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分析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论文

近年来，成为国家政策重点的“精准扶贫”，实际成为了后税费时代中国政府重塑乡村社会的重要抓手。税费改革带来了一个没有预料的政策后果，即国家权力在村级社会的逐渐淡出，某些乡村地区的治理出现了倒退现象。而精准扶贫的全面实施，实际带来了改善这一治理缺失，重塑地方政府政治生态的机会。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绩效分析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绩效分析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论文 篇1：

论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现状、改革及启示

[摘要]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是指基层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当下我国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有明显的弱化趋势，现状是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较弱；乡镇政府权力虚置，存在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乡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单一，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不足。通过浙江进行的“强镇扩权”改革我们看到了提升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可选路径。同时也必须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必须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体制性因素；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监督体系；必须大力培育社会自治力量，发展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关键词]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强镇扩权

[作者简介]姚莉，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浙江杭州310018

一、问题的引出与概念的界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膨胀而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为解决和处理对这些危机，理论界掀起了治理研究的热潮。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社会稳定形势堪忧、农民上访事件不断，甚至形成了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这些社会问题使得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它所面对社会治理困境不容忽视。本文拟从前人研究的基础出发，全面分析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实践及启示，并进一步提出深化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改革的建议。

一般说，社会治理能力是指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它是指公众对涉及社会管理的公共物品的需求与政府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水平之间的持续平衡过程。社会治理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治理泛指所有与乡镇政治、行政、经济、社会变迁有关的管理体制和变革模式，包括政治上的村民自治或乡镇自治；行政上的乡镇管理机构、体制和方式；经济上的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具体就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和农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等。狭义的社会治理是指乡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体制、机制、方式等各方面的改革与综合，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乡镇政府能够有效发挥其治理能力。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由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决定的。虽然关于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还处在争论之中，但至少包括上述列举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可以纳入公共物品的范畴，而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就涉及到政府能力的问题，因为能力建设是政府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其次，这是由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历史反复地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须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笔者更倾向于在狭义上运用社会治理的概念。因此，从内涵来看，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可以转化为乡镇提供的涉及社会管理等公共物品的能力，而供给的过程即是其能力作用的过程，包括获取要提供的公共物品资源的能力、决定提供何种公共物品和如何分配这些公共物品的整合和配置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涉及到乡镇政府职能划分、行政权力运用等问题。

二、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

(一)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较弱

影响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首要因素是政府的财政能力，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偏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目前我国乡镇政府财权的配置主要源于1994年后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基本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同时地方各级政府比照这种方式，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包括与基层乡镇政府财政职权的基本配置。中央拥有财政税收的最大权力，而乡镇政府财权空间则被逐级压缩，财权逐层上移。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使这种状况更加明显。乡镇政府的巨额债务即是一典型的例证，据保守估计，我国县乡两级的债务已经高达5000多亿元，并且每年以200亿元的速度递增。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制约了其资源获取能力，而资源获取能力的强弱影响了乡镇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直接表现在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和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低效供给。

(二)乡镇政府权力虚置，存在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

政府能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可见，政府能力的强弱与行政权的大小有关。虽然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领导本乡镇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等工作，但实际上这些权力因没有实际的机构载体而被虚置。乡镇政府在形式上设有包括农经站、农机站、水利站、林业站、畜牧站、文化站等名目繁多的机构，然而这些“七站八所”并不为乡镇政府管理，形成对乡镇政府实际上的授权不足。另一方面，在“垂直型体制”的作用下，乡镇政府为完成上级分解的政绩指标，在没有法律明确授予权力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如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执法工作又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使得乡镇政府很难有效地整合和配置现有资源，大部分资源被分配到实现政绩指标上，而与社会治理密切联系的公共物品难以提供。

(三)乡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单一，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不足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多是由乡镇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来决策供给，供给的主体多来自于政府。主要的提供方式是：预算内的包括财政拨款、购买服务等；预算外的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和捐款等。比如农村的主要公共物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农业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农机事业服务等都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而预算外供给的公共物品范畴更加广泛，无论预算内还是预算外的供给主体始终是政府，且大多采取行政性的手段，甚至是计划性的方式，较少采用市场的方式。而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并非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网络中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只是各参与者中“同辈中的长者”，公共物品提供方式要包括市场化、私营化或公私合作等多种模式。当前由于乡镇政府单一的供给方式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造成了社会治理有效性不足。

