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产保险发展现状

第一篇：我国财产保险发展现状

2010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综述

规范经营和价值经营理念深入人心

2010年，监管部门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在继续抓实70号文件确立的“四项重点工作”基础上，通过宣导与处罚并重的原则，力求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平台上实现内生和根本性的改善。

一是通过偿付能力监管等手段，推动董事会监督制衡机制的落实，充分发挥资本刚性约束的力量。2010年是行业增资和发债的高峰年，平安财险、国寿财险、华泰财险、永安财险、安诚财险等公司大幅增资。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和阳光等公司则通过发行次级债的方式补充偿付能力。

二是将关注重点从微观操作层面上升到宏观治理层面。通过监管谈话等方式，强化对总公司的约束，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解决科学发展的环境问题。

三是从对基层的处罚转向对总公司的处罚。频频向总公司发出监管函，从对机构的约束转向对人，特别是高管的约束，监管部门开出的“罚单”是前所未有的，包括责令撤换高管，列入不良记录名单。

四是各地保监局纷纷将财产保险业作为监管的重点。围绕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协同行动，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五是进一步加强行业规范经营基础建设。除了继续加大对中介行业的监管力度外，全面规范保险产品的报批管理，通过《纯风险费率表》、非车险“见费出单”、理赔信息和保单信息自主查询机制、车险信息平台建设等项目，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更加关注合规经营和价值经营，“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这一现代金融企业的基本要求，逐渐成为行业经营管理的共识和目标，观念的转变推动了市场秩序的向好，推动了公司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

具体表现为：一是保险公司认识到如果单纯靠“铺摊子、甩费率、砸点数”搞发展，是难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二是保险公司开始将“效益第一”的理念从简单的宣导，逐步地反映和固化到考核评价体系之中，并成为用人导向的核心指标。三是行业开始关注并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提升行业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价值增长的能力。四是行业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行业的环境、形象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的认识逐步转化为协同行动。从“见费出单”到“规范手续费”，从“纯风险费率”到“行业数据平台”，均体现出了行业的成长与成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0年，我国财产保险业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年保费收入达到3894亿元，与“十一五”开局时的1580亿元相比，净增加了2.5倍，平均增速高于行业水平，业务占比稳步回升。最为可喜的是，在经营效益方面，70号文件的“支点效应”开始显现，通过多管齐下的“组合拳”策略，在强化监管的大背景下，行业经营的历史性拐点出现，经营指标“两降两升”，即：费用率和赔付率下降，经营效益和保费充足率上升，其中，综合赔付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综合费用率下降了3.9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11月，行业实现盈利180.5亿元，其中承保盈利为89.6亿元，同比增加188.3亿元。

行业推动和创新模式成为发展方式转变亮点

财产保险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和转型，这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由我国财产保险业发展历史决定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认识到转型的必要和必然，如何思考、实践和推动转型，这将是决定公司和行业未来的关键。认识到转型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如何转型问题。解决如何转型的关键，是解决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这两大课题。2010年，我国的财产保险公司在解决两大课题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发展方式方面，突出表现在新业务和新渠道两个重点。行业推动是新业务的重要动力，而创新则是新渠道的核心内涵。在行业协同效应的推动下，行业与旅游业开展旅行社责任保险全国统保示范项目，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和简单的保险产品，它从体制、机制、技术、信息平台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旅游风险的综合解决方案，同时，针对理赔和服务两大焦点，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设立了“旅行社责任保险调解处理中心”，并建立了鉴定委员会等配套制度，成为保险行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一个有益实践和成功案例。目前，已有1万多家的旅行社参与了示范项目，提供了数百亿元的保障。

另外，在中国保监会和交通运输部的共同推动下，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全面启动了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险试点。这一业务不仅为我国货物运输业的专业和规范经营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等效替代”为企业和社会释放了大量的金融资源，根据粗略估计，释放的保证金将超过30亿元。

此外，在相关部委的支持和配合下，中国保监会全力推动了环境责任保险、科技保险、小额贷款保险、贸易信用保险和文化产业保险等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成为未来业务发展的新亮点。

除了行业的协同行动外，各家公司在弥补和发现需求、创新产品和服务方面均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和有益的尝试，如人保财险的世博会和亚运会专项保险计划，信保公司新推“信用保险E计划”，中银财险依托股东优势推出“环球守护留学保险卡”，信达财险推出了我国首个著作权保险，大地财险研发矿山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预警管理系统。

在创新方面，渠道创新和发展是2010年行业发展的一个亮点。其中，电话营销无疑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年电话营销仅仅是局限在几家大公司，而且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渠道的补充，并不能成为一种主流。2010年，除了平安财险、人保财险和大地公司在这个领域继续加大投入和强势发力外，一大批中小公司均加入到电话营销的行列，保险电销广告攻势异常。2010年，行业的电话营销保费规模将达到200亿元左右，占保费收入的5%，预计2011年将突破400亿元。

在电子商务领域，网络销售也受到了“战略性青睐”，平安和人保财险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平安公司在淘宝网开设了旗舰店，全力推动网络销售。保险公司正逐步成为搜索引擎和比价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同时，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为保险销售提供了创新渠道的新机遇，一些保险公司也开始了探索与尝试，如人保财险和平安财险均开通了手机WAP网站。可以预见，未来基于新技术创新应用的新渠道，将在财产保险业务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车险盈利模式的成功转型成为行业示范

在盈利模式方面，突出表现在车险经营。具体落实在“入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基本思路是通过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解决“跑冒滴漏”问题。就“入口”而言，导致行业经营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保费充足率严重不足，市场表现为保费折扣率和销售费用率失控。近年来，通过“见费出单”和行业自律等手段，较好地解决了保费充足率问题，就商业车险而言，2010年整体保费充足率提高约15%，这为经营和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选择风险和差异化经营成为2010年车险经营的主基调，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进行风险分类，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制定相应的定价策略，并匹配相应的销售费用，确保了保费与风险的匹配，业务质量与销售费用的匹配，这种模式对改进风险的实际暴露和销售精细化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北京保监局还积极推动了费率体系改革，其核心是通过保费与风险的匹配问题，确保定价体系更加科学。

