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资本主义的贸易因素论文

〔摘要〕列宁学说的核心是宣告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的正式建立，十月革命为20世纪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型现代化的开端。列宁思想的重要特征是精明的策略性以及灵活性与原则性的有机结合，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列宁克服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西欧资本主义的贸易因素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西欧资本主义的贸易因素论文 篇1：

创建绿色企业　提升竞争能力

[摘 要] 在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众多因素中，环保因素目前并不被理论界过多关注。但是它却是诸多因素中较容易被消费者和市场认可的，因此企业做出通过改善它来提升竞争力的努力也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本文从绿色因素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我国企业环保竞争力分析、创建绿色企业的意义及途径几个方面探讨了如何通过建立绿色企业来提升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 企业竞争力 绿色企业 环保

一、绿色竞争力是影响企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有人认为在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因素中，绿色因素算不上十分重要，甚至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因素被人们讨论。事实上，绿色竞争不仅是企业市场竞争的必要方面，而且它的强弱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绿色竞争的产生与发展绿色经济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进入了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增值动机的驱使下，人们把发展经济和生产力建立在破坏自然环境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资本只追求自己的无限增值和利润，对于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毫不关心，自然灾害和污染公害频频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已直接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深刻意识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的矛盾已危及到人类自身。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引发人们对危及人类未来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从此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绿色革命”，出现了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营销和绿色法案等，绿色观念波击到西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1980年，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包括我国在内的18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们共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与《21世纪章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扩展到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也在不断的深化和细化。提升企业各层面的环保水平，也就是提升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及优势。这是因为从微观上讲，现代市场营销的观念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以目标市场为出发点、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以销定产”、“以需定产”的。而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后工业时代的消费者大多具有很强的“生态偏好”，他们对产品的要求早已不是停留在适用、耐用、好用上了，而是更注重产品对环保和健康的维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惜花费较高的代价购买绿色产品。也就是说，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此，企业理应加大对绿色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力度，以适应市场的需要，维持企业的发展。以宏观方面来说，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给环境保护带来的不良影响，用制定环保法规和产品及质量标准的方法来强制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同时也制定一些税收优惠等措施来鼓励企业使用绿色技术、生产绿色产品等。这样一来，企业与其被动的接受规定和限制，不如主动创新，研发绿色产品及技艺。不但可以争取到政府的鼓励措施，还可以把握市场先机，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环境竞争力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打造绿色竞争力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而且可以说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那么，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环境竞争力是怎样的呢？虽然目前国际上尚没有一个全面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来量化评估。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产品的环境技术指标及产品中有利于环境的原料、技术，以及服务的含量

众所周知，我国的环境标准制定普遍偏低，即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依照规定生产出符合标准的产品。据国家有关部门抽查表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环保标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只有25%；我国每年开发的几万种产品中，能达到国际水平的只占3.5%。环境标准偏低、产品环境技术含量不高是由我国经济水平低的事实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从供给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有限，政府没法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于良好环境的渴望处于偏好次序的后列。

2.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这一点体现在我国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和污染严重、生态效益差两个方面。能源利用率方面，中国企业总体能源利用率是30%，而日本为57%、美国为51%、西欧为40%。中国企业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耗能是世界平均的2倍多。环境污染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单位产品代谢的污染物要高出几倍、有的甚至几十倍。同时还伴随着废物资源化能力低。例如中国炼油企业的轻质油回收率平均只有61.5%，低于国际先进炼油企业80%的先进水平。

3.企业环境管理情况

我國企业的“绿色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营销活动之中；如何教育管理者和员工，消除推行绿色管理的组织障碍，使得人们不再认为环保是与自身无关的事情；如何构建企业文化，以企业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系统思考为原则，全面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急需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为什么要创建绿色企业

总之，总体上我国企业的绿色竞争力不高，这就使得打造绿色企业的任务变的迫切而有意义。所谓绿色企业是指合理地、充分地利用资源, 企业产品或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负效应最小化乃至无害化及其废弃物多层次综合再生利用的企业生产方式。它是一种可持续企业发展模式，是实现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形态。建立绿色企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经济方面

(1)绿色企业能更有效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消费者觉醒的绿色意识以及政府、社会团体有效适度的调节作用于企业，迫使企业从人类生存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利益出发，把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运用于提高消费者及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和提高经济活动中。

(2)绿色企业能较好的避开绿色贸易壁垒，更容易占领市场和扩大市场销路。从表面看，偏低的环境标准使我国企业在一些污染型产品上赢得了国际价格优势，但是发达国家不甘心因较高的环境标准而削弱自己的竞争优势，他们将高标准应用到进口产品之中，设置种种环境壁垒。同时又根据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将本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加大了我国日后治污的成本，这部分成本最终仍需企业以税负或费用的方式承担。企业要避免因此遭受损失，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提高自身的环境竞争力。另外，随着购买绿色产品成为消费者的时尚和必然选择，企业通过绿色营销，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促进企业占有国际市场。

(3)绿色企业能更好的实现创新，进一步激发潜能。著名的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竞争优势；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产生正面影响。”虽然这一结论针对的是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企业进行绿色经营是被迫于规制还是自主自愿，创新将成为其保持竞争优势和提升竞争能力的源泉。这样一来，不断的创新也不断推动着社会及经济的良性发展。

