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靖边县城之北有一条河流，名叫红柳河（无定河的支流）。九月的红柳河，河水盈床，两岸一片黄绿景色。从红墩界镇白城则村越过红柳河，向北1公里，就来到了被风沙包围的统万城遗址。由于“其城土色白而牢固”，俗称“白城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魏畜牧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北魏畜牧业发展论文 篇1：
浅析北魏平城时代壁画墓中的文化因素
摘 要：平城时代是北魏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北魏王朝立国凡148年，建都平城96年，也因此在这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迹，其中墓葬壁画是反映当时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关系的重要载体。本文主要以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为例，对壁画的内容进行简要描述，从而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
关键词：平城时代；壁画墓；大同文瀛路；文化因素
拓跋鲜卑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重要的一支，建立了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统一国家——北魏。北魏平城时代是指拓跋鲜卑由内蒙古进入山西以后以及迁都洛阳以前在大同地区所经历的一个近百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北魏统一了北方，并最终形成了与南朝刘宋对峙的状态。
在迁都平城以前，拓跋鲜卑在内蒙古地区经历了长时间的游牧迁徙生活，与此同时吸收汉族及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在平城完成了其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为其迁都洛阳实现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在古代没有照相技术的时期，书画是反映先民们社会生活状况最好的载体之一，而壁画墓不仅能体现当时的丧葬习俗，还能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社会生活，甚至文化特征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
大同地区是北魏壁画墓出土相对聚集的地区，至今出土北魏時期壁画墓共八座：大同沙岭M7号墓、大同富乔M9号墓、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大同智家堡石椁壁画墓、大同北魏宋绍祖石椁壁画墓、大同北魏迎宾路大道M16号墓、怀仁丹阳王墓以及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本文选择以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为实例，对其中所体现出平城时期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简要分析。
一、大同文瀛路北魏墓中壁画的发现情况
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是由墓道、甬道以及墓室三部分构成，是为砖构单室墓。墓室甬道东壁的局部以及墓室的四壁、顶部均绘有壁画。①但由于墓室被盗过，以及多年的积水浸泡，使得这些壁画大部分都脱落了，仅存下部分珍贵的画面。
第一幅壁画是在墓室的东壁和北壁上。壁画上绘有星象图以及房屋的斗拱结构，虽是零星的部分，但仍能看出是在表现墓主人生前所生活的环境。
第二幅壁画是在北侧棺床立面上的胡商牵驼画像。胡商深目高鼻、卷发、朱唇、着圆领窄袍长袖，腰间束带，足蹬长靴，左手执缰，右手握鞭，牵一头双峰骆驼。②
第三幅壁画是紧跟胡商牵驼像后面的力士画像。力士表现出很强壮的样子，上身、腿部以及脚部都呈赤裸状态，面部十分狰狞，左手拿长棍，右手屈臂呈现托棺床的状态。此外在棺床立面南端也似为力士图，但由于破损严重，头、胸部已经看不到了，只能看到其身上披有丝带状衣物，腿部极其粗壮且赤裸着，左腿半蹲似做奔跑状。
第四幅壁画是在棺床前面的长方体踏步上。其平面上绘有三朵莲花纹，立面上绘有似火焰一般的纹饰。除此之外，在西侧棺床的立面上还绘有部分的火焰纹，形似壶门。③
第五幅壁画是在两个棺床之间的矮墙上。墙上清晰的绘有侍者画像，头上戴鲜卑帽，身穿交领长袍，腰间束有腰带，形似传统汉族官服，脚穿黑色鞋子，呈闭目作揖状，神态怡然。
第六幅壁画是在甬道东壁的天神图案。天神立眉大眼，竖耳并饰有耳环，额头上有第三只眼，显得十分严肃威武。周身环绕红色帔帛，腕戴臂环，上身和腿足部赤裸，左手持锤，右手拿长柄兵器，身材十分魁梧，并面向甬外站立。
二、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分析
壁画虽然破损的十分严重，但留下的部分仍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有利信息。大同文瀛路壁画墓的所属时间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平城时期，这一阶段是北魏逐渐汉化并大力吸收多种文化因素的阶段，因此墓葬中不仅有鲜卑人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还不同程度的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鲜卑文化因素
拓跋鲜卑最早源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中，迁都平城之前在内蒙古地区度过了长时间的草原游牧生活，其生业方式也发生了由最初的狩猎、采集到游牧、农耕兼有状态的变化。大同地区是属于拓跋鲜卑从游牧向农业过渡并逐渐汉化的这样一个阶段，因此这个时期的北魏墓葬中鲜卑自身的文化因素还能很明显的体现出来。