除了关注“入口”外，“出口”也是车险经营亏损的一个黑洞。针对存在的问题，重点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是行业进一步提高专业化和精细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通过集中管控模式，确保风控和效率。

二是强化送修管理。重点是解决4S店的管理，一些地区行业集体对一些不良的4S店说“不”，同时，严格了授权管理，加大回访力度，形成了有效的监督制衡。

三是与公检法部门合作。积极开展打击保险欺诈工作。

四是建立了行业保险信息查询系统。通过被保险人的监督，形成一种对保险公司、中介机构和维修行业的倒逼机制。通过强化理赔管理，虚假赔案问题得到了较好的遏制，行业出现了在承保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赔案数量却呈现同比减少的趋势，特别是车损险出险率同比下降了33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虚假赔款近百亿元，为行业的整体盈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十一五”的发展情况看，“一险独大”仍是我国财产保险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即我国财产保险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车险的快速发展，而车险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拉动，包括了汽车产销量的激增和开办交强险的因素。2006年，我国的汽车产销量为720万辆，而2010年则达到了1800万辆，增长了2.5倍。

近年来，车险保费在财产保险业务中占比持续走高，总体上已超过了70%，在局部地区和个别公司甚至超过了80%。车险快速发展本身并没有错，但从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看，“一险独大”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长期依靠汽车的增量来拉动行业的发展，更何况从科学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汽车产业的发展问题也面临着思想认识和现实制约的挑战，北京的“治堵”新政无疑将给我国的大中城市起到示范作用。因此，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汽车的增长都将面临一个“极限”的挑战，这是我国财产保险，特别是车险发展不得不思考的“远虑”。因此，“调结构”不应只是一个务虚层面的口号，而是行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调结构”才能够真正成为行业的自觉行动，和谐利用资源才能够真正“落地”。

责任保险更好地担当“调结构”的重任

认识到“调结构”的意义也许并不难，但难的是回答如何调，更难的是如何将理想变为现实。在“调结构”的过程中，责任保险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客观讲，我国的责任保险“自己跟自己比”，这些年有了长足的发展。

2006年，保费收入仅56.4亿元，而2010年则突破了百亿元大关，况且，这还是在险种内部调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与国外同业相比，与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相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其在财产保险整体业务占比一直徘徊在3.5%左右，远低于16%的国际平均水平，且从总体趋势看，还存在逐步下降的风险。

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经营效益的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一些统保项目上，竞争导致的保费充足率不高，承保条件失控，这些均揭示着我国的责任保险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就责任保险未来的发展而言，“两条腿走路”仍然是“中国特色”之路。

一方面，要利用政府管理职能转型的历史机遇。通过“总对总”的模式，继续推动交通运输、旅游、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行业责任保险的系统统保工作，通过扮演好社会风险管理者的角色，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助手”和“接手”。

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责任保险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要靠基础性和制度性的解决，靠行业自身能力的提升。2010年7月实施的我国《侵权责任法》，解决了我国民事活动领域的“权利空白”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突出困扰就是侵权法的缺位，没有侵权基本法，侵权责任就没有法律依据，责任保险就没有了经营的基础。但如何把这种有利的外部环境转变为行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能够满足广大企业和个人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对责任风险转移的巨大需求，则需要行业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充分的准备和配合。

企财险和家财险是行业发展转型的关键

作为我国财产保险的第二大险种的企业财产保险，一直以来发展的情况总是不尽人意，面临着发展和盈利的双重压力。从发展情况看，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企业财产保险的发展乏力，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业务占比持续下降，2005年为12.17%，2009年则滑落到了5.63%，个别年份的增长速度甚至不及GDP，已面临着被农业保险“追平”的风险。

企业财产保险发展乏力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目前而言，恶性竞争是导致费率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还导致了由于保费充足率的严重不足产生的经营亏损。

近年来，在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行业开始“理性回归之旅”，制定出台了大型商业风险的《纯风险费率表》，为科学和理性经营，规范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一些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开始了从“事后损失补偿”向“事前风险管理”经营模式的转型，通过提供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努力摆脱低层次的经营和竞争，这无疑将成为我国企业财产保险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

2010年11月15日，上海一幢28层教师公寓的发生火灾，在震惊国人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的安全和保险意识，人们真切地体会到，即使是身居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大楼里，其实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人们开始担心自己集一生心血换来的最大财产，其实也无时无刻地暴露在风险之中。这次大火的保险总赔偿不足1000万元，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各类人身保险，二是社区综合保险，其中社区综合保险的“低保费，低保障”问题凸显。

长期以来，我国的家庭财产保险一直处于“鸡肋”的境遇，虽然社会有需求，但赔付率相对较低，发展情况一直不理想，近年来始终徘徊在15亿元左右，在财产保险业务中的占比不足1%。应当讲，2010年的这场大火是一次契机，使城市居民、政府和保险行业重新思考家财险的发展问题。

其中环境、产品、营销和经营是四个重点环节。环境的关键是解决制度、理念、政策方面的问题;产品的核心是解决满足核心和基本需求问题，其中地震问题再次成为焦点。2010年，作为金融十五大课题之一的“巨灾保险”为地震保险的破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营销的重点是解决效率问题，即单均保费相对较低下营销积极性问题。上海的统保模式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电子商务也有望成为家财险销售的新渠道。

经营的根本是通过体制创新解决资源配置和核算问题，不仅要解决好“想做”，还要解决“能做”和“愿做”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家财险“好业务，没人做”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行业应当站在服务和谐社会的高度，去看待发展家财险的社会责任和行业使命，努力为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提供保障。

努力打造行业发展的合规经营模式

我国财产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规范经营。2010年，无论是从行业和企业内部监督，还是从外部检查的情况看，均表明行业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在逐步显现，表明行业规范经营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透过这些现象，给人们几点启示：

一是行业内外部监督的工作在加强，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因为，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暴露往往是加大监督检查结果。

