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历史变迁

第一篇：生活方式与历史变迁

高考一轮复习历史教案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

第九章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课标要求

1.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了解中国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3.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备考指要

1.本专题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学习时要注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应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轨迹，并注意总结导致变迁的因素。

2.本专题的内容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紧密联系。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己开始融入世界，学习时要注意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当时世界形势的联系。

3.通过本专题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学会站在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思考问题。

4.学习本专题可采用比较的方法。如比较古代服饰与近现代服饰的异同，可以加深对服饰变革的认识;通过比较古代交通、通信、和传媒方式的不同，从而加深对人们出行和传媒方式的不同，从而加深对人们出行和传媒方式变革的认识。还要注意同当前热点问题相联系。如联系磁悬浮列车的开通，理解交通工具的革新。

◆教学主体

一、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四次大变迁 1.第一次大变迁： (1)时间：鸦片战争以后

(2)背景：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侵略，“洋货”大量涌入，同时西方文化渗透到国民生活中，上海等近代化大城市崛起。

(3)主要表现：在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地区， 人民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变化尤其明显：①衣：“洋布”“洋装”渐入中国百姓生活;②食：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里开始出现西餐馆，还有面包房、咖啡店，_吃西餐_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尚。③住：西方建筑式样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引人注目，一些官员和商人也建起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

2.第二次大变迁： (1)时间：辛亥革命以后

(2)历史背景：①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②受维新派、革命派主张的影响。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3)主要表现：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都相应发生了变化：①衣：中西合璧式服装中山装、旗袍、学生装等。②风俗：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并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辛亥革命前后，“剪发衣服”具有了反清革命的色彩;民国时期，政府颁布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在大城市里，婚丧仪式由繁琐愚昧改为简约文明。

3.第三次大变迁： (1)时间：新中国成立后

(2)历史背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由于政府的强制行为，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被取缔。

(3)主要表现：①物质生活上出现了平均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城市里生活有一定保障，农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②20世纪50～70年代，勤俭节约、无私奉献，是中国社会风尚的主流。

4.第四次大变迁： (1)时间：改革开放以后

(2)历史背景：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努力改善国计民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3)主要表现：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令世界瞩目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衣食住行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①衣：服装颜色变为五彩缤纷，款式走向多样化。②食：到1987年，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政府还提倡“菜篮子”工程。③住：住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楼房比比皆是，1995年，国家在城镇启动了“安居工程”。④风俗：休闲方式多样化，注重环保、讲究卫生、赈济灾区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

归纳升华：

1.近现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1)原因：

①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侵略的同时，使得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传入到中国，客观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如建国初期;近现代中国人民对外战争与对外交往过程中，也积极的汲取了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并付诸于社会实践。

②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在一些省会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兴办近代工商业，促进了近代文明的发展。

③现代以来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如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文化、习俗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发起剪辫易服、迫令放足、破除神权、反对迷信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习俗，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化。

④近代中国人民的不断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力的冲击着中国的保守势力与保守思想，推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多元化。

⑤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物质生活和社会风俗的影响，回国后，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而且努力推广西方的物质生活和风俗习惯。

⑥建国后主要是党和政府切实解决人民的困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把实现小康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⑦世界三次科技革命的进步，在推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同时，也给古老的中国注入新鲜的血液 (2)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受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反过来也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如中国风俗礼仪的变化，是受到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而随着风俗礼仪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因而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促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2.从服饰、饮食和住房方面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并简要概括变化的特点 (1)变化

①先是广州、上海等地的买办，穿起了西装。继而是留美幼童，揭开“断发易服”的序幕。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更促使青年学子剪辫易服。辛亥革命以后，中山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随着洋布的涌入，百姓穿洋衣洋袜的逐渐多了起来。

②中国传统饮食十分丰富，但在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西餐馆，还有面包房、咖啡店。吃西餐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尚。

③在沿海大城市里，由于西方侨民增多，西式住宅不断增加。广大农村仍然处在落后、封闭的状态，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只有少量的“洋油”“洋火”“洋布”等洋货，进入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家庭。

(2)特点：开始西方化，并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变化区域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城市发生重大变化，而广大农村变化不大。

3.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一般规律、影响以及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化的线索特征

