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与民族文化论文

摘要：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境内，居住着一个苗族支系——长角苗，因头发装束奇特而闻名，有非常显著与深厚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传统发簪与服饰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民族识别的标识。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现代农业与民族文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现代农业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1：

论文化基因视域下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

摘要：贵州作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乡村脱贫攻坚、生态环境治理与少数民族文化振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意义和必然的联系。文化基因是文化中决定文化复制、传承、演进的最基本单位和最深层因子，从文化基因传承的视角对优秀民族文化实施活态保护、开发，是贵州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路径。

关键词：文化基因;乡村振兴;内生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贵州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项目编号 2021JD013）的研究成果

贵州是我国最大的喀斯特地形区，喀斯特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3%以上。贵州喀斯特地区覆盖三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200多个民族乡，这些地区水土流失、石漠化现象严重，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贫困人口数量多、分布面积广，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少数民族聚居、深度贫困等多层问题交织重叠的地区，乡村脱贫攻坚、生态环境治理与少数民族文化振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意义和必然的联系。当前我国的“三农”发展战略正处于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转变的时期，脱贫攻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贵州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为少数民族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贵州喀斯特地区相对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少数民族乡村贫困的广度和深度，造成了脱贫层次较低、脱贫主体动力较弱、脱贫成效不稳固、脱贫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给后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形成很大的障碍。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贵州有14个深度贫困县，据相关调研资料显示，这些深度贫困地区转移性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从2016年到2020年呈明显增长的趋势，而同期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却持续下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贵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政府的帮扶和救济。依靠转移性收入增长来实现脱贫摘帽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脱贫的基础并不稳固，返贫风险较大。在前期调研中还发现，许多贵州少数民族贫困乡村由于大量资源向贫困户集中，导致处于贫困线之上的低收入农户被边缘化，受到政策的忽视和挤压，这部分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极其缓慢，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收入下降的趋势，面临新的致贫风险。从突出贵州喀斯特地区自然生态条件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视角出发，总结脱贫攻坚经验与问题，选择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路径，对于这些地区稳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和新增致贫，实现脱贫攻坚优化升级，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演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化基因是由文化人类学引入生物遗传学基因论而提出的概念，是文化中决定文化复制、传承、演进的最基本单位和最深层因子。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遗传、进化的过程，文化基因是决定乡村进化方向与功能的根本要素。作为典型少边穷和生态退化区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人文艺术与生态地理的交织演进是乡村振兴在时空两个向度的原动力。文化生态基因是在文化基因理论之上提出的绿色基因理念，该理念强调文化传承与生态延续的融合共生。通过解析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生态基因编码，构建文化生态基因软件与硬件基础设施体系，能够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最适先行条件与可持续内生路径。

一、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文化基因传承的内在联系

贵州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和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省内共有49个少数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17个，多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喀斯特山地环境共同造就了贵州独具特色的地域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要素价值。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日渐衰落、甚至面临断代的风险。文化的衰落产生了落后的观念意识、心理结构，形成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贵州民族乡村生态环境退化，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乡村凋敝的局面。刘易斯、辛秋水等中外学者的认为，文化贫困是致贫的深层次因素，也是导致贫困人口难以摆脱贫困的最大桎梏。当前正处于从乡村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关键时期，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传统民族文化的复兴、生态文明的振兴，从文化基因传承的视角保护、开发优秀民族文化是贵州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路径。首先，通过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解码、传承，能够实现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实现少数民族乡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打破文化贫困——经济贫弱——乡村凋敝的恶性循环。其次，对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要求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核心价值，这将有助于民族地区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真正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产业经济，实现民族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融合。再次、对优秀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够让其中包含的古朴生态文化思想得以修复，并重新深入人心，改变少数民族乡民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生态振兴的融合。

