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畜牧业论文

摘要：通过概念论述了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的联系与区别，探讨了中国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途径。提出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定程度的集约化过程，这种有条件的集约化生产是以生态经济学为指导，以生态、经济、社会效应的统一为目标，以生态优先为前提，进行优质、高效、低耗的畜牧业生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生态畜牧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生态畜牧业论文 篇1：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摘要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①2010年0.643 0，②2009年0.220 1，③2008年0.136 9； 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生态保护；畜牧业；政策评价；层次分析法

我国西部牧区畜牧业具有多重功能：一是经济功能，畜产品生产是畜牧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是社会功能，西部牧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畜牧业是牧民增收主渠道，其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三是生态功能，畜牧业发展通过影响牧区生态涵养进而影响到国家生态安全。在实际功能发挥中，这三种功能具有以下关系：首先，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是在经济功能发挥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其次在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可以直接通过牛、羊肉等产品价格体现出来，但社会和生态功能并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体系；再次，过度强调经济功能，将导致生态功能的弱化。由此引出重要的研究课题：怎样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实现西部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生效，如何更合理评价这一制度安排的效应？

1文献综述

理论界关于外部性内部化的政府干预已形成共识，诺斯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1]。

当前，国内学者分别从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效益评价等多个角度就外部性内部化的具体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领域展开了大量研究。如关于环境管理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宋国君等人认为，外部性既然存在于市场之外，其内部化必然需要政府的恰当干预[2]；关于畜牧业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李双元等认为，“生态畜牧业建设是青海高原地区解决‘三牧’问题，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对青海乃至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6]；关于畜牧业发展政策评价的问题，张智贝等用因子分析模型对青海藏区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开展了绩效评价[7-8]，陈海燕用OECD的方法测算了中国畜牧业的生产者支持水平并对政策的结构进行了分析[9]，李双元用案例分析法以梅陇个案为例，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10]。本研究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构建AHP评价模型，并对生态畜牧业政策实施前后的效应进行评估和对比分析。

2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内涵和效应

2.1政策内涵

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11]。

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更加注重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政策目标落脚于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生态畜牧业建设主体以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重要载体，生态畜牧业建设主要做法包括实行以草定畜、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饲草料种植、牧民培训等方面。

2.2政策效应

在生态畜牧业政策指引下，青海省畜牧业发展实现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平衡发展。

2.2.1经济功能

一是畜牧业组织化程度得到提高。青海省农牧厅《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情况汇报》显示，截止2013年7月，全省牧区883个纯牧业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村全部组建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入社牧户11.5万户，占建设村牧户总数63%；883个村累计整合草场1.95亿亩，占建设村草场总面积51%，整合牲畜838万头只，占建设村牲畜总数56%。

二是畜牧业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生态畜牧业建设借助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等手段实现了能繁母畜数量稳中有增，有效提升了种畜生产能力和畜牧业生产力，转变了畜牧业畜牧增长方式，畜牧业产值稳健增长。《中国畜牧业年鉴》显示， 2011年青海省种羊场能繁母畜数达88 034只，较2008年45 200只增长94.77%；种牛场能繁母畜数达28 005头，较2008年6 300头增长344.52%；畜牧业产值达119.3亿元，较2008年89.2亿元增长33.74%。

2.2.2社会功能

一是牧民人均收入显著增加。青海省农牧厅《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发展中的青海生态畜牧业》数据显示，2011年底，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的30个示范村和25个运行较好的建设村，人均纯收入达5 282元，较全省牧民人均纯收入4 279元高出23.44%元，人均纯收入中牧业收入4 396元，占83.2%；其中5个牧区州25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有19个合作社牧民人均收入高于全省水平，有11个合作社牧民人均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

二是农村居民家庭牧业收入稳中有增。生态畜牧业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居民家庭的牧业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显示，201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达到1 026.2元/人，较2008年975元/人增长5.26%。

三是农村牧区持续经营能力大幅提升。随着农村牧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牧区存款存量大幅增长，为牧区抵御自然和经营风险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同时为牧区畜牧业生产持续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青海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青海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达755 606万元，较2008年299 121万元增长152.61%。

四是牧区县定居牧户有所增加。生态畜牧业建设推动了牧民增收，为牧民改善居所提供了必要条件，牧区县定居牧户数稳中有增，巩固了牧区社会稳定。《中国畜牧业年鉴》显示，2010年青海省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达149 939户，较2008年136 807户增长9.6%。

