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碾过的时代——电影《本命年》意识形态分析

2022-09-11

谈及影片的意识形态,中国早期大多是具有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影片,如《钢铁战士》、《地道战》等,电影作为特殊的教化工具,以较为明显的表现方式宣扬奉献精神,达到其社会宣传功能。而在那个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处于变革的时代,除去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人们对主流意识的形态的态度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随之电影的意识形态也涉及的更广泛复杂,更尖锐深入,更贴近时代洪流中人民的现实生活感知。“《本命年》获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就在于它捕捉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情绪、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和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并以此宣告了中国电影从此树立起了另一代完全新型的银幕青年主人公形象。”[1]

一、被时代扼杀的勇气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他们对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乖压下死于荒野。”(罗森堡)——谢飞《本命年》导演阐述。正常的社会秩序将李慧泉拒之于外,面对现实的惨淡凶猛,低文化、前科在身的泉子陷入既渴望得到他人认可,又极度自卑的尴尬处境。李慧泉的悲剧命运,有着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十年“文革”动乱,不仅在经济,文化上造成滞后和荒废,也摧毁了人们过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李慧泉处在这样的时代中其实也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没有文化,精神上更是迷惘与空虚。而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种种矛盾,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精神层面却不能随之丰富和更新,人自然就被时代所抛弃了。所以,原作者刘恒认为,决定人的命运的除了社会因素外,性格因素也很重要——人往往不能把握自己,这个悲剧才更加普遍而深刻。导演谢飞则提到,“泉子的死并不完全是社会不容他,而且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没有勇气去表达,没有勇气去拒绝,去获得有价值的人生。他跳不出灵魂的痛苦。所以影片里加重了这方面的描写。”[2]

就像李慧泉的内心其实依然保持着对纯真和美好的怀念和向往,他会回想起小时候小芬与自己关于本命年系红腰带的童趣对话;与赵雅秋这个清纯少女的相遇,给正处于悲凉境遇的李慧泉带来了一丝希望和憧憬,唤醒了他埋藏在心底的善与爱。但他的行为显得忧郁而懦弱,与面对高级知识分子小芬时一样,面对赵雅秋的他也总是自惭形秽。当赵雅秋不再需要他护送时,他表面上显得尽量的自然无常,内心却是无比的惆怅。他不死心,打听赵雅秋的去处,去听她唱歌,偷偷跑到她家下面在窗前徘徊,揪住看似可疑想要图谋不轨的小年轻。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他对真善美热切却又无望的捍卫与追求,但他太害羞,用语言和目光遮蔽了行为,在现实面前,没有去追求的勇气,这段“爱情”也注定无疾而终。

二、传统规范的错位

影片中显而易见在李慧泉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伦理规范,乐于助人,护送赵雅秋回家;他讲究哥们义气,为叉子出气,在刷子急需钱的时候慷慨解囊。然而对于社会现实来说,这些特质并不算多好的事。一方面他人的热心与他们规范的制度生活让他看清自己与传统规范间存在的差距,现实地位的悬殊,对李慧泉来说是一种心理刺激,让他自卑,压抑,他关上自己昏暗的小屋里的灯,假装不在,就像把自己与正统社会规范隔离开,选择逃避。哥们义气则可以说直接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深渊,最现实的就是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他的朋友义气下更多的是欺骗和利益。李慧泉在梦境里回忆起为兄弟叉子出气过失杀人的过程,火车碾过的声音把他惊醒拉入现实。一觉醒来正如他之前醉醺醺的把自己的前途葬送进班房,民警小刘的到来,也预示了他除去几年牢房内的救赎,现实要面对的还有正统规范的管制,显然,他出于对制度的屈服却没有完全认同于正统规范,这种“惩罚”对于他来说显得更漫长。从民警小刘和方大妈对李慧泉的热心帮助可以看出,社会对于李慧泉依然是开了一扇门的,只是由于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和懦弱,不可挽回的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他的命运悲剧并非是靠好心人和时代的变革所能拯救的,唯一的救助者只有自己,而在这里悲剧的结局早已注定。

