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法律论文范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女性与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女性劳动者的人权。职场性骚扰是两性不平等的产物，它的存在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我国目前在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应该以明确性骚扰概念为起点，建立完善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以有效应对职场性骚扰的不良影响，确实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第一篇：女性与法律论文范文

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现状探究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也在切实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女性通过互联网表达着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和认可，对合法手段解决个人权益侵害的渴求。文章则基于互联网视角，从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的角度，探讨在互联网发展的当下，互联网视域下的我国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现状、困境及其未来发展探索。

【关键词】互联网 权利意识 法律权益 女性保护 解决路径

目前，我国的上网人群数量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在持续吸引青年用户的同时，也在向低年龄和低学历人群不断扩张。这也扩大了网络所反映的现实的样本，从而使得网络更加趋于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话域广场”的跨地域延伸。纵深来看，从互联网在我国兴起千禧之初的网络论坛的精英发声，再到2005年左右的网络低龄化的异军突起，直至2011年移动互联网全民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的每一次深入发展都表现为网络对现实的进一步映射，网络正在逐渐成为大众意识和大众认知的表达平台。在互联网发展的当下，每个人都可以从新闻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BBS域内探讨中获得他人的观点和意见，信息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故此，文章以网络舆论为切入口，基于网络舆论方向展开于互联网视域下的女性法律权益探究。

互联网视域下的女性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的宪法大纲中明确表示：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然而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由于深层文化意识以及部分地区的陋习影响，女性在其个人地位、财产权利、人格自由等层面上并没有享受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甚至有一部分妇女的法律权益还在不断受到侵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我国女性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我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更多的展现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社会的多元博弈。在女性合法权益保护问题上，女性具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一种以自我价值为核心的人性自由。①而互联网视域影响下的女性法律权益保护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女性的申诉通道增多、维权方式增多、大众对女性应有的法律权益也有了更多的反馈和认识，从一定程度上也更为透明化的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的现状。

互联网视域下的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现状

女性意识和女性存在近些年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女性意识的发声也促使互联网在近些年的媒体报道中夹杂了更多的当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报道和表达，而教育和互联网的普及也促使更多不同层次和社会背景的女性加入了当前关于女性意识的网络发声，综合当下的媒体、大众、女性三方面，对网络视域下的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现状展开讨论。

网络参与群体对女性法律权益的表现出忽视和无意识。从现阶段看，女性的法律权益和法律意识在网络上最容易受到的破坏和消解来自于大众对女性权益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表现为媒体对女性权益的忽视、主流网民群体对女性权益的无视，女性对自身法律处境的不了解。以被拐女郜艳敏的网络新闻报道为例。在报道之初，部分新闻媒体在得知郜艳敏是被拐卖的前提之下，大加歌颂她牺牲了小我，帮助了全村学龄儿童。这种建立于牺牲女性自身合法权益以及郜艳敏本身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上的歌功颂德显然是伪善和冷漠的。媒体在制造话题的同时，既没有发挥其监督功能，向有关执法部门申请对郜艳敏的救助，也没有对郜艳敏身处的环境加以披露，相反仅仅是平面化的，几乎是对违法赞同的歌颂。

网络的讨论参与者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跟帖留言的发言者认为郜艳敏是自愿留下的，对其被拐卖轻描淡写，甚至认为：“拐卖成就了郜艳敏和下岸村的‘良缘’”，对郜艳敏曾经因为拐卖所承受的强暴、监禁等人身侵害，认为是“一点小摩擦”。不得不承认大众对法律意识的淡薄，甚至是对女性法律权益的一种刻意无视。

另一种内容则表现为冲动和暴力倾向，在通过网络媒体呼叫相关部门介入的同时认为郜艳敏应该采用暴力报复的手段，并且宣传“如果我/妻子/女儿遇到了这种事，一定要打/杀整个村子”的相关言论，虽然大众不难理解发言者的情绪宣泄，但发言者同样也表现出对法律无视，同态复仇在我国当代相对的法律体系中同样可以视作是发言者自我对法律认知的错位。

