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区域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上国际生产效率区域曾在英国，后又转移到美国，国际货币体系也由此从英镑为主导的金本位制，转为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生产效率区域逐渐从美国转移到东亚各国。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区域财政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国际区域财政研究论文 篇1：

旅游是战略性支柱产业还是独立经济增长因子？

[摘要]旅游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国际旅游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首先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路径的一般认识，即旅游发展主要从5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主要从3个方面推动旅游发展；然后从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量研究视角，归纳和回顾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乘数、投入产出分析、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旅游卫星账户等4方面的研究：从旅游作为经济增长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研究视角，归纳和梳理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专门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假说检验等两方面的研究；最后，得到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综述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二战以来，全球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旅游到底是一个产业、事业还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争论，而且随着全球最大产业地位的确立，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又产生新的认识，如先导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等。然而，近十余年来国外的研究表明，旅游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且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这将学术界关于旅游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新认识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旅游学术界针对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已经开展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仅吸引了许多计量经济学者和旅游经济学者的热情参与，而且还成为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政府间会议的热点议题，研究进展十分迅速，方法不断更新，认识不断深化，成果至今仍不断涌现。鉴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评述工作的不足，本文拟对国外学术界就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初步梳理、归纳和评述，以期对当前我国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及学术研究有所借鉴和参考。

1 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作用路径的一般认识

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认识可归纳为5个方面：1）入境旅游活动是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所获得的外汇又能够用以购买生产资料，有利于其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2）旅游能够刺激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间的竞争和合作，提升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和效率；3）旅游消费能够直接、间接或诱导地刺激其他产业发展；4）旅游的劳动密集性特征使其能够促进就业，进而增加收入、活跃消费；5）旅游促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减少企业成本。

而关于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认识则包括3个方面：1）就客源地而言，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人均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口老龄化、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等趋势有效地刺激旅游需求，并推动了旅游需求的多元化；2）就目的地而言，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可进入性条件，优化公共服务；并且，当地交通运输、休闲娱乐、邮电通讯、房地产等配套产业的发展和成熟也有利于旅游六要素的供给和完善；此外，目的地经济的发展还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催生了一批旅游吸引物，满足、刺激和引导着日益旺盛且多元化的旅游需求；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区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促进了商务旅行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商务旅游因此得到迅猛发展。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然而，学术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面作用，但是由于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规律，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可能随着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的上升，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递减，乃至呈负面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总是意味着一定的机会成本，将发展旅游所占用或投入的资源用于其他产业，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此外，旅游业的外部性，如旅游业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破坏等，也是影响目的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两方面的问题摆在旅游学界面前：一是作为一个产业，如何度量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因素，旅游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是什么。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下文将简要介绍这方面的进展。

2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量研究

由于旅游业所生产的产品具有无形化、多样化的特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又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因此，旅游业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贡献很难在常规经济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因此，作为一个产业，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如何真实地反映旅游业的经济贡献？这些问题促使旅游经济学家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来度量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旅游乘数、投入产出分析、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旅游卫星账户等4个方面。

旅游乘数（tourism multiplier）是一种使用较早且相对简单的度量指标，其关注的是旅游收入或旅游消费的增量与国民收入或产出的增量之间的倍数关系。由于其能够十分直观地反映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因此一度受到某些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的接受和鼓吹。然而，旅游乘数也逐渐由于其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而受到颇多批评，包括旅游乘数仅以一个笼统的乘数值大小反映旅游对经济的贡献，而不能揭示乘数的形成机理；同时，由于漏损（leakage）和人为夸大旅游乘数现象的存在，常常导致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远低于预期；此外，乘数的基本模型也因为过于简单（simplistic）而很少被采用。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几乎没有以乘数的基本模型为独立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关于旅游乘数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等其他方法和手段进行的，例如科维卡等（Kweka，et al.）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对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当地旅游业的产出乘数为1.827，收入、进口和税收乘数为0.454，就业乘数为5.388；孙和斯泰恩斯（Sun& Stynes）利用IMPLAN投入产出分析软件对美国画石国家湖岸公园（PictureRocks National Lakeshore）的研究发现，2001年旅游者在该地所花费的1480万美元能够在当地产生约1500万美元的直接销售额、560万美元的个人收入、930万美元的增加值和470个就业岗位。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I-O）是一种利用投入产出表来分析旅游消费或旅游收入与全社会总经济产出的平衡关系、衡量旅游消费或旅游收入对全社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的方法。I-O能够较详细地分析旅游消费和旅游收入对当地经济的直接、间接和诱导影响，因此是对旅游乘数的重要补充和进展。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特朗（Strang）、博格尔（Burger）等学者陆续将I-O引入旅游研究以来，到八九十年代，I-O已经较广泛地运用到旅游业对目的地经济的贡献分析中来，包括刘（Liu）对加拿大维多利亚地区、阿彻尔及其合作者（Archer；Archer& Fletcher）分别对百慕大群岛和塞舌尔群岛、亨利和迪恩（Henry & Deane）对爱尔兰的案例研究等等。在这一过程中，I-O本身也得到了改进。其中，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Analysis，US Commerce Department）于70年代开发并于90年代完善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System，RIMSⅡ）是最重要的进展之一。RIMSⅡ避免了传统的I-O对数据要求过高的缺陷，使I-O对旅游业的分析得以从国家层面推广到地区层面，这以弗雷奇林和霍瓦斯（Frechtling & Horváth）对美国华盛顿特区和詹姆斯（James）对全美各州的实证研究为代表。

