，他把文学带进了自觉时代，不愿趋炎附势去做官的杨雄以赋表达其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李白用诗歌大肆张扬属于时代的激情，苏轼用豪放的风格清扫了词坛的脂粉气息;今有郭沫若、巴金等作家创作的诸多作品。政治人物古有戊戌六君子之杨锐、刘光第，今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军事领域更是人才济济，赫赫有名的便是开国十大元帥之列就有四位是耳熟能详的巴蜀名人，分别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

二、挖掘巴蜀文化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

(一)挖掘巴蜀地区红色文化，培育大学生爱国情怀。

巴蜀红色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巴蜀人民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共同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集中表现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团结奋进、无私忘我的革命精神，是巴蜀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的英雄史诗。在1934年到1936年中，红军长征的脚步走遍十四个省，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保存革命力量，将革命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中一万五千里在四川，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途经四川近70个县，这部堪称历史奇迹的长途跋涉与巴蜀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历史书上的事件都曾发生在四川这片热土;会理、两河口、毛儿盖等重要会议，红军三大主力的两次胜利会师也发生在四川，十几万巴蜀儿女参加红军，9万余人壮烈牺牲。历史告诉我们，巴蜀这片红色土地蕴涵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展现了中华儿女该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应该深挖巴蜀地区红色文化并将其系统化，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概”课程相关教学内容密切结合，将巴蜀红色文化渗透入教材、进课堂，开设红色文化专题进行教学，既丰富教学内容，又可借此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

(二)挖掘巴蜀地区道德文化，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

道德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道德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一种道德文化，但近百年来，现代文化在面对时代变迁、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之下，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于国人而言，要提升道德和繁荣文化，不能一味复古，更不应全盘西化，而应立足当下，结合中国国情，挖掘中国本土道德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切合实际的道德教育。

从古至今，巴蜀地区涌现出多个影响广泛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传承团结奋进、勤劳勇敢、公正无私、智慧有爱的道德观念。古有苏轼，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还有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后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张思德、中华民族抗日英雄赵一曼、与红军彝海结盟助红军一臂之力的小叶丹。现在仍在不断涌现出影响着时代的模范人物。笔者相信，只有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才能汇聚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磅礴力量，巴蜀人民才能创造更为辉煌的文化，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强大。

(三)挖掘巴蜀地区地方名片，培养大学生乡土情结。

每个地区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巴蜀地区亦然，提炼巴蜀地区的名片有助于让人们更好更快地识别。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该挖掘巴蜀地方名片，借此大力培养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同时还便于引导在巴蜀高校求学的外地学子更深刻地认识巴蜀地区。总的来说，应该运用好以下三张名片：

第一，方言名片。巴蜀方言中的突出代表自然就是四川话，作为流行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及周边临近地区的主要语言，约有1亿6千万的使用者，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四川话被融入多种艺术形式，如川剧、清音、相声、小品等，其中不乏优秀作品。虽然推广普通话是大势所趋，但保护好方言这张名片高校也是责无旁贷，让学生在说好普通话的同时还能继续说好四川话才能更好地传承方言这一宝贵财富。

第二，景点名片。巴蜀地区因其独特地理环境而有丰富的景观，其中有自然景观也有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有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长江三峡等，人文景观如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殊院、青羊宫、剑门关、乐山大佛、泸定桥等，这些都是巴蜀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教学资源和第二课堂。

第三，名人名片。巴蜀名人颇多，古有“诗仙”李白，“三苏”，陈子昂，革命年代又有邓小平、陈毅、罗瑞卿、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十大元帅中4位为巴蜀籍(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可谓是将帅故里。这些诗人、伟人为巴蜀大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财富，他们就是巴蜀地区的名片，也是宝贵的思政教学资源，教师如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必能事半功倍。

三、整合巴蜀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分析

(一)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

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发现，将巴蜀文化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整合达到了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的良好效果。巴蜀文化留下了太多鲜活的教学资源，为了使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巴蜀地区建立了多个红军长征纪念馆或博物馆，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川陕苏区红军烈士陵园、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邛崃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革命纪念馆、渣滓洞、白公馆、北碚抗战文化遗址等，这些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往往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巴蜀地区还有多个名人故居，如李白故居、杜甫草堂、三苏故居、邓小平故居、朱德故居、陈毅故居、聂荣臻故居、刘伯承故居、赵世炎烈士故居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巴蜀独有的教学资源，尤其能打动学生，课程呈现“立体化”效果，显得生动有趣又不缺深度。