2.社会责任方面

(1)推动新兴绿色文明的发展。绿色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协调“企业——环保——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至于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和威胁。

(2)有利于構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种资源必须在环境生态平衡容量之内有较充分选择和机动余地,以及对环境质量的稳步改善。可见发展绿色企业是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利于保障社会持续发展。

四、如何建立绿色企业

建立绿色企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建立绿色企业呢？

首先，以人为本，加强环保意识观念。这包括加强企业和消费者两方面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的环保观念，就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树立环境道德观念和环境法律观念，并且要明确环保责任，依法治理和保护环境。对于消费者，应倡导和推进生态消费观念，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绿色消费并自觉自愿的进行绿色消费。

其次，建立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为绿色企业的建立和完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应在环境经济、财政、税收、融资、信贷、政府采购等方面对节约能源、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绿色企业和生产的生态产品实行优惠、扶持政策;尽早制定推动绿色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通过政策引导、法律法规约束、制度管理等推动绿色企业发展。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正在做着努力的尝试，如2008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同年4月，河南、北京、晋城等四家公司的IPO申请由于未提供相关环保文件而被否决。

再次，通过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建设绿色企业。技术改造包括：在落后的工艺流程中建成生态工艺；改造关键设备，降低废物产出率；改造控制系统，使全流程变成无废料工艺等等。技术创新则包括：建立及多种职能于一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中介和服务中心；建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风险基金；加快推广节能、节水、无费、少费和“三废”综合治理等实用绿色技术等。

最后， 进行绿色制度创新。主要包括绿色产权制度、绿色经营制度和绿色管理制度。绿色产权制度能够形成较强的产权约束，造就严格的与自觉而充分的生态经济责任，有效的刺激和规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行为。绿色经营机制的主要组成成分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的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力保障企业经济与生态环境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等。绿色管理制度，抽象的说就是把生态环境资源纳入到规范企业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和考核发展绩效中去，最终建立市场化与生态化内在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1]方时姣:论绿色企业的制度创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3（1）

[2]陈志宏: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标准竞争战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4（11）

[3]段双晋 苗晋平:企业革新新热点:绿色企业[J].煤炭经济研究,2002（1）

[4]王玉婧:绿色世贸组织与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2）

[5]张 云 赵一强:论环境标准差异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6（8）

[6]舒 昌 韦东海:绿色企业在我国的实现途径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4）

作者：封　晔

西欧资本主义的贸易因素论文 篇2：

十月革命与列宁学说的历史命运

〔摘要〕列宁学说的核心是宣告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的正式建立，十月革命为20世纪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型现代化的开端。列宁思想的重要特征是精明的策略性以及灵活性与原则性的有机结合，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列宁克服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列宁学说不是狭隘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虽然它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但绝不是只适用于俄国。21世纪列宁学说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所蕴含的方法论及其价值上。

〔关键词〕十月革命；列宁；列宁学说；社会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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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20世纪留下了两大遗产：一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建立，二是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大挫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在俄国（后来的苏联）发生的这“一喜一悲”的两件大事，分别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又迅速拉入低谷。可以说，百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是绕不过苏联的。1921年，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曾说：“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1〕但十月革命的确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书写20世纪世界历史不可回避的重大事项；1989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大失败已经来临，他说：“列宁主义不朽的遗产就是斯大林主义”，“苏联经验的失败使共产主义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光辉”。〔2〕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社会主义并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但社会主义受挫不应由列宁负责。相反，时至今日，列宁的学说仍具有重要价值和世界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新路

列宁学说的核心，是宣告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的正式建立。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恰好相反。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描绘和阐述的是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及其历史命运。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还没有发展出充分的资本主义，而是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俄国不仅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甚至连社会主义思想也不可能产生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完全不关心落后国家的发展状况与前景，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马克思关注和研究东方社会的时间长达30年（1853—1882），晚年投入了极大精力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为此还专门学习了俄文。由于俄国有农村公社这一特殊的公有制形式，因此19世纪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粹派主张俄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阶段，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表达了希望俄国避免走向资本主义。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中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这就是马克思针对落后国家提出的“跨越论”。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的设想是不是已经指明了东方社会的落后国家的发展新路？我们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三段论述：第一，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写道：“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3〕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要成为俄国发展的新起点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在复信的草稿中，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的内部结构中既有公有制因素，也有私有制因素，至于它朝什么方向发展，取决于它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因此马克思希望俄国民粹派能排除各方面对公社的破坏性影响。也就是说，俄国当时的“后发优势”是一种可能性，是落后国家的一个机会，但需要满足条件，跨越资本主义才具有可能性。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说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这位女革命家回信时起草了四份草稿，共1万余字，而正式复信只有500多字，如此谨慎，原因在于他需要避免影响民粹派的革命热情。不过，第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时就表达得很明确了：俄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可能只有单独的俄国革命。他们的本意是，通过率先爆发的俄国革命来触发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欧革命一旦成功，则会把俄国也带入社会主义之路，此时俄国的农村公社就可以变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优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很清楚，获得西方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第三，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写到：“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5〕在马克思去世十余年后，恩格斯发现俄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俄国资本主义得到更大发展和农村公社進一步瓦解的情况下，即使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俄国的农村公社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了。实际上，恩格斯在此时已经放弃了之前和马克思共同的主张，他认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机会与条件已经丧失，俄国不得不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三段论述来看，他们的“跨越论”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这一条件，俄国的公社不可能自发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恩格斯看到俄国现实条件的变化时，基本上放弃了俄国实现跨越的主张。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跨越问题的对象集中于俄国，但总体考虑的是当时的落后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前景。在1894年的《跋》中，恩格斯专门指出，他所说的跨越问题，“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6〕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探讨和研究了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问题，其基本思路是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前提条件，将落后国家的命运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中，两位经典作家并没有提出落后国家可以单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思想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现实条件的改变，没有给东方社会的落后国家铺出一条完整的“新”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列宁身上。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列宁的这条道路不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种理论设想，而是已经在俄国变成了现实的道路。列宁学说之所以被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接受，原因便是在此。用近代以来的话语来说，列宁学说意味着一种新的现代化类型的开端。