虽然RIMSⅡ的成功开发是对I-O的重要改进，但I-O仍然存在其他缺陷，例如其无法识别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反馈效应，常常忽视价格在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并且被认为是一种呆板、欠缺灵活性的方法。因此，学者们也开始寻求新的计量工具，这促成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equilibrium，CGE）的诞生及其在旅游经济研究中的应用。CGE假定模型中的经济主体的外在行为是“一般的（general）”，在一系列优化条件下，将经济体中的所有部门并入一个模型中，通过一组方程求解得到在各个市场均达到均衡的数量和价格。CGE能够很好地避免I-O的缺陷和问题，被认为是在I-O基础上的重要进展。目前，澳大利亚的CGE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将CGE应用在旅游经济研究中的成果也最为突出。以澳大利亚产业救助委员会（Industries Assistance Commission，IAC）于198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为开端，CGE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应用到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分析中来，并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周等（zhou，et al.）利用I-O和CGE对美国夏威夷进行了对比研究，作者假设旅游者的花费总额减少10%，I-O结果显示，当地住宿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出分别减少11.22%、9.4%和10.41%，CGE结果则分别为减少9.66%、8.26%、7.25%。I-O计算结果总体偏高，作者认为这是由于CGE模型允许资源的再分配，并能够体现价格效应，恰好说明CGE是一种比I-O更灵活有效的方法。

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是另一种分析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的重要方法，是一种半独立于国民账户体系，而又与国民账户体系在概念、定义、分类等方面相兼容的专门旅游统计工具。由于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存在高度关联，而且旅游业内部各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所需的技术和过程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旅游业无法按照全球标准的SNA93（即1993年颁布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进行分类和统计，而采用其他方法所进行的度量又常常缺乏比较意义。因此，SNA93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UN）、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等都倡议应当专门建立一个半独立于原来的国民账户体系的附属体系来对旅游业进行专门统计。1994年，加拿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TSA。2000年，联合国统计司（United NationsStatistics Division）发布的《旅游卫星账户：推荐的方法框架》（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RecommendedMethodological Framework）成为各国建设旅游卫星账户的国际性标准。由于TSA能够很好地度量旅游对GDP、最终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就业、税收和财政等的贡献及其时间变化，提供可比较的旅游部门的净产出和生产率，以及其净产出和生产率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因此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推崇。此后，不仅美国、西班牙、新西兰、法国、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本国的TSA，多米尼加、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发出了适用于本国国情的TSA，而更多的国家正在探索建立本国的旅游卫星账户。

3 旅游作为经济增长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研究

3.1 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虽然随着度量工具的进步，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展现。然而，一方面，这些手段的理论支撑总体是相对薄弱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旅游业的性质决定其不应当仅局限于作为一个产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因此，一些旅游经济学家致力于用经济增长理论来刻画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兰扎和皮格利亚鲁（Lanza & Pigliaru）将卢卡斯（Lucas）的内生增长模型用于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理论起点，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也标志着一种研究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视角。

旅游专门化通常用一国或地区的国际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来衡量，表达的是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该国家或地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卢卡斯的两部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只有当学习水平较高的产业与学习水平较低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间存在高替代弹性时，前者较高的专门化程度才有利于实现高增长率。兰扎等将内生增长理论用于旅游专门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类似地证明只有当工业产品和旅游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较高的时候，旅游专门化才不利于经济增长。在随后的研究中，兰扎等通过比较全世界多个国家的旅游专门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发现旅游专门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一般也较高，而且旅游专门化水平较高的国家都是小国。并且，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影响旅游专门化程度的因素并非国家规模大小，而是其资源禀赋。此后，波和黄（Po &Huang）采用非线性模型对全世界8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旅游专门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并不是正相关的，只有当旅游专门化水平在4.0488%～4.7337%之间时，旅游才有利于经济增长，低于4.0488%或高于4.7337%时，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有趣的是，费奇尼和维西（Figini& Vici）对全世界150个国家的研究又发现，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布劳等（Brau，et al.）采用MRW模型（Mankiw—Romer-Weil model，MRW）对全世界143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是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MRW模型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子引入索罗模型，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等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布劳等首先将143个国家分为4组，逐一控制解释变量进行分别回归，再次证明“小旅游国家”（small tourism country，STC）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进而，作者采用MRW模型对经济发展水平、储蓄和投资倾向、对外开放程度等因子进行考察，以期对STC的高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然而，回归分析的结果却显示，初始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等因子均不是STC拥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原因。然后，作者进一步将STC的初始人均GDP、储蓄和投资倾向、对外开放程度等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发现STC的上述因子与其他国家并没有明显差异，再次说明这些因子不是造成STC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因此，作者认为MRW模型不适用于STC，旅游专门化是独立的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independent determinant）。