(1)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习俗变化的一般规律

①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②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而不断加深。 ③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地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结果是中西文化逐渐结合，且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⑤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消弭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2)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产生的历史影响

①政治上，有利于中国反封建斗争的展开，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②经济上，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③思想文化上，有利于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革除弊端，既保留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又日趋科学合理。

(3)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变化的线索特征

通过了解近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从这些变迁中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在鸦片战争后直至民国时期经历了由盲目排外到学习西方、由过去的封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渐进的过程，呈现出既追新慕异、去土存洋、又新旧并存、中西合璧的特征。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又重新趋于封闭化。改革开放后，由于观念的转变，与世界联系愈加紧密，逐步跟上了国际的潮流。

二、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一)中国近代交通运输方式的进步 1.原因

(1)从根本上讲，是受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自然也随之而来，中国最初可以说是被迫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

(2)近代化的轮船、火车、汽车和电车的引进。 (3)中国有识之士的努力推动。 2.表现 (1)铁路

①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 ②20世纪上半叶，中国铁路建设进展缓慢。

③到“九五”期末，中国的铁路营运总里程已跃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④机车制造方面有很大进展，1997年以来全国铁路实现了几次大提速，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

(2)公路

①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 ②民国时期陆续修建了一些公路，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③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建立起比较密集的公路网，包括_青藏高原_在内的许多偏远地区也通了汽车。

(3)水运

①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派创办_轮船招商局_，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垄断局面。 ②20世纪90年代以后，轮船运输业开始萎缩。 (4)航空

①1909年，_冯如_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拉开了序幕。 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成为世界民航大国。 3.特点

(1)从时间上看：开端艰难，起步晚，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2)从发展水平看，受到顽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排挤，加上政治腐败，近代交通发展缓慢。

(3)从地域看，近代交通主要出现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及大城市，西北、西南发展缓慢。

4.影响

(1)交通的变化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近代中国交通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它能够活跃闭塞地区的经济，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商业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2)交通近代化有利于现代科技知识和先进思想理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3)交通近代化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转型。

(4)由于近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交通近代化一方面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二)通讯工具的变迁 (1)电报

①19世纪70年代，福建巡抚在台湾主持假设的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 ②20世纪初，上海崇明装置了_无线_电台。 (2)电话

①1875年，_上海_招商局假设电话线，开通第一部电话。

②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 ③2003年末，中国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3)互联网：近年来人们还通过互联网来发送电子邮件。

三、大众传媒的变迁 1.报刊业走向繁荣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①19世纪中期前后，外国人在华办报，有《中国丛报》《万国公报》等。

②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出现一些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有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共产党》《红色中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等报刊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3)建国后：有《人民日报》《红旗》等党报党刊，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内容比较丰富。

(4)改革开放以后，报刊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2.影视事业的发展 (1)电影 ①1905年，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起步。 ②建国初，工农生活如革命战争题材纷纷被搬上银幕。 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走向一个辉煌的新时代。 (2)电视

①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标志中国电视业的诞生。 ②改革开放后电视逐渐普及。

③普及原因：技术进步，卫星传送技术的应用，“村村通”工程;电视节目越来越丰富。

3.互联网

(1)兴起：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9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1994年，中国正式介入互联网，发展迅猛。

(2)特点：迅速传递信息;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高度互动，双向传受。

(3)影响：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快捷与方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学习、娱乐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

第二篇：县级财政制度的历史变迁与改革思路

马昊

摘要：建国60 年来，县级财政制度变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3 年以前以“财政包干”为主;1994 年以后比照中央与省级的分税制实行了分税的模式;2003 农业税制度改革以后开始实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体制调整。我们在考察县级财政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提出了县级财政制度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县级财政;财政体制;分税制;省直管县;乡财县管

县级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和最稳定的政府级次，它在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地方财政运行的总体情况看，县级财政是具有财政运行能力的最低政府级次，处于财政收入的最初端和财政支出的最末端。本文考察了建国后我国县级财政制度历史变迁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县级财政制度在各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今后县级财政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分税制以前县级财政体制的演变：1953-1993 年

