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评估下的农业气象服务论文

2022-04-29

摘要:为了满足农业气象学及灾害学发展的实际要求,需要构建可靠的农业气象灾害评估模型,做好相关的研究工作。结合现阶段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在某些理论及方法的支持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对其研究发展、研究内容、未来的展望等进行必要地阐述,推动我国农业气象学的快速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效益评估下的农业气象服务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效益评估下的农业气象服务论文 篇1:

大气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水稻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进展

摘要  基于各类温室、气室以及开放式大气CO2浓度和温度增高系统的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分析了CO2浓度、温度及其交互作用下对水稻生育期、叶面积指数、光合参数、干物质生产与分配以及产量的影响,比较粳稻和籼稻亚种研究结果的异同点,阐述其生理原因,将有助于系统地分析气候变化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更好地迎接未来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挑战。

关键词  CO2浓度;温度;水稻;生长发育;影响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04.0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 Review on 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on Ric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YANG Hai-long,CAI Jin-yang  (Jiax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Jiaxing,Zhejiang 314016)

Key words  CO2 concentration;Temperature;Rice;Growth and development;Effect

水稻是我國的第二大粮食作物,2017年水稻播种面积占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8.49%,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2.15%[1]。但水稻的生长发育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栽培技术和品种原因,近30年气候变化使我国单季稻、早稻和晚稻产量减少显著[2]。最近一个世纪,大气CO2浓度增加了100 mg/L左右[3],大气CO2浓度为主的温室气体的增加对太阳辐射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引起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3]。2013年IPCC评估报告指出,2011年的平均大气CO2浓度已经达到391 mg/L;地表平均温度比18世纪增加了1.5 ℃,预计到2100年全球平均大气CO2浓度将会增加到936 mg/L,平均温度将比1986—2005年升高1 ℃左右[4]。因此未来气候变化是以CO2浓度和温度升高为主要特征。利用作物模拟模型可以系统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的影响[5],但现有的模型在评估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是与不同品种水稻生长发育的机理过程对气候响应不清楚是有关系的,因此需要整合水稻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尤其是CO2浓度和温度升高的响应,以减少作物模型模拟的不确定性,更好地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的影响。

由于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近50年来人们主要通过熏气法系统、全封闭环境模拟室、CO2-温度梯度气室(CTGC)、开顶式气室(OTC)以及开放式大气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系统(T-FACE)来模拟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水稻生产的影响[6]。其中FACE(free-air CO2 enrichment)是目前最接近模拟CO2浓度增加下的田间自然生态环境的试验设备,其原理是根据作物冠层CO2浓度实测结果,再由控制系统调节FACE圈内的CO2浓度,使圈内能一直保持高于对照设置的CO2浓度值。在此系统下进行CO2浓度增加的模拟试验,得到的试验数据结果更接近于大田自然情况[7],科学家普遍认为FACE系统是研究CO2浓度增加后对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最佳方法[8]。基于FACE系统基础上,前人增加了加温设置,主要加温方式有热水增温管道加温和红外线加温[6,9],升级为T-FACE系统,能够较好地模拟水稻对CO2浓度和温度互作环境下的响应。

笔者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系统分析CO2浓度增加、温度升高及其交互作用对水稻生产的影响,比较研究结果的异同点,并结合最新T-FACE试验结果阐述不同地域、品种的水稻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为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影响的工作提供参考。

1  大气CO2浓度增加与温度升高对水稻生育期的影响

CO2浓度增加对水稻生育期的影响主要有缩短和延长2种研究结论。FACE系统下发现CO2浓度增加使粳稻常优5号抽穗期缩短1~2 d[9],武香粳14抽穗期和成熟期分别缩短3.4和2.4 d[10],Akitakomachi抽穗期和成熟期分别缩短2和3 d[11];但會使籼稻品种Ⅱ优084抽穗期和成熟期分别延长1和3 d[12]。气室试验也发现CO2浓度增加会使籼稻Aus稻和IR75217抽穗开花分别延长3和7 d[13]。由此可见,水稻粳稻和籼稻亚种响应CO2浓度增加的机制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导致抽穗期和成熟期改变的不同。研究发现,CO2浓度增加使生育期缩短的现象与CO2浓度增加使粳稻在抽穗期前各器官含氮率下降,但抽穗期后茎鞘中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和器官含磷率上升有关[8],试验表明增施氮肥可以减缓CO2浓度增加下粳稻生育期的缩短程度[8]。而CO2浓度增加使得生育期延长的原因可能与C3植物叶片在CO2浓度增加下会积累较多的糖和淀粉有关,因为糖和淀粉作为信号传递分子在调控植物开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4-15],会影响开花时间。

温度是影响水稻生育期的重要因素之一[16]。当外界环境的平均温度升高1 ℃,会使我国水稻整个生育期平均缩短7.6 d[16]。但不同粳稻品种对温度升高的响应不同。研究发现,增温使常优5号抽穗期提前3 d,不影响抽穗期至成熟期的时间[9];夜间增温会使徐稻2号、镇稻11号在抽穗期和抽穗后的时间均有提前;也会使武运粳7号和昆稻2号生育期延长2~4 d[17]。不同籼稻品种对温度升高的响应也不同。例如温度升高下IR72抽穗期缩短4~5 d[6],但对Ⅱ优084抽穗期和成熟期没有显著影响[12]。这与环境温度和水稻生长最适温度有关,当环境温度越接近最适生长温度时,温度升高对发育速率的影响越小[18],而不同品种水稻的生长最适温度亦不同。