霍尔兹那（Holzner）对全世界134个国家的研究是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另一项重要进展。与布劳等的研究结论类似，霍尔兹那也发现即使在初始产出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子被控制以后，旅游专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仍然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作者指出旅游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并不矛盾，因此旅游业不存在所谓“荷兰病”的危险。相反，旅游收入较高的国家不仅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投资率、中等学校入学率、对外开放程度和税收收入也较高，而且汇率扭曲率低，同时旅游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国内价格水平。因此，作者认为旅游能够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传导渠道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成为旅游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观点的有力证明。布劳和霍尔兹那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旅游不仅作为一个产业或经济部门对整个经济体作出贡献，而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这将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研究不仅标志着旅游专门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进展，还为学术界重新看待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3.2 旅游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假说的检验

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到旅游专门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后不久，巴拉萨（Balassa）的出口带动增长理论（expos-led growth）也逐渐被引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来。该理论认为出口能够从3方面带动出口国经济的增长：一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来提升生产效率；二是出口所得的外汇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三是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旅游经济学家接受并延伸了这一理论，将入境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出口，认为接待国能够通过入境旅游活动来直接增加外汇收入，平衡贸易收支，并将所得的旅游外汇收入用于进口生产资料以推动国内其他行业发展，或将外汇收入直接用于国内其他行业发展。这一假说被称为“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hypothesis，TLGH）”。

在实证研究中，TLGH通常是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来验证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通过检验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滞后值是否对另一列变量的当前值产生显著影响来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不仅能够识别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之也能够识别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判断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引入这一议题研究的短短数年内已经被全世界的学者十分广泛地用于全球大量案例地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议题的研究进展。山和威尔逊（Shan & Wilson）最早将格兰杰因果检验引入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国际旅游和国际贸易互为因果。而巴拉格尔和坎塔维拉一约达（Balaguer & Cantavella-Jordd）是最早正式提出并尝试证明TLGH的学者，他们研究发现西班牙的国际旅游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从而证实了TLGH。之后，学者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在陈和周伟（Chen & Chiou—Wei）对中国台湾，科茨一吉梅内斯和普里那（Cortés-Jiménez & Pulina）对西班牙，阿金伯德和布莱莫（Akimboad & Braimoh）对南非，布莱达等（Brida，et al.）分别对哥伦比亚、意大利的特伦迪诺-阿尔托阿迪吉和南泰罗尔（Trentino—Alto Adige& South Tyrol）地区等案例研究都得到了旅游发展单向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而雷恩和唐（Lean & Tang）对马来西亚、陈和周伟对韩国、李和常（Lee & Chang）对拉丁美洲国家、金等（Kim，et al.）对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得到了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的结论。而事实上，布莱达等认为，由于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反馈，经济增长能够驱动旅游发展，而旅游发展也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应当是普遍存在的规律。然而，从其对大量实证研究的综述来看，仅有少数几个案例研究结果支持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而更多的案例均是旅游发展单向促进经济增长。对此，作者解释，一方面可能由于旅游发展受到经济周期和旅游者偏好等外部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在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造成的。

此外，还有一些案例研究的结论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例如欧（Oh）的研究证明韩国经济的扩张有利于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但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却不能引起经济的增长。作者解释这是由于韩国经济具备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其国内经济的快速扩张与国际贸易的开展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国内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吸引国际旅游者，造成经济增长单向促进国际旅游发展的结论。欧的研究很快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频繁引用，被称为“经济驱动旅游增长假说（economic—driven tourismgrowth，EDTG）”，并且在科茨一吉梅内斯和普里那对意大利、卡蒂西奥格鲁（Katircioglu）对塞浦路斯等案例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的结论虽然只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的关注重点是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而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则相对被忽略；并且，虽然经济增长促进旅游发展是普遍共识，但却极少有研究能够直接定量地识别、刻画出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驱动作用。欧的研究促成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转向，从过去单方面关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而开始关注经济增长对旅游发展的作用，不仅在学术上是对过去研究视角的扩展，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案例中，学者们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欧对韩国的研究发现仅存在经济到旅游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陈和周伟对韩国的研究结论却是旅游和经济互为因果；金等对中国台湾的研究发现旅游和经济互为因果，而陈和周伟等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结论则是旅游单向引起经济增长。对此，陈和周伟等将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归结为欧和金等忽略了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陈和周伟等在研究中采用的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EGARCH），而欧和金等采用的均是传统格兰杰检验。EGARCH中包含了旅游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指标，能够对正负两方面的震荡都作出响应，而传统格兰杰检验则不能，这是其与传统格兰杰检验的重要差别之一。因此，更确切地说，研究方法的差异造成了研究结论的不同。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将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国际学术界利用数理统计工具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刻画和度量了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观点，而且为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供了基础，说明不少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实践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旅游需求的日益旺盛，以及旅游业在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社会发展和进步、人民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旅游业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将旅游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因素，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更具启示性的结论。特别是布劳和霍尔兹那等对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研究证明，旅游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或部门，而且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因素一样，是决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旅游业不仅通过直接收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还通过各种间接的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这将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提到了全新的高度。因此，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而战略性支柱产业这一定义尚不能充分展示旅游业的产业地位，也未能完全反映出旅游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应当从更高的高度和更彻底的视角重新认识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产业地位。

