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民族文化论文

摘要：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体现。而意象则被誉为诗歌的灵魂，无论是诗歌的鉴赏还是其创作中足以鉴其重要性。诗人借用具体事物来表达较抽象的内涵，从而抒发自己的志向、情感等。在中英诗歌中自然意象的运用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诗歌与民族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诗歌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1：

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对话”性及其焦虑

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始终保持了“对话”的关系。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在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中进行，逐渐形成了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历时建构过程。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迁，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逐渐出现了“对话”的焦虑，突出的表征为与“主流”写作的趋近、民族性的弱化等问题。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对话”焦虑问题成为了当前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主要着力点。

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壮族、侗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诗歌为代表的诗学景观，并在当下的汉语诗坛不断耕耘与跋涉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百鸟衣》、黄青的《红河之歌》、侬易天的《刘三妹》，侗族诗人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以及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虹》等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以其独特的民族特性与地域写作特征为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始终保持了“对话”的关系，在呈现出“对话性”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诗学精神与文化诉求凸显出重要的价值意义。随着写作语境的不断变化，尤其受制于社会历史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深入变革，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原有的“对话”性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焦虑，主要表现为与“主流”写作的趋同、诗歌民族特性的弱化等现象。整体上说，这种“对话”焦虑一方面因受到了不断衍生出的写作“场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少数民族诗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无法规避的局限性。

一、“对话”语境：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

新时期以来，多元化的写作语境使得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呈现出更多的驳杂性，其在多重的文化语境中始终保持着自我与不同写作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与此同时，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生存环境、教育程度及文化抉择等因素更增加了其诗歌写作的复杂程度。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化逐步汇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场中，这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原有的诗歌观念，如诗人韦佐在写作中吸收了美国“垮掉的一代”、诺贝尔文学奖诗歌等文学资源；韦适华对民间文化传统和欧阳江河、北岛、雷平阳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歌资源，以及对以米沃什、玛丽·奥利弗等为代表的外国诗歌资源的接纳……这些现象表明，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处于本民族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多元共生的复杂文化场中，其诗歌写作在多重文化空间行进。

广西少数民族诗歌首先表现出了独有的地域特性，诗人在写作中纷纷表现出了对“故乡”的坚守。值得肯定的是，不同代际的广西少数民族诗人普遍葆有对故乡生活经历的清晰记忆与成长经历的深刻体验，如刘频的“柳州”、盘妙彬的“梧州”、庞白的“北海”、高瞻的“陆川”、伍迁的“北流”、许雪萍的“西林”、牛依河的“壮乡”等，这些富于广西民族特色的岭南地域成为诗人情感的重要发源地，共同组建成广西诗歌的写作版图。同时，广西诗人也纷纷表达出了“广西”地域之于写作的重要性，如刘春的“桂林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我的心理和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韦适华的“这些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人文景观都是构成我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和土壤”2、牛依河的“我想我的诗歌不应该停留在自我的小世界里呻吟了事，而是应该回到我民族的本源，应该多关注本民族的文化”3 等，这些表述充分表明了广西地域对他们诗歌创作的不可或缺性。尽管其中部分诗人由于求学、工作、旅行等原因有着阶段性的“返乡”经历，但“返乡”的意念作为藏匿于心中的精神冲动，并未在人生的转折际遇中隐失。即使“返乡”对于诗人费城来说更多是“痛苦与沮丧”，但这种隐痛给予了其写作的初始资源，“故乡”在其诗歌写作中扮演了启蒙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中无法回避的文化空间，这体现在不同代际诗人所面临的共同的文化抉择中，他们以富有个性化的写作解决了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普遍性的诗学话题。如诗人冯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提，表达出自身对文化修养的思考，并通过对“88反思”中所提出的“别了，刘三姐”“别了，白鸟衣”等口号的批判，表明自身所持的“历史与传统无法割裂”观念；吕小春秋在对古典诗词“典雅美”的解读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也表露出“与传统脱轨，这应该也是现代诗人的一大弊病”的担忧；高瞻将台湾现代诗词的“非凡之美”归功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把中国方块字之美运用到现代诗”……这些现象表明，廣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并未割裂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相反则是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诗歌中对古典诗词在用典、音韵、意境等层面的借鉴与创造性发挥等，他们在传承中不断找寻本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以增强广西诗歌写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当然，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还面临着新时期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如俄罗斯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美国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等西方文学对诗人刘频、韦佐、荣斌等的影响，诗人高瞻、张民等对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文学、以俳句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等东方文学的接纳与吸收等，这充分展示出东西方文化交织的多元语境影响着广西诗人的写作，并作为复杂的想象共同体交汇于他们的精神结构层。然而，这些诗人在写作中一方面吸收了外来文化所带来的批判、怀疑、反抗等精神，另一方面则自觉保持着他们在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所拥有的精审的思考态度。虽然大多数诗人在写作初期受制于东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但诗风的形成依凭的是他们不断的写作尝试，包括对诸如地域性减弱、个体性丧失、模式化加剧等瓶颈的逐步摆脱，以及在诗歌语言、思想内容及情感表达等层面的不同程度的调整。