在墓室中棺床间的矮墙上有一幅侍者的画像，从侍者的穿着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当时北魏在平城时期的一种穿衣风格。当时的拓跋鲜卑已入主中原并称王建制，因此这个时候与中原汉族之间的融合以及鲜卑人的汉化就变得十分重要，不仅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更是统治者政治上统一的需要。壁画中侍者身着交领长袍，腰间系有腰带，而头戴鲜卑帽，这种鲜卑与汉族服饰文化相掺杂的状态十分明显，不仅是文化的碰撞，更是融合的大势。北魏平城时代是属于鲜卑逐渐汉化但又并未完全汉化的阶段，因此这种穿衣风格的出现一方面证明墓葬所属年代确实是北魏平城时代，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虽然当时北魏还留有鲜卑人最原始的游牧文化传统，但其汉化程度不得不说已经很深了。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鸡鸣驿也发现了一座北魏壁画墓，壁画保存相对完整，共发现了约18平方米的彩绘壁画。④其中一幅《狩猎图》表现的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狩猎的状态，画中几十人或骑马或驾车，追逐着河水两岸的动物，动态感十足。这幅画面所反映的是北魏在定都盛乐时期的状态，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汉化程度还远远没有在大同时期深厚，还出现狩猎这种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业状态，鲜卑人自身的文化因素还十分地明显。
（二）中原文化因素
北魏在进入大同地区后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其原因一方面是大同地区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适应统治者政治的需要，统治者主动加强鲜卑人的汉化，并通过一系列改革促进汉化的进程。在平城时期，北魏统治者为了增强当地经济文化实力，利用战争等手段掠夺百姓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生活居住，“以充京师”，⑤从而快速增加当地的人口及经济实力，虽说这种手段确实过于野蛮，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给大同地区的文化交融带来了全新的契机。
拓跋鲜卑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包括在拓跋鲜卑前期的墓葬中都有所体现。早在1959年发现于呼伦贝尔的扎赉诺尔鲜卑墓葬中，就曾发现汉代中原的遗物织锦、规矩镜等物品，⑥这就说明在两汉时期鲜卑与中原之间就已经有了相互的文化交流，鲜卑民族受中原文化影响由来已久。同时在墓葬文化中，汉墓文化也是鲜卑墓葬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源泉。
两汉时期“升仙”以及“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十分盛行。在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中，墓室东壁和北壁上的星象图以及部分房屋斗拱结构就很明显的体现了中原文化因素的继承。古代人们认为，人死后可以升仙享福，是另一种形式的再生，因此在墓葬中就会模仿人生前的生活环境进行墓葬的装饰。星象图表明人们希望死者可以升天成仙，斗拱也正是生前人们所居住的房屋结构，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死者所抱有的美好祝愿。同时，在墓室甬道东壁的天神图案也是汉魏以来一直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有着保卫墓主人、驱魔辟邪的寓意。
平城时代是北魏汉化程度逐渐加深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鲜卑人虽然没有完全汉化，但几乎没有狩猎、游牧等生活场景的出现，表明了这个时期北魏的汉化程度要比在内蒙古地区有十分明显的加深，畜牧业已经逐渐占据次要位置，农业逐渐发展起来。
（三）佛教文化因素
佛教是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在佛教艺术中，莲花为圣洁之物，莲花纹就是在佛教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代表佛教文化的纹饰图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室壁画上的莲花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为“大朵的莲花纹，一般为仰莲，有完整的莲花形象。”⑦在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中出现在棺床前踏步上装饰的三朵莲花纹就是此类莲花纹的典型，这种莲花纹“与印度佛教文化中的莲花纹形象相符合”。⑧
火焰纹也是佛教文化的象征，在佛像后面经常绘有火焰，以示佛的神圣、威严，寓意辟邪驱魔、神圣不可侵犯。在文瀛路北魏壁画墓中，棺床立面上绘制的火焰纹就是佛教文化因素的体现。
（四）西方文化因素