三、苍白无力的坚持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性,李慧泉有着人类最本能的欲望。他翻阅黄色杂志,关掉灯躲进被窝里宣泄欲望;把黄色小报藏在自行车的网框里;卖衣服的时候偷看女顾客的屁股,躲在角落里窥视喜欢的人。但当他真正面对女人的裸体时,却保持高度的克己,以一种近乎鄙夷的姿态毫不迟疑的转身而去。他会盯着赵雅秋半露的胸部看,却幻想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奉劝她不要穿有伤风化的衣服。这种高度的“克制”与内省,在他“逾矩之人”的身份下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笑。个人的欲望与作为社会准则的伦理观念在他的观念中产生着剧烈的冲突,他把欲望作为非常个人的经验深藏在心中,同时必须努力遵循社会道德规范。李慧泉无法清醒地意识到他所渴望的爱情与欲望的关系,他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中扮演一个精神至上的理想主义者,他基本上不懂得如何在社会规范上赢得女孩子的爱。

李慧泉在给叉子的信中写到“你得多交朋友,像咱们这样的有了朋友不怕了”。现实显然又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刷子缺欺骗了他;对于唯利是图的崔永利他虽然一直心存戒备,但又不可避免的与他有交际来往。李慧泉一直在追求做一个好人,而叉子越狱逃跑到他家,无疑成为他能否改邪归正最严重的考验。深夜,依旧是火车碾过的声音,方叉子从屋顶逃入他的家里,李慧泉再次陷入了矛盾的抉择。最终他被自己的懦弱打败了,叉子拿着他的钱出逃后,他感到做个好人的追求破灭了。羞愧自责的李慧泉掩面痛哭,陷入了更深的灵魂的痛苦与精神的迷惘。李慧泉一直处于群体生活的外部,作为一个边缘性的社会角色,他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他早已失去像小芳一样做一个体面的文化人的资格,又无法完全放下心中的传统道德规范屈服于崔永利等人的邪恶势力。李慧泉并不是个彻底的悲观者,当他听到窗外方大妈和女婿谈论到感激他送小芳去医院,他若有所思的笑了,出于对于自己存在价值的一种认可,同时他内心也极度渴望那种美满正常的生活,他打算做最后的一次努力挣扎。最终,已经变得世俗的赵雅秋回绝了他,双重梦想的破灭彻底打破了他的精神追求,他绝望了。李慧泉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痛苦的状态,父母双亡、得不到爱情、交不到真正的朋友,理想和信仰的缺失最终造成的他人生悲剧。

四、结语

火车碾过的声音一次次地敲响泉子走向自我毁灭的丧钟。影片尾声时,李慧泉从酒馆走出,又是一阵火车碾过的隆隆声。泉子混入观众的人群,却进入不了人群的节奏中,他一直想融入集体也始终被排斥在外。他佯装的发出笑声,引来周围人的一片嫌弃的嘲讽,只得无趣的离开。再次醉酒出来,热吻的情侣和弹着吉他哼唱的青年,拥有爱情和理想追求的年轻人对泉子又是一次极大的落差带来的心理刺激,他再一次选择离开。正是这一次次的种种不如愿的遭遇,生生碾碎了他的求生欲,生活的困顿,精神的迷惘,让他最终选择了死亡作为解脱。而捅死他的小混混,让人不禁想到当初的李慧泉,又有一个人将陷入泉子一样痛苦的人生。

谢飞早在《本命年》的“导演阐述”中强调了的他在此片中的立意:“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浩劫之后,物质与经济的破坏还不是最可怕的,精神上的创伤才最可优虑;而精神上的重建,则是他们重新崛起的关键。”在时代的洪流中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克服自身的局限,凝聚自身力量正,同时树立崇高的理想和情神境界投身到时代建设中去,正是从这部影片的深层意识形态中获得的警醒。

摘要：影片《本命年》,使用极具穿透力的写实手法,揭示出变革时代下都市生活背面的阴影地带,片中塑造了一个边缘城市青年的形象——李慧泉,通过对李慧泉不幸命运及其周围“社会关系”的描写,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在80年代末,社会思想意识比较混乱的时代状况,折射出一代青年灵魂的焦虑。该片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写实电影的一个高峰,不仅留驻了一个时代生存状态的集体记忆,同时影片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也印刻下一个时代复杂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本命年,意识形态,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