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文化论文范文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苗族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的发展，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变迁。在引起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诸多因素中，由教育发展而引起的苗族文化主体理性的变化是导致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内在根源。

第一篇：苗族文化论文范文

苗族文化保护的行动计划

苗族文化保护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行动计划;又需要根据所研究和制定的发展目标，采取行动，付诸实施，切切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苗族文化现实的状况和境遇，以城镇建设为契机，在认真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特制定苗族文化保护行动计划。

一、苗族文化保护的理论基础和预期目标

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当今的背景下，有效地传承保护苗族文化，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苗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关系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着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关系着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演进。

(一)苗族文化保护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经历着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经济纵深发展，深入到每一个山乡、村落，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与这种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中，片面强调经济开发和民族地区普遍的模式化发展，有意识无意识使体现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丧失或被取代，造成了新的背景下，文化发展呈现出趋同的趋势，一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优秀部分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社区，迫于生存压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无论苗族文化哪一方面的流失，都是我们民族的遗憾，都是人类共同的损失，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文化逆反和文化冲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要获取苗族文化平等发展的空间，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我们对苗族文化保护的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和理念，建构苗族文化保护的理论体系。

1、政府主要处于决策、组织、统筹的地位

政府不是抽象的，它有具体的结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级次之间地位与诉求也会有差异：居于高层的(中央及省部一级)，以制定法规政策为主，掌管宏观调控;越往下，实际参与的程度越高;到基层，甚至具体组织，直接参与。各级政府都把自己的介入视为执政政绩的一部分，要求别人按照它的意志执行。由于这种介入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的功能，构成一种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可以以其强势地位，统辖全局。也因此，如果认识或措施上出现偏失，将会酿成大面积损害。在苗族文化保护的引导和具体实施尤其如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以促进苗族文化的保护。虽然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关注苗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但是很多地区的政府部门还没有将文化放到本地的发展战略中来，文化没有和经济并行发展。此外，相关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分工不明确、相互推诿的现象，这样就是苗族文化保护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快速有效的解决，甚至出现问题搁置的状况，所以政府应成立专门的苗族文化保护委员会，当地政府的正职或主抓文化的副职担任该委员会领导，整合其他与文化有关部门，如文化局、教育局、民宗局等，对该地区的文化保护进行协调、统一。政府在制定地区规划时一方面应该将苗族文化的保护纳入该地区的社会发展规划当中，让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作好公共设施的建设，为苗族文化的保护提供应有的场所、物资等方面的帮助。面对苗族文化保护这样的庞大工程，政府一方面应该在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投入，另一方面还应该在制定发展规划中、具体的实施和社会引导中把苗族文化保护纳入重要的议程，发挥主导和主力的作用。

2、社区群众是苗族文化的传承和享有者，同时也是苗族文化保护的主体

当地少数民族社区民众置身最直接的保护中心位置，其处境和考虑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保护对象的传统生态非常熟悉，深怀感情，充满依恋;另一方面，面对现代经济物质的诱惑，他又急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而在心灵深处更期盼两全其美，渴望既改变了生活，又使传统得到传承，却苦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是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也是最焦虑、最矛盾，因而是意见、建议、诉求最多的一方。如何保护、发挥好这支关键力量，实际是保护实践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因此，对苗族文化的保护重点还得在于民族文化传承和享有者——该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不管是传统的有形的物质文化，如自然文化景观和文物包括建筑遗址等，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它们保护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这些苗族文化主体的自我参与，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苗族文化更注重的是知识、情感和技能、手艺及其“活体”传承， 意在引导人类自身注重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情感和智慧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进行传统苗族文化保护的核心因素。因此， 对其保护必须讲究“活”性，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人”，特别是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和传承、研究苗族文化的活生生的人，包括民族民间艺人和传承人，是我们苗族文化保护工作的根本和核心。当地社区民众既然是苗族文化的主体，自然也是传承的主体，苗族文化保护以及所涉及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所面对的核心的问题——价值选择和认同，成为苗族文化保护的指向性因素，所以，必须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价值选择，唤起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认同意识;在技能的传承当中，民间艺人和文化传人作为他们的骨干力量，在苗族文化的保护当中应当以他们为骨干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进行的苗族文化保护就是以当地社区群众和文化传承主体为中心的主位保护，即苗族文化的自我传承与发展。

