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论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

第一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大任务

摘 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大任务:体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征;着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导向作用;坚持与时俱进。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 任务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如何把我们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社会资源、组织各个方面的力量去改造当前社会,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为人们提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体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征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还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对中国现实国情的高度概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及党和国家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寻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时代紧密结合,与党情国情紧密结合。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用发展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并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为开辟中国革命胜利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第二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出发,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紧围绕进一步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取得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可以说,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无不以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为背景,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根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必须立足于国情,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人民,否则只能是华而不实,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可能发挥其对社会发展所应起的作用。

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着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导向作用

胡锦涛同志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作用已经得到了历史性认证和强化。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壮大,更不可能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当然也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是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所提出,这自然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自觉反映这一实践,做到既来自实践,又要高于实践,既在研究内容上广泛地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又要在价值观、方法论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道路,辨清方向。具体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治党治国过程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选择上。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研究基本理论问题,也要以基本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现实问题,特别要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不断发挥自身在政策咨询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官员也要不断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决策选择的科学化、民主化,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能够主动寻求理论支持和实践论证。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为先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很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甚至可能迷失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导向作用,是其他任何学科不可比拟的。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的思想体系都曾起过划时代的作用。进入新千年的中国社会,与一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相比,同几十年前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时相比,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对这些变化,不可能在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找到所有的答案,而只能利用其中的理论精华,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与精神动力,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建党82周年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检验和丰富这一伟大学说,不断推向新的发展境界,而不是因循某些原理、结论、章句,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具体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时俱进就必须做到:第一,认清历史。要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取得成功,而又走向低潮的复杂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自身的调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空间和余地的变化。目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在斗争与合作、影响和渗透中共存,彼此的斗争将主要反映在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社会化大生产必将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激烈的竞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又使他们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的陷阱。先进的文化架起了不同民族国家彼此了解的桥梁,全球性消极因素则又不断侵袭人们的精神家园,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借鉴、竞争、融合,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作用越来越显得极其重要。如何运用高新技术造福人类,也是全世界关心的重大问题。

第二,认清现实。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已经顺利实现,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我们的奋斗目标相差很远,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才能实现第三步奋斗目标。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想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等。

与时俱进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状况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至今仍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补充、修正和更新自己。哲学社会科学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更加需要开拓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眼光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正确的东西,抛弃错误的东西,创造崭新的东西,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应始终遵循的原则。

参考文献:

[1]蔡炎斌.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模式及实现途径[J].湖湘论坛,2006,1.

作者：姜海燕

第二篇：“哲学ｖｓ．科学”与“哲学ｖｓ．宗教”

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的近代化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命题息息相关。其次,“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新的“现代化”的“儒学”,应该往哲学的路上走?还是往“宗教”的路上走?再次,“儒学”如何介入“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拟回到“现代中国哲学”之建立/发展的萌生阶段,重审现代学人/哲人对重建新儒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以此思考“儒学”之重展活力的可能。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责任编辑:刘之静

作者：陈丹丹

第三篇：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要包括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它们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根本前提和内在动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它能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各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际状态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变量，要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也必须大力推进和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才能繁荣和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资源：也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现时代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离开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就不可能担负起其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任。甚至根本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庞大的学科群。它所内含的众多学科可区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两大部类。虽然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无不以创新作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实现的，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总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的产品主要包括两类。即知识和价值观念。其中，社会科学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索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知识;人文学科研究的旨趣则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相对于人而言以及人面对客观事物而“应如何”的价值观念。当然，除了知识和价值观念以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有非常重要的附产品，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它们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产品即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是为这些主产品的生产服务的，只不过它们往往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意义。与物质产品可以批量制造不同，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的生产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知识的生产只能是一次性的，重复已有的科学研究、生产已有的知识毫无意义;价值观念的生产则必须是个性化的，即只有表达了某种独特的价值观念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李凯尔特所说，“人文研究是‘具体的’，它关心个别和独特的价值观”。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生产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产品。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其结果而言，它们不外乎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理论体系创新，即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创立了新的理论;二是学术观点创新，即针对某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或主张;三是研究方法创新，即提出或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三种类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本身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理论体系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的意义最为重大。从历史上看，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整体上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创新来实现的。当然，理论体系创新不是凭空实现的。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而一旦人们在某一学科领域中真切地把握了时代的需要、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就能把该学科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哲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古代人类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惊诧和恐惧，渴望找到那种存在于一切现象背后并作为一切现象之原因和根据的绝对的本体或本原，以便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自然万物作出统一的理解。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西方古代哲学家们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本体论哲学体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产生了西方近代哲学。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自然科学以推进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西方近代哲学家们着重探讨了各种认识论问题，包括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的可靠性问题、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认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识的基础和根据问题，等等。其中，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分别创立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体系，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创立了一系列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创立了代表着旧哲学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方面最高成就的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它们使西方近代哲学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而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在努力反映和把握时代需要的过程中创立了各种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并由此使现代西方哲学不断演进和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理论体系创新，就不会有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哲学史，也不会有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