1953 年之前，县一级还没有建立较为独立的财政，列入省财政内，县级政府仅可以随同国家公粮征收不超过15%的地方税附加。[1](P108)1953 年，县级财政正式独立，随后县级财政体制伴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演变而发展变化。分税制之前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53-1978)：“统收统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建国以后，地方政府有不断扩大财力和财权的需要。1953年成立了县一级财政，此时的县级财政虽有一定的收入和支出的范围，但总体说，县级财政十分薄弱。1958 年中央对地方财政实行了放权改革，县级财政有了明确的收入来源，县一级的财政实力有所增强。1959 年中央开始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年的财政改革的基本方针，一直执行到1970 年，这期间县级财政的管理体制基本没有大的变化。1971 年财政部实施了“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节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收支包干政策，该项政策扩大了县级财政收支的范围。1975 年，中央提出“收入按固定比例分成，超收部分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对保证县级财政的必要支出起了较好的作用。1976-1979 再次实行了“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保留了县级财政在固定比例分成时的既得利益。

2. 第二阶段(1980—1983)：“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1980 年，国务院确立了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做法是以1979 年的收入数为基数，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按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不足部分由中央从工商税收中确定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剂;个别地方仍不足的，中央给予定额补助。1980 年的财政体制是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设计的，它第一次承认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这是走向分级财政体制的重要一步。[2](P41)

3. 第三阶段(1983-1993)：“财政包干”的财政体制

1983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财政分权的思想。改革后县级政府的固定收入有：县级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得税、农牧业税;集市交易税;契税;县级包干企业收入、县级经营的粮食、供销、外贸企业的亏损;尚未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支出方面包括：县级基本建设支出;县级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支援农业支出;维护建设费以及地方的农林水利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管理支出等。1988 年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6 种不同的财政包干体制。各省和各县政府采取逐个谈判、逐个落实的办法相应在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财政的包干。

“财政包干”的体制一直执行到1993 年。

二、分税制改革以后的县级财政制度：1994-2002 年

1.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的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简介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中央和省级的财政关系、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但分税制改革对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没有明确规定。在省及以下政府之间，上一级政府尽可能的上收财权，下放事权。分税制改革后，按照集中财力的方式，省以下财政体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的模式。一是分税加共享;二是分税加增量提成;三是分税加共享和增量提成;四是分税加增长分成。但无论何种模式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县级财政困难的局面。[3](P83)

2.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的影响

(1)分税制改革后，县级财政更加困难

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各级政府财力发生变化。其一，从中央到县乡财政中，层级最低的县乡支出比重达30%，高于省级和地级财政的比重。其二，分税制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由此产生了地方财政的收不抵支，必须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尤其是县乡财政的收入下降较大，从1993 年的29.2%下降到2002 年的18.7%，说明分税制对县乡财政的影响最大。[4]其三，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系数最低(不足0.5)，财政缺口达一半以上，财政最为困难。乡镇财政的自给能力系数从1995 年以后下降迅速，2002 年已经不到0.8，财政基本不能自给。

(2)分税制改革后，县级财政的资源配置和资源运行效率低下

具体而言，县级财政资源配置与资源运行效率的低下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省地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经常产生分歧与争执，互相推委责任，效率低下。第二，县级财政本身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比如县级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投入和科研及推广的投入相对不足，比如基础教育特别使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第三，各项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在中央与省、地一级，纷纷实行了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改革，例如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项目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改革。而大部分的县级财政依旧沿袭传统的财政管理模式，没有任何大的创新举措，结果是县级财政资源的运作效率不高，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农业税取消后的县级财政制度：2003-2009 年

1. 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的影响

2003 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各省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6 年，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取消了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农民彻底告别了几千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农业税的取消是我国财政制度的又一重大的变革，对农村的财政制度，对基层财政体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农业税的取消加重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县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国税收入;二是地税收入;三是财政部门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税一般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个别县达到70-80%。取消农业税后，必然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更加困难，更加依赖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所以，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的财力中，上级财政补助的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已经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5]更何况，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成本决不仅仅是那600 亿元的农业税，而至少是维持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实际运行所需要的来自农村和农民的那部分资金(这些资金以前以农民负担的形式筹集，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也一并取消了)。按照财政部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的统计，这些资金的数额应在1800 亿元左右，是农业税的3 倍。所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600 亿元，只相当于农村公共服务所需要资金的1/3，其余的2/3 就没有着落了。[6]