3、学者、专家在苗族文化保護当中应当发挥先导和咨询的作用

专家学者首先应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优势发挥他们的社会角色，通过他们的调查研究和学术学理分析，验证他们的理论，追求真知，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研究成果和咨询，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他们不求政绩，远离利润，在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中会更理性更客观，是一支可靠的科学力量。因此专家、学者要以学术的眼光与诉求，从学理的高度介入苗族文化保护的实践，对所面临的苗族文化的困境及其各个方面的变化，进行冷静的全方位的追踪观察，并运用学科理论和现代高科技手段，积极、客观、全面地加以记录、整理，进而加以研究，寻求理论的说明，探讨积极健康的出路，提出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的苗族文化保护方案。同时专家、学者之间也要即时的沟通、交流，携手努力，在社会各个组织和群体当中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4、有效地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参与苗族文化保护

非政府组织、行业组织协会、民间研究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苗族文化保护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社会发育度高的社会中，这些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依托其业缘优势和在民间的组织影响力，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往往起到补充甚至主流的作用。苗族民间文化作为一个内容丰富、门类繁多、资源丰富的社会存在，它的保护离不开这些社会组织力量。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状况下，这些组织和力量受制于社会发育度，还没有有机的组织起来，现有的这些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和苗族文化保护中。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并重视，认真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和潜力。

5、发挥企业的优势和潜力，强调其在苗族文化保护中的社会责任

在苗族文化保护及产业的开发中，市场的主体——文化企业及相关的经济实体，在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第一，企业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个社会组织。企业作为一个营利性法人实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责任和社会保障责任。企业的外部义务并不与其营利目的相违背。只有主动承担苗族文化的保护责任，履行其角色之外部义务，才能够在资源开发和经济活动中，实现企业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有序的发育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又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为此，企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全力支持本研究项目、承担项目监督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滇西铁路公司，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也给我们了很多启示。第二，文化企业与民族文化及其相关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依赖性。同时为经济实体和社会组织的文化企业，对内对外都有其必须承担的义务;在经营与开发活动中，文化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文化成本的支付。文化企业并非苗族文化资源权的保有者，而其经营活动造成的苗族文化资源的无形损耗是无疑的。因此根据谁受益谁支付成本的原理，文化企业应当承担支付成本的责任，履行其角色之内部义务。

二、苗族文化保护的相关问题与对策

(一)正确处理苗族文化发展和传承、摒弃和弘扬的问题

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和发展要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强行中断;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要在交流融会中不断发展，以彰显时代特征。在现代文化的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交流的空间扩大的情况下，苗族文化受现代文化的冲击比以前增大，苗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将达到新阶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存在的社会事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把苗族文化绝对保护在生活中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前提下继承。而扬弃与传承的标准、价值评判与选择必须有文化主体最终决定。少数民族群众是保护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对具有价值和不可再生的民族传统文化，应该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保护是有选择的，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进行选择。对优秀的、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苗族文化，应该予以弘扬。每个民族只有不断创造和吸收新的文化因素，摒弃落后的东西，才能发展进步。苗族文化也不能和优秀文化等同，决不能因为强调苗族传统文化而因循守旧，形成保守主义。对于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苗族文化，应在尊重主体价值选择的基础上，坚决摒除。

(二)正确处理好苗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异问题

变异或者文化变迁，是苗族文化主動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环境而发生的演变。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又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条件;苗族文化变迁是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与其他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文化冲突必然导致一定的文化变异。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要是遇到其他更先进的文化，必然会在新的冲突和融合中获得新的发展，并逐步整合为新的苗族文化。交流是苗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把坚持弘扬优秀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积极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在一起，通过构建和整合寻找本苗族文化新的生命意义，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苗族文化的生存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苗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条件，一是要使文化主体的意识和能力极大提高的前提下，主动地适应并广泛地参与，而非被动地被迫同化;二是要遵循文化发展的逻辑和规律，避免形成文化发展序列中的断层，导致文化形态的急剧消失，甚至引发文化逆反和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