二、贵州民族乡村文化生态振兴之路面临的困境

第一、地方政府相对忽视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一些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更看重见效快，容易出成果的产业振兴项目，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本地和外地龙头企业投资兴办产业，但是由于这些产业大都脱离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既无特色也无优势，很多产业振兴项目要么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生存，政策依赖度高，生存期短，要么对于解决乡民就业、收入问题的效果有限，与乡民脱贫、乡村振兴的关联度低。第二、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存在误区。一些民族地区尽管也强调民族文化开发利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但是缺乏对传统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层次解读，导致文化产业的开发流于表层，甚至出现一些杜撰、低俗、扭曲的文化元素，许多文旅开发项目高度雷同，千村一面、千镇一式，完全丧失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本真性与独特性。更有一些地区对民族文化的开发过度强调商业化，忽视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式开发，导致民族文化遗产价值的贬损。第三、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脱离少数民族乡民的生产生活实际。一些民族地区在开发利用民族特色文化的过程中单独设立开发区，这些开发区与乡民的生产生活区域相互隔离，开发区内外有别，使得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的发展难以从根本上带动乡民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难以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贵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生态环境弱化的地区，从文化基因的视角深度解读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实现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乡村繁荣的大融合是该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路径，地方政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乡村文化生态的振兴：

第一、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融合。要充分发挥地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次保护、开发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核心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周边文化产业、特色农业的发展，实现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长和民族传统文化意识观念的进步。

第二、在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中要注重对文化基因的解读。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中决定文化复制、传承、演进的最基本单位和最深层因子，只有从文化基因的解读出发，才能够发掘出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与核心价值。为此，地方政府应当启动民族文化基因工程，开展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解码、建设、应用等系统工作，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原动力。

第三、在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与乡村振兴的融合。让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的发展与乡民的生产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重塑贵州民族乡村生态空间，改造乡民生产生活方式，让乡民真正摆脱文化贫困，实现传统人文景观、自然生态景观与乡村文明风尚的大融合。

参考文献：

[1]辛秋水.文化扶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福建论坛，2010.

[2]王超.少数民族文化感知下苗寨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7.

[3]周明星.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9.

[4]桂勝、孙仲勇、李向振.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

[5]谭燕瑜、钟泓、康忠惠.文化基因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旅游扶贫协同发展策略研究[J].文化学刊，2020.

作者：杨军 杨春

现代农业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2：

长角苗民族的发簪服饰艺术与法律保护研究

摘要：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境内，居住着一个苗族支系——长角苗，因头发装束奇特而闻名，有非常显著与深厚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传统发簪与服饰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民族识别的标识。本文通过探究长角苗民族极具特色的发簪与服饰艺术，分析其起源与现状，更深入地了解此民族，目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长角苗民族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新时代有新的保护与传承方式，力求保持长角苗民族的古朴特色。最后从法律层面提出保护意见，以期长角苗的民族文化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从而健康有序地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长角苗民族;发簪服饰艺术;现代化进程;法律保护

1 长角苗民族的发簪艺术

长角苗族现有4000多人，长角苗的正式叫法是“箐苗”。长角苗族主要生活在贵州省西北部六枝、织金和纳雍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在海拔1800米高山上的12个寨子里，与世隔绝，过着神秘而古老的部落式生活[1]。长角苗过着传统男耕女织的生活，生存环境比较封闭，经济发展落后，与外界交往甚少。长角苗最值得关注的是其独特的发饰与服饰，长角苗妇女用一支木制长角以及亡故祖先的头发伴之以黑麻毛线束成发簪，形似长角的大木梳，两角高于头顶两侧，脚上绕有2～4斤重的头发，1993年一位法国记者看到如此情景，称赞其为“殿下的气派”。在长角苗人心中，发簪盘得越大则越美，这巨大的发簪只在盛装时“登场”，平日里，女人们头上都挂着雪白的大木角。

