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与展望

第一篇：改革开放的历史与展望

中国梦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

岳庆平：“中国梦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中央九三学社研究室主任岳庆平受邀走进第八十九期百姓大学堂。

报告中，岳庆平教授以总书记在北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的“中国梦”切入主题，指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岳庆平教授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异同并揭示了两国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梦”作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展望未来，岳教授指出，在追求“中国梦”时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

岳庆平教授的报告语言生动，思想深刻，举一反三，发人深省，启发了大家对“中国梦”的深入思考。

第二篇：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2007年11月22日，英国励展博览集团中国区总裁兰德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宣布设立“励展中国奖学金“，据了解，这是国际展览主办机构首次在华设立会展类奖学金。

同时，全国上下关于会展教育的研讨会也逐渐增多，第一届全国会展教育年会于2006年3月10日-12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本次大会有来自全国30多所大专院校的代表及展览机构的代表，参加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刘宝荣副会长介绍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议与展览专业委员会的情况，并宣布了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聘任名单，《中国展会》编辑部参加了本次大会并成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议与展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2006年在澳门展贸协会和澳门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亚太地区旅游会展教育与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澳门召开，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亚太地区会展教育的发展和合作。2007年12月上海师范大学组织召开了长三角会展教育联盟，会议期间，成立了长三角会展教育合作机构，并达成了长期的合作机制。

会展资格认证培训教育体系开始起步，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率先在行业内启动了对会展人才的认证工作。由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和上海世博人才认证中心合中国会展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是改革开放为中国会展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之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并在短短30年中成长为一个新兴产业。会展业在贸易往来、技术交流、信息沟通、经济合作诸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会展业已经形成了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发展态势，各类为展会服务的运输、搭建、广告等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形成了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喜人局面。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厦门、深圳、成都等城市的展馆建设日臻完善，同时由于具备在经济、人才、信息、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突出优势，这些城市的会展功能开始凸显，展览业蓬蓬勃勃、蒸蒸日上，占据了我国会展业的半壁江山。在这些城市的带动和示范下，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开始从沿海走向内地，从国内走向国际，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会展业历史回顾

会展业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更是深刻地记录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中国目前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会展区域中心，三大城市在全国会展业市场占有率分别是北京25%、上海18%、广州占了8%。形成了三足鼎立、互相竞争的局面。总体而言，我国会展业从解放以来，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国会展业发展的起步阶段(1978年——1989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会展业迎来了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1978年，中国贸促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十二国农业机械展览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博览会，标志着中国展览业由起步期的“单国展览时期”向蓬勃发展阶段的“国际展览时期”过渡。1982年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接待外国来华经济贸易与技术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双双出台。标志着我国会展业的法制化、规范化的开端。1984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建成，成为北京20世纪80年代十大著名建筑之一。与此同时，出国会展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贸促会1986年参加瑞士“巴塞尔样品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首次采取了以展览为手段，以贸易成交和销售为主要目的摊位式展览形式，改变了以往以宣传成就为主的展贸分离的整体式展出方式，展览的贸易性、专业性大大加强，从而使中国展览业开始与现代国际展览业接轨。这次展览，在中国出国展览业的阶段性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6年我国最早从事展览器材开发、研制和生产的专业化公司中国常州灵通展览用品有限公司成立。1989年6月，深圳国际展览中心建立，拉开了深圳展览业的帷幕。自此，深圳展览业披上战袍，成为“正规军”，在全国率先走上市场化之路。这一时期中国展览业不论是出国展览还是来华展览，均作为配合新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手段，在促进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冲破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企图，宣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作为中国会展业的萌芽时期，会展数量少，组织水平和专业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把会展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的经营意识尚未形成，会展从严格意义上讲大都不具备现代贸易会展的特征。

(二)中国会展业发展的积累阶段(1990年——1999年)

中国会展业的产业化历程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目标的确立，随着金融、贸易和现代工业的聚集，我国一线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的会展业迅速崛起，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比如，1990年上海举办的国际展会只有40个，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到1999年，举办的国际展会达150个，展览面积80万平方米。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为例，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各种国际级展览会为19类;而90年代之后举办的为40类。

国内最早较系统地研究展览的著作在1990年，在这一年中国农业展览馆协会组织编写了《展览学概论》，该书对展览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从而为之后的展览及会议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事实上，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现了少量相关著作，影响较大的如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编写的《解放区展览会资料》，中国展览馆协会编写的《展览研究文集》等。1993年，潘杰撰写了《中国展览史》一书，同年湖北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展览馆协会编写的《展览知识手册》;1994年，陈汉典等编著了《中国展览学》。

1995年我国首家中外合资公司京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面世，是有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亚洲公司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中国展览业内第一家合资公司，同时也是慕尼黑国际博览会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京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的面世标志着我国会展业国际化的开端。1996年2月12日，大连市政府决定成立大连市展览工作领导机小组。1999年，高交会馆成立，将展览业带进了新的时代。政府的全力支持让高交会成长为城市名片，同时也发展了礼品展、住交会等品牌展览，深圳初步形成了会展经济和会展城市。同时，1999年1月27日，林宁的《展览知识与实务》在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90年代末开始，全国明确提出将会展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的城市多达

三、四十个：环渤海经济圈有北京、天津、大连、廊坊;珠三角则由香港、广州、深圳、东莞(包括其属下的厚街镇)等领衔;长三角除上海外，宁波、杭州、苏州、南京甚至更外围的合肥，都把会展业做为发展重点;西南地区中，最富经济活力的成都和举办过世博会的昆明势头最旺。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是我国会展业发展的积累阶段，会展数量逐渐增多，新的会展法规的颁布，展览器材企业的成立，国际展览的逐渐增多，展览中心的逐渐增多，为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中国会展业发展的飞跃阶段(2000年至今)

从会展业的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来看，在北京、上海、大连、珠海等城市正在涌现出诸如“国际防织机械博览会”、“国际机床展览会”、“国际汽车展览会”、“大连时装博览会”、“珠海航空博览会”等一批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的知名品牌专业化国际博览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选择在中国召开，也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城市建设和会展水平的提高。国际商会年会、环太平洋论坛年会、亚太法官会议、国际引航员大会、APEC会议等700多个国际性会议在上海举行，为上海赢得了国际会议中心的美誉。

此外，中外合作办展也屡结硕果，继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同德国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在北京成功合作举办了“中国卫生洁具、供暖及空调设备展览会”(ISH CHINA)和“中国汽车配件展览会”(AUTOMECHANIKA CHINA)后，双方又同上海市贸促分会合作，举办了“上海国际消费品博览会”(AMBIENTE SHANGHAI)。继中国贸促会9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博览会后，中国政府独立举办了本世纪最后一个A1类专业世界博览会明园艺世博会，有6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6个国际组织参加展出。

1、会展数量增长快，收益明显

2000年以来，我国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从机械、电子、汽车、建筑，到纺织、花卉、食品、家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国际专业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会展中心城市。从展览规模看，北京为全国之最;从展会数量看，上海位居全国首位。北京市2000年展览会突破100个，2001年又有增加，而且展览会的面积不断增加。以北京为例，北京国际贸易中心由于地处国际贸易的商圈，展览会也不断，平均每年接展50个，若要在这个展览馆举办展览会则需要提前一年。2007年北京市会展活动规模化和国际化特征明显。2007年北京市宾馆饭店、场馆承接会议21.3万个，其中，接待国际会议8045个，同比增长18.2%;接待展览1366个，其中国际展览355个，占全市展览的26.0%，会展业年收入实现81.8亿元。2007年北京市专门从事各种展览活动的大型场馆展出面积达67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6%。2007年，为会展活动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的单位服务展会个数达8903个，同比增长15.8%。全年实现会议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15.1%;展览收入为21.5亿元，同比增长27.4%。奥运会之前，北京会展业在北京奥运规划总方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2005年到2008年国际奥委会规定的北京奥运财政的四年时间，大规模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展览，使北京会展业提升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力。