三、浙江“强镇扩权”改革的启示

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分析，我国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获取、整合配置和运用能力上都存在缺陷，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为了解决

上述问题，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很多有益的探讨和实践。目前在浙江省刚刚推行的“强镇扩权”改革即是其中之一，其做法是直接从影响乡镇政府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因素人手改革。2005年9月，浙江省首先在绍兴市进行了改革的试点，2006年又将试点扩展到嘉兴市，2007年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这意味着“强镇扩权”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启示有三个方面。

(一)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财政权用以支持其公共物品的自主供给

“强镇扩权”改革的原因之一是乡镇没有独立财权，其税收基本被上级(县、市)抽走，致使乡镇的公共财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浙江省政府在支持中心镇发展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将部分财政权力下移，如在中心镇范围内收取的规费和土地出让金，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地方留成部分向中心镇倾斜。绍兴市作出的具体规定是，从2007年起除了上缴中央和省级财政的部分，增收部分不再由县镇两级共享，而是全部返还给乡镇。乡镇财权的扩大，能够促使基层政府将更多的支出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内，如嘉善县西塘镇原计划从2005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每年从镇财政拿出420万元解决7个行政村的便民服务区的建设，但因为工程欠债不得不将原计划的每年7个行政村缩减为3个。“强镇扩权”使该镇具有了相当的财力，可以按照原计划实行了。可见，改革初步缓解了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从而促进了其自主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

(二)通过权力下放赋予乡镇政府实际的社会管理权限

“强镇扩权”改革下放了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要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照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化了扩权镇政府农村科技、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规划建设、公共文化、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和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职能。权力下放的主要方式是县向乡镇委托授权。例如，为了填补乡镇政府在环保监管上的职能缺位，首先进行改革的绍兴县就通过书面授权的形式。在2006年底县委县政府与钱清镇等5镇签订委托行使管理职能协议书，明确规定了乡镇执法员可“对辖区企事业单位违法排污行为开展调查取证并提出处罚建议”。也就是说获得授权的乡镇环保执法员只要拿出相关执法证就可对发现的偷排污水行为进行及时处理，而不用再向上级汇报，由县级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处理。通过委托授权，理顺了乡镇与上级政府的权责关系，解决了其“有权管不了，无权不能管”的问题，化解了乡镇政府权能不符的矛盾。

(三)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实现多样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确定了中心镇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和完善“一校(高标准的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二院(中心卫生院、综合性敬老院)、三中心(文化中心、科普中心、体育中心)”等设施，以及“一路(高标准的进镇道路)、二厂(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三网(自来水供水网、垃圾收集(处理)转运网、通村公交网)”等设施。当然这些公共物品的大量投入仅仅靠乡镇一级政府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改革过程中一些乡镇采取了市场运作的方式，通过走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道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诸暨市店口镇采取了BOT方式，由政府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占投资额的51％，其余49％由店口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出资，建立起国内第一个乡镇垃圾焚烧场。2006年该镇将一些道路、公交、公共区域广告经营权进行特许拍卖，当年即为政府筹措上千万元建设资金。乡镇政府通过BOT、特许拍卖等形式转变了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即从原来的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提供的主体也由政府单独提供转变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为以后发展成为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奠定了基础。

“强镇扩权”改革以下放财权、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核心，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改革抓住了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应该成为我国乡镇改革的可选路径。

四、进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

浙江的改革刚刚起步，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改革才能持续下去，实现乡镇政府权责对等、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才会真正得到提升。

(一)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财政汲取能力不足。这源于我国现有不合理的财政分配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因此仅仅着眼于乡镇政府的财权配置并没有抓住改革的关键问题。在单一制国家，乡镇的财政配置是从属于整个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的，因此要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仅要明确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财政支持，而且还要明确市级、省级甚至中央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持，具体的可以从改革现有的转移支付制度人手，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改变由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效益评估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乡镇政府具备应有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