鲜卑在两汉时期就和丝绸之路有一定的接触，因此到了北魏时期丝绸之路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1970年，在大同南郊工农路北侧的一座北魏建筑遗址中发现八曲银洗一件，根据其纹饰等可以认定为萨珊器物，因为同一类型的器物在欧洲还有几件。⑨同时，1981年在大同市西5公里处发掘的北魏封和突墓，墓中出土的鎏金波斯银盘为古波斯萨珊朝早期的工艺品，⑩从这些出土的金银器物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北魏平城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已经是两个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交往频繁，并影响深远。甚至有学者推测，“在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东段穿过了内蒙古草原南部地區似乎成为可能”。{11}
大同文瀛路北魏墓中的胡商牵驼壁画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好实证，壁画中一个胡人形象的外来者牵着一头双峰骆驼，形象的表达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画面，这也是在平城地区北魏壁画墓中发现的唯一一幅牵驼画像。《魏书》中记载：明元帝泰常四年四月，“车驾有事于东庙，远藩助祭者数百国。”{12}《北史·魏本纪》又记载，太延元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13}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北魏平城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十分的频繁，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风俗就不免要受到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
大同地区的北魏壁画墓目前为止发现八座，文瀛路墓葬虽然不是最为典型的，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却是十分丰富，也是能代表北魏在平城时期所呈现的文化发展状态。大同文瀛路北魏墓属于平城时代后期壁画墓，大概是北魏统一北方到迁都洛阳之前这段时间。其壁画内容“丰富而新颖，既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又继承和吸收了汉文化传统，还反映了西域及佛教色彩的内容，”{14}形成了北魏具有时代特征的壁画内容。
平城时代是北魏文化沉淀的时期，也是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定都平城之前，拓跋鲜卑人一直以射猎、游牧为主要的生存方式，经过迁徙以及优秀文化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北方地区最强大的民族，最终入主平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在平城时期，北魏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鲜卑民族的汉化程度，同时还吸收容纳各种文化因素，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大融合。也正是由于平城时期这个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最终促成了北魏王朝在迁都洛阳后实现的全面封建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影响到后世隋唐王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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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②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12）.
④刘瑞娥，朱家龙.鸡鸣驿北魏壁画墓清理随想[J].呼和浩特文物，1999（4）.
⑤魏收.魏书·帝纪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⑥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文物，1961（9）.
⑦李媛.试论北朝莲花纹[D].山西大学，2013.
⑧李媛.试论北朝莲花纹[D].山西大学，2013.
⑨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J].文物，1977（9）.
⑩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3（8）.
{11}徐国栋.北魏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J].沧桑，2009（2）.
{12}魏收.魏书·帝纪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吕朋珍.北魏壁画墓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参考文献：
〔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1，（12）.
〔2〕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3，（8）.
〔3〕吕朋珍.北魏壁画墓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4〕刘瑞娥，朱家龙.鸡鸣驿北魏壁画墓清理随想[J].呼和浩特文物，1999，（4）.
〔5〕李媛.试论北朝莲花纹[D].山西大学，2013.
〔6〕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J].文物，1977，（9）.
〔8〕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徐国栋.北魏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J].沧桑，2009，（2）.