2、会展研究逐渐丰富，成果多多

2000年以来，会展理论开始越来越丰富，2000年中德合作的中国重庆海纳会展研究所(原重庆会展研究所)于2000年11月由留德学者应丽君女士在重庆创建。目前是中国展览馆协会成员单位。2000年底起，该研究所开展《中国会展业人力资源调查》，倡导会展科学研究，全力推动我国会展人力资源建设。

2002年1月，中国展览馆协会会同国际展览联盟等机构共同在我国现代展览业的策源地――广州举办了全国首次会展发展高峰论坛暨第三届“展中展”，该次大会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会展专业机构和最具代表性的会展职业经理人与专家教授，共同探讨了中外会展业发展的八大趋势与管理创新之路，并为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该次高峰论坛暨“展中展”已成为中国会展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是我国会展业第一次的系统理论总结和会展业为社会所广泛认同。同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马勇教授培养毕业了我国第一届会展管理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其间，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别创办了《中国会展》与《中国展会》两部专业会展刊物;《旅游学刊》、《中国经济信息》等诸多学术刊物先后开辟了会展专栏，《中国贸易报》、《中国经营报》等权威报纸设置了会展专版，国内会展经济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中国我国关于会展经济的研究已经涉及会展经济的界定、区域会展业发展实践经验总结、中外会展业发展比较分析、中国会展业发展现状及对策、会展企业经营管理等众多主题。

2003年，中国大陆会展理论最早的研究者和全国高等院校会展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著名的会展活动策划大师和管理咨询专家马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和王春雷主编的的《会展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案例》，全书对会展业的发展历史、管理原理及具体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主编了第一套全国会展经济管理系列教材，曾先后应香港会展协会和澳门展贸协会邀请作系列专题讲座，应中国贸促会等机构邀请在中国《展中展》论坛上作关于“中国会展业八大发展趋势、四大关注焦点和六大创新对策”的主题演讲;应上海、云南等省市政府邀请作会展项目策划和品牌建设等系列讲座，曾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十大会展人物”和“中国十大会展理论新锐”等称号。为鼓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举办具有国际规模和影响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和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商务部于2004年1月13日公布《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2008年6月5日，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来自国家标准委、商务部、科技部、文化部、教育部、贸促会等国家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及全国各地会展协会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展标委会工作内容涵盖了会展业对标准化工作的所有需求，包括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等各类标准对象，涉及会展业从策划、搭建、运行实施到后续利用的全部产业链。

3、逐渐重视会展教育，资格认证正在起步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推动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多家高校开始开设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2001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设立会展与广告专业，2002年，按浙江省高校招生计划录取87名学生。该专业共开设37门课程，其主干课程为传播学、市场营销、构成学、广告学、文案、灯光艺术、环境艺术、会展实务、网络展览、广告设计、模型制作、计算机制图技术、摄影、影视动画制作等。2002年8月，澳门大学开设《会展管理与实务》，应中百邀请，该研究所2002年10月在天津开设专题讲座《中国会展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城市会展经济发展与会展品牌规划管理》。2003年3月4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正式成立会展管理系，主任为刘大可。北二外会展管理系开设的课程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法律、心理学等基础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二是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等经济管理方面的核心课程，目的是让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一般性经济与管理方面问题的能力;三是会展概论、会展经济学、会展项目管理、会展营销、会展客户关系管理等会展方面的专业课程，旨在提高学生从事职业化会展管理的作，于2006年6月首批认定了高级会展师31名、会展师19名。此后，中国贸促会、美国国际展览管理协会共同举办的“注册会展经理(CEM)”培训、中国贸促会与德国国际培训和发展协会合作的“赴德国展览管理系列培训班(MesseCampus)”等人才培训工作以脱产、半脱产、利用业余时间等多种多样的方式相继展开，培训内容包含了会展理论和实物操作等方面，取得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好评。2008年9月，外经贸部对外贸易企业协会开始组织筹备国际商务会展等级考试，考试等级设，国际商务会展员、国际商务会展师、高级国际商务会展师等岗位考试。2010年前，只组织国际商务会展员专业培训考试。目前，中国会展业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兴起，会展人员资格培训认证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的瓶颈

经过30年代发展，虽然我国会展业整体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发展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会展业比较而言，显示出不成熟、不规范、不配套。

(一)产业松散，效益低下

我国会展经济产业要素松散、产业关联脱节主要表现为会展经济发展在管理体制、市场预测、宣传促销、配套服务等方面没有实现良好的对接。这种产业要素的脱节直接导致了会展经济联动优势的发挥，大大减小了会展经济的连带效应。会展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群体中的边缘产业，其发展对于旅游饭店、航空运输、设计装饰、电子音像等行业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的关联度高达1：9。而在我国会展经济最发达的京、沪、穗三地区，这种经济的关联度却只有1：6。

(二)结构失衡，分布不均

我国会展业发展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结构的失衡，一是供需结构的失衡。首先区域结构的失衡是指各省市的会展业发展水平相差明显但又不是真正的“重点突出，合理分散”，因为除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之外的区域会展中心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即便是上海、北京等主要会展城市竞争力也不够强。

供需结构的失衡主要是指国家对会展场馆建设的控制失灵，虽然全国的会展场馆数量在增加，但由于空间布局和档次结构的不合理，仍不能满足会展市场的需要，全国会展业普遍出现了“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从而使我国会展业发展陷入了“规模不经济”的怪圈。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各地区会展业发展犹如“天女散花”，各省市都提出要大力发展会展经济，而很少有城市注重自身的区位、资源条件及市场环境。

(三)市场无序，管理落后

与会展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会展业市场秩序比较混乱，首先是由于政府行为的不当介入。与国外会展业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几乎相反，我国许多城市的大型会议或展览都由政府主办，政府一方面对会展活动的具体运作干预太多，过多地插手展会的管理运作过程，政府机构繁杂的手续和非专业化的管理，极大地阻碍了会展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和会展业管理运作效率，导致了我国会展经济多头办展、重复办展、低层次办展等现象的发生。而另一方面政府在会展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促销等重要问题上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国内会展业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部门。目前我国虽然北京、上海、大连、深圳等城市成立了地方展览协会，对我国会展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有所推进。但我国会展业目前仍然尚无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会展经济的行业自律机制、发展宏观指导和整体协调功能都还很不完善，制约了会展经济的发展。会展业行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导致没有部门全权负责国际、国内会议及展览界之间的横向交流与联系，这既不利于提高我国会展业的国际化水平，也无法协调各地展会的内容、层次和频率。

最后，我国会展业行业法规建设滞后是导致我国会展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已在《展销管理办法》和《关于在境内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的决定》等会展经济发展规范出台的基础上，于2002年12月，终于由国家经贸委发布了我国会展业第一个行业标准《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和评定》。但从整体上来看，现行管理措施远远难以适应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会展经济市场秩序亟待整治，会展行业法规亟待健全。

(四)服务滞后，人才缺乏

我国会展业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水平滞后。如目前在国内展会中，只有极少数展览会设立了相关的服务商、法律咨询机构、专业观众检录系统等客户服务项目。大多数情况下，参观商和观众在参加展览会时遇到的一些问题难以解决，展会后的情况也无从了解。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会展业尚未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格局所导致。展会主办者既是策划人员，又是具体实施人员，从展品征集、宣传促销到展场布置、活动安排甚至为参展商提供住宿、饮食等服务均由同一批人承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会展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会展业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然而目前我国的专业会展人才尤其是会展策划、装修与营销等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国内许多会展主办者对会展经济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会展活动的组织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都亟待提高。一方面，会展从业人员大都来自各相关行业，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缺乏系统的会展知识和相应的工作技能，从而制约了我国会展业的办展水平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非专业化的展会组织者对会展经济理解不充分，因而不懂得将会展活动与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结合起来，这不仅降低了会展活动的运作效率，还会影响参展商和观众对举办地的满意程度。

