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解读现代引渡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2022-09-10

一、引论:陷入困境的引渡制度

引渡制度是一项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从历史沿革上看, 早在古埃及就出现了类似于引渡的司法实践, 我国古代也出现过引渡行为。19世纪以后, 现代意义上的引渡制度就已经逐渐在欧洲各国中确立,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当今的引渡制度正在陷入困境。特别是从赖昌星引渡案中, 我们不难看出引渡制度的尴尬与困境, 一起走私案的犯罪嫌疑人逃到国外后居然花了整整十二年才引渡回国。究其原因, 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绝对化的条约前置主义。在双方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 请求国向被请求国的引渡申请常常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被接受。

第二、难以界定“政治犯”概念的政治犯不引渡。如果不能准确的界定“政治犯”的概念, 就可能导致引渡制度的崩溃与形同虚设。

第三、过于绝对的本国国民不引渡。为了维护本国属人管辖权, 国家通常采取绝对本国国民不引渡的原则, 但这极有可能成为犯罪人利用的工具, 犯罪人完全可以通过转投他国国籍的方法来逃避本国法律的制裁。

第四、死刑犯不引渡所造成的鸿沟。如果被请求国已经废除了死刑,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外国人, 很大程度上可能拒绝未废除死刑的请求国的引渡请求。

以上几点可以看作是造成引渡制度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突破这些桎梏, 建立完善的引渡制度。事实上, 当今国际引渡制度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而这些变化正是引渡制度逐渐突破困境的重要标志。

二、条约前置主义:由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

条约前置主义, 即引渡的实施以请求方与被请求方之间的引渡条约为前提, 一旦双方不存在双边条约关系, 就不能实行引渡。传统上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采用条约前置主义立场。但由于条约前置主义严重地限制了引渡的合作范围, 现今许多国家已经逐步改变这一立场, 即由绝对的条约前置主义向相对的条约前置主义转变, 在原有原则基础上进行了变通。具体的变通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 明确允许多边协议作为引渡合作的依据

如果将多边国际公约纳入进引渡合作之基础, 则会最大限度地扩大双方适用引渡的可能性。如澳大利亚《1988年引渡法》第5条中的“引渡条约”既指与本国缔结的双边条约, 也包括本国加入的多边国际公约。

(二) 允许个案协议下的引渡合作

如加拿大《1999年引渡法》第10条中规定:“在不存在引渡协定的情况下, 经征得司法部长的同意, 外交部长可以与有关外国就个案达成特定协议, 以便执行该国的引渡请求。”引渡赖昌星的个案, 就是典型的通过签订个案“特定协议”下的引渡。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做法费时费力, 因此只能作为引渡制度的补充规定。

(三) 无条约前提下以平等互惠为基础开展引渡合作

国际法研究院1983年通过决议, 鼓励国家间在无引渡条约时, 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互惠地引渡被告。我国《引渡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引渡合作。”平等互惠原则的坚持, 无疑会极大的减少各国间引渡的困难。

综上, 笔者主张对“条约前置主义”实行变通, 坚持相对的条约前置主义, 即仍然以双边引渡协议为主要依据, 同时包括多边国际公约, 以个案特定协议为补充, 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引渡合作。

三、政治犯不引渡:淡化政治犯的概念及限制其援引范围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主要是指被请求国不能将依请求国法律从事政治犯罪的罪犯引渡给请求国。现今,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我国在1982年宪法第32条第2款与《引渡法》第8条第 (3) 项以及同外国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规定了该项原则。

但是令人尴尬的是对于“政治犯罪”目前国际尚无统一的认识。有学者主张, 各国引渡法规规定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时, 把着眼点不放在被指控的行为是“政治犯罪”还是“普通犯罪”, 而是放在分析请求国追诉活动的政治性上:即请求国是否基于宗教信仰、种族、或总之出于政治理由对被请求人进行追诉, 以及该行为人是否会遭到迫害。

笔者赞同将着眼点放在分析请求国追诉活动的政治性上, 但是同时认为这一做法很难得以具体实施。由于司法系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 被请求国不可能清楚的了解和分析请求国追诉活动的目的。因此笔者主张通过补充条款明确排除某些犯罪适用政治犯不引渡的可能, 同时限制其他犯罪通过援引政治犯不引渡而逃避追诉。