(二)建立并完善相应的监督体系

拥有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保证权力的有效合理运用，权力监督就成为关键。随着乡镇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增强，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体系，促使其权力不被滥用，发挥其应有的能力。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建议是，对乡镇建立起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定位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所以在绩效考核指标上应该淡化对经济指标的追求，而应该把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治理、污水垃圾处理、社会治安、乡风文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和规划管理等公共物品供给列入指标内。但这些监督考评的方式还是行政性的，容易滋生长官意志。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该转变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监督方式，即从行政性的转向法律性的，主要是以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干预，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纳入到法治轨道。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具有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法定义务，必须通过合法的行政程序来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接受来自权力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三)大力培育社会自治力量，发展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乡镇政府对公共物品提供方式要由单一走向多元，不仅要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还要培育多元的自主社会自治力量。我国目前建立了一些存在政府背景的官方和半官方的经济合作组织，还难以独立发挥自治主体的作用，因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合作组织转化为非政府组织性质，让农民根据自身需要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民办、民营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仅能够解决农民在发展农业、乡镇企业、拓展市场等方面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沟通了农民与政府的渠道，有利于他们参与到政府社会公共服务的管理中。

(四)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体制性因素

乡镇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体制性因素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管理体制，“因为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是由横向和纵向组成的，纵向是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横向是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体制的转轨仅仅打破了这种纵向的高度集权，而横向的城乡分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要彻底解决乡镇政府的困境就应设法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当前我国的主要政策导向已经意识到要推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发展，特别在十七大明确提出了通过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市与农村双向互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在政策上对农村地区倾斜，而且还要对目前条块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因此，必须以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管理体制甚至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以增强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反能力。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姚　莉

绩效分析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论文 篇2：

从“资源传递”到“在地治理”

近年来，成为国家政策重点的“精准扶贫”，实际成为了后税费时代中国政府重塑乡村社会的重要抓手。税费改革带来了一个没有预料的政策后果，即国家权力在村级社会的逐渐淡出，某些乡村地区的治理出现了倒退现象。而精准扶贫的全面实施，实际带来了改善这一治理缺失，重塑地方政府政治生态的机会。但是，正如本文所指出的，目前主要由政府部门和龙头企业推动的扶贫进程，如何能够在资源传递的过程中，真正对接当地农村和农户的实际需求，如何有效回应“在地治理”的挑战，其核心在于晏阳初所言的乡村建设的“整体观”，关键依然在于“人的建设”。
“地方性”与扶贫资源的传递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反贫困干预引导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资源传递”。2017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超过1400亿元，比2016年增长30%。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中央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更利用充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撬动了更多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脱贫攻坚。在外来扶贫资源密集输入的背景下，重提“地方性”（locality）的问题，尤为重要。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地方性”日趋漂移和消散，这正是乡村在现代性中的命运。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造都无法忽视“地方性”的问题。

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扶贫资源传递是中国反贫困干预最突出和最重要的特点。“资源传递”的逻辑起点是贫困“瞄准”与“识别”，中央政府花费了巨大的组织资源来实现贫困瞄准指标体系和操作程序的严密化，行政执行成本高昂，却仍然无法优化治理的绩效。[1]

在某种意义上，精准扶贫的确重塑了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它极大地改善了后税费时代地方政府在乡村发展特别是贫困乡村发展中的注意力分配和公共投入上的缺失。当精准扶贫成为各地军令状式的中心任务，研究者纷纷用“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来分析精准扶贫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与目标偏离。 [2] 然而，扶貧资源输入乡村后的社会过程及其文化后果尚未成为关注的重点。在笔者看来，当大量的资源进入乡村，这些资源输入的意义实际远远超出了资金数量本身的多寡，更为重要的是，“给予”本身承载了“价值”。换句话说，资源传递所表征的并不是简单的“帮扶”，它建构了一种国家与乡村的文化交往。

“地方性”是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的特质。一方面，“地方性”承袭自漫长的历史时间，默会于本地人的日常交往，关乎生命礼俗、伦理情谊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它根植于特定的山川风土，土地利用、种植灌溉、修桥架屋都是地方主体得以展开的场域。“地方性”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外来范畴不断的互动交流中“融变创生”。 [3]

当前，精准扶贫的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在两个层面上都表现出“地方性”的困境。

第一，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制度，意在精准锁定贫困者，但这种锁定本身却具有某种“去脉络化”的性质。中国乡村的贫困问题一直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深度贫困区的贫困问题是结构性贫困与偶发性贫困的叠加：一方面是人们有劳动能力但却缺少途径来改善生活，他们通常缺少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这是经济结构的产物，取决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制度。另一方面人们虽然凭借资源可以自足，但在灾祸面前却非常脆弱，自然灾害、疾病、经济低靡或者生命周期的变化都会带来贫困的风险。