郜艳敏作为网络舆论探讨关注的本身也表现出对自我权益的自暴自弃，通过网络媒体的转述，郜艳敏对自己受到网络关注的处境感到尴尬，并且表示不再憎恨拐卖自己的人。在整个网络事件中，郜艳敏所居住的下岸村有很大一部分女性都是拐卖人口。郜艳敏的放弃追责在放弃自身法律权益中同样也给同村其他被拐卖女性的追责造成了影响和阻碍。郜艳敏事件中网络语境下女性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权益保护的解读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信息制造者刻意追求传播热度，对法律的漠视、大众对法律的无视，女性本体自我法律权利放逐是当下围绕女性的网络事件中最常出现的女性法律权益损害原因。

部分女性获得了新的发声和寻求帮助的渠道。传统方式上，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声渠道相对狭窄，作为弱势群体，很大程度上女性需要借助媒体或者妇女权益保护部门的协助才能够保证维权的顺利实施，而当代网络自媒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给当代女性更为广阔的选择。以百度搜索为例，查询“女性法律保护”关键词时，大约可以找到2，110，000个有效搜索，在这些搜索类目中既有各地方的妇联电话和地址，也有一些关注女性法律权益的民间NGO组织②，还有一些女性权利知识宣传自媒体，如有77年历史的《中国妇女》杂志所建设的微信公众号，长期免费推送一部分关于女性自我保护和权利维护的相关专业知识。

网络和传统媒介的区别同样也表现于这些媒体渠道中，传统的媒介渠道往往是单向度的，媒体单一地向非针对性的受众传播相关的知识，而网络则是交互式的，一方面网络媒体的阅读者能够选择媒体阅读的渠道③，另一方面通过交互式的交流方式，女性群体，特别是权利受到损害的女性群体也能够适时获得法律援助，在一个相对私密、安全和廉价的空间内获得一定的法律权益保护。

缺少专业的法律引导和规范。互联网对女性法律权利保护的表现一方面暴露了当下大众对女性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当下女性通过互联网寻求合法权益保护的积极一面。在这两者之间，所暴露的正是互联网视野下的女性权益缺失，即缺少一套完整的女性合法权益法律引导体系。女性法律权益的保护并非简单的法律意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有一套合理的保护措施和方案。

以微博、微信公众号的自媒体平台为例，女性遭受家庭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女童遭受虐待、虐杀的新闻时有发生，然而媒体只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热度，并且在网友参与话题时才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有部分关注女性权益的网友试图给予帮助，但是异地报警、异地举报等方式在国内实现还较为困难。网络网警只能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行为作出反应，而没有义务和能力辨别网络求助的真假，也没有能力给正常权益受到侵害的人群提供适时的帮助。在当下中国，还缺乏一套体系的、能够依靠法律法规自然运行的女性权益网络求助保护法案，缺少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引导，这一点也是当前女性网络权益失语的重要因素。

女性法律权益保护发展方向及其路径

互联网的发展不过短短几十年，而由人组成的网络社群也在不断根据当前时代特色、人群的价值取向、人口的综合素质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来看，女性的合法权益保护也在朝着一个正常化、正式化、便捷化的方向发展，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大众对于女性合法权利的尊重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故此，在针对互联网视域之下的女性法律权益保护发展时，应该注重互联网的独特发展特点并辅之以相对宽松的引导模式伴随我国互联网上女性法律权益的维护。从引导和管理方面，大致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

加大力度发展女性法律权益认识普及。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女性对自我权利边界的认知常常是女性法律权益不受侵害的第一步。纵观国内的当下环境，一部分相对贫困地区对女性价值认识不够，女性受教育也相对有限。④网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性受教育的缺陷，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任何女性都可以免费地获得对自我价值认识的基本知识，在互联网连串起来的网络世界，比起现实生活中局促的亲友网络，更为趣源和抽象，也给一部分遭受权利侵害的女性以探讨和寻求帮助的空间。网络作为一个免费自由的平台，比以往的女性普法教育更为高效率和便捷。有关部门可以借助女性节日加以宣传，譬如长沙政府网站等政府或公益网站就举办了纪念“三八”妇女节宣传反家暴活动，为2016年3月刚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做了宣传。提升了《反家暴法》被大众认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女性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清晰认识，可谓一举两得。