〔10〕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文物，1961，（9）.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作者：杨敬凯
北魏畜牧业发展论文 篇2：
沙漠古都——统万城
在靖边县城之北有一条河流，名叫红柳河（无定河的支流）。九月的红柳河，河水盈床，两岸一片黄绿景色。从红墩界镇白城则村越过红柳河，向北1公里，就来到了被风沙包围的统万城遗址。由于“其城土色白而牢固”，俗称“白城子”。
公元413年（夏凤翔元年），匈奴族后裔的夏国君主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余人，筑都城于朔方水（今红柳河）之北、黑水（今纳林河）之南，名曰统万城，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
作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依东而西分为外郭城、东城、西城，当地人称为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外郭城周长4900余米，城垣走向不规则；东城周长2566米，面积37万多平方米；西城周长2470米，面积近37万平方米。城有四门：南曰“朝宋”，东曰“招魏”，北曰“平朔”，西曰“服凉”。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
据考古研究，皇宫在西城，官廨衙门在东城，市廛百姓居外郭城。
城的四隅都有突出城外且高于城垣的墩台（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以西南隅墩最高，达31.62米，十几里外就能看到，由此不难想见，当年建在墩台上面的楼阁外观是多么地壮观！
城址四垣的外面加筑马面，马面的数量因各垣长度的不同而异，如西城北垣的马面为10座，南垣的马面为8座，东城北垣的马面为7座。西城南垣的马面较为特殊，既长大又宽厚，每座长18.8米、宽16.4米。
以上城垣、隅墩、马面和台基均由苍白色土施夯版筑而成，夯层清晰，夯打坚实，“其坚可以励刀斧”（《魏书》），“城基如铁石，攻凿不能入”（《西夏纪事本末》卷一）。筑城用的土为优良建筑材料—三合土，所谓“三合土”，由砂、黏土、石灰（氧化钙）加水而成。筑城和验收的方法也极其严格，叱干阿利“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
由于筑城材料的优良和验收方法的极其严格，统万城极其坚固，虽迭遭人为破坏和一千五百多年的风吹日晒，仍保持着挺拔峻伟的历史风貌。
在诸方割据而战争频繁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为什么把都城选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统万城呢？原因有三：
地理环境相对优越而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
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载：“初，昌父勃勃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这里的契吴山，位于统万城之北；而所谓的广泽，位于统万城的西面；至于清流，则是指统万城南面的朔方水。
可见赫连勃勃之所以定都统万城，是因为它处于山环水绕之地，地理环境相对优越。
但当时也并非没有流沙的踪影。从文献记载可知，在统万城以北五、六里开外的地方，由于来自东南方向的风雨，致使“扬沙晦冥”，可见当时的风沙还是比较大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75年至1980年，考古工作者对统万城城址勘测发现：“城址建筑物废墟的瓦砾层上，是原生自然堆积的细砂，钻探13米，已深入到城墙根基之下，仍是一色的黄砂，这证明砂是筑城前就有的了。”基于此，五胡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及其附近的土壤应以沙质土为主。
考古发掘统万城西城南垣出土了大量的植物标本，除常见于沙区的沙蒿、沙柳、柠条、沙大旺外，更有乔木杨、侧柏、松、冷杉、榆、枣、椿、楸以及高粱（戴应新：《赫连勃勃与统万城》）。可见，五胡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周围的植被是丰厚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尽管统万城周围土壤以沙质土为主，但由于当时的天气有春夏冷湿的现象，尤以每年的春季至秋季为最好的季节，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因而统万城周围水草丰美，成为大夏国最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区，这由北魏两次攻夏战争中俘获的战利品即可得到证明，在北魏对夏国的连续两次讨伐中，一次“得生口牛马十余万”，一次“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可见统万城周围确为夏国最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区。
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
统万城在军事上可以发挥它的全面指挥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内外兼顾。
包括统万城在内的无定河流域，自古以来宜农宜牧。“经秦汉两代的发展，无定河流域已从原来的戎狄之居变成人情欣欣然的农业世界，整个流域进入历史上第一次土地开发高潮期”，但“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无定河流域的人口居族构成与土地垦殖状况发生了与秦汉时期截然不同的变化，其突出特点是农耕民族人口锐减，已开垦的耕地转农为牧。”（韩茂莉：《历史时期无定河流域的土地开发》）是知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无定河流域的生产方式已从秦汉时期的农业经营转为畜牧业经营，而夏国的居民构成是游牧人口居多，因而赫连勃勃把都城选在无定河流域的统万城，其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照顾游牧民族的利益。
