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学论文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上，应该是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率接近50%，成为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在未来若干年内，除非出现“硬着陆”，投资率还将进一步上升。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学论文 篇1：

基于山东淄博市的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分析

[摘要] 本文以淄博市为例,分析了在后危机时代淄博市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推进该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结构调整

一、淄博市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淄博市市场经济在加速发育的同时,特别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呈现出来的新形势,使得一些结构性矛盾和缺陷也有所加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问题

1、尚未形成二三产业合力。

2、第三产业相对较弱。

“十一五”以来,淄博市第三产业可比价年均增长速度为12.2%,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2.84个百分点,低于二产的年均增速5.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由2000年的29.6%下降为2005年的19.5%;到2005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仅为29.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在全省各市地中仅排在第10位,低于济南17.6个百分点,低于青岛12.5个百分点。

(二)发展空间问题

1、土地供应紧张与低效率并存。

在国家土地“闸门”越来越紧的情况下,粗放用地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全市尚有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1.6万亩,全市工业用地投资强度仅为83.3万元/亩,容积率为0.2(省政府对我市省级开发区工业用地的标准分别为160万元/亩和0.6)。

2、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

(1)投入与产出间增长的差距明显。2001年至2005年,淄博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率)分别为24.6%、28.2%、36.5%、43.1%、45.4%,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资金投入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外延扩张特征,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年均增长速度达15.8%,高于地区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如果考虑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投入的因素,投入与产出增速的差距还将更大。

(2)能源消耗强度持续增大,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相对偏高。据测算,2005年全市综合能耗达3004.88万吨标准煤,在全省名列第一;全市万元GDP(不变价)综合能耗为2.42吨标煤/万元,居全省第三;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耗强度为3.97吨标煤/万元,也大大高于青岛、烟台、济南、潍坊等市的能耗水平。淄博市已由一个资源大市变成一个资源相对枯竭的资源消耗大市。

(3)投资效果系数下降。据测算,2005年全市每1元投资仅能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1元,比2000年下降了0.15元,也低于同期全省0.33元的平均水平。

(三)产业素质问题

1、产业链条普遍较短,产品附加值低。

主要表现在淄博市产业多处于产业链条的上端,产业链条普遍较短,产品附加值低,初级产、中间产品多,终端产品少。以化工产业为例,淄博市几种主要原料的本地转化率还很低,塑料原料不到35%,合成橡胶不到10%,各类树脂30%左右,原材料生产基地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建材、机械、冶金等传统产业技术、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较低,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且节能减排的重点恰恰集中在这些落后产能比较集中地行业。能耗高、污染重的生产环节在内,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在外,这种极大的反差状况亟待改变。

2、高新技术产业尚未成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淄博工业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工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传统产业、低技术、高能耗、污染重的产业依然占有较高比重。“十五”以来全市工业总量扩张最大、比重上升最快的行业当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工业,其次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相比之下,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市工业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中、低端产品和加工组装的比例偏高,对全市结构优化升级的拉动能力不强,而且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200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27.05%,分别低于青岛、济南、烟台16.17个、3.07个和1.56个百分点。

3、支柱产业和大企业(集团)尚未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核心力量

九十年代以来,淄博经济发展与周边城市的差距逐步拉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支柱产业及大企业、大集团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企业集团的数量、规模及支撑作用,都无法与青岛、济南、烟台等城市同日而语。据2004年山东省工业企业(集团)百强资料的对比分析显示,青岛、济南、烟台分别有15家、13家和12家企业集团上榜,淄博只有9家。即使进入100强的集团,其资产规模、经营业绩也与周边存在较大差距。2004年,济南、青岛入围全省100强的工业企业集团户均资产分别达169.5亿元和85.0亿元,户均销售收入分别达130.7亿元和147.8亿元,而淄博入围集团的户均资产仅为69.5亿元。从全市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看,淄博市的石化、医药、机械、冶金、建材、纺织服装等行业具备了一定规模和实力,但在这些行业中,该市只有优势企业,并没有形成优势产业,企业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集聚和带动作用也不明显。到2005年,全市机械制造业的资产总额和工业增加值仅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7.57%、7.79%,纺织工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也只有8.75%,远远起不到支柱产业应有的支撑作用。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

(一)进一步推进二、三产业发展

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全面提升第三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争取实现城乡间和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1、要按照“一个中心、十字展开、组团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加快城市化步伐,增强城市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力。

