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我国预算体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的职能范围是确定两种预算运行区间的依据。由于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性质、职能、活动领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必然决定了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区间。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研究论文 篇1：

利率市场化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

摘要：参照Tsung-wu Ho（2001）假设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是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模型的数值波动模拟显示，均衡利率上升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减小产出和通胀面对技术冲击、财政与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脉冲响应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短期内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均衡利率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政府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挤出效应增强，但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短期内政府支出冲击反而能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长期内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并没有明显增强。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财政政策效应；脉冲响应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即将迎来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存款利率市场化。纵观近20年的改革历程，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目前，先后完成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票据市场转贴现利率、国债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贷款利率管制也于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目前仅剩下存款利率仍处于管制之中。2014年11月22日，中央银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加速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利率水平影响，盛朝晖（2010）研究表明，在名义利率资料比较完整的20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名义利率上升，仅有5个国家名义利率下降；在实际利率资料比较完整的18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实际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只有1个国家的实际利率因宽松型货币政策出现下降。[1]金中夏（2013）研究指出，随着均衡存款利率的上升，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显著提高。[2]但其研究框架未包含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均衡存款利率上升其有效性会如何变化呢？这一问题国内还鲜见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政府支出对居民福利有较大影响。因此，研究利率市场化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解决该问题的难点有两个：一是模型的构建，因利率市场化为政策性改革，引起联立方程组中具有经济意义的参数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卢卡斯批判，所以传统的计量模型很难解决该问题。二是对政府支出一般都是作外生化处理，很难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当政府购买作为内生变量处理时，利率市场化改革会对政府购买的政策效应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拟将突破以上两个难点。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很好地避免卢卡斯批判问题，参考Tsung-wu Ho（2001）[3]的分析框架将政府支出的目标定位于居民效用最大化，以此来内生化政府支出。故而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引入政府支出的居民效用函数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并解释利率市场化后名义利率上升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模型构建；第四部分对数据进行简单说明并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与估计；第五部分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和脉冲响应分析，数值模拟分析利率变动对经济结构及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脉冲响应分析政府支出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回顾

关于利率市场化对财政政策效应的文献较为鲜见，有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方面的文献较多，下面从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叙述。

研究结论上，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一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代表性成果有Burnside（2004） [4]、McGrattan & Ohanian（2006） [5]、王明成和尤思梦（2013）[6]、张延（2010）[7]等。另一种观点则否认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甚至存在挤入效应，代表性成果有Linnemann & Schabert（2006） [8]、Gali et al.（2007） [9]、贾松明（2002）[10]、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11]、张龙和贾明德（2008）[12]、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13]等。学者们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的主要理由有：（1）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减少企业的投资。（3）如果政府的支出是靠税收增加的，那么表明私人部门的投资将会减少；如果政府不靠增加税收来提高支出，那么意味着政府借款增加，这样同样会减少私人部门可借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学术界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不存在挤出效应主要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借贷资金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第二，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代替，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第三，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具有扩张效应。

研究方法上，过去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如马拴友（2001）通过IS—LM曲线来推导财政政策乘数，估算出中国1983—1999年间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为2。[14]郭庆旺等（ 2004）也在IS-LM的分析框架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15]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开始采用宏观结构模型、结构VAR模型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定量分析。如李生祥和丛树海（2004）通过建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16]对于IS-LM模型和宏观结构模型的缺陷，早在 20 世纪70年代就受到Lucas的批判，他认为结构性模型的参数会随着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无法用于政策分析（Lucas，1976）。[17]受卢卡斯批评的影响，宏观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包含理性预期和跨时最优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成果，Sims将向量自回归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学。所以最近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VAR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8]还有一些学者也用该模型进行研究，如Blanchard et al.（2002）[19]、刘金全和梁冰（2005）[20]、李树培和白战伟（2009） [21]、吕光明（2012）[22]等。由于VAR类模型缺乏DSGE模型所具有的微观经济机制，因此近期有不少学者采用DSGE模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如黄赜琳（2005）利用DSGE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RBC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存在挤出效应。[23]目前，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财政政策研究较多，如Cogan（2010）[24] 、Christiano et al.（2011）[25]等。