就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而言, 应当排除在政治犯罪之外的国际犯罪主要包括:

(一) 恐怖主义犯罪

恐怖主义活动由来已久, 日益猖獗。其形式也多种多样, 常见的恐怖主义犯罪包括暗杀、爆炸、绑架、劫持人质、劫持航空器、武装袭击、走私、贩毒等。同时, 恐怖主义犯罪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因此, 必须将恐怖主义犯罪完全从政治犯罪中排除。

(二) 腐败犯罪

腐败犯罪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打击的对象。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公务人员外逃, 尤其是逃往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 其往往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以及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做文章, 意图逃避本国的追诉。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明确排除了腐败犯罪作为政治犯。

四、本国国民不引渡: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与个案例外

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本国国民不引渡的原则。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立法采用绝对禁止主义的本国国民不引渡, 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属人管辖权;对外国法院司法缺乏信任;本国国民在外国受审和服刑, 不利于其改造和回归社会。但采用绝对禁止主义可能使罪犯逃脱追诉。综上所述, 笔者提倡相对主义的本国国民不引渡, 即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引渡本国国民。参考借鉴其他各国的立法模式, 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 不能单纯以本国国民为由拒绝引渡。比如1983年意大利和美国双边引渡条约第4条规定:“被请求国不得仅以某人是其国民而拒绝引渡。2005年意大利与加拿大双边引渡协议也有类似规定。

(二) 允许“先引渡后移管”。所谓“先引渡后移管”, 简而言之, 即由请求国先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与判刑, 而由犯罪分子所在的国籍国具体负责对其执行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既尊重和保护了国籍国的司法执行权, 又有利于犯罪事实的认定, 同时减轻了国籍国对外国司法的不信任感。

(三) 在拒绝引渡的情况下进行起诉。其目的在于防止犯罪分子因不被引渡而逃避法律的惩罚。这也可以看作是“或引渡或起诉”义务在拒绝引渡情形下的补充。

(四) 个案例外。在某些个案中征得被请求国有关部门批准, 可以引渡本国国民。比如2001年6月28日,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将自己的前总统米勒舍维奇引渡给海牙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五、死刑犯不引渡:加强国际沟通与规范承诺主体

会出现死刑犯不引渡的鸿沟, 其根源在于各国司法系统的差异, 尤其是废除死刑国家与保留死刑国家之间的矛盾。目前, 世界上有112个国家在本国立法和实践中废除适用死刑, 而其余的83个国家则还保留死刑。对废除死刑的国家而言, 死刑是不人道的, 为了尊重和保护被请求引渡人的人权, 必须拒绝引渡;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可能就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并判处死刑。而通常, 依照请求国的国内法, 引渡人所犯之罪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为了保障成功引渡, 唯一的做法就是由请求国做出充分保证, 即“表示不会判处死刑, 或者即便判处死刑, 也不会予以执行”。

以我国为例, 规范承诺的主体十分重要。

(一) 对外承诺不会判处死刑的主体。笔者认为, 应当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之后, 再由外交部对外承诺。

(二) 对外承诺不执行死刑的主体。由于我国的死刑执行机关为人民法院, 因此相类似的, 不执行死刑的承诺同样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之后, 再由外交部对外承诺。

六、结语

引渡作为一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形式, 涉及到国家的司法管辖权等重要而敏感的问题, 因而也相对复杂。尽管引渡制度在各国国内法以及国际法中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 但依照全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 引渡制度更加具有灵活性、变通性, 更加注重和保障人权:比如坚持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由绝对主义转为相对主义, 限制政治犯不引渡的援引范围, 坚持相对的本国国民不引渡, 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并且完善审查程序。而对于我国而言, 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引渡制度, 结合当前引渡制度的发展趋势, 修改《引渡法》, 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

摘要：在国际化犯罪日益猖獗的背景下, 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加强各国家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协作机制, 尤其是引渡制度。尽管国际上的引渡制度已经相对成熟, 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原有引渡制度的弊端逐一显现, 这非常不利于打击诸如恐怖主义犯罪等性质恶劣的国际犯罪。本文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传统引渡制度的种种弊端, 结合国际刑法中引渡制度的新的发展, 深入揭示了国际上引渡制度的困境, 并提出一些建议, 以期促使引渡制度不断完善。

关键词：现代引渡制度,困境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