然而，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不但证明了TLGH的普遍成立，还揭示了两者双向和反向关系的存在。针对这一问题，一个大胆的假设是：作为一个决定经济增长的独立因素，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由其传导机制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中由于其传导机制的差异而造成在某些情况下旅游推动经济增长，某些情况下旅游被经济增长推动，某些情况下两者相互推动的现象。当然，这一假设尚需今后严格的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

作者：刘睿　李立华　唐伟

国际区域财政研究论文 篇2：

国际生产效率区域转移与货币体系错配：人民币国际化

摘要：历史上国际生产效率区域曾在英国，后又转移到美国，国际货币体系也由此从英镑为主导的金本位制，转为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生产效率区域逐渐从美国转移到东亚各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制造业效率突出区，对外贸易量急剧增加，但使用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仍然是美元，出现了国际生产体系和货币体系的不一致现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错配。这种错配造成东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金融动荡，在中国表现为承担着美元外汇占款带来的巨大成本，使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对此，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革国内金融市场，分“三步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等，逐步摆脱美元体系错配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生产效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体系错配

国际生产效率区域是指在国际分工中担当世界制造业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并具有较高生产效率和相对活跃的资本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国际货币体系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保持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国际生产效率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不一致就是两者的错配。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100多年来的演变历史。实质上是国际货币形态和汇率制度的变化过程。而国际货币形态更替反映了经济霸权力量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汇率制度的变化既反映出世界各国对于稳定货币秩序的渴求，也反映出各國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这样的矛盾还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持续下去。

目前，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元一路贬值；而在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条件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这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本文尝试从国际生产效率区域的转移和货币体系错配的角度，历史分析国际生产效率区域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致与错配现象。研究在国际生产效率区域发生转移的进程中，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以避免国际货币体系错配下造成的金融危机冲击。

一、国际生产效率区域与货币体系错配形成及原因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全球工业化过程中。世界生产效率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基本是相对应的。历史上的世界制造业效率区域依次出现了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转移，而在前两次全球产业转移和世界制造业效率区域形成的时候，均有相应国际货币体系与之配合。1850-1870年。英国因工业产量和技术水平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而被称为第一代世界制造业效率区域，成为“世界工厂”。这20年间，英国工业年均增长3.12％。拥有占世界40％-50％的生产能力，工业制成品的产量为全球的2／5，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6％。主要出口纺织品、机器、金属、木材和各种工业原料等。此时。英国首先推出金本位制。1870年至1914年，英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平均占国民收入的5.2％，最高时达9％，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和债权国家(对外净资产占GDP的1／4)，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60％为英镑。在金本位时期，由于体系内国家在黄金储备和经济政治实力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使得各国货币在地位上具有非对称性，这就为处于中心地位的英国在国际支付中使用英镑替代黄金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期。美国通过对英国机器和生产技术的引进、创新来发展工业。并发明了自己的蒸汽动力设备成功地运用到运输、机器制造业中。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汽车、家电、钢铁、石化等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替代了传统纺织、采矿业等，成为美国支柱产业。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制造业实力急剧膨胀。到1948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从1938年的34，9％增加到1945年的53.9％，出口贸易额占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从1937年的14.2％增加到1945年的32.9％。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5％。至此，美国成为第二代世界制造业中心。二战后美国推动成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毋庸置疑，这种以美国为最高生产效率的生产体系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与金本位体系的维持机制不完全相同，但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与战前英镑的地位很相似。

从前两次世界生产效率区域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当生产分工从国内走向国外，国际生产体系便开始形成。同时，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由此便产生了与贸易相关的充当计价、结算等功能的国际货币选择问题。根据货币搜寻理论，具有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稳定等特征的国家货币是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次优选择，而处于国际生产体系中心国的国家货币正符合条件。同时，为了保持各国在生产分工中依赖的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生产体系需要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国际生产效率区域，理论上应该有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就应该由生产效率区域中效率最高国家的货币来充当。

二战后，在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日本成功的产业政策推动其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制造业效率中心。20世纪50年代。日本以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发展很快，之后，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诸国。由于应用研究发达。在引进美国的基础研究后，快速吸收和创新，日本国内很快实现了以汽车、机械制造为主的重工业产业升级，由此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亚洲产业转移模式，而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了产业转移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产业——半导体产业上超过美国，从而成为新一代世界制造业的效率区域。然而，在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效率区域后，与之前英美作为世界制造业效率区域不同的是，以日本为效率区域的亚洲生产体系与以亚洲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错配。虽然日本在亚洲生产效率区域中处于中心地位，日本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然后向世界，尤其是美国出口产品，但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其他国家同日本以及日本同美国所发生的贸易均采用美元结算，日元所占比重很小。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尽管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美元仍然是当时国

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

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切入点，并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和“赶超战略”思想下，制造业快速崛起，使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制造业集中区域。1996年开始，中国在十余年内对美顺差持续增长，2007年达到2567亿美元，占美国GDP比重1.81％，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三成。中国顺差对象主要包括“75类办公室设备和数据自动处理机、76类通讯和声音录制和复制设备、89类杂项制成品”等；从中美进出口六位数重要产品分布看，中国对美国顺差主要集中在“其他计算机设备、音响设备、计算机、玩具、家具”等制造品，美国对中国的顺差主要来自“废件废料、金属化工原料、飞机与半导体设备等高科技产品、大豆和棉花”等农产品。但是中国却面临着与日本同样的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的困境。

