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困境与出路

2022-08-04

第一篇：城管执法困境与出路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国家已正式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那么这些处于濒危的古老村落将何去何从。这里，想对有关传统村落现状与保护的几个问题表述一些意见，以期研讨。

一.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村落是我们农耕生活的源头与根据地，我们很多人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最能体现民众精神本质与气质的民间文化一直活生生存在于村落里。可是，最近一些村落调查显示村落消亡其势迅猛和不可阻挡。

如此多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

二是城市较为优越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

三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政府行为，拆村并点力度强大;它直接致使村落消失。这也是近年来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的原由。

二.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它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是一个独特的整体。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需是整体保护。传统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需不断的修缮乃至更新与新建。它的历史是活态和立体的;对于这一遗产的确认和保护的标准应该专门制定和自成体系。传统村落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需与发展相结合。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等，它们做为一种独自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

难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它规模大，内含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对它的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若要保护，必然牵涉政府各分管部门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觉悟。它的出路只有我们自己开拓和创造了。

三.找到了出路

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剧，不少研究单位以谋求为这些古老家园安身于当代的良策;但还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村落整体身陷的困局。2012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并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与格局、非遗三个方面。当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确定下来，其保护的工作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全新的工作，充满挑战，任重道远。

我以为，必需认真对待和做好下面几件事：

一.建立法规和监督机制。传统村落保护必需有法律保证，有法可依，以法为据，立法是首要的;还要明文确定保护范围与标准，以及监督条例。管辖村落的地方政府必需签署保护承诺书，地方官员是指定责任人。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建立监督与执法的机制。如果没有监督与执法，法律文件最终会成为一纸空文。由于传统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区，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保护难度大，只有长期不懈的负责任的监督才能真正保护好。

二.必需请专家参与。

村落形态多，个性不同;在选址、建材、构造、形制、审美、风习上各不相同。因此，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应制定严格规划，由专家和政府共同研讨和制定批准。只有专家才能真正提供专业意见和科学保障。

三.传统村落的现代化。

保护传统村落决不是原封不动。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的人们有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带来的便利与恩惠的当然的权利。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那种认为这两者的矛盾难以解决，非此即彼，正是一脑门子赚钱发财所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中所采取的一些方法能给我们积极的启示。比如他们在不改变街区历史格局、尺度和建筑外墙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改造内部的使用功能，甚至重新调整内部结构，使历史街区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民居不是文物性古建，保护方式应该不同，需要研究与尝试。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谐统一，互为动力。其原则是，尊重历史和创造性地发展，缺一不可。只有传统村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们生活其中感到舒适方便，其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就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在地，其保护的意义与尺度应与汉族地区村落保护不同。对于少数民族一些根基性的原始聚居地与核心区域，应考虑成片保护，以及历史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五.可以利用，但不是开发。

一些经典、有特色、适合旅游的传统村落可以成为旅游去处，但不能把旅游做为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传统村落是脆弱的，旅游要考虑游客人量过多的压力，不能一味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更不能为招徕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关的“景点”。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态度是“利用”，而不是“开发”。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开发则是一心为赚钱而对遗产妄加改造，造成破坏。坦率地说，这种对遗产的“开发”等同“图财害命”，必需避免。

六.推荐露天博物馆。

在确定保护的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外，还有些残破不全的古村虽无保护价值，却有一件两件单体的遗存，或院落、或庙宇、或戏台、或祠堂、或桥梁等，完好精美，颇有价值，但孤单难保，日久必毁。现流行的做法叫做“露天博物馆”，就是把这些零散而无法单独保护的遗存移到异地，集中一起保护;同时，还将一些掌握着传统手工的艺人请进来，组成一个活态的“历史空间”——露天博物馆。这种方式，可使那些分散而珍贵的历史细节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安置。

七.提高村民的文化自爱与自信。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如果人们不知自己拥有的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我们为谁保护呢?而且这种保护也没有保证，损坏会随时发生。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让他们人人都会对来访的客人自豪地大谈家乡的山水花鸟和祖辈留下来的一砖一瓦来欢迎你。文化首先被它的拥有者热爱才会传承。提高村民文化自觉是长期和深入的事，但如果只让人们拿着自己的“特色文化”去赚钱是不会产生文化自觉的。在这方面，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社会各界投入、参与和帮助传统村落保护，也是推动全民文化自觉的好办法。

现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村落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它独有的价值终于被我们所认识，并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另列一类，即“中国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纳进了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谱系”中来。

当然，传统村落保护刚刚开始，它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它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不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甩落与扬弃，也不被惟利是图的市场开发得面目全非。我们要用现代文明善待历史文明，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让千年古树在未来开花。

第二篇：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最近，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峻在哪里?随着九十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大学毕业生多，市场需求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就只有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报考和录用公务员方面。通俗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父母在社会上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女肯定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妻儿等直系亲属到本单位工作，但是中央政府不能禁止朋友安排我的子女，我安排朋友的子女这样的友情交换。