2.2.3生态功能

一是草畜平衡制度基本建立。在生态畜牧业政策指引下，通过以草定畜、淘汰非生产畜等做法，畜群结构得到调整，草原生态保护“新常态”下草畜平衡得以实现。青海省农牧厅《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情况汇报》显示，2013年，青海省天然草场载畜为114万羊单位，较2007年的570万羊单位下降80%。

二是草原建设成果不断扩大。《青海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青海省人工种草当年新增种草面积17.7万hm2，较2008年7.6万hm2增长132.89%； 2011年，青海省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875.1万hm2，较2008年8 211 hm2增长6.58%。人工种草面积稳步增加和草原建设围栏草场覆盖面的提升，有效发挥了生态环境改善功能，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条件。

3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层次分析（AHP）模型评价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A.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定性和定量分析。

3.1建立层次模型

应用层次分析法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分成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3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设计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3个方面、9个细化指标。其中，经济指标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社会指标包括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生态指标包括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见图1）。

3.2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检验

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试点并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政策，考虑到上述9项指标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从《中国畜牧业年鉴》、《青海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选取2008-2010年相关数据作为参考，以体现生态畜牧业政策从无到有的政策效应。

邀请农业政策评估专家、当地农牧局官员、畜牧业合作社（养殖场）负责人等8人作为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专家。由专家利用“1-9”标度法（见表1），对各指标通过两两比较重要性程度而逐层进行判断评分，经多轮投票后确定评价因子权系数及意见趋同的评价方案，构造AHP评价模型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3.3实证结果及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各判断矩阵和各层的一致性比例CR都小于0.1。说明：各判断矩阵一致性可以接受；递阶层次总排序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表明， 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见表2）。

4启示与建议

从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与成效的实证分析来看，实施相关的生态畜牧业扶持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通过探索形成了以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通过实施以草定畜，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加强畜牧业科技推广服务与劳动力培训，实现“人、草、畜”平衡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

生态畜牧业模式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畜牧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难以兼顾的问题，关系到青藏高原地区乃至全国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和生态保护大局。生态畜牧业模式的推广不能仅依靠某个省或某个地区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需要中央政府在畜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通盘全局谋划，通过奖励、补贴、税收优惠等多项措施，吸引社会各类资本，充分调动各类主体不断推进。

未来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仍需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考虑东部与西部、牧区与农区的区域性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政府扶持政策；二是完善合作社运行机制，发挥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对资源的整合优势和产业的带动作用；三是继续巩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成效；四是着力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五是不断提升牧民劳动力技能。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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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洪远.中国草原改良与牧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l-35.[Song Hongyuan.China Research Report on Grassland Improvement and Pasture Development〔M〕.Beijing：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2006：1-35.]

[7]张智贝，李双元.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基于青海藏区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08-113. [Zhang Zhibei， Li Shuangyua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Cooperativ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55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Cooperatives in Tibetan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J]. 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 108-113.]

[8]杨理.草原治理：如何进一步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J].中国农村经济，2007， （12）： 62-67.[Yang Li.Grassland Management：How to Further lmprove the Grassland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J].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7，（12）：62-67.]

[9]陈海燕.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研究 [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 [Chen Haiyan. Research of Support Policy to China Livestock [D].Bei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4.]

[10]李双元.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现状、评价与政策思路：以梅陇个案为例 [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32（2）：38-43. [Li Shuangyuan. Qinghai Grassland Present Situation， Evalu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Models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Case Study of Meilong [J]. China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2011，32 （2）： 38-43.]

[11]刘学剑. 关于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思考 [J]. 农业环境与发展，2001， 18 （ 1 ）： 15-16. [ Liu Xuejian. Thoughts on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J].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2001， 18 （1）：15-16.]

Key wordsecological protectio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policy evalu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作者：何在中等

生态畜牧业论文 篇2：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辨析

摘 要：通过概念论述了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的联系与区别，探讨了中国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途径。提出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定程度的集约化过程，这种有条件的集约化生产是以生态经济学为指导，以生态、经济、社会效应的统一为目标，以生态优先为前提，进行优质、高效、低耗的畜牧业生产。