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不同品种水稻生育期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一种研究结果认为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会使水稻生育期缩短更明显。Ziska等[19]在玻璃温室下分析CO2浓度增加下对19个不同品种水稻的影响,结果发现,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下水稻进入抽穗期的时间比仅在CO2浓度增加处理下进入抽穗期的时间短,即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水稻生育期缩短有协同促进作用。FACE系统下在粳稻上也观测到CO2浓度和温度的协同作用[9]。另一种研究结果认为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水稻生育期没有影响[18-20]。例如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籼稻品种IR72和Ⅱ优084的抽穗期和整个生育期没有影响[11,20] 。景立权等[6]认为这种不一致结果与品种特性、栽培环境和种植管理措施有关。研究发现CO2浓度增加会导致水稻冠层温度升高[9]。上述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使粳稻生育期缩短的原因是因为温度差异引起的还是因为交互作用引起的还需要进一步量化,另外交互环境下会不会影响不同品种的水稻完成某个特定的生育进程所需要时间也需进一步研究。

2  大气CO2浓度增加与温度升高对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CO2浓度增加会增加粳稻和籼稻叶面积指数(LAI),但随着生育的进程,LAI会逐渐下降[9,21]。一般来说,CO2浓度增加会增加生育前期的LAI[22],降低生育后期的LAI[22-23]。研究指出,CO2浓度增加下水稻抽穗前叶片单叶LAI未变但分蘖数增加,因而群体LAI增加[24],但在生育后期叶片变厚,叶片干重增加,限制了LAI的增加[22,25]。

文献关于温度升高对水稻LAI影响的报道结果差异较大。Cai等[9]田间试验结果发现高温会显著降低粳稻常优5号各生育期的LAI。但也有研究发现夜间增温会使南粳46分蘖期和拔节期LAI增加,抽穗期后LAI降低,且未达到差异显著水平[26]。温度升高也会增加籼稻湘丰优9号的LAI[27]。由于种植制度和气候环境条件不同引起温度对LAI影响结果的差异。常优5号种植时间水稻生长环境温度较高,高温会加快叶片衰老[9];南粳46在夜间增温环境下叶片呼吸作用会加强,影响了叶片伸长[26]。湘丰优9号的种植时间外界环境温度较低,增温能够增加有效积温,促进分蘖的生长,最终导致了LAI增加[27]。

不同水稻品种的LAI对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的响应不同。研究发现,T-FACE系统下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粳稻LAI的影响并不显著[9],OTC系统下结果认为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籼稻湘丰优9号的LAI有促进作用[27]。但林伟宏等[21]在OTC试验下对另一籼稻品种IR72的试验结果并没有发现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LAI有显著的正效应。笔者认为OTC系统虽然能较接近大田环境,但还存在较大差异,而FACE系统是最接近大田生态系统的试验设备,所以未来还需在FACE系统下研究不同品种水稻LAI对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响应。

3  大气CO2浓度增加与温度升高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CO2浓度增加能够增加水稻叶片光合速率[28],但长期处于高CO2浓度下,光合作用不再增加或出现下调现象即光适应现象[8-9]。粳稻和籼稻都表现出明显的光下调现象[6,9]。这种光适应现象是由参与光合作用的Rubisco酶的含量和活性降低引起的,与叶片气孔导度降低没有直接联系[29]。短期内增加CO2浓度,可以增加RuBPCase羧化产物并提高其活性,使得CO2和O2的比值增加,O2对RUBP的竞争效果降低,所以抑制了RuBPOase活性,但长时间保持在高CO2浓度下,Rubisco酶的含量和活性明显下降[30-31]。

温度升高也会对水稻光合作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粳稻的净光合速率在不同温度胁迫下均经历了先下降后恢复的过程,在极端高温胁迫下净光合速率不能够恢复到处理前的水平[32],而且夜间增温环境下会显著降低粳稻净光合速率[26]。温度升高也会对籼稻品种光合作用有负效应,试验结果指出夜间增温会使淦鑫203、优1336、德农88的净光合速率下降[33]。张鑫[33]认为这与环境温度和水稻光合最适温度的差异有关。当外界环境温度高于水稻光合最适温度时,叶片气孔导度降低、进入叶肉细胞的CO2浓度减少,影响光合暗反应阶段,光合速率降低[34]。也有人认为水稻源库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光合速率的重要因素,高温会引起的花粉败育使库强减弱,进而会抑制水稻对碳的吸收利用直接导致光合速率下降[20]。

CO2浓度增加能缓解温度升高对水稻光合速率的负面影响。T-FACE系统下,CO2浓度增加使得粳稻常优5号在拔节期、抽穗期和灌浆期的最大光合速率分别增加29.3%、20.0%和14.2%;温度升高2 ℃会分别降低11.6%、4.5%和7.6%;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则分别增加26.1%、17.6%和10.4%[9]。OTC试验結果表明,在25.6 ℃温度下,CO2浓度增加对籼稻IR72的光合速率有促进作用,环境生长温度增加4 ℃会出现光合下调现象,但仍比对照处理下高[20]。不同加温设备也会影响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对光合速率的影响。例如:在FACE系统下覆膜增温发现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会显著增加粳稻叶片的光合速率[35],而红外增温或者热水管道加温却没有观测到促进叶片光合速率的现象[6,9]。研究认为,CO2浓度增加使水稻光合最适温度增加,覆膜处理使地下部分温度升高,CO2浓度增加和光合最适温度升高协同促进了光合速率的提高[35]。

4  大气CO2浓度增加与温度升高对干物质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4.1  干物质生产