在世界各国近20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资本主义型、社会主义型、混合型。每一种类型可能会有多种发展模式。按时间顺序，十月革命刚好处于资本主义型和社会主义型的分界点上。社会主义的任务包括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这已经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两位经典作家的语境里，有许多现代化的事项属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比如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化大生产方式的建立。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两次技术革命后，资本主义类型的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趋于成熟并向周边扩展。总体上看，虽然西欧各国的现代化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但本质上是自发形成的。俄国1861年改革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从核心地区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表现，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到了20世纪初，原来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些条件，对后发的国家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或不可能再复制了，例如奴隶贸易、殖民地拓展等。资本主义型现代化此时已不适用于有待发展的落后国家，俄国必须另寻其他发展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危机，给俄国提供了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机遇，十月革命“顺势而发”；虽然列宁时期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苏联模式，但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型现代化的起点，意义非凡。到1917年，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许多国家支配经济的成功经验，这对于建立自上而下发展的社会主义型现代化来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为什么说十月革命开辟的是一条新路？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还说：“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7〕列宁开创的这条发展道路的内核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技术革命，而不是相反。苏俄在1861年改革以后虽然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但仍然属于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十月革命后苏俄以苏维埃政权为支撑，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手段，用新的资本积累和资源配置方式开创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這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式并不相同。不管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还是列宁去世后苏联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核心原则都是制度在先，充分发挥苏维埃政权作用。虽然苏联模式有严重的弊端，但一些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确实通过苏联模式实现了现代工业的发展。

二、列宁克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束缚

列宁的许多思想是在他与别人（特别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阐发的。列宁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精明的策略性以及灵活性与原则性的有机结合。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总是不断根据变化的现实和新的经验来修正补充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因此，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时期，列宁都能适时提出正确的思想和主张，能够摆脱当时西欧和俄国的一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论调的束缚，成功开创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道路。

原教旨主义这一概念主要用于解释一些宗教政治运动，早先的时候指美国基督新教中反对《圣经》考证学的保守神学，后来用来描述伊斯兰教里的极端思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存在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式的理解。第一种原教旨式的理解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某些话。第二种原教旨式的理解则过度强调或使用马克思主义某些科学的方法论，对方法的灵活运用以忽视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为基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第一种原教旨主义常有出现，第二种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这里分别说明列宁反对这两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

第一，列宁提出“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教条主义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敌人，列宁的事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教条主义式的责难和指责。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政策都是克服教条主义的产物。首先是革命理论。广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革命的任务不只是简单地夺取政权，这只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8〕即使是这简单的一步，列宁也受到诸多理论上的责难和挑战。1917年4月，十月革命前夕，深受列宁尊敬的、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不赞同列宁的革命夺取政权，他专门“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一句十分正确的话：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并说“这样的提醒是不可能开导具有现代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列宁的”。〔9〕十月革命胜利后仅数天，普列汉诺夫就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提出，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是把工人阶级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10〕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的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俄国还缺成熟的资本主义。但列宁看问题的方法是从事实而不是教条出发，“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1〕其次是社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革命还包括许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和旧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13〕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和理想是极高的，很显然，在落后的俄国是无法尽快把这些设想变为现实的。但革命已经成功，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书本中根本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此列宁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4〕特别是，列宁能够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正视错误和失败，比如1921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后列宁便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走向新经济政策。放弃什么和实行新的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列宁的方法论原则和精神。这才有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第二，强调经验并不意味着丧失基本立场和原则。列宁强调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说出“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只强调经验与事实，不考虑立场与原则，这是第二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是代表性人物，列宁专门对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过批判。伯恩斯坦反对教条式地按照马克思的公式或构想去展开行动，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通过更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未发生的预测以及观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间接地承认资本主义现有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并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事实所推翻或根本没有出现。他说：“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15〕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一些具体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在修正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成分和性质，得出无产阶级“各有各的思想方式，各有各的斗争能力，各有各的目标和方法”〔16〕的结论，认为业已存在的无产阶级多种多样且缺乏团结感。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年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抨击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17〕并预见“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或从俄国情况的特殊观点出发，专政的方法总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结果”。〔18〕同年，列宁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将考茨基认定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19〕并反驳了考茨基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共同点是注意观察国家和社会中不断变化的新事实和新情况，但他们的经验主义走向了极端，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些许积极变化和无产阶级事业面临的新问题时就放弃了革命理想。怎样看待列宁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其实早在1908年列宁就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对各流派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批评。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评是从学术和政治两个角度展开的，他指出：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20〕列宁的意思是，修正主义者们是在“告别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和基础上去“观察事实”和“总结经验”的。列宁关注经验并强调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理论，但社会主义事业还必须讲政治，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上考虑问题。