关键词：草原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力度的增大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草原生态畜牧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底什么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以及它与传统与畜牧业以及工厂化畜牧业或者集约畜牧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生态畜牧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建立新型的动物生产模式。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规律和要求，把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形成优化的、高效益的动物转化体系，同时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生产，通过多层次利用，多层次的增值，实现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畜牧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2]。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和新方向。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综合草原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整体的保护和恢复生态，科学地利用草原，优质高效低耗地发展草原畜牧业，达到草原系统的土—草—畜—人协调统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集约畜牧业又叫密集型畜牧业或工厂化畜牧业，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草原）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心饲养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建造最适畜禽的生产环境，提高机械化水平，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配合饲料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及机械自动化技术等）改善生产工艺，合理组织劳动，从而缩短饲养周期，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力求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经济效益[3]。集约畜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现代畜牧业范畴，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由于草原上超载过牧现象严重以及草原退化等问题，造成草畜矛盾尖锐。在草原畜牧业转型以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专家提出退牧还草、季节性轮牧、休牧以及舍饲、半舍饲的饲养方式，提出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补饲等方法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草原畜牧业的自由放牧相比，舍饲半舍饲的技术含量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因此造成了草原生态畜牧业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困惑，甚至形成了草原上要发展集约型畜牧业的观点[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种疑惑，辨清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实质内涵。

的确，在很多方面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注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注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益。无论草原生态畜牧业还是集约型畜牧业都注重畜群结构的优化，注重通过科学的家畜管理技术及畜牧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高效、低耗。集约化生产无疑是获得高效低耗的经济效益的最优途径，因此，在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中，都会朝着集约的方向迈进。中国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低，因此在朝着草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中某个环节，甚至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变游牧为定居、通过土地置换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围栏来管理家畜、冬春季节舍饲等都可以视为集约化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程度很高的例子，以美国为例，其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就是集约化水平高 [5]。

然而，即便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其驱动机制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与经济二者共轭驱动的发展方式，而集约型畜牧业是单一的经济驱动型。由于其驱动机制不同，也就造成了其生产方式、目的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产品的优质、安全。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畜产品质量及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兽药等的使用。尊重自然规律，保证家畜的自然生长。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保留放牧，而不是完全舍饲。但是，在放牧过程中，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家畜，比如进行季节性轮牧，在保证家畜生产需求的同时，让草原得到修养生息，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重建。在冬春季节的禁牧、休牧目的也是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会有短期的舍饲，或者叫半舍饲，往往选择在冬春季节缺草期，其目的除了保护草原外，还可以减少冬季家畜因游走及抵御寒冷而耗费能量。尽管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提高家畜在秋季的出栏率，也就是尽量减少在冬春季节舍饲的家畜数量，只留基本母畜越冬。这样既降低了家畜越冬的投入，又不会减少秋季家畜出栏的数量，同时还保护了草场，也就是减畜不减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赢。通过草原生态畜牧业的这些主张与措施，可以发现，草原生态畜牧业，不仅注重经济收入，更注重草场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

而集约型畜牧业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因此其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注重的是产品的量。尽管集约型畜牧业也追求优质、低耗，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高产、高收益。因此，为了高产高效，集约型畜牧业往往会割裂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忽视了动物生长发育的自身需求，而在生产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兽药，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集约化生产追求规模效应，造成生产集中，而致使禽畜粪便污染土壤和水源，造成环境污染。总之，集约型畜牧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其牺牲品。但由于其高效的特点，集约型畜牧业也可能是畜牧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集约型畜牧业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体现，但当经济发展到另一定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时，单纯的集约型畜牧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集约型生态畜牧业，此时，“集约”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目的。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如何把握住其中的尺度呢？

当前世界上常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6]。四种模式各有特点和适应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发展而来，由于中国农业发展以整体、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这种发展模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但主要缺点是效率低、风险高，因此研究者们不断致力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研究。草原生态畜牧业是中国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有效途径 [2]，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草原政策是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生态保护建设放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其原因不是为了实现生态畜牧业发展，更多的是对过去草原退化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的条件下的畜牧业经济，这本身就像一种夹缝中的生存，既要进行经济生产，又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必须减小生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低耗、高产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长胜，孙凤俊，王书杰，等.动物生态与生态畜牧业[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6):376-379.

[2] 侯向阳.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解决草原退化困境的有效途径[J].中国草地学报，2010，(4):1-9.

[3] 金铁城.畜牧业集约经营[J].黑龙江畜牧兽医，1984，(2):17-18.

[4] 于铁夫，卢德勋.对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内蒙古畜牧科学，2001，(5):1-11.

[5] 颜景辰.美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08，(1):47-50.