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作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亚洲生产体系中的一个中心国家，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生产加工和组装成成品后出口，而此时的市场仍然是欧美市场。由于市场依赖于美国。麦金农的“亚洲美元本位”制度依然运转，而由于目前中国货币国际化程度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元，所以，错配情况更加严重。同时，这种错配给中国同样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综合症”。

造成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下出现生产效率区域中心国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的原因有多方面。从日本方面讲，除了当时对日元国际化认识不足外。还由于麦金农指出的，东亚国家“高储蓄两难”问题的存在。使得当时亚洲虽然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效率区域，但由于亚洲自身的内需不大，因而与生产效率区域对应的市场却依赖于美国。这种情况下日本选择钉住美元成为一个必然的理性选择。

这种错配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麦金农提出的所谓“日元升值综合症”。这个“综合症”表现为，在生产效率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下，当以日美贸易失衡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出现时，日元对美元升值便成了纠正这种失衡的机制，而一旦日元升值，就会给日本经济、亚洲产业转移“雁型模式”等方面带来种种影响，也成为日本上世纪980年代泡沫经济产生的重要因素。从中国方面讲。虽然参与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即在产品生产过程参与了在空间上分散展开为跨区域或跨国性生产体系，然而，中国企业较多集中在这些生产工序和加工环节，美国企业较多集中在核心零部件生产。或者基本退出了一些技术相对成熟的制成品生产过程。尽管在这种产品内分工中，中国出口最终产品到美国，既包含了产品内分工下游或组装环节在中国的增加值，还包含中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在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因而，中国对于美国顺差具有转移其他国家和经济体顺差的功能，在此意义上。中美顺差数量的规模对于衡量两国实质性经济活动交换而言具有放大或夸张属性。但是，美国占据着生产信息和生产设计等核心分工地位。以中國为制造中心的国际贸易结算仍然以美元为主要货币。

总体上看，国际货币体系长期错配是美国具有吸纳外部资金的良好机制。从实体经济角度看。美国科技研发实力较强，全球规模最大资本市场便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制度比较灵活，因而拥有扩展全球技术和产业前沿的相对优势。有可能在长期创造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生产率。从金融体系角度看。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提供具有不同风险水平的证券投资品种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能较好满足投资者不同风险和时间偏好，投资对象流动性以及调整投资组合选择性较高。另外美国政局相对稳定。使得美国和美元在世界其他地区面临危机和冲突时成为所谓“投资天堂”。从转移成本角度看。由于各国私营和政府部门持有美元资产在境外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大规模抽撤和转移美元资产要支付巨大沉没成本，从而使美元资产投资在客观上具有某种锁定效应。这就出现了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的结果。“原则上说，假如美国能够利用这些资金来促进未来增长，从而维持美国作为外资流入首选之地，美国可以无限期吸纳净资本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实质问题不在于外资流入规模而在于外资利用效率。如果外资能够促进投资、生产率和增长，则外资流入能够对美国和全球产生积极影响。”这也给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虽称为国际生产效率区域却没有出现国际主导货币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

二、国际货币体系错配是国际生产效率区域内金融动荡的主因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经济失衡主要原因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导致的。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本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由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国经济追赶伴随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本币实际汇率客观存在长期升值趋势。汇率的不平衡直接引起国际资本流动性增加。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大陆倾斜，特别是美国贸易部门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而形成。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将是新一轮国际经济平衡的推动力。因为，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

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1990年代的日本在亚洲生产效率中的地位与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不对称，从而出现两个体系错配，导致日元升值、美元贬值造成日美贸易强制性纠正，带来了国际热钱的流入，再加上日本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便利了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出，日本流动性过剩局面开始加剧，过多的资金无法寻找产业投资的出路。最終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扬，最终形成了日本的泡沫经济。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亚洲生产效率区域和国际货币体系不匹配形成的。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制造业发展相对迅速的地区。长期把美国作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地，致使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过度钉住美元。这种过分依赖美元的货币体系很难抵御金融市场波动，在世界对冲基金的袭击下造成了亚洲严重的金融风暴。

中美之间生产效率区域转移(中国是世界制造业集聚地，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与货币体系错配使中国承担了美元弱势和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巨大的贸易赤字、政府财政赤字和居民家庭资产赤字使得美元成为弱势，随着美元下跌，中国拥有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资本和对美国政府长期债券资产就会缩水，形成大量外汇资产损失。中国银行业所拥有的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不得不购买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券，成为美国最大投资者之一。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中国政府已经购买1940亿美元(16063亿元)的债券或其它资产，这相当于2004年中国GDP总量的11.7％。大大高于中央财政收入(2004年为14476亿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的做法有悖常理。即按照西方标准仍属于资本稀缺的中国，正在以低息成本向富国美国进行巨额放贷。美国政府利用中国政府购买的长期债券进行长期投资，大大刺激了美国国内的投资需求，同时也大大压低美国长期利率，刺激了美国国内的住房投资需求，美国房价也大幅度上升。美国房地产工会估计，从2004年3月到2005年3月，美国东海岸房产价格上涨14.7％，西海岸上涨18.9％。美国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也在大幅度上涨，许多人买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这无疑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大量资本(主要是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形式)进入美国所致。