三、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尽管目前中国会展业的发展现状与自身的大国地位和资源条件极不相称，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会展业将赢得众多发展的契机。概括而言，中国会展业在未来发展中将呈现以下八大趋势。

(一)产业化趋势——全面对接，产业互动

会展经济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形式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会展经济所具备的产业化特征也日益明显。首先，会展经济的产业内涵不断延伸。从目前会展经济的发展来看，会展经济已经摆脱了以往单纯会议或展览的界限，其内涵逐步丰满起来，包括宾馆、餐饮、航空、旅游、物流、搭建、设计、布展等众多行业的大会展经济产业正逐步完善。其次，会展经济产业效益快速增长。通过充分发挥会展业在沟通相关行业信息、交流产品和技术、推进行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以及对旅游、宾馆、交通、通讯、运输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对产业经济的带动作用。再次，会展经济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将为会展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会展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日益显著，其创造的直接和间接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大。从国外会展经济发达的国家来看，会展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致为0.2%，而目前我国该比重仅为0.004%。有关专家预测，到2010年我国会展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达到0.1%，届时我国会展经济将发展到相当规模。

(二)国际化趋势——宏观调控，扩展竞争

与其它行业相比，中国会展业是一个壁垒相对较少的行业，对于众多国外展览公司来说，我国会展业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随着服务贸易准入壁垒的取消，使他们进入中国会展市场的渠道更加畅通，并使国内会展市场竞争日趋国际化发展，所以我国会展业的竞争扩展到会展产业的每个领域。另外，入世能给国内会展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办展技术，尤其是在会展业的配套服务部门怎样分工协作、会展业与旅游业等行业如何实现有效对接等问题上可以提供新的参考依据，这势必会提高国内会展管理部门的调控水平。面临入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会展界应做好两方面的准备，即对内抓紧制定行业法规，对外尽快熟悉国际规则。

(三)法制化趋势——健全法规，规范市场

与国际会展业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会展业的法制进程却十分缓慢，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的会展立法主要散见于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一些管理规定。尽管立法层次不高，体系还很不完善。会展立法最初出现在会展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最早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法规是《国际博览会联盟章程》和《德国展览协会章程》，以及《国际展览会公约》等，GATS协定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才达成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会展业在形成一定规模后，进入了市场竞争时期。我国会展在法制化方面迈出新了的步伐，在政府的强势介入下，一些大型重要展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国家战略意图也在展会中从不同侧面得以体现。我国会展的现行立法，包括(1)关于会展审批管理的规定，例如：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关于出国(境)举办招商和办展等经贸活动的管理办法等;(2)关于举办者主体资格的规定，例如：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等;(3)关于展品进出关、运输等的规定，例如：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出国(境)文物展览展品运输规定等;(4)地方政府规定。由于会展业的“经济推动器”作用，各个地方都极为重视，纷纷出台相应的法规，像1998年广东省人大制定的《广州市举办展销会管理条例》、1999年大连市制定的《大连市展览会管理办法》、2001年江苏省政府发布的《江苏省关于对本省举办的大型会展实施知识产权监督管理的意见》等。随着会展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国会展业的法制化发展趋势会更加明显，会展法制体系会逐渐健全，以规范会展市场秩序，创造会展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集团化趋势——渠道多样，优势互补

集团化是国内各个产业部门急需解决的共同问题，它是伴随市场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企业经营战略。

中国推进会展业集团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会展企业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全国会展业的国际竞争力。会展企业的集团化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个行业在资产、人才、管理等方面全方位的融合与质的提升。我国会展行业的集团化可以分三步走：一是采取横向联合、纵向联合、跨行业合作等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组建会展集团;二是开展品牌竞争。即会展集团应以统一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开展经营管理，以逐步提高品牌的知晓度及价值含量;三是实行海外扩张。积极向海外扩张是会展企业集团化达到较高水平的一项重要竞争策略，它能使国内会展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主动。海外扩张主要有设立办事机构、合作主办展览、移植品牌展会、投资兴建展馆等四种形式。

(五)品牌化趋势——规模导向，品牌支撑

品牌是会展业发展的灵魂，也是中国会展业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综观世界上所有会展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品牌展会和会展名城。例如，在德国慕尼黑每年要举办40多个重要展览会，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本行业的领导性展会，高档次的展览会为慕尼黑赢得了大批参展商，也增强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增强中国会展业的国际竞争力，品牌化是必由之路。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已初步涌现出一批具有知名品牌的会展企业或展会，如北京国际会展中心、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星海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国际汽车展、深圳高交会等，这些品牌企业或展会为我国其它城市发展会展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这些民族化的会展品牌与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国际性会展公司或展览会相比，无论在品牌的知晓度上，还是在品牌的无形价值或扩张程度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可以预见，品牌化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上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日程。而且，中国会展业的品牌化应主要围绕三个内容来进行，即培育品牌展会、建设会展名城和扶持领导企业。

(六)专业化趋势——专业定位，专业运作

“只有实现专业化才能突出个性，才能扩大规模，才能形成品牌”已成为国内会展界的共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会展业追求的都是综合化，强调小而全，并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层次、更多类型的参展商，结果造成展览会特色不鲜明、规模普遍小、吸引力不强。而且，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的国际知名展会才比较缺乏。

专业化是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国内会展界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一是展会内容的专题化。展会必须有明确的主题定位，否则就吸引不了特定的参展商和观众，国内绝大多数展会主办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在全国每年举办的1300多个展览会中，有75%以上是专业性的。二是场馆功能的主导化。除了会议或展览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外，场馆也应该有比较清晰的主导功能定位。在会展发达国家，一些国际性的品牌展会总是固定在某个或几个场馆举行，这样既便于会展公司和场馆拥有者之间开展长期合作，又有利于培育会展品牌，我国会展企业应吸取其中的成功经验。三是活动组织的专业化。随着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尤其是与国际会展市场的进一步接轨，国内会展业必将在展会策划、整体促销、场馆布置、配套服务等方面走上一个新台阶，各类专业会展人才也会越来越多，组展过程将呈现出专业化、高水平的特点。