(2)导致了县级财政不均衡的状况更加突出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的农业税对本地的经济贡献率也不相同，农业税在地方税收的份额也不同。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1%，因此，这些地区完全有能力自行解决由于取消农业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缺口。但是，农业为主的县来说，情况完全不同。越是农业税多的地区，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越是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取消了作为主体税种的农业税以后，和发达地区的财政差距会越来越大。

(3)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上县级财力有限，县域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短缺。表现在：第一，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不足，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短缺，影响农村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第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7]

2. 近几年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三奖一补”：中央对县乡财政的体制调整2005 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门安排资金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力图通过这一政策逐步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8]“三奖一补”政策一方面加强了财政体系内部各个财政层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高端财政和基层财政之间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通过“以奖代补”政策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基层财政解困过程之中形成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的良性互动，充分调动基层财政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积极性，避免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上的“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

(2)“省直管县”：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创新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相对于“市管县”财政体制而言的。建国初期，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主要实行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地改市”的实行，“市管县”成为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主流模式。近年来，全国部分省市又从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角度出发，重新探索回归“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试图通过财政体制的扁平化进而带动行政体制的扁平化，形成分级分税在省以下的实质性贯彻。比较典型的省份是浙江，近年吉林、湖北、湖南、安徽等也实行了类似的试点。“省管县”的财政体制的核心是财政体制由省直接结算到县，各项财政拨款补助也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地级市和县之间是并行关系，没有直接的财政业务关系。从各地试点的情况来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使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降低了行政运行的成本，缓解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3)“乡财县管”：基层财政内部的体制调整

“乡财县管”是为了配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而推出的在基层财政内部的一项改革举措。主要的内容包括：一是预算共编，县级财政部门提出乡镇预算安排的指导意见并报同级政府批准;二是账户统设，取消乡镇财政的总预算会计，由县财政会计核算中心代理其业务;三是收入统管，乡镇财政的预算内外收入全部纳入县财政管理;四是集中收付，乡镇财政的各项收入统一上缴国库，县财政会计核算中心统一安排乡镇资金的拨付顺序。此外，改革中基本坚持“三权”不变，即乡镇预算管理权不变;乡镇财政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仍然归乡镇财政;财务审批权不变，仍由乡镇政府审批。“乡财县管”的改革，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行为，强化了乡镇依法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严格控制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的不合理膨胀，防范和化解了乡镇债务风险，维护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

3. 对近几年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简要评价

上述改革对缓解县级财政的困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奖一补”政策一方面加强了财政体系内部各个财政层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充分调动县级财政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积极性。“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降低了行政运行的成本，切实缓解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但现实表明，当前县级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奖一补”仅仅是一项政策性的改革，并没有长效机制，因而也只能是“缓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县级财政的困难。“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也仅仅涉及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诸如县级财政收入制度、县级财政支出制度、县级财政预算制度等并无涉及，因而改革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

四、我国县级财政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长远考虑，今后我国县级财政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完善县级财政制度，使其逐步向规范化的公共财政制度靠近，更好地实现新时期县级财政的职能。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明确界定县级财政的事权，培育新的主体税种，下放税权并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县级财政债务制度和预算制度的建设。

1. 明确划分县级财政的事权、调整支出范围

(1)明确县级财政的职能，逐步划清县级政府的事权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原则确定中长期县级政府职能调整的方向，应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将县级地方财政的主要职能转移到保证地方政府区域性公共职能发挥，为辖区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上来。

(2)要依据县级政府职能，调整支出范围

县级财政要逐步退出一般建设性领域，逐步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逐步整理行政性经费的供给范围，减少行政管理费;结合新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的实施，对事业单位划分不同类型，具体确定不同的财政资金的供给政策;在退出一般竞争性生产领域的同时，要加大对能源、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基础设施的投资。

(3)要注重县级财政支出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改革

从决策的角度看，要制定并遵守民主的支出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从执行的过程看，要不断完善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改革。

2. 培植县级财政税源、确定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1)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植县级财政的税源