(三)正确处理好政府组织领导和民间参与保护的关系

当地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苗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1、加强立法，实现苗族文化保护的制度化。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保护条例与措施，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现，确保保护规划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做到在实际保护苗族文化的工作中有法可依。对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及有关条例要进一步的加强落实，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认真落实;2、成立保护机构，聘请权威专家制定保护规划。苗族文化的保护，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学者、专家要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有效的苗族文化保护方案。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应该组织专项的规划，进行系统的保护，并列入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在现有的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基础上，应更广泛地组织民间和社会团体，整合社会力量，建立民间文化研究和保护机构;3、积极组织各种活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保护苗族文化的意识和积极性，引导其参与到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实现当地社区群众文化自觉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将自己的苗族文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4、保护苗族文化的传承人，协调好苗族文化与苗族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关系。首先，组织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弄清楚传承人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其次，根据传承人的特长、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评级，颁发荣誉证书，并定期给予经济补贴，以确保传承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苗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工作中来;再次，鼓励传承人从培训技术入手，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培养新的传承人;5、扶持苗族文化资源开发企业，关注苗族文化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加大扶持力度，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加快产品技术创新，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抓好行业管理，建立行业组织机构;加快人才培养，提高队伍的整体技能等措施解决这些问题;6、划定保护区域，确定保护内容，规定在该区域内有可能改变区域环境或面貌的项目必须经保护机构同意后才能实施的制度;划定苗族文化生态村，建立原生态文化保护基地，推行“一村一品，突出特色”的区域苗族文化保护战略，展现原汁原味的苗族文化特色;7、开展广泛的保护宣传。保护苗族文化，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要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加强宣传工作的力度，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保护苗族文化的重要性，使保护成为自觉的行为;8、在建设大型项目时，要责成项目实施方做好两个方面的测评：一方面要同步进行环境的评估，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苗族文化的评估。

四、正确处理好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文化产业化的问题

首先，协调好利益分配关系，增强苗族群众参与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实现苗族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认识文化主体在开展文化产业中的重要性，对参与文化产业的骨干和民间艺人同工同酬;对贫困地区苗族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给予扶持倾斜，积极鼓励;处理好企业、当地社区和产业从业主体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兼顾效率和社会公平;第二，充分认识苗族文化资源的特性，掌握苗族文化资源开发的规律。要认识民俗活动、歌舞艺术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大力开展苗族文化艺术形式的演艺展示活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和魅力;借助旅游业的流动性优势，向海内外旅行商宣传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开展多种渠道的宣传促销活动，辐射带动运输、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围绕旅游做文章、定规划、搞建设、抓经营。实现苗族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依据苗族自然村寨的文化特征，“局部复制”的办法建设苗族文化旅游度假村;在有条件的乡村，结合新农村建设，在自然村寨直接建设文化生态村，以保护苗族文化生态环境，使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基本保持原生状态，实现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第四，以苗族民俗节庆活动为依托，加强苗族节日文化与旅游的交融，刺激消费，繁荣经济。苗族民俗节庆具有观赏型与参与性，是苗族文化集中对外展示的场合，由于这种活动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因此，虽然持续时间一般不长，但由于媒体的关注报道、外地游人商旅的参与，成为促销苗族文化产品的一种重要机会。

面對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要保持苗族的文化并使之健康发展，既要在文化积淀和继承的基础上努力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不断吸收和纳入新的文化因素，自觉地进行自我淘汰、自我调整、自我更新，有意识、有目的地对文化的变异加以引导，同时还应将无形的文化传统(精神文化) 与有形的文物(物质文化) 一同加以保护。将苗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与其相宜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加以宣传和保护，仍然是我们进行苗族文化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现代传媒的介入，苗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已经在改变，因此，苗族文化保护仅靠几个专家学者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依靠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要求各个社会群体的广泛参与，树立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真正建立“法律保护是根本，政府保护是关键，学者保护是前提，群众保护是基础”的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和少英.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看文化建设[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97.

[2]熊正益.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民族艺术，2008(1).

[3]和跃，吴俊.论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研究的思考---以大理丽江铁路区为例[J].管理观察，2011(1).

[4]王金福.实践本体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与实践本体论讨论[J].哲学研究，1989(12).

[5]黄泽.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种模式——略谈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基础工程[J].思想战线，1998(7).

作者：李颖

第二篇：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对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的发展，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变迁。在引起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诸多因素中，由教育发展而引起的苗族文化主体理性的变化是导致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传统文化变迁

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不仅受到客观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与文化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人们将这种主观因素称为“生活理性”。那么，何谓生活理性呢?所谓生活理性，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存在、人与文化等的关系中形成的某些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这些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主要包括积极适应现实环境，勇于改变历史传统，追求特定价值需要的实现等。生活理性是引导人们调整自身的观念与行为以适应现实环境和自我需要的理智性力量，是利用和创造文化事项为具体生活服务的一种行为态度和思想自觉。生活理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实践当中，体现的是人民群众追求衣、食、住、行等现实需要的满足，文化主体生活理性的变化是文化变迁的内在根源。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苗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当地苗族民众的生活理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主要从文化主体适应理性、经济理性、价值理性的变分析说明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为人们了解苗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全新的视角。