(七)生态化趋势——绿色理念，潜力无限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任何一项产业要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都必须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可以预见，生态化将成为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会展业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注重场馆的生态化设计。投资者在兴建会展场馆时将从会展场馆选址、建筑材料选择到内部功能分区，突出生态化的特色，有关管理部门也会对此制定相应的规范。目前，“绿色会展场馆”的概念在国内已经相当时兴。(2)大力倡导绿色营销理念。会展城市在组织整体促销或展会主办者在对外宣传招徕时，都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生态特色和环保理念，以迎合参展商和大众的环保需求心理。(3)强化环境保护意识。除积极建设绿色场馆外，展会组织者和场馆管理人员将比以前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和三废处理，在布展用品的选用上也应做到易回收的材料优先。(4)以环保为主题的展览会将倍受欢迎。随着中国会展业的日益成熟，国内会展产品中必将涌现出大量与环保相关的专业会议或展览，并且这些展会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八)多元化趋势——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从整体上看，世界会展业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具体包括产品类型的多行业化、活动内容的多样化和经营领域的多元化。首先，会展业的蓬勃发展对会展产品类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会展企业应根据当地的产业经济基础和自身的办展实力，积极开发新的专业性展会。专业内容可涉及汽车、建筑、电子、房地产、花卉等各个行业，关键是要尽快形成自己的品牌。其次，会展形式正在从传统的静态陈列转向融商务洽谈、展会参观、旅游观光、文化娱乐等于项目于一体，这是全球会展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面临激烈的行业市场竞争，我国的绝大多数会展公司都会努力拓展本企业的经营项目，形成“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以分担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从总体上看，我国会展经济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空间上具有很大的潜力。随着世界各国和地区会展经济的迅速发展，根据会展活动的特点以及国际会展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会展业会向着国际化、多元化、产业化、法制化、生态化、专业化等方向发展，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三篇：农村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农村教育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回顾20年来改革的历程，总结已经取得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教育改革，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和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为什么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2亿多人口，9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村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农村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头和难点都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农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80%的家庭已接近小康目标，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直接影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些问题主要有：(1)农业增长中科技含量较少，农业科技推广力度不大，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商品化率较低，“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缓慢。全国每年约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通过鉴定，但转化率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已经转化成果的普及率只有30%～40%，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三率”已经从20世纪初的20%提高到了70%～80%;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5%左右，有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60%～70%。农业生产基本上是粗放经营，农产品的储藏、保鲜、深加工以及集约经营等等问题远没有解决。(2)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与农业现代化要求不适应。全国4.6亿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有1亿多人，占22.7%，小学文化程度2亿多人，占45.5%。(3)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摊子大。规模小、经济效益低，形成“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情形，产业、产品结构布局不合理，科技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造成产品质量差，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使乡镇企业发展步入困境。(4)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屡禁不止，如封建迷信、赌博、吸毒、打架斗殴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村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不适应，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不高则是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由于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薄弱，教学内容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往往把升学教育作为教育工作唯一追求的目标，忽视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对生产知识和技术的需要，结果少数升了学的学生再也不回本地了;而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又在思想、心理、技术、劳动技能上缺乏准备。于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越早的人，往往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流失生或毕业生)，农村吸收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贫困地区尤其突出。在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上，长期是教育部门一家管教育，对农村的需要考虑较少，致使农村教育与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脱节，造成教育在育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与办学和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对于农村教育的弊端，早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纷纷提出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主张，并在全国开展了农村教育实验。其中黄炎培提出中国农村教育要走实教结合的路子。陶行知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就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促进的媒介。”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应当用教育救治。必须开展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教育。他们在提出自己主张的同时，纷纷在全国建立实验区开展农村教育实验。但由于社会制度和他们自身世界观等局限，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救治中国社会的病根，因而，他们的主张和实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能够发现教育弊病的远见卓识，身临其境、身体力行致力于农村教育改革实验的胆识和实践，对于以后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当时解放区及解放后党领导的各项教育改革的推动，特别是1958年以后倡导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中等专业学校被砍掉，基本上取消了农(职)业中学和各种形式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广大农村几乎全部办成了普通中小学，使本来就不很合理的教育结构更加不合理。1980年全国农村普通高中在校学生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之比为3.02：1。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调，办学形式过分单一，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愈演愈烈，造成农村各行各业的人才奇缺，极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培养大批安心农村的专业人才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适应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农村教育改革的主要历程及成效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84年，是农村教育改革的酝酿发动阶段。主要侧重拨乱反正，使农村教育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标志是，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湖南省桃江县委关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情况报告》和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前者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村教育怎么办的问题，主张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学前教育一起抓，三者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和后来提出的“三教统筹”一脉相承)，全面发展农村教育。后者是针对我国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出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要使高中阶段的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县以下教育事业应当主要面向农村，为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可以适当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80年12月和1983年5月发出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适应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渴望人才的要求;一定要引导广大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学好知识和本领。”上述文件和精神，拉开了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序幕。各地以此为契机，开始积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涌现出湖南省桃江县、山西省临猗县等一批典型。第二阶段从1985年至1993年，是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阶段。主要侧重在转变农村教青观念，端正办学方向，调整教育结构，解决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和社会需要的问题。主要标志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前者明确了中小学教育是地方事业，确定了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原则，从办学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要由过去单纯的“应试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后者提出了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战略、指导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要求在本世纪末在全国85%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农村教育改革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为了全面落实《决定》和《纲要》的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依靠人民办教育，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方针，全国农村中小学大范围地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学制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使农村教育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单项的、局部的改革，从教育自身的改革考虑较多，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整体需要考虑较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的弊端。为此，1987年2月，国家教委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决定在河北省阳原县、顺平县(原完县)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建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将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脱贫致富以及社会发展与农村教育改革结合起来。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目的是把农村教育由过去的单纯升学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大面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坚持“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促进“燎原计划”与“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的有机结合，为当地建设培养迫切需要的中、初级适用人才，从整体上形成与农村科技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教育体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89年3月国家教委在全国建立了116个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和30个地区(市，级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联系点，加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实验县(市)达到近千个，燎原计划示范乡镇发展到近万个，分布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县(市)内。凡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地区，教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教育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普通教育的局面，在加强“两基”的同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都有了很大发展，三教统筹的局面正在形成;农业、科技、教育的结合更加密切，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路子，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好典型。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今，教育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共识。各地主要侧重探索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好“服务”和“依靠”的关系，形成“教促富、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主要标志是， 1994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和全社会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次提出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同年9月，国家教委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李岚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7年国家教委有计划地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以后，我国农村教育各项改革逐步展开，农村各类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村教育的新路子，为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和教育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的一项创举，丰富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整个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其生命力，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因此，他强调要加快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目前，各实验区基本做到县有重点高中、职业高中(职教中心)或农民中专，乡镇有普通初中、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科教中心)、中心完小，较大的村有完小、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基本形成结构合理、比例适当、规模适度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和网络，适应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需要。1992年，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足20%，1997年已经在1882个县、市、区，65%的人口覆盖率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基本达到1：1;有3亿多农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科技文化培训，共扫除青壮年文盲2440.57万人，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6%。同时，许多实验区在改革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农村各级各类学校在当地拥有的相对智力优势，利用学校的师资、基地、设施等条件，积极参与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科技试验、示范和推广，直接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涌现出了泪罗市、嘉定区、海城市、讷河市、东莞市、横县、金寨县、东丰县等一大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实验县(市)。