要改善县级财政状况，完善县级财政收入制度，就要提高人均GDP 水平。各县市的经济基础，发展条件不同、在推进

一、

二、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立足县域经济比较优势，有所侧重。要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带动县城经济工业化;以县城城区为中心，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比重，重点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2)逐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确定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要逐步实行城乡税制一体化，可探讨对农业流转收入开征增值税，对城乡、内外统一开征土地使用税。将房产税和城镇房地产等合并为物业税(不动产税)，并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教育税和遗产及赠与税。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范围及征管权限。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不动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地增值税、遗产及赠与税、教育税和契税”等流动性较低、信息要求较细、适宜由基层掌握的税种以及其他国税、省税以外的较小税种。

(3)加强县级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县级政府部门要积极配合中央开展的清理分流预算外的资金工作，各县不得越权设立不合理的基金(收费)项目。在县级财政全面推行预算内、外财务统管，实行预算外资金的决算管理，逐步尽可能地将预算外收入纳入政府预算内的统一管理，实现最终取消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

3. 规范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1)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县域公共服务水平

上级政府有责任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充公共支出标准范围内的财政缺口，保证县级政府的公共职能。要实行标准的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各地的财力。在转移支付的结构和项目安排上，根据政府和地区间不平衡的实际，合理确定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比例、计算方法和指标体系。

(2) 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财政困难县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因素的选择和权重的设定上，要充分考虑中西部地区及其县级财政的困难问题，努力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省级财政在分配中央拨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时，不仅要更多地让利于基层，而且要做到辖区内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把解决县级财政的困难问题作为稳定基层政权和完善财政体制的战略任务，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缓解县级财政困境。

4. 加强县级债务制度的建设

(1)加强县级债务管理的基础制度建设

要进行政府会计和预算基础的改革，考虑在政府会计与预算中分阶段引入权责发生制，以全面反映债务风险信息。要编制财政风险预算，以此来预测财政风险的发展趋势和财政的可持续性。要建立完整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和公布政府广义的资产负债表。

(2)尽快建立并完善县级政府债务管理的各项制度

首先，要建立严格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明确项目负责人应承担的管理和偿债责任。其次，要建立健全县级政府担保机制。对于市场竞争性项目，要采取借款单位与贷款机构借贷直对的方式，财政不予担保。第三，要建立县级财政偿债机制。县级财政部门建立财政偿债基金，专项用于各种县级政府债务的偿还，以保证财政偿债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要尽快建立县级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系统。尽快研究确定科学合理的债务监控指标体系，以保证县级政府债务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

5. 强化县级财政的预算自主权、提升预算管理法制化水平

(1)要强化县级政府的预算自主权

首先，县级政府的预算自主权是指它的预算编制独立于上级政府的预算。其次，县级政府应该具有相应的税收自主权，以自主增减调整自身的预算规模，至少应该具有部分地方税的自主决策和税率调整的权力。再次，县级政府的预算中的收入和支出要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上级政府避免对下级政府的“财政管制”。最后，县级财政预算的自主权，包括自身有权根据需要按照优先次序使用财源，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2)规范预算体制，提升预算管理法制化水平

规范预算体制的关键是在人大与政府之间、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以及财政部门内部之间合理配置预算职能，从法律上形成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分离的预算管理和制衡机制。因此，必须加快政府预算法、税收征管法、转移支付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从法律的高度对政府预算的性质、原则、管理体制、部门与机构间的职能、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等进行科学界定，以立法的形式构建民主理财的管理体制，把预算分配决定权和调整权真正赋予人民代表大会。

参考文献：

[1] 宋新中.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2] 阎坤.中国县乡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 走向共赢的中国多级财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 王士如. 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价值冲突与契合[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9.

[5] 张晓山. 浅析后农业税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革和发展[J].农村经济，2006，(3)：3-7.

[6] 陈纪瑜，袁锦.财政制度创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J].求索，2009，(1)：37.

[7] 贾鸿.制度创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财政的必然选择[J].经济探讨，2006，(6)：21-24.