女性法律权益的认识和保护也并不能仅限于女性自身，侵害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受害者和加害人同时出现的。在让女性认识到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利的同时，也应该给更广泛的大众做出引导。这一点需要执法部门和网络运营者共同完成，譬如在一些门户网站新闻评论区域范围内提醒参与评论者注意多元价值取向，尊重个人权利。在一些涉及到女性的新闻时可以稍微放弃一些眼球经济，从女性本质出发，而不是简单的作价值取向的判断。让一些社会新闻中的“女司机”“母老虎”这样对女性持有贬义和歧视的词语少一些，让女性价值被大众认知的机会多一些。在一些涉及强奸、拐卖等较敏感的案件新闻中，媒体也应该从受害人的一方出发，分析造成这种情形的深层次原因，女性可以选择保护自己的合法方式，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闻热度，添砖加瓦、加油添醋的描述被害人受到侵害的过程。在女性法律权益认识的大众普及上，我国的网络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认真重视女性或受侵害方的网络求助。随着自媒体在当代的不断兴起，新闻和信息的表达已经不再是媒体和权威的专利，据统计2016年第一分钟共发出883536条微博，这样大的信息产生量也造就了很多女性寻求网络求助的案例。以2014年江西余干警方利用公安微博解救一名被拐妇女为例，妇女在被拐卖失踪后，家人多方寻找未果，其弟利用网上找到“余干公安在线”，发出了一条以《寻救陆某某》为题的求助微博，最终在警察帮助下成功营救该名妇女。从这一案例不难看出，网络媒介的重要力量：被拐陆某家人赶赴现场救援很可能会延误时机，而通过电话报警，当地警方在掌握受侵害者的具体材料则不全面，一方面网络承担了沟通求助与回应的两方面，另一层面上，网络的公开和透明也能够更好的让大众监督当下的执法部门的行为和效率。⑤

撇开施救，单从预防犯罪角度来说，女性的求助回应也存在着相当重要的方面，在一些家暴最后致人死伤的案件中，犯罪存在升级现象，开始只是一些身体上的碰撞，轻微的打骂，到后期就可能升级到生命威胁，相关部门应当对可预防可发现的女性受侵害的微博求助提供法律指导和公益帮助，及时帮助女性摆脱暴力侵害。维护其个人的法律权益。

完善法律法规，从互联网到现实铺展维权保障。在谈及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的当下，最为重要的依傍则体现为法律法规的完善，法律是一个法治国家行事的准则和标尺，而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的素质水平的增高也会要求法律跟上时代。⑥在变革之交，我国对于家庭女性权益的认识以及女性相关权利的保护意识也亟待更新，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提供了一种观看女性当下权益的现实，而真正能够保护女性法律权益的则来自于更为细致和准确的立法。

在我国女性法律权益保护立法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变革，如1997年刑法修订后颁布实施，“流氓罪”被废除。女性遭受的侵害如性骚扰等以新的法律规定呈现在大众面前，又譬如近期的《反家暴法》，在民警和法律之外的“家庭之私”，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可以有法律和实施根据的得以管理和惩处。及时行使法律责任，使得当下的女性权益获得了一定的保护和认可。这既是当前局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我国未来所需要持续发展的方向。

综上所述，纵观互联网环境下的女性权益保护现状，一方面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启蒙和认可，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女性，仍旧在人格和自我价值认知上存在一定的畸形，亟待通过合理的方式予以恰当的引导。互联网进程的发展中，女性的法律权益保护正在逐渐以一种相对渐进的方式获得发展。

从网络媒介的新闻高效再到自媒体兴起的个人言论表达，女性也从简单的权利失语逐渐转向为可以寻求合理帮助、可以公开表达个人诉求。在大众审视女性个人价值的同时女性也获得了一种相对公平的个人权利申诉。网络媒介传递了女性法律权益保护信息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让女性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警方微博再到公益团体组织的女性权益免费法律咨询。法制正在以超乎人群预料的速度，迅速用并不过分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切实的改变着妇女的法律权益实现的现实环境。而网络的发展也将进一步影响女性权益保护的进程，以一种参与和互动的方式，推动我国女性合法权益保护的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课题“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制度研究”成果)

【注释】

①[美]玛莎·艾伯森·法曼：“性别与平等的进化缩影：一个女权主义者之旅”，李霞译，《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②赵宇翔，彭希羡，孙建军：“链接分析视角下国内NGO网站综合影响力评价研究”，《情报学报》，2014年第5期。

③谢新洲，陈春彦：“网络政治谣言消解策略”，《人民论坛》，2015年第34期。

④陈雪：“路径选择与发展进程—《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5：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评介”，《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⑤Cast ells， M. Communication，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2007.