[6] 颜景辰，张俊飚，罗小锋，刘歆海.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7，(9):7-10.

An Analy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d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

LI Ping，HOU Xiang-yang

（Grassl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Hohhot 010010，China）

Key words: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sustainable development；ecological protection

[責任编辑 吴 迪]

作者：李平,侯向阳

生态畜牧业论文 篇3：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调查

青海省2008 年、2009 年在牧区6州的7个村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截至目前，牧区6州883个纯牧业村已全部组建了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了牧区纯牧业村全覆盖的目标任务，初步实现了牧区科学发展、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协调统一。为了进一步促进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课题组于2012年5月5日—10日对海南州8个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其中示范村5个，启动村3个。

一、调研基本情况

通过座谈、质询和现场观摩等方法对海南州8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从合作社制度建设、合作社运行情况、牧民参与情况、生产资料整合情况、建设资金到位情况和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等10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社制度建设

每个合作社均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收益分配制度，也做到了制度上墙。合作社章程是合作社的行动指南，但是现有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章程并不熟悉。有些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收益分配制度详细可行，公开透明，如同德县黄河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有明确的牧民分红收益台账， 做到了民主管理。有些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收益分配制度存在形同虚设的情况，财务管理情况不公开，内部收益分配制度与实际操作情况不一致。

（二）合作社运行情况

1、合作社运行相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每个合作社均有合作社生产资料整合实施方案、草原利用与保护实施方案、牲畜组群放牧方案、劳动力培训及转移实施方案和生态畜牧业建设基本生活保障实施方案。但是，除共和元者、拉乙亥麻和同德黄河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制定的相关方案实施较好之外，其他专业合作社所指定的实施方案存在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问题。关键原因还在于合作社内部机构运行不力所导致。

2、劳动力转移情况

各个合作社均有劳动力培训及转移实施方案。但是，方案实施效果截然不同，合作社组织转移富余劳动力比例最高的是同德黄河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100%；比例最低的是兴海赛行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11%（表1）。这说明，合作社组织的治理结构和实施机制设计，直接影响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同时，合作社在组织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成效不均衡。

3、合作社收入

（1）经营性人均纯收入

为了更好地说明合作社运行绩效，我们用合作社经营性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进行评价。从表2可以看出，调查的8个专业合作社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水平最高的是拉乙亥麻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5400元；人均经营性纯收入水平最低的是赛行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358元。最高的人均经营性纯收入是最低的15.08倍。值得指出的是，同德黄河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共和元者、拉乙亥麻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贵南贡哇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结合实际，运行规范，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壮大、合作社功能的增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合作社户均收入

从合作社户均收入来看，最高的为拉乙亥麻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24282元；最低的为赛行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1993元。最高的合作社户均收入是最低的户均收入的12.18倍，户均收入差异悬殊，也说明了合作社运营绩效的差异。

（3）二、三产业收入

从二、三产业收入占合作社总收入的比重来看， 最高的是共和元者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比重为46.18%；最低的是贵南吾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比重为8.31%。最高的超出最低的37.87个百分点。从二、三产业的经营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民族服饰加工、特色农畜产品加工、民族餐饮、生产资料生产和运输等。值得指出的是，共和元者、拉乙亥麻、贵南贡哇和同德黄河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二、三产业发展的结果证明，依靠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就一定能够拓展农牧民收入来源渠道，促进二、 三产业的发展， 实现农牧民增收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同时，由于能够及时转移富余劳动力，壮大了集体经济， 加快了合作社建设的进程。

（三）牧民参与合作社的情况

调查表明，牧民参与合作社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有的合作社参与程度高，达100%；有的合作社参与率较低，最低为50%。主要原因在于：1、牧民对合作社认识有偏差，认为合作社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归大堆，害怕失去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2、因合作社建设初期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牧民害怕因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无法得到有效补偿，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四）生产资料整合情况

调查表明，生产资料（草场、牲畜和畜棚）整合情况与牧民参与合作社情况呈正相关关系。牧民参与合作社程度高，生产资料整合力度大；反之亦然。牲畜整合之后的能繁母牛和能繁母羊比例因合作社运作差异而不同。

（五）建设资金到位与使用情况

调查表明，所调查的8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中不论省级资金，州、县配套，还是自筹资金，均已当年到位，使用完毕。所投资金均根据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实际情况和项目需要安排使用，建成用途不同的固定资产，所有固定资产均接受州、县和乡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二、结论