CO2浓度增加能使水稻干物质积累量显著增加[8,36-37],但CO2浓度增加对粳稻干物质积累的正效应会随着生育进程而降低[9,22],这是由CO2浓度增加环境下水稻叶片含氮率和绿叶面积下降共同作用所引起的[22]。但在籼稻品种上没有观测到这种正效应随生育期推进而降低的现象[38-39]。试验发现CO2浓度增加使籼稻籼优63干物质生产在各生育阶段比对照都有显著性提高[39-40]。这是因为籼稻在CO2浓度增加条件下生育中期叶片伸展能力强而后期叶片衰老速度慢,而且在生育后期干物质生产、LAI和净同化速率对CO2浓度增加的响应能力较强[39-40]。

温度升高对干物质生产的影响与水稻生长区域有关[17,40-43]。温度升高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粳稻干物质生产有负面影响[9],对南昌、黔南地区的粳稻干物质生产有正效应[17]。温度升高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籼稻干物质生产没有显著影响[44],南昌地区早籼稻在夜间增温环境下生物量降低4.8%,但万宁地区籼稻干物质生产提高7.2%[17]。造成干物质积累降低的原因可总结如下:①长江中下游地区粳稻、南昌地区籼稻生育期的日平均温度较高,温度升高使生育期缩短进而导致干物质积累量减少[9,17]。②白天温度升高会改变叶片类囊体结构,破坏光合系统Ⅱ的循环过程,进而影响了叶片光合能力;夜间温度升高使得水稻呼吸作用加强,但蒸腾作用能力弱使得水稻组织温度增加,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44]。而温度升高引起干物质积累增加的现象是因为黔南地区粳稻、万宁地区籼稻生育期内的温度较低,温度升高可以缓解灌浆结实期间热量不足,有利于干物质的生产[44]。

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粳稻干物质生产影响的效果并不一致。Yun等[45]研究发现CO2浓度与温度同时升高条件下对粳稻各物候期干物质积累量的增加量多于仅在CO2浓度升高条件下干物质积累量,即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水稻干物质生产有协同促进作用。Cai等[9]于FACE系统下也发现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粳稻干物质积累比单增温环境下有所提高,但仍然比对照低。Nakagawa等[37]熏蒸试验发现CO2浓度增加使得粳稻的干物质积累增加约24%,但这个增幅几乎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OTC试验下也没有发现两者间有互作效益[46]。如表1所示,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试验设备和种植地差异所引起的。另外,很多试验研究对象都设置为粳稻,考虑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籼稻干物质生产影响的研究较少。所以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不同品种水稻干物质生产的影响。

4.2  干物质分配

FACE系统下试验结果发现CO2浓度增加会增加干物质在粳稻茎鞘分配,减少叶片分配,对穗的分配随生育期推进而变化[8-9]。研究指出,CO2浓度增加会增加干物质在粳稻生育期茎的分配,这与水稻茎鞘中可溶性糖和淀粉含量均大幅增加有关[12]。CO2浓度增加对籼稻干物质分配的影响与粳稻不同,FACE系统下结果表明CO2浓度增加使干物质在叶片和稻穗分配比例下降,但在茎鞘分配比例增加,这与籼稻叶片含氮量下降但茎鞘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大幅增加有关[38-39]。

温度升高会改变水稻各器官干物质分配。例如增温会降低粳稻收获指数(HI),增加叶和茎鞘的分配指数,因为高温会阻碍营养物质向穗运转,会降低穗分配指数,增加叶和茎分配指数[47]。但对籼稻干物质分配的研究报道较少。

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粳稻干物质分配的影响会因年度而异。FACE试验报道指出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会增加常优5号叶分配指数和茎分配指数,但会降低穗分配指数[9]。李春华等[48]和Cai等[9]的试验都发现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对粳稻干物质分配的影响存在年际间差异,高温年份叶干物质积累较多,而温度正常年份叶片的干物质积累和分配与高温年份呈相反趋势。因为温度升高会使光合同化物运转受阻,更多的同化物存在于叶片中,所以在水稻生长旺期,年际间温度差异会导致干物质分配不同[48]。GTGC试验下CO2浓度增加对粳稻Akihikari会增加成熟期穗的分配指数,但环境温度升高会使得增幅减少[49]。OTC试验结果表明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水稻收获指数的影响因年度而异[6]。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籼稻干物质分配的影响研究鲜见报道。

5  大气CO2浓度增加与温度升高对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CO2浓度增加能够增加水稻产量[9]。FACE系统下CO2浓度增加使粳稻产量显著提高[9,22,48],但是籼稻产量对CO2浓度增加的响应增幅比粳稻增幅还要大[38-39]。因为籼稻在CO2浓度增加下其每穗颖花数、结实率、单位面积颖花量、千粒重均比粳稻有显著性的提高[39]。但籼稻单位面积穗数的增幅稍低于粳稻[39],同时也观察到了FACE系统下籼稻的颖花会产生退化和分化,是否因为品种不同而使得产量构成因素产生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

温度升高对水稻产量产生负面影响。研究发现,温度升高会使粳稻和籼稻产量下降,并且高温对产量有显著的负效应[9,44-45]。基于水稻模型和气候模型预测气候变暖使我国粳稻和籼稻产量都会发生显著的下降,预计到21世纪末,南方地区的水稻会呈现减产趋势[50]。温度升高会使得水稻生育期缩短、光合速率下降以及水稻产量构成因素(单位面積颖花量、每穗粒数、千粒重和结实率)降低,是影响水稻产量的主要原因[9,44]。