现代版"上山下乡"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胡主席和温总理曾多次勉励大学生要心系国家，努力学习，甘于奉献，号召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去。而一些学者认为，要求大学生到城乡边远地区工作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不光是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即使去了，“大学生村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其中也有不少大专学历的人，并不需要多少新大学生。即便有大学生被安排到那里去，当地的官员也会觉得僧多粥少而加以抵制。

户籍松动

大学生就业难推动了中国户籍政策进一步松动，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取消对专科以上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希望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地落户的外地籍高校毕业生仍要面临户籍问题。

有学者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虽然有助于毕业生在省城和地级市就业，也对毕业生在民营私企单位就业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主创业之难

去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强调加强创业教育，优化政策环境。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接受有补贴的创业培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但是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名列

(资料出处：http:///forum/pages2/forum_lx100217b.shtml《联合：随着金融危机仍然不断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校扩招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并从社会、学校、大学生

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除困境的方法。早报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

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

乡二元结构有关(2) 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中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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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3) 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中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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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

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

第三篇：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水平决定着当地农村教育的水平，生产力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农村义务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目前农村义务教育还面临着诸多的发展瓶颈、困境，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其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费投入不足

农村义务教育实际是政府起主导作用，承担着主要责任的教育，经费投入主题应该在政府。眼下的情况是除了中央和省投入必要的教育经费保运转以外，地方政府特别是县、镇两级政府基本没有投入，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校舍修建，日常维护，设施设备的添置更新等方面与城里的学校差距越拉越大，导致教育均衡化发展无法实现，实际上成为一句口号，一句空话。

二、师资严重不足

教育说起来，没有人说他不重要，从国家层面到普通民众认识都是到位的，尴尬局面是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师资数量都不能保证。目前我们还存在大量的代课教师，而这些代课人员由于待遇太低(每月不足500元)，也多是干一段时间就走了，各所学校再想法设方招一些在家有一定文化素质，又由于某种原因暂时离不开家的人来充数代课。县里每年也新招聘200多人，但新招的还抵不上退休的留下的空

缺。因此，农村教师更加紧缺，如此这般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村的义务教育该怎么做，教育水平怎么能得到保证，更不要说提高了，这是当前困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

三、农村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多，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技术水平，干一些粗重的活，但每月也能有3000—5000元的收入，这对于本地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上学除了花钱并不能改变家庭的境遇和个人的命运，一部分学生不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因此，好多学生书读不到初中毕业，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甚至是六年义务教育，一旦个头长得差不多了便离开学校，选择辍学打工挣钱。学校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政府的缺位、失职，不闻不问，因此控辍的力度显然不够，效果也不明显，这些辍学生成为新文盲，有的甚至成为社会安全稳定的隐患。

当然，学生辍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科学的学校布局调整，造成上学路途遥远，上学路上安全隐患较大，学校又不具备食宿条件，或者是虽然具备了食宿条件，但由于没有管理人员编制，造成管理不到位，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导致学生辍学，这种辍学的现象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四、学校布局不合理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时大势所趋，但县城内的学校布局要公民办统筹考虑，不能盲目设置撤并。现在我们的政策是一村一校，

但现在的行政村是原来的两个或多个小行政村合并起来的，在布局调整时保留了那一所原来的村小，它的位置都不是新行政村的地理中心，被撤并的原其他村小所覆盖区域的学生路程就比较远，上学十分不便，群众意见较大。另外，新批复兴办的民办教育机构也有个合理布局的问题，不能具备了办学条件就批准发牌举办，要看需要不需要，有的公办学校对门路那边又批复兴办一所民办学校，这显然不妥。

五、公民办学校管理存在不应有的差别

按理说义务教育学校不论是公办民办在管理层面不应该有区别，不是管理层在管理指导思想上有区别，是客观现实造成的这种差别，继而造成公民办学校在竞争上的不公平。比如说在规范办学行为上，公办学校如果违反了，对学校的校长有明确的处罚措施和办法，但对民办学校处理确少实质性的处罚办法，对人无法处理，他(她)不是公职身份，给个什么处分在不在乎，经济处理好像于法无据，唯一的办法是吊销办学许可证，这种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又难以落实。因此，就出现一些公民办在办学行为不公平现象，像违规补课、大班额、违规招生、虚假宣传、违规订复习资料、非中考学科科目不开课的等，造成有些民办学校畸形发展，虽然中考成绩不错，但学生普遍缺乏灵性，进入高中后后续发展不足，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存在，严重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六、农村学校“失血严重”越来越弱

当前自上而下都在提倡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差别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城里学校享有得天独

厚的优质条件。首先是硬件设施上是农村学校远远不能比的，其次是师资水平农村学校与城里学校更是存在天壤之别。即便是如此，许多在农村学校稍有成色的老师也是想方设法调往城里，或集镇所在地学校，更进一步拉大了师资上的差距，再加上农村学校特别是村小不但教师整体数量上不足，甚至某些基础学科比如小学英语教师更是奇缺，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村小能开设英语课。因此，稍有教育常识的家长纷纷把学生转往城里的学校，不但造成城里学校大班额现象的产生，也加重了学生家长的教育成本，增加了家长负担。反观农村学校都是人去楼空，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才会出现像城市某校，几位老师教一位学生的尴尬局面。