三、农村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及今后的展望1.农村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1)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是推动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农村教育改革涉及到农村的方方面面，单靠教育部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因此，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协调下，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树立“综合”的观念，才能使教育内部和外部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共同为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2)转变教育观念，明确农村教育办学方向是农村教育改革的重点。农村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只有转变了教育观念，使农村教育切实由单纯的升学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同时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学校才能主动关心当地经济的发展，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参与社会生活的变革，使教育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3)实行“三教统筹”，是调整农村教育结构的基本内容。目前，我国农村教育主要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组成，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根据各类教育的任务和特点统筹考虑，全面安排，不可偏废。一定要使新一代劳动者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应知应会的适用技能，提高其全面素质。否则，农村教育的作用就不能全面体现出来。(4)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改革同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农村教育改革走向深化的根本标志。只有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更新了，农村教育改革的其他任务才能顺利进行。(5)积极推进农科教结合，是促进教育为农村建设服务的基本途径。只有农业、科技、教育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的历史任务。(6)认真实施燎原计划，是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措施。燎原计划来自农村教育改革的实践，它要求通过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大面积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增强农民吸收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施燎原计划要建立大批的燎原计划示范乡，把“燎原”、“星火”、“丰收”计划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快农村实用技术的推广，促进农村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与建设。(7)广泛动员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既能提高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效益，又可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自身的改革。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没有强大的科研力量作后盾是不行的。城市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参与农村教育改革，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农村的现代化，这也是当今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所在。(8)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我国农村突出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因此，必须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确定各地改革的目标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措施推动改革的深化。(9)坚持通过实验，以点带面，稳步健康持续发展的原则。总结建国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回顾近20年农村教育改革取得的成绩，使我们更加坚信，在改革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又要坚持通过实验，在成功的基础上再进行推广，才能减少失误，受到各地的欢迎。(10)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进行得这样广泛深入，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前进。因此，必须动员大批有志之士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使实践不断上升为理论，进一步再用来指导新的实践。2.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建议(1)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改革20年来，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的来看，农村教育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实际的倾向，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教育改革中的一些措施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必须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落实科教兴农方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必须从农村长远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每个从事这项改革的同志都要牢固树立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遵循“科教兴国”的战略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制定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新举措，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教育的育入功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把农村教育改革不断推上新台阶。(2)要抓紧干部的再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改革实验的自觉性。要把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向21世纪，首先要了解它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目标和重要意义以及20年来取得的基本经验和形成的思路等等。只有思想上认识清楚了，才能自觉面对困难，开拓进取，百折不挠地把农村教育改革这项宏大社会工程开展起来，坚持下去。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大批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积极参与，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保证这项改革顺利进行。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干部、校长和教师，各级党政部门负责教育工作的领导都要接受再培训，按照江总书记提出的“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近年来，经过机构改革，人员变动较大，许多人并不熟悉这项改革，即使熟悉了也需要增加新的知识和进一步提高认识。因此，再培训是当务之急。要开展再培训，就得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长期坚持，力求取得实效。(3)要适时提出新任务、新目标，不断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是农村教育改革的示范窗口，各地要经常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求，确定自己的工作思路和目标，力争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模式，不断提高改革实验的水平，然后不失时机地在面上推广扩大，真正发挥实验县的示范作用。(4)要加强研究，不断提高教育科学理论水平，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改革是一项全新的科学实验，需要有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防止就事论事，提倡就事论理。“就事论事”，有如原地踏步，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就事论理”，往往能接触到事物的本质，把握住规律，从而指导面上的工作。要从“就事论事”转到“就事论理”，就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分析综合与判断的能力。这是一项硬功夫，需要从一点一滴入手，贵在起步。为此，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领导、干部、校长、教师，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都应该边实践边研究，力争成为一名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将已经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和提炼，上升到理论，探索出规律，这样才能坚定信心，创造出自己的特色，防止一般化和随风跑，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值得提出的是，一定要重视研究农村教育改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能够从理论上阐述清楚，就有利于确立农村教育改革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防止由于人员变动而引起的因人废言或因人废事。尤其是我国的农村，地域广阔，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干部的素质差别很大，面对农村教育改革这项宏大社会工程，急需加强理论研究和指导，才能把这项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5)要进一步加大各级党政一把手统筹协调的力度，不断提高农村教育改革的水平。20年改革的经验证明，只有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一把手亲自抓，才能将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三个计划”的实施，协调得了、统筹得动、综合得到位，才能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转变成为政府行为。因为，只有这项综合改革，从开始起步就明确提出，教育应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急需人才同时兼顾升学服务。只有坚持这项改革，才能有效克服“应试教育”存在的弊端，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而受到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欢迎。既然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必然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勇于探索，深入实践，就一定能够把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向21世纪。(郭福昌系原国家教委城市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孙文正系原国家教委政策法规司助理调研员)(原载《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二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2-63页) 《》

第四篇： 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家庭经济单元内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的外化解决，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催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形成了市场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形式，从市场与生产结合、构建双向稳定机制、奠定宏观调控机制基础和再造农业集体化等方面，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现实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是再度突破的必然，又是必须统筹推动、稳步发展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农村;专业化;集体化

农业兴、天下盛，农业动、天下震是中国经济运动刚性规律的一般现象形态。新中国经济史上，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确当与否产生连锁反应，农业“兴”、“动”引发全局经济“盛”、“震”现象反复规律性发生的教训至深。人们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耳熟能详，农村生产关系如何达到与生产力适合?既是历来政治家关注的焦点，学问家长期探索而难得其解之迷，又是农民驾轻就熟之路。以集体化改造小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和中共的一贯方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农村生产关系选择呈现政治强制集体化和农民自然选择思路和实践都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回顾新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反思农村 经济改革前沿的创新和发展道路突破，正视当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正在进行的升级，对于提高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掌握指导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权大有裨益。

一、家庭承包制面对挑战的创新

总结失误教训的正确论断

把握生产关系选择生产力的总体趋势，是作为社会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实践中，政府对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适合生产力准确“度”的把握，却相去农民甚远。农民以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为实现生产活动的载体，时刻都在直接体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并且能够根据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实际，自动组合和配置资源，选择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即自然而然地创造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毋庸证明，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天然存在自动选择机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新中国生产关系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提炼而成的经济指导思想。基于指导思想的历史矫正，家庭联产承包得以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集体经营层次又名存实亡，大批单家独户经营的农民长期难于摆脱贫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建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正是尊重广大 农民自觉选择和创造，生产力自动选择生产关系自然经济运动趋向集体化的实现形式。

农村生产关系创新的机理透视

马克思根据社会细胞内部矛盾运动规定社会发展趋向原理，从剖析社会细胞商品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社会细胞，是农村家庭经济单元。经济社会最深层次的消费和生产矛盾，在农村家庭经济单元内部，具体现象为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人民公社体制下，家庭经济单元生产功能的主要部分因为通过“队”的形式取代、实现而萎缩于自留地的范围，多样性消费需求也主要通过“队”直接分配主要消费品化解。所以，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强制外部支持，在双向低层次水平上维持平衡。但多样性消费需求作为永恒的动力压而不逝，普遍现象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强制下呈隐形蓄积、伺机待发之势。此乃实行家庭承包制前农村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动态运动暂时定格之基本状态。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统一的经济单元，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为家庭经济单元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驱使农民自发参与市场交换以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农民参与市场交换，迅速对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优势形成非理论的实践认识，自觉推动家庭经营从“小而全”向一业为主的专业化转变。但家庭经济单元生产专业化程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满足消费多样性需求成反比，此辨证运动，推动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生产供给单一性矛盾发生连锁反应，激化到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外化解决。农村社会细胞普遍参与市场交换而“化”，自然而然地推动农村经济摆脱自然经济旧辄，转轨市场化和社会化。但家庭经济单元“入市”，如同“驾片帆小舟闯汪洋大海”，受市场骇浪冲击和远洋巨轮挤压倾覆的概率极高。规律既存在于实践，又是实践的指南。农民对集体生产力大于个体生产力原理同样有着非理论而直观的认识。面对“入市”进则兴、退则衰“入市难”的挑战，农民自发选择走联合经营的道路。

破解“入市难”挑战的实践创新

家庭经济单元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经营应对“入市难”，历经专业户、专业村和商品基地，形成“户”、“片”、“带”有机组合的规模化商品生产格局。其间，应运而生的公司等经济实体，居于链接市场和生产中枢，一头连接市场，拿回供货订单;另一头与覆盖范围的农户签订购销合同，组织农户生产，事实上形成以经济实体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经济实体如蝶身，市场需求和农户生产如两翼。冠名蝶型经济形式比较恰当。

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经济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突破。

开拓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发展创新和谐共荣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是广大农民守可保基本生活，进可创新发展的基础，与现实生产力大体相适应而具有长期稳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凡家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早、且转轨成功的地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亦然。事实显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创新，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两难选择。所以，创造既能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又适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乃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新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又以保证产品销路的订单为纽带，通过入户的系列化技术指导引导和资金支持等途径，组合家庭小生产进入规模化商品生产经营序列，实现家庭承包制稳定和组织化有机结合，在几无震荡之下完成农村生产经营从分散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破解了稳定和发展二律背反难题。参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腥风血雨的小农经济强制改造史，则更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无震荡完成从分散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组合的转变，对开辟小农经济社会化改造道路的创造性意义。

