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女性美范文

2022-06-16

第一篇：诗歌中的女性美范文

论李白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李白既是个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骑士，又是盛唐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他的报国理想在供奉翰林三年的时间里，现实无情地将它粉碎了。离开长安后，他心情非常苦闷，但他依然关心国事，他的诗作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政治理想的讴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对郊游生活的抒写，同时也渐增加了揭露玄宗后期政治黑暗和安史叛军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容。诗作表现出来的内容与风格，时而现实，时而虚幻，时而浓烈，时而淡远，时而恬静，时而雄放。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反映思妇、商妇、弃妇、宫女生活的诗歌，从中表现了李白关心妇女命运的可贵探索和他的鲜明的爱情观，具有超出同时代作家的远见卓识。总体而言，思妇、商妇诗和弃妇诗呈现悲凄、哀愁的基调;歌唱爱情的诗作则热情奔放，从中反映盛唐社会妇女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借男女爱情抒身世之慨的诗歌则寄慨遥深，意味绵长而曲折。

1、思妇

李白有相当数量描摹思妇心理的诗作，他常借夫妇离别及风雪云草之景，抒发闺中女子对丈夫的思念，从中反映盛唐社会现实内容。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统治阶级整军习武，为国立功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聘得良人，为国愿长征”，一种光荣感很自然地从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但至天宝年间，统治者好大喜功，轻起边战，百姓则苦不堪言。由此而产生相当数目的闺怨诗。

《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描绘了一幅秋夜朗月下长安女子捣衣图。明月之下，女子在一起捣衣。月光挑起思妇对丈夫的怀念，砧声此起彼伏，这“秋声”又何尝不会撩起思夫之苦呢?秋风惹人思，良人几时回?一样牵引起思妇的心头之痛。“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更强烈地表现出这些捣衣女子希求和平生活的善良愿望，作者巧妙地把画面形象地呈现出来，创造出回肠荡气，动人心弦的诗境，并于画面之中蕴含了捣衣女子的共同心理和心声。

如果说《秋歌》以间接形式塑造了一群思妇形象表达怀思良人之意的话，《冬歌》则是从个体形象角度去加以表现的。“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女子的焦急心理，一个“赶”字不从正面写出，而由“明朝驿使发”引出，作者又抓住“冷”字，令思妇想到北地的彻寒，希望驿使早捎衣给丈夫。顾不得抽针的“冷”，剪刀冷得难于把住，但为了良人御寒，“一夜絮征袍”又算得了什么呢?衣做好了，良人几时可收到呢?逼切地写出女子迫不及待的心理，足见她对丈夫是何等的深情呵!诗人通过形象刻画和心理描写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思妇形象。

此外，《独不见》中的“风催寒梭响，月入霜闺悲”，《春思》中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秋思》中的“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等，均从不同角度展现思妇怀夫之痛。善于借景抒情，情寓景中，这是李白创造抒情诗意的常用手法。李白还有些从劳动过程中激发思夫之情的诗作，如《荆州歌》中思妇告诉丈夫，家中麦子熟了，茧也长成蛾子了，她非常想念丈夫，一听到布谷鸟叫，她就方寸已乱，把一个感情细腻的劳动女子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黄葛篇》中女主人公勤劳辛苦，采来葛茎，纺织制衣，寄给日南的丈夫，她叫丈夫要好好珍惜她的劳动成果，“此物最想思”，深情的女子借此表达她的思夫之情。这两首较之前两首，并不以明艳、华丽见长，也无奔放雄浑的气势，却让我们领略到李白诗歌质朴、自然的另一个面貌。

2、商妇

商妇生活也同思妇题材一样在李白女性题材中占突出地位，其中当推《长干行》和《江夏行》为代表。

《长干行》是一篇商妇怀远的名作。诗人在叙事之中极为巧妙地把女主人公的生活情景联缀成为完整的艺术整体。描写初婚情景，笔触细腻，女主人由“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少女羞涩而为婚后的炽热爱恋。丈夫经商远行，她为丈夫路途艰险而担惊受怕。诗人以“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这些写景语句，抒写少妇饱受刻骨相思的煎熬，感叹岁月流逝，红颜憔悴。她急盼夫归，希望丈夫回来前来个信，她就是去七百里远的长风沙接他，也不会觉得路远。诗中的女子感情温柔、细腻，婉转而缠绵，，刻画生动而完整。

《江夏行》女子的个性化心理更为强烈，起伏波澜，通篇充满了“怨”味。一开始她就直言嫁夫的目的在于“得免长相思”，旋即描写了商妇的悔恨心理。围绕着嫁商贾“却愁苦”叙说个中原因：丈夫常在外，言而失信。邻人丈夫常回家来，牵扯起她内心的责怨。她看见船上红妆二八的当垆女，一种为人妻子的寂寞油然而生，相思急切这情到了“对镜使垂泪，逢人便欲啼”的地境地。女子个性表现出反抗性，愤语喷然而出：“不如轻薄儿，旦幕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因此，《长干行》取片断而合艺术整体，《江夏行》则是贯以女主人公所见所感而创造的艺术境界。两首诗都注意情景结合，刻画细致入微的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相比较而言，《长干行》结构严谨，《江夏行》更注重意识的流动，情感的渲泄。

