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个体的交流-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研究

2022-09-12

90年代后半期, 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富个性化和多元化, 全球化的历史语境既扩大了思维视野, 又促使了多种理论思潮的融汇、碰撞与交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接收西方理论的同时, 更呈现出本土化特色。这一时期的批评理论开始和女性创作密切结合起来, 在历史与个体的双向交流和互动中呈现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独特理论视野。

女性写作的研究在当下的蓬勃发展主要有如下几种原因:

一是女性创作热的形成。9 0年代后半期, 以大批新老女性作家面对多元化的文化市场和文艺思潮, 思维和自我意识空前活跃, 老作家自觉地实现了女性写作的转向, 从怀疑、困惑到勇敢地书写女性生存, 质问、探寻女性生命和生存经验, 构筑女性生活系谱史。如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 张洁的《无字》就塑造了一个个家族女性的生存史和心灵史。而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等一大批一开始就以展现女性主体意识为主登上写作舞台的女性更是佳作不断。新新人类卫慧、棉棉的创作更激起了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界的轩然大波。实践催生着理论的形成, 要求着理论的指导, 这是90年代后半期女性主义写作理论形成的直接现实诱因。

二是西方女性写作理论的传播。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注重对女性创作的文本的批评, 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论述了女性从事写作所具备的经济条件和女性写作的困境。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把女性写作作为其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原点。海伦娜·西苏在《美杜沙的微笑》中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 主张“让身体被听见”。露丝·伊瑞格瑞的“女人腔”强调女性的语言方式成一种流动、重复、双重的特征。而朱莉亚·克莉丝蒂娃则认为妇女在语言中的作用基本上是在传统话语中提供反对力量, 正如劳拉·莫尔维所说:“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苍穹之下创作出另一种话语系统来。”[1]这些关于女性写作的理论在中国女性创作形成主潮的时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深远的传播, 这种空间的移植是和现实创作与理论实践的要求相契合的, 因而中国女性写作理论更呈现出实践性和经验性色彩。

三是对女性意识的深入认识与探讨。从80年代女性意识开始浮出历史地表经过了90年代初的寻找和对男权意识的批判, 从要求平等的呼唤到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指认、辨析,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们逐渐将目光转向女性意识的生成者-女性身上。这就使女性意识的浮现有了具体的载体, 而女性自身的写作便体现了女性意识的纯粹生成过程。正如戴锦华所说:“我希望女性写作或女性身心来取代女性文学这样的概念。……对女性生存境况的表达必须由女性开始, 并终将由女性完成。”“对于女性写作, 它更意味着尝试一种从文学媒介-语言自身, 去发现并颠覆男权文化的可能与途径。”[2]从戴锦华强调用“女性书写”代替“女性文学”可知她对女性自身创造的重视, 对女性本体的认定, 表达了生成一种未经男性主体意识污染的新型女性意识的愿望。

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 可以得知女性写作理论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形成的现实历史场景, 其理论的探讨和形成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对女性书写的界定与认识。对某种理论的概念清理正是一种理论走向成熟的表现

陈顺馨在一篇论文中认为:“‘女性写作’在90年代建构方式, 首先是通过研究者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立场或视点, 对女作家的作品进行细读和分析;其次是通过讨论/对话形式拓展论述空间, 进一步确立‘女性写作’的文化角色;再其次是把‘女性写作’放入整个文学的‘场’ (field) 中, 分析其得以建构起来的历史文化语境, 确立自身的传统。”[3]徐坤认同戴锦华对“女性写作”的认定, 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则比较重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立场, 认为“女性写作, ……它的深度理论根源承袭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 而它的高潮迸发却是藉于九十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 ”她认为在考察“女性写作”时, “文化立场”比“性别立场”更重要, 因为“性别之于女性书写者来说, 可能是一把双刃剑”。[4]

这三位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家都注意到了“女性写作”的西方背景, 都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立场的密不可分, 并联系中国本土的女性创作实际给与了具体的定义和描述。虽然阐释的角度不尽相同, 但是共同的女性主义的文化性别立场, 对女性创作主体的认同却是一致的。

2对女性书写特征的概括

对中国女性书写的研究视域呈现出两种景观。一种是从宏观的角度, 站在人类历史书写的源头, 追溯女性从被书写到自己书写的宏大叙事场景和女性书写传统的形成。这里以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为代表。作者从书写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 “书写”在该著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语言塑造的意思;一层是写作行为本身。两者在论著中却交融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很强的理论张力。