关于长角头饰的起源与内涵，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源于弯月，箐苗小伙与姑娘在弯月下赏月对歌，互诉衷肠，因此弯月成为了他们崇拜的对象。第二种是源于牛角，苗族把牛视为一种圣物，直至现在，牛仍然是苗族祭祀祖先的祭品。因此有人认为长角苗的头饰形似牛角，就是对祖宗怀念的一种表现。第三是种源于树枝。相传长角苗有一位被称为“苗王”的将领，在一次战争中敌人盗走了其头盔，于是失去法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为保护族人，便叮嘱大家把树枝插在头发上，敌人会误以为大家造出新武器，便不会再追赶。后来，村民就佩戴长角头饰以纪念苗王。其实无论是哪种说法，都能看出长角苗人的文化内涵，长角苗人从一出生，所学到的生存技能、处世哲学均来自父母、族人等，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依靠代代口口相传，从而形成民族认同感。因此他们敬重祖先，怀念祖先，发簪并非仅仅承担着人们的审美情感，而是饱含着长角苗人对祖先的追溯和纪念[2]。长角苗民族的男性曾经也佩戴长角头饰，而近现代男子剪掉发辫，无法固定长角。但他们裹头巾的习俗却流传下来，在节日期间或者重要活动场合，长角苗男子仍会穿上民族服装，头上戴着头帕。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历史如何变迁，长角苗人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化信仰，以各种方式传承本民族的特色文化。

2 长角苗民族的服饰艺术

长角苗民族的服饰极具特色，女性上身着白底蓝绘蜡染束身短衣，下面是黑底嵌红、白绣带的麻布百褶裙，身后是长几着地的桃花绣片，身前挂着一块藏青色羊毛毡护兜，既挡风寒，又是女性装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部分。长角苗的女人一年中需为自己做两套以上的衣裙，最复杂、最漂亮的是新娘装，姑娘从12、13岁开始，整件衣服都用刺绣，千针万线，色彩斑斓，耗时5～7年的时间，直到出嫁前才能完成，平时不穿，也不出售。男人的服装是用家织细麻布，在领、袖口、口袋处均镶挑花刺绣花边的深蓝上衣和白色麻布群褲组成。男式服装中最精美的是围在胸前的刺绣围腰，大概3年才能绣成一块。箐苗彩色服饰（主要是女装）保存着许多古老的文化风俗信息，其核心和灵魂是妇女们的纺纱织布、蜡染、挑花刺绣艺术，特别是原始古朴的彩色蜡染艺术，一直保留到今天不变，成为箐苗文化艺术中的瑰宝。这些艺术变成了服饰上极其丰富的图案、线条和种种表意、象征的符号，构成了箐苗文化的重要内容。本民族的长者可以从服饰蜡染刺绣图案及变化多姿的纹样中，解读出每一种图案的含义、每一根线条象征的内容，从中读出民族历史上的战争与生产、崇拜与禁忌，乃至民族迁徙过程、重大事件、神话传说等，可以说箐苗彩色服饰上的蜡染刺绣是一种隐喻性的民族文字和民族的史书。同时，作为一种族群识别的标识，箐苗彩色服饰是最能代表该民族特征的文化遗产，向世人昭示苗族人民经历的艰辛苦楚，从而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苗家人才倾尽心血去画、去绣。箐苗彩色服饰艺术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文化元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不但为本乡本土的群众所喜爱，还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赏。保护箐苗彩色服饰艺术，就是保护全国的、世界的和民族的遗产。

3 长角苗民族发簪服饰艺术与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影响。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直沉浸于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六枝梭戛长角苗寨，在面对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突然涌入时，自身生产方式、生活状态、风俗习惯乃至民族文化与之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3]。现代化语境下，长角苗民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此种变化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第一，在物质上，长角苗民族人民受到现代物质文明影响，纷纷拆掉代际传承的标志性的长角苗房屋，建起现代洋楼;大部分年轻或中年的长角苗人都会选择外出务工，摒弃传统的发簪与民族服装，穿上现代装束，即使是在长角苗村落，大部分人也只会在节日或特殊场合佩戴长角苗民族传统服装。第二，在精神上，传统长角苗人接受教育的方式有限，范围小，而现代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使其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思想追求提高。在娱乐方式上，有了更多元的选择，年轻人不像老年人那般靠歌舞表达生活，不注重甚至排斥人际交往。第三，在文化审美上，接触过现代多元社会，长角苗民族人民的审美会发生变化，甚至会产生质疑，摒弃传统文化审美方式，特别是传统发簪服饰与现代青年人的审美差别甚大，加上大多数青年人不清晰本民族的历史和发展，无法产生认同感。第四，在文化传承上，青年人并不热衷于本民族文化，文化自觉性较差，加上旅游业的发展，文化变成了一种表演，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从自觉变成商业需要。