例如，我国十四个集中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乌蒙片区、滇贵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在这些地区，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等原因，乡村贫困的发生率高且同质性强，这是结构性的致贫原因。另一方面，农民群体中具有普遍的生计脆弱性，一次灾害、一场疾病或一次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都可能使一些本已越过贫困线的家庭再次返贫。

鉴于普遍存在的脆弱性，村干部对于国家扶贫资源的分配往往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采用轮流的方式来实现利益的平衡。无可否认，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输入乡村的扶贫资源成为了村干部的某种“治理资源”。但是，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固定化也给贫困治理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如一个村书记所说“真没想到这个名单进去就不出来了，什么好处都给这个人了，这我可怎么办，矛盾太大了……”。 [4]

同时，尽管精准扶贫中贫困识别指标尽一切可能瞄准了乡村中的低收入者，但在乡村自身的“公正观”里，很多低收入者的致贫实际都与个人的懒惰和不务正业有关，这就难以避免引发“政府总是帮助懒人”的评价。扶贫资源传递的越多其引导的价值偏颇就越大。扶危济困本是内在于乡村社会的实践伦理，但是当扶贫资源输入大幅增加的时候，其在乡村的运作就更多地在遵从一种“分利”逻辑，甚至出现了“想当精准扶贫户？给村干部交点钱就行”的现象。

第二，精准扶贫中着眼于乡村发展的扶贫开发项目主要集中在产业扶贫上。产业扶贫普遍涉及农业转型与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关系组合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产业扶贫资金在运作中都瞄准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其落地过程中，产业扶贫资金的承接主体则主要是龙头企业与合作社，贫困户几乎没有决策参与权甚至没有知情权。扶贫资金股权化等许多“制度化”的措施屏蔽了国家资本下乡后与贫困群体的直接互动。 [5] 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这种现象。

首先，税费改革之后，乡村地区不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地方政府鲜有关注农村发展的动机，纷纷转向城镇化的“土地经营”。涉农投入基本上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则不愿意配套或无力配套。这导致了农业转型与乡村公共投入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精准扶贫带来了涉农资金投入的大幅增长，地方政府则积极引导这些资金转向地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中，发展的雄心超越了扶贫的关切。

再者，国家扶贫资源下乡需要面对“大国家对接小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特别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产业扶贫项目的及时“落地”成为第一要务，政府自然更愿意与大企业或合作社对接与合作。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这种以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扶贫资源在抵达乡村之后也激发了地方社会中以企业、村干部、乡村精英为主体从“谋利”出发而建构的“分利秩序”。 [6] “分利秩序”下的地方网络本身易于形成对贫困者的社会排斥。同时，其负面效应还在于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扭曲。“分利秩序”推动的产业项目无视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无视市场规律，盲目上马又草草收场的例子屡见不鲜。

最后，精准扶贫推动的乡村发展不仅涉及“大国家与小农户的对接”，同时也涉及“大市场与小农户”的对接。可以说，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是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就减贫而言，贫困者的组织化问题也是多重矛盾的核心。贫困者的组织化并不是照搬国际“参与式”理论来简单地建构以“分立个体”为基础的“穷人组织”，而是探索贫困者有效融入社区发展、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作为“资源传递”的精准扶贫，显然还停留在资金与技术的输入上，而缺乏对农民组织化实践的制度供给。

综上，不难发现，当前精准扶贫的减贫策略中包含了两种类型的政策，一种是“发展型”政策，包括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另一种则是“保障型”政策如生态保护补偿脱贫、教育帮扶脱贫和社会保障兜底等等。无论是哪种类型，在政策设计上，“国家”都是资源输出端，“家户”则是资源输入端。在“全能”的国家一端，尽管可以通过行政科层体系保障资源的有效输入，但却无法为资源在乡村的运作与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在“被动”的贫困户一端，尽管成为了扶贫数据库中被精准管理和测度的一员，却无法实现社区事务的有效参与，缺乏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国家”与“家户”之间，缺乏的是对“社区”的观照。如果忽视立足于促进社区整合与社区公共参与的制度供给，精准扶贫的“资源传递”带来的是社区团结与集体意识的进一步瓦解，以及“分利逻辑”下地方社会网络的的异化。
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与反贫困干预