总体来看，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等充满悖论性的文化场中进行写作，他们普遍秉持着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写作态度，在广泛借鉴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自我对生存、命运、死亡等诗学命题的探寻。得益于此，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在多重文化空间交汇下逐渐形成了开放性、包容性的写作特征，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对话”焦虑：民族性的弱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自我民族性的呈现成为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突出特征，这也使其在当时的诗坛获得了较高的诗学占位。就叙事长诗的写作而言，韦其麟、包玉堂等诗人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性的坚守，他们的叙事诗大都植根于“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之中。如洪子诚所说，韦其麟的创作“和民族民间诗歌、传说的关系密切。发表于1953年的《玫瑰花的故事》，以及《百鸟衣》《寻找太阳的母亲》《山泉》等，都与民间传说有关。”7 而包玉堂的《虹》也是根据“苗族民间传说”写作而成 8，这些诗人在写作中对“民歌体”的借鉴，及其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均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性。除叙事诗外，他们在抒写自然物时，也普遍坚持了对壮族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表达。如韦其麟的《天平山传奇》9《红水河边的传说》10 等诗歌中，“天平山”“紅水河”等广西地域符号凝聚了诗人丰富而多元的内心体验，这不仅是他立足于本民族经验的审慎哲思，而且还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如“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承载着复杂的壮族文化内蕴，并表现出了深沉的民族精神。黄青的《红河之歌》也将“红河”置于壮民族的社会历史系统中，“韦拔群”“红七军”等人物或群体成为了壮族抗战时期的精神支柱，诗人以叙述的笔法书写出了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民族情怀与对祖国的热爱。诗句“红河呵，/红水长年流过壮乡，/织染红毯一样的红土层；/这里浸透壮家多少血呀，/上面落叶又积有多深？！”11 正表现出了诗人对于“红河”的民族性思考，“长年流过壮乡”与“浸透壮家多少血”的“红河”已经融为“壮乡”的一部分，体现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与韦其麟、包玉堂等诗人相比，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中表现出了与“主流”写作趋同、“民族性”减弱等现象。抛开写作题材（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等）不论，仅就广西诗人在自然意象的选用层面来看，他们诗歌中的“意象”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构性。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意象首先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个我体验与社会思考，表现出了他们自身所持有的时代情绪。比如在“铁”意象使用上，刘频的《生铁》一诗——“愤世嫉俗的铁/在暴雨中，抢回了身上锈蚀的腥味”12 ——尽管只有短短两句，但他通过建立“铁”与反叛性时代情绪（“愤世嫉俗”）之间的对位联系，以及对“铁”在恶劣时代语境里（“在暴雨中”）找寻自我的肯定，表达出了他对合理生存方式的理性哲思；非亚的“我触摸到地铁，那种尖锐的钢铁的冰冷，/那种深深的金属的嚎叫……”13 尽管主要表达的是他触摸地铁的感受，但诗人不仅将“铁”的两种属性——“冰冷”与“金属”——揭示出来，而且通过“尖锐的冰冷”与“金属的嚎叫”再现了时代的冷峻与疼痛感。根本上说，这种对“时代情绪”的处理一方面有助于他们获得主流写作的最大认同，也更能融入主流的写作系统当中，但这同时容易造成诗人在群体性的“症候”书写中个我独立性的丧失，甚至走向单纯的写作“迎合”。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对诗人的写作有着持续的影响，诗人在面对这些影响时普遍表征出了被动的“不适”感，他们并未以主动的心态去完成影响与被影响之间的自我调适；另一方面，部分诗人为了摆脱“影响的焦虑”而有意地制造与现时写作语境之间的“文本疏离”，他们将自我置于理想型的民族文化“想象共同体”中，一味地用“民族性”来对抗“现时性”。这样的写作反而更容易走向写作的“误区”，尤其陷入了“民族”与“现时”的对立式思考空间中。