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假设条件和使用的模型不同存在差异，随着经济模型的不断发展，而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已成为主流，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将财政政策内生化，试图能够反映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进而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于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本文充分考虑了这一宏观体制因素，参考Tsung-wu Ho（2001）的方法将政府支出加入居民效用函数中。

（一）居民最优行为

居民从私人支出、提供劳动和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效用。居民在将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当作给定的情形下，决定消费需求、债券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

分别表示居民消费需求、居民休闲时间、政府支出需求、政府的消费需求冲击、居民投资、期末资本存量、期末持有债券、居民上缴一次性税收、居民提高的劳动、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模型参数δ、β、φ、γg分别表示资本折旧率、居民效用贴现率、闲暇与消费的边际替代系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边际替代系数；式（4）为跨期居民生存期预算约束条件，它包括居民现金收入、金融资产、最终产品支出、金融负债税收支出；居民的现金收入主要包括劳动力工资ωtnt、资本租金收入rktkt-1和企业利润专业Πt；金融资产为期初实际政府债券余额Rtπtbt-1；居民最终商品支出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支出；金融负债包括期末债券余额bt；此处通货膨胀定义为πt=PtP（二）企业部门最优行为

1.最终品生产企业

竞争性的代表性最终产品企业投入yit单位的第i中名义价格为Pit的中间产品，生产技术的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

其中，θ为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

最终品企业面对市场既定的价格Pt，选择中间品投入数量来最大化其利润，并受到生产函数的限制，一阶条件为：

上式即为中间产品i的需求函数，一阶条件中的θ也可以理解为每种中间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它反映了中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大小。由于最终产品市场完全竞争，在均衡条件下利润为0，从而可得到t期价格水平满足：

2.中间产品企业

假定中间投入产品的生产是垄断竞争的， 垄断竞争的中间投入品生产企业生产有差别的中间投入品， 它们有同样的生产技术，其生产函数为：

其中，ki，t-1，nit分别为生产中间产品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力；zt为技术水平。

中间品厂商为了选择最优的定价和要素需求，需要拆分为两步来考虑：成本最小化和最优定价。

假定所有中间品企业面临的工资率和资本边际成本相同，企业的总实际成本最小化：

企业i在生产函数约束下最小化实际成本，消去拉格朗日乘子，得到：

并得到实际边际成本为：

从上面式子可以看出，由于所有的企业在同一期面对相同的工资、租金和技术，因此所有企业在同一期的边际成本是相同的。

另外容易得到：

式（12）（13）为中间品企业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

由于中间产品生产是垄断竞争的，垄断竞争的企业有一定的产品定价能力，这样就可能产生价格粘性。接下来我们引入新凯恩斯主义的名义价格粘性，假定中间产品企业定价方式为Calvo（1983） [26]的交错定价形式，在每一期，只有1-ρ比例的企业可以获得最优化价格，其余ρ比例的企业保持上一期价格：Pit=Pi，t-1

当中间品厂商能够制定价格时，会将价格持续概率考虑在内。能够在第t期选择价格的中间产品企业i，选择价格P*it 最大化利润得到：

由于所以能够确定价格的中间品企业有相同的边际成本加成，因此在每个时期，P*it 对于所有能调整价格的企业相同。

假定调整价格的厂商中有1-ζ比例的厂商遵循前向行为的拇指法则，剩下的厂商遵循后向预期法则， 得到：

t分别表示通货膨胀率、预期通胀、实际边际成本对各自稳态的偏离，参数ρ、ζ、β分别表示保持价格不变比例、后顾性定价比例和贴现因子。

（三）政府和中央银行行为

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合并为一个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本文不考虑货币需求，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以及发行债券为政府购买gt融资：

政府部门选择支出以最优化社会福利，并受约束于预算约束和私人部门的边际条件。现在考虑政府最优支出问题，假定政府希望在决策中考虑到居民户的最优条件，并受这些条件约束。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可实现条件得到居民户对政策决策所施加的约束，该条件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