作者首先展示了女性被书写的历史, 利用语言学、叙事学的分析结合远古的字词构成、神话传说、教义训诫来逐步显现出女性被塑造、成规与想象成第二性的对象的过程。接着作者把视域投入到当代女性的第二次书写, 指出新时期女性书写固然有其美好的理想的愿望, 但是在“充分女性化”与“完整人”背后潜存着回归传统的女性书写危机, 指出这种书写实质是满足了男权社会秩序要求的一种返回男性视野的书写, 并提出了要求回归真正的女性自我的书写期望。作者又剖析了当代女性书写中存在的两性对峙形态中女性颠覆反抗男性的极端行为和极端书写和在这种激烈的两性关系冲突中女性书写所选择的边缘式的对抗策略, 即对双镯式的同性爱书写。在评判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时, 作者从解构思维出发, 分析了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解构和对特定角色的消解过程 (如对母亲美丽伟大形象的解构) , 以及对角色宿命-女性对异性爱的困惑的解构, 最后呈现出女性孑立于世的独立自强生存状态的书写。该著注目于群体女性的书写历史, 对每一阶段女性写作状态和情形作了精当的分析与归纳, 力图从宏大的叙事历史中寻找出女性集体写作传统的形成及特点, 是对女性写作的一种历史的宏观的透视。

女性书写探讨的第二个视角是对女性个体书写行为特点的分析, 这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剖析女性书写, 具体表现在对90年代后期出现的“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的讨论。

“女性书写”理论首先是指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沙的微笑》中提出的“身体写作”, 她主张利用那些身体经验所蕴藏的丰富创作资源作不同于传统的“反叛书写”。但是中国女性创作有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演变, 因而中国当代的女性书写理论具有中国本土化的实践性特点。一方面, 吸收了西方“女性写作”理论的基本精神内核, 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场域, 批评家们提出了关于中国女性写作的宽泛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把这种女性个体书写概括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超性别意识”书写, 另一种是女性化的个体书写。王绯认为“……中国现代女性书写的历史, 也是女性化与女国民化两种文学书写越来越明晰地走向分离的历史, 这两种分离既表现在不同的书写个体之间, 又表现在同一主体内部, 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以来女性书写的一大特色。”[5]刘思谦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中提出了“女性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盛英强调:“对女性创作的研究, 应同时举起‘人的自觉’与‘女性的自觉’两面旗帜, 才可能揭示出女性文学发展轨迹及其基本特征。”从这三位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女性创作视域的研究, 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把女性视角与全人类视角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和愿望, 看出不同于西方女性写作的纯粹的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差异。这是由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形成的, 多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制度和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意识形态, 缺乏彻底的女性运动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女性在新中国的解放所被赋予了与男性一样的身份和始终与男性一样在席卷全民族、阶级、国家的历史话语中的对自我意识缺乏清醒自察都导致了中国当代女性书写理论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相融合而呈现出的温和色彩的一面。

超性别书写, 也即是传统的男性文化书写, 或可称为女性的隐性书写, 在历来的文艺批评理论中已研究得较为深透了, 所以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在阐述对女性写作的此种划分后, 并未对其作深入的探讨, 旋即把矛头指向狭义的女性书写或身体写作。对身体写作的研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批评姿态:

一种是定义其为女性欲望化写作, 是女性利用身体语言再一次沦陷进男权中心意识文化, 陷入被窥视的陷阱的书写。如刘慧英在《女性写作和女性欲望对象化的共谋关系》一文中, 就严厉批评了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中的两性描写, 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批评家所用的‘煽情’, 现在已经没有‘情’可言了, 无非是一种欲望, 煽动欲望而已。”[7]并得出了“从卫慧、棉棉到铁凝都是对男权传统和时尚的应和以及模仿、共谋等等的关系”[8]的结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彭亚飞在《身体写作质疑》中则认为“所谓身体写作就是女性性写作, 就是那些赤裸裸地暴露以及卖弄自己性经历的写作-这就是我们媒体所热炒的身体写作的标志性内涵。”等等对身体写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 并把身体写作定位为女性的下半身写作, 性体验写作, 身体欲望化叙事。