需要指明的是，笔者并非有意营造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写作“焦虑”，也并未企图建立起“民族性”与“现时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期望通过对广西诗歌写作中所出现的与“主流”的趋同、“民族性”弱化等问题的审视，为其写作的深入发展做出可行性的探索。这样不仅有助于广西诗歌写作不断保持着自我独立性，而且能够使其获得更为独特的诗学占位。并且从当前的写作来看，广西诗歌已经找到了合理的应对策略，逐步实现着对当前写作困境的突围。如部分诗人在对“大海”意象的呈现上，不仅突出了广西独特的“海洋”特质，而且将“大海”与民族性的思考相互结合，更为鲜明地突显了广西独有的民族特征，诗句“海起伏着，像努力地回忆/海也在回忆中/把江河的名字/一一遗忘”14 中所塑造的凝构着回忆与遗忘的“大海”意象正体现了这点。类似的还有诗人林虹的“枇杷树”“柚子树”“白鸟”，以及许雪萍笔下新奇而又充满伤痛的“南方的雪”等意象。这些意象不仅展示出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独有的文化想象，而且使得诗人能够在个体化的写作中不断建构出新的民族“想象体”。

结语：

广西诗歌在1980年代曾有着“整个广西文坛几乎就是一个广西诗坛”、“八十年代的广西文学是一个诗歌的时代”15 的繁荣景象，广西诗歌始终保持了与外界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不仅存在于多元并置的文化空间所营构的对话语境中，而且还有着立足于具体语境中的建构参与。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迁，广西诗歌写作逐渐出现了“对话”的焦虑，突出的表征为与“主流”写作的趋近、民族性的弱化等问题。本源上说，这些问题正是在其与外界的不断“对话”中产生的。

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对话”焦虑问题是当前广西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主要着力点，这同时构成了“让广西诗歌狼烟四起”、“大师级别的诗人、纯粹的诗人出现”等期望实现的前提。当然，这不仅是广西诗歌所面临的写作瓶颈，更是当前诸如诗歌边缘化、诗歌缺乏社会担当等社会现实，向诗人提出的写作身份、写作姿态及写作多样性等问题的“变异”。广西少数民族诗人应在繁复驳杂的时代环境中选择适合自我的写作方式，以期完成对诗学困境的写作突围。

注释：

1 雷默、刘春：《访谈：刘春的诗生活》，http：//www.zgshige.com/sx/496386.shtml。

2 钟世华、韦适华：《坚持就是我诗歌的方向——广西本土诗人韦适华访谈录》，《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 钟世华：《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

4 1980年4月8日～15日，“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又称“南宁诗会”）在广西南宁召开，参会人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编辑、大学教师等，共百余人。会议就“天安门诗歌运动”后几年的诗歌创作状况进行了讨论与交流，主要包括了诗歌写作的“懂与不懂”、对青年诗人近作的评价以及今后新诗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参见絮飞：《南宁诗会纪要》，《星星诗刊》，1980年第5期。）

5 伍仟：《漆：1999》，载向卫国编《南方诗学（第1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6 刘春：《对顾城和海子的简单印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8d690102vf1o.html。