将资本以及债券的收益率代入居民户的预算约束（4）中，得到：

将上式向前求解得到居民户的跨期预算约束：

利用居民消费和劳动的一阶条件，式（19）可以写为：

上式为可实现条件，在t时刻，该式的左边是前定的。

由于可以从居民及政府的预算约束中得到经济体的资源约束，政府的问题可以表达为：在可实现条件式（18）和经济体资源约束式（17）的共同约束下最大化居民的跨期效用。利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可以得到：

式（22）说明，政府在经济总体资源约束下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消费与居民消费成比例关系，在没有政府支出需求冲击情况下，比例系数为γg。

假设货币当局主要依据一个典型的Taylor规则来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分别反映了利率调整的平滑程度、利率调整对于通胀预期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在调整利率时，不仅要考虑通胀率和产出的变化，而且为避免利率的大幅波动对经济的影响，还考虑利率的平滑作用，这样利率的调整具有一定的惯性。

四、数据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的选取与初步处理

本文模型中的参数分为两类：一类为反映模型稳态特性的参数，另一类为刻画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前者主要采取校准的方法来估计，后者主要采取贝叶斯估计。

模型校准过程主要是利用现实中可以观测到的宏微观经济数据的平均值以及参考其他学者的文献。模型部分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由于本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政府购买冲击，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的“奇异性”问题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观测变量拆借利率、产出和通货膨胀来进行贝叶斯估计。陆军和钟丹（2003）[27]、马晓兰（2005）[28]认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能反映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本文数据样本区间选取1996年第1季度到2013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EIC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等。数据处理过程是：首先利用定基通货膨胀率序列计算得到实际的产出。然后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和HP滤波处理，从而得到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部分的时间序列。

（二）基本的参数校正及贝叶斯估计

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

本文首先利用校准法得到模型参数值，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结果解释、分析和预测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长期均衡存款利率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的宏观计量研究方法相比，通过校准获得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参数值可以避免因结果性改变所导致的Lucas批判。所以本文的模型参数值并不会因利率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而发生变动。参数rg可以理解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比，从图1来看，中国最近几年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比重基本在0.36左右。同大部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一致，表1总结了模型校准后的部分参数值。

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参数贝叶斯估计法能将样本信息和非样本信息结合。使得参数估计值更贴近模型的经济含义。利用贝叶斯法估计时，考虑到分布的一般性和参数的经济含义，参考刘斌（2008）的方法[29]，对各先验分布的假定，通过估计得到表2的估计结果。

多变量诊断统计量主要包括各估计变量对应的一阶矩、二阶矩和三阶矩，从图2来看，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上图的两条线重合，表明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因为随着模拟次数的增加，度量指标相对稳定。

3.部分变量的稳态水平计算

利用稳态式求解得到表3的模型稳态水平值，得到的消费占比、投资占比与政府支出占比与刘斌（2008）的结果基本一致。

五、模型数值模拟和脉冲响应分析

（一）模型数值模拟

表4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下模型稳态水平

表4总结了根据模型参数值及稳态式所计算出的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下的宏观经济稳态水平。根据表4的结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利率上升的长期宏观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际价格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存款利率（在通胀稳态为1时等于名义存款利率）和企业资本边际成本。二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名义存款利率上升通过提高企业资本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有利于调整中国宏观经济结构。

（二）经济变量面对外部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时的波动模拟

表5总结了在不同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模型面对相同的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时，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情况。根据表4显示的模型数值模拟结果，随着名义存款利率水平的提高，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逐步下降，总体而言，产出的波动下降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名义存款利率上升有利于降低中国宏观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波动。

（三）脉冲响应分析

从图3、4、5来看，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但是短期内产出增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总需求的上升，从而使产出增加。但政府支出的增加引起通胀的上升和利率的上升，随着利率的上升，居民消费减少，企业的资本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的资本需求降低导致投资减少。