一、文化主体适应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传统文化变迁

文化与文化主体的生活实践水乳交融，文化既是满足文化主体当下生活的手段和工具，同时又是文化主体对现实生活主观选择的结果。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主体现实生活对文化客体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体的现实生活需要及其发展变化是文化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有关研究者虽然对“生活适应”(简称适应)的界定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生活适应”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生活适应”就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个体为维持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而改变自己行为的一种连续性历程;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逐渐发展并且永无止境的过程[1]。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应理性是文化主体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主动调整和变革自身的观念与习惯，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立场和态度。在当代社会，贵州苗族人民的适应理性主要包括对现代新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和对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适应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对非农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后者则主要包括对现代主流文化事项的仿效。贵州苗族礼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在当今日益发展的工业社会中不占主流，亦可以说是一种处于边缘境地的亚文化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贵州苗族民众为了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进行平等交往，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常常隐匿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传统习惯，而以社会主流文化的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行交流，以此消除交往障碍和心理隔阂。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苗族传统文化在与现代主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逐渐消失。

第一，对现代汉语的适应导致苗族语言文化衰落。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使广大苗族青少年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许多苗族青少年学习汉语并熟练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他们逐渐变成了“双语人”。进入21世纪，即使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苗族老人，他们也能使用当地汉语方言进行简单交流。随着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大，贵州苗族村寨中的双语人变得越来越少，说汉语的苗族民众越来越多。苗族语言传承的衰微，使贵州苗族语言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第二，对现代汉族服饰的适应导致苗族服饰文化衰落。20世纪90年代末，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贵州苗族社会被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贵州广大苗族青少年主动放弃自己的传统民族服饰，改穿汉装，苗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当代贵州苗族青年对本民族传统服饰的普遍疏离表明他们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逐渐认同并接受了汉文化，这是当代贵州苗族青年对汉文化价值观念积极适应的结果。

第三，对现代婚恋习俗的适应导致苗族婚恋文化衰落。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民众的传统文化观念逐渐被打破，他们对异质文化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摧残着贵州苗族传统社会缓慢的生活方式，使当地苗族传统婚礼习俗简化，而且现代社会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异质文化的融合破坏了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环境，使苗族传统婚礼习俗走向衰微。

二、文化主体经济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传统文化变迁

第一，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文化主体丧失。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贵州苗族民众的经济发展意识不断增强。广大苗族青壮年纷纷走出家门外出谋生，他们长期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脱离苗族村寨的传统文化环境，在异质文化的熏陶下渐渐背离本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文化主体从乡村流向城市，必然促使部分苗族传统文化走向消失。

第二，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传统节日文化衰竭。改革开放后，随着贵州苗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当地苗族民众千方百计开发利用传统节日发展地方民族经济。为迎合旅游发展需要，节日来临前地方政府组织苗族青少年集中进行迎宾礼仪、传统服饰传穿戴和酒礼歌等培训。节日期间，历经培顺的苗族青年穿上传统民族服饰在村边路口迎接客人，向客人唱“拦路歌”，让客人喝“拦路酒”，礼仪古朴，民族文化氛围十分浓烈。从表面上看，开发利用苗族传统节日有利于苗族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但是利用节日文化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文化变迁现象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第三，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传统民居服饰式微。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随着贵州苗族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部分木工师傅外出务工，苗族乡村从事木工业务的人数减少。许多苗族民众只能仿照汉族楼房样式修建房屋，新建的汉族洋房改变了苗族吊脚楼的传统结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轻工业纺织技术的发展，大量汉族服装销售到贵州苗族地区。苗族民众为了降低制衣成本和节约劳动时间，他们宁愿到市场上购买服装，苗族传统服饰逐渐被汉装代替。苗族传统民居服饰的消失，使苗族传统文化所依存的外部环境遭到破坏，苗族传统文化随之消逝。

第四，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传统酒礼文化淡化。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米酒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日益扩大，人们可以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各类酒水。广大苗族妇女认为传统酿酒工艺既耗时又费力，因而她们逐渐放弃了苗族传统的自酿米酒的习俗。贵州苗族家庭传统酿酒习俗遭到抛弃，随之而来的苗族节日酒礼、婚丧酒礼、祭祀酒礼等习俗也日趋淡化。

三、文化主体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传统文化变迁

“价值”一词是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广泛使用的概念。在通常的理解中，价值与理性的意指、旨趣和致思方向各有不同。理性的探索主要指向求真的过程，价值的关怀则关联着向善的过程。但是自哲学产生后，价值就意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的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2]此时，“理性与价值及其所内含的真与善之维便与智慧的探索结下不解之缘。”[3]当价值与理性结合起来形成价值理性时，这种理性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那么，究竟何谓价值理性呢?价值理性是指“主体在具有一定现实性的计算、计划基础上对特定价值目标进行确信、欲求的主观态度和取向”，是“人类所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4]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苗族社会教育发展所带来的苗族民众价值理性的变化，必然导致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第一，苗族文化主体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建筑礼仪被遗弃。改革开放后，在贵州苗族地区，现代砖混结构的汉族楼房逐渐流行起来。当地苗族民众将汉族洋房看作是舒适、美观、整洁的居住环境的象征，他们认为拥有现代汉族楼房就意味着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支配下，一旦他们拥有经济实力和建房需要时，他们就会竞相修建现代汉族楼房。贵州苗族传统民居被抛弃，从而导致苗族传统建房礼仪消失。