二是行业已经进入矛盾和问题的凸显期。规范与发展、规模与效益等矛盾，已经成为行业和企业绕不过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是一些问题的长期和普遍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行业经营环境的共性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思考、综合治理和协同行动。

四是个别保险公司集体“抗法”。在接受监督检查过程中，采用粗暴手段，公然集体“抗法”事件，反映了行业规范经营的艰巨性，也是监管面临的新课题。

当我们对行业违规现象做进一步的归因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问题背后存在一个复杂动因体系，涉及合规经营的基础性问题，因此，解决问题也应当遵循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的路径。应当充分认识到：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好的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更需要一个合规模式。这个合规模式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文化建设、问责机制、监督保障四大基础领域的治理和完善，建立一个有效约束、自我改善的良性循环体系。

体制机制领域

从宏观层面是要解决好市场准入、承保能力供给和价格管制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行业经营的基础制度，包括销售费用、薪酬管理和税收政策等，需要根据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进行调整和完善，确保行业有一个规范经营的基础制度环境。

从中观层面是要解决好保险公司与中介之间的关系，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公司中介业务管理的通知》，将通过“规范数据统计”和“集中费用支付”双管齐下，彻底解决“走账”和“抬费”问题。

从微观层面是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回归经营的基本逻辑，求真务实地解决好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这两对基础性关系，特别是销售费用的列支问题。

合规文化领域

行业的合规文化存在淡化和虚化问题，而文化却能够实实在在影响人的行为规范。解决合规问题，一是全面导入《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准则》，树立依法合规理念，培育合规经营文化。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宣导和培训，进一步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各级管理者的合规意识。三是通过高管人员档案制度，强化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继而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强化“职业经理人”的合规价值意识，把握好企业职务与个人职业之间的关系。

问责机制领域

2010年实施的《保险机构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已成为我国保险行业规范和问责的基础制度，“权责明晰”和“向上追责”是问责机制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建立“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文化。保监会已明确2011年将加大问责力度，特别是对高管人员的问责，从根本上解决“违规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的问题。

监督保障领域

“透明”和“分类”将成为2011年监管的关键词，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有保险公司均应在2011年4月公开披露其财务、风险、产品和偿付能力信息，这无异于是一场行业的大考，成绩将由社会各界“评头论足”，透明和外部监督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根据《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各地保监局将对所辖的所有保险机构进行系统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差异化监管。两个办法将从“总分”两个层面通过规范信息披露和分类监管实现“扶优限劣”，推动行业整体升级。

站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交点上，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一种理性;锐意进取，开创未来则是一种责任。2011年，无疑要承担起更多的历史使命，它需要对过去的5年历程和成就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更需要去面对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破解难题。同时，它还需要去思考和规划未来，而这种思考和规划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危机意识，基于一种理性分析，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保险公司更加关注合规经营和价值经营，“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这一现代金融企业的基本要求，逐渐成为行业经营管理的共识和目标。

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好的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更需要一个合规模式。“透明”和“分类”，将成为2011年监管的关键词。

在发展方式方面，突出表现在新业务和新渠道两个重点，行业推动是新业务的重要动力，而创新则是新渠道的核心内涵。

企业财产保险发展乏力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目前而言，恶性竞争是导致费率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还导致了由于保费充足率的严重不足产生的经营亏损。

选择风险和差异化经营成为2010年车险经营的主基调。“调结构”不应只是一个务虚层面的口号，而是行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责任保险未来的发展，“两条腿走路”仍然是“中国特色”之路。如何把有利的外部环境转变为行业发展的现实，则需要行业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充分的准备和配合。

第二篇：财产保险市场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1980年，我国财产保险业务恢复，在3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快速，呈现出“规模大、数量多”的发展特色。但是，我国财产保险市场仍存在诸多问题，市场主体的单一性、产品的同质化等矛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财产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为此，进一步推进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应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培育成熟的、具有发展活力的财产保险市场。本文立足于财产保险市场的研究，就如何推进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做了如下具体阐述。

一、当前财产保险市场的特征

从实际来看，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表现出多元化的市场特征。具体而言，财产保险市场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保险市场发展快速，财产保险公司数量增加

随着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财产保险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自1980年我国财产保险业务恢复，到2016年财产保险业的全面发展，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呈现出“发展快速、数量增加”的特点。在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财产保险市场的格局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单位垄断的市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形态，市场化的竞争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财产保险业的有序发展。

（二）收入快速增长，财产保险业务发展多样化

财产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决定了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快速增加。从实际来看，我国财产保险业务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人身保险为主体的保险模式，逐渐发展成为人身保险、车险等多种保险业务并存的现状。当前，在财产保险业务中，车险成为了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车险多样化的发展现状，有助于盘活财产保险市场。

（三）财险市场不断发展，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我国财险市场的不断发展，得益于市场体系的逐渐形成，为整个财险市场的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一方面，我国财险市场形成了原保险、再保险市场、财产中介的市场体系，极大地推动力财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财险市场从公司数量到从业人员规模，都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财险市场的发展，表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险市场体系。

二、目前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在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我国财产保险市场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制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在笔者看来，财险市场的发展一是面临“供需”矛盾;二是市场潜力缺乏挖掘;三是规模扩张所形成的效益矛盾，进而导致市场发展问题。

（一）“供需”矛盾显现，保险市场供给力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财产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从实际来看，两者之间的“供需”明显存在矛盾。首先，我国保险市场规模大，但财产保险产品相对较少，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供需失衡;其次，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尚不成熟，财产保险的保障功能未能充分体现，这也是造成财产保险功能弱化的原因所在;再次，我国在财产保险方面，存在保障程度低的问题。一是投保率低、在赔付上相对有限;二是保险密度低，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造成财产保险市场供给不足的情况。