均衡利率的上升，使得消费和投资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时的初始反应增强，即挤出效应增强。相对而言，对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产出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却出现了挤入效应增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产出的初始反应增强。主要是因为外生冲击的变动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变动，还同时受到总产出、投资和消费稳态水平的影响。正是由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会同时引起投资占比的下降、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占比的上升，使得均衡利率上升时，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挤入效应增强。这也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稳态名义存款利率水平上升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支出增加能在初期增加产出，但是其增长效应时间较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时间短，因此第5期之后产出为负，但是负效应并没有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而显著增大。

六、结论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二十年前已经提出，对改革的必要性也取得共识，但其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还较少。本文将政府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居民效用函数中构建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政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居民效用最大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1）纳入财政政策框架的模型显示出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2）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均衡利率的上升会引起消费和投资对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增强，相对而言，对投资的挤出效应较大。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实也是一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迫使投资结构发生改革。

（3）均衡利率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财政政策在居民效用最大化目标下更能在短期内有效地刺激产出。

本文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财政政策效应方面研究做了一个尝试，并没有将政府支出细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财政政策手段需要进一步细分，解决该问题可能需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将政府财政政策细分，如划分为税收支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等，以此来更深入地讨论该问题。另外，用均衡利率上升来测度利率市场化，同时从利率波动上升角度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也是下一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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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小文　章上峰

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研究论文 篇2：

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运行区间比较

[摘要]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我国预算体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的职能范围是确定两种预算运行区间的依据。由于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性质、职能、活动领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必然决定了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区间。文章在归纳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区别的基础上对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结构及其规模进行分析,以期对二者的运行区间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运行区间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财政框架下的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08BZZ037)阶段性成果。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满足国家行使政治权利需要的财政分配行为——公共财政和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的财政分配行为——国有资本财政并存于国家财政这一统一体内。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两大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预算体系,即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两种财政依据的权能和职能范围存在差异,因此,两种预算在收支结构上也各不相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区间。

一、两种预算运行区间的理论分析

所谓财政的运行区间,实际上就是指财政发挥其职能作用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财政运行的活动区间与规模区间。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有着不同的职能,这也决定了二者的作用范围是存在差异的,相对应的,两种财政预算的收支结构也各有侧重。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在我国公共财政的提出也是在讨论“市场经济”的财政职能范围时提出来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大一统”财政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上的经济主体依据市场价格信号,自发从事经济活动,社会资源在此过程中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但市场经济仍存在诸多市场无法有效配置或正常发挥作用的场合和领域,即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及其财政插手加以解决,否则社会经济体系将难以有效运行,因此,公共财政是以“市场失灵”为构建起点。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非盈利性财政,市场失灵领域是其活动的基本范围。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公共财政预算的收支范围应是面向所有企业。

公共财政是国家以政治权力行使者身份而参与的财政活动。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还以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国有经济的运营,由此形成了国家财政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从性质上说,国有资本财政是以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从形态上对全社会的国有经营性资产及国有资源进行宏观经营管理。这种宏观经营性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资源配置活动来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它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使国有经济适当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财政作为一种政府分配行为,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的一种主要手段,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去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以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国有资本财政的活动范围是以国有经济为界的,它存在于市场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有效领域,是一种内在于市场的分配行为。相应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也是面向国有经济的,是以实现宏观盈利性为活动目标的。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各自的活动领域和收支方向如表1所示:

二、公共预算的运行区间分析

在明确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后,就可以对二者的运行区间进行相应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为国家行使职能,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财力保障,又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手段。公共财政的收支规模直接关系到政府配置资源的力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特别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收支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社会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财政规模过小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难以对国民经济实施正常调控,导致国民经济无序运行;财政规模过大会对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活动产生排挤效应,妨碍企业、个人的消费和投资,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适度的公共财政收支规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公共财政规模的衡量及其决定因素