(二)有利于巴蜀文化的传承。

文化需要被传承才能不断发展，大学生是传承巴蜀文化的中坚力量。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集政治性与文化性于一身，但由于各种原因，其文化功能一直没被充分挖掘。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说教式的教育早已过时，真正能深入人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能做到“润物细无声”，内化为心。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机结合巴蜀文化，能让大学生畅游于传统文化的海洋，又能不着痕迹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大大改观传统思政课的形象。因此，巴蜀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既把学生带出了课堂，引向了社会，又把巴蜀文化带入了课堂，注入了校园，二者相得益彰，從而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断向动态发展和延伸。

(三)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传统巴蜀文化中蘊含着无数巴蜀先民的爱国情结，在李白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到爱国之心，从巴蜀地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能读出无数先烈的爱国之情，在泸定桥能触摸到爱国情怀，在人民公园也能感受到爱国情，巴蜀大地写满了巴蜀人民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将这些鲜活的历史史实引入课堂，能让巴蜀高校学生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无限骄傲与自豪，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因此，整合巴蜀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师明显能感觉到学生受到感染之后产生的浓浓爱国情。

(四)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在当今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以至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对西方文化辩证看待，都成为了思政课教师们绕不开的课题。深挖巴蜀优秀文化资源，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机整合，以巴蜀文化优化大学生成长环境，有助于提升思政教学的认同度，激活巴蜀文化的现代价值。大学生的“三观”事关国家未来和民族前途，因此，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有责任不断研究，不断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从不同角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托区域文化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日趋完善，以达到感化学生的良好效果，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教育要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开中国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优秀的一支，其光彩照耀巴蜀大地，因此，巴蜀高校也应该紧扣巴蜀文化的特点，开具有巴蜀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巴蜀文化这本鲜活且独特的教材引入校园，进入课堂，开展“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桑雷.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探析[J].绵阳师范学校学报， 2014年4月

[2]周孝君.论巴蜀地域文化特色与四川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契合[J].理论与改革， 2007.4

作者简介：

文艺(1981-)，女，江西萍乡人，副教授、硕士，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文理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作者：文艺

第二篇：论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期的断裂与崛起

摘要：秦对巴蜀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湮灭，巴蜀文化出现了断裂。汉代，巴蜀文化强势崛起并使汉代的四川在文化方面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联系，那就是重视交流和开放、重视科技和文教、重视统一和安宁。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还有“好文刺讥”的特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文人应该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巴蜀文化;秦汉时期;古蜀文化湮灭;强势崛起;好文刺讥

所谓巴蜀文化，按屈小强先生在《对巴蜀文化数千年历史特点的思考》的观点：其实就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产物。[1]一方面，巴蜀文化确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期发生了突然的断裂与新的崛起。这突然的断裂与新的崛起，值得一论。

一、秦的统一与古蜀文化的湮灭

众所周知，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中国西南，曾经有过绝不亚于中原的辉煌文化。仅以产生巴蜀文化的四川为例，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发现震撼世界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外，从1995年开始，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发现和确认了八座古城遗址，它们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大邑高山、大邑盐店、祟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紫竹古城。在这八座史前聚落遗址中，新津宝墩古城和温江鱼凫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古城遗址。

新津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它是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在成都平原的又一重大发现，不仅在中外考古界引起轰动，而且在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排名第三。考古工作者认为它应该就是古蜀国的开国之都。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宝墩古城发现了古蜀先民修筑的“环城公路”和“新区”，对这座长江中上游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2]

温江万春镇有“鱼凫城”，那里自古就传说是古蜀国第三代帝王鱼凫的国都。1996年，考古工作者不仅在传说中的“鱼凫城”发现了一个呈不规则六边形，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还出土有大量石器、陶片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文化遗存。试掘证实：该城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3]难以计数的石制劳动工具，证明了古蜀人的艰难创业;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证明了古蜀族安适恬淡的家庭生活;仍然隐约可见由卵石、粘土夯筑的城墙，证明了这里确实曾经是古蜀人的大都城。