奠定构建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机制的基础

虽然农村生产和市场需求双方都有内在的稳定要求，但由于融会和统筹双方稳定要求的机制缺失，双方的稳定要求事实上长期处于割裂和各自为政甚至对立状态。供求平衡主要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生产和市场大起大落途径被动实现。蝶型经济形式将市场需求和农村生产统一于一体，使双方的稳定要求构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互动的利益共同体，各自稳定的要求在对方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统一辨证运动系统，既在沟通产销层次上奠定市场和生产双向辨证稳定的基础，又建造了实现双向稳定的机制架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蝶型经济形式按订单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使其覆盖范围的农户生产进入销售安全保障系统，在解除农产品销售难后顾之忧的同时，不仅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形成生产稳定进而支持市场辨证稳定的基础，为普遍构造生产和市场双向稳定的良性循环机制，提供了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模式，而且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市场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持。

完善和延伸宏观调控系统

面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对象主体分散成为千家万户，有效抑制农户短期行为冲击的载体部分缺失，调控措施难以进村入户，以致调控目标屡屡失灵。蝶型经济形式中的“龙头”，通过市 场订单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变“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抓得牢的手”，在其覆盖范围借助共同利益驱动和法律保护，与农户之间实际形成密切的调控和被调控主、客体关系。又依托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规模化推行科学技术，经营效益一般远远高于农户各自为政的经营效益，农民为比较利益驱动摒弃传统经营方式，所以能够有效抑制农民自发的短期行为。蝶型经济形式中经济实体和农户之间确定的调控主、客体关系，使农村经营主体由千家万户集中成为相对集中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使国家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对象，从“散沙”聚合成为“集成块”而直面范围大大缩小，并借助蝶型经济形式具有的调控机制，弥补国家宏观调控进村入户的缺失部分，事实上构成政府-经合组织-农户式农村经济调控框架雏形，使国家宏观调控延伸、达到进村入户，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到位率，达到覆盖农村经济末梢——农户的生产经营，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更完善的体系。

拓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道路

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实现农村集体化的依托何在，路在何方?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形式如下。

第一，将各自为政的经济单元组合成为小农户、大生产社会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户为基本经济单位基础上创造出了新型集体经济构造。

第二，将分散的家庭经营组合、纳入产销一体化序列， 进行有计划生产形成形散实合的生产经营，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层次事实上进入集体化序列，无疑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新型模式，从而拓开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途径。

第三，大规模的专业化商品生产经营发展，催生农村经济内部分工快速发生，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协会普遍产生并稳步协调发展，从各个专门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力，形成专业化生产发展推动分工，分工促进联合的良性辨证循环。

第四，组合家庭小农生产成为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的集体生产力，产生“1+1>2”的推动农村社会层次全面提升乘数效应。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公益事业建设在“民营”层面范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不仅发达地区而且欠发达地区，相当批量的农村出现了“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性变化，使农业集体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际，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发展。也证实了邓小平早在包产到户初发的预见：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综上所述，选择和创造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首先是现实的经济运动。农民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直接置身于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之中，所以最先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否，实验地创造出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长期困惑政要和学问家们的历史性难题，已被农民破解 了，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农村经济已经实现的重大突破，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前沿板块，农村经济存在的器质性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并没有普遍的根本解决。世界发达板块的经济实践证明，我国近30年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创造和发展道路的拓开，确实铸就了继续前进的机制载体，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层次的整体提升，使农村经济组织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再度洗牌，实现新的突破，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势所必然。

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

近30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发展规模经营是推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现实呼唤规模经营

目前，在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18亿亩，农户大约2.4亿多万户，每户平均耕作面积大约7亩情况下，基于粮食种植业低投入、高产出的基础，再加国家免税减费等惠农政策的支持，在无特大灾害情况下，维持温饱当无所虞。但户均经营7亩耕地维持温饱，既非广大农民之所愿，又非改变农民收入低现状革命性变革的最佳选择，更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定目标。而且在全局经济出现不测之时，比如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很难有所作为。现实迫切要求对农村经济经营规模形式进行适度调整，组织规模化经营。世界人口密度 最大国家之一的以色列，早已普遍地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近30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农业规模化经营稳步快速发展的事实，都证明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必须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透视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据对我国河西灌溉农业区的调查，在使用架子车等手工劳动工具条件下，每个农业劳动力足可承担经营15亩耕地的作业量。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的农业小型规模经营，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了事实，且类似“点”、“片”在国内分布很广。事实说明，发展类似规模经营，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变“家家都种田、户户小而全，温饱不困难、富裕差得远”，则必须统筹发展规模经营，使粮食种植业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径。

适度规模经营“度”的两大边界限制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势所必然，前景十分诱人，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存在严格的两大边界限制：

1、农村人口离开耕地转移的限制

假如，每个劳动力经营15亩耕地作为适度规模经营最低“度”界限;普遍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那么在全国人均1.3亩耕地条件下，就必须有90%的农村人口脱离耕地。这在实 践操作中，几乎是天文数字，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然不具备普遍的现实可行性。显然这是两难的选择。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极其慎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和“适度”则是刚性边界，必须极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纳农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各类城市都存在就业一员难求现象。但一员难求现象实际只存在没有稳定保障的临时就业领域。凡稳定就业领域，普遍都是，一职难求。一方面数百万大学生不能就业，另一方面大批大学生还在不断拥出校门加入待业行列的事实说明，城市稳定就业领域吸纳自身劳动力都十分困难，大量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大学生就业、老城市人口就业和农村进城人口就业存在层次差别，但对城市吸纳农村进城人口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然后让农民自谋职业。大量农村失地人口进城、不能稳定就业而实际游离于城市，必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隐患。将会引发多方面的严重后果。XX年发生的巴黎骚乱就是警示。

3、拓开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景

发展规模经营边界限制如此严格，是否前景无望，就此 止步?答案是：发展艰难、前途广阔。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从现实的居住地统计，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左右。而现实真正长期留守农村的人口，大约有2亿农民由于劳动就业的流动以及行政区域的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在农村了，这种发展趋势目前还在继续。

城镇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我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26.4%，XX年为36.1%，XX年为41.8%，XX年至XX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约为1000万左右。发展城镇化是既定的国策，将加快农村人口离土离乡，带动农村规模经营发展。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进程加快，农村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经营1亩粮田需要18工日，经营1亩果园需要80工日，经营1亩日光温棚蔬菜需要150工日，用工量分别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目前，许多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发展快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雇工难”现象。目前，这种现象的存在范围正在稳步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前景比较广阔。

综上所述，农业规模经营展所现出的综合发展态势，已经提供宏观决策依据的实践基础。

四、结论

近60年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选择与改造小农经济紧密相连，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尤其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更是经过大起大落后，创出了农民自愿选择、政府正确引导、平稳快速发展和农业规模经营前景广阔的道路。历史唯物论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运动。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运动的主体，而且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经济运动的主体。树立坚定的唯物史观，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支持其实践中的创造，农村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是完全可能的。这是新中国农村经济改革60年最深刻的教训和最重要的经验。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具体到保险，从某种角度讲，它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田”，许多改革创新的措施与方法都是在这里实验成功之后推向全国，为我国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

业紧紧抓住深圳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有利时机，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深圳保险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够、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大做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圳保险业的主要战略目标。