⑥谢新洲，李之美：“主流新闻网站在舆论引导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及对策”，《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12期。

责编 /张蕾

作者：袁翠清

第二篇：职场性骚扰与女性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

摘要：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女性劳动者的人权。职场性骚扰是两性不平等的产物，它的存在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不平等。我国目前在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应该以明确性骚扰概念为起点，建立完善的性骚扰处理机制，以有效应对职场性骚扰的不良影响，确实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关键词：职场性骚扰;女性;举证责任;法律保障

收稿日期：2014-06-06

作者简介：丁启明(1958—)，男，黑龙江海伦人，大庆师范学院校长助理，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法、人权法;章辉(1979—)，男，安徽滁州人，大庆师范学院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劳动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妇女与劳动权的法律保护”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E820001。

2005年12月1日，我国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生效。该法曾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我国第一部将性骚扰问题纳入视野的法律。目前，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般意义上讲，性骚扰既可能发生在异性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尽管已有案例显示男性不仅可能成为女性性骚扰的受害者，还可能是同性性骚扰的受害者，但现实中大部分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性骚扰立法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但是更倾向于针对男性而保护女性。[1]此外，虽然性骚扰发生的空间很广，既可能在职场，也可能在公共场所，但是前者受到的关注更多，通常而言，工作场所性骚扰具有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更大等特点。因此，笔者主要从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视角，探讨职场性骚扰对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危害及应对。

一、职场性骚扰之基本问题

(一)职场性骚扰的产生

顾名思义，职场性骚扰是指发生在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尽管无法考证性骚扰最早产生于何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大量职场性骚扰案件与女性劳动者的解放有很大的关联性，背后则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笔者无意于表达这样的观点：职场性骚扰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只是想强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女性劳动者逐渐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工作岗位。正是在男女共同工作的环境中，女性成为了性骚扰的牺牲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显然，如果女性依然束缚在家庭劳动中，职场性骚扰是不可能发生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并不必然导致针对女性的职场性骚扰现象的发生。确切地说，女性的解放和广泛参与社会工作，客观上形成了职场性骚扰发生的环境条件。然而职场性骚扰现象的根源则是男女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当今世界仍然是由男性主导的，女性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是无法超越男性的地位，这一点是分析性骚扰问题时不能忽视的。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例如在一些企业里，高级职位由男性占据，游戏规则由男性主导构建，无形中使得女性的地位变得更低。女性不是弱者，但是女性的弱势十分明显，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性别差异。笔者认为，女性弱势地位的根源在于社会针对女性制定的不公平规则。毫无疑问，强势地位刺激了男性欲望的膨胀，职场性骚扰只是这种欲望的表达方式之一。

(二)职场性骚扰的特殊性

为了研究方便，同时也为了突出职场性骚扰应对的紧迫性，笔者将性骚扰分为职场性骚扰和非职场性骚扰，并仅限于探讨前者。近年来，很多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对性骚扰的立法，其内容主要是针对职场性骚扰展开的，如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职场性骚扰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行为环境特殊。职场性骚扰发生于工作场所之中，相对来讲非职场性骚扰的发生环境则没有限制。需要强调的是，“职场”或工作场所应该从广义上理解，不仅包括工作的处所，而且包括其他与工作内容有关的场所、空间，比如出差地、旅馆、饭店等，以期更好地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2]二是，行为主体不同。非职场性骚扰的主体没有特别要求，而职场性骚扰的主体范围相对较窄。加害人既可能是雇主，也可能是雇员的上级主管或者同事，还有可能是雇主的客户，而受害人则只能是雇员。三是，行为方式不同。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来看，职场性骚扰的方式一般分为交换利益性骚扰和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前者通常用性的欢心换取与工作有关的好处，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则将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界定为：不受欢迎的性殷勤(或性示好)举动、性宠好要求或其他性言行无理地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绩效，或者造成了一种使人生畏、充满敌意或使人憎恶的工作环境。[3]非职场性骚扰则与工作环境、利益交换无关，具有偶发性的特点。四是，损害后果不尽相同。总体而言，职场性骚扰损害了劳动者特别是女性劳动者的性羞耻心理、人格尊严及其劳动权益，而非职场性骚扰则与劳动权益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损害对象是受害人的性羞耻心理和人格尊严。当然，这只是危害内容的差异，二者危害的本质属性是共通的。