3、宫女

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也是李白女性形象诗歌的一大内容。在《玉阶怨》诗中：“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诗人着力描写了一个幽闭深宫的妇女的苦闷。全诗抓住宫女的神态和动作。表现深宫女子希望君王垂幸而绝望已极的痛苦。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说：“其写怨意不在表面，而在空际。第二句云露侵罗袜，则空庭之久立可知，第三句云却下水晶帘，则羊车之绝望可知。第四句云隔帘望月，则虚帷之孤影可知。不言怨而怨自深矣。”这种以抒情之笔状人的表现手法，使诗境含蓄，耐人寻味。在《长门怨》二首中：“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两首同是表现宫人愁怨的主题，但前首是通篇写景，不见人物，人物如在画外，呼之欲出。“挂”字，“流”字均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可见宫女的处境。宫女风月起愁，月光满地，遍地是愁，使人不必见人即觉宫人处境之苦，愁思之深了。第二首则侧重于言情，以我观物，缘情写景。可怜的宫女长年都在愁怨之中，她已记不得人间还有春天了，住的房子里尘土萧瑟。从季节环境上描写宫女的感受，再又以对月光的感受以见其深愁之苦。

由此可见，李白是以悲悯笔调抒写这些在人间地狱深宫中过着凄凉孤寂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的，对腐朽的封建妃嫔制度不啻是一个强烈的抨击。诗人站在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立场上，关注她们，抒写她们的生活，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4、弃妇

在李白的诗中，他的《白头吟》、《妾薄命》便揭露了女子被遗弃的社会现象，诗人由历史上的陈阿娇与汉武帝，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提出了他的爱情观念。《白头吟》一诗中，诗人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同生共守，白头偕老，女子忠于爱情，男子用情专一，得意钟守爱情，贫贱患难与共，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在《妾薄命》的诗中，诗人告诉世人，以色取人的爱情是并不长久的，夫妻之间没有真诚健康的感情基础，生活是不能圆满的。

《白头吟》、《妾薄命》警钟长鸣，劝言世人，《杨叛儿》和《夜坐吟》则更多告诉我们理想的爱情是怎样的。《杨叛儿》热情如火，男歌唱，女劝酒，感情融洽，柔情蜜意。“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把男女双方的相爱写得极致，意趣完美。《夜坐吟》中的男女主人公欢会灯下，“歌有声，妾有情，”双方情感投合，这也告诉我们，男女双方爱情要建立在双方理解，感情很契合的基础上。诗人把男女相爱写得如此火热，鲜明，独具个性，正说明诗人具有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勇气。李白“戏万乘若僚友”，“揶扬九重万圣主，谑浪赤墀青琐贤”，他连皇帝权贵都视若无物，这些充满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性诗歌出自他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5、美人

李白也有一些诗中借“美人”来抒寄他个人身世和和家国之事的感慨。《远别离》中，他通过娥皇、女英与舜的爱情故事，表现自己对政治危机的忧念。“欲言则惧祸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物借指耳。”而在《长相思》中，李白也是借思念“美人”来表达他离开长安后对朝廷的怀念，说明诗人虽离开了朝廷，但仍记挂于政治理想的实现，希望又能“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国建功立业。然而诗人感到前路茫茫，“孤灯不明愁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对他而言已是“如花隔云端”了。诗人仿佛只是描写男女间的相思之苦，但“美人”在诗中已有某种暗示和寓托，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而又不能实现的苦闷。《美人出南国》(《古风·其四十九》)中，“美人“则是诗人的自喻，她美貌惊人，能歌善舞，却无从展现才华，还受群小的嫉恨。这也正是诗人长安生活的写照，有志不能伸，怀才而不遇，终遭群小排斥，嫉恨而离开长安。诗中正是借助于传统的“香草美人“手法表现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

李白选择女性生活入诗，恰恰表现了他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他能够大胆地描写她们的心理、愿望、洞察入微，并进行热烈的歌颂或含泪的同情，充分表现李白爱情幸福观念的可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斯人虽已去，然而他的“光焰”永无长留，让我们永远记住李白和他笔下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女性吧!

第二篇：诗歌中的秋天美

诗歌的美教材分析

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大班诗歌"摇篮"，这首诗具有奇妙新颖的想象，将大海、天空、花园、妈妈的手这些美好的景色比喻成摇篮，描写出了小婴幼儿们分别在不同的摇篮里睡着了的那种宁静、温馨的意境。要想让幼儿理解和体会到诗歌中的内容，感受诗歌的美，就必需对诗歌中所提到的各种景色和事物有所了解，知道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这是理解这首诗歌的知识基础也是本次活动的知识点。教师在课前可以利用散步活动、谈话活动引导幼儿观察认识诗歌中所提到的这些事物，如天空和花园，让幼儿亲身感受生活中大自然的美，为诗歌教学的开展奠定了情感基础。

依据素质教育中"提高审美观，提高感受美、表示美的情趣和能力。"的要求，和幼儿园语言教学的任务，制定了四个教学目标。

1、培养幼儿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情感。

2、引导幼儿能大胆表达，发展口语表达能力，培养欣赏为学作品的兴趣和想象力。

3、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体会诗歌宁静、温馨的意境，初步尝试感情的朗诵诗歌。

4、初步学习使用动词：飘、翻、吹，进行仿编诗歌的尝试。

教学的重点是：理解诗歌的内容初步学习朗诵。这是依据了语言的教育意义指出：语言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它能促进幼儿认识能力的发展，提高审美观。这首诗歌含有丰富的知识性，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很多美好的情景，是幼儿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好教材。幼儿只有理解了作品的内容感受到诗歌的美，才干在感情上发生共鸣进行朗诵。