7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8 由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1956诗选》在收录包玉堂的《虹》时，指明了其“根据苗族民间传说”而写作的事实。（中国作家协会编：《1956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59页。）

9 韦其麟：《寻找太阳的母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9～37页。

10 同上，第46～56页。

11 黄青：《红河之歌》，载《山河声浪》，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12 刘频：《生铁》，载《刘频诗选：雷公根笔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13 非亚：《关于地铁》，载《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非亚卷》，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4 韦佐：《遗忘》，载《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15 陈祖君：《两岸诗人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责任编辑 郭金达

作者：钟世华 张凯成

诗歌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2：

中英诗歌中日和月意象之浅析

摘 要：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体现。而意象则被誉为诗歌的灵魂，无论是诗歌的鉴赏还是其创作中足以鉴其重要性。诗人借用具体事物来表达较抽象的内涵，从而抒发自己的志向、情感等。在中英诗歌中自然意象的运用有着其独特的意义。本文拟从日月这两种自然意象在中英诗歌中的运用进行比较，旨在分析意象在诗歌中的共性与差异，进而更深层次地探究中英诗歌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诗歌;自然意象;共性;文化内涵

诗，最具文学特质亦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诗不但浓缩并沉淀了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髓，从而体现出其语言精粹，故诗绽放着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意象曾被称为一首诗的灵魂。意象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哲学范畴。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说过：“一个诗人一生成功描写一个意象胜过创作诗书万卷。”[1]

我们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亦是诗歌永恒主题之一，其中最为耀眼的独属自然意象。几千年文化精髓积淀，展现出独具风格的意象，并形成了古诗词中的许多意象理论，而这些意象理论相较于西方而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相互渗透。

一、诗歌中日和月意象体现的文化共性内涵

从古至今，大自然都是诗人们争相讴歌并赞美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他们愿意为之饱蘸笔墨的焦点，这一共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诗歌中都别有一番异曲同工之妙。歌颂大自然的美轮美奂，赞美大自然的沧桑变化，通过自然界中的一景一物来抒发传递自己的内心情感。纵观古今，诗人对孕育万物的太阳无不具有特殊的情感。当然还有皓月的崇拜意识。

其中夕阳这一自然意象在诗中的运用尤为颇多，以此来寄托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内心世界以及较为深层次的精神领域。由于文化地域的不同，这种夕阳情结，日暮黄昏的感觉也就传递出许许多多种不同的意蕴[2]。而月亮意象的运用也是我国诗人的最爱。诗人们认为月最易触景生情。比如：

北宋文学家晏殊曾在他的《浣溪沙》中这样写道“夕阳西下几时回”。看着太阳西落，诗人不禁感叹这样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还有多少呢？读者面对这样巧妙而又无厘头的问话，犹醍醐灌顶，诗人那种失意怅然的感伤不经意间流露在字里行间之中。北宋文豪苏轼在其代表作《水调歌头》中也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文笔来感慨人世间的万事无规律可循，此乃世事无常也。

美国现实主义女性诗人埃米丽·狄金森在她的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中，向我们读者描述了死亡的那一瞬息，并通过想象向读者们描画了一条捷径——通往永恒的捷径，我们称之为“人生的最终归宿”[3]。在这首诗中，我们不难体会出诗人用“日落”象征“迟暮的晚年”时期。人生犹如一次旅行，这条漫长而又曲折的旅途中，“晚年”只是诸多驿站中的一个，一个我们不得不路过的驿站。在这首诗中，诗人给读者一种“死亡是结束亦是开始”的观点。死亡意味着人生的尽头，生命的结束，如落日般渐渐消失。日落日出，周而复始，所以它又象征着我们慢慢长路的伊始。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作品Lyrical Ballads序言中这样写道：“诗是人与自然界完美融合的一种表象”。纵观中国诗歌的经典理论史，我们发现“诗言其志”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从一个人的作品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壮志豪情以及广袤的胸怀气魄。诗人通过对自然意象的描述来抒发自己所追求的崇高美，不仅是伟大的心灵之回声，更是表达一种无限企图愿望的方式。伟大的灵魂，不朽的精神在诗歌中得以传承，得以永恒。