(三)职场性骚扰对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危害

保护女性的劳动权益，实现性别平等，既是提高劳动者工作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4]我国《劳动法》概括规定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安全卫生保护权等权利。女性劳动者当然也应该享有这些权利，但是职场性骚扰的存在严重阻碍了这些权利的正常实现，更是从根本上威胁了女性对自由、平等和尊严的正当要求。作为职场中的一员，和谐健康的工作环境对女性劳动者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健康的工作环境中的健康不仅限于没有病痛，还包括在工作时劳工身体上与心理上是否舒适，是指完全的身心舒适与幸福感。[5]作为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女性劳动者通常会感到精神痛苦和身体不适，前者表现为受害人感到愤怒、紧张、优虑、自责、失眠，甚至有自残及自杀倾向等心理病态;后者表现为受害人产生头痛、背痛、呕吐、高血压、体重变化及疲劳等生理症状，美国医学家将其称之为“性骚扰症候群”。[6]从我国劳动法的表述来看，职场性骚扰最直接的侵害对象应是女性的安全卫生保护权，但是实际上，职场性骚扰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了女性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所有其他权益，因为只有在具备健康身心的前提下，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等权利才真正具有意义。因此，消除职场性骚扰对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危害也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职场性骚扰应对之不足

职场性骚扰的根源在于两性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它的存在只会强化这种不平等性。我国劳动立法始终贯彻两性平等的指导思想，并努力通过各种措施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的限制，我国在应对职场性骚扰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一)核心概念不明确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目前，虽然我国还没有针对职场性骚扰制定专门的法律，但一些法律条文也可以作为处理性骚扰的法律依据。例如，我国《刑法》对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的规定;《宪法》对公民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发送淫秽、侮辱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行为的规定;《民法通则》对公民名誉权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等。然而这些规定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对性骚扰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职场性骚扰概念界定更是空白。诚然，性骚扰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概念界定的困难性。然而，由于这一概念是整个性骚扰立法的前提，因此概念界定的缺失实为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造成相关规则适用困难，不利于应对职场性骚扰的危害和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司法实践中，性骚扰案件受害人胜诉率不高的现实，与此有很大关系。

(二)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在现代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举证责任，是指对于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从说服法官的角度理解举证责任，是指审理终结而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时，由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普通的民事争议而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问题。但是对于职场性骚扰案件来说，原告(受害人)如果也适用前述举证规则的话，则有失公允。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职场性骚扰都被作为一般侵权案件处理，原告不仅要完成性骚扰事实部分的举证责任，还要证明性骚扰的损害后果，以及性骚扰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职场性骚扰案件发生于工作场所的上下级或者同事之间，有时加害人甚至是雇主，因而直接造成受害人在调查取证方面面临很多困难。此外，男性主导的职场环境也无形中构成了受害人举证的障碍。对于职场性骚扰的女性受害人来说，传统的举证责任分配显然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法院已有的判决也表明，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下，职场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很难胜诉。

(三)性骚扰应对机制不健全

毫无疑问，职场性骚扰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女性劳动者权益，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必须依法应对。然而我国目前性骚扰应对机制还不健全：首先，工作场所缺乏预防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预防机制的缺失，放纵了职场性骚扰的滋生蔓延，不利于将性骚扰扼杀在萌芽状态。其次，内部处理机制运行不畅。良好的内部处理机制有助于降低职场性骚扰的负面影响，营造良好的职场氛围。从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立法精神来看，企业内设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有权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但是实践中很少有受害人通过该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从侧面说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运行机制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赢得受害人的信任。再次，行政申诉制度缺失。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专门设立了受理性骚扰投诉的行政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处理权限，以应对职场性骚扰的挑战。国外实践证明，有效的行政申诉制度有利于快速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更好地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三、职场性骚扰的治理对策

