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动产物权法论文

【摘要】《物权法》明确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交付生效+登记对抗”模式，《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将受让人虽未经登记但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情况下的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在“善意第三人”外。然而，该司法解释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交付生效主义及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相冲突，“善意第三人”范围未能有效界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效力亟需立法完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特殊动产物权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特殊动产物权法论文 篇1：

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探析

摘要：确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是解决特殊动产纠纷的前置性条件。比较法视野下，形式主义立法模式国家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国家大体上都采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模式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我国学界关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交付要件说和交付登记双重要件说均存在不足。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例，明确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认定“合意”作为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合意;登记对抗主义

关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热门话题。我国对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一直未做明确规定，《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在表述上是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承继，《民法典》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也未给出答案。《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在内容上搬运《物权法》第二十三条。长期以来，《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的但书规定和第二百二十五条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留白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导致司法实务中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纠纷的案件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悬殊，法律的公允性将大打折扣。我国学界针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形成，有“交付要件说”和“交付登记双重要件说”两种主流观点，但均存在法理逻辑上的不足。比较法视野下形式主义立法模式国家和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国家大体上都适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模式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合意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在国际法上，《海牙公约》等国际海洋条约对于船舶这类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适用登记对抗主义，我国适用国际公认的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无疑在保障国际交易规则统一、保证交易安全以及提升交易效率上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确定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极为重要。因此，一方面应当借鉴国外立法例经验的同时分析我国两种主流学说各自的不足，另一方面应当明确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从而认定“合意”作为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具有合理性。

一、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的立法例比较

（一）形式主义国家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物权形式主义下物权变动一般必须存在“物的合意”，并且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1]。但在德国法中，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适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模式，德国法规定，已经登记注册的海船（不包括内河船舶）转让所有权只需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此时登记只是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法律保护善意第三人对船舶登記簿内容的信赖[2]。

债权形式主义下发生物权变动只需要当事人之间债权合意即可，同时动产进行交付，不动产进行登记[3]。债权形式主义发生物权变动当事人之间仅仅存在债权合意而不存在物权合意，物权变动基于债权合同这一法律行为和登记或者交付这一事实行为而发生[4]。针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韩国这一债权形式主义代表国家同样适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模式。

（二）意思主义国家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债权意思主义下发生物权变动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交付或者登记以及其他的公示方法都不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5]，此种物权变动模式缺少强有力的公示，难以明确物权归属和保障交易安全，对此，法律在物权变动采取合意作为生效要件的基础上设立了公示对抗主义[6]。

法国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进行分类规定，机动车适用一般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海上和内水的船舶以及民用航空器物权变动需要进行注册登记，此登记作为对抗要件。日本就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定，交付不再被赋予对抗效力而是将登记作为对抗要件[7]。船舶和民用航空器以及除轻型机动车和两轮小型机动车外供运行的机动车均应该进行登记，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8]，由此可以看出，登记对抗主义其实是在公示上对债权意思主义的修正[9]。

（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立法例比较的总结

无论是物权形式主义代表国家的德国还是债权形式主义代表国家的韩国，抑或是意思主义代表国家的法国和日本，对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都是选择“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模式，这是世界立法潮流的体现。

二、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学说

交付要件说和交付登记双重要件说是目前我国关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一）交付要件说

“交付要件说”的含义在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交付，登记作为对抗要件。学者支持“交付要件说”的原因在于：首先，虽然法律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在此逻辑前提下无法推导出“登记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充分条件[2]。其实，登记是否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充分条件和将交付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二者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能认为“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无法反面推出“登记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充分条件，就将交付认定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其次，《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章第二节中第二百二十四条是关于一般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除了第二百二十五条外，其余法条规定的内容都是“观念交付”，第二节所有条文内容基于“交付”而联系，所以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交付。其实，《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章中法律规定是围绕着“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与公示方法”展开的。第一节有关“不动产登记”的内容始终贯穿法律行为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即登记及登记的公示力，第二节有关“动产交付”的内容始终贯穿法律行为引起的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即交付及交付的公示力[10]。由此可以得出，一般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是交付，同时交付也作为其生效要件，《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的但书规定就可以解释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不是交付。《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是登记，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和一般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不一致，所以《民法典》二百二十五条符合第二百二十四条但书规定的例外情形，通过剖析法条背后的法理，明确交付不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最后，我国物权变动一直适用债权形式主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能按照合意进行解释，否则会导致我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在适用上的混乱。韩国作为债权形式主义的代表国家，同样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适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的模式。同时我国物权变动规则并不是只适用债权形式主义这一点，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例如针对动产抵押权的设立，我国就适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模式。因此不宜认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适用合意会导致我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适用上的混乱。