总之，外界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具体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多元文化与单一文化的对抗。以上这些变化，正面影响是长角苗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受到现代教育，整个民族思想水平提高。负面影响是存在丧失民族特性的危险，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已经使长角苗文化丧失了特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其发展与传承面临巨大冲击，现代社会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同质化，最终会导致长角苗文化消失。因此，目前长角苗民族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是如何避免现代化，而是如何利用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发展是不可逆也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顺应现代化的发展，寻求新的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方式，在现代化语境下创造新的发展环境。

首先是利用现代化科技，大力宣传长角苗文化，比如时下最潮流的短视频，可以将长角苗民族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拍摄成短视频上传，吸引各界目光。发展特色旅游业，提供体验式旅游服务，结合长角苗独特的头饰与服饰、特色餐、旅游纪念品、蜡染等，打造成熟的产品链，让游客充分体验到长角苗的文化特色。改良传统的头饰与服饰，毕竟传统头饰与服饰过于夸张，经过改良，可以使其符合现代审美，打造成独特的头饰服饰艺术，吸引大众目光。目前长角苗民族生活的地方仍然贫困，地处偏远，因此将旅游业的发展与贵州省脱贫目标联系起来，同时发展现代农业与手工业，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既可留住青年人，也可传承传统文化。其次是利用网络与电商进行线上线下的产品销售，改良传统头饰、服饰以及其他饰品，使其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又保留文化特色，让深处贵州大山深处的魅力走出去，被更多人欣赏。让市场为长角苗民族文化传统提供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可能。最后最重要的是提升长角苗族人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性，特别是针对年轻人，更要培养其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重视本民族传统节日对青年人的熏陶，鼓励青年人戴传统发簪，穿传统服饰，通过长时间的渲染激发青年人自觉传承。

因为外界文化的影响，现代长角苗青年人的审美发生变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降低，几乎丧失了对自身民族文化思考的过程，并且难以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与魅力所在，这就导致长角苗文化现在面临传承与保护困境。文化自觉没有止境，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4]。只有民族具有文化自觉，民族文化才有发展的动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培养青年人的文化自觉，家庭、村落、学校、社会甚至国家都应参与其中。长角苗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变通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持自身文化的庄严性、神圣性以及民族凝聚力。不能一味迎合时代的发展与市场的需求，本民族最本質最核心的文化不能改变。

4 长角苗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意见

六枝特区将“梭戛”注册了商标，主用于民族服饰、工艺品、旅游展览、文艺演出、培训、组织文化和教育展览等方面。这意味着长角苗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对长角苗文化发展和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的区别是，前者受商标法律保护，后者则不受商标法律的保护。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投资或经营过程中具有作为资产的价值。因此，对于长角苗人来说，应该保护好“梭戛”商标。注册商标表明了长角苗文化的独特性，其可以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在商品社会，民族文化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被抄袭或被不当利用，因此需要从法律方面寻求强力保护。

第一是当地政府或长角苗人可以聘请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保护知识产权需要专业人士进行指导与提供服务，一般大众很难掌握其中知识。当出现假冒之类的不正当竞争者或者使用相似的区别性标记来推销低劣或不同产品或服务的行为时，需要专业律师进行识别与维权。“梭戛”商标涵盖的范围广，基本包含长角苗文化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会降低消费者的评价，损害自身文化形象，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律师团队，在公平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长角苗文化的商品和服务。

第二是从立法方面制定专门法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目前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中，比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条例中，且其中的规定大多是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可操作性，不利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5]。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出于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的紧迫性，国家有必要制定一步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全面、有效、具有实操性地切实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不利局势。且目前国际上的立法趋势是制定专门性法律，在全球化背景下分工越来越细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精细化。

第三是要增强大众的法律意识。通过教育和法律宣传，具体方式包括在课堂上开设法律知识学习课程，送法下乡，到长角苗民族地区宣讲法律，帮助解决长角苗人的具体法律问题等，使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氛围，而长角苗人具有法律保护意识后，可以通过法律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本民族文化。

5 结语

长角苗文化不只是苗族人民的文化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独特的文化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我国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遭遇空前的危机，如文化异化、民族价值观转变，因此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帮助长角苗人更好地传承、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而最能代表传统民族文化的莫过于传统发簪艺术与民族服装。其中，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强有力的方法——法律，应该充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弯晖.寻访长角苗[J].当代贵州，2013（12）：36-37.