大气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一种研究结论认为温度升高会减少CO2浓度增加对产量的肥料效应。如FACE系统下发现CO2浓度增加至550 mg/L不足以弥补冠层温度升高2 ℃对粳稻常优5号产量的负效应[9]。OTC系统下发现增温4 ℃分别使得CO2浓度增加200和300 mg/L对籼稻IR72产量的正效应消失[46]。这主要是因为高温降低水稻结实率阻碍CO2浓度增加下产生的光合同化物向籽粒运转[6]。还有一种研究结论认为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相互独立。OTC平台对早稻的试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温度升高使得产量提高13.3%,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早稻产量提高11.7%;2个处理对产量的影响基本持平[51]。温室试验结果发现在28和34 ℃条件下,CO2浓度增加使得籼稻IR30水稻产量增加,但效果不显著[52]。水稻产量由其整个生育阶段不同生长过程决定的,这些生长过程对CO2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的响应不同且存在基因遗传差异,这是产量对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响应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6]。

6  展望

气候变化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大重视,目前利用不同设备来评估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是有益的探索,但未来仍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和改善。

国内外很多科研工作者都开始研究水稻对大气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的响应机制,但对CO2浓度增加或者温度升高单因素对水稻生产的影响研究较多,对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交互环境下研究较少;对粳稻品种研究较多,但对籼稻及其他品种的水稻研究较少;对光合作用研究较多,对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研究较少;对水稻生理生态研究较多,对其遗传机理研究较少。因此未来有必要增加品种种类,分析不同基因型水稻生长发育对CO2浓度和温度升高响应的生理生态和遗传差异,为未来气候变化下选育适宜种植的水稻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水稻模型的应用使得大范围预测水稻的生长发育动态成为可能,可以根据水稻生理生态数据、气象数据对现有的水稻模型进行校正和改善,另外不同模型的有机结合也是改进评估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对水稻生产影响的重要方向。例如病虫害模型、小气候模型与水稻模型的有机耦合,无人机检测、卫星监控、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水稻模型相结合,有助于提高模型预测的应用性和可信度,更好地迎接气候变化对作物粮食安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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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海龙 蔡金洋

效益评估下的农业气象服务论文 篇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探索构建

摘 要:为了满足农业气象学及灾害学发展的实际要求,需要构建可靠的农业气象灾害评估模型,做好相关的研究工作。结合现阶段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实际发展现状,可知其在某些理论及方法的支持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对其研究发展、研究内容、未来的展望等进行必要地阐述,推动我国农业气象学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本文将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探索构建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地探讨,以便为相关的研究工作开展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研究进展;风险评估;发展现状;参考信息

结合可靠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理论及风险方法,可以逐渐地加快其研究进展,增强研究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处理。现阶段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中各种不利因素的客观存在,对其研究进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必要地预测,全面提升我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研究水平,为农业气象领域服务范围的扩大提供可靠地保障,更好地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气象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发展

最初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运用风险评价的措施,加强了对风险形成机制的深入分析,并结合系统的方法对各种风险要素及相关的作用进行综合地评估,间接地推动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为其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打下了建设的基础。现阶段有关农业气象灾害形成机制的理论较多,像“区域灾害系统理论”、“致灾因子轮”等,在实际的应用中为灾害风险评估效果的增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促使农业气象风险评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处理,间接地提升了整体的研究水平。同时,随着“三因子说”及“四因子说”实际应用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为农业气象灾害学研究领域服务范围的扩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国际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是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方法体系,对果树等农业经济作物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形成了基于产量损失风险计算、定量评价等方法,并通过对风速、干旱风险等因素的风险,获得了可靠的气象观测数据,加快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我国在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要点主要集中在:(1)农业生态区中相关农业经济作物风险分析模型构建;(2)基于遥感、地面信息资源的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技术体系构建。这些研究要点相关计划的有效开展,为我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可靠地保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内容

通过对现阶段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的深入分析,可知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 有关各种致灾因子危险性方面的评估

致灾因子危险性主要针对的时灾变强度及活动频率,进而对灾害风险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地评估。具体的评估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的类型、致灾因子的强度大小、影响过程中的持续时间、等级等,评估过程中主要依赖于构建可靠的危险性评价模型及风险估算模型,增强了农业灾害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扩散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我国农业气象站的灾害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2.2 相关承载体脆弱性方面的评估

这种评估主要是指在一些较为危险的区域中承灾体面容易受到一定强度致灾因子的损害,通过对损害程度而做出的综合评估。现阶段承载体脆弱性方面的评估主要集中在:(1)设置科学的评估指标,对不同因素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地评估;(2)对减灾能力、耦合防灾等不同的要素进行深入地分析,从而构建出相关的参考模型;(3)绘制出有效的作物脆弱性曲线,对不同的灾害类型进行必要地分析,掌握脆弱性规律的同时增强实际的评估效果。

2.3 灾害风险的综合评估

通过对农业气象形成机理的分析,在合成法的支持下对各种影响农业生产的灾害风险进行必要地评估,进而构建出可靠的风险综合评估模型,促使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风险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地排除。与此同时,通过农业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的合理运用,可以获得可靠的参考数据,间接地降低了相关农业生产活动开展中各种风险发生的几率。

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方法

现阶段适用于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基于指标的综合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中主要选取的是灾害风险指标,并在参考模型的支持下计算出相关的参数,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2)基于数据的概率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中需要确定资料样本数量,并通过对资料序列的有效利用,计算出灾害風险发生的几率;(3)基于情景模拟的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可能发生农业灾害的过程,利用风险动态评估方式处理实际的问题。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4.1 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当前形势下我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估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未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的有效预防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理论体系不完善,研究中的应用方法较为薄弱。现阶段很多的研究理論注重于农业灾害的自然属性,忽略了其社会属性,影响着研究数据的准确性;(2)缺乏必要的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标准缺乏规范性,在评估方法、风险表征等方面的缺少必要的规范标准;(3)动态化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有待加强。