第二种关于身体写作的批评姿态则是肯定的、大力提倡和赞颂的, 认为身体写作正是女性表达个体生命经验、发出在历史中长期被缄默的声音, 以使自身嵌入历史的一种颠覆男权秩序的书写行为。持如此肯定态度的有徐坤, 她认为:“‘身体叙事’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女性作家们以其枝繁叶茂的语言, 用一种打破男性单一线形逻辑的女性发散性思维的表现形式, 描述出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文学史上女性的躯体返归到女性主义诗学本身, 不再完全受控和受制于男性叙事主体。这必将带来不光是审美的, 同时亦是整个文化上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9]有别于以上两种态度的则是对女性身体写作的辩证性思考, 既肯定了身体写作对女性经验的传达和表现及一定程度上对男权中心意识的颠覆, 另一方面又解剖了身体叙事中所隐含的女性欲望与本能, 表达了对重新陷入男权中心意识文化的担忧, 并客观地剖析了它与传统写作的关系及自身存在的悖论。首先由一批男性批评家对其作了客观的审视, 如谢有顺的《文化身体学》首先肯定身体写作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新的文学动力而论证了梅洛·庞蒂的判断:“世界的问题, 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接着追问了身体的政治文化学的历史含义, 得出“没有身体的解放, 就没有人的解放, 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 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10]同时指出身体写作面临的陷阱, 主张“肉体必须拉住灵魂的衣角, 才能完成文学性的诗学转换。”[11]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骏涛在《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中将女性写作中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概括, 认为当前女性写作当中存在五个悖论:即性别意识与超性别意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内视角和外视角;自恋、自闭合自省、自强;双性对峙 (对立) 和双性和谐。这无疑是对女性写作的一次多向度、全方位的理性思索, 为女性写作的进行提供了警示的灯塔。

以上对身体写作的三种不同态度首先是由于各自对女性意识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有的认为女性意识首要的是反映普遍的人性, 倡导启蒙思想中的人文主义, 把全人类的意识与女性自我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而对女性身体写作中的欲望化、感性化、非理想化成分做出了坚决的抨击, 提倡超性别意识与女性个体化写作并行, 消解其欲望部分。有的则持激进的女性意识观点, 认为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示自己的生命体验正是将女性淹没在历史中的身影和经验发掘出来, 以形成女性独特的话语来反抗和颠覆男权中心意识神话。有的则持彻底的否定态度, 认为女性身体写作并没有反映女性意识, 恰是对男权意识的巩固。

其次是对“身体”的政治文化学含义的不同理解。持肯定和辩证态度的, 认为“身体”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理上的物质载体, 它还是一种文化载体, 代表了人类文化和哲性思索从对形而上的抽象关注转向对感性生命个体的关注。持否定、抨击态度的则仅仅看到了身体的生理基础的一面, 把身体完全等同于“肉体”。

再次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女性身体写作所关注的层面和范围有宽狭之分。有的把视角投向从8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整整二十多年的女性个体创作, 从最初的始作俑者林白、陈染等经王安忆、铁凝、九丹、虹影等直到卫慧、棉棉横扫了整个女性创作的当代书写史, 因而清理出关于身体写作的较为清晰的发展线路, 对其也就有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有的则仅把视域停留在新新人类当前的书写或中老年作家的当下书写, 而没有纵览其历史写作轨迹, 故而作出了较为偏激的结论。

面对身体写作的众说纷纭, 我们应用历史的全面的观点和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去观察它的发展态势, 对其做出较为正确的定位。既要放置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考察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群体书写的形成过程, 对男权中心文化秩序所作的颠覆性反抗和对自己嵌入历史的一种生存书写与存在状态的文化象征意义;又要微观剖析其个体化的女性书写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书写特点、困境与突围的策略。这样才能使女性写作成为真正的反映女性意识的书写, 不要“成为了‘性写作’的代名词, ”……“当‘性’成为人物的第一标记, ……要在这种写作中去寻找‘反抗男权’、‘突破压抑’的文化意义, 是一种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理论幻觉。”[13]从而避免在商业化大潮中成为男权意识文化的欲望化对象和共谋。

摘要：9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中国女性写作理论是以当代女性写作为实践基础, 以西方女性写作理论的传播为借鉴, 在对女性意识的深入认识中而形成的富有本土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当代女性写作理论研究围绕女性写作定义的界定和女性写作特征两方面展开,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把女性写作分为女性集体书写和个体书写, 得出了对女性写作应有的正确观点.

关键词：女性写作,女性主义,超性别书写,身体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