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税收政策论文

2022-04-23

[摘要]在新形势下,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长期看,发展低碳经济将为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广阔空间。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分析,提出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结构调整税收政策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经济结构调整税收政策论文篇1：

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战略举措。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动力，能否有效地发挥金融的功能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一、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薄弱环节

(一）金融信贷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由于受制于资金趋利性等因素的影响，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偏重经济的供给即生产方面，目标客户偏重于大项目、大企业和大客户，经营区域偏重于大中城市和发达县域。而对经济的需求即消费方面、中小企业、一般性客户和贫困县域信贷投放不足，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经营导向导致信贷资源配置不均衡，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二）欠发达地区信贷资金供给不充足。目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商业银行缘于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信贷权限上收、资金外流严重等因素，信贷服务功能锐减，不少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已退出县域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发挥不充分，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作用乏力。邮储银行信贷业务的初步启动，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一度成为农信社“一支独大”的局面。因农信社实力不强和有限的信贷资源供给，难以满足数量众多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庞大的信贷需求，一定程度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

(三）金融机构信贷经营模式不完善。在客户选择上，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上一直推行统一风险偏好，用同样的尺度、标准、条件来选择客户，这必然导致信贷资源过度投向发达地区和重点客户，贫困地区和一般性客户信贷投放不足；在方式结构上，金融机构为规避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信贷的投放时更加看重抵押物，而向拥有高信誉度、优质抵押品的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和部分重工业集中投放，而缺乏合格抵押品和透明度差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依然较难；在信贷审批上，商业银行普遍建立集权式的信贷管理模式，贷款权和审批权逐步上收到总行和一、二级分行，总行和省行的直贷规模不断扩大，多数基层行特别是县支行仅有小额存单质押、个人消费信贷和门面抵押贷款审批权，且金额不大，严重制约了对地方经济的信贷投入。

(四）金融激励约束机制不相适应。近年来，金融机构一直比较偏重从总行到一线网点纵向上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譬如，金融机构层层考核存贷款新增量，并与高管人员的政绩和员工绩效工资挂钩考核，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必然导致各级金融机构对信贷资源的区域调整产生抵触情绪，甚至相互之间的割裂对立，使各级金融机构无法通过信贷结构的区域调整来有效支持经济结构的区域调整。同时造成金融机构存在“抓大放小”的思想认识，热衷于大项目、大企业和大客户，对额小、面广、量大、收益低的个人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不高。

(五）信用和担保体系不完善。当前，许多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缺位，财务制度不健全，报表数据不真实，普遍存在“上报政府产值高、上报税务销售少、上报银行效益好”的现象，不仅影响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而且制约到中小企业贷款难。同时担保体系不完善，突出表现在担保行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再担保缺失、风险控制能力较弱、担保放大倍数偏低、担保费用偏高、融资能力不强等，无法满足成长型中小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

二、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一）积极调整信贷经营导向。金融机构要充分看到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重大变化，积极顺应宏观调控导向和市场变化走势，积极调整信贷经营导向，做到信贷经营战略从偏重满足供给方面的信贷需求转向满足供给和消费两方面的信贷需求，客户战略由偏重于大项目、大企业、大客户向大中小企业、高中端客户和一般性客户并重转变，区域战略由偏重发达地区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转变。

(二）不断完善信贷业务经营模式。一是在客户选择上，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风险偏好和客户筛选的策略，在尽可能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对贫困地区和一般性客户的信贷投入，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增长。二是方式结构上，要积极顺应产业转型要求，创新贷款担保理念，进一步淡化“典当”意识，更加注重客户的第一还款来源，只要第一还款来源充足且有发展前景，即可在提供有效担保的基础上给予积极支持。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小企业联保贷款业务和存货、林权、专利权抵押业务，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基金，扩大补偿范围，推动省市县三级担保体系整合，进一步增强担保实力，扩大担保范围，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中小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三是在信贷审批上，对受宏观经济变化影响大、经营地域分布广、基层分支机构难以把握控制风险的大项目、大企业、大客户，实行总行、一级分行集中审批。对经营局限于一地、贷款金额小的中小企业以及消费信贷，实行分层经营管理，上级行可通过加大检查频率、不良率控制等手段促进经办行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信贷业务，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三）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要统筹配置信贷资源，优化信贷资金投向，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把保增长建立在调结构的坚实基础上，以增量调整促进信贷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是加大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重心要放在支持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上。二是加大支持扩大内需的力度，重心要放在支持扩大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上。三是加大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重心要放在支持县域和落后地区加快发展上。四是加大支持企业规模均衡发展力度，重心要放在支持小企业加快发展上。