中美之间货币错配使得中国本币不能顺应本国贸易增长的趋势，成为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贸易计价货币，人民币难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没有取得与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对称的应有的国际货币地位。

错配形成次贷危机使得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进美元，但原来的发行货币的平均成本高于现在的汇率水平。因此，同样的1.7万亿美元再也买不回原来发行的货币。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缺口。中国近两年在石油、资源等领域进口所多花费的成本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可见，中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无法回避的。

三、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

美国次贷危机必然加快世界制造业产业的升级。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未来的美国消费者将更加依赖中国产品，这就要求人民币尽快实现国际化，避免中美经济严重失衡，降低中国所付美元外汇占款承担的巨大成本。减少国际货币体系错配造成的巨大损失。

1、中国制造业效率区域的形成要与人民币国际化同步进行。从1978—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快速增长。这个纪录在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经过30年的增长，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因为。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在化工、机械设备和通讯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各种消费品等工业主要领域已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如煤炭、钢铁、发电、原油、化学纤维、电视机等的产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先进技术产品迅速增长，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在迅速上升，根据美方的统计。中国先进技术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增长。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Scott十分惊叹道，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为以出口电子、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和其它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型，而且几乎占了中国总出口的一半。这就客观要求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或是成为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使之具有国际货币的一般性，即可兑换性、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相对稳定性。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密切联系，前者是后者所必然要求的技术性条件。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以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基础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本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一种货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必然十分有限。也将成为一种高风险货币，尽管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不一定等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后，相反，推进人民国际化可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货币国际化是货币职能范畴，反映的是货币从国家货币走向区域货币，最终演变为世界货币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通过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工作也要加快进行。

2、中国对外经济发展要进行战略调整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金本位时代，英国通过资本输出向世界各国输出了巨额的英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了美元的流动性，20世纪80年代，日本则通过大规模跨国投资向各国提供日元资金。近年来。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但其规模占全球的比重仍然很小。2004年为0.74％、2005年为1.3％、2006年为1.53％。这样的狭小规模显然难以支持未来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因此，中国应当在积极、有序地扩大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同时。进一步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使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将逐步从过去简单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本输出与产品输出并重的全球战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07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7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到2881亿美元，同比增长67％。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1076亿美元、证券投资2395亿美元、其他投资4061亿美元、储备资产15349亿美元。不过，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比上年末增长18.8％，但其在对外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还不足5％。这表明中

国的对外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

3、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动，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还有一定障碍，一是人民币国际流通量增长不足，二是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国际标准化程度不足。其中，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将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大难题。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流通问题变得日益重要。

政府要积极推动企业开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以人民币支付的出境游、以人民币为投资工具的对外投资和交易行为。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的需求量。这将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重要影响。

加强中、日、韩3国货币互换进程。除继续扩大与履行中韩间的本币互换协议外，下一步要积极与日本签署合作协议。推动中国与日本贸易计价过程中使用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4、加快金融改革。营造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环境。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状况决定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需要加快金融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金融改革要把缓解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作为政策目标。到2008年6月，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巨额的外汇储备已经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解决外汇储备增长与国内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放松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已成为中国货币可兑换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当前看，政府应鼓励资本流出，这既是出于长远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战略考虑。也是短期内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途径之一。只有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才可能真正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

5、以市场为基础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严重扭曲的，而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应对金融开放对汇率的冲击。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利于消除汇率制度内在不稳定性，这些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要求的。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规模仍然比较小，市场结构还不完善，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依然有限，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的需求和供给，而外汇市场在汇率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任重道远，其核心依然是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创新，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健全外汇交易方式，改革和完善管理政策，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在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注重确保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的实现，即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币资产的价值稳定，推动人民币资产成为可靠、安全的国际资产，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6、中国坚持“三步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取向。其逻辑顺序为，先是人民币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台三地及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蒙古等周边国家的流通；再人民币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最后逐步使人民币国际化。

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首先是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其次是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让人民币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

“三步走”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相互交织进行的，既不可急于求成地拔苗助长，也不可守株待兔式地贻误良机，要逐步有序、适时适度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责任编辑：姜天鹰)

作者：李新功

国际区域财政研究论文 篇3：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研究

【摘要】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家之间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目前我国跨境经济合作区仍面临着动力不足、发展缓慢的局面。文章以霍尔果斯中心为实例，着重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法制障碍及成因，提出推进霍尔果斯中心协同立法的宏观建议以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跨境经济合作区 霍尔果斯中心 协同立法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以下简称霍尔果斯中心），作为亚欧之间第一个，同时又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由两国中央政府正式签署双边协议并共同建设的跨境经济合作区，理论上开辟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新渠道，实践中拓展了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经济优势互补的新领域。然而，因主权让渡、缺乏吸引力以及跨境运作复杂等障碍因素的影响，霍尔果斯中心法制建设动力不足、发展滞缓等负面问题相继呈现。为此，加强霍尔果斯中心协同立法研究，填补跨境经济合作区法律制度空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协调发展尤为重要。