[8] 苏明，张立承.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地方财政研，2006，(8)：4-9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5

第三篇：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

谢清果 张汉丽

2012-7-24 20:18:24 来源：《台湾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1]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3]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 (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4]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

三、二十

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6]，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9]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10]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5]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6]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7]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8]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9]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0]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 [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 [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 [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

(作者谢清果，哲学博士，历史学(传播史方向)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后;张汉丽，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研究生)

第四篇：八年级历史上册 第11课《社会生活的变迁》教案 北师大版

第11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课程标准：

知道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电影等在中国出现的史实。 了解民国以来剪发辫、易服饰、改称呼等社会习俗方面的变化。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知道照相与电影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

了解民国初年剪发辫、改称呼和服饰的改变等基本史实，并试分析其原因，了解对社会的影响。

对古今旗袍进行对比，培养对比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美的鉴赏力。 通过思考“为什么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变化”等问题，培养学生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搜集老照片、旧服饰等，形成对百年来中国社会习俗变迁的直观认识。 以服装表演和服装图片展示的形式，使学生直观地理解服装的内涵。

以新旧照片的对比、中外男装的对比、古今旗袍的对比等，培养学生掌握对比学习的方法。

阅读《老照片》、《百年中国》等书籍和资料，加深认识。

放映老电影片断，加深学生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状况的了解，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内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扩展，逐步认识上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等，必会促使人类的生活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将要从闭关锁国步入世界的轨道。中国社会接受西方传入的照相、电影、剪发辫、改称呼以及服饰受西方影响发生的变化等都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

今天我国的旗袍在世界服饰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类对美好的事物能够形成共识，培养学生勇于向往和追求美好的事物。

教学重点与难点：

用心

爱心

专心

重点：了解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情况，即知道照相和电影的出现、社会习俗的变化。

难点：通过参与式学习，了解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培养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并在分析的基础上能够知道这些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

指导学生查找有关照相、电影、剪发辫、改称呼、服饰变化的资料。 收集自己以及家庭的新旧照片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和介绍。 准备具有鲜明特色的旗袍，由学生练习表演。 导入：

使用自制课件为学生展示百年中国的大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在这些探索和变革中，中国的近代化开始了艰难的起步，而在这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照相与电影的出现

照相：大家分小组将自己准备的新旧照片对比，介绍。请每组的代表展示有代表性的自己或家庭不同时期的照片，本就照相的时间、相片中的人物、当时的生活进行对比，感受不同。

进一步引导学生探讨照相术的传入及其艰难的推广历程，体会新旧势力之间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差异及斗争。

电影：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电影及影星引起学生共鸣，导入电影的传入和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利用学生搜集的资料和教师准备的材料结合，为学生进行演示，了解电影发展的过程。

为学生反映旧电影的片段，使学生加强直观感受

小组讨论：那么照相和电影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师)保存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美好的记忆，是人类珍贵的历史资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二、服饰的变化：

展示学生课前临摹、搜集的清代服饰，由学生观察、议论有哪些款式、特点。 (生)观察、讨论、发表意见，进行归类。 那么同一时期外国的服饰是什么样呢?

用心

爱心

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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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步步高】2015高考历史一轮复习配套题库：第21课时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21课时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选择题

1.近代历史上，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断发易服”“废止缠足”的主张最先出现于(

) A.洋务运动时期

C.辛亥革命时期

B.维新变法时期 D.新文化运动时期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的再认再现能力。回答本题需注意“最先”这一关键词。最早提出“断发易服”、“废止缠足”主张的是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规定，但其不是最先提出。 答案 B 2.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右图是当时婚礼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

①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有人穿西装礼服 ②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西化的“文明婚礼” ③中国社会已经彻底摒弃传统婚礼 ④当时中国的高官显贵都不愿意穿长衫、旗袍 A.①②③

B.①②

C.②③

D.①④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近代服饰及婚姻礼俗的变化。由婚礼中蒋介石的穿着可判断当时已开始穿西装礼服，由婚礼仪式可知这是西化的“文明婚礼”，①②正确。③错在“彻底”摒弃上，④中的“都不愿意穿长衫、旗袍”在图中得不到体现。 答案 B 3.某学生搜集了以下材料。该材料本质上反映了(

)

A.西方风气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生活习俗 B.封建思想仍是阻碍社会风俗西化的根本原因 C.近代中国社会风俗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D.近代妇女开始追求西方时尚化的生活方式

解析 材料中三种女人的穿着，既体现了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又反映出社会风俗的多元化。A项说法绝对;B项不符合材料意图;D项不符合史实。故答案为C。 答案 C 4.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书光绪帝：“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中国宽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此段材料中康有为要表达的思想是(

) A.进行政治变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B.进行社会风俗的变革，以使中国与世界文明相融合 C.进行经济变革，大力发展机器生产，以提高生产力 D.要求政府下令进行“断发易服”，采用汉人装束