通过前面的基本情况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合作社制度建设能否适应合作社发展要求，合作社治理结构是否有效，是决定合作社运行绩效的重要因素。所调查的8个合作社中，启动村（拉乙亥麻）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成为了海南州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典范，就是例证。有的合作社，虽为示范村，但没有发挥出合作社的真正功能。二是合作社负责人的素质对于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三是结合当地资源禀赋进行合作社类型选择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四是合作社能否依据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对于合作社发展、壮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一）牧民观念转变不到位，影响了合作社的参与率

因宣传不到位，牧民的自身专业素质低和合作社建设初期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有限等原因，使部分牧民对合作社的内涵和特征理解不到位，对合作社功能产生怀疑，影响了牧民的参与率。牧民的低参与率，造成生态畜牧业建设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直接影响生态畜牧业建设的进程。

（二）合作社制度设计不切合实际，影响了合作社功能的正常发挥

部分合作社虽然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但有些规章制度有形同虚设之嫌，具体内容不切合实际。由于制度不符合具体实际情况，导致牧民产生不好的行为，进而产生不好的效果，严重影响了合作社功能的正常发挥。具体表现在：有些合作社虽有财务管理制度，但缺乏财务公开，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收益分配制度的制定过于简单、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

（三）合作社发展不平衡，影响了生态畜牧业建设的进程

调研结果表明，海南州8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中，拉乙亥麻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专业合作社，是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协调统一的典范。有些合作社虽然牧民参与率较高，但是合作社发展基础薄弱，制度绩效不显著，致使合作社的功能没有得到正常发挥。合作社发展不平衡，影响了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总体成效，也影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进程。

（四）合作社发展模式如何优化，仍是今后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难题

调研表明，合作社采取何种类型，取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切不可照抄照搬。同时，现有模式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进一步优化。如何优化现有模式，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运营绩效，是每个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难题，需要合作社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探索。

（五）牧民人力资本水平低，是制约合作社发展的重要瓶颈

调研结果表明，牧民文化程度远远不能适应合作社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牧民文化程度决定了对合作社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影响了牧民参加合作社的比例， 也影响了参与合作社治理的能力； 2、现有牧民文化程度，也决定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接纳能力，进而影响了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成效。因此，今后应把新型牧民的培育放在合作社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六）整合项目多而产生的牧民自筹增加，加重了牧民的负担

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村因村集体经济薄弱、合作社发展刚刚起步，牧民增收幅度有限。在此约束条件下，由于合作社整合项目多，牧民自筹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牧民的负担，进而影响了牧民参与合作社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几点建议

（一）提高牧民人力资本水平，为合作社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根据合作社建设现状，相关部门和合作社自身应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进一步加大新型牧民的培育力度。可以考虑，成立牧民技术培训专项基金，加大牧民培训次数，使合作社建设中分流的富余劳动力真正拥有一技之长，加快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使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民能够及时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畜牧业生产能力。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牧民参与合作社治理的能力，为合作社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二）正确处理合作社规范与发展的关系，为合作社发展指明方向

现有合作社发展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规范，应该按照“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稳步推进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设。不能因为合作社发展中的不规范而延缓合作社发展的进程。鼓励合作社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合作社发展路径，不断总结经验，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当地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之路。

（三）强化制度设计，为合作社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使现有制度真正能够发挥“激励与约束”的功能，降低合作社运行的交易费用。可以考虑：1、建立完善的合作社运营绩效考评体系，进行年度考核，并将考评结果与政府扶持力度挂钩；2、加强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强化资金使用效率，监督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做到财务公开、公正、公平，提高牧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合作社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应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切实加强各级财政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支持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

（五）进一步优化现有模式，真正发挥合作社的功能

各地相关部门，尤其是农牧局要加强对各地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现有模式的跟踪研究，进一步优化现有模式，不断提高现有模式的运营绩效。可以考虑，在省、州两级成立“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研究中心”，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定期对合作社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理论研究，探索青海不同地区合作社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优化现有模式给予指导，使合作社能够真正成为促进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梁小民译.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景晖，穆兴天. 青南牧区走联合经营之路的思考[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3]邓本太. 关于加快青海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思考[J]. 攀登，2010（1）

〔本文系青海大学——清华大学三江源研究院2012年度社科专项项目“青海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优化与促进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01）的阶段性成果〕

（范文萍，1987年出生，青海人，青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代中国。李双元，1971年出生，青海人，青海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作者：范文萍，李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