我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现状与存在问题

从宏观制定方向看，我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建立在参与国的交界城市，只涉及参与国领土中的一部分即边境较小范围的相邻城市。同时，也不需要像贸易集团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那样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上的调整，仅仅在参加合作的边境城市进行相应的制度改变，从而减少了政治、经济和法律风险。从微观实施层面上分析，虽然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历经了十年的共建，但仍处于试运营阶段，作为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霍尔果斯中心存在着法律调整模糊乃至空白的状态，跨境经济合作还停留在各设机构、各自为政、各自规划的表面合作层面，这是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法制建设缺乏协同立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客观反映。

我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从宏观上分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方向上看，国际立法缺乏具体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制定与实施内容，使不同的国家主体失去共同的可遵循规则;二是从主观意愿上看，由于两国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之双方国家高层缺乏共识，从而带来运营模式和政策支持的弱化;三是从科学定位上看，由于缺乏可行性分析，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内涵挖掘不深，导致发展前景不明确、区域经济错位发展。

国际立法的泛化，使协同立法缺乏有力的切入点。以霍尔果斯中心为例，截止目前，共签定了三个国际条约。2004年9月24日，中哈两国政府就霍尔果斯中心的设立正式签订了《框架协议》。2005年7月4日，中哈两国政府根据《框架协议》签订了《管理协定》，确保了霍尔果斯中心的顺利运行。2006年12月20日，根据《管理协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哈两国政府签订了《管理协定补充修订议定书》。三个国际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哈边境地区跨境经济合作法制建设已开始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机制化的轨道，并逐步走向一个“通过制度性安排去规范和推动经济整合的新阶段制”①。但是，与霍尔果斯中心的发展现状相比较，三个国际协议仅仅具有宣言或声明的性质，“更多停留在宏观层面，较少涉及通关、关税减让、检验检疫、服务贸易、资格互认等具体问题”②，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性规定，操作力差，可依据性差，使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协同立法缺乏有力的切入点。

组织机构建设不到位，使协同立法缺乏有效的依托。按照《框架协议》和《管理协定》相关要求，霍尔果斯中心中方区和哈方区各设组织机构，各组织机构之间采取会晤和协商机制。而现行的这种组织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却存在着中方区与哈方区组织机构设置不对称及工作绩效低下等突出问题，很难实现中哈两国经济的深层合作。另外，霍尔果斯中心已经进入运营阶段，中哈两国之间缺乏一个高效能的、能够及时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协调机制，这使得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协同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只限于空谈和设想。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的存在，给协同立法实施带来了新考验。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是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而影响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主要障碍就是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壁垒，一般情况下由一国利用对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手段，来提高进品商品的成本，削弱对方竞争力，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与其竞争。非关税壁垒，由一国除了采取关税手段以外，运用其他各种措施进行调节、管理和控制，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的发展，但也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当前，虽然中哈两国之间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仍然存在，这不仅给跨境经济合作良性发展带来了难题，而且给协同立法动态实施工作带来了新考验。

投资优惠政策的不协调，给协同立法工作增加了新难度。根据《管理协定》第十二条规定，霍尔果斯中心投资优惠政策是中方与哈方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适用的结果，并且各方的投资优惠政策仅在各自辖区适用。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高起点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领取发展，加快霍尔果斯中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前，中国政府已经就中方区域的相关优惠政策做出了批复，以鼓励和确保双方企业在双方区域内相互投资的积极性，但哈方却至今未按照两国的《管理协定》及对等原则明确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相关立法。通过对优惠政策的理性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复杂性、国家层面的谨慎性决定着协同立法需纳入相关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和政策框架，为优惠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平衡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依据。

争端解决机制和边贸纠纷解决途径的缺失，给协同立法工作带来了新空白。随着霍尔果斯中心的封关运营，中国与哈国之间合作频繁，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国际经贸争端不可避免，并会相继出现。此外，长期以来，由于中哈两国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差别，在边境经贸活动中，一旦发生了民商事纠纷，多数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诉讼途径解决，即使通过诉讼程序，我国法院诉讼文书和生效判决、裁定在哈国的承认、送达和执行等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随着霍尔果斯中心的运营发展，边贸纠纷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解决，势必影响霍尔果斯中心交易的效率以及贸易秩序。为此，解决争端问题机制和处理纠纷办法的缺失，迫切要求在协同立法上补充完善。

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的意义

加强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办法，对强化双方国家高层共识，健全良好的运营模式，促进双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强化双方共识所需。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的真正实现需要充分发挥中哈两国能动的协商精神，整合并培养出一些重要的共识，强化国家间存在的共同利益理念。实践证明，“仅仅是通过国家元首及外交方面的交往或努力是不够的，往往也是不稳定的，唯有形成一定的规则和运作机制，体现在法律制度层面，对参与国予以整体约束，才能比较持久和有效地进行并扩大区域经济合作。”③

提供政策支持所要。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展开的，国家间通过谈判协商签订的双边条约是跨境经济合作最主要的法律依据，“考虑制度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④，通过加强中哈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同立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是具有经济职能的国际合作所必须作出的选择。

经济发展使命所系。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降低成本，提高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效率，改善霍尔果斯中心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而加强霍尔果斯中心协同立法工作，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哈两国之间跨境经济合作关系，对促进交往、保障合作、维护秩序，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实现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政策建议