（二）交付登记双重要件说

“交付登记双重要件说”认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交付和登记并存，特殊动产本身具有特殊性，所以交付并其非物权变动的唯一生效要件[10]。学者赞同“交付登记双重要件说”的原因在于：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可知，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适用登记对抗主义，将登记对抗的概念理解为登记可以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所以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既可以是交付也可以是登记，特别当交付和登记的主体不一致时，虽然买受人已经占有标的物，但是善意登记的权利人优先于已经占有标的物的买受人[11]。

《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的原意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是登记，如果把登记解释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无疑会违背立法者的原意。当交付和登记的主体不一致时，主张采取善意登记的权利人优先于已经占有标的物的买受人的规则欠缺法理逻辑，因为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阐明为何登记要优先于交付。比较法视野下，一类物权变动对应一种公示方法，国家花费大量财力设置物权变动登记机构，建立登记系统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如果将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规定为两种，不仅和世界立法潮流相悖，同时加重交易当事人调查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如果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和生效要件兼具登记和交付，将会加重物权权属的冲突和不确定，违背了物权法定分止争的价值追求，如此一来，物权的确权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三、“合意”作为特殊动产生效要件的合理性分析

（一）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第三人”的范围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善意第三人和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第三人，常常被视为同义，其实二者的范围并不相同。“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作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的认定标准。善意取得制度下，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可以理解为原权利人和无处分权人以外的符合善意取得制度标准的第三人，这个第三人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登记对抗主义设立的原因在于如果物权变动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立法模式，权利人基于合意取得物权后缺乏权利外观，物权难以得到保护，所以赋予登记以对抗效力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在十九世纪，法国物权变动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立法模式，合意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品交易一物二卖、一物多卖的情况无法避免，针对此种情况，法国立法者认为，一物二卖中两个买卖合同都有效，两个买受人都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同时要保护交易安全，克服一物二卖和一物多卖。基于此种情况，法国法规定特殊动产从合同生效时发生物权变动，登记属于权利人的自愿行为，如果没有进行登记则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相对于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第三人的范围要小很多。在一物二卖中，第一买受人和第二买受人在交易过程中都符合善意标准，基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对同一标的物取得物权，此时他们二人互为善意第三人。他们二人取得的物权是在同一标的物上同时存在的两个内容且互相排斥或者互相冲突的物权，此时需要以登记对抗的效力去解决两个物权之间的排斥或者冲突问题，可以说，只有在合意引起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使得两个买受人同时取得物权的情况下，登记对抗主义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在善意取得制度下，登记对抗主义则无法发生效力，因为此时在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中进行登记的对象具有唯一性，由此就再不可能发生几个权利人对同一标的物具有互相冲突或者排斥物权的情况，这样登记对抗也就不复存在。

（二）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合意

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合意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原因在于《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登记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只有存在登记对抗主义下的善意第三人登记对抗才具有意义。在登记对抗主义下互为善意第三人必须是一物二卖中，对同一标的物取得互相排斥或者冲突物权的两人，将合意规定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此时特殊动产发生物权变动时登记对抗才能发挥作用。特殊动产被一物二卖，两个物权相互冲突，未登记的物权因登记的物权的对抗消灭;两个物权相互排斥，未登记的物权因登记的物权的对抗滞后，物权被消灭的买受人基于与买受人的买卖合同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民法典》同样存在物权变动规则适用“合意生效加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的规定，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和动产抵押权的物权变动都是以合意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规定合意作为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也是对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借鉴。同时，基于对国外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立法例的借鉴，规定合意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也是趋向于世界立法潮流的体现。在国际法方面，《海牙公约》等国际海洋条约对于船舶这类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适用登记对抗主义，我国适用国际公认的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无疑在实现交易规则统一，保证交易安全和提升交易效率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确定，有助于保障特殊动产交易的安全与效率。明确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仅是解决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现实所需，同时也是我国加快适应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世界立法潮流的重要体现。现阶段，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两个学说均存在不足，使得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难以确定，由此，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明确登记对抗主义下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并结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从而认定“合意”作为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具有合理性，无疑在保障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安全与效率，解决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争论与纠纷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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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立新.物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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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9.