相对于理论体系创新而言。学术观点创新是更为常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如果说理论体系创新属于质变，那么，学术观点创新则属于量变。科学哲学家库恩通过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进化的连续性与革命的间断性的统一，就是说，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则会进入剧烈变化的革命阶段。其中，科学进化是指科学理论在量的方面的变化，是科学知识在数量方面的增加和积累;科学革命则是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质变，是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和科学理论的根本变革。因此，进化与革命既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也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大体如此，尤其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形。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创立后，往往也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进化阶段。在此期间，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探索，提出各种新的学术观点，从而使该理论体系不断演进。从历史上看，大凡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理论体系都能形成某种学术传统，甚至变成某种“主义”，如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古典主义、新典主义等等。在这些“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学术观点的创新有时还能形成同一学术传统中的不同的学术派别。例如，康德主义在其演进过程中出现了马堡学派、弗赖堡学派等新康德主义学派，黑格尔主义在其演进中出现了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等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不同学派的出现意味着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分裂。但这是从这些理论体系的外部看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站在这些理论体系内部来看，上述不同学派的出现实际上是学术观点创新所致，它恰恰是这些理论体系某种意义上的生机和活力的表现。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后也一直处于丰富和发展过程中。这种丰富和发展，既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也表现为不同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的学术观点创新，它们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方法创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类型之一。研究方法创新所直接形成的是新的研究方法，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是广义的方法，包括视域、视角、思维方式、研究路径、分析方法、概念框架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是上述某一特定方面的创新，如提出或运用了新的分析方法，也可能是在上述所有方面的整体创新，即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强有力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并且往往是理论体系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的重要前提。其中，研究方法的整体创新即范式转换的意义尤其重大，它必然带来理论体系的创新。库恩认为，范式的转换过程就是科学革命的过程，而其结果则是旧的科学理论为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他曾举例说：“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随处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范式或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是对以往旧的理论范式的根本改造。正是由于这一范式转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研究方法的整体创新或范式的转换之所以必然带来理论体系的创新，是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对此，库恩称之为“格式塔转换”，并曾用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图实验效应来加以说明：“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先前从上面看到的是盒子的外观，后来却成了由下面看到的内部。这类转变在科学训练中是很普遍的，虽然通常它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几乎总是不可逆的。”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理论变革中也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研究的都是无产者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但由于运用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当然，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往往是学术观点创新的必要条件。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就必须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