明确协同立法的区域取向。霍尔果斯中心的协同立法，首先要明确区域合作取向，即以霍尔果斯中心为范式推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当前，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以自由贸易协议法律制度形式保证，有效促进双边和区域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强劲趋势。其次要在中亚地区进行区域经济合作，这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而霍尔果斯中心正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实践中，霍尔果斯中心要以推动实现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基于实际情况，加强中哈两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最后要认清霍尔果斯中心运行模式与现有的任何一种合作模式之间的区别，制定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要以霍尔果斯中心自身建设为重点，发展跨境经济合作，深化实施《框架协议》和《管理协定》，将霍尔果斯中心作为中哈自由贸易区的组成部分，采取双边突破、分阶段实施、多边推进的方法，率先建立中哈自由贸易区。长远目标是充分发挥霍尔果斯中心的“幅射”作用，“分层次推动次区域形成城市网络格局”⑤，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扩展到中亚五国。

破除协同立法的障碍。在霍尔果斯中心跨境经济合作中，国家主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哈两国均坚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体现了平等独立的法律地位;二是为促进跨境经济合作深入开展，实现跨境经济合作最大利益化，中哈两国有必要自愿地限制自己的主权权利，并将其转移或授予相应的组织机构。从长远看，霍尔果斯中心的跨境经济合作要想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就必须采纳国际法主权理论，尊重各成员的平等独立的主权权利，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各成员国在完全自愿的条件下，要对主权权利进行让渡或共享，以提高跨境经济合作的效率。另外，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中哈两国政府要突破国家保护主义，确立并达成把整体经济利益放在各方区域利益之上的发展思路，深度平衡中方区与哈方区的利益，共同构筑健全的法律约束机制。实践证明，通过法律手段的实施，能够为跨境经济合作保驾护航，为其和谐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以创造出优质的法治环境。所以，中方与哈双方政府要共同认识到霍尔果斯中心是一种次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以互利共赢的态度签署合作协定，以积极的姿态共建经济合作区，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完善协同立法工作，为推动国际立法工作寻求新的支撑点。

抓住协同立法的重点内容。当前，真正实现人员、货物（商品）及交通工具的自由流动，是霍尔果斯中心协同立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跨境经济合作区运行情况看，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提是要实现货物流动的最大自由化。在欧盟国家之间，关于货物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大致分为内部措施和外部措施。对外措施通常是指关税同盟;对内措施主要是消除妨碍货物流动自由的财政障碍，包括禁止对成员方的商品进行出口征收关税和等量关税，禁止征收直接、间接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税，协调解决影响商品价格的国内税，在成员方间取消进出口数量限制等。在促进我国跨境合作区经济发展中，要以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为重点，充分借鉴欧盟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协同立法运行制度，拓展法律应用空间，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避免和消除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霍尔果斯中心是经过中哈两国首脑倡议，并在两国中央政府主导下运行的，在政治层面上也达成了一定认同，但中哈两国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边境地区的跨境经济合作逐步在增强，边界的分界领土和主权功能已经开始弱化。我国可以通过对霍尔果斯中心中方区法律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使一系列国际性的原则、准则和规则渗透到双方国内法结构中。随着法律的良性互动，中哈两国政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加强，法律同质性增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律障碍也将随之减少。

把握协同立法的发展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在加强制度化建设的同时，应高度关注市场化建设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以能否提高霍尔果斯中心市场化程度作为协同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广泛调动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巴拉萨认为：“市场在区域济合作中尽管具有基础性作用，制度与国家，尤其是超国家机构的调节在经济合作中更具有重要作用。”⑥从市场化程度来看，中国和哈国均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经济制度不够成熟，市场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因此，从制度安排上来看，霍尔果斯中心不具备自下而上合作的市场基础，需要实行自上而下的制度框架;从开放程度看，霍尔果斯中心区域内企业合作，目前还不具备吸引域外企业的能力。合作的开放性不仅需要聚集合作区域内的企业，而且还要吸引域外企业到此投资。由于市场没有发展到吸引企业和资金集聚的水平，加之市场自发力量不足，客观上需要协同立法的有效推动。当前，随着协同立法的制定和制度性安排的发展，将进一步拓展外部市场，减弱排他性，提高区域竞争力。因此，协同立法工作必须坚持开放性原则，建立一系列不具备排他性的制度安排，充分吸引域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等资源，促进霍尔果斯中心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其协同立法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认清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性、复杂性以及边境地区的敏感性，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出发，加强协同立法工作研究，拓展法律制度应用领域，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增强协同立法与区域经济的渗透与融合，为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增添新的内在驱动力。当前，随着参与国高层交往日益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人文交流亮点纷呈，务实合作快速发展，我们坚信，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协同立法将日趋完善，协调性与统一性也必将逐渐提高。

（作者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吴庄莹：“CEPA后两岸更紧密经贸关系建立的可行性分析”，《经济前沿》，2014年第10期。

②李大伟：“我国和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14年第1期。

③李乐：“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2期。

④倪峰：“对多边主义理论构成的一些探索”，《国际论坛》，2004年第6期。

⑤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关于加强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探讨”，《宏观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⑥姜永铭：“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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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