[2] 吴东俊.发现梭嘎长角苗[J].民族论坛，2011（06）：28-31.

[3] 方硕，段文军.民族旅游文化自觉自信问题研究——以贵州六枝梭嘎长角苗文化为例[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4，19（04）：28-31.

[4] 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82-87.

[5] 张顺林.浅析法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J].法制博览，2017（11）：14-16.

作者简介：罗俨（1994—），男，贵州六枝人，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作者：罗俨

现代农业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3：

滇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传承教育

摘   要： 少数民族文化与生境的融合，生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是维持区域生态格局优势的内因。在文化生境中，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生态知识，作为地方性知识，对区域生态建设有着积极的应用功能。传统生态知识，应作为地区公共知识在公共教育路径中加以传承。传承主体是青少年群体，传承路径是学校公共教育与社区实践相结合。在文化生境视角中，公共知识层面的传统生态智慧，最终转换为青少年群体的身体实践层面，才能达到传承传统生态知识的目的。

关键词： 传统生态知识   公共知识   青少年群体   身体实践

文化生境是由生态学术语“生境”衍生而来的文化术语，生境指的是“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1]（18-22）。文化-生境是在其基础上将人与生活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加以类比，试以“在弄清楚人类文化中自然起作用的同时，理解被刻印在自然中的人类行为”[2]。文化生境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双向融汇，具体区域、族群的文化总是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中生成，就具体的文化内容而言，一切生态因子与人都是文化不可割裂的主体。

少数民族文化与生境的融合生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也是维持区域生态格局优势的内因。在文化生境中，人们适应了生态环境，并运用当地的生物资源使生活可持续发展，自然长期与人类依存成为具体文化生成的母体。田野调查通过对滇南西双版纳1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传统生态知识底本调查显示，传承这些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智慧对区域生态建设有着积极的应用功能。面对现代生态问题，传统生态知识亟待转型为地区公共知识。只有通过公共教育路径传承给青少年群体，传统生态智慧才能获得再生。学校教育与社区实践相结合才是最佳的传承途径，达到将从文化生境中生成的传统生态知识，融汇到文化生境中的传承目的。

一、文化生境中传统生态知识传承的优先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了诸多文化事项：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各类内容因为所属族群或者地方的诉求重点的不同而在开发次序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因为艺术类非遗的眼球效应最易在旅游开发中转换为文化产业而促进地方经济效益，往往被优先考虑开发并赋予各种资源。关于自然界与宇宙的知识、实践相对而言较为不受重视。一则因其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较远;二则在现代社会的知识框架中，初民对自然与宇宙的看法在现代知识的进化序列中，常被视为落后的边缘。实际上，初民关于自然与宇宙的观点在非物质文化体系中处于最基础与核心的位置，是一切知识的源知识。尤其“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中，具有丰富、独特的关于自然保护的观念、伦理、法规和合理利用管理自然资源的经验、措施和技术等，他们是各民族对生境长期适应的智慧结晶，不仅具有历史、文化的价值，而且对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以滇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特殊而多元的地貌、丰富的生物资源，多文化族群，三者相互调适、选择，使得滇南边疆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非常丰富，具有很多值得开发的文化资源。首先就国家生态区位的战略意义而言，滇南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全国生态资源要素的源头区域，有着“一江连六国”的地缘优势，更处于国家重点打造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生态圈内，生态优势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生态屏障的重要功能，生态安全格局对国际生态圈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非物质文化中的传统生态知识传承对区域的生态保护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具有首要的传承优先权。

另外，就现实的经济意义而言，滇南少数民族丰富的生态智慧具有经济开发的多元价值。滇南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生态知识都是乡村旅游的独有资源。如利用生物资源的织、染、绣、缝工艺。如傣族、哈尼族擅长利用棉、麻种植、织布、运用各种植物的叶子、花朵及块茎的染色工艺;拉祜族的拼布手艺，哈尼族的树皮制衣工艺。少数民族的箱、筐、箩、包、袋等大多是利用再生性非常强的藤、竹、棕等产品加工而成的，少数民族养野蜂酿蜜的传统产生的蜂蜡蜡烛，利用植物造纸传统等。与当地生态资源相关的生态传统知识都是避免同质竞争的乡村旅游的文化资源。