4.2 研究展望

作为农业气象灾害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未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1)加强动态风险评估技术的合理运用,构建完善的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体系;(2)注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相关理论及方法的深度,利用量化评估及模型支持的方式,全面提升灾害风险评估水平;(3)通过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指标的有效设置,扩大动态评估技术的实际应用范围,构建可靠的作物生长模型,加强对各种农业灾害风险属性要素的合理运用。同时,需要深入研究多灾种农业气象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

结束语:

做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的相关工作,深入理解其中的研究内容,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加强对评估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会不断地加快我国农业气象学的发展速度,扩大其实际的应用领域,满足实际农业生产活动需求的同时扩大其应用范围,促使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水平能够始终保持在更高的层面上。在未来农业气象学及灾害学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信息化技术及其它专业技术手段的有效使用,将会更好地发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实际作用,进而为我国农业生产效益的持续增加提供可靠地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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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丽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6,(11).

作者:廖镇强 陈焯坚 张琳

效益评估下的农业气象服务论文 篇3:

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摘 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从本质上看是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以确保“三农”工作平稳转型、整体优化。实现两者有效衔接,不仅具备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存在不同治理体系之间的转换、不同群体的诉求难以兼顾等难点。从实践来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内生动力难以激发。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实现从扶贫扶弱到扶农助农的政策集成、从小农生产到市场主体的机制集成、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的功能集成。

[关键词]巩固脱贫成果;拓展脱贫成果;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此背景下,“三农”工作重心从扶贫脱贫转向稳定脱贫、从解决乡村内部不平衡转向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这种转向是历史性的,也是过程性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这种转向概括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将其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当前,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系统推进这两项工作,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一、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

自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有机衔接”以来,“衔接”由一个普通词汇变为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词。随着脱贫攻坚的成功,近三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先后对这一提法进行了更新和升级,使之更符合实际,更体现理论对实践的概括和指引。

(一) 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本质是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

衔接是将两个或多个事物发展置于相同秩序下以契合主体利益的系统集成,其目的是平稳转型、整体优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建档立卡人口、边缘户为对象,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脱贫质量;乡村振兴以乡村为对象,目的是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实现两者有效衔接,本质上是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

1. 实现有效衔接的基础条件。事物之间的衔接,既不是简单混合,也不是机械式的结合,更不可能人为地生硬捏合,而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及工具,快速、低成本地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的过程。衔接能够生成,其一是衔接双方各自独立。在衔接之前,衔接双方自成系统,一个事物完全不依附另外一个事物单独存在。独立性是事物之间发生衔接的根基。如果事物并非独立的,衔接难以生成。其二,衔接双方存在共通因素。尽管事物各自独立,但它们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关联,当一个事物发生变化时会对另一事物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并通过某些共通的管道或关联因素(如共同的场域、相似的机理),相互运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三,衔接双方存在良性影响。一个正向的变化能引起另一个正向的结果,而且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实现事物之间的衔接会增强这种发展性,使事物之间的正向影响得到加强或放大。

2. 实现有效衔接的组成模式。衔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源于对衔接发展性的持续、深入探索,这种探索又在衔接生成中体现为历时性与层次性的统一。实现衔接的关键在于解决系统之间的互联和互操作性问题,需要解决口径、接点、介质、环境以及时机、动力、机制等一切面向集成的問题。一是垂直衔接模式。这一模式围绕组织流程、工艺顺序,系统本身可以看作是不同时空下的独立活动,衔接就是使其首尾勾连、对接,其核心是确保纵向的沟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获利。二是横向衔接模式。这一模式围绕组织目标、战略管理,系统通过虚拟化、集成化的方式,以并行、并联等形态,增加衔接的柔性和敏捷度。三是综合衔接模式。这一模式通过转变观念、重组机构、再造流程(过程)以及各部分、各层次的开放互联,以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工作为重点,以发挥整体效益为目标,实现一种多管道、立体交叉式的衔接。

(二) 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深刻把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是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关键。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是经济的重心所在、文化的承载所在、生活的机理所在。自近代中国卷入现代化以来,农民的贫困、乡村的衰败一直如影随形,扶贫与振兴成为乡村的中心话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近些年来我国针对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和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和战略安排。在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如何系统推进乡村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1. 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基于全面脱贫的事实在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其目的是实现更高质量的脱贫,并由此获得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是乡村整体状况的改善,其目的不仅包含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也包含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两者都是当下乡村基层政府正在努力探索的实践课题,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总结运用好经验教训。鉴于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将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的实际,将实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完善、规避,避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的工作中重蹈覆辙,这不仅是基本的工作思路,也是成功的秘诀所在。二是立足源头解决问题。脱贫不是乡村发展的最终目的,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是亿万农民的向往与追求。脱贫攻坚的成果来之不易,脱贫的质量不高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贫困户自主发展的难题,也就是要实现乡村振兴。三是系统推进以取得更优效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并将之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理论逻辑具有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统一性,实践逻辑具有行为耦合性,主体维度具有主体和区域差异性”[1],进入扶贫新阶段,必须继续发挥党在扶贫工作中总揽全局、举旗定向的作用,对贫困治理进行顶层设计,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政治与组织保障。