2、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要把信息服务、旅游购物、文化教育、会展商务、物流配送、社会中介等新兴产业内在地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服务功能多层次、投资结构多样化的三产发展新格局。

3、进一步增强高青、沂源两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重点支持高青加快建设新兴纺织工业基地和优势农产品区域加工中心;支持沂源大力发展节能材料、医药产业,加快以果品加工为主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力争两县早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优势。

(二)进一步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1、提高存量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以及新增用地的使用效率。

全市闲置和低效利用的1.6万亩土地,如果盘活80%就大体相当于我市两年的新增用地指标,潜力巨大。要抓紧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制定开发利用和处置闲置土地的工作方案,尽快对闲置土地进行集中处理。要认真落实已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支持企业合理利用存量土地进行项目建设,鼓励企业进行旧厂房改造,切实提高投资强度和容积率。要深化土地市场制度改革,通过简化手续、实施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合并等方式取得存量土地或厂房。搞好土地开发复垦整理,深挖土地后备资源潜力,结合新农村建设搞好旧村改造、合村并居,通过置换弥补土地指标不足问题。

2、切实提高新增用地的投资强度、容积率、产出率,像优化增量要空间。

要加强土地管理,从源头上提高工业企业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坚持建设用地指标“双控”制度,区别不同行业制定土地投资强度和容积率,防止新的低效用地发生。实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统筹安排,优先保障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和投入产出效益高的高新技术项目、重点利用外资项目以及高成长型企业的用地要求。

3、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综合利用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加大淘汰落后立窑水泥生产线,以及建陶、化工企业综合治理等工作,明确和坚持焦炭、造纸、钢铁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目标,严格工作制度,稳步向前推进,为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腾出空间。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通过实行新增污染与存量污染消减挂钩制度,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发展循环经济,推行超标准耗能加价等制度,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等政策措施,确保节能环节减排目标的实现,腾出环境容量空间。同时,要研究制定更加有力的鼓励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向资源环境条件更为适宜的地区转移,支持企业到市外乃至国外购买、建立重要资源生产供应基地。

(三)进一步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1、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化升级。

一要积极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促进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二要加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力度,使传统产业的发展步入到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增长方式的轨道上来;三要建立以社会投入为基础、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投入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四要多形式引进和利用各种高层次人才,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2、加速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全市的关键性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

应按照“做大作强三大比较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园区经济、加快培植大企业大集团”的总体思路,加快全市的产业聚集和结构升级。一是依托齐鲁石化和东岳集团,做大做细化工产业,通过拉长产业链,实现由原料化工向精细化工转变;以新华医药集团为龙头,加大新特药的研发力度;以建设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化基地为契机,加快发展以高分子材料、陶瓷新材料、新型耐火材料、节能材料和电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二是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机械、冶金、建材、纺织服装四大传统产业,使之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三是要加快高新区和齐鲁化工区的发展,使之成为结构调整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次贷危机中的中国宏观金融政策选择[J] 武汉金融,2009(1) .

[2]王莉霞、王琦、张应剑转变增长方式 结构调整先行[J] 陕西统计与社会 2010(3).

[3]江明龙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现代物流需求和战略应对 经济师 2010.

作者简介:

徐婷婷(1980.11-),女,山东淄博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淄博市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作者：徐婷婷

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学论文 篇2：

摆脱投资困局考验决策智慧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上，应该是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率接近50%，成为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在未来若干年内，除非出现“硬着陆”，投资率还将进一步上升。

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应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使投资率降到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由于中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限是7.5%，如果降低投资增速，就必须提高消费增速。于是，用消费需求取代投资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便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支持的政策主张。

个人认为，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过多依赖投资驱动的问题，适当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消费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投资率）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调整必须把握好分寸，切勿矫枉过正。此外，这种调整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应主要发挥引导作用，但也不必回避直接干预。

投资率过高的增长模式低效且难以持续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配置问题主要体现在消费与投资间的资源配置，即在资源（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土地）总量给定条件下，决定分配用于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资源。资本品又可以分为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如生产纺织机的工作母机）和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如纺织机）。

投资与消费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但是当期有效需求的构成部分，而且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苏联和中国都强调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则被进一步引申为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苏联早期经济学家费尔德曼证明，为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他并未指明“未来”是多少年后的未来）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不但必须把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置给资本品生产部门，而且必须把这些资源优先配置给生产“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部门。但经验证明，尽管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可以取得较好的增长表现，这种增长模式是低效和不可持续的。