[6] 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

[7]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05.

[8] 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Ⅱ：新订物权法[M].罗丽，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93.

[9] 李永军，肖思婷.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思考[J].北方法学，2010（3）.

[10] 赵俊劳.我国物权法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解释与完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4）.

[11] 王利明.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兼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J].法学论坛，2013（6）.

作者简介：杨淑仪（1996—），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单位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學。

（责任编辑：王宝林）

作者：杨淑仪

特殊动产物权法论文 篇2：

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效力

【摘要】《物权法》明确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交付生效+登记对抗”模式，《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将受让人虽未经登记但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情况下的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在“善意第三人”外。然而，该司法解释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交付生效主义及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相冲突，“善意第三人”范围未能有效界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效力亟需立法完善。

【关键词】特殊动产；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债权人

《物权法》第6条、23条及24条明确了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交付+登记”主义，《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附条件地将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出“善意第三人”范畴。该司法解释破坏既有法律制度的一致性，本身也未能科学解释“登记对抗效力”。本文尝试着从分析《物权法》24条与《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的基础上，论述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效力，以期为立法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物权法》规范下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效力

本文分析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及物权的有权处分，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及无权处分暂不作论述。特殊动产作为动产同样适用23条的一般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交付生效。法律有特殊规定的，特殊动产交付不发生动产物权变动效力，例如交付在特殊动产抵押、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物权法》第24条确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效力的一般规则——若“未登记”，即“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未登记”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不能推出“登记即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结论，登记但未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作为“交付+登记”的例外，特殊动产质押交付即生效并取得完全对世效力，无须登记；特殊动产抵押自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

以上分析表明，在特殊动产的一般“交付生效+登记对抗”模式中，交付物权变动生效，但登记后才取得完全对世效力。何为“善意第三人”？据笔者统计，《物权法》全文共计五处规定了“未经登记，善意第三人”，包括第24、129、158、188及189条，但均未对“善意第三人”作出界定。

二、《物权法司法解释》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效力的规定

《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关键词——“特殊动产所有权转让”、“已经支付对价并占有”、“债权人”，简要概括法义：在特殊动产所有权转让中，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占有，虽未登记，但可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该条司法解释使善意第三人范围得到限制，但从体系解释方法分析，该条解释却存在诸多不科学之处。

1、适用范围有限，只限定于特殊动产的所有权转让

上文分析，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包括所有权、抵押权。该条司法解释仅规定所有权转让，未界定特殊动产抵押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故该条司法解释适用范围有限。

2、未对“善意”作出解释，善意第三人范围仍不清晰

《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以排除法的方式试图明晰“善意第三人”外延，但内涵与外延均未能确定。就某一项具体的登记动产物权变动而言是否除了其登记物权人与相对人以外的任何人均可以成为此条中规定的“第三人”？一般地说，善意是行为人对其实施行为及后果的主观心态。善意是否应当体现客观的法律评价，该司法解释无规定。

3、违反物权优先于债权、物权区分原则

所有权转让包括买卖、赠与、互易等。“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占有”排除了赠与转让、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买卖合同的价款、特殊动产买卖中买受人已支付低于对价的价款、交换物与特殊动产不对价等情形中的受让人。依据交付生效规则，即使受让人未支付对价亦享有该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相对性，無特殊约定，特殊动产受让人对债权人不负为或者不为的义务。而该解释下，特殊动产所有权人未支付转让人对价的，所有权不能对抗债权，不符合“物权优于债权”及“债权相对性”原则。另除特殊动产抵押外，动产物权变动交付生效坚持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区分。除所有权保留买卖外，以合同是否完全履行影响特殊动产物权效力的规则设计明显不符合物权区分原则。

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效力规则的完善

如上文分析，《物权法司法解释》第6条对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存在诸多不科学之处。据此，笔者提出关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效力规则完善的几点思考。

1、明确何为“善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及《物权法司法解释》第15条亦为将善意解释为“主观善意”。不考虑物权公示原则，将登记对抗中的善意解释为主观善意，存在理论和实践漏洞。应当充分考虑善意与物权公示原则、物权优先原则的直接联系，将主观善意与客观善意相结合。“善意”即第三人无法知道、不应知道、一般过失不知有利益冲突的物权人对已经变动的物权未登记或未变更登记的事实的主观心态。如此，以“善意”将第三人限定为除物权变动当事人外对特殊动产享有正当物权的人。