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根本前提和内在动力，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愿意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因为能够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得到回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各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有着古老的传统并从西方古典时代以来就担负着表达“人类价值”的重任，那么，社会科学则只有相对较短的历史。“在经济学中，祖父辈是：亚当·斯密，T·马尔萨斯，和D·李嘉图，时间是从1776到1810年;父辈是：A·马歇尔和L·瓦尔拉，时间是从1870到1890年。在社会学中，祖父辈是A·孔德，卡尔·马克思，和H·斯宾塞，时间是从1850至1870年;父辈是E·迪尔凯姆和M·维贝尔，时间是从1890到1915年。在心理学中，祖父辈是H·赫尔姆霍茨、E·维贝尔，和G·费希纳，时间是从1839到1860年，父辈是w·冯特，w·詹姆斯，和s·弗洛伊德，时间是从1879到1910年。在人类学中，祖父辈是E·B·泰勒和J-G·弗雷泽，时间是从1879到1900年，父辈是F·博阿斯和B·马林诺夫斯基，时间是从1910到1920年。”实际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仍有人在讨论社会科学到底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其社会影响与日俱增，成为“公众最关注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与此同时，哲学等各门人文学科也表现出更加关注生活世界的鲜明特点，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出现迅猛发展的态势，是由于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社会问题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在六十年代)重新引起了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和注意。这些问题是：种族歧视、贫困、家庭破裂、住宅环境恶劣、种族骚动、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建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到1965年间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62项“创造性成就”，包括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心理学”、韦伯等人的“渐进的社会变革”理论、莫斯卡等人的“优秀人材研究”、罗素等人关于“逻辑与数学统一”的哲学研究、熊彼特等人关于“革新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的研究、曼海姆等人的“知识和科学社会学”、梅里安等人的“定量政治科学和基本理论”、帕克等人的“生态系统理论”、布里奇曼的“操作定义”、乔姆斯基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冯·诺伊曼等人的“对策论”、贝塔朗菲等人的“一般系统分析”、沃尔德的“统计决策理论”、布莱克特等人的“运筹学与系统分析”、萨缪尔逊等人的“计量经济学”、康南特等人的“科学的认识动力学”、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等等。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都曾对政府的决策、社会的改良或经济的增长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它离不开一定的思想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早在近代就已有鲜明体现。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诉求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直接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各国取得主导地位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支撑。进入20世纪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更加显著。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上。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尔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由此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立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20世纪以来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为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政功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资政。即为社会规划、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有关决策提供咨询，亦即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智库建设。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美国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所谓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智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制订，一般都是先由智库提出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予以采纳。据统计，目前全球各国共有3000多家智库，它主要由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资政功能的实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向来推崇“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原则的古典经济学完全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从理论、方法、政策三个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在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总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教条，强调总需求对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认为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在方法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理论分为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原理的做法，并实际上主张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由此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原则。主张国家干预，特别是强调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的重要作用。由于正确地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凯恩斯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新。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盛行于西方世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它宛如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为资本主义暂时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具有面向现实的特点，并通过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问题的创造性研究，不仅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有效地发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政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为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得以实现的条件。育人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功能。这里所说的“育人”是广义的，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化”，它既包括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也包括思想的改造和观念的更新。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培根在这里就道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广义的育人功能，它是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受到人们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人的能动作用，人的素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变量。人的素质主要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由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构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就表现为它能够丰富人们的知识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从而能够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人们的素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新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不断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把思想认识从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在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肇始于1978年我国哲学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人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并无什么创新，因为它不过是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在我们看来，这一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在当时语录标准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标准的常识完全被遗忘的情况下，恢复和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本身就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吹响了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为冲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文革”后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基础。尔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又相继进行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讨论、关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讨论、关于如何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等系列重要讨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应该用什么作为判断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是否应该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廓清了许多曾经长期困扰我们的理论迷雾。把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推向前进，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也使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必然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于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是绝对必需的。所谓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与科学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一致的意识和态度，如理性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等等。而所谓人文精神，则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呵护、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切、对人的各种权利的维护以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分别在包括社会科学探索在内的科学研究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则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综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都莫不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晶;没有执着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集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资源，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具备的精神气质。在今天，是否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评判人们的素质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正因如此，当代世界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受教育者进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熏陶和培养。

综上所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仅能够引领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资政育人功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在当代，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为了促进自身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极为重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我国也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所谓创新型国家，是指以创新作为基本战略、以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并由此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目前，世界上人们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创新型国家有以下四个共同特征：第一，国家对创新的投入高，研发投入即R&D(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以上;第二，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和国民财富增长中起关键作用，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第三，自主创新能力强，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第四，创新产出高，世界上约20个左右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占全世界总量的99%。人们通常用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有关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型国家的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各种社会事物之间每时每刻都在以非线性的方式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着。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使国家内部与创新有关的各个方面之间形成最佳的配合关系，必须使社会生活中有利于创新的各种因素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简言之，必须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也正因如此，人们通常认为，是否拥有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区分创新型国家与非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而要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作用。