(四）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金融机构要根据所在区域经济增长态势、信贷需求特点，制定合理业绩评价标准，促使各区域金融机构顺应宏观政策导向来发展业务，避免出现抢贷款占规模的现象。要针对不同类型客户，制定不同的激励约束政策，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制订有别于大项目和大企业信贷营销的绩效考核办法，切实保障客户经理的物质利益，解决“不愿贷”的问题。对严格按照信贷操作程序发放贷款，信贷人员已尽职尽责的，若因不可抗因素造成贷款风险的，要免予责任追究，充分调动客户经理营销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的积极性，解决“不敢贷”的问题。

(五）持续增进金融活力。一是深化农信社改革。要通过采取资产注入、资产置换、引进战略投资者、溢价发行等手段并用的方式，调动多方面资源和积极性化解历史包袱，尽快达到农商行的组建条件，进一步增强农信社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实力，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充分运用银监会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地点放宽至地市、发起人放宽至资产管理公司、单户贷款控制比例放宽至10%的有利政策，引导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银行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激活作用、示范作用和桥梁作用。三是推进金融资源均衡配置。金融机构的发展规划、网点布局和信贷投入要加大向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倾斜，消除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实现乡镇以上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全覆盖。同时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向下延伸机构和服务，不断扩大对县域经济服务的覆盖面和辐射面。

(六）建立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激励机制。一是全面落实涉农贷款奖励制度。根据《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严格考核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对于考核达标的金融机构，要坚决兑现。二是完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贷款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要加强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的贷款给予风险补偿，并实行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资金流向。对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较好的金融机构，给予适当税收优惠，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动性。三是创新差别化的结构调整政策。建议制订实施结构化信贷规模控制政策措施，规定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中投向消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县域、欠发达地区等薄弱环节的比例和规模，对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大的金融机构，给予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优先给予再贴现等，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的能动性。

(七）加强信用和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快推进征信体系建设，推动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发展，取消不合理的歧视政策，引导企业和个人诚信守法，培育良好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要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多元投入、市场化运作”的原则，积极扶持、引导、鼓励组建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培育和促进各类担保机构向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省十堰市农村信用联社)

作者：陈静

经济结构调整税收政策论文篇2：

低碳经济下财政政策的研究

[摘要]在新形势下,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中长期看,发展低碳经济将为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广阔空间。本文通过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分析,提出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政政策

过去二三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我国能源消费产生的CO2占我国CO2排放问题的75%,中国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一直居世界前列,在1990年—2001年,我国CO2排放量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目前,我国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已位居世界第二;预计到2030年,我国CO2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谋求全体中国人的福祉,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的客观要求,能源消费和相应CO2排放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呈较快增长趋势,是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反映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碳排放空间。因此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在当前中国显得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面临巨大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这就迫使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模式,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低碳经济财政政策的运用以及特征,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以更好地服务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践。

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1.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难以改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对重工化产品形成巨大需求,从而形成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据相关预测,能源消费在短期内将延续加速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以上。从能源消费结构看,我国煤炭消费比重过高。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所占比率高达69.5%,而发达国家大都不到20%,致使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明显。因此,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在解决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严峻形势,任务也十分艰巨。