七、学生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学生安全工作时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安全不保何谈学校发展。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在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上是到位的，也建立了许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但目前学校安全工作仍面临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为：第一学校安全保障力量薄弱，许多学校的安保人员都是学校老师轮流值班，有的聘用年老体弱的社会人员看护，真正发生学生的侵害事件他们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人员素质缺少专业的培训，导致一旦出现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较差;第三是民办学校的校车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普遍存在校车资质不够、超员超载等现象。交管部门由于人员较少监管不过来，即便是查到违规校车也是查了扣，扣了放，如此循环，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八、素质教育得不到落实

实施素质教育这可以说是国家意志，它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使命大家都明白。但眼下农村义务教育离实施素质教育却感到越来越远，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农村学校缺少必要的师资，或是教师素质本来不高这个原因外，关键是当前的评价机制是教育主管部门自身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学校的好坏就看平时的统考成绩或是中考成绩，成绩好就是好，好学校一俊遮百丑，却很少考虑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学校发展的起点。

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如此多的困境，解决起来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好在当和政府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有些问题包自身或政府应该尽快解决。

一、师资的配备

当前，学校的办学软硬件都比较缺，但最缺的还是办教育的人，就是学校的师资，不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一切都是空谈。政府花了很多钱为学校建校舍，配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但学校连基本的教书的人都没有，配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不是不需要，而是有比这些东西更需要花钱解决的师资问题，想当年战争年代，抗大连基本的办学硬件都没有，但有高素质的教师不照样培养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可贵人才。因此，我们认为“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长再逐步改善、完善，眼下当务之急是加大师资的配备的力度，尽快补养缺额教师，保证教学最基本的师资需求。

二、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实行倾斜政策

农村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收入待遇、进修培训机会等远不如城

里，因此，农村学校面临一新招教师不愿意来，二是来了也留不住。现在实行教育均衡化，我们认为教育均衡化首先应是师资均衡化，要想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应给农村教师的待遇实行倾斜，让他们获得比同层次老师更大的收益或实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让农村教师相应高出一级工资或绩效工资活动的部分多向农村教师倾斜，给农村教师盖周转房解决食宿问题，根据路程增发交通补贴，在职评、岗位设置时增加更大的比例等。这些措施是当地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自己做的，这对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入是主渠道，我的理解政府投入不能只是国家和省两级政府，也应该包括市、县、乡镇政府，但目前的情况是县、镇两级政府的投入不到位，特别是镇乡级政府多数是零投入。因此，还应该明确规定县、乡镇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份额，并督促加以落实，有了这些经费，学校校舍的日常维护、教辅用房建设，食宿学校建设及学校的安全保障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四、建立农村学校安全保障体系

学校安全问题不仅是教育学校自身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学校安全光靠教育一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也要建立农村学校安全保障体系，由政府牵头联合教育、公安、文化、工商、卫生、交通等机关部门联席办公。好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关键是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去做，联席各家只是停留在纸上挂在墙上，真正去做去落实也只有只有教育一家。所以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得有成

效，必须抓执行力的问题，各家必须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并把文落到实处，不能有做学校安全工作是给教育学校有情分的帮忙，应该认识到这是你应承担的职责，乃份内之事，出了问题不履职尽责是要接受组织处理的。

综上所述，农村义务教育承担着为当地培养人才的重任，它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没有教育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更好发展，政府领导应当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重视教育，落实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增强维护好发展好农村义务教育的大好局面，使之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支持，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社会的发展。

第四篇：我国中小企业的困境、成因与出路

陈晓鹏

2012-9-24 15:45:50 来源：《企业改革与管理》2012年第1期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中小企业已陷入艰难境地，其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振兴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保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本文拟就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成因及出路，加以简要分析。

一、我国中小企业现状

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中小企业已陷入艰难境地.其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成本上升、资金紧张、税费加重、赢利缩小、外部环境堪忧等不利局面的影响下，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令人担忧。

1.我国中小企业的困境特征

(1)钱荒：融资难，贷款利率高。银行系统的从严信贷环境，国家紧缩性宏观政策调控，已使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度逐渐增大、融资成本不断增高，因而融资变得更加困难，钱荒不断出现。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有着比大企业更强烈的资金渴求和更匮乏的融资渠道。由于民间高利贷具有短期、小额、无担保、无抵押等特点，其灵活机动的贷款方式能很好的满足中小企业老板们的需求，因而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和个人之间放贷，已经成为民间借贷的主要途径。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0%的家庭或者个人、59.7%的企业参与。调查发现，江浙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月息30%。高额利息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

(2)高税负：税种多，税负重。我国税种一般涉及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项，此外还包括各种行政事业收费和社会保障缴费等。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东部某省2008年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小口径总税率(企业承担的纯税收收入占其商业利润的比重)平均值分别为28.64%和32.79%，而大企业的小口径总税率平均值为14.59%。据全国税收资料调查显示，全国国税、地税机关共调查各类纳税人75万多户，其中纳入调查的中小企业有638884户。2008年，这些企业缴纳流转税15003亿元，在流转税中所占比重达到86%：缴纳企业所得税4952亿元，所占比重为76%。近年来，国家先后采取了5项相关政策措施，以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2008年1月1日起，实行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交纳企业所得税;2009年9月19日，国务院提出对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011年10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将此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2009年1月1日起，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至3%;2011年10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2011年11月1日起.上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尽管如此。这一优惠税率仍然偏高。