从对外发展和防御来看，统万城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
东瀛学者市来弘志指出：“统万城位于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之上，不仅侵攻陇东便利，并且如溯无定河支流而进马上便可由洛水而出，正当夺取长安的两条进军路线的交汇处。另外，若沿沙漠西行，再急转南下，又可顺高平川谷直达高平城……可以说在以河套为进退之地，视南下为争夺目标的格局上，统万城作为向外发起攻击的据点，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市来弘志：《论大夏统万城的战略地位》）
从夏国疆域图可以看出，夏国东与北魏相邻，北与柔然接壤，西与西秦、北凉相接，南与后秦为界。统万城距北方的柔然相对较远，况且统万城之北又有代来城、大城作为屏障，所以来自北方的威胁不大。西边的西秦、北凉，距统万城也较远，况且在统万城施工的第三年（415年），夏国就与北凉结盟，因而来自西边的威胁也不大。位于夏国南疆的后秦与东疆的北魏，距统万城相对较近，尤以北魏距统万城最近，因而这两国是赫连勃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但在后秦被东晋灭亡以后，尤其是赫连勃勃袭取东晋占领的长安以后，赫连勃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只有夏国东疆的北魏了。在袭取长安以后，赫连勃勃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袭取长安以前，赫连勃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一直是后秦姚兴，为此，他不惜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北魏政权结盟而对付后秦；但后秦灭亡以后，尤其是赫连勃勃袭取东晋占领的长安以后，与夏国南境接壤的东晋，其统治中心远在荆吴，不能对夏国构成太大威胁，倒是与夏国“风俗相同”的盟友北魏，因与夏国仅隔一黄河天堑而相距才数百里，所以成了夏国潜在的最危险敌人，最为赫连勃勃忌惮，因而赫连勃勃不迁都长安而仍按原计划定都统万城，其目的就是为了凭借黄河天堑和统万城的坚固来防御仇敌北魏，这正是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的军事目的。
交通便利
统万城所在地域在秦代为上郡。上郡是秦汉王朝农业开发的重点，而无定河流域又是上郡农业开发的重点，这里人口相应集中，设县也较为密集，交通便利，上郡郡治即设在这里的肤施。赫连勃勃把其都城选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无定河流域，并且因汉代奢延城之旧而“改筑”，也想利用奢延城所处之无定河流域便利的交通。由肤施至长安有道路可通，而奢延城距肤施又不很远，自然，因汉代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统万城至长安也有道路可通。
在夏国的疆域中，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地方还有高平（今宁夏固原市）周围地区。高平不仅“险固”，而且“山川沃饶”。
统万城正处在一个“十”字的交汇处，向西与高平有道路可通，向东有道路可以到达黄河边，向南与长安有道路可通，向北与代来城、大城等也有道路可通，因而交通比较便利。
赫连勃勃把其都城选在统万城，终赫连勃勃之世，他的仇敌北魏始终没有敢进攻统万城就是佐证。到赫连勃勃死后，统万城才被北魏占领。统万城之所以被北魏占领，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夏国君主赫连昌有勇无谋，没有充分利用统万城的牢固而坚守待援，而是轻易出城与敌决战，结果导致统万城不攻自破。二是夏国的统治者残忍刻薄，不恤民力。正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北魏军队攻下统万城时所说：“蕞尔小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说得一点也不错。
作者：张维慎
北魏畜牧业发展论文 篇3：
拓跋鲜卑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分析
【摘要】拓跋鲜卑是由我国北部鲜卑演化而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入建立了北魏王朝。在拓跋鲜卑南入过程中，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大，并逐渐与中原汉族实现了融合。
【关键词】拓跋鲜卑；南迁；中原汉族；民族融合
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移到呼伦贝尔大泽，并在西迁过程中与匈奴部落混合后，形成拓跋鲜卑。其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原始游牧部落，在南入中原汉地过程中建立了北魏民族政权，并逐渐适应中原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不断地超越原来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汉化的良性发展轨道。可以说拓跋鲜卑社会发展进程即是一部南迁的历史，同时也是拓跋鲜卑从原始社会开始向更高一级文明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拓跋鲜卑南迁的过程，有效地促进了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拓跋鲜卑两次由北向南的迁徙，为与中原汉族的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在历史上我国北方地区活跃了较多的游牧民族，其不仅属于不同的族系和文化传统，而且具有各自的特点及发展经历，但这些游牧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兴起后不断由北向南进行迁徙。