2.产业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产业机构仍然很不合理,耗能大、污染重的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在增加,耗能低、污染少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第二产业。200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6%,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为46.8%,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为40.1%,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建筑业比重为6.7%,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为42.6%,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业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也使得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3.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而我国在低碳经济方面的技术研发仍比较薄弱。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强大的资金投入,而我国低碳技术项目主要是依靠政府的临时拨款和政策贷款,或者是国际机构的贷款或捐款,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此外,金融机构对低碳项目的支持也不够,许多银行不选择低碳项目融资,即使选择,贷款数量也很有限,未能满足低碳技术研发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有限。尽管也曾出台了一些与低碳技术研发有关的优惠政策,但随着体制的变革以及机构的变化,一些政策名存实亡,未能真正实施。

二、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1.健全财政投入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健全财政投入政策,加大财政预算资金投入是促进发展低碳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财政预算安排中,形成稳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方面的投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新能源产业和低能耗产业的发展建立财政预算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2.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给予财税支持

企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要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给予财税支持,鼓励其发展,并吸引其他企业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健全鼓励企业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奖罚财税政策,强化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其次,完善促进低碳技术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最后,合理运用关税手段,保护国内环境和资源,提升国内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3.健全环境税收政策,确保环境资源有偿使用

我国应进一步健全现行税制,调整税收政策,加快研究开征环境税、碳税等新的环保税种,确保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一是要增设使用后可能污染环境的产品的消费税税目;提高征税标准,按稀缺程度不同相应提高单位税额,对非再生、稀缺性强的资源要课以重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二是研究开征碳税。开征碳税对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发展有明显作用,应抓紧研究,在适当时候开征碳税。三是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国家应从有利于环境治理的技术进步,有利于环境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设计开征环境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4.完善政府的低碳采购制度

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低碳采购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对环保节能产品的支持力度。首先,完善政府采购的立法及实施机制,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采购对环保产品的支持,规范采购实施过程;其次建立绩效考评机制,把政府机关对环保产品采购的评价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中,强制政府对环保产品的采购;最后,要扩大政府低碳采购产品的范围,扩大政府环保产品采购的引导和示范效应,引导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低碳消费活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和政策建议[J].中国发展观察,2009(8)

[2]宋德勇卢忠宝: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9(3)

作者：王宝富

经济结构调整税收政策论文篇3：

论以税收优惠促进社会就业的政策误区

摘要：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我国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阐述了我国失业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税收对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了税收优惠对促进社会就业的局限性和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税收优惠

如何积极有效地促进社会就业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自然也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就业的使命。近年来，有论者建言献策，主张以税收优惠来促进社会就业，并进而开出了扩大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增加税收优惠税种、提高起征点和扩大免税额以及延长税收优惠期限等“药方”。税收优惠对于有效促进社会就业，究竟是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呢？笔者拟就此谈几点个人之浅见。

一、我国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

要想有效地促进社会就业，无疑就要搞清失业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然后方可“对症下葯”。所谓失业，就是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丧失了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资格和条件。失业现象就其本质而言，是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而不能有效结合的状态。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零失业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合理的目标。失业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等待性失业两种。由于劳动力找到一份最适合自己个人技能和爱好的工作需要时间，于是就出现了摩擦性失业；而当实际工资保持在使劳动供求均衡的水平之上时，等待性失业就产生了。不幸的是，无论是摩擦性失业还是等待性失业都不容易减少。具体到我国目前的失业状况而言，究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目前，我国还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快速增长阶段，相对于我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而言，劳动力供给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大大超过劳动力需求，形成绝对剩余劳动力，所以客观上不可避免地造成失业压力日渐趋强的局面。

（二）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阶段性变化，进入了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时期。一方面，由于城镇化建设，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形成了对城镇就业市场的巨大冲击和挤压。这就导致了原来农村的隐形失业向现在城市的显性失业的转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又极大地刺激了资本投入，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挤压和排斥了劳动力的使用，出现了“设备进厂，工人出局”的现象，进而导致了自动化程度和失业水平同步提高的局面。

