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

第一篇：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

中国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及改革方向思考

一、中国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一)以内务部、劳动部、卫生部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49年10月-1954年8月)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行政机构的决议,任命内务部、劳动部、卫生部三个部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管理工作[1]。具体业务分工为:内务部干部司主管各级行政人员的社会保险等事务,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主管企业社会保险事务,卫生部主管公费医疗保险事务。1950年10 月,干部司及其主管业务被划入于1950年10月在政务院人事局基础上重新组建的人事部。值得一提的是,受当时社会条件所限,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都不高,但就企业劳动保险业务的行政机构管理体制而言,当时所执行的监督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经办模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各大行政区工会组织对“所属各省、市工会组织及其区域内产业工会组织的劳动保险工作,负指导督促之责”;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劳动保险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督导所属各地方工会组织、各产业工会组织有关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机关“监督劳动保险金的缴纳,检查劳动保险业务的执行,并处理有关劳动保险事件的申诉”;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为“全国劳动保险业务的最高监督机关,贯彻劳动保险条例的实施,检查全国劳动保险业务的执行”。这种“管办分离”的行政执行原则也是这一时期社会保险不同于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管办合一”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受历史条件所限,在当时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的情况下,虽然这一时期存在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分割化管理、社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偏低等问题,但当时执行的内务部(后由人事部经办)、劳动部、卫生部“三部门”主管,相关部门辅助配合的管理行政格局,以及企业劳动保险“管办分离”的经办模式对当时稳定社会局势、巩固政权、恢复生产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以总工会、内务部、卫生部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54年9月-1968年12月)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由国家举办社会保险,成为中国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1954年至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行政机构精简整顿工作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954年5月28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劳动保险业务移交工会统一管理的通知》,同年6月15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劳动保险业务移交工会统一管理的联合通知》,对移交劳动保险业务、文件、撤销劳动部门的劳动保险机构等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后,各级工会统管全部劳动保险工作。至此,在上一时期实行的执行权与监督权相分离的管理模式演变为执行权与监督权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形成了 工会参与拟法、政府立法、工会具体经办的社会保险业务管理格局。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在精简机构政策的推动下,1959年7月,由国务院直属的原人事局改由内务部管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业务也随之划归内务部新成立的政府机关人事局管理,内务部的社会保障职能逐步得到加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卫生部新增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业务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制演变中最值得肯定的成绩。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然传承上一阶段的三部门主管经办模式,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与企业社会保险仍被分割在两个管理部门,事实上,全国总工会取代劳动部经办企业劳动保险业务意味着劳动保险经办管理模式已经由上一时期的执行权与监督权相分离演变为实质上的“管办合一”,这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体制“管办不分”的开始。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经济水平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由卫生部经办负责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不仅使卫生部门自身的职能得以增强,更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文革”时期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格局(1969 年1月-1976年底) 1969年1月,内务部被

撤销,其主管的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业务被分散到公安部、财政部、卫生部等部门接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业务被国务院政工小组办公室接管。1970年6月,劳动部被撤销,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劳动部工作并入计委所属的劳动局负责。直到文革后期,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工作才逐步恢复正常。1975年9月,国家劳动总局成立,由国家计委代管,其主要职责之一便是负责管理企业劳动保险。 1979年7月,劳动总局设置保险福利司,实施劳动保险拟法和部分管理工作,劳动总局管理职能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权利开始逐步向劳动部门转移。此外,由于这一时期主管企业社会保险业务的全国总工会和地方工会组织被迫停止运转,企业社会保险的筹资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69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原在劳动保险金中开支的劳动保险费用,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这一规定改变了企业劳动保险金的原有筹资机制,形成了待遇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 费用由企业实报实销的“企业保险”,标志着劳动保险由工会组织在全国范围统筹调剂18年之后,转为由企业自行支付劳动保险待遇。相对而言,卫生部门是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小的部门。虽然公费医疗制度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被诬蔑为修正主义,但在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倡导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第二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 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 ，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三篇：我党入党誓词的历史变迁

我党入党誓词的历史变迁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一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党的十二大统一了入党誓词，并将其写入党章，体现了入党誓词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入党誓词变迁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核心是“永不叛党”，强调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在章程中只是对党员入党资格、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当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人介绍，经过审查，即可入党。入党形式虽然简单，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

立和成长的初期面临着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入党誓词为捍卫党组织、保卫红色政权应运而生。曾有记者采访1925年即入党的夏征农老人，问他在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老人毫不犹豫地说：“是当年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王树声则是在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老党员，他入党时的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加强党和红军建设时，十分注意通过入党宣誓仪式来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酃县水口村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他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他们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一版本的誓词，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物证。1931年1月25日，江西永新北田村农民贺页朵