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天的大兴安岭北段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嘎仙洞一带，过着游猎生活，以射猎为业。在东汉初年，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山地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充分地利用呼伦贝尔草原丰盛的水草繁殖牲畜和繁衍人口，而且从周邻地区吸收先进的文明因素，在生产工具、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鲜卑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当时杂居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部分匈奴人、高车人与拓跋鲜卑形成了一个部落结合体，这个阶段社会世袭制开始萌芽。为了能够建立都邑，拓跋鲜卑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开始向匈奴故地迁徙，迁居在匈奴故地后，处于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势力范围。在檀石槐死后，拓跋鲜卑才得以从东部鲜卑的统治下摆脱出来。后以拓跋鲜卑为首成立了部落，这为拓跋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公元261年，拓跋鲜卑与中原汉族政权正式建交，双方开始了贸易往来，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文化对拓跋鲜卑落后的社会体系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拓跋鲜卑内部开始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此推动了拓跋鲜卑走上了统一帝国的征途。
导致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与游牧民族自身游牧及掠夺的本质习性息息相关，同时还受到中原汉族农耕文明的吸引。拓跋鲜卑的南迁历史，与游牧及掠夺的本质习性脱不了关系。作为游牧民族，会随着季节和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大规模迁徙，以便于能够更好地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且拓跋鲜卑自身畜牧业生产方式不仅落后，而且单一，无法有效地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是其获取财富的重要捷径。再加之游牧的马匹，为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且当前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其生产和社会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汉族先进的农耕文明对拓跋鲜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原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对周边少数民族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长此以往，则使中原地区具有一种自然的凝聚力，由此架起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桥梁。当中原汉族地区政治出现真空时，北方游牧民族则会加快向中原迁徙的脚步。当其进入到中原后，受当时中原先进的封建社会文明所影响，必然会加快与汉民族的融合。
拓跋鲜卑在两次迁徙活动中，尽管还没有走出游牧文化的地域，没有改变其民族特征，但在迁徙过程中拓跋鲜卑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较强的优势，这为拓跋鲜卑南下与汉族融合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二、围绕都城问题展开迁徙，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
公元386年拓跋且即位，正式建立北魏国家，这就使定都问题被摆到了重要日程。拓跋鲜卑原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往往逐水草而居，无城郭。进据中原后，面臨着汉人聚居的新统治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逐水草游居的状态，需要通过定都来稳定初建的北魏王朝。通过多年的征战，北魏政权基本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有效控制，当时邺城无论是战略地位、交通还是农业生产都十分发达，而且在历朝对邺城的经营过程中，其基本上具备了建都的条件。当时拓跋硅也有定都邺城之意。但由于受制于当时慕容鲜卑、后燕残余政权、后秦政权及坞壁势力等的威胁，同时当时民族矛盾和文化隔阂也对定都大计最后的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于地利人和的考虑，拓跋硅后将都城定于平城。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候北魏处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时期，拓跋贵族作为主要社会统治力量，鲜卑的旧制旧俗在社会统治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较为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这种社会环境如果定都中原的话并不利于北魏的发展。当时拓跋贵族不愿意放弃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自尊，平城地区作为拓跋鲜卑崛起之地，无论是地方势力还是民族关系对于北魏的发展和稳定都十分有利。而且当时平城周围的民族文化气息也与初期北魏社会的游牧气息相适应，定都于此有利于增强北魏政权的凝聚力和扩张力。平城所在地其他势力不易侵入，有利于北魏巩固军事优势，为完成统一北方打下良好的基础。