难点：正确使用动词，根据诗歌的结构和语言情绪进行诗歌创编。语言教育能激发起幼儿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培养思维能力、口语表达能力。语言的感情色彩对幼儿有很大的感染力。作为大班幼儿有了一定的理解语言、表达语言的基础，幼儿往往不满足于对一首诗歌的朗诵，他们有想表达自身的想法，有创编的渴望。可是这种渴望要变成实践行动，幼儿靠自身是难以实现的，必需有教师的引导和协助，因此这是本次教学活动的难点所在。

二、教学方法

针对教材内容和分析我主要运用了游戏法、视听结合法和分段跟诵法三种教学方法。第一种游戏法，同中小学不同的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形式就是游戏，幼儿在游戏中发展在游戏中学习。纲要明确提出了"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的环境，支持、促进、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还提出了让幼儿"想说、敢说"。那么游戏法恰恰能完成纲要的要求，激发幼儿想说、敢说的愿望。我设计了三个不同的游戏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配合游戏运用制作了教具挂图和小图片。首先，在课题导入局部运用了音乐小游戏"模仿动作"。随着音乐引导幼儿模仿白云飘等动作，用动作理解诗歌中的动词。在理解诗歌的内容和它那新颖的想象时，设计了游戏"送婴幼儿回家"。通过这个游戏让幼儿理解诗歌中描述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最后，在活动结束时运用了音乐扮演游戏"快乐婴幼儿"。

第二种是视听讲结合法，主要根据了幼儿的具体形象思维占主要地位的特点，和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而采用的。视就就是引导幼儿去看、去观察。在自由、宽松且恬静的环境中，为幼儿提供了探索性强的的小图片和形象可爱、颜色鲜艳的大挂图。这些都充沛的刺激了幼儿的视觉感官，引导幼儿进行细致的观察。听就是教师的语言启发、引导、暗示和示范。我在教学中主要运用了究因性和启发性提问，比方："谁会是婴幼儿的摇篮?""你想想还会有那些婴幼儿?谁又会是他们的摇篮?"。在教学中为了让幼儿充沛体验诗歌的美，在示范朗诵时，配上了优美的"梦幻曲"声情并茂的朗诵，充沛刺激了幼儿的听觉感官。讲就是指幼儿的讲述。幼儿通过在游戏中自由结伴讲、分组讲，充沛表达自身的愿望。在反复的表达讲述中理解诗歌的内容，从而能有感情的进行朗诵。而且这样能满足每个幼儿的愿望，充沛注重了个别差别。视听讲结合的方法能充沛的调动幼儿的各种感官，让幼儿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中。

第三种方法是分段跟诵法，在幼儿自由探索获取知识的同时利用大图片进行了分段跟诵的方法，因为形象的的图片很容易在幼儿的头脑中引起对诗歌内容的表象，通过直观形象的感知获得知识，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由于这首诗歌描写了4个不同的场景，完整教学不利于幼儿的记忆，分句又会破坏了诗歌的完整性。所以，选用分段跟诵法，每一段设计几种不同形式的提问，使幼儿熟悉理解记忆诗歌中的语句。

以上三种教学方法交替使用，互相补充，配合使用色彩鲜艳的图片，适合幼儿操作的小图片和优美的音乐，充沛发挥了这两种教学方法的作用。

第三篇：诗歌教学中的感悟-感受诗歌的“美”

诗歌教学中的感悟——

享受诗歌的“美”

[摘要]：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有着特别的魅力。在古诗文教学中，应抓住诗歌的意境美、音乐美、语言美，享受审美的乐趣。 [关键词]：意境

想象

音乐

诵读

语言

古典诗歌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大多有着深刻的意蕴、丰富的情感，充满着动人的诗情画意。但由于年代久远，初中学生很难把握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和语言魅力，因此古诗文教学就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要调动学生学习古典诗歌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应在“熟读精思”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去感知诗的音乐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步入诗的意境，最终获得思想的启迪。

一、感受诗歌的意境美，发展想象力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过“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说的也便是诗中的“意境”。而古典诗歌是诗人情与景，心与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它需要读者的感性认识和情绪体验。一首诗就是一幅画或多幅画，除了物还有蕴含其中的情感。因此，阅读古诗必须引导学生根据诗中所提供的信息进入诗歌的意境中去，体会作者的感情。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就是一幅生机勃勃，意趣盎然的春景，而它表现的就是作者赏春的愉悦之情。这个意境是通过山、水、云、莺、燕、花、草等事物使读者进入诗中的意境来勾画出早春的生机盎然，色彩斑斓的画面，让学生深深的感受到作者冗务之余的赏春的愉悦。古典诗歌就是这样，通过诗中的物象使学生脑海中浮现一幅幅立体的画面，引导学生步入诗的意境，使他们如见其景，如见其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达到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融。