(3)用工荒：工人难招。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供给结构中二代农民工比重增加、作用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人地“拉力”弱化，因而自2010年起，“招工难”问题愈显严重。2011年春节后，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招工难”和“用工荒”现象。大量中小企业不仅严重缺工，用工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用工成本平均上升20%-30%。此外，企业员工流失率也逐渐提高，造成企业职工队伍极不稳定，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4)高成本：生产成本大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结束了从过去短缺经济、过剩经济的低成本时代。随着生产力成本、技术成本、企业支付物流成本、生产资料成本、土地成本等要素的不断上升，我国各大中型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成本时代。在激烈竞争中，中小企业则明显处于劣势，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2011年，这一问题更显突出。

2.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特征

(1)中小企业倒闭多。2011年年初，有关中小企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根据国家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更加严重。人工涨、汇率涨、原材料价涨：用工荒、用电荒、资金短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已因此而处于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状态。

(2)高利贷“逼走”众多企业主。受国家紧缩性宏观政策调控影响而产生的民间高利贷，已“逼走”了众多的企业主。据报导，截止到2011年9月底，仅温州一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1日，温州l天之内就跑了8家企业的老板。企业主逃逸事件与2010年比增长41.6%。

二、我国中小企业困境之成因

1.面临国内外市场竞争压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已面临更加复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首先，市场竞争主体复杂化。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不仅有国内企业，还有国外企业;不仅数量剧增，而且类型众多;不仅有国际级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有众多的中小企业;不仅有现代化企业，也有传统企业。其次，市场竞争空间更为扩大。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费者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企业为抢占市场往往会发生新的争夺战，从而拓展了市场竞争的空间，这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使我国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再次，市场竞争更加无序。各地的中小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着低水平过度竞争问题。同类企业为了争夺市场竞相压价;有的企业为能在低价位获得一定利润，便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甚至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市场秩序。

2.人才缺乏，管理落后

我国中小企业多以“家族企业”为主。在经营管理中.由于社会观念和认识的偏差。以及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中小企业不仅难以吸收到所需人才，甚至造成了有用人才的流失。(1)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的直线型组织结构，导致经营机制不灵活;企业领导人对决策的选择和企业的发展往往依靠自身的经验和主观意识，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因而存在决策失误的风险。(2)战略发展意识不强。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必须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进行战略规划。然而，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多从战术角度出发，在经营方向和经营领域上.存在着盲目性、投机性、随意性等弱点，加大了经营风险。

3.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技术含量低

国际上通常认为，技术开发资金占销售额1%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的可以维持，占5%的才有竞争力。而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占当年销售收入1%以下的达70%：82%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发明和专利产品;75%的企业未通过IS09100国际产品质量认证。由于技术改造和创新能力弱，产品开发能力差等问题。企业无法打造特点突出、属于自己的产品，因而直接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4.财务管理问题

(1)财务管理观念淡薄。有些中小企业负责人，不注重专业技术学习和提高，忽视财务管理工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作用：对各种财务决策只凭个人主观臆断，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2)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有些中小企业缺乏科学、完善的财务监督机制和各项规章制度，致使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薄弱，资产管理效率低下。(3)财务机构不健全。不少中小企业只注重效益。疏于管理，不按会计制度要求设置专门财务机构：有的企业虽已设置财务机构，但会计人员岗位设置不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财务管理混乱。(4)财务人员素质偏低。中小企业多是私营企业，财务人员多是家族成员.有些未经过正规的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财务管理能力。反之，具有真正水准的财务管理专业人士则可能因为无血缘、无乡缘等原因，难以在企业长留。

5.投资盲目。缺乏科学性

中小企业的投资。常以老板意愿为主，缺乏科学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因存在盲目跟风和投机心理，有时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结果造成资本结构比例失调、资金周转缓慢，加大了企业财务风险。有些则因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最终使企业陷入困境。

6.资金短缺，融资困难

资金短缺、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制约中小企业发展与生存的瓶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融资难的内因。(1)部分中小企业负债水平偏高，抗风险能力较弱，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使金融机构信贷风险过高。此外，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短暂和经营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2)规模和信用水平低下制约了融资能力。我国中小企业多采用业主制或合伙制.规模偏小。有些企业没有完善的财务制度，加之管理上的混乱，大大降低了自身的信用度，削弱了融资能力。另外，由于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和信用信息网络系统建设的滞后，信用信息传输渠道不通畅。导致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贷满足率。(3)缺少可供担保抵押的财产。银行偏好对固定资产抵押。一般不愿接受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抵押。而在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比例较小。比如从事高科技的企业，无形资产占有较高的比例，缺乏可以作为抵押的不动产。