将贫困问题放在世界历史的脉络中来审视，我们会发现贫困是个古老的全球性议题。事实上，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绝大部分的贫困都是由地方资源稀缺引发的，如自然灾害、战争和特定文明的分配制度；大多数文明都将贫困看作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贫困问题是不能维持生存的能力，而不是物质财富的匮乏问题。由于农业盈余非常有限，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口都很容易因偶然因素而沦为穷人，他们虽然有自谋生计的物质条件（比如健康、好天气、拥有土地及其他一些资源），却不能拥有足以应对生活变数的储备。家庭和村落是人们安全感的来源，社区则为人们的生计安全提供了许多保障性的服务。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人依靠雇佣劳动和市场提供的工资生存。相对贫困逐渐成为主要的贫困形式，贫困的性质由缺乏食物和住所，转变为无法有效参与到市场消费的模式。

我们当前的减贫理念源自1945年之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观念。贫困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现象，而是必须被彻底根除的问题。随着全球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全面发展，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能力日益增强，几乎在所有国家，减贫与福利计划都成为国家议程的重要部分。尽管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待贫困的观念，参与反贫困的社会行动者也日益多元化，但是社区网络和非正式经济，仍然是人们遇到困境时的第一选择。 [7]

时至今日，乡村及农业地区的贫困依然困扰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乡村的凋敝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乡村是人口流失的落后地区，社区网络的崩解使村落难以维系传统的社区认同，无法展开有效的集体行动。可以说，社区集体行动能力的削弱，社区公共事务的废弛，乡村社区公共投入的不足，构成了当下贫困地区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成因。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是农村政策演进中的“制度化”后果。改革之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政府退出公共生产设施的投入和公共服务的组织和供给，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因为集体经济的空壳化而严重弱化，小农户的生产成本高且抗风险能力差；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依托于农村税费征收而组织乡村农田水利建设等公共事务的动力也丧失殆尽，村级政权也日益成为上级政府的办事机构，虽然承担许多行政性事务，但乡村公共事务却无力组织。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公共服务完全市场化之后，贫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就更高。这是一般农业地区的情况，而在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深度贫困地区，乡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与公共事务的废弛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

所谓“老少边穷”地区，都是生态条件脆弱、农业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仍的区域。西部山区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平原和丘陵地区。在西部山区的贫困乡村，耕地资源十分稀少，山地和陡坡也难以实现有效的灌溉，人地矛盾或者说人粮矛盾十分突出。传统上，这些地区通常是依靠林业和畜牧业来实现与农耕区域的粮食交换。在计划经济时期，“以粮为纲”的政策带来了大量的坡地开垦，不仅毁坏了森林资源以及传统种植的茶园等经济产业，而且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承包制条件下，耕地更加分散零碎，农业生产的成本高、产出低。在这样的地区，不合理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带来的经济效益低下和生态恶化，成为许多地方难以摆脱贫困陷阱的根源。

可以说，对于我国许多西部山区，乡村的贫困治理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森林、草场、湖泊等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和永续利用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这些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存在着突出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这更凸显了乡村社区自主性与能动性的重要。当然，政府的公共投入和制度供给是社区主导发展和社区自主治理的前提条件，我们不妨通过两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国家与乡村社区的角色区分。

六盘山的西海固地区是我国最著名的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广种薄收”，是黄土高原地区农民由来已久的农业经营方式，所谓“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解放前，这里已经是童山旷野的景观，当地民众难以温饱。解放后，西海固地区成为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地矛盾和人粮矛盾异常尖锐，当地人一直吃国家的返销粮度日，“吃不饱”是当地贫困农民生活的常态。尽管清末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单一的粗放農耕不适合当地的发展，应该“开水利、广树畜，通商贩”合理平衡农林牧比例。但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们大量开垦坡地糊口，人粮矛盾下，依靠地方力量的生态建设一直无法成功，粮食收获完毕之后，当地便到处是光秃秃的山头，寸草不剩。

这种难以维持温饱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末。进入21世纪，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使当地的生态面貌得到巨大的改观。具体而言，退耕还林政策是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实现了“用粮食换生态”。政策实施期间，当地的贫困村民家家户户都参与植树造林工程建设，出工者按人头发给面粉。在许多当地家庭的记忆中，挖“88542”植树造林的两个月，就挣够了家庭所需的粮食。在粮食盈余实现温饱的情况下，当地人实现了从粗放农业种植向种养结合的畜牧业的转型。同时，2007年之后，当地在较大范围地区推广了“地膜玉米”的农业种植技术，彻底改变了土地广种薄收的传统，玉米亩产达到1000斤左右。当地玉米种植只有一季，卖粮并不赚钱，农户就普遍用玉米养牛，通过卖牛来增加现金收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农户对于退耕还林政策和地膜玉米技术所产生的减贫效益评价极高，甚至超过了精准扶贫以来政府实施的危房改造、小额贷款以及各种产业补助的评价。对于黄土丘陵沟壑区这样的地域，生态建设和高效生态农业技术的引进是只有政府才可以提供的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农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便会自动地展开。“等靠要”与其说是某种根植于当地的贫困文化，不如说是生计脆弱下在贫困陷阱中苦苦挣扎的写照。精准扶贫之下，“争当贫困户”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当我们深入政策实践逻辑的细节便会发现，这一现象不过是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发生碰撞时所生成的“社会戏剧”。