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又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墻”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4]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也很可能曾经是古蜀国国都。

遗憾的是，这些重大发现虽然证明古蜀地区早在上古时期就确实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在文献典籍上却找不到任何记载。为什么?就是因为秦对巴蜀的统一湮灭了古蜀文化，使巴蜀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断裂。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了蜀地，一并被征服的，还有巴国。秦征服古蜀国，是它欲统一全国大战略的开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5]类似的记载在《战国策》和《史记》中也有。即是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这些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

既然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秦国统治者自然要将新征服的古蜀地加以改造，从各方面真正纳入秦国。为此，他们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采取了建立统治中心区、向蜀地大量移民、强力推行秦文化等若干措施。

由于秦人作为蜀地新的统治者和新的居住在中心区域的基本力量，其推行的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秦文化及其他政治方略，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自然没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发展了。

大量文献记载也清楚地说明，在秦统治蜀地的约110年间(公元前316—公元前206年)，古蜀文化虽然没有消亡殆尽;但是，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和秦文化的强行推进，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的确衰弱了。秦统一六国后，特别是在全国统一文字后，巴蜀文字实际已被废除。于是在西汉早、中期，古蜀文化急剧衰亡，其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未能在蜀地取得唯一独尊的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就有了这样的描述：“蜀王之……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6]说古蜀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其实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不为一般人所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在文献资料中，才会有西汉初期蜀郡太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使得蜀地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举措。[7]

二、巴蜀文化在汉代强势崛起

因为秦对古蜀的统一，古蜀文化湮灭了，巴蜀文化出现了断裂，这是古蜀之地的不幸;但是，由于秦的统一让巴蜀地域自此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并因作为统一全国大战略的后方基地而加大了对巴蜀地域的管理和建设，遂使本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好时期，这又是古蜀之地的大幸。

秦置蜀郡、巴郡，并因军事的需要而修建都江堰。《史记·河渠书》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8]历史的发展经常出现让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不主要是为农业灌溉而修建的都江堰，却在“有余”即它的次要目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获得大发展。

刘邦继秦始皇之后，重新建立了其大一统的汉帝国;而刘邦的成功，正是依靠蜀地丰富的物资和人力。所以，西汉开国后，蜀地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

进入汉代后期，蜀地在经济上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汉书·食货志下》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9]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其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文化不亚于中原的奇迹。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10]，“蜀学比于齐鲁”[11]。“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比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2]汉武帝对文翁设学之举甚为赞许，于是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汉代文学承楚辞余绪，盛行辞赋，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在“汉赋四家”中竟有三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首创断代史，撰写《汉书》的班固称赞他们“文章冠天下”。[13]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中，司马相如在卷五十七，扬雄在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在《汉书》对人物事迹的记载中“享受”此“待遇”的，唯有开国君主刘邦与司马相如、扬雄这三人。除此之外，再无他人。汉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学者。他学问渊博，特善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其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辞宗”。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又作《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都堪称西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西汉的严遵(即严君平)，《华阳国志》说他“专精《大易》，耽于老庄”[14]，代表作是《老子指归》。此书将人的命运分为三类：一是先天带来的“天命”，由不得自己;二是因外界环境的“造命”，有时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环境;三是因自己行为而取舍的“随命”，去就、吉凶皆由本人。这些思想与《易》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朝乾夕惕”是完全一致的。《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常璩称之为“道书之宗”。

汉代崇尚儒学。要通儒家古代经典，就要懂语言文字之学;文学家们写辞赋，需要积累大量词汇，也要研究语言文字学。所以，中国第一本汇总、解释先秦古籍中的古词古义的《尔雅》备受推崇，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而最早为《尔雅》作注的是一位姓“郭”的“犍为舍人”，他是犍为郡管教育的“文学”。[15]

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使汉代的四川在文化方面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赶上了先进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三、漢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联系