古诗中的想象当然也需通过学生的诵读来实现，教师大可放开手脚，让学生在读中译出诗文，对诗中的情与景进行初步理解，然后，鼓励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对诗文不加限制的改写、描摹。那时那物那人那景那情就会跃然纸上，然后教师鼓励学生当堂竟说。如教导《天净沙秋思》一诗中，有的学生这样描绘：暮霭中，躯干上缠着枯藤的百年古树无声耸立，光秃秃的树枝，铁似的直刺苍天，一只乌鸦静静地停在古树枝头，没有动，也没有叫。小桥下，一条小溪潺潺流淌。小溪边，一座农舍悄然而立，房顶上，炊烟如蛇，袅袅升起。在西风劲吹的古道上，一位游子正骑在一匹瘦骨嶙峋的马上，朝着夕阳走去，渐渐消失在地平线„„当学生能够当堂联想、想象到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时便是入情入境了。如此诵读，学生既读出了画意，又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诗的意境，开拓了学生的想象，其创造意识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二、把握诗歌的音乐美，反复诵读，感知诗文。

古典诗歌语言凝练精辟，具有悦耳的音乐美。平声仄声交错组合，跌宕起伏，乐感极强。因此，在教学中应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歌的感情。如教导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先要求学生通读全诗，做到停顿正确。“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正确停顿、富有节奏的朗读可使学生较快地进入赏析古诗的角色，反复诵读，学生感受到了诗人怀才不遇，抱负不能实现的抑郁苦闷、沉郁的感情，奔放的语言，使学生领略到了古典诗词的音乐美。另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读准音调和节奏。这样有利于体会古诗的感情和气势，表现出诗的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节奏感。

通过反复的诵读，学生必然会被古诗的韵律美、节奏美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诗文的感知。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古诗兴趣，而且为学生理解、体味诗歌的意境奠定了基础。

三、积累诗歌的语言美，陶冶情操。

古典诗歌语言凝练精辟、形象生动，每一个字都留给读者许多想象的空间，学习诗歌，能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点染出来了，不仅有色，而且有声，令人拍手叫绝。又如李清照的《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用“绿肥红瘦“形容暮春季节，如此精妙含蓄确是值得学生去揣摩、体味。而更多诗句则以其丰厚的情感和精邃的哲理启迪后人、流传千古。如：激励人们乐观自信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寓意顽强拼搏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还有表达英雄气概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许多陶冶文化情操的诗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学生往往通过诵读很快受其感染，必定会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激起相似的情感，从而达到心物交融、心领神会。所以，教师应加强对学生诵读的指导，把握诗歌的音乐美、意境美的同时，让他们熟读精背以至默记于心，最终完成语言积累和情感熏陶。

在古诗教学中，鉴赏诗的音乐美、意境美、语言美始终是教学的主要目标，诗的诵读也应贯穿教学的始终。所以，在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古诗诵读的能力和想象力，加深理解和感悟，获得思想的启迪，使学生真正享受到审美的乐趣。

第四篇：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及其在文学史中的缺席

论文关键词：明清女性诗歌清自然男权话语权

论文摘要：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伴随着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创作的群体化及区域化，女性诗歌创作趋向自觉，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质闻名于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由于男权中心传统的制约，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因文学经典化问题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诗歌自身的“残缺”，女性诗歌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

一绪论：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

胡文楷先生在其《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中说道：“自班氏《汉书·艺文志》出，群书始有著录，„„唐宋二代，如武皇后、鱼玄机、薛涛、花蕊夫人、杨太后、李清照、朱淑真，其集尚存。《明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仅三十馀家，其未著录者，见于王西樵《宫闺氏籍艺文考略》所载甚多;均目见其集，足以徵信。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可见，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女性作家代不乏人，尤其到了明清之际，几百年间，出现了近四千位女作家，仅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繁荣之貌，前所未有。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收录了明清女作家约3885人，收录各种体裁的作品集约4741部，另外还有合刻的集子54部，总集129部。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明清之际的女性文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么多的女性作家作品中，超过90%的是女诗人和诗集。明清之际女性诗歌如此繁荣，是以前历朝历代难以企及的，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二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

(一)特定的历史氛围，女性意识的觉醒，推动创作的自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以儒家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中国妇女一直忍受着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的奴役，长期受着所谓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隐藏闺阁，深居简出，几乎隔绝于外界社会。在传统社会里，妇女始终处于从属和次要的边缘地位，以男权为中心的权利社会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一系列封建传统观念使得古代的妇女失去了经济独立，失去了权利话语，更失去了应扮演一个社会角色的意识。