目前，西海固的许多贫困村都已经实现了脱贫摘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生计脆弱性的持续存在。当地的农户依然是分散经营难以合作的小农，玉米成长期的干旱以及收获期的暴雨都会造成大幅度的减产，而玉米减产总是伴随着牛价的下跌。一户苦苦经营二十头牛的小康之家，一场大病便需要卖掉十头甚至更多。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下，当地人迫切需要找回社区组织的力量来抵御风险，降低脆弱性。然而在一个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农村的领导力供给极为贫乏。相比于基础设施的投入，乡村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中“软”的部分总是更难于着手。

再以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贫困山区为例，这里是中国南方的重点林区之一。自明代起，生活在清水江流域的侗族和苗族便“以林为生计”，形成了“靠山吃山、靠山养山”的生计传统。清代以来，随着人工营林业的兴起，这里形成了以木材为主的发达商品经济。苗侗民族在杉木种植中摸索出了“混农/混林”的技术经验，更发展出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的关于山林合作经营、边砍边造、持续利用的民间公共行为规范。

新中國成立后，天然林资源成为国有资源，而清水江流域人工林的历史属性也被忽视。产权定位的偏差，带来了森林资源的“哄抢风”和“分利风”，任何一级行政力量都可以滥伐森林，大炼钢铁时期，则大片毁林炼钢。国家对林区实行“高额税费”，层层下达税费指标，森林无法修养生息。计划经济时期消耗的大量森林资源，给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亏空，这种亏空需要林区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补偿，因此进一步导致了林区经济的贫困。集体林权改革之后，当地人开始种植油茶林、核桃林、楠木林等经济效益好的树种，并发展了林下经济。在对接大市场的过程中，苗侗人民长期传承的村落文化，合作议事的公共规则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许多林业合作社成为当地产业脱贫的重要主体。国家在产权安排上给予了合理的制度供给，清水江流域长期稳定的家族公共管理制度和民间习惯法等规范体系，则是保障当地人工林可持续经营与发展的基础。“合款”和“议榔”作为侗苗这两个民族地域的社会组织，成为推动共同参与基础上的社区共管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石。 [8]

综上所述，我国不同区域、不同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乡村贫困的形成，有着各自复杂的历史背景。精准扶贫背景下，以“贫困线”为基础的收入脱贫导向，以及政府轰轰烈烈的资源传递行动，往往使我们忽视了对特定地域与人文条件下致贫原因的深入分析和历史追索。有效的反贫困干预，需要建立在对“地方性”资源充分的了解之上，可持续的贫困治理，需要探索平衡国家的外源力量与乡村社区的内生自主力量。
在地治理与乡村建设

乡村贫困的脆弱性是长期存在的。在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过程中，国家不可能是唯一的力量。可持续的反贫困干预，必然要“回到社区”，并与乡村复兴联系在一起。乡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是历史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自然结果。西部乡村的贫困，实际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制度性的结果。我们需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分析贫困的形成，需要回到贫困乡村的生活脉络中，探索反贫困“在地治理”的可能性。

大规模的资源传递依赖于行政体制，但是，贫困治理的基础，却在于当地人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形成的道德契约和生计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乡村安全的传统网络。精准扶贫需要与乡村建设联系在一起，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和制度供给，都应当是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基于“在地治理”的反贫困需要国家与社区的双重力量，也需要探索这两种力量平衡合作与良性互动的制度框架。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于今天着眼于可持续贫困治理的实践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乡村建设的“整体观”。晏阳初非常强调县政和乡政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县政与乡政的功能，在于“勤求民隐，沟通上下”，必须对农村问题有“通盘”的认识。《农村建设要义》是晏阳初1938年在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上的演讲。他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只从自身职务出发，注重分工从小处用功夫，而忽视从全局整体性地看问题，他提出“农村的问题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推进农村建设必须彻底了解这有关各部门在农村社会中的状况。”[9] 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都将农村的扶贫工作作为“中心任务”，但是，后税费时代县乡政权本身的悬浮化及其部门条块分割，以及在资源传递中日益深化的技术主义倾向，都几乎完全肢解了乡村建设“整体观”的存在空间。基层干部为数据表格的精准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们更多地被看作是资源传递上需要被监督和考核的一环，而失去了沟通上下、整体治理的内在动力。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地方干部扶贫的自发动力，已经被当作一个严峻的问题被反复提出。