《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司马相如、严君平(遵)、扬子云(雄)、阳成子玄(子张)、郑伯邑(廑)、尹彭城(贡)、谯常侍(周)、任给事(熙)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16]即是说，记载古蜀历史的《蜀王本纪》至少有八人参加过整理。为什么?因为在汉代，虽然古蜀文化已经急剧衰亡乃至消逝，但是，当时的蜀地文化发达，学者众多，生为蜀地人的学者们，必然会对蜀地的远古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必然会为刚刚在文字或典籍中消逝而在当时社会中还有传闻的古蜀文化进行寻觅。所以，在蜀地出现了众多学者寻觅古蜀文化的热潮，许多学者参与《蜀王本纪》的整理就是证明。也正是在《蜀王本纪》的基础上，产生了由晋代常璩撰写的被公认是最权威的记载古蜀历史的《华阳国志》。

尽管汉代学者对古蜀历史的寻觅非常尽力，他们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也不久远，但是，他们对古蜀历史的寻觅成果却非常有限，所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7]这足证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很彻底。

虽然如此，仍然必须承认，现存最可靠的关于古蜀历史的文字记载，就是保存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的纂辑文字，它们是我们认识和铨释地下出土的古蜀文物的宝贵钥匙。从地下发掘文物、文献记载的信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联系。

依屈小强先生在《对巴蜀文化数千年历史特点的思考》的观点：巴蜀文化数千年的演进历程，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重视交流和开放、重视科技和文教、重视统一和安宁。这“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可以证明：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巴蜀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因为重视交流和开放，所以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能在临邛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这也说明蜀人少有妒才之心，并不排斥外来人员，而且很善于学习。事实证明，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而这，早在古蜀文化中即已存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就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和行为。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海螺、海贝、象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可以说，巴蜀文化是在对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大方采借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与此同时，巴蜀文化还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巴蜀地域以外进入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

巴蜀有重视教育和文化、重视科技发明及应用的传统。西汉有“开天下学官之先”的文翁石室，宋代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清代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明书院……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在两千多年间孕育出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洵、苏辙、杨慎、张船山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家;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南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的理学;孕育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而这，与古蜀社会极为重视与发展科学技术和文教事业也是有关的。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出古蜀人高度的审美能力与冶铸技术。古蜀时期的诸多惠及当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井盐的开掘、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等，就是古蜀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秦汉以后，巴蜀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多是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因而被某些史家写作“偏安一隅”，如蜀汉、前后蜀、大夏。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入蜀——是这里“世外桃源”的气息将他们招引来的。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在中原战乱时其逃跑的第一个方向便是四川，因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为高。这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更为重要的。这也与古蜀文化有关，因为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巴地居民接受杜宇教化，鱼凫不与杜宇争、杜宇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等记载和传说，都是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商鞅的老师尸佼所以从秦地逃入蜀地，就是因为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少争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无政治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

四、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区别

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不仅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变化、发展与区别。

早在东汉时期，撰写《汉书》的班固就敏锐地发现了重新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是有一定的变化与区别的，他在《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18]什么是“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虽然学术界对此有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评论同时揭示出了当时的巴蜀人尤其是蜀地文人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好文，善著书。正是这一点，使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赏识，成为千古流名的大文人。二是思想相对独立。“未能笃信道德”并不是如现在那些白话“二十四史”者所翻译的“没有达到诚信道德”，而是正统道德观念淡漠。[19]

对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有学者认为这是文翁兴学之故，并不完全。诚然，文翁兴学对蜀地文化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但是，文翁兴学的主要内容是办官学，后来景帝在全国推广的也是它。官学有利于教材标准化而统一思想，却未必有利于学术创新。如果将蜀地文化迅速发展完全归功于文翁，就很难解释“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蜀地为什么能突然冒出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大家。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文化修养，是不可能产生文化巨人的。这里必须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在文翁兴办官学时，民间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私学是很发达的。

事实上，秦灭巴蜀后，巴蜀之地纳入了秦政权的管辖。秦政府在这里全面、强力推行秦文化，大量北方移民涌进巴蜀地区，使巴蜀之地的居民主体与文字使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到了汉代，像秦朝那样极大箝制文化发展的焚书坑儒、行“挟书令”、禁止私人办学等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得以废除，于是，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巴蜀文化的强势崛起是必然的;而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一定区别也是必然的。

重新崛起的巴蜀文化其实是移民文化。移民历来就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按葛剑雄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即人口不断地从先进发达的地区流动到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并通过文化传播带动那里的发展。[20]对文化传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本身文化素质比较高并且拥有政治、经济优势的移民。