近年来，随着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选择沉默，而是拿起法律武器，对职场性骚扰说“不”。然而，日益增多的职场性骚扰现象和性骚扰案件中受害人超低的胜诉率说明我国在职场性骚扰治理方面，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确实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一)科学界定性骚扰

科学界定性骚扰是有效治理职场性骚扰的必要前提。性骚扰的法律界定的意义在于为性骚扰治理和案件处理提供必要的指导。美国是性骚扰立法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EEOC在1980年发布的《性骚扰指南》中将性骚扰定义为：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向对方做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动或要求及其他言语举动，均会构成性骚扰：⑴明示或默示凡顺从该性骚扰者，即可获得个人在工作上的条件;⑵员工顺从性骚扰行为，或拒绝性骚扰行为，会影响到是否雇用该员工;⑶性骚扰行为之目的或结果，不合理地干涉员工的工作表现，或产生胁迫、敌对或侵犯性的工作环境。”[7]意大利1996年《男女平等和职场尊严法》将性骚扰规定为具有性方面含义的、或基于性别因素的、违反本人本意的、被认为侵犯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并造成胁迫气氛的言语或行为。我国台湾地区2006年“性骚扰防治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性骚扰，系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其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权益之条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它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生活之进行。”而在国际劳工组织视野下，性骚扰被定义为不受欢迎、讨厌的或冒犯性的与性相关的行为，或其它基于性的行为，包括交易性性骚扰和工作场所敌视环境性骚扰。[8]

实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性骚扰行为具有高度相似性，因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已有的实践经验。从上述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不难看出，性骚扰与工作场所有很大关联性，主要包括利益交换性骚扰和敌视环境性骚扰两种形态，这也反映了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现状。从性骚扰的本质来看，首先，加害人是故意为之，以追求非法的性生理和心理需要。其次，加害人实施的相关行为与性有关。再次，性骚扰不仅损害了受害人的人格权，还威胁了受害人的劳动权、平等权等权利。因此，可以尝试将性骚扰规定为，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通过语言、行为和环境设置等方式违背他人意愿故意实施的，侵犯受害人性自主权的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9]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对于性骚扰概念的界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界定对于指导性骚扰案件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职场性骚扰案件多发的情况下，从劳动法的视角明确性骚扰的概念，对于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是“谁主张，谁举证”，法官居中裁判，但一些特殊案件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例如环境污染和医疗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等。在民事诉讼进程中，如何具体分配举证责任影响重大。职场性骚扰案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模式对于受害人极为不利，那么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的出现根源于新型侵权诉讼案件的产生，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将对原告造成不公平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否定了这类侵权诉讼纠纷案件中受害人的司法救济权。当然“相对于原告举证证明性骚扰行为存在这个积极要件事实而言，被诉方要证明没有实施性骚扰行为是一个消极的要件事实，通常，证明消极要件事实比证明积极要件事实更难，也即要骚扰者承担证明没有骚扰行为发生的责任，更是困难。”[10]然而考察职场性骚扰案件时我们会发现，受害人大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因此，这类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价值。而实际上，即使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也并非全部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受害人还必须就损害后果与基本的性骚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只不过证明要求不宜过高。如果受害人无法证明损害后果和性骚扰事实的存在，则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此外，有学者将性骚扰分为权力型和非权力型两种，认为权力型性骚扰应该先由提起诉讼的受害人进行举证，然后由加害人进行举证。而非权力型性骚扰应该完全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受害人举证困难，则应当通过降低证明标准加以缓解。[11]这种观点充分认识到了权力在性骚扰案件中的作用以及对于当事人举证的影响，这种观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性骚扰案件受害人举证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性骚扰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仅仅是“看起来”不公平，实质上完全符合公平要旨。尽管从理论上说，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可能会产生诬告的问题，但由于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受害人还负有一定举证责任，因此发生诬告的可能性极小。此外，作为职场性骚扰最常见的加害人，受害人的雇主或者上级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有助于快速查明案件事实。因为受害人的雇主或者上级实力较强，对工作环境具有相应的控制力，如果确实没有实施性骚扰的话，则证明难度不大。相反，如果性骚扰事实存在的话，那么由受害人的雇主或者上级承担主要证明责任，则更不会出现不公平的问题。