2. 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可能性。尽管脱贫和振兴作为具体目标,在提出时间上并不一致,在表述上也有战略和政策之别,在具体工作内容、工作要求、时间节点上各有侧重,但两者一脉相承,基本内涵相通、价值取向一致、实践内容密不可分,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是完全可能的。第一,两者基本内涵相通。从基本内涵上看,乡村振兴是要通过农业和乡村优先发展,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要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防止脱贫人口及贫困边缘户再次跌入贫困的境地,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以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可见两者都是要实现改变农村发展落后的面貌,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打下良好基础。第二,两者价值取向一致。从价值取向上看,无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还是乡村振兴,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确保贫困人口和乡村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在共同富裕中不“被平均”,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同时,两大战略都坚持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的原则,不仅坚持绿色扶贫,坚持对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贫困地区实行异地搬迁,而且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建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第三,两者实践内容互补。从实践内容上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特定目标,是最低要求,乡村振兴是整体目标,是更高标准。两者都包含着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有效地实现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任务要求,涉及教育、医疗、住房以及文化、生态、治理等诸多方面内容,有的针对贫困人口或边缘人口,有的针对全体村民;有的表述宏观长远,带有引导性质,有的表述更加具体,可以落实为具体工作,在时间上有着高度的重合,在实施的过程中有高度的相似性,体现了我国农村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

(三) 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重点难点

乡村是个复杂的系统,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在具体工作中容易发生顾此失彼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不能准确把握乡村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环境,以致在推进两者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出现空位、缺位、错位以及重叠、脱节等现象。

1. 不同治理体系的兼容与互促。乡村实现全面脱贫之后,一个困扰基层组织的命题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的体系、方法、政策以及工作数据能否用于稳定脱贫、拓展脱贫成果以及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经验能否及时转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实践。很显然,两者之间并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相比于脱贫攻坚工作,从巩固脱贫成果、拓展脱贫成果到乡村振兴,是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是一种防范性、预见性工作,是对脱贫质量的检验,是对脱贫群众抗风险能力的预估,更是对基层政府风险预判能力的考验;而乡村振兴则是系统性、前瞻性更强的着眼于乡村整体发展的现代治理。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之间既平行又交叉,良性治理可以实现相互促进,反之,则可能相互抵触,因此,资源有效整合的难度也相对较高,对治理的整体性要求也相对较高。现阶段,我国在反贫困方面的经验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平行转移,但整体性转换尚需时日,其适应性还需在实践中检验。

2. 不同利益诉求的兼顾与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的差距导致其利益诉求分化。尽管稳定脱贫的政策有发展性的目标,但总体上仍具有明显的福利性特点;乡村振兴政策则具有很强的发展性目标,但各种政策倾斜特别是各项补贴在农民眼里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这就使得贫困户与普通村民之间在明显的社会福利政策矛盾、纯农户与新农人之间存在明显补贴政策矛盾、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和非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环境需求差异,不同的群体对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资源、宅基地及乡村公共设施、公共事务均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意见相左。在实现两者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做到“在政策制度选择上,既要确保社会救助政策的精准性,又要保证普惠性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在短时间内需要考虑救济性质的政策”[2],在政策执行中考虑政策的灵活性、弹性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话题。

二、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困境

实现两者的衔接固然容易,但要实现效果最优,就必须认真分析衔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分析原因,以便更好地寻找对策。

(一) 实现两者有效衔接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处在由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转向微观施策制定和具体实施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已经完成,稳定脱贫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1. 认识差异导致实践中各有侧重。相比于乡村振兴,脱贫的要求是硬性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容易理解为不返贫,只要有资源的投入,雪中送炭就容易多了;乡村振興则是软性要求,什么样才是振兴,尽管有二十字的目标,但并不具体也不可度量。群众更容易理解脱贫攻坚,基层干部也乐于谈论脱贫防贫。基于基础条件的差异,贫困地区非常重视稳定脱贫,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至于乡村振兴似乎还遥不可及,喊喊口号就可以了;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乡村要么在乡镇企业时代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要么通过外出务工和经营改变了面貌,要么已经发展为美丽乡村,经济薄弱、发展欠佳的村成为乡村振兴关注的重点。这种差异导致实践上的各有侧重,衔接也就成为一句空话,造成工作中的“两张皮”现象,使得成本不经济,工作重复、交叉或相互干扰,难以达成最优效果。

2. 衔接困难带来工作中等待观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自可借鉴脱贫攻坚的成熟经验和制度框架,而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存在显著的差异,两者之间基础不同、步调不一、目标相异。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制度、方法和经验,不能直接套用或平移于乡村振兴的实际工作中。需要系统梳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全面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并在科学分析当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脱贫攻坚现行政策中应继续保留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及期限、当下可以相互协调、相互整合或调整完善的政策,探索研究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举措,研究提出将脱贫攻坚的区域性、特惠性、阶段性政策转化为乡村振兴全域性、普惠性、长期性政策的内容和条件,研究提出实现两者衔接的实施方案、实施细则以及考核规则。做到这些,既需要有系统的思考,又需要一定的管理权限和管理幅度,加上乡村的产业、规划、生态、文化、人才、组织等方面归属不同部门管理,协调执行难度较大,使得各地基层政府形成等待观望心态,“等一等再说”。

(二) 产业与市场之间隔阂难以消弭

“将产业与扶贫融合起来,借助产业带动贫困户,成为我国特色扶贫的主要经验。”[3]然而,扶贫产业与市场之间存在隔阂,要实现两者有效衔接,就必须消弭这种隔阂,在市场中实现产业的升级。