对公共财政规模大小的衡量有两类,即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GDP)的比重和财政支出占国民经济收入(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量构成了政府最直接的可支配资源,是政府进行活动的财力基础。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反应了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二者都可以用来衡量公共财政规模的大小,但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出规模更能反应政府活动的实际情况。财政支出反映着财政收入的实际使用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情况,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就是直接通过某方面的财政支出来完成的。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等功能,都是更直接地通过财政支出来实现的。财政支出的相对量更准确地显示了政府财政规模的大小。而且,在公共财政的建设中,“以支定收”的理财思路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公共财政应立足于市场经济下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以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来确定政府职责,由政府职责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由财政支出规模确定财政收入规模。因此,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相对量来衡量公共财政规模的大小。

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大小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诸多方面。这些探讨和分析对于我们研究政府财政规模的合适与否以及如何去确定相对合适的数量界限都有重要意义。虽然影响和制约财政规模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但这些因素在对财政影响力的大小上应该是不同的,其中,政府的职责范围是决定政府财政规模的最直接的因素,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政府财政规模的根本因素(程传兴,杜乃涛,1999)。此外,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财政支出水平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以便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我国适度公共财政规模的界定

相应地,我们也以财政支出规模大小来衡量我国公共财政规模,而我国适度财政支出规模是由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确定并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政权建设、事业发展、公共投资及部分的收入分配是其支出的重点领域。这与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大体相当,因此我们可以以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作为参考数值。目前OECD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平均在40%左右①,这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规模(2007年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0%②)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不能完全以发达国家数值为准,而且,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较大是由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较多。有研究指出,扣除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之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只在30%左右③。同时,马拴友(2000)从经济增长与财政规模的关系出发,估计中国政府最优规模大约为GDP的26.7%,这也与Karra(1996)关于亚洲的估计大体一致。在公共财政框架下,从长期看,我国包括教科文卫支出的政府支出可适当提高。因此,综合以上各因素,我们将中国适度的公共财政规模界定在30%左右是较为合理的。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运行区间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资本所有者身份进行国有经营性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活动,其目的是国有经济的宏观盈利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有资本财政的运行有其客观的适用范围,这个适用范围具体表现为国有经济的规模和产业分布,而这种适用性也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及规模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一)国有资本财政的产业选择

在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是在与民间经济分工、配置中发展的,国有资本财政的特殊性,决定了国有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进入所有产业领域,而是应该根据国有经济产业分布规律,结合各国具体国情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

1.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规律

国有资本财政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其具有产业适应性,即国有资本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企业制度进行产业选择时,对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相容度。不同的产业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要素组合的差异、产业资产的技术特征、产业的关联度、产业的市场结构等产业性质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制度与之相适应。而且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产权构成、产权主体目标、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竞争比较优势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使得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对不同产业的适应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来说,竞争性越强的产业部门,越适合非国有制企业,或者说国有程度低的企业。而垄断性越强的部门,就越适合国有企业。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产业分布规律来看,在邮政、电信、电力、航空、石油等垄断行业,几乎每个国家都由国有企业或以国有企业为主来经营,而在其他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则很低。郝书辰(2004)将国有经济制度优势与产业的性质(产业的技术特点和生产要素组合的关系)结合起来,认为产业性质(如外部性、垄断性、关键性)高以及国有经济制度优势明显,又有明确的社会目标的产业,适合于采取国有制度经营。或者说,这些产业天然与国有经济兼容,需要国有经济进入。

2.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要严格遵循市场准则,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财政在市场有效领域中的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投资和退出,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在相关领域中的扩展和压缩,从而达到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重组,优化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国有企业的战线适当收缩,并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工业等行业和领域④。而且在国有经济布局趋于优化的同时,国有企业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2003年～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从17户增加到44户,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从9户增加到27户,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的从6户增加到19户。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⑤。

虽然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整体上看,国有经济分布仍然过宽,产业布局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从2007年对全国国有及控股企业的从业人员及国有资产总量按产业作用分类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和商贸服务业中的国有资产仍占相当比例(如表2所示)。

表2. 2007年国有及控股企业从业人员及资产总量统计

(按产业作用分类)