三、列宁学说不是狭隘的民族的社会主义

列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但它绝不是只适用于俄国，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这场世界战争，导致了欧洲帝国时代的结束，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这个新时代的排头兵。1921年，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撰文中指出：“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21〕列宁逝世后，苏共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以及理论界都对列宁主义下过定义，表述各有不同，观点也有差异。其中斯大林在1924年4月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属于经典概括。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还专门指出：“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 〔22〕斯大林的概括没有包括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但强调列宁学说的世界意义确是合理的。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在俄国的土壤上產生之后，很快就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1959年，刘少奇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对十月革命评价道：“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3〕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墨西哥等国家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改革或事件。列宁的名字及其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列宁的学说不是狭隘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而是改变了世界历史方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世界上被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和侵略的落后国家来说，选择列宁学说等于选择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和俄国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剥削与压迫，落后国家和民族本能地倾向于选择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毛泽东曾生动地解释和描述了中国人为什么把目光转向十月革命，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寻求的救亡图存的办法。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4〕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困惑苦恼之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原来未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俄国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25〕其实，十月革命前，中国近代的一些报刊和思想家基于各自立场，对当时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已有所提及或介绍，只是影响范围十分有限。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就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20世纪伊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若干篇提及马克思或论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论>序》等。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宋庆龄晚年回忆说：“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26〕另外，从传播渠道上看，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社会主义的群体是早年的留日生，社会主义思潮在晚清时期主要经日本渠道传入中国。

但是，毛泽东的说法却是合理的。十月革命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者是从自己的立场、理解和需求来介绍社会主义的，他们的见解也是各式各样，不仅影响范围窄，而且很多时候曲解了社会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同时，“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7〕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已经做了深入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也比较充分了，十月革命恰好是俄国革命形势与革命理论耦合的产物。中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与俄国不同，中国人是在接受列宁主义（当时这个词汇还是列宁的反对者们使用的贬义词）的基础上才开始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列宁主义是“实现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比起系统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革命实践更能吸引中国学习和探索社会主义，也更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需求。因此，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8〕

21世纪列宁学说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所蕴含的方法论及其价值上。比如，邓小平十分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列宁的“思路比较好”。〔29〕对于当下来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并不是政策本身，而是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法原则。和具体的理论、政策相比，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此外，列宁的建党学说、党建学说、文化理论等，在具体理念和政策方面，对于落后民族的国家统一、社会整合、文化转型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21〕 列宁全集：第42卷〔M〕. 人民出版社，1987. 174，175.

〔2〕 兹·布热津斯基. 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24、17、71.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 840，379.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12. 320，313.

〔7〕〔14〕列宁全集：第34卷〔M〕. 人民出版社，1985. 170—171，466.

〔8〕〔12〕〔13〕〔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 421，421，532，11.

〔9〕〔10〕普列汉诺夫文选〔M〕. 人民出版社，2010. 420，443.

〔11〕列宁全集：第33卷〔M〕. 人民出版社，1985. 208.

〔15〕伯恩斯坦文选〔M〕. 人民出版社，2008. 101.

〔16〕〔17〕〔18〕考茨基文选〔M〕. 人民出版社，2008. 471，323，395.

〔19〕列宁全集：第35卷〔M〕. 人民出版社，1985. 327.

〔20〕列宁全集：第17卷〔M〕. 人民出版社，1985. 15.

〔22〕斯大林选集：（上）〔M〕. 人民出版社，1979. 185.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41.

〔24〕〔25〕〔28〕毛泽东选集：第4卷〔M〕. 人民出版社，1991. 1469—1470，1470，1471.

〔26〕宋庆龄. 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N〕. 人民日报，1966-11-13.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M〕. 人民出版社，1993. 139.

【责任编辑：石本惠】

作者：何海根

西欧资本主义的贸易因素论文 篇3：

欧盟建立过程中的法德联合和跨大西洋关系

摘要：法德关系一直是欧洲大陆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虽然，法德关系在历史上曾一度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但二战后，法德摆脱了历史恩怨。史无前例地选择了和解，为欧盟的最终建立铺平了道路。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法德在欧盟创建过程中的关系脉络。同时，本文在讨论法德关系的基础上，回顾了美国在欧盟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展望了当冷跨大西洋关系的前景。

关键词：法德关系　欧盟　大西洋关系

欧洲一体化的想法在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计划并成为今天27个欧盟成员国的共同目标之前，一直只存在于少数哲学家和梦想家的脑海中。尽管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对此开展过成果丰硕的思想交流，但当中央集权的帝国分裂后，欧洲大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族，同家分隔的混乱局面，以及欧洲内部的流血冲突。这些冲突曾三次让法国和德同分属敌对的两个阵营，也让那些旨在实现“欧洲合众国”的理想瞬间破灭。“欧洲合众国”的概念最早由雨果提出，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于1929年在日内瓦再次强调的同时，又进一步倡导在欧洲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联邦式的联系”，同时又明确各国的主权并不因此受到影响。直到二战期间，反极权主义运动引发的政治思考让人们看到了能超越国别冲突并将欧洲大陆统一起来的构想。