秘密入党时，在一块红布中间写下了入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从党其(服从党纪)，永不叛党。”贺页朵所写的入党誓词，与毛泽东领誓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同，顺序略异。

这一版本的入党誓词还在一些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中反复出现过，核心内容大致相同。如李志民回忆1927年他入党时所诵读的誓词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杨得志回忆1928年他入党时宣读的入党誓词为：“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除以上版本的入党誓词外，福建长汀博物馆保留着这样一份入党誓词：

中华民国××年×月×日在××地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一、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二、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

三、保守党的秘密;

四、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五、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

六、按时缴纳党费。如

有违上列各项，愿受党的严厉纪律制裁。

这一时期入党誓词的最大特色是强调阶级斗争和对党忠诚。一方面，中共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此观点被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普遍吸收，成为重要特色之一;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近六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党组织被打散，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我们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党组织尤其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永不叛党”成为党员入党之初的基本承诺。而且，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永不叛党”自从拟定之日起，被各个时期沿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

第四篇：武汉大学牌坊的历史变迁

论文一：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历史变迁

2012302660036 肖桥 国际软件学院

20世纪30年代武昌街道口的两座老牌坊

在1932年以前，武汉大学的校址一直都位于武昌城内的东厂口(即阅马场以东，蛇山与武珞路之间的那块地)。自从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之后，便择定了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在此兴建新校舍。当时，从宾阳门(今大东门)往东，仅有一条低级碎石路(即现在武珞路-珞喻路的前身)途经今天的街道口。于是，学校便函请湖北省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这条路全长1.5公里，宽10米，于1930年1月建成通车，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即今日穿越劝业场、连接新旧两座牌坊并直通武汉大学校园腹地中心湖一带的珞珈山路)。

1931年，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正在进行中时，学校在街道口的大学路的起点处，建起了一座木结构的校门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设计，是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座校门牌坊。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这座在材质上不够坚牢、在结构上“头重脚轻”的木质牌坊，被一场大风所吹垮!

图 1 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街道口木制牌坊

在木质牌坊被毁后，学校充分汲取了这一教训，又在原地重新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牌坊，仍由沈中清、缪恩钊二人设计。牌坊横幅正面仍为“国立武汉大学”(从右往左读)的校名，背面则替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从左往右读)六字，以标明这座高等学府在当时所执著追求的理想办学规模与学科格局(这一格局直到1947年初才得以实现，但短短3年后即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而彻底失去)。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坚牢与耐久，这座牌坊在街道口始终屹立不倒，时至今日，已经历了将近80年的风雨沧桑。2001年，还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正式入围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2 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街道口混凝土牌坊

关于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充分和确凿的证据足以“自圆其说”，因而也就无一可被采信。与“国立武汉大学”题写者的悬而未决相比，武大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的题写者却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赜(字博平)。

街道口老牌坊校名字体的两次变迁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面貌还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国立武汉大学”六字为“陈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所替代。

图 3 武汉大学牌坊“国立武汉大学”改为“武汉大学”

所谓“陈毛体”，乃本校历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据说，在解放初期，武汉大学全体共青团员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请其为武汉大学题写校名，但不知何故，这封信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没想到不久后，武汉大学却沾了本校农学院学生陈文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光——陈的父亲生前是毛泽东的同窗挚友，后来成为“烈士”。1951年4月，陈文新的母亲让她代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她当时很高兴，自己也写了一封，一同寄给了毛泽东。4月29日，毛泽东给陈文新回了信。收到这封回信后，不仅仅只是陈文新本人，整个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都兴奋不已——简直就是“如获至宝”嘛!大笑有人提议拿信封上标示寄信地址的“武汉大学”四字作为校徽，最终，这四个字便成了武汉大学校名的“标准字体”!

到了1983年，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请注意，是70周年，不是90周年!)，学校决定恢复街道口这座老牌坊的历史原貌。由于牌坊上原有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已无法恢复，于是，学校便邀请了一位名叫曹立庵的书画家(已不在人世)重新为这座牌坊题写了校名。对于这件事，我直到目前也没有找到任何确切可信的记载，姑且暂时认同此说、同时也存个疑吧。1993年，武汉大学在今天的学校正门将这座牌坊“复制”一座的同时，也将曹立庵的题字一并复制了过去。

武汉大学两座新校门牌坊的陆续建成

到了1991年12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向全社会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这座新校门于1992年12月10日破土动工，1993年9月10日落成(此时，武汉大学已将80周年校庆改为百年校庆)。从此以后，世界上便有了两座外形大体一样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分别在街道口和八一路遥相对峙，同时并存了19年之久，后于2012年拆除。