在文化层面上，上述生态传统知识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审美价值与文化记忆功能，如滇南以生物资源取胜的民居文化与寺院园林文化：傣族传统住宅多为全竹木结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小乘佛教寺院传统的“五树六花”等均有很高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文化区位中，滇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不仅在国家层面的生态格局中具有意义，而且兼具经济与文化功能，因此，在地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承工作中具有优先权与必要性。

二、传统生态知识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匹配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索求。在滇南地区表现为如保持生物资源多样性的传统竜林、风水林的日渐缩小，山神信仰的式微导致国有林成为“公地”的缩影。如某些村民偷伐原生国有林。“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不能单凭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只有依靠多元文化并存建构起来的稳定文化制衡格局，尤其是要依靠世居于该生态系统中居民所拥有的生态知识与生态智慧，才能获得维护生态环境正常运动的持续动力”[4]（40）。

传统生态知识的口耳相传的传承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当下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滇南少数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与生态战略区位使其传统生态知识的有效传承刻不容缓。传统上，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智慧一般限于家庭代际及社区范围的口耳相传，如传统农耕、渔业、林牧等知识往往在同族男性间传承，现代社会因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改变，很多生活劳动形态彻底消失，一些传统生态知识随之消亡。如，滇南一些傣族寨子受市场操纵只生产橡胶、香蕉和火龙果等作物，传统的稻作知识基本消亡。现代生活使编织、织染、造纸、建筑、生活礼俗等与生物多样化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传承不容乐观。因此，在文化生境的框架中看，生态维护已经成为区域族群的共同义务，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可以跳出代际、性别、族群等分众的传统传承局限，将传统生态智慧最终转换为公共知识，并将其纳入地方公共教育，特別是义务制教育及专业高等教育的路径是传统生态知识最好最直接的路径。“而且，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教育发生的场域来看，学校教育是主导”[5]（82）。因此，地方生态维护的可持续力量必然是青少年群体。面对现代化导致的传统知识的式微现状，传统智慧结晶更需要新生代的传承。不同于民间传承路径，公共教育系统在方法、目的、环境等方面更符合现代生态诉求。

一，在方法上，公共教育系统能在合适的专业框架下系统地将各地、各时、各类、各族的传统生态知识资源从芜杂的原生状态中提取出理论内容，使其更体系化、条理化，并配合多媒体教学工具，对青少年群体进行系统培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与成员而言，传统生态知识要通过公共教育体系的传承媒介加以系统化的体现，这就需要根据特定地域或社区的文化生境进行特殊的课程设计。

二，公共教育路径的传统生态知识传承可以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物的开发”向“诗意栖息”“生态家园”等生态哲学的嬗变。在公共教育的系列课程中，被教育者会从生态知识传统传承模式的自在状态转型为生态知识公共教育模式下自为的觉悟状态。因此，建立多维的生态教育体系，进行全民生态教育，只有内化的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觉悟，才是强化生态意识、塑造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三，传统生态知识的学校传承路径培养了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自觉身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呈现的传统生态知识是具体的文化族群与当地的生态体系共同生活中达至的文化经验，是约定俗成的地方性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大多属于“小传统”文化范畴，但在全面厘清、学习的基础上，青少年群体会更进一步获得民族文化基因，建立起民族身份自觉。

三、生态知识教学结合社区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传统生态知识的教学要与社区的实践教育相结合。“总的来说，民族文化传承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向书本学’，另一种是‘做中学’……‘做中学’是指学生和社区居民在了解和掌握本国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直接从各种活动中学习本民族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6]（119-120）。公共教育传承的形式主要是间接经验的传播，而实践教育则是知识身体化的重要路径。