从这些中英文诗歌例子中，我们能明显地体会到诗人的感伤之情，夕阳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而对于人来说，时间飞逝，事业却未成，无不为之哀叹。月象征着思乡，孤苦，失意等悲痛之情。纵观古今，人类往往借助空间载体描绘时间，从而通過物体的运动使时间更加概念化，这一特质在以上几首诗歌中日意象也有所体现。我们可以说诗歌中意象体现的文化共性内涵之一就是其所表达的时间意识这一共性内涵。时间的运动性，时间的无限性以及时间的不可逆性无不与有限的人生有着不可分割的矛盾与摩擦。日还是月，这种借自然物体来抒发诗人的情感，使读者感受中西方诗歌中的共性内涵，展现了诗歌中的意象美。

二、诗歌中日和月意象体现的文化差异内涵

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自然”这一特殊概念却有着各不相同的内涵意义。在我们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影响并左右着我们人类思想方式、思维意识以及行为准则的自然观非儒家、释家、道家三家混为一体的自然观莫属。比如唐代被大家誉为“诗圣”的杜甫和“诗仙”李白笔下所描绘的落日和明月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意象。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

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

——杜甫《秦州杂诗十二首》

明月出天山，苍茫坛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关山月》

英国文学家济慈在作品To Autumn中所运用的自然意象当属其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在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意象美是它带给我们读者最为深刻的特质之一。To Autumn中有曾这样描述：“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 Close bosom-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翻译成汉语则是“雾气洋溢瓜果飘香的秋季，你和催熟万物的太阳是一对挚友”。还有一句描述夕阳意象的优美句子：“While barred clouds bloom the soft-dying day， And touch the stubble-plains with rosy hue.”翻译成汉语则是“霞光似的云朵儿在柔美渐逝的白昼中绽放异彩，为已收割的草场涂上了一层瑰色”。

相较于这几首描述自然意象的诗歌，中国诗歌中意象的描述习惯采用概括性强且程度性高的较为粗线条式的勾勒技法来向读者展示无我忘情、虚己应物的一派优美或凄美风景画。相反之，西方诗歌中意象的描述注重强调其细致，较善于它的精雕细琢[4]。济慈所著的《秋颂》，其中所描绘的意象充分地向我们大众展现了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作家作品重描述、重分析以及思维缜密的特点。

究其原因，不仅受不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有很多因素。首先，我们传统的尊古尚贤的这种意识已经在中国诗人心中根深蒂固，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意识也是其创作之源泉。西方，恰恰相反，他们所追崇的对象则与我们大不相同。西方自由且开放的商业经济无不造就了他们的创新意识。所以我们欣赏的西方诗歌大多较重分析，思维也更为缜密，西方诗人通过自己非常独特的文笔来传达自己内心情感。其次，就诗人的社会地位而言，中西方也大相径庭。中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其中儒家思想占据着优势地位。所以“学而优则仕”这种意识一直激励着许多古代的诗人学者，使他们积极上进，奋发进仕途。从中国古诗词可以得知，大多数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志向、抱负以及希望和前途，以至于他们的作品内容大多和其坎坷的仕途有着不可分割的牵连。所以大自然的夕阳等意象自然就成了笔下壮志豪情的宣泄。反观西方诗人学者，诗歌或者文学作品是他们的职业，通过自己辛苦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报酬。所以他们的作品更具有一些社会贡献功能。这些艺术作品甚至包括对人生的探讨与思辨也赋予它们一定的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故他们通过对一些自然意象的描述来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经验。当然，还有诗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也造就了其创作风格的迥异。中国古代诗人追求的是一种实现个人理想的伟大胸襟。相对而言，受西方商业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影响，西方诗人则追崇的是自由平等、个性发展、个人奋斗、个人创造等爱情、享乐，以及个人冒险主义和英雄主义。