二是乡村建设在人而不在物。精准扶贫将国家对乡村的资源输入引向了高潮，但这并未改变农村建设与投入中长期形成的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大批的资金落地后，众多的特色小镇、产业基地、水利设施、桥梁道路建设纷至沓来，但如果这一切背后，依然是虽已越过贫困线，但脆弱性极高且分散疏离的农民群体，乡村建设便无法扎根，也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无可否认，强有力的“发展型政府”在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基础设施投资偏好，往往一提农村建设，首先想到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当下着眼于乡村复兴的乡村建设，其症结和关键依然在于“人的建设”。

什么是人的建设？晏阳初认为，人的建设在于“培养民力”，即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晏阳初将培养民力的根本拉回到“教育”，即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对于乡村建设而言，农村教育并不只是建设课堂聘请老师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精英与群众互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教育是“在地治理”的基础，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教育是作为“治理”的教育，是作为文化重建的教育。

以农业技术推广为例，当下扶贫产业的某项技术专利，通常被农业公司购买，成为农业企业经营的一部分，作为农业雇佣劳动力的农民则无需致力于习得技术。但是，真正在农村扎根的产业往往依赖于当地农民在地化的技术实作，这样的农业经营实践，会更具有适应市场需求的灵活性。作为生计教育的一部分，制度化的农业技术推广，可以融入到制度化的乡村建设中来。当下许多培育新农人的实践与生态农业的结合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這方面，可以参照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服务于大资本的农业技术转移之后，美国的农业大学重整了农业大学的学者与教师，参与到当地社区推广（engagement）的义务性实践，技术推广本身，也越来越从农民的视角和农民的需求出发，并最终与整体性的乡村社区建设计划相结合。 [10]

当然，“人的建设”的核心还是乡村组织的建设，这也是精准扶贫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目前，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外力的推动下，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农村合作组织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如何在合作组织中更突出对贫困者的包容性和带动性还需要更精致的制度设计和更深入的制度实践。同时，在乡村组织建设中更应注重梁漱溟所强调的中国乡村所必须的“人生向上”之意，乡村建设在于“让大家认识了彼此的关系，以求增加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互相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11] 在当下的扶贫实践中，不应只注重技术化的瞄准与规范化的监察，更不是对传统地方性文化的贬抑与革除，而是立足于在地文化资源的挖掘，重建集体的公共规范、社区认同与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作者：荀丽丽

绩效分析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论文 篇3：

大力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摘要：要顺利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项伟大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转化为大众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必须下大功夫夯实其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实践基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工程，必须从基础做起。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实践基础等三方面阐述笔者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们党在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新命题，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基本的就是推进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特别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大众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认真研究、正确理解和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并用它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伟大工程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然而，目前由于理论自身发展的滞后性使其还不能有效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表达时代的呼声，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及时的解释和应对；宣传上对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论证欠缺，理论捍卫的深度和强度不足；[2]实践中往往依赖权力和灌输，忽视民众的需求和反馈，实际效果较差。所有这些无疑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和混乱，导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淡漠，亟须下功夫夯实其理论基础。