（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把多余低效的劳动力释放出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加强竞争力。于是，失业也就成了社会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至于那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停产、破产的企业则更是对失业率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又进一步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得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种种努力举步为艰，收效甚微。

通过对我国失业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固有的特点，主要包括：

（一）我国失业问题的产生具有浓重的历史及政策因素的背景。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绝对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改变，并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肘因素。就业压力巨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局面会导致不同劳动力选择余地越来越小，其权利保障越来越困难的状况。

（二）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而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剧了下岗失业增加和用人就业萎缩并行的态势。就业弹性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水平的相应提高。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不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减轻或消失。

（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加剧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高素质、高技能、懂业务、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化少、技能低、素质差、年纪大的弱劳动力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败北而走向失业。据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在全国70个大中型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在失业时间超过18个月（国际上公认的长期失业时间标准）以上的失业者群体中，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约占72％；未受过专业化培训而无一技之长的约占61％；年龄在45岁以上的约占56％。

二、税收对就业的影响

税收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和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对就业水平的高低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失业问题即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中，税收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两个方面。

（一）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般来说，税收对增减人口的社会劳动供给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对劳动者的劳动努力程度会产生一定影响。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劳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征税后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迫使其为维持既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而减少乃至放弃闲暇，增加劳动时间。替代效应是由于征税使劳动和闲暇的价格对比发生变化，劳动收入下降，闲暇价格降低，促使人们选择闲暇替代劳动。如果是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征税对劳动供给会产生激励作用，促使劳动者增加劳动；反之，如果是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征税对劳动供给就会形成超额负担，劳动者会选择闲暇替代劳动，以减少劳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劳动供给已超过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并存在一定失业率的情况下，对劳动所得征税（增税）而产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非常弱的，而且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征税（增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可能产生替代效应。

（二）税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税收影响劳动力需求，主要是通过调整税种、变动税率以及改变税目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就业水平来实现的。同时，税收还可以充分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并结合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税收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也有着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和劳动市场状况，利用各种税收政策，对不同要求的劳动岗位的需求进行调整，以最低限度地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不难看出，税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然而我们不可忽略的是，税收虽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的发展会受到政策、投资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性需求。因为雇主需要多少劳动力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其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受市场对其提供的商品与劳务需求的影响。因此，征税的结果并不直接作用于劳动力的需求。所以，税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既非直接性的也非决定性的。我们尤为需要警醒的是，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关于税收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是从劳动供给曲线入手的，重点是分析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抑制作用。这些分析是基于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的现实进行的，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绝对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形势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西方经济理论只能当作我们解决就业问题的参考，而决不能作为依据。我们并不否认，税收是影响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现实中，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是一个经验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三、税收优惠促进社会就业的效应分析