定都平城后，拓跋鲜卑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民族迁徙活动，是拓跋鲜卑从游居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转折点。定都平城后，拓跋硅开始着手营建宫室、宗宙，使平城基本具备了汉式国都的规模。而且当时北魏统治者为了发展京域地区，采取了强制移民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拓跋鲜卑聚族而居的单一格局，有效地促进了鲜汉民族之间的融合。
随着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和拓跋鲜卑民文明历史的不断发展，平城已无法更好地与当前北魏社会的发展和鲜汉民族融合的趋势相适应，这种情况下，需要对都城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实现更全面的统治。因此在孝文帝时期，拓跋鲜卑又进行一次南迁。北魏统一北方后，其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展，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对北魏社会产生的影响不断加深，拓跋鲜卑封建化、农业化和汉化具有不可逆转性。当时军事征服战争已结束，统治者更重视文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全面对中原封建文明进行接受，但当前平城地处偏北，周围的文化氛围对于拓跋鲜卑封建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阻碍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因此当时孝文帝以其巧妙的政治手段和强制的军事压力率领拓跋鲜卑迁都洛阳。
洛阳作为当时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中心区域，拓跋鲜卑迁都洛阳后，使拓跋鲜卑彻底割断了与原游牧地区的联系，完全纳入到中原汉族农业区域，处于华夏文化的包围中，有效地加快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当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统治上采用汉法，对北魏社会进行全面汉化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迁都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进行了改造，使其与汉人无异，鲜汉民族融合的大势已形成。定都洛阳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已具备了华夏之邦的恢宏气势，并发展成为中原汉族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
迁都洛阳后的拓跋鲜卑开始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而且在南迁过程中，其他诸民族要素也逐渐瓦解，最终融入了汉民族共同体中。
三、拓跋南迁的历史也是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
民族作为历史性社会形态，在这个历史性社会形态发展演变过程中，民族融合作为典型特征及客观必然，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连续性。通过民族融合，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逐步趋同。在拓跋鲜卑和汉族的融合过程中，拓跋鲜卑原有的民族要素在不断瓦解，并开始向汉族的民族要素方向发展并优化，最终呈现出鲜明的汉化倾向，并与汉民族相混同。
民族迁徙是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前提条件，拓跋鲜卑在不断的南迁活动中，打破了民族共同地域。无论是从大兴安岭地南迁到呼伦贝尔草原，还是从呼伦贝尔草原迁入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迁居盛乐、定都平城，最后迁都洛阳，在连续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拓跋鲜卑从居无定所的游居生活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并在南迁过程中不断与最初游牧地的联系割断，最终丧失了原有作为游牧民族的民族共同地域，长期居于汉民族的共同地域，成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南迁为鲜汉民族融合准备了充分的地域条件。
随着民族共同地域的变迁，作为拓跋鲜卑生存发展基础的经济生活也开始了由游牧到定居农业的适应性转变，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最终让位给较高水平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拓跋鲜卑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而经济生活又是其它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共同经济生活的变化，民族共同语言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拓跋鲜卑其它各民族要素也纷纷走上了解体的历史末路。拓跋鲜卑的南迁为鲜汉民族的融合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地域條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历史全局具有不可低估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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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申其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