（二）市场潜力缺乏挖掘，存在结构失衡问题

近几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快速，但市场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首先，我国财产保险试产的投保率较低，家财险不足20%;企财险也就近30%而已。这样的财产保险试产显然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巨大的财产保险市场尚未充分开发;其次，财产保险市场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不规范，尚未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市场竞争水平较低;二是险种结构失衡，财产保险业务过于集中，造成市场发展的局限性，我国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应着力保险业务的拓展，丰富保险产品种类;三是财产保险产品开发具有较大的滞后性，且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造成了财产保险产品缺乏市场活力;四是财产保险产品从营销到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缺乏，营销渠道狭窄，营销方式陈旧。

（三）效益矛盾突出，扩张发展与效益提高形成矛盾

效益矛盾是制约财产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财产保险行业的规模日益扩张，而经济效益的下滑，造成了两者显著的矛盾冲突。首先，我国财产保险规模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但规模扩大所形成低效益模式，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其次，行业自律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需求;再次，随着我国财产保险市场的开放，保险市场国际化与监管方式所形成的矛盾也在日益显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扩张发展与效益提高矛盾的产生，影响整个财险市场的发展。

三、新时期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策

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构建和谐有序的财产保险市场，是深化社会经济建设發展的有力支撑。在笔者看来，新时期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着力做好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市场主体，构建有序的市场环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应注重市场主体的培育，这是构建有序市场环境的有力保障。首先，大力扶持中小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多元化发展的当前，中小保险公司成为财产保险市场的重要主体之一，应在市场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规范保险中介市场，建立规范的市场环境，这是财产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再次，不断地丰富财产保险组织形式。在现有组织形式的基础知识，要进行拓展性发展。如保险合作社等的组织形式，可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财产保险市场的组织形式之一。

（二）盘活财产保险市场，完善财险产品体系

总体而言，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发展良好，但市场活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盘活财产保险市场活力，应强化财险产品体系的建立，这是市场融入活力的关键所在。特别是保险产品同质化问题的解决，创新型产品的培育，尤为重要。

1.强化产品开发，实现“广覆盖、深开发”

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巨大，这就强调保险市场的发展，应依托多样化的财险产品。为此，一是要强化财产保险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创新型产品的培育，对于提高财产保险产品的市场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转变经营管理模式，充分开发财产保险市场，拓宽市场辐射力度，这是财产保险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2.开发衍生产品，提高财产产品的市场价值

对于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强化开发财产保险衍生产品，对于提高产品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产品的开发，要立足社会需求，契合市场发展总体方向，提高产品的市场契合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并创造更大价值。

（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

为了更好的培育财产保险市场，我国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市场发展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在财产保险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现行法律法规的不适应性增加。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配套以保险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强化对市场秩序的有效维护;其次，强化保险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在以保监会为监管主体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强化监督管理的有效性;再次，构建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实现对风险的有效防控，确保市场的安全稳定。当前，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能够为市场的培育及发展创设良好的内在环境。

（四）优化财险市场布局，完善市场开放模式

财产保险市场布局的优化，是基于市场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财产保险市场的布局优化，一是要推进差异化经营，能够立足于市场，发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通过营销渠道拓展、营销模式创新等手段，降低市场发展成本，拓展市场服务质量;三是强化相应优惠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为了实现市场空间布局的合理化，我国应在政策上予以辅助。如，市场准入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都是以政策驱动为导向下，财产保险市场布局的有效优化;四是进一步完善财产保险市场的开放模式，搭建更加多元化的市场发展环境，实现财产保险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第三篇：财产保险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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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是指以财产及其相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等。它是以有形或无形财产及其相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一类补偿性保险。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财险保费收入从1980年的4.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992.9亿元。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平均增长率远远快于GDP的增速。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发展，我国财产险业整体实力和经营效益明显提升，行业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进一步增加。同时，经过近几年来的治理，财产险市场秩序有了明显好转，比如，一度比较严重的虚假退保、虚挂应收保费、虚假赔案等突出问题有了大幅度好转。

“十一五”期间，中国财产保险业取得显著成绩，财险市场实现快速发展，保费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我国财产保险业全年实现保费收入4026.9亿元，与“十一五”开局时1580亿相比，净增加了2.5倍，平均增速高于行业水平，业务占比稳步回升。2011年，财产险受益于商业车险的持续“给力”，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4618亿元，同比上涨幅度达到18.54%。2012年1-8月，我国财产险保费收入达3535.60亿元，同比增长14.7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无论从风险层面的环境变化，还是宏观经济及制度环境的变化，都为财产保险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也同时为财产保险业务开展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短期内，受世界宏观经济放缓以及我国监管方式转变的影响，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幅度在未来几年内不会过高。但就长期而言，财产保险行业仍会保持高速的增长。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产险业基数较小，待开发的市场很大;二是产权控制日益明晰;三是个人资产的迅速增长以及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为财产保险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支撑。

前瞻网：2013-2017年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财产保险的定义、特征、分类等，接着分析了世界财产保险业的概况和中国财产保险业的发展。并重点阐述了汽车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等细分领域的发展。随后，报告对财险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和营销策略分析。最后，报告对分析了财险业的未来前景及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

资料来源：前瞻网：2013-2017年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百度报告名称可看报告详细内容。

第四篇：发展财产保险个人代理营销的建议

建言

在保险行业迅猛发展的背后，个人代理营销中的问题逐渐显现，法律地位模糊、保险公司重视度不够、个人素质良莠不齐，面对此种情况，笔者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德勒格尔 杨旭

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迅速发展壮大;财险作为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也备受瞩目。个人代理营销作为保险主要的营销手段，在这样大环境中也茁壮成长起来，个人代理人数不断增加，为保险公司创造的效益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个人代理营销的问题也不断地显现出来。

1.个人代理人整体素质良莠不齐。

保险行业具有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产品的无形性和知识密集性，这导致在营销过程中出现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更多专业性的知识需要通过个人代理进行传播，而由于保险个人代理的行业准入标准较低，造成了个人代理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在个人代理人经过了专业培训上岗后不能准确传达保险公司的意图，由此也产生了许多不准确的概念，如“车险全险”的概念，车险险种较多，全险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容易在投保时误导投保人，在理赔也容易产生纠纷，从而使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产生误解。