2、不应当限于“特殊动产的所有权转让”情形

现阶段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包括：所有权受让人、抵押权人、质押权人及租赁人。前述列举的第三人法律不予以考察其是否为“善意”，实质为一物上物权之间优先性及物权优先性例外的规定。但《物权法》第188条规定了“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故特殊动产抵押情形中的登记对抗仍需界定“善意第三人”。

3、一般债权人应全部排除出善意第三人之外

一般债权人指无担保债权人、非租赁权人。物权具有排他性、优先性，物权优于债权。特殊动产所有权转让已交付未登记，所有权转让仍生效，根据物权排他性，特殊动产的所有权具有对抗转让人债权人的效力。除此之外，物权特定原则为物权与债权的根本区别之一。物权是支配权，物特定后才能成立物权法律关系，但债权为请求权，具体的特殊动产不能被债权人直接支配。债权人对自身财产的处分不影响债权的存续，即使债务人低于特殊动产价值处分财产，也只影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力与债权实现。即便如此，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可予以救济，立法者无须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限制未登记特殊动产所有权对抗债权的排他性。除特殊动产所有权转让外，特殊动产抵押、特殊动产质押未经登记也亦应当对抗一般债权人。此外，善意第三人亦不应包括：概括承受人、连环交易的前手、以不公正手段妨碍实质权利人获得登记或应当协助登记的人、实质无权利人及侵权人。

四、结语

物权法及司法解释未能有效解释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对抗中何为“善意第三人”，民法典制定时，立法者应当坚持物权优先、物权区分及债权相对性等原则前提下，运用“内涵+外延”模式明确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与范围。

【参考文献】

[1] 杨代雄. “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要件——《物权法》第24条及相关条款的解释与完善”[M].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0，1.

[2] 张 淳. 我国《物权法》第24条适用二题[J]. 法学论坛， 2013，1月，1.

[3] 王荣珍. 论物权变动未登记不得对抗之善意第三人范围[J]. 太平洋学报， 2009，5.

[4] 冉克平. 论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的变动——兼析法释【2012】8号第10条的得与失[JJ]. 法学评论， 2015，4.

【作者简介】

李翠玲（1991—），女，四川泸州人，四川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李翠玲

特殊动产物权法论文 篇3：

特殊动产多重买卖的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确立了特殊动产多重买卖的履行规则，但是该履行规则的设计是否妥当值得商榷，有必要探讨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形下的物权变动规则，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对多重买卖现象及其处理规则予以讨论，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未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规则的改进。

关键词：特殊动产；多重买卖；登记对抗；善意取得

一、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概述

特殊动产的多重买卖，是指出卖人就其所有的或享有处分权的物，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此处所说的“特殊动产”是指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既可移动又具有特殊地位的动产。[1]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该条司法解释为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中所有权的归属提供了四个判断标准：受领交付与否、办理转移登记与否、合同成立在先与否、交付优先于登记。对于这四个标准，学者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也不乏批评之声，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这一标准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其实，这些标准是否合理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什么时候转移？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的合理性做出判断。

二、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问题

（一） 理论界的争议

关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问题，《物权法》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只规定了特殊动产变动中的对抗问题，并未规定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何时转移的问题。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何时转移，理论界主要有以下看法：

1、合同生效说

此种观点认为，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变动的效力自当事人之间订立的物权变动合同生效时即发生效力，不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纵使物权变动未经登记或未经交付，在当事人之间也完全发生法律效力。[2]

2、交付说

此种观点认为，特殊动产毕竟也是动产，因此其物权的变动应遵循《物权法》第23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以交付为原则的规则。《物权法》第24条关于特殊动产物权的规定，不是对于该法第23条关于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否定，而是对效力强弱和范围的补充。[3]所以，在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中，交付是生效要件，而登记是对抗要件。[4]且司法解释认为，即使已经登记而未交付，也不能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

3、登记说

此种观点认为，我国《物权法》第24条虽然只是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就其立法目的而言，仍然是要求办理登记。尽管《物权法》规定船舶、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实行登记对抗，但是在交付之后只是发生了物的移转而没有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当事人仍然可以通过登记而发生物权变动。[5]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24条虽然确立了登记对抗的规则，但实际上仍然采取“登记”的表述，认可登记也是其公示方法。[6]