首先要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无法显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我们必须树立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精神，反对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特别是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一批人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和事业来推进，扎扎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向深入，并在百家争鸣中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切实增强其理论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化不仅有利于实现大众化，而且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努力致力于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全社会掀起学习理论的热潮，培养全民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要鼓励和引导领导干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理论武装的表率，发挥其示范带领和辐射导向作用，这应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中之重。其次，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急需培养一批立场坚定、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使他们担当起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任务。大学生作为素质较高的群体，更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政治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参加社会实践并积极创新。第三，加强宣传教育，提升传播绩效。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活动，内容上坚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供求失衡”和“错位”问题；形式上坚持宣传途径、手段和工具的多样化原则,不断拓展理论传播的渠道和空间，创新传播方式，优化传播格局；风格上坚持通俗易懂、情理交融的原则，把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结合起来，融逻辑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为一体，方便群众对教育内容的接纳，增进其自觉实践的愿望。[3]通过宣传教育，让理论从书斋走近大众心灵，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健全科学的制度机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制度机制来保障是无法完成的。首先要建立明确的理论宣传普及责任制度，依据不同受众和不同区域，对理论普及的任务进行细化和分解，要求目标明确，措施得力，责任具体，进度适中；强化党委宣传部门的组织、指导职能，努力形成组织有序、运转顺畅、协调有力的“大宣教”格局；建立反馈机制，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坚持定期实际调研，及时掌握群众需求，了解各项目标任务的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方案计划，增强理论宣传的实效性；建构考评机制，将理论普及工作融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年度考核之中；根据各部门完成任务的情况，进一步调整考核内容，改进考评方法，努力调动各方面做好理论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

一种理论要实现大众化,必须具有掌握这个理论的主体的群众性。[4]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实践活动中具有自主性，他们不只是理论的主要学习者与使用者，在掌握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是潜在的教育者，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因此，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对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追求,是他们进行一切实践活动和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原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深层始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改革和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诉求,就能得到他们的积极参与、全力支持和热烈拥护。大众化不仅是群众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更是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信仰及运用的过程。党的创新理论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并运用，才能转变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掌握的群众越多，运用的越充分，这种力量就越强大，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就越持久。历史证明，我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和掌握程度，直接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的实现程度，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所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动员和教育群众，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普遍认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标。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关注群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使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满足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迫切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使由少数专家学者作为学问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大众手中的思想武器、精神食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以平等的身份教育人民，鼓励人民，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为少数人服务。[5]“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6] 864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以“改革成果惠及大众”，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获得大众的认可，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科学理论的“管用”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农民为重点。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广大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生力军，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农民的发展关系到全中国的整体发展。毛泽东曾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揭示了农民教育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没有对广大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他们认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大众化”。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农民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新需求日益迫切，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信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如果不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其他文化就会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以农民为重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上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渴望发展这一最大关注点，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的现实生活实际紧密结合，以农村为什么要科学发展、如何才能科学发展为中心，以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切入点，努力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帮助干部群众认清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解疑释惑；在方法上要切合农民的文化水平、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习惯，善于利用各种农民熟悉和乐于参与的载体和阵地，通过文艺演出、致富典型事迹报告会、农业技术推广会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来宣传和普及理论；充分调动“土专家”、乡土人才等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理论宣传普及中来。

三、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

科学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的。理论被群众理解得越深刻，在实践中贯彻得越深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体现得越充分，其生命力就越旺盛。如果只停留在“大雅之堂”，束之于高阁，那么它的生机和活力就会枯萎。马克思主义只有满足实践的需要，实践才会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生命。因此，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逐步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关键的是要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践不但是加强党员个人党性修养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不断巩固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合法性和科学性的历史实践。[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新目标，坚持用时代发展的眼光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完善自己，不断将党建工程引向深入。近年来在党内开展的“三讲教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既是党建伟大工程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勇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不断夯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重要的是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人们思想认识的一种飞跃和升华,其源泉在于人的能动的、自觉的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第一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途中，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扬弃伟大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将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更高水平。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要求，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前者要求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生活智慧,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后者则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大众的精神需求,使马克思主义由少数专家的书斋式研究转变为大众的思想武器。我们既要重视“从群众中来”,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积极性，又要重视“到群众中去”,让群众将内化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实践。[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转化为大众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核心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旨归。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三贴近”原则，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立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注重将理论研究和宣传同我国当前实际、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善于运用科学理论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解答人们思想的新问题、新困惑，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真正做到关注民生、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并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凝聚人心、塑造心灵、坚定信仰，充分焕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感召力，为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总之，扎实的理论基础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靠前提，广泛的群众基础凝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物质力量，深厚的实践基础锻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动力。只有大力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三大基础，才能在中国大地上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2]马惊涛，李永枝.契合与选择——传播视域下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J］.理论导刊，2010，（2）.

[3]李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析［J］.毛 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7）.

[4]韩庆祥，杨振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及其实 现途径(2)[N].光明日报，2009-08-08.

[5]宋业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独特贡献 [J].理论导刊，2010，（2）.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平章起，宁静.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 和基本经验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

[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户新民,曹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