（一）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要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政府就必须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确保各产业平稳、均衡、协调发展。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其优惠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导向，而不能孤立地以某一个别目标为“指南针”。一些学者认为，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可以吸收、接纳较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主张税收优惠应尽可能地向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倾斜。笔者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第三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用人要求、条件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质的改变，早已今非昔比。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在第三产业中，能够以税收优惠促进就业明显增长的行业极为有限，仅仅是科技含量低但弹性需求较大的劳动密集型终端服务业。那些把第三产业简单等同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错误观点，必然会降低税收优惠的“含金量”，导致税收优惠产生“优”而不“惠”的结果。所以，试图通过单纯给予第三产业税收优惠以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就业增长的政策，其最终效益将是极为有限的。至于中小企业，由于其生存力和竞争力较为有限，在宏观经济面没有较大变化时，其总体大致会保持现有的规模和水平，难以产生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给予税收优惠，其主要目的在于“养鸡下蛋”——涵养税源，绝非单纯促进社会就业的目标。所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只能作为增加就业需求的有益补充，而不能当成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相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还将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发动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一直是居高不下。不仅于此，制造业还吸收了近一半的城市劳动力，并已成为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水库”。所以，片面地对第三产业予以税收优惠，会对制造业等其他产业产生巨大冲击，进而打破产业间的平衡，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协调发展产生扭曲效应，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二）不利于企业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是各国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按照经济学分析，经济的增长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率高低和失业率高低呈反向关系，即经济高增长往往出现低失业，而经济低增长则常常伴随高失业。于是，有许多学者以美国经济学家A·奥肯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用以说明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经验规律——奥肯定律（Okun’slaw：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失业每减少一个百分点与实际GDP增长提高两个百分点左右相关。）为依据，提出以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企业税负，刺激经济发展，进而带动社会就业的增长。而笔者认为奥肯定律的实效性和合理性在今天须大打折扣。因为它假定人均产出国民收入的劳动生产率不变，总需求扩大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与就业水平提高才是同步、同比例的。但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是以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支撑点的。21世纪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科技创新的速度、方向来决定经济的成败和企业的命运，所以大力促进科技进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是科技进步会引发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而对社会就业产生抑制和排斥，无助于解决目前的失业难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新型科技进步。它会提高生产效率，使原有的工作量只需较少的人员来完成。企业要降低成本，追求盈利，自我发展，就必然要减少员工，增加失业。另一方面是创新型科技进步。它会细化社会分工，从而形成新型产业，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新型产业虽然增大了劳动力需求，但它需要的劳动力，素质高、技能强、业务熟、年纪轻，而从企业中被淘汰出来或从被淘汰企业中游离出来的大量职工，即目前失业群体中的“主力军”，则由于文化少、素质差、技能低、年纪大而很难甚至不可能进入新型产业，所以也就谈不上切实减少失业，促进有效就业。由此可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以科技进步为“引擎”的企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挤压和排斥了劳动力的使用，降低了就业弹性系数。可见，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必然带来高的就业率。近年来，我国所呈现的经济增长率保持高位运行而就业弹性却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的局面，正是说明，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就业水平绝非简单地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受到就业弹性系数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就业弹性系数也绝非税收所能决定，而要受到产业结构、城镇化程度、企业规模和劳动者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衡。对于企业来说，企业间的竞争与其说是产品的竞争，还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但目前的税收优惠是以减免税为诱因，将解决就业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安置劳动人口的过程。而需要安置的就业弱势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成员不仅文化少、技能低、素质差、年纪大，而且思想僵化、观念守旧、不思进取、依赖感强。可想而知，企业若要享受税收优惠，则必须要（被迫）招雇“劣质”劳动力，其结果必然是效率丧失，效益减少。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税收优惠，以牺牲效率与效益为代价来促进社会就业，显然不利于企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三）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建设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中的劳动力就业，主要是以政府计划分配、统一安置等行政形式实现的，因此，一些学者至今仍习惯性地认为，促进社会就业就是意味着政府应以行政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方式包办就业，促进社会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自然也理因如此。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是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失业是客观存在的，而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呈现的自然失业率偏高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既不能惧怕它，也无须回避它，而是应当以理性的目光正视它，分析它，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职责与分工，运用综合手段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建设，充分完善劳动力市场，维护和尊重劳动力市场机制，引导劳动者自主就业。纵观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在追求充分就业的过程中,其政府皆不约而同地将努力的重点置于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方面,力求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发市场的效率机制,进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就业.而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并引起剧烈的社会变迁的今天，以促进社会就业为目的的税收优惠政策却以牺牲公平和效率为代价,抛弃了税收中性原则,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破坏或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建设。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缺憾和低效已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传递和劳动力资源的流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使绝大多数劳动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各类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促进社会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利于建设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市场功效，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引导劳动者自主就业。事实说明，税收优惠的激励机制并不能切实地激发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机制，自然也就难以有效地促进劳动力就业。

综上所述，实践证明，以税收优惠来促进社会就业的政策不符合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所以，也就不能也不应作为促进社会就业的长效机制来加以确立。由此可见，税收优惠，决非促进社会就业的“灵丹妙药”。

参考文献：

[1]N.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Fourth Edition)．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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