（二）特殊动产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

对于特殊动产的所有权转移问题，《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所采纳的观点是“交付生效”，认为依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特殊动产须交付且仅依交付才能发生所有权变动，登记只不过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要件。也就是说，若已登记，并未交付时，买受人并不能取得该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仍然只是普通的债权人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法理，在交付和登记相互冲突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4项规定已取得所有权的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优先于未取得所有权的仅具登记的买受人。该解释与“登记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单纯的买卖合同的生效不能导致所有权的转移，这是因为在当事人既没有办理登记，也没有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单纯的债的关系，而没有到达履行实物交付环节，也没有进入到物权领域。此时，应当认为仅仅发生合同法上的争议，而没有发生物权法上的争议，因为任何买受人都没有取得交付或登记，标的物之上的物权没有发生变动。从公示的角度而言，合同显然不具有任何公开性，因此，也不能产生公示的效力。显然上述的“合同生效说”不能作为物权变动的理论依据，既然如此，那么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是依据“交付”还是“登记”呢？

国内大多学者认为，交付可以导致所有权的转移，《物权法》第23条也规定了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而《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特殊动产，也是《物权法》“第二节动产交付”的内容之一。因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特殊动产亦应遵循这一交付生效的要件。但交付虽然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笔者认为此“生效”应当是指物权变动的效力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因为买受人取得的物权没有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买受人取得的物权是不完全的物权，是效力受到限制的物权。这与普通动产上物权的设立与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不完全相同。我国《物权法》第24条明文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那就说明登记后物权的效力要强于登记之前、交付后这个阶段的物权效力。只有登记后物权才具有排他性，是完全的物权。因此，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以登记为效力加强要件，登记是对交付之后的效力加强、补充，促使物权完整。笔者认为，特殊动产转让的物权变动过程是阶段性的，即我妻荣先生主张的不完全物权变动说：将交付视为所有权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变动，并具有部分对世性；登记则使其对世性进一步加强，从而产生对包括善意第三人在内的排他效力，成为完整的所有权。[7]然而，只进行登记而未交付的情况下，物权的效力又是怎样的呢？正如前文所述，登记是效力加强要件，因此，只进行登记而未交付情况下，无法使特殊动产所有权转移，但是可以对抗已交付的买受人（恶意登记人除外）。此外这种理解也符合体系解释的方法，如果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的效力的发生与交付完全无关，而是自登记时生效，则第24条的内容应当规定在《物权法》第2章第1节“不动产登记”当中。但这是不是代表当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交付可以优先于登记呢？笔者认为不是，以下将作进一步论述。

三、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确立的四项解释规则，一定意义上方便了司法实践，然而其理论依据却显得不够充分。

（一）第三项规则——依合同成立在先取得优先权的合理性分析

一般认为，我国民事立法采行的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此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如果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未向买受人为标的物的交付或办理过户登记，则标的物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出卖人仍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此后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而与次买受人（恶意除外）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当属有效。[8]因此，在合同都有效且未交付、登记的情况下，出卖人仍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债权都平等的条件下，司法解释却规定将标的物交付给合同先成立的买受人，与债权的平等性原则相违背。

首先，数个买受人的普通债权应具有同等的地位，数个债权人亦应享有平等实现其债权的机会，而不应因为合同成立的先后而有所差异。债权平等原则是债法、合同法上的基本原则，是指数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先后发生数个普通债权时，其效力一律平等，不因其成立先后以及发生原因的不同而有效力上的优劣。诚如王泽鉴教授所言：债权既仅具相对性，无排他的效力，因此数个债权，不论其发生先后，均以同等地位并存。大陆的债法教科书在论及债权的基本法律特征时，也均论及债权的平等性。而且，大量的立法例和我国的现行立法上，也均依据此原则来设计相关制度以规范债权之间的秩序，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破产法律制度中的普通债权平等、按比例受偿原则以及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按照合同成立先后确定债权实现顺序的处理方案，在缺乏足够论证的情况下即轻易地打破了债权平等原则，其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成立，而且会造成与既有立法的冲突。