一、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深圳保险业起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1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宝安县支行设立保险代理处，同年11月代理处改为宝安县办事处。1953年11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将该办事处升格为宝安县支公司。1958年，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这一机构被撤销。从此，深圳保险业进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阶段。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深圳保险业才得以恢复，并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发展时期。在29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保险业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创下了诸多国内第一，在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曾在《保险业创新与发展》一书序言中指出：“深圳保险业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至今的20多年间，深圳保险事业走的就是一条改革创新、持续发展之路，而且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从改革开放至今，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全面恢复阶段(1979年-1992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巡讲话)

1979年-1992年是深圳特区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深圳特区的开创时期，深圳保险业也正是恢复于这一开创时期。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深圳的保险市场率先对外开放，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先后在深圳成立。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从1980年起恢复已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当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在深圳设立支公司，保险业务开始全面复苏。1980年，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28.7万元。1982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香港民安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从法律意义上看，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1992年进驻上海市场，深圳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早了整整10年。1984年2月，人保深圳支公司升格为分公司。1988年3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同年5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这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人保多年来独家经营保险的体制。1992年6月，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由地方性公司拓展为全国性综合保险公司。1992年12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标志着深圳保险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到1992年末，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6.71亿元。

这一阶段，我国的保险法制建设也逐步加强，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作出专门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与保险有关的法律规定。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规范保险经营、促进保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初步发展阶段(1992年-200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至党的“十六大”召开)

从1992年深圳保险市场“三足鼎立”格局确立开始，深圳保险业从垄断走向竞争，从混业走向分业，从幼稚走向成熟，开始真正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诞生，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专业化经营体制创新，保险中介机构出现。

1993年4月，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同年7月签发了深圳市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1996年，人保投资的寿险公司实行专业化经营改制，分别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1996年7月，以华安

财产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2000年1月，美国国际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和美亚保险公司两家外资保险深圳分公司开业。2000年7月，华泰保险深圳分公司成立。2000年9月，中国再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截至2002年底，深圳共有保险总公司5家，经营性保险分公司17家。同时，这一时期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了7家保险代理、保险经纪和保险公

估等保险中介公司。深圳市保险行业组织也于1996年开始实体化运作，积极发挥作用。深圳保险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到2002年末，全市保费收入突破60亿元。10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2.94倍。

十年间，整个保险业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有法可依、依法管理阶段。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保险司，具体负责保险监督管理工作，深圳分行也设立了保险科，增加了专职保险监管人员，保险监管工作得到加强。1998年11月，根据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200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深圳市相继设立了31个地方派驻机构，全国保险监督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保险监督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科学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年-2007年，从党的十六大至国务院23号文件发布及贯彻落实)

这五年，是深圳保险业蓬勃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深圳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场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监管、防范风险为保障，以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为目标，开创了深圳保险业科学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建立、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地位的确立、深圳市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创建全国保险业创新发展实验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2003年，深圳市政府制定颁布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金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设立了市金融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组成了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开辟了为金融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绿色通道。市政府对保险业尤为关注，2004年专门制定了《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的协调机制，成立了以深圳市市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组成的“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小组”。只要有需要，领导协调小组就可以召集会议，保险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日常机制中加以解决，这在全国是首创的。市政府在不同层面上，多次召开协调会，解决保险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对保险业的扶持力度，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06年3月，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深圳保险工作作出专门指示，要求深圳保险业“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同年5月，中国保监会与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共同把深圳建设成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2007年8月，2007年8月，许宗衡市长、陈应春副市长率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深圳保监局调研，深入研究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问题，明确了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力为保险企业排忧解难。同年，市政府相继下发了支持责任保险发展、加强保险宣传的若干个重要文件。各区政府、各部门与保险业的沟通也更加紧密顺畅，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关心、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深圳保险业开始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全市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5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1.8倍，累计保费总收入595.3亿元。

深圳保险业恢复和发展29年来的历程，是特区经济金融发展史在保险业的缩影。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为深圳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力地推动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深圳保险业29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保险业的各项体制改革、经营主体数量的增加以及业务的快速增长等，都充分表明深圳保险业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因素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运作开始与国际保险市场规则接轨，所有这些，标志着深圳已经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及主要特点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也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保险市场由人保广东省分公司深圳支公司一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28.7万元。到2007年末，深圳各类保险公司达到52家，总资产达到371亿元(不含总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市场规模增长6万多倍。深圳已逐步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圳保险业沿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所确立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路线，开拓创新、奋力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深圳实际、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保费收入平稳增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保险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一)业务持续平稳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深圳保险业从2002年以来始终保持高位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3%，高出本市生产总值增幅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3个百分点(参见图1)。保费收入连续实现每年一个台阶，2005年突破100亿元大关，2007年保费收入达到183.70亿元，是2002年的近3倍。五年来保费规模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与全国相比，深圳市场增长情况在之间表现出了持续稳定性，增幅基本保持在15%-30%之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参见图2)。保费收入在全国的份额由2002年的2.16%上升到2.61%。保险深度由2002年的2.22%上升到2.72%，保险密度由1352元/人上升到2132元/人。2007年，深圳保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高于深圳市gdp增长水平22.2个百分点，较深圳2006年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在全国的排名比2006年上升了3位。寿险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参见图3)。产险市场增速创下5年来的最高水平，较2006年高出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参见图4)。

(二)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机构数量迅速增加，由2002年的29家增加到2007年的225家，机构增加数量超过了以往20多年的总和。尤其是深圳启动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随着市政府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出台与深化，深圳市场对保险机构的吸引力更是与日俱增，2007年新增保险公司10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38家，是深圳保险业历史上新增保险机构数量最多的一年(参见图5)。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参见图6)，形成了涵盖国有、股份制、外资保险公司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门类齐全的市场组织体系，并呈现出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再保险公司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市场格局。

(三)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业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稳妥地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创新保险产品。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发展较快。意外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3.63%，健康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18%上升到2007年的6.20%。产险中非车险业务的占比达到32.68%，比全国高出3.82个百分点，其中责任险保费已占到产险市场总保费的3.95%，成为产险市场第三大险种(参见图

7、图8)。寿险中期缴业务占比逐年提高，由2002年的50%提高到2007年的7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其中新单期缴保费占比达4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表现出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性。

(四)保险中介发展领先，市场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专业中介经历一段基本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时期，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2007年，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为124.35亿元，是2002年的3.6倍;占保费总收入的比例达到67.69%，比2002年提高15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保险公司营销模式的转变。保险公估公司实现公估费收入3.2亿元，是2002年的10倍，占全国公估费收入40%;车险公估费收入占到全国的60%以上，70%以上的车险理赔工作都是由保险公估公司完成。全国排名前10位的公估公司有5家在深圳(参见表1)。营销员队伍稳步发展，目前达到2.8万人，是2002年的2.8倍，成为保险市场稳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外资保险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深圳外资保险经营主体由2002年的4家增至目前的12家。外资公司保费收入从2002年的3.7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1.99亿元，年均保费增长率达53.53%(参见图9)。2007年深圳外资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04.37%，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4个百分点。外资公司市场份额由2002年的5.7%增加到2007年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其中，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达29%，比全国高出21个百分点，深圳已成为全国外资寿险市场份额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保险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中外资公司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了深圳保险业经营理念、管理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深圳保险业向国际化方向迈进。

(六)保险功能不断增强，服务和谐社会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业累计为深圳经济建设提供了30万亿元的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超过2.6万家，其中为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50亿元。支持对外贸易和投资30亿美元。为2000多万人次提供人身保险保障。五年累计赔款和给付支出130亿元。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6年深圳保险业与交管局共同推出道路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提升城市交通文明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保险已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七)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司管控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深化改革，在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顺利完成了分业经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按照总公司股份制改革和境外上市的要求，顺利完成了体制和机制改革。资本市场和战略投资者对上市保险公司的压力逐步转化为保险公司深化改革的动力，促进保险公司不断改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通过五年来的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有11家公司成为境内外上市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八)行业创新成效显著，发展活力不断提高