第二，融资难的外因。(1)金融机构体系的缺陷。在我国融资格局中，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来源中占有绝对比重。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在存款、贷款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份额中仍占70%以上。据统计，目前我国占企业总量0.5%的大型企业拥有50%以上的贷款份额，而占88.1%的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份额不足20%。(2)资本市场的缺陷。直接融资渠道包括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两种方式。从发行债券融资的情况看，国家对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要求十分严格，目前只有少数经营状况好、经济效益佳、信誉良好的国有大型企业能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股票市场上，虽然创建了中小企业板市场及创业板市场，但截至2010年1月中小板上市公司共有346家，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上市融资门槛仍然很高。据统计。中小企业股票融资仅占国内融资总量的1%左右，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银行贷款。(3)信用担保环境影响着中小企业的融资。目前，全国有各类中小企业担保机构3700多家.担保总额接近2000亿元，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1.35万亿元贷款，仍不能有效满足中小企业的担保需求。信用担保体系的欠缺和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小企业的融资。当我国企业信用低下、中小企业融资的要素不完全时，靠中小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信用担保条件，难以顺利完成融资任务。(4)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我国还未出台一部完整的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因而在法律和权利上中小企业常受到不平等对待。在我国大企业受到政府更多重视和政策倾斜的同时，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资金上的便利和优惠。

三、我国中小企业摆脱困境之出路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我国中小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及时转变发展思路，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1.适应市场竞争，选择适合的营销战略

(1)坚持“集中”战略原则。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应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市场规律的营销战略。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既有劣势也有优势。其优势在于：机动灵活，善于应变;结构简单，工作高效;技术专门，便于创新等。因此，可集中经营一种产品，集中力量于一个市场;采用专门技术，使自己的资源相对集中，以取得局部市场的相对优势，取得在某个经营领域的相对优势。(2)选择适应竞争的营销战略。一是采取填空补缺的营销战略。中小企业应发挥机动灵活、市场适应性较强的优势，尽量避开与大企业、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寻找市场空白领域。寻找那些大企业尚未涉及的新兴市场领域、或大企业未曾进行过积极营销的局部区域;找大企业不愿涉足。批量小、品种多、营销微利的领域;寻找市场需求变化大，竞争变化频繁，大企业认为信誉风险大不愿涉足的领域。二是采取共生双赢的营销战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通过合作共享，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共同把市场做大，从而实现共生双赢。在此战略中，中小企业属于“配角”，但共生关系一旦确立。中小企业就能成为大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增强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依赖性，又使大企业的市场成了中小企业的市场。中小企业不必再为订单、融资、销售伤脑筋，可以利用大企业的销售网、技术力量和信用能力使其在产品量、生产管理和企业形象等方面得到有效提升，从而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采取联合竞争的营销战略。多家独立的中小企业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联盟.共同开拓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共同分享由于联合竞争带来的利益。我国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各省，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某个区域集聚，组成中小企业集群形成了极大的竞争力，从而创造出了超常的竞争优势，克服了单个企业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危机。四是采用特色营销战略，争取竞争主动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中小企业可通过技术开发和工艺创新，取得具有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科技发展成果：或设计出新结构、新规格、新式样的产品;或扩大销售具有独特技艺或配方的老字号产品：或提供特殊的销售服务而获得较高信誉。以此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增强竞争力，获得竞争优势地位。

2.改革产权制度，建立科学的组织形式

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采用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等形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对于那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应依法实行破产。通过以上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产权形式和组织结构。

3.转变观念，加强企业管理

中小企业应该彻底抛弃“小而全”的经营思想，围绕自己的核心能力进行经营，专心致志地做最专业的业务.发挥自身优势，树立起“专、精、特、新、优”的战略思想：要转变管理观念，抛弃经验式、粗放式、家庭专断式的随意管理，辅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制度。

4.勇于创新.提高技术水平

中小企业应尽快确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技术创新战略，尽快使创新成果商品化。在实施技术创新战略中，要把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结合起来。通过自主创新，研究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新产品，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先得优势，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5.克服融资瓶颈，拓宽融资渠道

完善资本市场，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允许企业发展风险投资，创建风险基金;利用二级市场，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开展中小企业金融互助，以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问题。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间接融资体系.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国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基金和机构，扩大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在一些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上，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以调动和引导社会创业投资者的积极性。进一步规范和整顿现有创业投资公司的经营行为，允许一部分国外创业投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帮助拓宽融资渠道。

6.加大政策扶持，整顿市场秩序

我国应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建立国际通用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包括财政税收政策扶持体系、资金融通体系、信用保证体系、创新促进体系在内的中小企业社会化促进体系。应全面落实《中小企业促进办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努力做好资金融通、信用担保、创业培训、产业指导、信息咨询、技术支持、市场开拓、对外交流等多方面的服务。

第五篇：地方人大主导立法起草的困境与出路

法案起草是立法过程的必经阶段，它直接表现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反映执政者的立法意愿，实现一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活动之一[1]，是立法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毛胚”形成阶段。法规草案基本上确定了法规的框架结构、价值目标、适用的对象及条件、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法案起草方式主要包括：一是由人大有关部门组织起草;二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起草;三是委托第三方组织起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人大主导立法、健全立法起草机制、发挥人大代表参与立法起草的作用，从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立法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转变，克服政府部门组织立法起草中的行政化倾向、“部门利益保护”倾向，确定地方人大在立法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新时期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证，是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必然要求。由人大主导立法相较政府部门主导立法，是回归法定意义上人大主导立法起草的机遇，同时也是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地方立法的起草制度面临着转型。