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我们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我们应不断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关于《指导意见》的讲话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的投资行业,“待2007年实施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制度后,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将向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大行业”。同时,对不属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亏损企业,短期内难以扭亏的,可以向各类投资主体转让,或与其他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范围及规模的界定

通过对国有资本财政的职能特征及其产业选择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范围及规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包括收入和支出两个部分,《试行意见》规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内容,但并未明确其收支规模。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分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上缴的国有资本税后利润,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二是变现收入,包括国有股权转让和国有资产清算收入。国有资本税后利润收缴标准的确定直接决定了企业再投资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否拥有必不可少的独立自主财力。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我们以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确定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仅要赋予国有企业如同其他企业一样的市场竞争能力,而且要求国有企业也获得应有的市场竞争结果,即获得平均利润率,在此基础上参照非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即可大致确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缴留比例。其次,国有资本财政作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同时又要在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作用。但对国有资本税后利润缴留比例标准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自身的特点,还要保证国有资本管理相关目标的实现。再次,对于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由于其在市场中面临的竞争环境不同。对于垄断企业,其高额利润是由国家行政权力干预带来的。对于这类企业,在确定税后利润收缴比例标准上,要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来征收其企业利润中隐含的、但却没有扣除的成本。因此,我们要在参考非国有企业平均“留利”水平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地区差别等各种现实情况并结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来确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缴留比例。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变现收入也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变现是指以不同形式(如固定资产、产权、债权、股权)表现的国有资产转换为货币现金的过程,它是国有资本退出市场,国家优化经济结构的宏观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以上对国有经济产业选择的分析,为国有资本“进”“退”领域和行业明确了方向,但国有资本的退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明确了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和行业之后,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国有资本的“退而有序”。不仅要量化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数量规模,还要规划国有资本“退出”的时间列表,从而确定年度国有资本的变现收入。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分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概括起来包括两个:资本性支出(产生新的国有资本)和消费性支出(没有产生新的国有资本),具体是弥补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缺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在规模和方向上要处理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国有资本“不与民争利”的关系。从上述国有经济产业选择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明确了国有资本再投资的方向。而对国有资本再投资的规模,一方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再投资的资本要坚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再投资应该尽量避免去“与民争利”,而是要去行市场难为之事、不为之事。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的再投资同私人资本一样,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其基本准则。但是,由于国有资本财政的宏观经营性,它又不同于私人资本投资的是,它的合理投资规模不能是其各项投资项目收益的简单加总,而应考虑到各投资组合对新老企业收益的抵消因素后,以所得出的最大收益为基本标准。

国有资本的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缺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财政一方面严格遵循市场准则,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财政在市场有效领域中的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投资和退出,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在相关领域中的扩展和压缩,从而达到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应当按照“公共财政为主,国有资本财政为辅”的原则,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逐渐收缩国有资本财政的市场活动范围,通过国有资本财政与公共财政的预算平衡机制,将国有资本财政的增量投资更多地投入市场失灵领域,以充实我国公共财政日趋扩大的需求缺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的互补与衔接应以“公共财政”为目标导向,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原则来确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方向和规模。

[注 释]

①③廖家勤.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分析及其合理控制[J].当

代财经, 2004:12.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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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n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Budget and State-owned Capital Management Budget

LiLiqi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Key words: public budget; state-owned capital management budget; operation range

(责任编辑:张静一)

作者：李丽琴

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研究论文 篇3：

资源经济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的传导机制、障碍与对策

摘要：笔者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30个煤炭城市2004年～2010年的数据，实证研究煤炭资源开采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经济优势存在障碍，煤炭资源开发主要通过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限制第三产业发展制约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其中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建议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现有财税制度改革，促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生态转型与财政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经济；传导机制；地方财政收入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19）；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SKZD11015）。