明代中期以后，民主思想不断抬头，个性解放启蒙思潮兴盛。王学左派高举离经叛道的大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概括王学左派的主要精神说：“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的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洋溢着一种叛道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这种高扬个性和复苏人性的思想推动了在创作中强化主体的意识。于是在诗文领域兴起与传统相对抗的“性灵说”和“童心说”。清代，具有民主思想的文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反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清代中叶的袁枚，他生活通脱放浪，个性放荡不羁，颇具离经叛道的反叛传统的精神。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主张即“情”求“性”，强调男女是真情本原，与沈德潜等人反复辩论，公开地为男女之情的诗歌张目。[1][!--empirenews.page--]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大背景下，明清之际有民主倾向的男性文人纷纷开始关心妇女问题，主张男女平等。如李贽提出“天地一夫妇”(《夫妇论》)的男女二元论，主张男女平等。清代的唐甄、张履祥主张夫妻平等尤当恤女;袁枚则重视女子教育，广收女弟子，培养女诗人，褒奖“妇人女子，村氓浅学”的诗才;文人俞正燮极其同情妇女处境，反对男子纳妾出妻，反对女子缠足，守节，守贞;更有甚者，像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调男女的地位，提出了“女性中心社会说”，创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子，以治外事。”《镜花缘》中的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从男性文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极力抬高女子的地位，使得女子有了一种话语意识。由于男性的抬举，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普遍有了种自觉意识，她们开始自寻出路，谋求自己的话语地位。一方面，她们大量的写诗，认为作诗是她们的分内之事。寒山陆卿子在为明代女诗人项兰贞的《咏雪斋遗稿》作序时说道：“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剩响而为诗;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 “生而夙慧，幼闲诗书”的顾若璞在其《卧月轩集·自序》中云：“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鉴湖女侠秋瑾亦云：“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谓‘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以上几位女诗人都将文学之事看成是自己的分内事，而不再是男子的专权。另一方面，她们自己编纂并出版诗集。明末清初桐城的方维仪“尝取古今女子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吴江叶氏家族的沈宜修编《伊人思》;清初的王端淑则花费二十五年时间编纂《名媛诗纬》;柳如是编《历代女子诗词选》;嘉庆年间，随园女弟子骆绮兰编《听秋馆闺中同人集》，收十八姐妹唱和之作。此外明清女诗人还有大量的诗话问世，像熊琏《谵仙诗话》，周润的《悟香楼诗话》等。

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普遍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她们自认为作诗乃是她们的分内之事，追求同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谋求自己的话语权。[1][2][3][4][5]下一页

(二)男性文人的推崇

明清之际，才女层出不穷，她们大量出版自己的诗集以谋求自己的社会话语权，同时，当时的男性文人积极维护这些才女，赞助她们出版诗集，并竭力为女性作品的经典化而努力。可以说，倘若没有男性文人的支持和推崇，女性诗人便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作品问世，并在当时成名。正如孙康宜女士在《明清文人的经典论与女性观》里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成了当时的风气。”从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的诗歌总集来看，明清的共有129部，其中有过百部是由男性文人编纂的，因而女性诗歌成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性。“尤留意于广东文献”的冼玉清在其《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正如冼玉清所言，明清之际的女性诗人绝大多数要么是名门之后，受过良好的教育;要么是才士之妻，夫妇唱和;或是令子之母，子侄相尊为之表扬。仅以明代的吴江叶氏家族的女性文学创作来看，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一点。明末吴江叶氏“一门之内，同时闺秀遂有十人，可云盛矣。”叶绍袁之妻沈宜修是当时的吴江诗坛的女性代表人物，其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都才貌双全，富有文才。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载：“沈宜修字宛君，吴江人，副使珫女，工部叶绍袁妻。”沈大荣《叶夫人遗集序》曰：“叶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识鉴过人;秋月银河，可方内度，春池琪树，差拟容仪，支机天巧，班蔡文华。”沈宜修是按察司副使沈珫的女儿，是著名作曲家沈璟的侄女，其丈夫叶绍袁曾任过北京国子监助教和工部主事。可见沈叶两家都是官宦，两家都重视文化教育，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传统，因而沈宜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文化熏陶，嫁给进士叶绍袁以后，更是夫唱妇和，因而方能“支机天巧，班蔡文华”。叶氏三姐妹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生长在这样的诗风浓厚的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她们德色才兼备，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敢于大胆冲击思想的禁锢，显示出强烈的思想解放意识，她们才情超绝，诗词俱佳，更相唱和。叶氏家族可谓“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清代的袁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广收女弟子，并与她们互相唱和，广游天下，切磋文学。“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就其所呈篇什，都为拔尤选胜而存之。”他编《随园女弟子诗》六卷，共选二十八人诗。自古才子佳人配，才士歌伎配，明清之际尤显突出，像侯方域和李香君，冒襄和顾媚，杨文骢与马娇，葛徵奇和李因，钱谦益与柳如是等等，她们的结合无疑给女性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empirenews.page--] 可见，明清之际的男性文人普遍关注女诗人的成长，力推她们的作品，我们不妨将此作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外在推动因素。

(三)“自然”和“清”的特质暗合男性文人的审美趣味

男性文人推崇女性诗人的作品，固然要找到其合理的理由，进一步说，就是要找到女性诗作的真正的文学价值。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里说：“使一个文学作品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特质，乃是一种特异性，我们要不就永远无法予以归类同化，要不就因为它显得司空见惯，以致我们根本忽视了那种特异的本质。”女性诗歌得到明清文人的如此青睐，我想也正在于这一点，在于女性诗歌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便是“自然”和“清”的特质。直接指出这两个特质的当属晚明的钟惺，他在《名媛诗归序》中以一个男性学者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表态宣言，对女性创作价值进行系统的评论，序中提出这样两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一曰“自然”：

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三百篇》自登山涉砠，唱为怀人之祖，其言可歌可咏，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安有所为法律哉?今之为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故夫今人今世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故凡后日之工诗者，皆前日之不能工诗者也。