个人代理由于行业自律的不完善，也造成了许多的违规情况，而且不能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给予解决，致使一些不规范的行为不断产生，导致了保险个人代理人的社会认可度偏低。个人代理人是保险公司在行业中的形象代表，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的了解首先源于对个人代理人的了解，这致使保险公司在形象建立上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行业发展。

2.个人代理的法律地位模糊。

由于行业发展速度过快，使得配套的法律、规章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善。个人代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个人代理作为保险公司业务来源之一，在法律上无法进行准确界定，大多数个人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代理合同，代理保险公司的产品，并对手续费收入缴纳营业税，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个人代理人并没有独立的营业执照，却承担着相应的义务。

3.保险公司对个人代理重视度不够。

个人代理人代理保险公司产品并收取佣金，个人代理人没有固定的收入与相应社会保障，导致他们对保险公司没有归属感，这造成了个人代理人的流动现象在业内尤为突出，也因此出现了“漂浮油”的现象，即哪家保险公司的待遇好，个人代理人就向哪家保险公司流动，尤其在保险公司有业务推动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造成了个人代理人在管理上的难度。这些不确定因素造成了保险行业的潜在危机，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的不稳定，从而提高了个人代理的成本，增加了管理费用。

这些问题在保险公司的管理中逐渐暴露出来，当然这不是一家或几家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增加培训力度 引入高素质人才

财险相对于寿险来说，具有“难进难出”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使得对培训的要求有所提高，尤其在新人培训方面，应加大培训力度。在日常的培训当中，也应注重针对性的培训。

首先，对于有经验的个人代理人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保险知识与实践，而是涉及整个金融大环境，了解相关行业的知识与资讯，提高其整体素质。

其次，在现有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不断的流动中，把他们扩充到保险个人代理的队伍中，为个人代理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初期给予一定的激励制度倾斜，提高其留存率。再次，提供更加专业的培训，财产保险公司的培训普及率较低，多是针对主管、经理展开，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晨会的培训流于模式化，时间较短，虽然细水长流易于吸收，但是往往不能因材施教。一些优秀的个人代理人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网络和全面的心态调整，现有培训受众范围小，个人代理人的思想僵化，创新能力较差，这需要不断有新的知识注入，提升其积极性，把培训作为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从法律上保护个人代理人的

合法权益

首先，对于拥有稳定业务的个人代理人，适当的将一些优秀的人员纳入劳动合同保障范围之内。随着保险行业日益规范，对个人代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保险公司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需要有自己的人才储备，而劳动合同能够以合法的形式把个人代理人纳入公司的管理范围内，同时，为个人代理人提供应有的劳动保障。

其次，对于无法纳入劳动合同的个人代理人在法律上明确其法律地位。《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个人代理人向保险人收取佣金，说明个人代理人并非个体营业者，所以缴纳营业税属于不合理的范围。这一点在业界饱受争议，应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征收税金。

改进现有个人代理的激励机制

个人代理人的主要收入源于出售保险产品的手续费，这就要求个人代理人有稳定的业务来源。对于资历较深的个人代理人来说易于实现，但是对于刚刚进入保险行业和有一至两年的个人代理人来说较为困难，存在业务上的“大月”和“小月”。而在小月的时候，个人代理人出席晨会的积极性会明显下降，如果持续没有业务，会导致专职个人代理人转为兼职个人代理人，情况严重者便会导致脱落，致使被保险人无法得到后续服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制定激励机制时，应该不仅仅鼓励那些业务稳定、业绩好的个人代理人，还应适当地鼓励业绩较好、但业绩年分布不平均的个人代理人，调动其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促进其发展。这样有助于保险公司降低其营销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个人代理人的留存率。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个人代理，而个人代理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帮助保险公司迅速占领市场，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个人代理人也以其亲和力得到了投保人、保险公司的认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发展优势，并不断地完善个人代理营销模式，促进保险业的整体发展。

第五篇：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模版）

文章标题：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

关于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从纯法学的角度，以源于欧陆的民法理论为基准，对制度文本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进行诠释、分析、评判并提出改进方案。这种文本层面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却显得较为单薄，脱离现实。制度文本与生活事实总是或多或少相脱节的，尤其是在乡土本色的中国农村

，此种脱节或者说断裂现象更为明显。在乡土生活场域(注：“场域”这个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来的，意指由一系列的社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社会空间。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场域”以社会分工为基础被分为司法场域、艺术场域、教育场域等，这些场域又构成一个元场域。参见[法]布迪厄著，强世功译：《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第499页。中国的乡村并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工，所以场域也没有具体分化，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未分化的、混合性的生活场域，本文称之为“乡土生活场域”，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元场域，由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村民、村干部以及介入乡村生活的地方政府官员构成。)中，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行逻辑与法律文本的预设迥然有别。本文借鉴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进行剖析并探索其完善的出路。

一、权力网络中的集体财产：集体所有权的残缺与异化

(一)行政权力控制下的集体财产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文本中，农村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及乡村企业等财产都属于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所有，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民法语境中，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自物权与私权，这意味着它具有完整性、自主性与自治性——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或处分其财产。我国现行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并不具备自主性、完整性与自治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权力的控制。对于集体土地，这种控制表现得尤为突出。

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控制，另一种是间接控制。间接控制是指行政机关通过对村委会、村党支部等村社机构的控制，借助后者的力量间接地支配集体财产。直接控制则体现为行政机关对集体财产拥有收益提取权、征收征用权以及管制权等。

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收益提取的形式主要是各种农业税费的征收。“税”包括农业税与特产税。“费”主要指由乡(镇)政府收取的五种统筹费与共同性生产费。除此之外，农村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造住房还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费用，其中有些是合法收取的，有些虽是非法收取但在实践中却是普遍现象。[1](P212)长期以来，这些税费一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从2000年开始，在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乡统筹被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范围也缩小了，某些地方降低甚至取消了农业税。但在还没有进行改革的地方农民的税费负担依然很重，即便在某些已经进行改革的地方，基层政府仍然以各种方式变相地抽取农地收益。