作者简介：邓晓兰（1958-），女，四川成都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制度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陈宝东（1989-），男，山东滨州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制度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鄢哲明（1988-），男，贵州遵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制度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资源经济发展面临很多的问题，例如：资源枯竭、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资源型城市面临巨大的环境治理资金压力，再加上城市生态经济转型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员就业安置，地方政府必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担负起公共财政的职责。但随着矿产资源开采程度的加深，地方财政收入无法承担生态环境的治理补偿支出，2009年榆林市地方财政收入不到100亿元，而全市煤和石油开采的环境代价却达160多亿元。可见，矿产资源开采在给地方政府带来眼前财政收入的同时，却让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增长受限的难题，且与非资源型地市相比，地方政府还承担着更多的城市生态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财政压力很大。中共十八大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此，科学解释矿产资源开采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探寻矿产资源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的传导机制及其障碍，适时进行政策调整，促使资源地的经济与财政可持续发展，发挥好公共财政生态环境保育的功能，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国外20世纪60年代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国外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使美国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Habakkuk，1962）。但随后的研究发现资源开采没有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资源型城市极度依赖单一、非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有的学者提出“资源诅咒①”并进行了解释（Auty，1993；Sachs，1995），实证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随后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使采用不同指标，仍改变不了“资源诅咒”存在的事实，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决定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

国内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从资源型城市发展受到制约研究“资源诅咒”，提出资源枯竭、产业递进缓慢以及体制束缚等因素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沈镭 等，1998）。另一些学者从财政角度研究，发现市场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不健全是导致资源型城市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伍新木 等，2004）。另外，资源型财政具有资源依赖性强、易受资源价格变动影响和产业结构单一的特点（“促进资源型财政地区可持续发展”课题组，2008），资源型城市的财政存在“资源诅咒”。有的学者运用面板数据验证了我国省级层面存在“资源诅咒”（徐康宁，2006；胡援成，2007；邵帅，2008），并从传导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源开发如何制约经济发展（邵帅，2010）。

综上所述，关于资源经济的发展及资源优势与财政、经济优势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经历了“资源福利”到“资源诅咒”的演进，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国内目前的研究虽然关注到“资源诅咒”现象，表现为生态环境困扰、经济发展受限与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已有研究文献大都在讨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资源经济发展与财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只限于定性层面，缺乏从城市层面实证研究资源经济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关系的探讨。鉴于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资源经济增长不能直接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行为才是破解难题的关键，财政收入则是解决问题的资金保障。因此，本文以我国30个地级煤炭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资源诅咒”，深入分析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财政优势的传导机制，找到其中的传导障碍，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生态转型与财政可持续发展寻求对策。

二、计量模型与研究样本

（一）基本模型设定

（二）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我国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收入分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得。对于资源型城市，资源相关的资源税属于地方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地方也享有一定比例的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需要地方财政收入作为保障，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选定为地方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仅公布城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所以本文用一般预算收入作为代理变量。指标选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是因为其更能反映地方财政收入的质量，且具有可比性。在研究财政收入的文献中，国民生产总值都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谷永芬，2005），本文也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邵帅（2010）指出衡量煤炭资源开发的指标有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只有资源依赖度会产生“资源诅咒”。因此，本文选取采矿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作为衡量煤炭开采强度的指标，表示为CJ。

Z包含的各控制变量分别为物质资本投资、科技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荷兰病”效应采用制造业投入水平指标，结合国家提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战略方针，本文选取第三产业的投入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对外开放度指标一般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或进出口数据衡量，但由于城市层面进出口数据不易得，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占的比重度量。其中，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2004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及价格指数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当年年末的中美汇率换算成人民币。GDP是最大的税源，是财政收入的最重要保障，第三产业比重和对外开放度描述的是地区的经济结构，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投入反映的是地区的经济总量。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和指标选取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文章采用的面板数据横截面单元较多且时间序列不长，数据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因此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截面加权的方法，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分析中，依次将控制变量加入方程，分析各个控制变量对煤炭的开发强度与城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得出实证结果前，运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模型的设定形式做出了选择，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第（1）列结果说明GDP对地方财政收入有正向作用，但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正向影响，“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第（2）列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依次加入人力资本投资、科技投入变量，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加都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这与常理相符。加入三个控制变量后，煤炭开发强度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向作用都没有发生变化。