2002年以来，各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行业创新成效显著。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7年全行业共推出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305项，比2006年增长了60%。自2005年以来，共有45家次寿险分公司、产险分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深圳市保险创新发展领先企业”称号(参见表2)。同时，平安保险(集团)的平安后援集中项目、平安产险的车险全国通赔直赔服务和万里通紧急医疗服务、平安人寿的外汇保险产品、中国人保的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中国人寿的国寿通电子商务平台和“美满人生”保险产品、民太安保险公估公司的汽车配件信息暨汽车配件报价系统和汽车保险理赔服务管理系统分别荣获市政府颁发的金融创新奖(参见表3)。各公司在产品、服务、经营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也为全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九)保险市场秩序明显好转，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保险市场已基本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内控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体系。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深圳保监局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维护公司正当权益;行业自律不断加强，同业公会服务会员公司的意识提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建立了保险中介行业自律组织;企业内控建设水平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保险宣传和诚信建设进一步推进，行业形象不断改善。通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深圳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有序。

(十)外部条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进入最好时期

五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出台支持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近30个，市领导对保险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和专门召开协调会议50多次(参见表4)。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把深圳确定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随后市政府专门成立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各区政府相继建立与保险业的联席会议机制。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关注和支持程度越来越大。营销员的社保和税负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政府推动问题、保险宣传进社区障碍问题等一些制约保险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每一次发展进步，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尤其是与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一方面，深圳的改革开放为深圳保险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1980年至2007年，全市gdp年均增长33.62%。2007年，深圳gdp突破跨越6000亿元大关，达到6765亿元，财政收入达277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287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连续15年保持全国第一。全市高科技产品总值7500亿元，金融业总资产2.8万亿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110万标箱，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高科技、金融、物流和文化为支柱的四大产业。全市人均gdp为10628美元，首次跨越1万美元的“发达”状态标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开始更多地追求安定和谐的生活品质。政府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以提升民生净福利为核心，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直接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保险需求，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另一方面，深圳保险业自身的改革开放为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建立了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开拓创新、自强自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得到锻炼提升，在竞争浪潮中成长出了一批优秀企业。通过监管制度改革，监管效能不断提升，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全面对外开放，形成了中外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启示：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就难以获得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没有自身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难以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就难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三、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保险业的必然选择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深圳保险业站在了新起点，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向未来，深圳保险业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的高潮，以地铁轨道交通工程、大运会建设工程、深圳港区新建和扩建工程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升级，以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农民工保险保障制度改革等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工作不断推进，以加快深港澳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为突破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化，支撑保险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强。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更加主动地承担起行业的历史使命，更加全面地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为促进和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服务。

(二)推进保险业的改革开放，是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内在需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深圳保险业取得了明显成绩，但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保险的覆盖面与渗透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服务的水平与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业市场化程度与深圳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风险管控水平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监管水平与新形势和保监会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纵观当前深圳保险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要求，“深圳的保险业不能用一般水准要求自己，而是要力争向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应当用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保险发展水准要求自己，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力争做中国保险又好又快发展的典范，发挥好排头兵和领头羊的作用。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做全国保险业的排头兵”。深圳保险业实现这一要求，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要克服自满情绪，居安思危、居安思进、居安思变;要克服小富即安思想，志存高远、追求超越、永争第一;要克服狭隘视野，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以世界眼光思考和谋划发展蓝图，实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上更大的科学跨越式发展。

四、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深圳保险业的改革开放

深圳保险业坚持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推动为助力、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为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探关闯路。总体目标是：按照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的要求，建设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加快深圳保险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从市场局部开放到全面对外开放，从单一服务功能向多重功能转变，从相对独立发展向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转变，努力使深圳成为各类保险机构的聚集中心、强有力的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的研发中心、保险人才的培养输送中心、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心，全面提高深圳保险业在全国范围的竞争力。立足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经验，努力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根据上述目标，深圳保险业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深圳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争取在发展水平、创新活力、服务能力、市场体系、管理水平、诚信规范、监管水平、队伍素质等方面在全国保险业处于领先地位、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充分利用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优势地位，努力实现深圳保险业的跨越式快速发展，推动深圳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体内容包括:

(一)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发展水平领先。

坚持科学发展，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统一。力争未来五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合理调整业务结构，满足深圳经济社会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切实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稳步提高经营效益，增强保险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创新活力领先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用创新来推动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主动向总公司提出创新方面的需求和建议，争取更多的创新在深圳先行先试,努力使深圳成为全国保险业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创新保险产品，开发更多具有深圳区域特色、适销对路的保险新产品。创新销售渠道，探索与银行、中介公司之间一对一的排他性营销合作模式，积极拓展电子商务、电话营销、门店直销等销售方式。创新保险服务，推进保险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服务能力领先

突出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紧贴深圳经济社会特点以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切实把行业、公司自身的发展融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不断提高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支持深圳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升保险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为跨国企业、国际化人士提供保险服务，支持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发展各类责任保险，发挥保险辅助社会管理的作用;发展个人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企业年金，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服务和谐深圳建设。发展为高科技产业、各类创新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产品，支持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四)不断完善市场分工结构，实现市场体系领先

借鉴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顺应保险市场分工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优化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和再保险公司等主体之间的梯次专业分工结构，完善各类主体之间以技术、业务、人才等为纽带的专业协作机制，努力形成充满活力、功能互补、多元发展、门类齐全、国内领先的市场组织体系。发挥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各自的专业优势，走展业、理赔外包的保险业务经营模式。加强再保险公司的技术输出，为直保公司产品开发、风险管控提供支持。争取政策扶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力度，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的更快发展。积极发展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银行保险等专业性保险公司，丰富市场组织体系。

(五)切实改善市场经营环境，实现诚信规范领先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市场不诚信、不规范行为，努力在全行业形成诚信守信和规范经营的浩然正气。坚持以效益为导向，倡导成本与规则约束下的理性公平竞争，塑造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健康保险文化。加强对基层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加强从业人员保险法规培训和保险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诚实守信和依法经营意识。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专业化的产、寿、中介行业组织，更好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大力推进保险宣传进社区活动，提高公众保险意识，树立行业诚信形象。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约束。依法查处扰乱市场秩序以及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险机构，加大失信、违规成本，创造出一个“诚信规范受益，失信违规受惩”的氛围和环境，让违法违规、欺诈误导、弄虚作假者无地立足。

(六)大力加强内部管控力度，实现管理水平领先

加强深港保险业以及深圳中、外资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流，借鉴国际保险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内控建设水平，确保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强化制度执行力，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建立和完善内控责任追究制度，强化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责任，以及公司对下属机构和营销人员的管控责任。建立内部稽核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内控评价机制，不断推动内控制度的完善。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中的积极作用。

(七)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实现监管水平领先

结合深圳经济社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的监管经验，探索有效监管方式和方法，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保险市场的朝气和活力。更新监管理念，尊重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时，不断加强市场调控，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创新监管模式，建立信访投诉处理、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联动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问题通报制度,把政府监管、法人管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努力营造有利于保险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

(八)积极实施人才兴业战略，实现队伍素质领先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不断加强保险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打造以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保险营销人才和监管人才为主体高素质人才队伍，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落实好市政府的保险人才支持政策，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引进人才，把境内外优秀人才吸引和聚集到深圳保险业改革发展的事业中来。整合行业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探索和建立保险人才流动的行业管理制度，鼓励保险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营造宽松的人才成长与交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