其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通过剥夺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可以预防其违背诚信的多重买卖行为，但这一制度并不能完全发挥其预先的目的。试想一下，在买卖合同当事人诉诸法院或仲裁之前，出卖人完全可以通过交付或登记来实现其自由选择权。即使一买受人已获登记，出卖人仍然可以通过交付来“消灭”这一“优先权”（依该司法解释第10条第4项，受领给付的买受人获得了优先性）。因此，只有各买受人都诉诸法院请求实际履行时，法院才可能依据第10条之规定限制出卖人的自由选择权。而且，若未实施诉讼法上的相关保全措施，出卖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了交付或登记的行为，其履行顺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并不能完全实现限制出卖人选择权之目的。因此，依成立在先合同而取得优先权，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发挥预想的作用。对于先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笔者认为不能以此破坏合同法与物权法之间的体系衔接，更不能以打破合同法与其他法律的体系性为代价。

（二）第四项规则——交付优先于登记规则的合理性分析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项确立的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与《物权法》第24条冲突，依据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规定，受领交付在先的买受人的权利，只能对抗出卖人以及之后恶意取得登记的买受人，但不得对抗善意地完成权利移转登记的买受人。如何理解“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笔者认为，就登记对抗的本意而言，其就包括了交付不得对抗善意登记权利人的含义。所以，此处所说的“善意第三人”包括了善意的登记权利人，在登记对抗的情况下，并非不要求登记或者不考虑登记的效力。事实上，登记对抗模式的立法本意仍然是鼓励登记。如上文所述，因为交易相对人为了取得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的所有权，必须进行登记。法律虽然不强制当事人办理登记，但当事人如果选择办理登记，就可以取得效力完整的物权；而如果其未办理登记，虽然也可以因交付而发生物权变动，但其取得的物权的效力会受到影响，其要承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风险。如果已经办理了登记，登记也可以成为确权的重要依据。因此，当交付与登记发生了冲突情况下，登记应当优先于交付，这是由登记的公示性所决定的，善意的登记权利人可以对抗交付的买受人。

并且，从登记的制度设计上讲，特殊动产也是动产，但物权法之所以要对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作出特别规范，就是因为其在物权变动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动产的特殊性。我国的特别法上也规定了特殊动产的公示问题。例如，《海商法》第9条、《民用航空法》第11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都规定了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登记不仅仅是一种确权的依据，从实践操作中看，也是行政管理措施，以方便行政管理。在特殊动产的一物数卖中，其物权变动规则不能适用普通动产一物数卖中的物权变动规则。如果简单套用普通动产一物数卖中的物权变动规则，既不符合特殊动产的固有属性，也与《物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相吻合。这种规定的直接后果就是，在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物权变动的场合，当事人更重视交付，而轻视登记。因为按照《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项思考下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既然登记后，权利人的物权都无法对抗受领交付的当事人的权利，那么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办理登记有何意义？即便是已因交付而取得所有权之人，也会被认为无需办理所谓的更正登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一方面认为登记的效力很低，弱于交付，另一方面又规定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这显然又表明其认为“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登记簿具有很强的公示效力和公信效力”，其与交付可以对抗登记规则明显自相矛盾。

从比较法上来看，许多国家对于船舶、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都引入了登记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登记的公信力要明显高于占有的公信力，因为登记是由国家机构作为独立的第三者，通过现代的数据管理手段而将登记的事项予以记载并对外公示，登记的方式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且因为登记机关要进行必要的审查，登记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登记通过文字信息等清楚地载明，而且在信息化的当代，第三人可以较低成本进行调查，此外，登记机关的责任机制也为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9]

四、结论

笔者认为确定特殊动产的履行规则应当按照交付或登记在先规则，因为确立此一规则，符合物权的效力优先于债权的原理，即特定物上并存有物权和债权时，无论物权成立于债权之前或之后，均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物权之所以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乃是基于物权的支配性、公示性与其因此而产生对抗力。不过，物权优先于债权规则并非是绝对的，也有例外情形（如恶意买受人的情况），因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的第（一）、（二）款的规则值得肯定，然而其第（三）、（四）款的“合同成立在先优先”“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的合理性值得反思，并且其设计这一制度的目的能否实现，也似乎难以肯定。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J]，《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

[2]参见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3]崔建远：《再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J]，《法学家》，2010年第5期。

[4]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76页。

[5]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J]，《清华法学》，2012年版，第6页。

[6]王利明：《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J]，《法学论坛》，2003年第6期。

[7]周江洪：《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法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评析>》[J]，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8]刘保玉：《论多重买卖的法律规制——兼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10条》[J]，《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

[9]王利明：《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J]，《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颜珍，广州大学民商法研究生。

作者：颜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