时任“舒曼计划”高级委员的让·莫内启发了该计划的设计思路。这一计划没有试图制订一种共同政策以便使欧洲从“制度”上联合起来，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正如1950年5月9日公开的备忘录中所言，该计划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步骤”，“首先要实现事实上的团结一致，最终要消除法、德之间一个世纪以来的对立状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一方面由于法、德之间在萨尔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议会的失败。由于法德和解，当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建立第五共和同时，法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局面。对此，德国问题和法德关系问题专家、法I马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强调指出：

“法德关系在最初由六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合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变得日趋紧密。同时，北非问题使得法国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1945年时，法国的敌人只有德国；而到了1958年西方与苏联冷战全面爆发的时候，法国却只有德国一个朋友。”

一、马歇尔计划及西柏林的封锁，法德和解与建设欧洲的前提条件

1、马歇尔计划及西柏林的封锁

凭借美国《租借法案》的各项条款，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立(1943年11月)，美国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它的盟友，满足它们的许多迫切需求。同时，美国也需要借助欧洲复兴来确保自身战后经济的繁荣。接替伯恩斯担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作了一次重要演讲，集中阐述了美国帮助欧洲复兴的计划。但在1947年7月召开的苏、法、英三国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了所有马歇尔计划的建议：在他看来，这些举措都是企图削弱苏联在欧洲影响的阴谋。

在东西方经济与意识形态分裂的气氛中，“德国问题”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苏联不仅认为英美占领区没有充分地消除纳粹影响，而且认为《波茨坦协定》中有关利益分配的条款也没有得到尊重。此外，政治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以来，法国始终对德国重新统一的威胁保持警惕并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1949年4月，西方在德国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并成立了联邦德国，即西德。这些变化源于德国马克的币值改革。苏联认为这破坏了《波茨坦协定》。因此拒绝在其占领区实施货币改革；加之他们控制着整个柏林的地面交通，便决定对柏林的西方占领区实施封锁。然而，美国凭借雄厚的物质实力和强大的空军力量，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之间，动用二十万架次飞机，轮番运送了近一百五十万吨商品。美国强大的空中补给也鼓舞了困在城市西部的柏林人的士气，这一年的时间让美国从“占领者”变成了西德的“盟友”。斯大林担心这会动摇中东欧其他国家。于是，他接受了1949年5、6月间在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上达成的临时协定。

2、舒曼计划和建设欧洲的前提条件

为了让法、德摆脱过去的困局，让·莫内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构想。这一构想的创新之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审时度势和实用主义的智慧。当时迫于盟友的压力，法国不得不放弃分割德国的计划，转而将精力投入到萨尔区和鲁尔区的问题上。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法国在经济上将萨尔区纳入自己的发展体系，政治上以行省总督的方式治理萨尔区；至于鲁尔区，其煤炭和钢铁资源由一个国际机构加以管理，而德国拒绝加入这一机构。阿登纳担任德国总理后就开始为争取平等而努力，但他仍然表示同意由一个机构来管理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矿产区和工业区。

舒曼计划试图“将法、德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同一个高级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一机构也欢迎其他欧洲国家的加入。由此形成的统一生产格局，使法、德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在想法和物质上都变得不可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高级机构，由它负责生产的现代化，以相同的条件向共同市场提供煤炭和钢材，发展共同的出口。计划还特别强调不会改变德国的地位。这一提议受到了美国的欢迎，但遭到了苏联的猛烈批评。不肯放弃任何主权的英国也拒绝了这一提议，最后只剩下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参与谈判。这样，法国便要独自面对德国，德国也因此有可能逐渐重建自己在欧洲的霸权。这一情况引起了法国的警觉。最终，有关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于1951年4月18日签署。尽管法国共产党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人民同盟投了反对票，《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仍于1951年12月13日在法国国民议会获得通过。

1949年4月14日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项军事协定。实质上则体现了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援助。这一时期，法国要维持进口、购买装备和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都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因而美国的影响举足轻重。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美国支持欧洲的建设计划，因为欧洲经济的复苏将削弱共产党在西欧的影响。此外，美国人也需要与欧洲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在法国的支持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于1948年4月成立，其任务就是要确保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得到合理分配和控制。美国需要一个可以对话的欧洲，这一需要促成了欧洲咨询议会于1949年1月27、28日建立，之后才有了美国人所欢迎的、更加深入彻底的舒曼计划。总的说来，倡导欧洲联邦制的意大利人阿尔蒂罗一斯皮内利，和舒曼计划的构想者、同时也是1950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首倡者让-莫内。代表着推动欧盟一体化的两股思想主流：一是以对话和地方、大区、国家以及欧洲不同权力互补为基础的“联邦主义”，另一个则是围绕共同体逐渐代表国家部分主权的“功能主义”。“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在欧洲建设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最终汇成一种信念，

即在国家、地区权力之外应该存在一种建立在民主、独立制度上的欧洲整体的权力，这一原则随后被应用到内部市场、货币、经济、社会融合、对外政策和安全领域。

3、美国提议建立“欧洲防卫共同体”对法国主权的影响；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面对美国的反对法国参与欧洲建设的进程