“自然”是诗歌的本色，便是说，诗歌创作当以自己的性情为本，直抒自己的真情实感，只有这样，方乃真诗也。

钟惺何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对女性诗歌价值进行评价?我们不妨再次回归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其一，当属王学左派的兴起和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前文已述，他们张扬个性和肯定人欲。其二当受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影响。他们抨击伪道学，重视个性精神，注重个人情感与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还有李梦阳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他认为 “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所以，钟惺认为“诗家当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在也。”同为竟陵派的谭元春也表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2] 清代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对宋明理学大力反对。由于处在易代后的特殊阶段，他们更提倡文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强调文学要“为时”，“为事”，但同时他们亦认为“诗本性情”。黄宗羲论文学时就注意到了文学的特质，认为“诗之道，从性情而出，往往是不平之鸣，所以‘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所藏纳’”。(《南雷诗历·题辞》)秉性洒脱不拘的袁枚，在诗坛上公开批评嘲讽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重建和发挥性灵说，认为诗重性情，强调表现真我，真性情，创作重灵机和真趣。[1]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进步文人都追求一种自然的诗风，要求诗歌创作需“发乎情，根乎性”。而当时的女性诗歌则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她们深居简出，很少踏出闺门，很少有机会去游历名山大川，活动范围狭小。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就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沦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她们保留了一份真性情，发乎于诗，真情自现。而当时的男性文人作诗则模仿一定的人物，一定的流派，并依循一定的法则进行创作，号亦言其志，但已不是自然之声。也正是这份自然，使得她们的诗歌也同时具有了温柔敦厚的潜质，合乎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风雅精神的主张。《山东通志》载：“毛钟秀诗温厚和平，庄严不佻。”清晖楼主在其《清代闺秀诗钞·序》中说：“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自宫闱始。”明代赵世杰在其《古今女史·序》中说：“吾不知女才之变，穷于何极，„„一寓目而兴观群怨，皆可助扬风雅。”由此可见，在时人看来，女性诗歌在当时不仅是发乎性情的，而且具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精神，“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女性诗歌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起到教化作用，同时又合乎风雅，具有自然质朴明朗的风格，因而获得明清之际文人的激赏。大学士陈之遴在其继妻徐灿的《拙政园诗馀序》中赞美其妻之作表达了温柔敦厚的特质，范濂评王瑞卿的诗亦曰：“尔雅俊拔，类刘长卿;风骨非但无宋人烟火气，即长庆西昆诸体，皆不逮也。”[!--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由上可见，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普遍具有一种“自然”的特质，唱和吟咏，皆出于心声，同时又兼温柔敦厚和风雅之美，这正是当时文人所追求和推崇的。再来看钟惺对“清”的论述：

夫诗之道，亦多端矣，而吾必取于清。向尝序友夏《简远堂集》曰：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移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本有克胜女子者也。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絙薰香，与为恬雅„„嗟乎!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

“清”同“自然”一样，文人尤喜之，何也?诚如钟惺所指出的那样，妇女诗歌具有“清”与“真”的特质，女性诗境具有真善美的品质，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因为男性文人正日渐缺乏这种“清”的特质。[3]笔者在研阅《历代妇女著作考》时发现，明清文人都强调女性诗歌传统的历史悠久性，动辄列数前朝的女性诗歌创作来抬高女性诗人、诗歌的地位，尤其是追溯到《诗经》这一最具权威的诗集，指出里面很大部分是女性的作品。关于此点，孙女士在其著作里亦述，此亦不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同时关注女性诗歌中“自然”和“清”的特质，要看到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诚如孙女士指出的那样：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3]由于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笔者在这里将“真”理解为“自然”)

“自然”和“清”的特质可以说是明清女性诗歌的内在美学价值，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女性诗歌繁荣的内在决定因素。

(四)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

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之所以如此繁荣，还与其创作的群体化与区域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女性诗歌繁荣的“助推器”。

先看创作的群体化。

其一，创作的家庭化倾向。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吴江叶氏家族，据载，叶绍袁和沈宜修夫妇共有八男五女，《苏州府志·文苑传》载：“叶氏五子三女并有文藻，一门之中，更相唱和以自娱。”可见叶氏家内文风之盛。她们的创作成果极丰，母沈宜修的《鹂吹集》收诗634首，另有补遗诗2首;长女叶纨纨《愁言集》收诗97首;次女叶小纨的《存馀草》收诗51首;三女小鸾《返生香集》收诗113首，补遗诗2首;五女小繁存诗12首;三子之妻沈宪英存诗18首。如此繁盛，无与伦比。叶氏家族是当时女性诗坛的中心，这显然与其家族化的集体创作是分不开的。沈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叶沈结合，更相唱和。《午梦堂全集》和《吴江沈氏闺秀集》便记录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再如桐城的“名媛诗社”，以方维仪、方孟式和方维则为首，在她们身旁聚集了大批亲友眷属。还有像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群的诗歌创作亦可看作是家庭化的。[4] 其二是女性结社。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道：“结社这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可见当时女性结社蔚然成风，规模也很大。著名的女性诗社有“名媛诗社”、“蕉园诗社”、“清溪吟社”、“秋红吟社”、“湘吟社”等，女子结社对于女性的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来她们可以相约游山玩水，开阔视野，从而丰富诗作的内容，二来她们可以更相唱和，互相切磋文学，互相促进，共同出版诗集，这些对女性诗歌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empirenews.page--] 再看创作的区域化。