(三)完善职场性骚扰应对机制

⒈建立内部预防机制。拥有不被性骚扰的安全工作环境是劳动者毋庸置疑的权利，雇主也有义务为现任的和未来的雇员持续维护安全的工作环境。[12]例如，日本《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第11条规定，雇主有责任在雇用管理中防止发生性搔扰，即防止在工作中因对所雇用的女性劳动者有与性有关的言行而使该女性受到损害，或者由于性言行而损害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环境。法国《劳动法修正案》第三编“卫生、安全、劳动条件”中的有关内容，将确保劳动者免受性骚扰作为雇主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主要义务。比利时法律也规定雇主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预防性骚扰。尽管从劳动法的相关条文，可以推断出预防性骚扰是雇主的当然义务，然而我国法律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预防责任。因此，事后惩罚绝对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针对职场性骚扰的有效预防机制更有意义。我国可以通过对《劳动法》的修改，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相应的性骚扰预防机制，如果未能建立该机制，在后续的诉讼中，可以将此作为法院裁判的重要参考，以便更好地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⒉完善内部处理机制。即使职场性骚扰预防失败，如果单位内部有可行的争议处理机制，也可以有效减少性骚扰对受害人的不利影响。由于职场性骚扰涉及到受害人的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处理机制必须尽可能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一般而言，企业内部的调解程序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而且也可以对性骚扰加害人未来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了解受害人的观点以及对于他们自己行为的公正的看法。[13]但是实践中很少有性骚扰受害人通过该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尴尬的现实表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未能赢得劳动者的信任，原因在于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不合理，例如，委员会通常由用人单位主导，而在委员会人员组成上，单位往往处于优势。因此，必须改变用人单位主导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现状，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对劳动者倾斜，同时明确规定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全体职工推荐产生，而非“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只有这样，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才能赢得劳动者得信任和尊重，在职场性骚扰案件处理中有效发挥作用。

⒊构建行政申诉机制。美国职场性骚扰的行政申诉制度建立的时间最早，运行效果也最好。EEOC是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建立的独立联邦机构，处理性骚扰是其重要职责之一。任何适格受雇者或应征求职者认为遭受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的侵害，均可向该独立的联邦机构提出正式的申诉，而由它负责调查、调解、提起诉讼，或准许个人在获得其同意后，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就业歧视诉讼。[14]近年来，随着工作程序不断改进，EEOC在职场性骚扰案件处理方面的表现令人侧目。我国是性骚扰案件多发国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担心打击报复和失去工作，很多女性劳动者面对性骚扰只能忍气吞声，而有效的行政申诉机制将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由于两性的实质不平等是职场性骚扰的社会根源，加之我国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因此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类似于EEOC的机构，负责处理与性别歧视相关的案件，包括职场性骚扰。需要强调的是，该机构必须享有广泛的调查处理权限，以有效处理职场性骚扰，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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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田平安，骆冬平.论性骚扰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J].广东社会科学.2006，(06)：177-181.

[12]Heather Applen and Brian H.Kleiner，An Overview of U.S.Supreme Court Decisions in Sexual Harassment Cases，Managerial Law，Volume 43 Number 1/2 2001，p.22.

[13]Kurt Jensen and Brian H. Kleiner，How to Determine Proper Corrective Action Following Sexual Harassment Investigation，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Volume 18 Number 2/3/4 1999， p.28.

[14]骆东平.美国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0，(01)：85.