朝鲜战争期间，西欧的军力空虚，而东德此时却拥有一支力量强大的警察队伍，这让美国担心不已，因此是否允许德国重新军事化成为一个问题。有关“欧洲防卫共同体”的争论旷日持久。重新武装德国的观点遭到法国舒马赫领导的社会党人和尼莫拉牧师等众多抗议者的反对，但艾森豪威尔和福斯特·杜勒斯出于加强美、欧联盟的考虑，依旧提出了这一想法。这也得到了反对英国工党政府的丘吉尔的积极支持。

法国对于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反应激烈，这一计划于1950年9月提交大西洋理事会讨论时，法国行使了否决权。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咨询议会采纳了丘吉尔提出的计划，即建立一支在大西洋公约框架内的“欧洲军队”。1950年10月24日，法国提出普利文计划。该计划指出，德国未来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在“欧洲军队”中可以有一小部分由德国人构成。让·莫内显然对军事问题不熟悉且缺乏了解，他从欧洲军队问题中只看到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方法。在他看来，欧洲防卫共同体计划，就是主导舒曼计划的“部分联邦制”由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过渡。在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内，欧洲军队将代替各国军队，“拥有不同国籍的士兵”都要服从欧洲国防部长的指挥。这样一来，就不用直接恢复德国的军力，而是向它提供由欧洲统一监管的军事力量。

艾森豪威尔将军选择支持建立欧洲军队的想法，在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的信中也表达了美国对建立一只包括德国在内的、由一个超国家机构领导的“欧洲军队”的热情支持。但当各方围绕超国家机构的形式、德国所占的军力水平、军费的分摊等问题展开讨论时，英国拒绝加入这一计划。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不愿意像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放弃本国军队的主权。一直到1952年1月27日，各方才达成协议。

《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经过长期谈判后于1952年5月27日在巴黎签署。此前一天，占领西德的三国在波恩签署条约，恢复德国权利上的平等地位。不过，《波恩条约》的实施取决于《巴黎条约》的落实。而《巴黎条约》在法国国内获得批准则成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关键所在。于是，各国又将目光纷纷转向法国。在此背景下，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不敢将条约提交国会讨论批准。最终签署的文本也没有满足那些反对条约的法国人的要求。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结束，新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与西方和平相处的理念。自此，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支持者们失去了他们的主要论据：共产主义的威胁。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则对法国施加压力。杜勒斯威胁，法国如果拒绝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那么美国将重新考虑提供的援助。1954年4月英国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英国政府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分别于4月14日和16日发表声明，只要威胁西欧安全的危险继续存在，他们就愿意将军队保留在欧洲大陆。这样便满足了法国提出的两项“前提条件”。

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其他签署条约的国家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1954年9月28日至10月3日在伦敦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允许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决定在1950年曾遭到法国的反对。作为交换，法国得到保证，英国将与欧洲大陆在防务问题上持久合作，同时限制德国对防务合作的参与。

从根源上看，以建立欧洲军队为目标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是美国的要求、法国的反应和让·莫内提出的综合建议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一计划是在冷战的背景下提出，设想建立一套在北约总指挥监管下的超国家机制，而北约总指挥则由美国总统任命。对于一部分法国议员和法国民意来说，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大西洋主义者和支持建立欧洲联邦的人接受德国重新武装，同时让渡一部分主权以迎合美国；两派都希望看到一个超国家机构的出现。而这恰恰是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不愿看到的。这一矛盾最终导致了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从“长期”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表明西欧国家无法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防务体系。让·莫内的主要合作者之一R·马若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欧洲人在二战后心照不宣地决定将自己的防卫托付给美国人，正是这一决定导致了欧洲没有能力统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又明确了这一政策；直到这时欧洲共同防卫的构想才又重新提出，不过依然没有超出北约的框架，没有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欧盟成员国和它们的选民们是否准备好支出财力、动用必要的资源来建立一个自主的欧洲防务体系。法、德联合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军事一体化方面还不明显。

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治上陷于瘫痪时，部长会议主席居伊·莫勒决定让法国加入到英国和以色列一边，参加1956年11月的苏伊士行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英法的干预视作对大西洋阵线的破坏，对“联合国的致命一击”以及对美国的公然背叛。苏联在提议和美国从军事上共同介入后，又分别向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谴责它们的攻击行为，并暗示有可能对三国动用现代化摧毁性武器，特别是导弹。苏联的最后通牒在美国和西方引发了真正的恐慌。英国和法国相继做出了妥协。1956年11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建立一支国际部队来代替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英、法的失败说明中等国家独自采取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苏联和美国共同拯救了纳赛尔和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举措，苏联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美国完全是因为愤怒。在中东地区，两国形成对峙之势，而法、英的影响则几乎完全被消除。

法国和英国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完全相反：法国认为欧盟应该制衡甚至有时应该抵制美国的力量；英国认为欧洲和美国可以构成同一个世界。这两种相反的观点都来自于两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认识。在法国，欧洲防卫共同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引发的争论远比法德关系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1963年1月23日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又称《爱丽舍宫条约》)中有关防务的部分表达了法德和解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压倒了两国政策和战略上的分歧。

一直拒绝与支持大西洋主义的第四共和国政府合作的戴高乐采取了一种既保持对美国独立。又保证法国依然是美国盟友的外交政策。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则精心确定了一种外交政策，在美国、北约与法国的外交政策及欧盟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联邦德国的防务必须立足于西方世界以及跨大西洋关系。