这里主要指的是女性创作的地理分布。笔者在此想以明清之际安徽籍的女性作家为例来说明。笔者据《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明清有诗文结集的安徽籍女作家计约240人，其中明代16人，清代224人;从地理分布来看，以南方的为多，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以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一是以休宁、歙县和婺源为中心的徽州地区。

首先是桐城为中心的安庆地区。明清之际桐城出版过作品集的达五十多人，蔚为大观。桐城自古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此地悠久的文明。这里诞生过很多的杰出人士，清代的“桐城派”可谓闻名遐迩。这里不但男性文人学士辈出，而且女性才人也层出不穷，前文提及的名媛诗社就诞生于此，正是此地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无数的才淑名媛。

其次是徽州地区。此地亦是藏龙卧虎，自古就是个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最著名的当推徽商文化，明清之际徽商盛极一时，他们踏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徽商尤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作法在当时可以说形成了风气，因而女子读书自然成了易事。徽州女子温柔贤惠，知书达理，这与当时重视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另外，徽商们长年在外，家中也需要一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来支持门户。正因为这样，女子习文学诗成了风气，女性吟诗作对更是一种风尚。

笔者不仅想以此来作为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一方面原因，更想说明的是：我们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域内，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清。上一页[1][2][3][4][5]下一页三文学史中女性诗人、诗歌的缺席

(一)解放前女性诗人、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前文笔者描述了明清女性诗歌的繁荣，并且浅析了其原因，毋庸质疑，明清的女诗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打开现在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如此繁荣的女性文学在文学史却难觅其踪;再从研究角度来说，研究的文章几乎集中在蔡琰、李清照、秋瑾等少数几个人身上，出版的研究专著也很少，几乎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像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等，这令我们深思。诚如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一文说道：“唐宋以后，闺秀诗虽然很多，有无别人捉刀，已经待考„„内中惟李易安杰出可与男子争席，其余也不过尔尔，可怜我们文学史上极贫弱的女界文学，我实在不能多举几位来撑门面。”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刚性的，阳性的，男性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担负着社会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儒家的传统强调做人，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因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成了男人的事，在他们眼中是没有小人进入的，没有女人进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习文则淫”，女子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她们只有深居闺阁之内，处于被压抑奴役的地位。男女这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使得女性被排斥在主流话语权之外，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声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完备的伦理体系，使得女子应以持家为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男权的压制下，女子自幼就接受这种暗示，并将这种禁锢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班昭就曾制《女诫》来让女子学习，以正妇德。谢无量说：“夫男女先天地位,既无有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学而论，女子固亦可与男子争胜。然自来文章之胜，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乔以钢女士也指出：“传统女性意识的构筑，不仅基于妇女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的自然现实，而且基于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受奴役地位的历史境遇。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外部世界建构的各种权利而只能退守家庭，并且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精神戕害，绝大多数人的女性意识处于一种严重扭曲的状态。在强烈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同时，否定了这种性别的‘人’的实质，在被迫与妇女传统命运认同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生成按照男性中心的伦理规范看待外部世界和女性自身的眼光。”可见女子在男性权利的映照下，经济、[!--empirenews.page--] 政治上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以致自身独立的意识也日渐被消磨，因而在文学领域就更难争得一席之地了。女子这种主内，藏于闺阁的境遇使她们文学创作倍感艰难，因而戴鉴在为许夔臣纂辑的《国朝闺秀香咳集》作序时说道：“然吾谓女子之工诗，更有难于男子者，何也?僻处深闺，非有名山大川以瀹其性灵，非有良朋益友以辨其正伪，而且操井臼，事针黹，米盐琐屑，扰其心思，藉非天资明敏，高才颖悟者，且不知风雅为何事。”骆绮兰在其《听秋馆闺中同人集》自序中也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论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非有贤父兄弟为之溯源流，分正伪，不能卒其业也。迄于归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又往往无暇为之。”她发出“闺秀之传，难乎不难!”的感慨。[2] 然而明清之际终究产生了这么多的女性作家和创作了如此多的作品，为什么在文学史依然不传呢?