一，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滇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流失状况存在不平衡有关。田野调查显示，与文化生境相关的滇南少数民族生态传统知识主要包括：传统农业主杂粮植物资源、农副植物资源的选育、种植;传统养殖业生物资源及养殖;传统药用野生植物的持续利用;传统食用野生植物和食用真菌资的持续利用;与生物资源相关的衣饰织染、食品加工、住宅建筑、娱乐游戏、日用杂货制作;宗教俗信、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传统生物利用。传统知识流失严重的主要有传统农业主杂粮植物资源、农副植物资源的选育、种植相关知识、传统药用野生植物的持续利用及宗教俗信、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传统生物利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倾向造成传统粮种生物资源的永久丧失及相关种植知识和文化传统的根本性断裂。现代农业技术匮乏使一些传统知识支撑的农产品失去市场价值而渐渐不再传承。

二，现代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冲击对传统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生活知识、传统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民俗信仰知识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如，傣药、傣医知识的流失就是现代性的后果。传统生态知识保存得较好的则为符合市场需求的种茶技术、养蜂技术等。

传统生态知识的流失导致一些知识无法有效进入公共教育传承体系，这就需要公共教育的传承必须与社区的实践教育相结合才能达到传统生态知识传承的整体性与完善性。一些传统生态知识由特定群体掌握，如编、织、染技术由妇女传承，草药技术往往由神职人员传承。因为现代性的冲击，这些知识在数量与传承群体方面都呈式微情势，日渐碎片化，导致无法成为体系公共教育资源被吸纳。在现代话语体系中，这些群体的边缘性质成为知识与公共知识对话的障碍。以上情况都亟待公共教育拓宽课程形式，从教学资源的源头不断回溯至社区基层，整理传统生态知识，这需要多方力量，如教育专家、生态专家、社区精英及不同层面的教师、学生等的多边支持与共建。

反之，保存得较为完好的传统生态知识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并成为维护社区生态的内在驱力，那么一样需要公共教育的有效介入，尤其是高校专业人才的指导。如养蜂业，传统知识与技术非常符合“绿色”“无污染”等理念，但是由于无现代生物技术的指导与支持，失去市场竞争力，限制了其进入高端市场的可能性。

三，也是最重要的，传统生态知识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身体实践。“（田野中的身體实践）实践呈现为一种意会知识与身体行为交融互生的状态，……是以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实践着的身体得以体现的”[7]（140）。传统生态知识的消失、保存现状证明了如果没有身体实践，知识的保存就会非常困难。如田野资料呈现，西双版纳坝区人民（以割胶生产活动作为主体）由于不再种植稻谷，与此相关的稻作文化如叫谷魂、吃新米、洗牛角等传统知识与仪式基本消失。相对而言，哈尼族（稻谷、橡胶、茶叶、采集混合型生产）和拉祜族（茶叶、稻谷生产为主）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较好。在文化生境的视角中，公共知识层面的传统生态智慧必须转换为学生的身体实践层面，才能最终达到传承传统生态知识的目的。因此，重视家庭的火塘文化传承方式，参加天—地—人相融一体的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尽可能参与民族节俗活动，理解自然法与自然信仰，以身体实践理解少数民族与生境的融合，体悟其独特的生态智慧。

四、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而忽视或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8]（2）。鉴于滇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具有独特的生态区位，而且是重要的边境地区，滇南边疆民族如傣族、彝族、布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在紧邻的老挝、缅甸等均有跨境分布。跨境民族虽为国家行政界线分隔，但比邻而居，往来密切，共享同源语言、习俗，处于同一种生态文化圈中。从全人类的生态视野中，应该更注重发挥跨境民族共享的生态文化软实力，发挥同根文化生境在跨国界生态教育共建、青年环保合作中的对话作用，发挥跨境青年群体在生态共建中的主体能动性。在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共同认同、传承与教育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搭建了对话的基础与桥梁。

参考文献：

[1]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2]尹绍亭.生态人类学·序[A].[日]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塚柳太郎.生态人类学[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10）.

[3]尹绍亭.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4]罗康隆.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J].思想战线，2010（2）.

[5]谢敏.信息产业在云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功能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7（5）.

[6]曹能秀.试论以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方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2）.

[7]王咏.从生活世界到现代知识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现代性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1（4）.

[8]耿步健.“生态集体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观基础”[J].江苏社会科学，2020（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生态环境保护与滇南少数民族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BH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柏愔 王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