(责任编辑：徐虹)

作者：丁启明 章辉

第三篇：单身女性生育权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单身女性也应当享有与生俱来的生育权。当前我国一部分单身女性群体希望实现生育权，但是目前该项权利的实现在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定层面均受到阻碍。法律应当认可单身女性生育权，并为该项权利的实现构建合理的实现机制。

关键词：单身女性;单身生育权;生育保障]

1我国单身女性生育权发展现状

近几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围绕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提案备受关注。2020年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在《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提案中建议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2021年两会中，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保障单身女性平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未婚生育女性提供平等保障。两会中关于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提案表明单身生育权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该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需要考虑生殖技术手段与社会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

2单身女性生育权保护的现存困境

虽然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提出由来已久，但是该项权利的实现仍然受到多方阻力。单身女性实现生育权不仅受到伦理道德上的质疑，而且受到现行法律规范的限制。

2.1伦理道德上面临质疑

第一，在传统婚育制度中，女性通常扮演着繁衍后代、照顾家庭的角色，社会地位不高，从属于夫权和父权之下。受到传统婚育观念的影响，我国社会主流思想依旧倾向男女两性结合的婚姻与生育制度，两性缔结婚姻、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可见，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提出对传统婚育观念提出了挑战。

第二，子女权益保障不容忽视。以单身生育方式生育的子女的知情权难以实现，作为子女，知晓自己的父母身份是人之常情，通过捐精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将无法知晓自己父亲是谁，这可能对子女的身心造成冲击。另外，单生生育让子女注定不能获得父爱，此种生育方式影响了代际平等。

2.2法律规范上受到限制

首先，我国《宪法》没有将生育权明确规定为一项基本权利，而是注重夫妻承担计划生育义务，而非把生育权作为基本权利加以保障。《宪法》对生育权的保护已处于如此状态，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障将更加不力。

其次，一些法律层级的规范对生育权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妇女有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该条规定明确妇女是生育权的主体。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公民是生育权的主体，以此推定单身女性也享有生育权。这两部法律层级的规范既没有明确限制单身女性成为生育权的主体，也没有明确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

最后，吉林省人大出台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吉林省的做法为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实现提供了可行路径，既回应了现实社会中部分单身女性的生育诉求，也符合法律对生育权的保护原则，在立法思路上值得肯定，但是可操作性不强。

3探究单身女性生育权保障的实现路径

当社会观念逐渐转变，单身女性群体将愈加庞大，选择通过医疗技术手段实现生育权的单身女性也会更多。加强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是现实所需，在思想上，应充分认识单身女性生育权的正当性;在法律上，应构建相应的权利保护机制。

3.1支持单身女性生育权入法

无论是从基本人权还是人格权的角度上看，单身女性都享有应然层面上的生育权，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把应然权利转化为实然权利，可为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实现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规定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生育权属于人权范畴，因此可以考虑从宪法层面保障公民的生育权，通过宪法确认单身女性享有生育权，让生育权成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在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中，可以遵循宪法的根本方向，为单身女性生育权保护提供更加详细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

3.2构建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障制度

生育保险是职业女性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她们不因生育而使生活水平下降，也通过医疗保健和一定的经济帮助，保障母婴健康，帮助母亲恢复劳动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将单身女性也纳入生育保险的适用对象，让单身女性和其他已婚女职工享受平等的生育保险待遇，既能减轻用人单位的雇佣成本，也能保障单身女性在生育期间获得生育保险，进一步获得相应的医疗保健服务。

单身女性生育子女在数量上即使未超过计划生育的限制，但是由于没有婚姻关系作为前提，也将被认定为不符合计划生育的要求而被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对单身女性及其子女并不公平。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在我国人口红利充足，老龄化威胁较低的背景下实施的。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部分单身女性既然有生育意愿，从人口发展上考虑，应当取消向单身女性征收社会抚养费，减轻单身女性实现生育权的经济障碍。

参考文献

[1]于晶.单身女性生育权问题探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01：25-36.

[2]庄渝霞.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95).

[3]程娟.“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社会抚养费的废止[J].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04：70-74.

[4]万广军，杨遂全.论基因遗传权的保护——以单身女性生育权和死刑犯父母人身权为视角[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0，06：44-50.

作者简介

龚玉花(1996.10—)，女，重庆巫山人，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受2020年四川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系“单身生育权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冻卵’与吉林省允许单身女性生育”(项目编号：sculaw202001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四川大學 四川 成都 610225

作者：龚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