1960年代前后，经济学家认识到，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因素之外，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大量经验研究显示，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和可能超过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果我们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考虑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通常被纳入消费范畴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单兵独进甚至有可能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仅仅注意实物资本投资而忽略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因而，资源在投资和消费之间以及在不同投资部门的分配存在最优值问题。

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很难判断给定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应该保持何种增速，从而使投资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合理水平上，但我们还是可以对投资增速的合理水平作出相应经验判断。

衡量投资率是否过高的简单尺度是资本生产率的变动状况。以50%的投资率获得7.5%-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事实以及许多经验研究都说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已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如果考虑到中国式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产生的“黑色GDP”，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还应该打更大的折扣。从中国经济对投资的吸收能力和经济规模收益递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速确实过快，需要逐步降下来。

产能过剩凸显投资过度而非需求不足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否也说明中国投资增长速度过高呢？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这五个行业是中国产能过剩的突出代表。例如，中国粗钢年产能近10亿吨，占全球产能的46%。2012年中国粗钢产量7.2亿吨，产能利用率是72%。

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因而寄希望于政府推出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仍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不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建立近千座钢铁厂、粗钢产能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是资源严重错配的表现。即便钢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钢铁行业利润增加，进口铁矿石价格的水涨船高很快就会使钢铁行业利润回跌。中国钢铁行业的庞大规模决定了它难以摆脱给三大矿山打工的命运。

业内人士坦承，中国钢铁企业已经被铁矿石成本逼到只有上涨钢材价格才能摆脱亏损。也就是说，钢铁行业只有在能把成本上涨转嫁到其他行业和全社会时，才能维持微利。在这种情况下，钢铁行业盈利状况的改善，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又有何益处？显然，钢铁行业的微利状况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当问题而不是经济周期问题。换言之，造成当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投资过度而不是当前的需求不足。

多年以来，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更多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产能过剩，我们就通过建立更多钢厂和投资其他钢材投入比率较高的产业。这种增长方式，解决了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但却可能使未来产能更为过剩，并最终可能只好靠经济危机来解决过剩。

总之，如果产能过剩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无可非议。如果产能过剩是投资过度造成的，就必须让相关企业通过并购或破产，消灭过剩产能，提升产品结构。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钢铁行业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产能过剩行业。

过多地产投资挤占包容性发展空间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消费增长速度过慢）、投资率过高、产能过剩严重等问题相比，中国房地产投资在投资和GDP中的比例过高、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过大则是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更为重要、更为棘手的问题。

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房地产投资开始高速增长。目前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应该在10%?13%之间。在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占了32%。在2010年至2012年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名义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27.9%下降到2012年的17.7%，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而目前又有舆论开始把经济增长的回升寄托在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上。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可分成三块：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应该看到，房地产投资与其他两类投资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房地产投资所提供的产品一般不是生产性的资本品而是金融意义上的资产。从物理属性上看，地产投资同耐用消费品生产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该注意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地产投资所占比例可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一事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多美元，应该把更多资金用于可包容性发展，用于医疗、教育、养老、科学技术、安居工程，并继续维持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合理投资。但是，房地产投资的持续、急剧增长却挤占了本应用于上述领域的资源，形成了以房地产投资为主要支柱的经济结构，从而使中国经济偏离了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诸多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的房地产投资狂潮早已是“过犹不及”。房地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而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导致未来经济更严重的发展困境。如何摆脱困局，我们寄希望于决策者的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作者：余永定

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学论文 篇3：

通胀预期理性修正模型与居民消费约束检验

摘要：目前扩大国内消费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借鉴FRB/Global模型的通胀预期理性修正技术，构建我国消费测度的通胀预期理性修正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消费因素可知，基于2000—2011年季度数据的预期修正模型可较好地解释我国消费现实。通过收入对消费影响程度增加，通胀预期上升，但居民仍然出现储蓄意愿增强和消费下降，以及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表现出的负相关的信息，对居民消费约束进行检验。

关键词：通胀；消费模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居民消费；产能过剩；投资与驱动；美联储