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大力进行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往往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明确当代科技的性质和特点。一方面，当代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当代科学研究所面临的许多重要课题，如生态系统的保护、海洋利用和开发、太空实验和探索等，都是一些极其复杂的巨型课题，对这些课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多兵种”、“大兵团”的联合攻关，需要庞大的科技队伍和严密的组织管理，尤其是需要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通力协作。正因如此，有人把当代科学称为“大科学”。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说：“所谓大科学，就是具有新质的庞大研究机构，以新的管理进行研究的科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以制造原子弹为目标的“曼哈顿计划”就已初步展现了大科学的风采，它动用了15000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涉及数百个单位，历时近5年。20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参加人员多达42万人，共动员了120多所大学和实验室以及2万多个社会部门，前后历时近10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尤里卡计划”以及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等四大科技计划，更是充分地显示了当代科学组织规模的庞大。作为当代大科学重要标志的这几个大工程或计划，都是以解决某种繁难的技术问题即科技创新为目标的，它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没有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它们所企求的科技创新是很难实现的。另一方面，当代科学发展表现出了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当代科学的分化，已不再是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门类越分越细，新分化出来的研究对象也不再是原来某一母学科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是在原有学科之间的空白地带或交叉点上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学科。这一分化的结果，使人们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事物、现象之间更深刻的联系，因而它不仅没有导致各门学科之间的进一步分离，反而在以往彼此隔离的学科之间架起了桥梁，成为当代科学综合的最重要条件和不可分割的方面。正是在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一体化运动中，当代科学体系展示了自己的整体化特征。当代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内部诸学科之间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们正在综合为一种创造性的知识整体，正在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科学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新兴学科，如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生态科学、信息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管理科学等等，我们很难在传统的学科门类中准确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能定位于任何一个界限分明的学科，甚至也不属于单纯的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内部诸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单独实现科技创新有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必须大力进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往往源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制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规范体系，它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大体说来，正式的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和体制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后者则包括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它是建立在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的。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就同时包括基本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而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对于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基本制度创新是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根本保障。例如，政治制度的创新、特别是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推进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而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是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再如，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核心指标，自主创新能力强是创新型国家的根本特征之一。而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化有赖于经济制度的创新、特别是有赖于理顺和明确各种产权关系。实践证明，如果产权关系不明，人们是很难有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的。体制创新则是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途径。在各种社会体制中，作为文化体制之重要方面的科技体制的创新对于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日本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重要启示。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颁布和实施是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使日本确立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发展理念，而且标志着日本从二战后“经济立国”战略下以引进、模仿、改良为特点的科技体制向以创造为根本目标的科技体制的全面转换。此后，日本在科技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包括强化政府对科技工作的规划和管理、促进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协同创新、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和投入、完善科技评价体系等等。这些科技体制创新，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能力。上述的基本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一般都要借重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各种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制度创新的成果，而这种制度创新就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创新成果的创造性运用。

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还必须大力培养各种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尤其是需要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所谓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创新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宝贵战略资源。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世界领先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没有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支撑。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总数分别居世界第一、二位，研发投入居世界第六位，但我国科技创新指数在世界上49个主要国家(其GDP之和占世界总量的92%)中却仅处于中等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科技队伍中的创新人才、特别是顶尖的创新人才偏少。统计表明，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参与领导层的我国科学家仅占2.26%。正是这种情况，催生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思考“钱学森之问”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要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培养大量创新人才，就必须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而要进行人们所期待的这一教育改革，就必须大力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特别是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2009年11月，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的公开信中写道：“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要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思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时也说：“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是一个综合培养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要求，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素质教育。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要以系统的观点统筹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就业等各个环节，形成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有效机制。要改变单纯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探索创新型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尊重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学生的主动精神，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把中小学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下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使广大青少年在发掘兴趣和潜能的基础上全面发展。要改革和完善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要高度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工程应用的能力。要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地开展在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加快建立网络化、开放式、自主性的终身教育体系，使广大科技人员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不断提高进行科技创新的素质和能力。”

此外，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而创新环境建设也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任何创新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创新环境就是对创新主体及其创新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总概括。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发布的《国家创新系统》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环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新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能否实现。创新环境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学者概括为资源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服务支持环境等方面。创新环境各个方面的优化，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创新。例如，我国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努力克服传统文化中不思进取的中庸哲学、“信而好古”的因循守旧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担心“枪打出头鸟”的怕冒尖心理以及实用理性张扬而科技理性缺失的弊端，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勇于竞争、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宽容失败、崇尚科学理性的文化氛围。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深入探讨和创新，尤其是需要各门人文学科创造性地探索和传播与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际状态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变量，要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推进和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作者：汪信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