解析 改变以前的辫发、服饰习惯以符合近代机械化的发展，与世界文明相融合，故选B项。A、C两项明显错误。D项不全面，也没有提出要采用汉人装束;它主要是进行社会风俗的变革，以使中国与世界文明相融合。 答案 B 5.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是京剧《定军山》。根据所学知识判断，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该剧摄制于19世纪末 B.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 C.民国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 D.世界电影开始进入有声时代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运用能力。从题干中可知，《定军山》是京剧，同时又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其拍摄于1905年，当时中国处于清政府统治时期，故A、C两项错误。1927年世界电影开始进入有声时代，故D项错误。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用西方电影形式来呈现，显然是中西合璧。 答案 B 6.上海世博会曾吸引了大批海内外人士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前往参观。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江苏沿江居民到上海，最有可能乘坐的下列交通工具是(

) A.江南制造总局的汽车

C.轮船招商局的轮船

B.洋人发明的火车 D.福州船政局的军舰

解析 在19世纪70年代，江苏沿江居民到上海可乘船走水路，故排除A、B两项。D项福州船政局位于福建，且军舰不能用于商业，故排除。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创办的民用企业，故选C项。 答案 C 7.2012年，革命史诗《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播出，从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有(

) A.国共关系由合作走向破裂 B.中国出现首个电报机房 C.无线电台开始引入中国 D.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开通

解析 题干四个选项所出现的时间分别为1927年、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1920年。1920年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北京至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拉开序幕，故答案为D项。 答案 D 8.1880年4月25日的上海《申报》发表了以下竹枝词：“无数关山一线通，人工巧制夺天工。”“两地情怀一线通，有声无影妙邮筒。”“火树千株照水明，终宵如在月中行。” “洋楼更比蜃楼好，谁读坡仙海市诗。”这反映了(

) A.西方物质文明深深融入中国社会 B.民主革命思想起到开启民智作用 C.中西文明在抵触矛盾中相互渗透 D.西方近代科技文化被国人逐步接受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阅读和理解材料信息的能力。材料反映的是对近代电报、电话、电灯等科技产品的赞美，说明西方近代科技文化被国人逐步接受。 答案 D 9.2011年6月，“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特别展览在上海图书馆揭幕，若让你再选取几件历史文献、资料，下列不会入选的是(

)

解析 考查学生观察图片及对教材知识的记忆能力。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故A项能入选;《劳动界》是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B项能入选;《民报》图片显示是“第一号”，创立时间是1905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十月革命后，故C项不可能入选;《新华日报》是20世纪前期中共创办的报刊，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D项能入选。 答案 C 10.下图是1922年《上海》一书中的弄堂大门，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A.上海居民的生活已经完全西化 B.反映了近代社会的性质 C.中国传统民居、服饰消失殆尽 D.英语、民主思想广泛传播

解析 图片反映的是近代上海的变化，从图片中的英文和题干中的时间可以判断B项正确。A项错在“完全”，排除;C项错在“消失殆尽”，民居应是中西结合，服装也是中西都存在，排除;D项中的“民主思想广泛传播”从图片中看不出来，排除。 答案 B 11.2012年9月25日上午，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交接入列，对提高中国海军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防卫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人们迅速获知这一消息的途径主要是(

) ①报刊杂志 ②电影 ③电视 ④互联网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解析 注意题干中的关键点“迅速”等，由此可判断通过的主要途径是电视新闻报道和互联网，故答案选C项。报刊杂志有滞后性，排除①;电影一般是娱乐功能突出，更具有滞后性，排除②。 答案 C 12.下图是1926年10月10日上海三兴烟草公司在《申报》上刊载的一则香烟广告。运用该材料研究下列历史主题呈现最为全面的一项是(

)

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②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 ③物质生活的变迁 ④大众传媒的发展

A.①②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 本题考查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从图片中“挽回利权”和“提倡国货”可知①②正确;从图片上女子的服饰可知③正确;从香烟广告宣传可知④正确。故选D项。 答案 D

二、非选择题

1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以下是两幅反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风貌的照片：图一为20年代初的女学生打扮，图二为30年代一些上海男子在与洋人的交往中的合影。

材料二 1939年建成的位于上海的“马勒住宅”，是挪威式建筑(图三)。当今上海的西菜馆名气最大的要数陕西南路上的“红房子西菜馆”(图四)。

(1)从图

一、二人物的服饰中，你能得出哪些历史信息? (2)这些历史信息能说明什么?