1. 扶贫优惠导致扶贫产业的成长性差。扶贫产业以扶贫为目的,以政府资金为主导,以包销、帮扶为主要渠道,具有劳动密集、扶贫见效快的特点。贫困户家庭经营的种养、养殖项目等,不仅规模小、产量低、品质不高,而且产品主要由机关单位食堂、扶贫干部、结对企业等包销,甚至价格与市场价格倒挂,贯穿其中的是行政逻辑和帮扶心理。在脱贫任务达成之后,如何提高扶贫产业的产品质量、如何扩大扶贫产业的生产规模、如何寻找市场以及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在扶贫中享受的特惠扶贫信贷政策到期后能否继续享受,抑或统一按照乡村振兴提出新的普惠的信贷金融支持政策,这些都是扶贫产业最迫切最关心的话题。可以预见的是,扶贫产业一旦脱离了各种帮扶,就会如同进入暴风雨的航船,发生倾覆是大概率事件。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是偶发、少发现象,扶贫产业与大多数村民的环境、生态要求之间存在冲突,这也要求扶贫产业提档升级。因此,进一步培育扶贫产业,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

2. 扶贫利好加剧贫困农民的依赖心理。为了按时完成扶贫任务,基层政府采取各种变通形式,如利用扶贫资金在乡村荒地山头水面发展光伏产业、参股当地企业、购买城镇门面房等,所得收益按照比例给贫困户分红,这对于脱贫攻坚的如期完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也导致贫困户在没有资金投入、不参与经营甚至不了解产业的情况下获得利益,贫困成为一种利好,从而加剧了贫困户的依赖心理,也引发非贫困户的不满,严重影响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村民支持扶贫产业发展的意愿。

(三) 乡村主体虚化导致内生动力难以激发

农民是乡村的主体,自然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即以农业或农业加工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正在快速消失或已经消失,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体,农民对于乡村的态度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分化,而且总体上消极。

1. 决策在外,在城的乡村精英实际掌握着村庄话语权。乡村人口的候鸟式迁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引发这种迁徙的“候”,不再是“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农业式,而是“节假日回村、工作日返城”的工业式。留守也由少数家庭扩展到全村,留守型的村庄大量出现,但留守的群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早期留守的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留守村庄从事农业生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要么跟随丈夫进城务工,要么跟随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孩子。只要身体允许或用人单位默许,老人要么继续在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要么照顾进城下一代。高龄老人是乡村日常的主要居住群体。正因为如此,对于乡村事务、家庭事务说了算的都“在城”。农民的乡愁是迥异于文学作品中的乡愁的,他们愁的是无休止的枯燥重复的收成浅薄且靠天吃饭的农业劳动,在经历了城市的便利和繁华后,他们对于乡村的态度总体上是消极的。

2. 决策在上,行政惯性下对乡村主体有意无意的忽视。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4]。行政惯性之下,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现象。更为关键的是,以所谓花园式理念、项目化运营等概念进行的乡村规划和建设,其实质是为资本计,为政绩计,而不是为乡村发展计,不是为农民致富计,自然也得不到农民的普遍支持。

三、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思考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在“十三五”和“十四五”重要历史交汇期实行的重大部署。这既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尽管如此,两者的衔接并非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而是服务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系统集成。

(一) 从扶贫与扶弱到扶农助农的政策集成

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全面脱贫之后,尽管建档立卡的低收入人口都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脱贫仍是低水平的脱贫,也存在“踩线脱贫的低收入农户和经济薄弱村滑到标准线以下”和“‘夹心层’群体因病因灾致贫”的可能。因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有效衔接”的重要基础。“巩固”是要防范新的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出现,“拓展”是要提升脱贫人口、边缘人口的脱贫水平,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稳定增收能力。“巩固”和“拓展”既不可偏废,也需要并行发力。

1. 创新贫困监测识别和快速发现机制。全面脱贫后,贫困现象的特征由集中连片转为偶发、突发、散发,因此,贫困监测、快速发现、精准识别的方法和机制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首先,市县乡村振兴局要设立贫困监测识别专家委员会,按照一定周期确定本地区的贫困标准线、本地区扶贫帮扶政策、帮扶预案;其次,根据贫困申请,利用大数据调阅申请人的收入状况、水电费用情况、名下房产车辆宠物情况等进行贫困识别,确认后及时启动帮扶预案;其三,利用医疗、教育及其他支出数据,对大宗农副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农村劳动力失业明显增多、乡村产业项目失败等特定时间段,以及大中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等特定地区,加强对支出骤增情况的监测,在综合研判的基础上进行贫困识别并启动帮扶预案,而非坐等贫困户申请或基层政府的报告。

2. 建立防止返贫特别措施和“绿色通道”。防止返贫是做预防性工作,时间节点在返贫之前,因此,防止返贫的意义重大也难度巨大,评价也十分困难。首先,定期开展农民家庭脆弱性和抗逆能力分析,根据致贫返贫风险程度,重点监测低收入群体,通过网格持续跟踪其收支、“两不愁三保障”水平、饮水安全、就业稳定性等状况,在发现致贫风险时及时启动防贫预案,避免贫困现象发生;其次,按照整合事项、再造流程、共享信息,推动“防贫一件事”,逐步形成“一窗受理、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一次反馈、一次分办、一窗出件、一号服务、一键评价”的办理模式,将防贫服务从管理者视角向办事者视角切换;其三,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节约高效原则,统筹设立防贫政策包、资金包、就业包、医疗包等,针对突发性疾病、重大家庭变故等情况,适时启动帮扶工作预案,建立帮扶“绿色通道”,努力将各种致贫返贫因素控制在“阈值”之内、消灭在萌芽之中。