诗人把对大自然界乃至人与自然的各种微妙关系的认知通过意象这一具体事物巧妙地运用在诗作中。但中西方诗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因此形成的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基于此，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思维方式，当然各个时期诗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等等。受这些差异的影响，中国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就会强调人在自然界中的自我感悟，追求的是一种想要达到“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更偏向于“无我之意境”。所以其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常恬淡的、平和的、神秘中又带有那份禅趣、那份幽静中所蕴含的生机，那是一种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精神栖息地[5]。然就西方诗人而言，她们则更加强调以“我”为中心的境界，辐射自然，更忠于偏向“有我之境”。所以我们能领略到西方诗歌中的自然山水意象，其呈现给读者更多则是一种生态意识。诗人通常借此来呼吁社会的发展必须和自然界的发展同步，号召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自然界的和谐”这一前提条件来满足私欲。通过这些意象的差异内涵，诗人传递出“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一种生态意识，传达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共生”的一种主题。向读者们传递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并互利互惠”的一种博大情怀。

三、小结

有人曾说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是一种以意象为核心的语言艺术。而意象，不仅是诗歌最基本的成分，更是其最基本的审美成分。也有人曾评价说意象是诗人内心世界和自然事物的一种交融，亦是诗人精神以及物质世界的一种完美融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诗歌作为其最具代表的文化瑰宝之一，历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热议。中国诗歌最具特色的特质是其精练的语言以及优美的意象。反观西方诗歌，同样形象生动，异彩纷呈，给人一种别样情结。

宇宙之大，但全天下夕阳是同一个夕阳，每天东升西沉。月亮仍是那个月亮，时而娇羞，时而妩媚，但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亘古未变。反观我们人类，我们的人生却总是起起伏伏，世事更迭。太阳还是月亮，一直在那儿，凝视着我们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自然意象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畅想，使我们为之着迷，使我们为之赞叹，更引我们的共鸣，从而使我们感伤。从某意义上而言，无论是自然意象引起读者们对生命的感悟还是诗人们借助这些意象对自己情感的释放，无不证实了中西方在这一方面有着一定的文化共性内涵。但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从而造就了另有一番美感的文化差异内涵。

参考文献：

〔1〕Geoffrey N. Leech.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0.

〔2〕包丹.中外詩歌“月”意象审美内涵之比较[J].滨州学院学报，2007，（04）.

〔3〕李书仓.天下夕阳望相似，中外诗人别样情—— 英汉诗歌中夕阳意象的伤时情结初探[J].贵州文史丛刊，2005，（01）.

〔4〕徐言行.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张晗.夕阳意象美学探微[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2）.

（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乔锐

诗歌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3：

中西诗歌表现手法的比较研究

摘要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同时也堪称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诗歌的差异总根于特定的语言和文化,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诗歌的差异。本文着重分析中西诗歌在体裁、题材、意境及诗者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从而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诗歌 中西文化 差异

文化的源流传统决定着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同的文化土壤造就了其本身特点和流变模式不一的中西文化精神差异。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何种风俗,诗歌都是最美的语言精华,也是人类真情实感的凝结。本文试从中西传统诗歌在体裁、题材、意境及诗者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说明中西方诗歌的差异,进而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 诗歌体裁的不同

比较中西诗歌,可见中西不同的诗体传统。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侧重于短小的抒情诗,而西方各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则偏向于长篇叙事诗。例如:西方最早描述战争与爱情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可谓宏篇巨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诗歌也一直沿袭长篇叙事的题裁,例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等。而中国最早的诗歌是以短篇抒情诗为主。例如:《诗经·国风》里的篇章,内容抒情,篇幅短小。