一、引言

目前我国面临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困局。增长的长期投资驱动，是造成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是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相关研究文献表明，受制于社会保障、教育、住房、人口结构、可支配收入、消费信贷等一系列与消费相关因素的直接约束及其预期影响，是消费增长难以实现期望目标的主要因素（余永定、李军2000、刘建民、欧阳俊和靳云汇2003、刘晓越2004、何新华2005、李武2007、高铁梅2007）。上述结论基本是基于经验数据，采用适应性预期计量模型得到的，其面临消费收入关系检验独立于环境变动的卢卡斯批判质疑（Lucas 1976①）。因此有些文献通过提出理性预期框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刘建民、欧阳俊和靳云汇2003）；以及假定我国通货膨胀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等价（余永定、李军2000）方式规避卢卡斯批判。其表明在我国采用理性预期理论方法的消费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国经济严重失衡，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巨增，背景环境的陡变，导致经验信息作用弱化，需要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信息作用。

问题在于如何刻画居民消费行为中的理性预期。预期概念出自对就业与通胀关系的宏观研究。包括1967年费尔普斯（Phelps 1967②）借鉴卡甘（Cagan 1956③）提出行为人根据以往经验教训对未来预期调整的思想，提出的适应性预期概念，以及1972年卢卡斯（Lucas④）在穆斯（Muth 1961⑤）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理性预期理论体系。明福特（Minford 1992⑥）给出的理性预期定义为：在可获信息条件下，行为人对未来结果预期的主观概率分布与实际概率分布是一致的。若将理性预期概念应用于居民消费研究，其关键是居民未来的主观预期如何测度，以及其与实际分布的一致性又怎样识别。美联储在其公布的FRB/Global（1997）相关通胀测度模型中，给出利用经验信息矫正居民长期通货膨胀率主观预期的处理技术。本文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提出具体操作方法，并将该处理方法称为预期理性修正。本文基于这一概念构建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混合模型，测度通胀以及分析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作用。研究发现基于季度数据的理性预期修正模型可较好地解释我国消费现实。其中，收入对消费影响程度增加的信息，表明近年社保相关改革，已降低了居民的风险预期，增强了其消费意愿。但另一方面从通胀预期上升，但居民仍然出现储蓄意愿增强和消费下降，以及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表现出的负相关信息中，也得到目前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程度不足与住房支出压力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其仍然是约束消费增长重要因素的结论。

二、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FRB/Global（1997）相关模型，建立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率、消费占收入比例、劳动力供给占人口比例4个因素决定居民消费机制模型。其中FRB/Global将实际利率需要剔除的通胀因素界定为预期长期通胀率。

1. 预期长期通胀率形成机理。FRB/Global将时期定义为季度，其以年度表示长期。因居民预期是基于经验信息的，为适应性预期。FRB/Global采用在这一适应性预期中逐步加入理性预期修正信息，以递归线性混合模型给予测度。第一层次模型为：dpexp=？籽1dpexp.r+（1-？籽1）dpexp.a。式中的dpexp表示预期长期通胀率，其通过理性预期长期通胀率dpexp.r与dpexp.a适应性预期长期通胀率的加权平均机制得到。权重为0<？籽1<1，其反映理性长期预期通胀率的边际通胀份额。第二层次是对理性预期长期通胀率与适应性预期长期通胀率测度的线性模型：dpexp.r=？籽2dpc1+（1-？籽2）dpexp+1与dpexp.a=？籽3dpc1+（1-？籽3）dpexp-1。式中dpc1是以本期t前四期（季度）实际环比通胀率？仔t-1～？仔t-4计算得到的长期（年度）实际通胀率；dpexp-1和dpexp+1分别是本期t前和后四期（季度）预期环比通胀率？仔et-1～？仔et-4和？仔et+1～？仔et+4计算得到的预期长期（年度）通胀率，其中？仔e均为居民的主观预期值。这样理性预期长期通胀率是通过权重0<？籽2<1参数对dpc1和dpexp+1信息加权的均值；适应性预期长期通胀率是通过权重0<？籽3<1参数对dpc1和dpexp-1信息加权的均值。显然通过建立实际数据信息矫正居民主观预期信息的机制，可以修正居民主观预期概率分布与实际概率分布的偏离。对上述两个层次线性模型合并整理可得：dpexp=[（1-？籽1）？籽2+？籽1？籽3]dpc1+（1-？籽1）（1-？籽2）dpexp+1+？籽1（1-？籽3）dpexp-1。其中若设？籽1=？籽2=？籽3=0.5，则有：

2. 我国消费预期理性修正模型。构造以实际居民消费支出cc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利率，即扣除预期长期通胀率dpexp的长期利率rl，实际可支配收入ypd，劳动力供给lf占人口pop.x比例lf/pop.x，消费cc占收入ypd比例cc/ypd为解释变量的我国消费预期理性修正模型如下：