大量北方移民涌进巴蜀地区后，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成为巴蜀地区的主体居民。以定居为目的的移民，面对当地文化——方言、饮食、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必须入乡随俗，融入当地的生活并对当地有一种归属感。当他们对当地有了归属感后，会更加积极地影响当地文化。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早就表明，巴蜀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有土生土长的巴蜀人，同时也包括许多非巴蜀区域的外来者。

移民文化是最有包容性和创造力的文化，所以，经过一两个世纪的发展，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蜀地文化就全面开花结果，并且是丰硕的大果实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赋在汉代开了一个好头，巴蜀出了三位大师，超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

“好文”是蜀人的特色之一。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蜀地，由西汉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后有汉代“孔子”扬雄、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章独步天下”的苏轼、剑南诗宗陆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科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这些文坛宗主多出于蜀，或虽不是蜀人，却是由蜀山蜀水与蜀地文化熏陶哺育而成。诚如元代人张翥《谒文昌阁》所说：“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21]难怪，古人有“文宗在蜀”之说。

司马相如是巴蜀文人的典范。从“司马”之姓可知司马相如也是移民。[22]他的性格兼具崇文尚武两方面：一方面是好读书所显示的沉静，另一方面是好武所显示的刚健。如果只是好文的沉静而无尚武的刚健，他就不会在汉景帝不好辞赋之时，毅然弃官到梁孝王那里;如果不是有尚武的刚毅性格，他不可能对汉武帝也要“刺讥”，也不可能出使西南，为汉王朝打通西南通道立下卓越功勋，更不可能做出琴挑卓文君的大胆举动，为后世留下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

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巴蜀文人具有“风流才子”的特点，所以，班固在《汉书》中说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巴蜀文人的正统道德观念确实淡漠。司马相如之时，由孔子奠定的礼教文化在中原和北方早已扎下深根，而僻处西南一隅的古代巴蜀到西汉之时仍未能更多地受到这种影响。虽然在文翁兴学之后，儒家文化較大规模传入巴蜀，但是，山高皇帝远，远离政治中心的巴蜀仍然较多地保留着西南夷风。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看，特别在道德方面，看看历史上所歆羡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知道巴蜀人的个性及思想是比较独立的。

而古代巴蜀，“好文刺讥”的文人并非司马相如一人;尤其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在他成为后世巴蜀文人欣羡和仿效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之后，“好文刺讥”成为巴蜀文人很普遍的一种性格，或者说是一种现象。

扬雄是司马相如之后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语言学家。《汉书·扬雄传》称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因“文似相如”而被推荐给汉成帝，待诏宫廷，连续撰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对汉成帝的“功业”尽力歌颂;另一方面又运用反话，寓讽谏于委婉曲折中，对汉成帝的穷奢极欲以苦心规劝。在写了若干辞赋之后，扬雄感到讽劝的实际效果甚差，遂下决心不再作赋，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对于扬雄这种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的重要变化，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扬雄“是比韩愈早了八百年揭起反对文学骈丽化的旗帜的第一人”[23]。

扬雄之后，西晋的陈寿在“魏—晋”正统观念的强大压力下，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在《三国志》中以“魏书”“蜀书”“吴书”的方式客观反映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并对“魏—晋”居于最权威地位的曹操、司马懿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刺讥”。

初唐时期，靡丽纤柔的诗风占统治地位。陈子昂坚决、彻底地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要求诗歌恢复“正始之音”，要有“兴寄”，要有“风骨”。所谓“兴寄”，指的是寄托和倾向;所谓“风骨”，指的是真挚的感情、充实的内容和刚健的风格。陈子昂关于诗歌革新，要求诗歌恢复从《诗经》以来就重视思想内容的优良传统、符合时代要求的革新，标志着唐代诗风开始转变，从而开拓了唐诗健康发展的道路。

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24]。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的很多诗像一面镜子，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的真实面貌，因而被称为“诗史”;又因为这些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所以人们尊他为“诗圣”。杜甫的代表作组诗“三吏”和“三别”，集中揭露了唐代兵役制度的黑暗，深刻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在著名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倾吐了自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痛苦心情，指出统治者所挥霍的都是人民的血汗，并用鲜明凝练的诗句，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这一最令人痛恨的社会现象。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由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而想到天下穷人，渴望得到“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甚至为此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出他对人民的关切。