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的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0条与《土地管理法》第2条。按照这两条的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在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经常被滥用。“公共利益”总是被地方政府扩大解释，以至于企业建造厂房或办公楼、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商品房等都能被视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从而成为征地的理由。在国外，政府征地需要向土地所有权人支付相当于土地市场价的征地补偿金。而在我国，政府征用集体土地时所支付的补偿金却与土地的市场价相去甚远。[2](P260)显然，无论从征地条件还是从征地对价的角度看，在我国，行政机关的征地权都属于对集体财产的过度控制。

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管制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集体土地利用或处分行为的审批权。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的规定，将“四荒”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60条、62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将其土地提供给其成员或其所设立的企事业单位用于非农建设，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在实践中还需要先过乡(镇)政府这一关。其二，对城乡土地资源流转的限制与垄断。在现行法中，集体经济组织不得直接在其土地上为城镇单位或个人设定建筑用地使用权。城镇单位或个人要想从农村获得建筑用地使用权，必须通过征地程序，由政府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给需要用地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垄断行为。

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控制是公开、正式的，通常也是合法的——从法实证主义的立场看是合法的。与此不同，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间接控制通常是隐蔽的，而且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说是一种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控制。按照《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反过来说则是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二者并非上下级之间的科层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方的乡(镇)政府却利用政治组织关系、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私人交情、经济上的互惠关系以及传统观念的残余影响力等因素建立了其与村委会之间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借助这种非正式的科层关系，

行政权力对集体财产施加变相、隐蔽的控制。譬如，有些地方乡(镇)政府要求村干部向其上交一定比例的村提留，作为其预算外收入。[3](P6

6、264)又比如，国家征收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金本来应当归属于村集体，但有些地方的乡(镇)政府却从中提取一定比例。[4](P41)

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认为，完整的所有权是由一组未加限定的权利组成的，一旦政府对这组权利的一部分施以限制，就相当于该所有权已被部分地分配给了政府，从而丧失了完整性。[5](P23)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就是一个范例。行政机关对集体财产的管制权损害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提取权以及间接控制损害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收益权能，而对集体土地的过度征收与征用则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续时刻面临着危胁。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

(二)村社干部权力支配下的集体财产

按照《民法通则》第74条第1款的规定，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一定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从理论上说，村委会或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统称“村社机构”)是“劳动群众集体”或者说农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其负责人是农民集体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机关，村社机构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应当以实现集体的利益为目的，或者说，他们的行为代表了集体的行为。然而，这只不过是制度文本上的理想图式而已。在乡土生活场域中，它并未兑现为生活事实。

在当前我国绝大多数村庄，集体财产都是由村民委员会管理的。[6](P6)在某些地方的村庄，农地虽然名义上分别属于由过去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若干个“次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村委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土地拥有终极控制权。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与第11条的规定，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按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是基层民主的产物。然而，近年来的许多调查报告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我国的村委会无论在选举方面还是在职权的行使方面民主化的程度都普遍较低。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欠缺足够的参政能力，在选举过程中容易被人操纵。实际上，村委会成员在很多情形中是在乡镇领导、村党支部的干预下或者在村内某些势力集团(比如家族)的安排下产生的。由于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不够民主，而且村民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村委会，无法对村委会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所以村委会对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自然就难以真正体现村民集体的意志或者说符合村民集体的利益。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村委会处分集体土地的行为以及村办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框架内，农民集体原则上无权将其土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用于非农建设。例外情况是，依《土地管理法》第60条的规定，农民集体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入股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共同创办企业。在实践中，这个例外条款普遍被村社干部滥用。笔者在东南沿海某县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调研时发现，村干部经常以入股、联营为名将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变相出让给外来企业，从中获得一笔价金。这笔价金有一小部分支付给被出让的农地的承包人，其余的作为村财政收入——当然大部分最终都以各种形式被村干部挥霍掉或转入其私人腰包。有些村干部甚至从土地受让人那里收取回扣，从而少算土地出让金。除了这种变相出让以外，在靠近城镇的农村还普遍存在村委会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外来的企业或个人用于开发房地产、修建厂房或个人住宅的现象，由此所得的土地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变为村干部的私人财产。[7](P40)村委会将农地变相出让或直接出让给外来企业或个人时，一般都没有经过村民会议同意。这块土地在法律上归村民集体所有，全体村民本来都有权从土地出让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除了被出让土地的承包人能获得一定补偿外，集体的其他成员通常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可以说，村委会出让集体土地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并不符合集体成员(村民)的意志与利益。换言之，在此种场合，并不是集体在行使其所有权，而是村社干部为了其私人利益行使其对于集体土地的权力，这虽然不是行政权力，但也是一种权力——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性权力，亦即不问他人的意愿或者通过操纵他人的意愿，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力量[8](P29)。

村办企业的经营同样表现为一个权力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开始创办乡村企业并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以后，国家以政策形式号召大办乡村企业，乡村企业由此在广大农村得到推广，许多村庄都以各种形式创办了企业。在法律上，村办企业如果不具备法人资格，其财产所有权就直接归属于村集体;如果具备法人资格，村集体就是以独资股东的身份对企业享有股权，但此种独资股权事实上就相当于所有权。本文在此处不作严格区分，一律将村集体对村办企业享有的权利称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只不过存在于制度文本中而已，在实践中，它已经被村社干部的权力覆盖。经济学界与政治学界的一些调研报告表明，村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村社干部的控制。在人事方面，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等管理层成员一般都是由村委会主任——甚至是由村支书——委派的，有不少村办企业的厂长同时也是村委会或村支部成员，大多数村办企业厂长、副厂长、经理都是村社干部的亲朋好友。人事方面的任免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村社干部在任命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企业管理人员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村社干部的控制，村社干部借此得以介入村办企业的经营过程，支配企业的财产，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违背市场逻辑的权力型经营模式下，大多数村办企业最终都处于亏损甚至倒闭状态，即使有盈利上交给村委会，这些利益也很少能到达村民手中。作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人一分子的村民从村办企业中所获得的利益通常是微乎其微的。象华西村、南街村那样真正靠村办企业致富的村庄在全国如凤毛麟角，况且她们的道路能走多远还很难说。