(3)材料二涉及到中国近代物质生活的哪些方面?

(4)结合两组材料，说说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中国近代服饰、建筑的变化及原因。第(1)问，要充分利用材料信息，最大程度地提炼两幅图中的信息，不要只看到服饰变化的一方面，也应看到未变化的一方面。第(2)问，在归纳基础上提炼出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共存的结论。第(3)、(4)问，首先要明确中国的服饰、住宅建筑的变化代表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回答“意味着什么”即从这方面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来思考。

答案 (1)20年代的上海女学生多穿各式旗袍，也有穿中国传统服装的;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男人有的穿西装，有的则穿传统的中装。

(2)当时的中国人受西方服饰的影响，有的直接穿西式服装，有的则在中式服装上进行改进，如旗袍的式样等;同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有一些中国人穿着较为保守;反映了中西文化相互共存、相互交融的过程。 (3)西式居室建筑，西式饮食文化传入中国。

(4)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西方的生活方式传入中国，逐渐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并反映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服饰、饮食、住宅建筑等。

14.社会风俗和观念的变化折射社会变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缠足对于旧时代的女人而言，本质上不是一个美与丑的事儿，而是生计问题。绝大多数女人之所以缠足，关键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仅不能嫁个“好人家”，而且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

——引自张鸣《“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材料二 在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史上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社会福利的概念，更没有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中的平民，在遭遇变故如伤残或因衰老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由于再没有其他可以获得经济来源的途径，基本等于完全失去了生存保障。为了抗拒这种生存风险，平民选择了繁育下一代作为个人的专属保险。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养儿防老。当养育子女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时，这等同于一种中长期投资。为了规避投资风险，人们还可以选择分散投资的策略，比如扩大生养数量。

——引自《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帝国启示录》

材料三 近代以来，中西风俗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大多数人都懂得日蚀、月蚀这些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中国人却大多保持着恐惧心理和迷信活动;西方人立身处事以切身利害为进退，而中国人以对人的忠孝节义为立身处事之本;西方人讲平等、重竞争、交往务实、不尚空谈，而中国人讲礼乐、重亲和;西方人重视自身现实的生命，讲求今生的享乐，而中国人重视生命的延续和子孙的繁衍。

(1)在分析原因方面，材料一和材料二就“旧时代女人缠足”和“养儿防老”问题相同的分析角度是什么?此外，你觉得还可以从哪些角度探究上述问题? (2)从戊戌变法时期到民国时期，不缠足运动持续进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不缠足运动出现的社会背景。

(3)最近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正日益淡化，请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4)材料三中体现中国近代风俗有何特点?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形成近代西方风俗的主要原因。

解析 第(1)问，从材料中“生计问题”概括答案;其他角度可以从思想观念、妇女地位等方面思考。第(2)问，结合戊戌变法时期到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分析。第(3)问，结合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开放等角度分析原因。第(4)问，从材料中归纳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原因。 答案 (1)相同角度：都从经济(生计)的角度分析“旧时代女人缠足”和“养儿防老”问题的原因。其它角度：政治(制度)方面;传统观念方面;传统习惯方面;妇女地位方面;外部影响方面。

(2)政治方面：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影响，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民国政府颁布废止缠足的法令;经济方面：近代工业的发展，小脚女人不利于工作就业;思想文化方面：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生活习俗方面：受西方生活习俗的影响。

(3)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推进，养儿防老逐渐失去其必要性;②计划生育独孩政策下，养儿防老可行性降低;③人们家庭观念的变化;④人们生育等观念的变化;⑤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4)特点：大多缺乏科学知识;不重平等;不重竞争;重视传统道德;尚空谈;重亲和;重视生命的延续和子孙的繁衍。

原因：经济上：受西方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工业革命取得丰硕成果的影响。

政治上：受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度的确立，法治取代人治，否定封建等级制的影响。

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解放人们的思想，人文主义思潮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观念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人们崇尚理性。 科学上：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生物进化论对“上帝造人”的否定，人们崇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