一、地方立法起草的实施现状

(一)政府部门主导型的立法起草

受我国传统权力观念的影响，行政权与立法权长期处在难分彼此的揉杂状态，立法权一直被行政权所取代。我国立法学界对法规案起草程序长期不重视，将起草程序排除在立法程序之外[2]。政府部门主导立法起草主要基于以下优势：一是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多为行政管理事项，大多数地方性法规的立法需求也多是缘于行政管理事务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解决。地方政府机关作为行政管理事项地方性法规最直接的适用者，更能了解立法需求、执法对象和方法，解决立法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二是地方政府机关起草法规案具有资源优势，一方面，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设置有专门的法规起草机构[3]，人员配置充足，机构人员中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比例较高，起草地方性法规时也能获得充足的经费保障;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最主要的支配者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由其起草法规草案的积极性较高，也避免了地方人大起草法规案时地方政府提出的反对意见，提高了立法效率。

(二)难以避免的“部门利益倾向”

虽然地方政府起草的法规案送交地方人大会议审议，但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对草案的审查多流于形式，几乎没有被退回的法规草案，导致地方立法的质量偏低，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与效力，欠缺中立、客观立场，难以破除法规草案的“部门利益倾向”的弊端，致使法规案的利益协调失衡，成为制约我国立法公正性的突出问题[4]。

首先，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自己为自己立法，法规草案中带有“部门利益倾向”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服从并照顾本部门的利益，推卸本部门的责任、减轻本部门的义务，在立法内容上往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生态效益[5]。其次，立法内容上抄袭、重复多，地方特色性立法少，立法质量堪忧，难以真正发挥调整分配社会资源的效用，浪费立法资源。最后，法规案起草活动较为封闭，仅仅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对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关注较少，违背了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三)地方人大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探析

地方人大在法规案的起草过程中力不从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缺乏了解行政管理事务的专业人员，缺乏对公共管理事项的经验积累，尤其是掌控信息的能力不足，导致主导权力旁落。二是根据法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地方权力机关享有地方立法权，甚至设置有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工作，但由于人员配置上的不足，不仅要负责法规案的起草工作，还要负责立项、审议、表决、公布等事项，使其在法规案的起草方面力不从心。以上海市人大为例，负责立法工作的专门委员会委员最多不超过10人，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不超过10人，而一个专门委员会要对口20个左右的政府部门，主要联系某项立法的往往是一位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一位工作人员，力量明显不足[6]。三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经费保障方面明显不足。

二、人大主导立法起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需要

由人大主导立法起草是扭转人大在立法中被动消极的地位，实现法定意义上人大立法权回归的当务之重，也是破除草案中的“部门利益保护”倾向，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法规质量的重要保障。

(一)“法定意义”上人大立法权的回归

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结合当下的立法实践，“法定意义”上人大主导立法主要表现为“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前者处于主导、支配和优势地位，后者则处于从属、补充和服从的地位。后者很大程度上是使前者得以更好地贯彻和实施，或是为前者打下探索性、先行性基础”[7]。人大对立法的主导应该体现在整个立法过程中，既要包括对立法案的审议、表决、参与调研，也应该包括立法立项、起草等立法准备环节。把立法工作和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结合起来，通过立法工作强化人大代表意识，通过提高人大代表意识推动立法工作[8]。

(二)破除“部门利益保护”倾向

由地方政府部门负责起草与本部门行政管理事务密切相关的法规，草案中必然带有“部门利益保护”倾向。而地方人大是民意代表机关，代表本地区选民的利益和意志，通过加强对政府部门起草法规案的提前介入、参与调研、审议等活动，尤其是对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条款行使否决权，排除草案中的部门利益侵扰，使立法体现并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意志，成为人大主导立法的方向和价值所在。

(三)发挥组织协调功能，防止立法打架，提高立法效率

地方政府法规案的起草更主要的是由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根据涉及的不同事项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内部的法规室(处)负责起草。有些法规涉及多个部门的管理事项，分别由多个政府职能部门起草，职能部门多从本部门利益考虑，导致职责权限划分不清，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推卸责任。由人大主导立法起草，就是要发挥人大在起草中的组织协调功能，从宏观、整体层面把握立法草案中的利益分配协调、职责分工、不抵触上位法，加强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规案的审查，防止政府部门越权立法、重复立法、法规打架等现象发生。由人大督促、指导地方立法的起草，实行起草部门责任制，提高立法效率。

(四)开门立法，广泛征求意见，提高立法的民主性

政府部门在起草过程中，仅将法规草案向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导致立法成为对个人服务、对个别部门服务的工具。与政府部门起草法规案相比，人大在法规草案中征求意见范围更加广泛，高度关注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实现多元化利益的综合权衡，这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思想的必然要求。从立法的源头、基础阶段就听取公民意见，减少法规案的不合法、不合理之处。在广泛征求民意基础上制定的草案更能切合社会实际需要，增强法规的时效性。