第二，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服饰礼仪汉化。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扩大，汉族服饰不断渗透到贵州广大苗族地区。当地苗族人民认为汉装款式多元、设计合理，既美观大方又穿着方便，具有时代化特色。随着贵州苗族民众审美观念的变化，他们纷纷改穿汉装，当地苗族民众对本民族传统服饰的背离，必然导致苗族传统服饰礼仪的衰落。

第三，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信仰礼仪衰微。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和国家教育逐渐在贵州苗族地区普及，在科学精神和无神论思想的熏陶下，当地苗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部分苗族民众开始反思神灵的力量，并对神灵信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将部分灵信仰和传统巫术视为迷信。贵州苗族民众信仰思维方式的转变，表明他们对苗族传统信仰文化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导致贵州苗族民间信仰礼仪衰落的重要原因。

总之，文化并不是与人相分离的外在客体，人在文化中，人化世界就是文化世界。文化主体并不是要刻意固守或改变自身的文化形式，他们在不断改变自身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新或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形式。随着文化主体生活实践的变化，当他们不再把陈旧的文化习俗作为其现实生活的导向时，文化的原生价值和意义也开始消失了，陈旧的文化形态就会被新的文化事项所置换。因此，只有深入分析苗族文化主体在生活实践中行为逻辑和观念图式的变化，才能真正揭示出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内在原因。

参考文献：

[1] Arkoff A.Adjustnent and mental health MoGraw-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88：95-96.

[2] 谭鑫田，等.西方哲学词典[K].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212.

[3] 杨国荣.理性与价值[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

[4] 吴增基，等.理性精神的呼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

作者：李能 罗连祥

第三篇：苗族古歌与文化传承

中国民族音乐是指具有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特征的音乐形式。古代中国，各民族人民以其独特的语言系统，为了抒发喜怒哀乐的情绪，形成了最原始的民歌这一音乐形式，以后出现了民族器乐。在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大部分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因此，民歌成为记载民族历史的形式，而民族器乐演奏则成为重大仪式的核心，可见民族音乐不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民族文化的灵魂。

苗族古歌是苗族的史诗。苗族古歌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起源、人类和物种的出现、开辟疆土、滔天洪水，到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等，它记载了整个苗族的历史文化。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苗族历史的研究也参考了苗族古歌的内容，写道：“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

配合古歌演唱的器乐有萧筒、芒筒、板凳，以单旋律形式演奏为主，对于和声的运用则相对较少，有人认为“落后”、“土得掉渣”，难以普及推广。如果苗族古歌在当前时代变革当中不加以变化和调整，就会造成人们和民族音乐之间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远，失去文化传承的功能。由此可见，苗族古歌应当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通过市场化运作，找到新的发展途径。

应当改变以往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宗旨的观念，主动、自觉地运用民族音乐创作的市场化运作规则。要在积极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充分依靠苗族古歌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以及现代商业化包装手段以吸引广大受众。比如运用苗族风情旅行、景点舞台演奏、游客歌师互动等各种形式来扩大苗族古歌的影响并产生衍生效益，从而为民族音乐演出实现产业化运作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以往对民族音乐的运作主要由相关的文艺行政管理部门牵头，进行公益性演出。这种体制无疑对民族音乐的发展有利，但是其负面影响是导致音乐团体形成依赖性思维，形成只讲投入不讲产出的习惯，淡化了市场竞争意识。苗族古歌应吸引企业、社会以及个人的资金投入，实现商业化合作，形成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互动框架，形成多元化、多层次与多维度的民族音乐文化市场，真正提升苗族古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代音乐教育首先需要关注和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培养文化的国际交流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消亡则民族危殆。学校应当承担起弘扬苗族古歌的重要职责。在苗族较为集中的地区，音乐教师应当将音乐教学与苗族古歌结合起来，以民族情感教育作为主线来抓，不仅要培养学生们对于民族音乐的真情实感，还要以欣赏民族音乐为主要形式来提升学生们对于民族音乐的感知力和爱好。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苗族人民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相信传承着几千年苗族文化的苗族古歌将如滔滔江水源远流长，正像苗族古歌所唱到的：“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

作者：曾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