村民集体虽然在法律文本上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但其权利却总是被村社干部的权力阻隔从而未能传达至集体财产。从名义上看，村社机构是村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集体的代理人。然而，由于集体只是一个抽象的乃至虚幻的存在，既欠缺稳固、严密的组织形态，也欠缺针对村社机构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所以村社机构通常并不能真正表达村民集体的意志。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是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在科层化的经济社会里，科层组织的成员听命于其上司，后者又听命于更高级别的上司，整个科层组织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系统，名义上的委托人——选民或股东——对于该科层组织并不拥有实际的支配权，委托人已经死亡，科层组织及其成员成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9](P72—73)严格说来，我国农村算不上高度科层化的经济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政治建构规划的乡土社会，但笔者以为，麦克尼尔的理论在此仍有适用的余地，将村社机构及其成员(村社干部)称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并不为过。

作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村社干部在经营管理集体财产时通常并未面临来自集体成员的外在压力。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村民宁可凭借自己与村社干部的亲缘关系或私人交情从集体财产中获取利益，也不愿通过权利诉求来实现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生活技艺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尚未被他们的生活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在乡村经济舞台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村社干部的身影，制度文本上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已经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这种事实性权力与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正式的控制权(规范性权力)及间接、非正式的控制权(也是一种事实性权力)交织成一张权力网络，当前我国农村集体财产就处于这张权力网络之中。

二、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一种改良方案

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实际上，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概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或者说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它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集体所有制概念的代名词而已，这个概念欠缺所有权固有的价值内核：主体独立、地位平等以及意志自由。[10](P107-115)以这种名不副实的所有权概念作为民法的基本范畴显然不妥。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应当是蕴涵了主体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等价值理念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行政权力对集体财产不必要的束缚应当逐步解除，农民集体应当对其财产享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这是我国将来必须经历的一个立法观念转型过程。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面临的困境，因为法律文本上独立、完整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仍有可能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实现依然成为问题。换言之，把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赋予农民集体只能解决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残缺问题，我们还须进一步寻求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问题的对策。

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其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了一个“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他认为，现代法经历了一个从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到实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范式转换过程。形式主义/自由主义法律范式试图通过为私人划分各自的自由领域(私域)，确保一种消极的法律地位，由私人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发现自己的幸福，从而实现社会正义。这样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期待隐含地依赖于有关市场经济过程之平衡(亦即市场主体经济地位平等——笔者注)的经济学假设以及有关财产之广泛分布和社会权力之近乎平均分配的社会学假设。然而这两种假设已被证明是无法兑现的，这意味着，形式主义/自由主义法律范式所构想的社会正义图景是无法实现的。实质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力图通过政府以某种方式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或者对市场过程进行积极的干预、对经济力量的不对称予以矫正，从而为私人实现其平等的消极自由提供物质前提与机会保障，亦即确保私人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然而，其家长主义的做法却恰恰妨害了私人自主的实现，结果是自治异化为他治。哈贝马斯认为，固守福利国家的家长主义是不明智的，但回到自由主义法律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转向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在这种法律范式下，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参与法律过程——包括法律的产生、诠释与实施过程，通过这种参与，公共意见转化为交往权力，对立法者进行授权，为导控性行政提供合法化，对法院创造或发展法律的活动科加更强的论证义务，从而确保公民遵守的法律来源于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商谈所形成的规范共识。[11](P500-506)

程序主义法律观对于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农民集体与福利国家具有类似之处：福利国家是一个福利性的政治共同体，农民集体则是一个福利性的经济共同体，二者都是福利共同体。在福利国家模式下，存在公共机构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相背离的现象，换言之，公民在制度文本上的政治自治可能异化为事实上的他治。同样的道理，在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下，集体成员(村民)在制度文本上的经济自治也会异化为事实上的他治。发生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欠缺程序性内涵。

《民法通则》第74条以及《土地管理法》第8条只是简单地宣布哪些财产归农民集体所有，并未具体规定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这种权利宣言式的规定只能产生空洞、虚幻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农村集体财产大都是由村委会经营管理的，所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相关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的程序性规范的角色。然而，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本意，村委会与城镇的居委会一样，都是社区自治组织，其职能主要是负责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经管集体财产本来只是其附带职能。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有所不同。社区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村庄治安、文教、公共卫生、村民纠纷的调解以及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事务通常并未关系到村民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而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则关乎每个村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村民的生存问题。这两种事务的差异意味着它们的运作程序也应当有所差别，相对而言，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应当设计得更为严密、周全，以便给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护。现行的村委会运作程序主要是针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设计的，并未考虑到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的特殊性。换言之，现行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在运作程序方面是在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便车，它并没有适合自身特性的完备的程序。

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问题要求立法者针对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的特殊性为其设置专门的程序。此种程序应该尽可能地确保集体成员有机会参与形成有关集体财产经营、处分的决策，有机会对集体代表机构的职务活动进行监督，或者有机会以其他方式将其意志融入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过程中。要而言之，这种程序应具备在集体内部实现经济民主化的功能。

从程序的可操作性角度看，农民集体的规模宜小不宜大。在现行法中，农民集体有三种：乡(镇)集体、村集体以及村内若干个次级集体经济组织(通常是村民小组)。它们分别由当年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演化而来。在当年的“三级所有”体制中，这三种集体是层层控制的关系，亦即公社控制着大队、大队控制着生产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之后，这三种集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乡(镇)集体逐渐淡出农村经济舞台，目前真正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财产已经廖廖无几，甚至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些财产归乡(镇)集体所有——某些财产与其说归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还不如说归乡(镇)政府所有。在当前的集体经济体制中，村集体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不但直接拥有以前属于大队的集体财产，而且还以各种形式控制着本应该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从法律上看，村民会议是村集体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说意思形成机关。然而，在今天的乡村，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已经远不如二十多年以前，村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家的生产经营上，对于结果难以预期的村庄公共活动，往往选择不参加，表现出一种“无政治意识”。[12](P36-43)因此，在那些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村庄，村民会议召集的难度很大，即便偶尔能召开会议，由于人数太多，也很难通过讨论形成所谓的集体意志，最终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村民会议已经蜕变成村干部为其权力寻求合法性外衣的工具。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异化为村社干部的赢利型权力是不足为奇的。