在法德联合的关系中，双方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德国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其他的利益要由法国的外交来代表，特别是在一些联邦德国无权参与的国际事务上更是如此。而依靠德国的经济发展所重振的欧洲共同市场则让法国获益匪浅。这正是让·莫

内之前设想过的。但是冷战期间，德国依然分裂，要免受苏联可能的攻击，德国人更信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而不是法国的核“打击力量”。军事上，法德最终在1992年5月的拉罗谢尔峰会上成立了欧洲军团。

二、冷战期间，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法、德联合成为欧洲经济建设的引擎

法德关系作为欧洲计划的主要推动力，其形成的机制由各种官方会议、咨询会和外交活动组成。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两国最高领导人间直接的紧密联系。

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间有着非常默契的关系。在内政方面始终反对“让·莫内式的欧洲”的戴高乐掌握权力后继承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政治遗产，并立即开始谋求与德国和解。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共同完成的杰作毫无疑问是1963年1月23日在爱丽舍宫签署的条约。这一条约产生了立竿见影且持久的影响。

由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登关系恶劣。法德联合只得通过第三方来实现。出于个人原因，蓬皮杜试图调整法国在欧洲优先发展的计划，因而支持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样一来就平息了英国的欧洲观念和法、德的欧洲观念间的争执。前者受到自由主义的启发，最终产生了欧洲自由贸易区，后者所宣扬的共同市场除了要融合欧洲各个经济体并维护旧大陆的和平外，还表达了从政治上建设欧洲的目标，这一目标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超国家设计，但这一设计曾遭到戴高乐和英国的拒绝。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之间的“组合”说明党派性质相似并不能决定法、德联合关系中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默契。“在德斯坦和施密特的努力下，法德联合在迈向欧洲金融统一的道路上进展神速。但起初，法国总统充满了偏见和无知……不过社会民主党出身的德国总理是自由主义的信徒，而右翼出身的法国总统却主张国家强力介入经济，两人都能用英文直接交谈，因此两人的交流非常热烈而且富于创造力。他们还特别愿意加强各自国家对对方的了解”。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赫尔穆特·科尔于次年接任德国总理。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个人趣味、生活风格和所处的经济环境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密特朗·科尔组合的最大功绩还在于创立了欧元，这之中也少不了雅克·德洛尔的贡献。

雅克·希拉克，格哈德·施罗德的关系远比不上其前任们，他们在1999年1月讨论共同农业政策和欧盟财政政策时还产生了摩擦。不过之后两人的关系不断改善，充分表现在对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行动一致、庄严庆祝《法德合作条约》签署四十周年以及200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相互的拥抱。

实际上，构成今日欧盟基础的各项宪法创举都是从法、德联合中产生：1951年的《巴黎条约》建立起欧洲煤钢共同体，《罗马条约》通过确定各项共同体制度和规则，创造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美国提议建立欧洲军队的计划在1954搁浅，但很快6个创始国(比利时、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于1957年成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法、德联合在1973年一致通过了欧共体首次扩大计划，吸收英国、丹麦、爱尔兰加入。在雅克·德洛尔的倡导下，法、德在1986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并于1993年1月1日最终完成了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建设。新的成员国加入后，新的社会、地区和环境政策随之实行；此外。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取消，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欧洲经济的融合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欧洲一体化法案随之诞生。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为法案的制定铺平了道路；法案签署的同一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新的成员，这加速了法案的实施。法、德之间的妥协加上其他合作伙伴的帮助还促成了欧洲与地中海以南、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国家间建立了许多合作关系，其中就包括1975年至1989年间签订的一系列《洛美协定》。

三、法、德联合在德国重新统一和经济全球化中所面临的考验

1、政治阶层和法国民意对德国重新统一的不信任

虽然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德国的统一，这扫除了西方各国对其动用武力反对欧洲人民重新争取自由的担忧，但1992年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全民公决时，法国政治学家阿兰·雷蒙注意到德国在很大程度依旧让法国人感到恐惧：“存在一种恐惧，对德国的恐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用同样轻浮的方式操纵这种心理。两德重新统一会让大帝国的幽灵重新浮现，德国在东欧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德国始终还会是那个德国，对法国和民主始终是个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让·莫内或罗伯特·舒曼所提出的奠基性的计划总是不被理解，被忽略或是被压抑，结果导致人们在面对欧洲建设或全球化问题、面对非法移民或是感到社会价值、社会联系和民族身份缺失时，总是天真地或巧妙地把自身的恐惧心理投射到他者身上。在此意义上，法国民粹主义者并不比德国民粹主义者好多少。“爱发牢骚的、胆小的、民族主义的、守旧的、排外的法国，难道就更让人觉得顺眼，更值得推崇么?不要不正视现实，也不能忘记历史。正是要以历史的名义，我们要打破这种恐惧心理的要挟。正视现实：我们拥有的是共同的未来。”

2、德国在重新统一问题上对法国的让步：统一货币的形成和欧盟范围的扩大

面对德国不断加快其重新统一的进程，密特朗倍感焦虑和愤怒；因此他要求德国总理科尔放弃德国马克，接受创立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建议，试图以此来削弱德国货币的优势地位，同时也让整个欧盟享受到德国严格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创立欧元的最终决定是在1989年被采纳的，也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就有了。这是德国为了平息法国在其统一问题上的恐惧而作出的最大让步。