经济学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单纯依靠煤炭的采掘，而应努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保证高质量的财政收入。从第（5）列的结果中可知第三产业发展与地方财政收入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有重要贡献，同时，煤炭开发强度的系数仍然为负，煤炭的开发依然限制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外开放度引入模型后该指标系数为正且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煤炭型城市大都位于内陆，对外开放度本来就不高，而且煤炭资源大部分归国有企业所有，非国有企业进入壁垒较高（刘庆岩，2009），虽然也鲜有外资进入③，但影响效果还较小。

综上所述，引入控制变量后，煤炭资源的开发强度与地方财政收入一直呈负向的变化，说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资源诅咒”存在于煤炭城市层面。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资源优势向财政优势的转化过程中，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接下来要分析的传导机制。

四、传导机制与障碍分析

为具体分析煤炭开采强度对地方财政收入持续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通过以下两步来探索其传导机制：第一，单独分析煤炭开采强度对每个传导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方向；第二，将煤炭开采强度对传导因素的影响与传导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合起来分析，最终得到各个传导途径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资源优势转化路径如图1所示。资源开采阶段可以形成地方财政收入；采掘产业规模的扩大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源大大扩展，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明显。上文中的控制变量主要作用于产业规模到经济发展这个阶段。

五、结论

“资源诅咒”常被用来描述资源开采与经济发展受限并存的现象，本文利用其概念框架，改进部分指标，进一步研究了矿产资源开采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状况及其机理，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和传导机制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与财政优势的过程中存在障碍。虽然当下煤炭产业的发展会给地方财政收入贡献大量的税收和费用，但由于其对第三产业、人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不同程度地减少了这些因素能带来的财政收入。因此，总体上看，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还存在障碍。

（二）从传导因素看，矿产资源开采对第三产业发展和科技投入以及物质资本投入都有限制作用，其中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最为明显，其次是通过第三产业发展和科技投入的渠道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资源型城市一方面需要提高煤炭行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加快煤炭开采先进设备的更新，加强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另一方面适时发展第三产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因此，推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势在必行。

（三）实证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破解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是政府行为，而政府行为需要合理的政策与财政收入作为保障。资源开采中对财政收入贡献较大的是资源销售及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的税费，但目前财税制度尚不完善，如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使资源税收不能随价格上涨而增加，同时企业又因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公共摊派而感觉税费负担过重。资源型城市大多以重工业为主体，税收以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为主。企业所得税中央占60%，增值税占75%，而消费税全额上缴中央，特别是资源开采上缴的税费中地方分成较少（祝遵宏，2008）。因此，建议清费立税，将名目繁多的费改为税，降低征收成本；适时推进煤炭资源税的改革，建立能源资源环境税制体系；同时要改进相应财政管理体制，完善资源型经济的财政收入保障机制，确保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第二，发挥财税政策推进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作用，提升资源经济对财政的贡献力。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基础稍显薄弱，资源型城市要首先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再考虑结构升级。传统的煤炭行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附加值，将煤炭开采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延长产业链，进一步扩展和培养税源。财政支出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应鼓励企业引进新的生产线及配套设备，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现状；加大对高技术行业的科技投入，推行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发挥无息、低息以及加速折旧等财税杠杆作用；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因此，通过财政拨款、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产业转型。

总之，从资源开采到财政收入的形成要经历几个阶段，本文顺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财政优势”的思路，研究了资源开采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但也忽略了一些因素。例如，地方政府如何从央属的煤炭企业中获益，但限于城市层面的数据难以取得，所以未对其做深入研究。资源型经济向资源生态经济转型并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理解问题的根源和传导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①“资源诅咒”一般指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受国家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②王亚芬：《中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95-97页。

③2007年7月10日，中国首家外资煤炭开采企业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拿到了山西省煤炭工业局颁发的年产400万吨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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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少卿）

作者：邓晓兰 陈宝东 鄢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