3. 将扶贫帮扶的特别措施逐步扩展到全体农民。在脱贫攻坚阶段建立的扶贫措施,如扶贫产业补贴、税收减免、医疗二次报销等,为全面脱贫的实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随着全面脱贫的实现,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取消,还应逐步扩大覆盖面、受益面,进而惠及全体农民。首先,推进城乡居民医保政策统筹,逐步扩大医保范围,逐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将大病、重病、慢性病、罕见病纳入医保,杜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同时要传播健康理念,培育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补齐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短板,特别是要预防重大疫病流行时医护人员、药品以及各类生产生活物资短缺的隐患,筑起城乡居民健康防线;其次,对交通不便、人口数量少、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的村组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搬迁,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普遍开展农村住房安全评估,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装修改造补贴,改善农民住房条件;其三,根据农民意愿和需求,组织开展实用职业技术培训,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促进转移就业。

(二) 从小农生产到市场主体的机制集成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所在,只有做到这一点,也才能走出一条可造血、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瞄准市场寻找产业发展的衔接点。从衔接的角度看,将扶贫产业做大做强,不仅是消除贫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终南捷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之计。从实际来看,消费者希望购买质优新鲜的农产品,但市场上的农产品数量多质量不高,优质产品更少,呈现出结构性矛盾。产业发展就是要抓住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在满足市场需要中提升层次,提高质量。首先,需要针对目标市场,用特色和品质定位乡村产业;其次,应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寻优推进、错位发展,在追求规模化、专业化中避免同构化,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形成市场竞争力;其三,要充分利用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规范的力量,搭建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培育农产品品牌,形成特色市场。

2. 提升小农生产层级和增收效能。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无论在从业人员、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产品供给贡献上,小农户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因此,提升小农生产的层级和增收效能,不仅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重要作用,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首先,应以农业产业为中心,向农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延伸,推进种子、农药、肥料供应、涉农服务一体化和农产品加工、物流运销、电商服务一体化,逐步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过渡;其次,应继续执行鼓励粮食生产的补贴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提高补贴标准,明确粮食补贴的标准、时间、受益人,加大对粮食补贴的监管力度,确保发放的精准度,保护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5];其三,推动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提升产品层次和质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3.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农业经营主体长期处于小规模兼业农户与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共存的情况”[6],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務主体正在蓬勃兴起。首先,要从农业信息、农林科技、农产品检测、植保、农机、化肥农药、农产品营销、农业气象预警等多方面加强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短期内实现服务的全覆盖,并实现服务精准化;其次,要针对农业合作社连片种植、规模饲养、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加强仓储、物流、财务、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培育农业品牌,提供专业服务;其三,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服务标准、服务规范、服务信用、服务合同监管,促进各主体多元互动、功能互补、融合发展。

(三)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的功能集成

乡村具有“广袤的农田与宽松的居住空间”“自给自足的生产条件和生活便利、相对独立的生产空间”“熟人社会……具有个体不可抗拒的巨大的行为约束力”“可以凭借庭院经济满足需要”等“四大优势”[7],也存在“农村地区人口结构、乡村治理、社会发展和乡村居民社会观念等方面的‘社会短板’”[8]亟需尽快补齐。补齐乡村短板,不仅包括公共设施等硬性因素,更包括人才、管理等软性因素。

1. 营造吸引人的乡村政策机制。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人才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乡村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进厂,孩子进城读书,甚至老人进城养老都日益普遍,没有离开的农民也多数想着离开。从表面上看农民人数依然很多,但实际上乡村不仅缺人才,而且缺人,没有人的乡村自然是一个衰败的乡村。因此,吸引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命题。首先,在农村宅基地、集体资产全面确权、村社分账后,应解除乡村落户限制,出台进村落户的具体政策,鼓励城市人口到乡村去体验、旅游、养老;其次,推动乡村劳动力发展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代耕代种、全托全管,培育新农人,鼓励大学生、科技工作者、医务人员开展农业科技、健康服务,传承传统技艺;再次,组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即将退休的工作人员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到原户籍所在地参与乡村振兴。

2. 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有效改善我们农村生活,消除城乡差距的有效措施。近些年来,乡村道路、电网、网络、饮用水、厕所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在自然村落修建公共照明、体育

健身、休闲阅读、污水收集处理等基础设施,特别是要注重运用生态方法,根据乡村文脉,利用乡村自然条件,努力做到既要运行成本低廉,又要方便后期维护;其次,从乡村实际出发,合理确定乡村学校的布局、规模、数量,明确其服务半径,在偏远地区,应本着满足需求、方便群众的原则,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设立教学点;再次,以人口数量为基准,布局福利康养机构,为精神病患者、残疾儿童、孤儿、老人等群体提供专业化服务。

3.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统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城市到乡村,社会治理的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下降,很难在短期内单独提升村社治理水平,因此,应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下,按照系统集成的方式,创新乡村治理。首先,从规划安排、政策扶持以及应对风险挑战上,围绕乡村建设行动的各项任务,搞好顶层设计,统筹安排脱贫地区与非贫困地区同步推进,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其次,面对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和诉求表达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问题;其三,应建立常态化的财政支付体系,科学安排资金,通过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村务监督等制度的作用,调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乡村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曹立,王声啸.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42-48.

[2]陆代武,谢凌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难题与应对策略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10):272-274.

[3]豆书龙,叶敬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改革,2019(1):19-29.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5):4-16.

[5]蔡之兵,张青.中国粮食产量“天花板”的迹象判断、形成机理与应对之策[J].行政管理改革,2021(2):72-80.

[6]苑鹏,丁忠兵.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模式:重庆梁平例证[J].改革,2018(6):106-114.

[7]朱启臻.乡村最突出的“短板”是人才短板[J].农村工作通讯,2020(7):26-27.

[8]林瑜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补齐哪些短板[N].学习时报,2021-09-22(07).

(责任编辑:淑 萍)

(校  对:乐 天)

作者:甘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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