三、地方人大主导立法起草的改进路径

基于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立法起草的种种弊端，重新审视人大“主导”的立法起草机制，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新立法法对“人大主导立法”的重视和强调，联系地方立法起草作出的探索和改革，以完善人大主导立法起草的制度建设。

(一)“主导”的法制化进路

我国立法学界对人大主导作用的发挥一直存在错误的认识：如认为人大应该承担起法规草案的全部工作，地方政府部门不能提出任何立法项目的需求，将地方政府对立法的提案权和参与起草活动排除在外。存在这些错误认识的原因，一是对于地方立法实践认识不足，尤其是忽略了地方政府在法规案起草过程中发挥过的积极作用;二是对“主导”一词的理解产生歧义。

对“人大主导型”法规案起草要义的理解，其核心是对“主导”一词的认识和理解。《现代汉语词典》将“主导”一词解释为：(1)主要的并且引导事物向某方面发展的;(2)起主导作用的事物。人大“主导”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一是强调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人大居于主要地位;二是指引导向功能，人大在法规案起草过程中，指引、规范并监督草案的适用对象、法规结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有学者列出了四个层次的“指导”：一是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要由人大来明确;二是立法程序，要由人大来调控，尤其是制定程序的启动;三是立法内容，要由人大来决定;四是立法技术，要由人大来把关[9]。

一方面，“主导”只是一种意识态度，一种工作思想，仅仅在思想上重视还不够，容易导致人大在立法起草中的消极被动地位;另一方面，“主导”一词仍然是一个行政性概念，而不是专业的法学术语，缺乏与之配套的制度规范，为解释和适用立法法滋生了任意解释的空间，混淆了党与人大在立法起草中的地位，忽略了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对起草工作的参与，违背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本精神。作为政策性决定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可以有“人大主导立法”的提法，作为管理立法的立法法不能有这种提法，法律不应该这样模棱两可、不具操作性，而应该有具体配套的制度设计与此相呼应。“主导”一词并不能完整表达地方人大在法规案起草中的应然地位与功能，应该重新审视“人大主导”，通过具体的改进方案实现立法主导权的回归。

(二)人大主导立法起草的改进路径

1.划清立法权力边界，明确立法事项分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对起草工作的分工作了宏观描述：涉及人大自身建设、社会公共利益事项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工作机构直接起草;管理内容单

一、责权关系明确、执行性的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由地方政府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专业性、技术性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可以委托专家学者、科研院所起草。但地方人大仍然享有对起草工作的组织、协调与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享有对起草方式的选择权，确定起草主体的决定权，对于非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法规人大也应有组织起草权。

此外，应该进一步明确地方人大与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组织起草工作中的分工，提高草案的民主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均享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立法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但由于对二者间立法权限事项划分不清，究竟哪些事务属于“特别重大事项”一直难以划清界限，现实中以地方人大常委会起草为主，越权立法现象严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权力机关，对草案内容享有最终决策权，组织起草权也应该以地方人大为主，积极行使法规提案权，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应该积极参与草案的调研会，根据立法调研报告提出立法建议，转变在立法起草中的被动地位。

2.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地方人大不能主导地方性法规起草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制度运行、资源掌握、人员法律素质等方面存在不足，人大代表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素其实完全不敷立法实际之需[10]。“打铁还需自身硬”，欲实现立法起草主导权的回归，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还需要在克服自身局限性上下工夫。第一，完善人大参与起草的程序，增强责任意识。第二，加强地方立法人才队伍建设。第三，地方立法队伍实现专职化。作为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权力机关，虽然设有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专门机构负责立法，但其主要职能除立法外，还肩负联系和监督政府部门，还不能称为专门的立法部门。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多是兼职代表，导致在立法工作中时间与精力不足。作为专职立法的机构，人大法制委和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要进一步专业化、专职化，专门负责地方立法的起草、修改和解释，为立法活动提供规范引导和智力支撑。

3.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法规

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案是对立法民主性要求的回应，是避免部门利益倾向的需要，也是解决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法规案起草工作的有力举措，地方立法实践中也有着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案的实践，如重庆、北京、上海、湖北等地就走在了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案的最前沿，但实施效果欠佳。一方面，第三方起草主体多为知识分子，因缺乏对立法事项的调研，其掌握的立法信息严重不足，所起草的法规案缺少对现实的回应和关怀，将一些过于“超前”“先进”“理想化”的立法理念融入了法规草案中[11]，与实务脱节尤其是将行政执法机关排除于法规案起草之外，执法机关会因各种原因和理由对法规草案的可行性实施提出种种质疑，造成了立法质量不高、法律实施效果不佳的困境。另一方面，虽然第三方的立场与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相比较为中立，但是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较为狭窄，并且中间立场的坚定与否，与第三方的利益出发点和利益诉求具有密切关系。我们不能完全肯定第三方能够超脱于其他利益群体的游说，不能完全肯定起草过程中第三方能够克服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诱惑。