宋代的苏轼不仅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位难得的尽可能考虑人民利益的好官。在官场上，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明哲保身，而以敢言著称。他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25]，看到弊政总要抨击，一吐为快。他因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故而一再遭到贬谪，最后被贬至海南儋州。可是，即便如此，他仍然为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明代的杨慎是个勤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他对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针对皇帝的“大礼议”而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他遭廷杖后被贬往最边远的云南永昌卫，在那里度过了后半辈子。他在云南的35年中，不坠青云之志，到处游历考察，继而著书立说，设馆讲学，广收弟子，其著作是整个大明朝最多的。《明史·杨慎列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

由此可见，巴蜀之所以文人辈出，与“好文刺讥”这个巴蜀文化的特点、巴蜀文人的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好文刺讥”是值得肯定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文人应该继承和发扬。

注释：

[1]屈小强：《对巴蜀文化数千年历史特点的思考》，载《文史杂志》1997年第2期。

[2]《四川新津宝墩古城考古揭秘：4500年前的成都政治文化中心》，载《天府早报》2014年2月25日;《4500年前，成都宝墩古城已有“一环路”，还有“新区”》，载《成都商报》2017年5月31日。

[3]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4]王浩野、张磊：《三星堆确认发现两城墙，墙外疑有“码头”》，载《华西都市报》2014年3月29日;唐金龙：《三星堆古城核心区基本确定，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载《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5日。

[5][11][14][1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

[7][10](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9](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15]蒙默、刘琳等：《四川古代史稿》第二章“秦汉时期的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18](東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1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9]李殿元：《论蜀人的“好文刺讥”》，载《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20]葛剑雄：《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1](元)张翥：《谒文昌阁》，载《蜕庵诗集》。

[2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24](唐)李白：《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载《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5](南宋)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9年版。

作者：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作者：何俊华

第三篇：新时代巴蜀武术文化资源的特征、价值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摘要：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文化事业的新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文化繁荣的重要内容。武术是中华优秀文化代表之一，根植于巴山蜀水的巴蜀武术文化资源，历史悠久，声名远扬，是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典范。文章立足于巴蜀武术文化资源基本概念、基本特征研究，阐述了巴蜀武术文化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分别从注重理论研究，服务社会发展，打造地域武术特色品牌三个方面探讨了创新性发展路径。

关键词：巴蜀武术;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川和重庆地区相当于古代巴蜀文化区域地理范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地域山川孕育、军事战争、历史移民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峨眉武术、青城武术、郑怀贤武学等享誉武林的巴蜀地域武术文化体系。留下了唐代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一舞剑器动四方”、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巴子拳棍”、清代吴殳《手臂录》中的“峨眉枪法”等对巴蜀武术的经典论述[1]。研究巴蜀武术文化资源基本概念与特征、当代价值以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增强巴蜀武术文化影响力、促进巴蜀武术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实现巴蜀武术活态化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巴蜀武术文化基本概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2]。在不同地域内产生的不同特点的武术文化可以称之为地域武术文化。地域武术文化不仅包括地域武术理论、地域武术技术，还应包含与地域武术相关的其它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因此，巴蜀武术文化概念应描述为：巴蜀武术文化是以巴蜀地域文化为依托的，经儒、释、道等宗教文化、巴蜀移民文化、少林武术文化、军事武术与巴蜀本土地域武术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集聚了僧家武术、道家武术和民间武术文化之精华而自成体系的，具有鲜明的巴蜀地域文化特色的、独具一格的地域传统武术文化内容，是巴蜀地域人民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巴蜀武术是指在巴蜀大地上孕育、生长，以及从外地进入巴蜀地区，吸收巴蜀传统文化思想而逐渐形成风格独特、传承清晰，以技击为核心，同时兼及健身养生的诸多拳种的总称[3]。

2巴蜀武术文化资源基本特征

巴蜀武术诞生于古老的巴蜀大地[4]。巴蜀地区武术人才辈出，巴蜀作为移民地区，古代数次的移民活动给巴蜀武术注入了新鲜血液，本地武术和外来武术相互交融发展，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巴蜀武术文化体系。