西方叙事长诗的风格塑成和中国的抒情短诗的酝酿形成都离不开文化的土壤。西方长篇叙事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文化消费市场刺激的结果,是文化消费市场需要的产物。首先,在古希腊,作诗、唱诗或诗歌表演是一种“生计”或行业。根据柏拉图的《伊安篇》所载,这个行业从人数、专长、内容上都颇成气候,形成为一种职业群体,他们四处奔波,以吟唱自己的创作或以表演传统的史诗为生活手段,而荷马被公认为是这个行业的领袖。诗歌表演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行业,文化市场的需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古希腊发达的祭祀庆典和观剧制度使这种市场和消费者的形成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与希腊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众意义上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文化垄断的结果,文学和文化遂成为宫廷尊严和荣誉的标志,文化和文学的消费只是在狭小的贵族圈中才存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及平民与此几乎无缘。文学由此成为一种政治舆论工具,而丧失或掩盖了审美功能的本质。孔子虽有弟子三千,但与西周当时的总人口相比,微乎其微,与古希腊的文化普及相比,相差甚远。

二 诗歌意象的不同

由于文化的差异、文学语境的不同,中西诗歌意象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中国诗歌意象侧重的是情、景、理三者的融合,而西方诗歌则多重视心理直觉描述,情感性参与较少。通过比较中国诗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和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短诗《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可见中西诗歌意象的不同。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作者一开始就抓住“秋”的特点。把许多鲜明的自然景物,无比巧妙地组织起来——先是近看路边,“枯藤”、“老树”和“昏鸦”三者一气呵成,入木三分地描写天涯游子眼中的秋景;接着远观小河蜿蜒,“小桥”、“流水”、“人家”又构成了另一幅恬静自在的生活图画。说“情”,前两句的景中句句有情,景色描写中渗透着诗人对亲人的思念,对家庭生活的向往。说“景”,后三句的情中句句有景。前途渺茫,自己骑着瘦马,走在西风萧瑟的古道上,而正值“夕阳西下”时刻,这样的孤独和寂寞怎不令人肝肠寸断?在写景中抒情,在抒情中衬托景色,传递诗人的情理寄托。虽然是散曲,但其中的“情”、“景”、“理”却明显地融合在一起。

与此不同,美国诗人庞德最有名的短诗《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则特别强调了主体感觉而非写具体真实的“象”: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人流中忽隐忽现的张张脸庞;黝黑沾湿的枝头上片片花瓣。)

全诗只有两个独立短语,并不成句,中间有个分号,没有连词。这实际上是一种平行结构, 虽然不十分工整,但与庞德主张的“应用富于音乐性的短语节奏,而不是节拍器的节奏来进行创作”的观点相契合。

中西诗歌意象的不同,究其原因也是文化差异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融合性的审美意蕴主要源于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就是他所明确界定的一种“天人合一”境界。这里的“天”就是指自然,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都已经不存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诗歌意象侧重的是情、景、理三者的融合。与中国诗歌不同,西方人注重自我,看重现实,其天人两分的观点继而演变成物我两分。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诗歌多重视心理直觉描述,个人情感参与较少。

三 诗歌题材的不同

中西诗歌的差异,除了在发展轨迹上有侧重抒情和偏向叙事的分别外,还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理论最明显的标志是情理性,即言志说情。诗人常常侧重内心世界的情感描述,同时借助外部写景加以衬托,以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而西方传统诗歌创作主流则为事理性,即言事写实。诗人常常通过叙事成分来揭示或暗预某种哲理性的东西,纷繁复杂的叙事最终归结于一理,达到理事互补互衬,使读者获得一种对抽象理念的深刻感悟。如乔叟的叙事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1386-1400)总引中的第一段:

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e shoures sote

The droghte of Marche hath perced to the rote,

And bathed eu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Whan Zephyrus eek with his swete breeth

Inspired hath in euery holt and heath

The tender croppes,and the younge sonne

Hath in the Ram his halfe cours y-ronne,

And smale foweles maken melod ye

That slepen al the nyght with open ye,

So priketh hem nature in hir courages:

Thanne longen folk to goon on pilgrimages,

And palmers for to seken straunge strondes

To ferne halwes,couthe in sundry londes;

And specislly form every shires ende

Of Engelond to Caunterbury they wende,

The hooly blissful martir for to seke,

That hem hath holpen whan that they were seeke.