前文列举过冼玉清提出的“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的论断。由此看来，女性作家的成名无不与男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的女性文人很多有着“男性化”的倾向，其作品亦是这样，把女性男性化。如吴藻和柳如是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情结[8]，这向我们昭示出一个事实，那便是压制女性发展的男权仍然投射在女性的心灵深处。一方面女性写作诗歌，想摆脱男性的干扰，谋求自己的话语权，达到文学上的自我拯救;但另一方面做到这一点可谓是举步维艰，她们又不得不借助于男权来标榜自己，表现出与男性趋同的人格风貌。由此可见，女性还是从属于了男性主导的权利社会，进入了他们的话语范围内，只能戴着镣铐跳舞。我们固然不能说男性是文学史的主要编纂者，里面带有很强的性别歧视，因而少选女性作品，选的几个只算是点缀门面。但是我们可以说男性在编纂文学史时，无不昭示出一种主流文化性质，而这种性质无不深深的打上了父权意识的专制性质的烙印。也就是说，只有合乎了这种主流文化，男性期许的女性作家作品方能获准入选文学史的资格;或者说，男性可以按照男权文化进行解读的女性作家作品可以入选。那么明清的女性作家作品怎么样呢?在当时来说，显然合乎了男性文人的口味。钟惺指出女性诗作具有“自然”和“清”的特质。正是有鉴于此，才受到当时男性文人的推崇，因为他们正缺乏这样的特质，女性诗作此时无疑满足了他们，顺乎了他们的解读规范，女性作品成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寄托。胡适先生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中这样写道：“这两千多个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的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精通文墨的大夫都希望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老婆决不敢说老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痛苦，大都只是连篇累牍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的闺秀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吧?”这样的评论，言辞可能稍显过激，却深刻地反映出女性创作受到男性话语的绝对影响。前文笔者在分析明清女性诗歌繁荣原因时，无不与男性挂起钩来，这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因而说明清女性诗歌显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无法逃脱男权话语的压制，终将走向隐性的缺席。[!--empirenews.page--]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一场变革，建立起这样一种妇女观：传统女性是旧制度的牺牲品，是被男性摧残玩弄的对象，与此相应，她们的诗词只是闺阁脂粉之气，充斥着传统的情感和道德。[5]鉴于此，当时的文学史编写者必然要将其排斥在外，难怪胡适先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此外，明清女性诗歌具有很大的私人性和封闭性，表现的主题几乎仅限于闺阁庭院之内，因而与当时的明清主流文学小说和戏曲是无法抗衡的，反映到文学史中也自然是小说戏曲了。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二)解放后文学史中女性诗人、诗歌的缺席的原因探析

解放后，中国思想文化界越来越走向民主、开放，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中依然是那么几位女作家在支撑门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刘象愚在《文学理论·总序》中提到：“为什么西方经典中尽是古人，亡人呢?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的检验，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述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那些只经过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的认可的作家作品还很难成为经典。”我们以此来看明清女性诗人及其作品，就会发现其合理性。明代，特别是清代，离现在不过几百年的历史，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家和作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阅读和淘洗，可能文学史还尚不能贸然引入。是不是离现在越近的作品就越难成为经典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成为经典?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能不能算作经典呢?我们不妨来看看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一文中的看法：“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它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显然是具备了这种“情感”的。前人评叶小鸾的诗词“情深藻艳，宛约凝修”,小鸾的诗歌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秋瑾则以昂扬豪放的调子，引吭高唱祖国之悲歌，并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凝铸成壮丽之诗篇;再看桐城才女方维仪的《旅夜闻寇》：“蟋蟀吟秋户，凉风起暮山。衰年逢世乱，故国几时还。盗贼侵南甸，军书下北关。生民涂炭尽，积血染刀镮。”抒发了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这样说来，明清的女性诗歌当属于文学经典的范畴了，然而现在它只能算作“文学史经典”，是尚未经历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经典意义。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这就是说，明清的女性诗歌要想成为“文学经典”入选文学史，还需要一个“历史化”过程。

2、研究不够深入充分。其一，目前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队伍还不够壮大，并且研究多集中在现当代的女性文学，因而对明清的女性诗歌研究更显不足。其二，资料缺乏，研究难度大。一来明清女诗人遗著多由她们的父兄或夫婿子孙为其刊刻，分赠亲友，印数本就不多，日渐湮没。更有一些女诗人甚至自焚其稿，如黄宗羲的夫人叶宝林：“叶氏当闻悉闺内闺秀作诗结社，又和男女举权唱和，大叹‘此伤风败俗之尤也’，乃焚其手稿寄慨。”几百年来的遗失，资料越来越少。再者，残存下来的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品多藏于北京图书馆，有不少资料存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等，因而要想进行彻底的研究，收集资料的难度较大。[!--empirenews.page--]

3、自身缺陷。凭心而论，明清女性诗歌在不少方面还很不完善。如主题和题材的狭小，就是一个障碍，因而文学史慎选。笔者认为一方面因为她们深居闺阁，视野不够开阔，缺乏应有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便是“红颜薄命”。明清之际才女早夭，婚姻不幸的俯拾即是，像叶小鸾、夏伊兰、方维仪、骆绮兰、顾若璞等不是早夭就是早寡，这对她们的文学创作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不禁要问：李清照与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为什么可以有如此高的文学成就?无疑，婚姻的不幸给李清照的诗词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深究，我们会发现，带来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是国破家亡。故国沦丧震动着她的心灵，激发了她的诗词创作，她创作的诗词表现出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自己坚持民族气节的决心。如《咏史》、《上枢密韩公诗》、《夏日绝句》等，诗文的思想性都提高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丹纳在其著名的《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影响文学的生产和发展的社会因素有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时代”是影响文学的后天因素，时代的走向制约着作家文学才能和创作风格的发挥。因而说，也是时代玉成了李清照如此高的文学成就。

四结语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推动，伴随着男性文人的推崇和创作的群体化及区域化，女性诗歌创作趋向自觉，以其“自然”和“清”的特质闻名于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由于男权中心传统的制约，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又因文学经典化问题和研究的不足及女性诗歌自身的“残缺”，女性诗歌在文学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随着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与发展，女性文学研究高潮的迭起，相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清之际的女性诗歌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文学史自会还其“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