2.1巴蜀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在巴蜀远古历史的文献资料中，也有大量关于武事、武艺、武人的记载。(商代甲骨文)“巴方”“征蜀射手三百”;(《尚书》)“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汉代刘备以蜀国独霸一方，武事不断;唐代有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出川，辞亲远游”;南宋巴蜀是抗金后方，军事武备先进等等记载，说明巴蜀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2.2巴蜀武术文化以形导气，形神合一

道教产生与发展对巴蜀地区社会生活、文化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蜀道家以导引、行气为主要内容的养生功法不断地融入巴蜀武术体系，四川道教独特的“以形导气”的巴蜀导引术对于巴蜀武术技术文化、养生功法的形成和武术内功的训练方法有着深远的影响。

2.3巴蜀武术文化内圣外王，家国情怀

从清末保路运动到辛亥革命，居住于西南地区的川人表现出了“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清末民初全国国术复兴运动到巴蜀武术以国术学校、武士会、民间社团等方式对巴蜀武术的传承;从抗日战争中的全国大后方、全国大移民，巴蜀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吸收、融合到巴蜀地域子弟出川抗日、保家卫国、團结一心、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些不仅促进了巴蜀武术的普及与推广，也包含着巴蜀武术重重的“侠义精神、家国情怀”。

2.4巴蜀武术文化移民文化，开放包容

明清“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以后，清代末期的四川已经成为典型的移民地区，由移民带来的武术文化与巴蜀本土武术相互交流、融合发展，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稳定的近代巴蜀武术内容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武术群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武术群，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巴蜀地域武术文化[5]。

3巴蜀武术文化资源价值

武术传承了几千年，一直没有被历史所淘汰，说明武术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发展着。在一般情况下，研究事物价值应该建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事物所表现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基础上，从个体和社会把握价值维度是一个较好的出发点，因此，从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视角阐述巴蜀武术文化的当代价值。

3.1巴蜀武术的个体价值

3.1.1巴蜀武术的健身价值

中国人历来重视运动，重视生命。在动静学派理论中，古人以《易经》天道思想为依据，认为人道和天道一样，只有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才能保持生命力。巴蜀民族彪悍勇猛，“天下未乱蜀先乱”，军事战争催生着巴蜀人民的尚武精神。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手持重器械，练手之力;足裹以沙，练足之力;人必重甲，练身之力。”戚继光练兵为了练“手之力、足之力、身之力”，通过训练达到健身效果，身体强健有利于实战[6]。武术的训练对人的力量、耐力速度、灵敏、柔韧等身体素质的发展都有良好的影响，适量、适度的练习能达到更好增强体质的作用。

3.1.2巴蜀武术的技击价值

传统武术在古代战争中被称为“杀人术”，其本质属性是技击性。在冷兵器时代，早期军事战争是武术形成的最主要的源头，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观赏与健身价值所取代。但武术散打、擒拿、棍法等武术动作技击性较高，在军队、警察、武警的训练中徒手制敌是不可缺少的。战国时，齐国经过考试和训练的步兵称之为技击，技击就是用于搏击的技术。《宋史》卷：“枪刀手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后世称搏击敌人的武艺为技击[7]。这些历史资料都说明武术在古代主要用于搏击。

3.1.3巴蜀武术的观赏价值

武术的观赏价值是在其表演中展现出来，体现武术的审美性。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有：“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的记载。《鸿门宴》中的“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唐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其中前四句为：“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8]”诗中不仅描写了演练者技艺之精湛，而且也用“动四方”和“观者如山”写明了观众之多，以及观众为表演者所吸引为之动容而“色沮丧”。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11人武术表演团，表演了太极拳、各种拳术、对练和飞叉等20多项，其表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3.2巴蜀武术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

3.2.1巴蜀武术的道德教育价值

武术讲究以“礼”始，以“礼”终，“礼”指的是抱拳礼。抱拳礼不仅是习武者的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更是习武者内在的性情品德、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巴蜀武术文化中有丰富的德育资源，蕴含着“孝悌、尚武报国、术德并重、自强自立、坚韧不拔、内贤外王”等内容，通过师徒传承、学校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授，学习巴蜀武术技法、理论，让学生在充分体验巴蜀武术文化的魅力，汲取营养、滋养心灵、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从而丰富知识储备，培养的真、善、美，抵制假、丑、恶。