德国对法国所做的另一个让步就是扩大欧盟的范围。密特朗隐秘的想法是通过增加合作伙伴，削弱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法、德联合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让其他成员国同意签署欧盟的立宪条约。这一条约确立了欧盟的目标和欧盟行动的三大“支柱”，并赋予欧洲议会和各种合作一个制度框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于1991年12月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共识，并于1992年2月7日共同签署了这—条约。之后，《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尼斯条约》确立了欧盟逐步扩大进程中制度体系发展的原则和方法。《尼斯条约》预示了欧盟到2007年将扩大到27个成员国。该条约还调整了制度内的决策方式，在重新分配各国欧洲议会席位时，特别考虑到了各国的人口状况；并重新确定了多数票的计算方法。为了使面临瘫痪的决策机制能良好运行，这两点十分必要。最后，27个成员国又于2007年12月13日签署了《里斯本条约》。目的是改革欧盟的体制架构，深入修改欧盟成立时的条约。“对欧洲一体化的犹疑态度”源于法国和德国，民族国家的主权限制被经济全球化和非法移民打破，在欧盟内部民族国家的主权也被进一步削弱。于此同时，让鼓吹主权的人倍感失望的还有把主权让渡给欧盟权力“峰会”的情况。这一峰

会对27个成员国具有普遍约束力。这种控制在经济、社会、预算和财政上的特点不同于近年一些人所提出的南、北国家在预算政策上有所区分的设想，德国也因此不得不对身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伙伴不断增加新的援助。

3、法德联合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考验

1997年，《世界报》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解释了德国在重新统一后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他指出，德国依然是“欧洲人口最多、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工业实力上也表现在货币的价值方面”，但是德国面临着三个结构性难题，“人口的必然下降，工业的过分庞大和逐渐衰落，货币方面没有实现最优化”。德国构建了“莱茵资本主义”的体系，这种体系通常和里根·撒切尔式纯粹的、严格的资本主义相对。在“莱茵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市场经济”曾让德国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调和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集体达成共识性的调节曾让“莱茵模式”富有创新性和力量，但现在却面临着信息技术和新崛起国家的挑战。

四、结语

法、德领导人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2009年27个成员国批准欧盟宪法，终于构建起今天的欧盟。如果不是有这一代领导人近乎神奇的信念，冷战后的法、德一代就无法在“共同的欧洲”这一标准化的语境中产生。东、西德统一的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的深化和扩大。从中产生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尽管德国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可以说失去法、德联合的推动，就不会有欧盟的今天。欧洲大陆的重心已经向东转移。德国开始花大力气让东部新的地区融入进来。但要建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欧洲超国家的政治意识，法德面对欧洲官僚体制和不断扩大的范围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不过，法、德联合对于国际社会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依然不可或缺。

欧盟建设过程中的法、德联合是通过多个领域的合作才得以实现的。不同民族的经济融合在单一市场中。自由思想启发下产生的单一市场并不是要统一不同的取向、品味和消费模式；相反，它要发现不同，这些不同有利于促进特殊化和贸易的频繁往来。欧洲政治上的融合还没有完成。欧洲意识的产生、甚至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欧洲公民身份的产生对于冷战后的一代还很遥远。两德统一最终让德意志民族在现在的地域内重新实现了一体化。在国际舞台上，德国的重新统一削弱了法国外交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外交成为战后被托管的德国的代言人。不管是法、德联合军团的建立和对前南斯拉夫、阿富汗的行动，还是德国军队在北约指挥下派驻阿富汗或是其军舰参与联合国统一指挥的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都表明德国在西方防务政策上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

统一后的新德国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将自己局限在“平和的”爱国主义之内。法、德冷战后一代消费方式的趋同也许同时促进了他们行为方式的类似，但这没有抹杀他们之间个人、团体和地区的身份特征，况且这些特征常常也是杂然相陈的。这种相似性并不影响两国公民各自通过选举代表来行使权力，也不影响冷战后一代对他们所属的文化和民族国家保持归属感。不管他们来自东德还是西德，尽管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仍存在很多不同，他们还是根据相同一代的定位重新统一起来。地区的差异导致了东、西德甚至南、北德精神面貌上的显著差异，但冷战后一代似乎已经从外表上、行为上和消费方式上实现了基本一致。不过东、西德历史教育对冷战后一代的影响存在差异，历史的断裂和延续轨迹在两边各不一样。而且法、德联合没有消除国家公共政策上的矛盾，也没有改变两国行政体系臃肿笨重的现实。

用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传染病、自然灾害、气候变暖和冲突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当欧洲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时，它就是努力地在这些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不过，中国、印度或者巴西这些新经济力量的崛起正在导致新的恐惧心理。主要由都市化引发的新的移民潮正从非洲、亚洲或东欧涌来。十多年来欧盟花大力气试图调整金融危机造成的恐慌。希腊债务危机之后，欧盟很难制定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因为德国要求实行严格的预算而法国更倾向于通过提高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来实现经济复苏。随着“莱茵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受重创，欧盟难以抵御“里根·撒切尔式资本主义”的吸引，更加感到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个未知数，正如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所显现出来的，在法、德这些中等大国看来，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强国之间的双边摩擦，而是混乱。

(郑理　译)

作者：多米尼克.马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