法规案的起草不宜全部委托第三方，仅仅因当立法事项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可以委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起草专业领域的规范或者为其提供智力技术支持。因此，只能将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法规案部分委托第三方起草，汲取第三方的专业技术和智力优势，解决立法过程中的专业难题。人大在委托起草过程中，加强组织、引导、规范和监督，将立法的思想、原则、目的等基础性价值与第三方交流沟通，对草案的审议应该通过专家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第三方的意见和建议，做到与立法事项相关的各方利益都参与到立法工作当中，完善利益制约机制[12]，重点审议权利义务、责任承担等条款，建立法规实施追责机制，保证立法质量。

4.起草工作小组的合作起草法案

法案起草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利益关系的调整，单独依靠个人起草法规难以妥善处理利益关系，还将导致权力寻租的风险。法规案起草应当在人大的主导作用下，吸收政府机关、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建立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专门委员会、政府有关部门、政府法制办以及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共同组织成立立法起草小组，共同完成法案起草”，这又被称为“4+1”模式[13]。以浙江省人大最为典型，法规案的起草均采取小组制：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起草工作小组的成立为人大主导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平台。起草工作小组设立小组组长，“由立法机关专门负责立法的机构或有关委员参加起草工作，由负责人担任组长”[14]，实行组长责任制。地方人大在领导起草工作小组时，主要发挥组织协调起草工作的功能，组织草案的研究讨论、听证论证，明确草案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确定草案的框架结构，对草案的重大事项作最后决定权。合作起草模式可以弥补我国立法人员职业化程度不高、信息资源不对称、经费缺乏保障的不足，破除部门利益倾向。

5.多方参与立法起草，听取公众意见

建立多方参与立法的程序构造的落脚点在于实现立法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求我们的立法体制保证人民大众拥有主体地位[15]。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议制机关履行制定法规的职能，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并付诸实践。但伴随着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单独依靠代表民意的机关参与社会资源的重新调整与分配，已经明显不能满足社会对立法的期望。立法作为对权利、利益的重大调整，每一项法规都关系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生活福祉。但由于长期以来对立法准备尤其是法规案的起草工作不够重视，听取公民的意见较少，公民在起草中的参与度较低。人民是立法的主体，我们在这里强调立法的人大主导作用，更多的是强调人民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起草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立法法修改后，法规案的起草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人大主导立法所追求的价值是人民主导立法。作为人大主导起草法规案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完善听证会制度，健全意见建议反映机制，将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立法机关的活动必须是有利于民意的疏通和充分表达的程序。改变传统的过分关注参加听证会的人数的思想，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听证会人员的产生途径、代表的多样性，关注听证会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于法规案中的专业性、技术性规定，应该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起草部门、专家学者向社会“释法”，落实立法宣传工作，根据民众的关注焦点列出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提纲，保证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法规草案听取公民意见的结果应该及时反馈给社会公众。做好法规草案的立法宣传工作，实现人大对社会舆论的规范与引导。

6.地方人大提前介入起草程序

地方人大对政府部门组织起草的地方性法规的介入应该贯穿整个过程，在立法计划确定后、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前介入法规案的起草程序，及时发现并解决法规案存在的问题，是保证草案质量的重要防线。武汉市和杭州市均明确规定了地方人大提前介入法规案的起草工作[16]，但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致使提前介入方式走过场。人大提前介入地方法规案的起草可以作如下制度设计：一是落实法规案起草的主要工作，明确法规案的指导思想、立法原则，确定起草工作小组、责任人，起草工作的时间安排，为起草工作扫清障碍。二是参与法案起草的调查研究，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其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参与起草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地方人大代表参与调研作为重要的补充机制。调查研究工作不能流于形式，对于重大利益的调整应该通过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对于草案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地方人大也应该做好协商工作。

四、结语

立法的起草决定立法的成败，关系到能否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关系到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着力改变政府主导立法起草的现状，构建完善的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是立法制度改革的当务之重。缘于地方人大在立法资源、专业、经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当前由政府主导向人大主导转变的过渡时期，仍然难以改变政府在立法起草中的重要作用，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主导立法起草仍然是将来的普遍趋势。地方人大应该积极转变旧的工作思路，改变被动消极的局面，把过去流于形式的审议审查权、立法事项调查研究权、组织协调权、立法原则指导权用到实处，让法规草案真正体现人民意志。

本文由于篇幅有限，也为了论述方便，法规的探讨仅限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地方性法规。

注释：

[1]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2000年《立法法》规定了立法的提案、审议、表决、公布程序，但对起草程序未作具体规定，仅仅规定提出法规案应该同时提供法规案文本及其说明。

[3]如武汉市政府职能部门内部大多设置“法制处”或“政策法规处”，承担着起草法规案和起草部门战略政策、审核法律文件、受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职责。武汉市工商局

(四)法制处：组织起草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研究提出立法规划建议;武汉市商务局政策法规处：参与起草商务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武汉市文化局行政审批处(政策法制处)：组织起草有关文化艺术、文物保护、新闻出版、版权管理、广播影视法规规章草案。

[4]吴培显：《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载《公民与法》2015年第8期。

[5]姚金艳、吕普生：《人大主导型立法体制：我国立法模式的转型方向及其构建路径》，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

[6][13]阎锐：《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3月，第8

8、63页。

[7]封丽霞：《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载于《学习时报》2014年11月3日。

[8]时鹏远：《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载于《奋斗》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