乔叟在这一段里用中古伦敦方言描写了自己与一群香客前往坎特伯雷朝圣之际的大好春光。前三行“4月里的甘霖渗透了3月的干旱,一直达到(植物、树木的)根部,使每一缕茎丝叶落都得到了滋润”的诗句,不仅交代了时间和空间,景中含情,还描绘了诗者的心田。接着诗者看似平铺的描写了春景:

“和煦的西风使每一片树林和每一片荒地都吐出柔枝嫩芽。充满朝气的太阳走过了白羊星座的一半,小鸟从夜晚的沉睡中睁开眼睛,啁啾不已,是大自然触动了她们的心灵。”

小鸟啁啾,万物苏醒,诗者的愉悦之情寄托于自然之中。在最后七行里,诗者交代了一群渴望去圣地的朝拜者从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赶往坎特伯雷去朝拜福泽无边的圣徒。在这七行里,诗者巧妙地寓议理于叙事之中。在这寥寥无几的诗行中,作者游刃有余地从时间到空间,从议理到叙事,从写景到抒情,从微观到宏观,层层涉笔,有条不紊,置抒情于景色之中,寓议理于叙事之中,遣词造语可谓惊警简洁。

与西方诗歌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诗歌注重情理性。诗人往往借助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以达到情景交融。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诗人并没有直接描述自己的惜别之情,而是写了告别宴上那燃烧的蜡烛。在诗人那极度悲伤的情绪下,那彻夜流溢的烛泪,仿佛是为男女主人的离别而哭泣,情丝绵绵,蕴藉深远。再如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欧阳修《蝶恋花》中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都是寄情于景,情景交融。

四 诗者表现手法的不同

中西诗歌的差异还体现在诗人抒情方式的不同。以田园山水诗为例,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一个特点是意境优美。诗中所写多为湖光山色,晓风残月等,呈现静态阴柔之美。而西方山水田园诗往往寓意深刻,表达出捉摸不透的神秘意境。比较中国诗人王维的《山居秋瞑》和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 tern Abbey),可见抒情方式的差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诗中以清新、淡雅的语言,通过细腻、生动、传神的描绘,创造了一个清纯、安谧的山居境界。“明月”、“松间”、“清泉”、“石上”,清幽至极。月色泻于林隙,泉水悠然流淌。清冷,寂静之感顿生。而“竹喧”、“莲动”,生动鲜活;“归浣女”、“下渔舟”生活气息扑面而止。实乃“空山”不空,是一处恬然自乐的世外桃源,故“王孙自可留”成为诗人理想的留居之地。诗人借景抒发出其高洁的情怀和对生活的理想,将山水田园之美与诗人清高出世的人格美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定的空灵境界和归隐的思想,暗示着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弃,而以寄情山水为乐。

威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王佐良译)其中有一节这样描述:

“我感到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来自落日的余晖,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这段写的是诗人在一个古寺废墟上的沉思感受。非常明显的是,这决不像我们中国的一般山水诗,其所吟咏的也远远超出了山野田园之趣。诗人仿佛要传达一种捉摸不透并难以传达的神秘思想,原诗英文选词独特,句子结构曲折,表明诗人企求把难以言说之意说清楚的努力。诗歌主旨欲说明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魂灵息息相通,融为一体。华兹华斯在《不朽的兆象》一诗里曾说:

“我看一朵最平凡的花都有深刻的思想,深藏在连眼泪都达不到的地方。”

这可以说是20世纪以前西方人对待自然的共同特点,即总希望在自然中寻出什么奥秘来。而中国诗人却只求逍遥于自然之中,只要能在自然之中得到一份慰藉和欢乐就足够了。

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使得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通过对中西方诗歌差异的比较,从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窥见文化对人类精神影响之深远。

注:本文系2010年宝鸡文理学院重点学科项目“专业英语课堂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ZK09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钱念孙:《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比较》,《学术界》,1996年第5期。

[2] 朱光潜:《诗论·诗的起源》,安徽文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辜正坤:《英文名篇鉴赏金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仲红卫:《文化消费与诗歌体裁——从中西比较看中国古代缺乏长篇史诗的原因》,《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姚艳梅,女,1964—,陕西户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比较,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作者：姚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