3. 经验研究变量数据定义。（1）实际居民消费支出cc由价格指数调整名义居民消费支出c？淄=c？淄ch×pech+c？淄nc×penc得到。式中c？淄ch和pech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人口，c？淄nc和penc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和乡村人口。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相关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相关人口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年度数据的季度调整。（2）预期长期通胀率dpexp采用（1）式。其中季度实际通胀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得到；两个预期长期通胀率，是通过搜集并综合2011和2012年度，各机构对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测数据得到的。（3）实际可支配收入变量ypd由价格指数调整名义可支配收入yp=ypch×pech+ypnc×penc得到。式中ypch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pnc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数据也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三、计量分析

1. 样本数据说明。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2011年。其中对存在季节性变化变量进行了季节调整。

2. 平稳性分析与估计。其中表1为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2和（4）式为估计结果。

方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说明各因素对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变动的作用方向交互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长期预期通胀率变动一个单位，使得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负向变动0.012 9；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短期波动变动1%，使得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正向变动0.618 7%；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变动1%，使得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负向变动1.197 7%，各变量的影响均是显著的。

3. 消费分类计量分析。为了解释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呈负向变动关系，本文基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的消费分类，通过居民消费分类支出信息，分析消费构成的影响。其包括，居民居住消费支出cc2、居民交通与通讯消费支出cc3，居民娱乐与教育消费支出cc4以及扣除上述4项以外的居民消费支出cc1。因实际通胀率在消费支出分类后的统计检验不显著，因此分类消费模型设定为：

相关经验估计工作包括：（1）数据定义。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2011年。各变量采用名义季度价格数据⑦。（2）平稳性分析与估计。表3为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4和（6）式为估计结果。其中注意到四个分类消费与可支配收入比变量系数和为0.968 0，这是与可支配收入系数0.963 2极为接近的信息。一个解释是相比可支配收入，分类消费变量较小，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空间

其一，美联储在其公布的FRB/Global（1997）相关消费模型中给出利用经验信息矫正居民长期通货膨胀率主观预期的处理技术。本文将其应用于中国实际，提出具体操作方法，构建了通胀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混合模型，并通过2000—2011年季度经验数据测度通胀，以及分析影响我国消费的因素作用。本文研究所设定消费函数通过统计检验，结论与中国消费事实基本一致，其表明基于季度数据的通胀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混合模型可以较好测度中国的通胀，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二，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中，存在三方面并不一致的信息，一是可支配收入仍是主要影响因素。与国内前期研究比对，我国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增加趋势。二是通胀预期上升，但居民仍然出现储蓄意愿增强和消费下降。三是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表现出的负相关。综合其信息可以得到，一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改革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风险预期，但目前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程度没有出现根本性提高，其仍然是约束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因购置住房相关支出没有包括在消费统计范围之内，其是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为消费增长的重要约束。

注释：

①参见Lucas Robert E. ，J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 In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Ed. K. Brunner and A. H. Meltzer，19-46.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76.

②参见Phelps，Edmund（1967），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34， 254-281.

③参见Cagan， Phillip （1956），The Monetary Dynamics of Hyperinflation. In Friedman， Milton （ed.）.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0-226-26406-8.

④参见Lucas， 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4， pp. 103-124.

⑤参见Muth， J.（1961），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29（3）： 315-335.

⑥参见Patrick Minford. （1992）， Rational expectations macro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Oxford， UK： Blackwell.

⑦缺失的农村数据采用的补全方法为：2001年第X季度/（2002年第X季度/2001年第X季度），X=1，2，3，4（其中，居住、交通与通讯只取X=3，4）。

参考文献：

[1]Levin，A.，J.H.Rogers and R.W.Tryon. A Guide to FRB/GLOBAl，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Series 588，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97.

[2]Qin， D1.. Aggregate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1，（15）：132-141.

[3]Yu，Yongding.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R]. Working Paper Circ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1993.

[4]帕特里克·明福德.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方福前，王小波，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23-133.

[6]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140-153.

[7]刘建民，欧阳俊，靳云汇.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理性预期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55-59.

[8]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4.

[9]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67-69.

[10]喻胜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2）.

[11]黄赜琳，傅冬绵.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12]高铁梅.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3-1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肖红叶 白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