如此看来，集体规模太大是实现集体经济民主化的一个障碍。欲使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具有可操作性，应当以村民小组作为农民集体的主要形态，把绝大部分集体财产划归村内各村民小组所有，尤其是耕地。当然，某些在性质上不宜或者说没必要划归村民小组所有的财产仍应当归村集体所有，比如村庄基础设施、荒山、荒滩、荒沟等。应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村集体及村社机构不得干预、侵犯、剥夺村民小组的财产所有权。至于乡(镇)集体，没有必要再予以保留。一个乡镇通常有数万人口，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由数万农民形成集体意志，也不可能由他们分享集体财产的收益。所谓的乡(镇)集体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已，在未来的相关立法中，应当把这种集体形态取消。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立法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应当包括集体成员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少数派救济程序、日常事务执行及其监督程序等。集体成员大会是集体的意思机关或者说决策机关。对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任何一项处分行为都应当提交成员大会讨论表决。按照本文在前面所提出的立法建议，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主要是象耕地那样的能够直接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的财产，其处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村民的长久生计问题，理应由小组成员大会进行表决。村民小组的成员数量相对较少，发生财产处分的机会一般也不会太多，所以召开成员大会对财产处分(包括对内处分与对外处分)进行表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村民小组可以选出一名小组长与一名副组长，其主要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召集并主持小组成员大会，除此之外不应当赋予其更多的权力——对于村民小组来说，一般也没有什么日常事务需要由小组长执行。召开小组成员大会应当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各成员，而且必须有五分之四以上成员(可委托代理人)参加方可召开。如果表决的事项是集体财产的对外处分，比如将集体土地发包或出让给本村民小组以外的人，应当经到会成员五分之四多数通过;如果表决事项是集体财产的对内处分，比如土地发包给本小组成员，只须经到会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少数派成员如果认为小组成员大会在召集、表决等环节违反程序或者有证据表明小组长、副组长或利害关系人为谋取私利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成员大会的表决过程，有权向基层政府的相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按照本文前面所提出的立法建议，由村集体所有的财产主要是村庄基础设施、荒山、荒滩、荒沟等与村民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财产，所以其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不必设计得象村民小组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那样严格，只须对现行法所规定的程序作一些修改即可，比如重大财产处分行为的表决程序可以规定得更严格一些、可增设少数派成员的救济程序等。

三、冷静地对待集体财产所有权

程序主义的权利观为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出路或者说改良方案。这种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现象，但是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异化的危险并未因此被完全消解。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再完备，一旦将其输入乡土生活场域，都会遭受固有的乡土生活逻辑的抵抗从而发生变异。用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的话说，这种现象体现了“法与社会的间隙”。[13](P30)

费孝通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通过社区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其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同心圆结构：每一个人都以亲缘或地缘上的亲疏远近作为尺度，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地依次往外推，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14](P6-27)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农村经历了若干次由国家发起的政治经济变革，城市的工业文明在扩张过程中也不断冲击着乡村社会，许多地方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结构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表征为乡土社会。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团体(家庭、社团、国家)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团体的界限是清晰的，团体是凌驾于各成员之上的一个超然的实体，它拥有一套超然的“笼罩性”的行为规则。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中，从处于圆心那个人的角度看，同心圆上的人依其亲疏远近被分为三六九等，由同心圆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并非一个界限清晰的超然实体，人们眼中只有亲疏不等的亲朋邻里关系，没有超然的团体概念以及“笼罩性”的道德规范。[15](P27-36)尽管在当下我国的乡土社会中，从表面上看也存在由制度所创设的各种团体，但这些团体却被“嵌”在差序格局之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或扭曲了。农民集体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按照制度设计者的预期，集体是一个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超然的团体，集体财产是各成员公有的财产，集体有其公共机关——成员大会与执行机构。然而，集体需要在乡土生活场域中运行，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以及村社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循乡土的差序伦理来参与集体生活的。平等的成员关系只存在于制度文本中，村民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其他集体成员与自己的亲缘、地缘以及交情上的差等关系。选举村社干部时，村民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以便于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在集体财产的运作过程中，村民也倾向于利用他们与掌握权力资源的村社干部之间亲疏不等的关系，依据互惠的原则获取份额不等的隐性利益。即使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很完备，让集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集体决策的形成，那些意图从财产处分中获取利益的村社干部或利害关系人也会设法利用其与某些集体成员之间差序的互惠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以互惠的方式换来的支持如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资源。

如此看来，在乡土生活场域中，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仍然存在异化为权力的危险。集体财产所有权将会由于此种权力的侵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地消解。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践行要求集体成员具备足够的公共参与能力，亦即能够在公共场合恰当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并针对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关的问题平等地进行商谈、辩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欠缺这种能力，这必然会影响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实效。

显然，由于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掣肘以及农民公共参与能力的制约，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改良的潜力是有限的。把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从权力网络中完全解脱出来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并非易事。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所有权是整个物权体系的核心，其重要性超过各种他物权。然而，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应当冷静地看待集体财产所有权，不必把它放在那么显要的位置。

在集体财产上，除了存在所有权之外，还存在包括农地使用权与建筑用地使用权在内的用益物权。所有权是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集体享有的权利——集体性权利，而用益物权则是农民作为个体对集体财产享有的权利——个体性权利。明智的做法是强化农民作为个体在集体财产上享有的权利，使其成为权能完整的财产权，同时要防止集体及其执行机构利用所有权压制农民的个体性权利。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在法律上不应当赋予集体的执行机构过多的职权，这种欠缺有效制衡的职权往往对农民个体性权利造成巨大的威胁。即便是集体成员大会也不应当拥有可能危及农民个体性财产权的权利，比如以集体成员大会决议的形式无偿收回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从目前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来看，个体理性似乎比集体理性更有实效，因此也更为可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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