3.2.2巴蜀武术的民族认同价值

武术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色彩，在国内外早已印上“中国特色”文化的印记，称为中国现代人文版“四大发明”。武术在培育民族精神方面优于其他项目，是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人们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了解中国文化的脉络。例如：“求真务实”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习练武术时能得到很好的培育，武术中有句谚语“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尚仁重义”的中华民族精神，武术中的武德“闻子不语力，固尚德不尚力意之也”;“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精神，有习武之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等;武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它融文化、哲学、教育、军事、医学、養生、经济、美学等诸要素一起，发挥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

3.2.3巴蜀武术的经济发展价值

中华武术中的强身健体、自卫防身，在国内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世界各国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目前，武打影视剧的热播以及散打王、功夫王、武林风、昆仑决的热捧等均显示出了中国武术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武术散打、太极推手等运动，对抗性强，场面激烈刺激，具有武术竞赛产业发展价值;武术套路及集体项目表演观赏性强，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具有武术表演产业发展价值;武术功法(导引术)是通过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自我按摩达到养生与体疗，具有武术康养产业发展价值。巴蜀武术具有地方性，开放性，多样性等特点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为地方的旅游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大力开发武术发展经济价值，服务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将其打造为国际级的文化品牌，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4巴蜀武术文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9]”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巴蜀武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其新时代绽放光彩的正确路径，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应着重关注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理论研究，挖掘巴蜀武术文化的育人资源。巴蜀武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剖析巴蜀武术文化基本概念与特征、演进脉络、表现形式和历史影响，才能将其中的优秀元素充分地挖掘出来，进而才谈得上结合时代需要对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挖掘巴蜀武术传承人身上尚武报国精神。1936年柏林奥运会，原中国武术协会主席、武医宗师郑怀贤以精湛的“飞叉”绝技技惊四座，被当地媒体评说为“艺术的精华”，赞叹为“神乎其技”，一改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形象，用武术文化唤醒着国人的自强精神。通过梳理巴蜀武术文化育人思想、塑巴蜀武术家雕像、讲好巴蜀武术故事，再现巴蜀武术文化术德并重的优良传统。

第二，把握时代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0]”梳理巴蜀武术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发掘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功能，有助于发挥巴蜀武术文化的现代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基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呼应时代课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第三，推动巴蜀武术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打造地域武术特色品牌。巴蜀武术文化不仅包括武术技术、功法和武术理论，还包括与相关的其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品牌的打造，不仅提升了基层文化建设，也有力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挖掘巴蜀武术文化资源，打造地域武术特色品牌，形成以“巴蜀武术竞赛、巴蜀武术表演、巴蜀武术康养、巴蜀武术培训、巴蜀武术旅游”五大产业模式，用“文化+”理念，推动巴蜀武术文化与旅游、竞赛康养、培训深度融合。

5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需求。巴蜀武术作为我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受多元化文化冲击、创新性发展意识不足、人们认知偏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其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为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巴蜀武术文化，需处理好传承、守正、创新三个方面的关系，对巴蜀武术进行全面的宣传与推广。紧跟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发展，使其立足于巴蜀、面向全国，最终走向世界。

6参考文献

[1]温佐惠，陈振勇.巴蜀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1-2.

[2]刘涛，左文泉.地域文化视角透视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征[J].黑河学刊，2012，(3)：51-52.

[3]赵斌，梅家祥.新峨眉功夫[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4]温佐惠，陈振勇.巴蜀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1.

[5]赵斌，代凌江.峨眉武术文化的特征与发展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4)：41-45.

[6]〔明〕戚纪光撰，张海鹏若云校订.纪效新书[M].台北：五洲出版社，2000.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

[8]刘兰英.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5卷)[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9]周威，王成.宪法学习大参考[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128.

[10]高雷、姚奕.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164113-25845591.html，2014-10-16/2021-11-25.

课题：本文系2021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新时代巴蜀武术文化资源的特征、价值与创新性发展研究》(TY202121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