图 4武汉大学1993年牌坊

2011年，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此修建八一路下穿通道，现有路面建成广场，决定拆除“93版”牌坊。同时为迎接武汉大学120周年，决定修建新牌坊，此外，为配合八一路扩宽工程，新牌坊在“93版”牌坊的原址上向校内缩了10多米，但依旧在武大校园的中轴线上。据武大基建负责人介绍，新牌坊依“93版”牌坊原样扩建，是考虑到延续武大历史文脉，同时与新建的广场比例更协调。新牌坊题字正面为蓝黑色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反面为深绿色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

第五篇：改革开放前后交通工具的变迁

交通工具的变迁

人们通常安步当车，下地干活、走亲戚，基本上是步行，我的长辈有不少人到25里外的束鹿县城(今辛集市区)，也往往步行。偶尔富裕些的家庭有一辆旧自行车。曹文轩在小说《草房子》中也写到，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小学，一位家境富裕的学生骑一辆自行车到学校，引得所有学生羡慕。

那时候主要用作运输工具的马拉大车，同时辅助发挥着交通工具的作用。生产队的粮食收获了，我大叔叔就很神气地挥鞭打马，赶着装满粮食的大车奔赴县城的粮站。这中间就捎带人们一段路，人们坐上马车，很舒服，也神气。

改革开放三四年后，人们的生活好一些了，村里的自行车多起来，主要是旧自行车。我哥哥上高中那年，托人买了一辆环球自行车，需要车票，160元，崭新的，货真价实，我们都非常高兴，视作宝贝。那时候农村女孩结婚，几大件就包括自行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交通便利多了。我们都骑自行车上高中。农村的拖拉机也辅助地作为交通工具。摩托车进入了一些先富裕起来的或赶新潮的农民家庭。农村青年结婚流行的新几大件，包括摩托车。1988年我第一次从辛集市坐火车到石家庄，感觉又平稳又快速。石家庄市区不仅有公交车，而且出现了出租车。那时候流行皇冠，那位女出租车司机很健谈，给我见多识广的印象。1989年我首次出省远行，乘火车到大连上大学，在大连市区，不仅见到了公共汽车，还有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那里的交通真的很便利。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从大连乘客轮到天津，也很便利。在石家庄，自行车更加丰富多彩，我买过一辆800多元的阿美尼变速自行车。我当时在单位经销摩托车，客户中的很多都是农民。看来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公交车越来越便利，线路延伸越来越长、越偏远。连通城乡的长途公交车，也越来越发展。在石家庄，打出租车也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宜。我曾在江苏境内做过一次长江轮渡，真的使天堑变成了通途。

进入新世纪以来，更不得了。一个是火车提速，尤其是动车组的开通，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出行、在途时间，加快了生活节奏和工作效率。我去年从长春乘坐动车到北京，只用了6个小时，真是太方便了。火车还有一大便利就是卧铺、软座、空调列车越来越多，使得人们的出行舒适度越来越高。另一个是飞机日益进入人们的日常出行工具选择，远途的出行，或者是打折的机票，都很有吸引力。我坐过一次乌鲁木齐飞北京的飞机，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安全、平稳、舒适，机票也有打折，服务也非常好。在城市，私家车、电动自行车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人们的工作单位离家远所带来的不便，已经越来越小，节假日全家开车在附近旅游，也越来越成为风尚。城市的公交车密度越来越大，服务也越来越好，各种便利的、针对不同人群进行优惠的公交卡也受到广泛欢迎。随着人们日益富足，打出租车越来越普遍，节假日探亲的人们甚至从大城市直接打出租车到边远的乡村。我就见过一次从石家庄打车到易县的，要将近400元的费，还有从石家庄到平山村里的，要130元，我也有急事打过一次从石家庄到藁城贾市庄镇的，150元。非常快捷和便利。在北京等大城市，地铁成为一种便利的、经济实惠的、运送旅客效率非常高的交通工具。京津城际列车的开通，也使得百里之遥变成了咫尺之隔的感觉。各地高速公路的建成与贯通，高标准国道的建设，都使得通行条件更加优越。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和进步。很多人开始选择和接受拼车出行的方式，既节约费用，又避免单调寂寞。

三十年来交通工具的变迁，我感觉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发挥的作用是最根本的。改革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改革和开放共同丰富了市场供应，促进了科技进步，使国家和人们富裕了起来，选择型消费、个性化消费得到实现。这样才使得人们在出行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选择权。

未来的交通工具会怎么样呢?直升飞机更多地服务于公务和家庭?或者还会有更多更加便利、安全、有趣的交通工具出现?有更多的涉及出行的优质、新奇服务方式出现?只要我们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想象、憧憬和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