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影响农村经济论文

摘要在南京市征地政策调整背景下，从风险抵抗能力、资源保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3个方面构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对征地政策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征地政策调整对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有显著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拓宽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安置途径的相应政策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政策调整影响农村经济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策调整影响农村经济论文 篇1：

玉米收储政策调整之后

玉米临储收购政策调整之后，玉米价格进入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环境，这也是一个健康并可持续的状态。

实行了8年之久的玉米临储收购政策，将被“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取而代之。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刘小南近日表示，新机制将采取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信贷支持等综合性措施，促进种植结构调整、合理消化行业库存。

“市场化收购”+“补贴”让玉米价格和收储政策走上市场化之路，这较当年大豆、棉花的“目标价格”改革更加市场化。目前，相关部门公开的信息中，只是明确了玉米是由市场定价，对于种植户的补贴标准则并未透露。

对于新政实施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出现价格严重偏低，相关部门将安排符合条件的企业适时进行托底收购。不过，届时政策给出的玉米托底收购价，可能只能够弥补玉米种植户的种植成本。”

习银生认为，政策调整后在短期内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震荡，不过从长远来看，玉米价格进入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环境，这也是一个健康并可持续的状态。

新政落地

近年，我国粮食产品出现“三高”局面，产量、库存和进口量创历史新高。据统计，2008～2014年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扩大24%、产量增加30%。其中，东北产区面积增加35%，产量在全国的份额，由2008年的 39%，增加到2014年的43%。2012年，玉米超越稻谷，总产量突破2亿吨，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品种。

国内玉米进入国家库存，国外玉米价格相对较低，进而压缩了国内玉米的需求空间。

农业部是参与制定玉米政策改革的重要部门之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表示，“国粮入库、洋粮入市”的现象使玉米产业链受到很大影响，市场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对玉米临储收购政策进行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政策调整后由市场决定玉米价格的走势，由市场调节资源的分配，通过这种机制来调节，进而使整个产业顺畅地运转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粮价政策改革不仅具备倒逼机制，而且在国内外宏观环境上，具备推进粮价政策改革的有利条件，是全面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

2015年9月，玉米临时收购价格曾做出重大调整，从2014年的1.12元/斤降到1元/斤，收储价格降幅达10%。程国强表示，此次调低临储价格属于过渡性调整，虽然有利于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但实际收储超过1亿吨，不仅没有减缓收储压力，反而使玉米库存总量超过2.5亿吨，超出2015年全国玉米产量，政策调整远未到位。

事实上，即将实施的“市场化收购”+“补贴”是玉米价格由企业和种植户共同来商定，双方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的，而国家层面承担的应该是给玉米种植户按照一定的标准补贴，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入市收购，为种植户营造良好的卖粮环境，也是为整个粮食产品价格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一个先锋和示范作用。

业内人士指出，玉米新政实施的目的是让玉米政策向市场化之路加速迈进，甚至直接省去了此前大豆、棉花设定的“目标价格”，这也是对整个粮食收储政策的一个大胆尝试，目的是希望尽快缩减玉米种植面积，进而减少玉米总产量，尽早消化国家玉米库存，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中华粮网研究员郭春爱对《民生周刊》记者说：“当前玉米价格较高对食品加工、生产企业是很大的负担，不利于企业控制成本，而政策调整后由市场决定需求，那么玉米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轨后，价格会有所回落，这有利于国内玉米加工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良好无形中会拉动玉米的需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而对于玉米种植户来说，目前最为关注的是在新的玉米收储政策实施后，国家最终能有多少补贴给到种植户手中？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表示，政策调整后将按照市场化收购，国家在此基础上会有一定的补贴，但是具体会给玉米种植户补贴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习银生说：“也有一些决策者透露一些信息，补贴肯定会有，但是还是能保证玉米种植户有一定的收益。”

在采访中，有种植户担心，如果市场价格出现严重偏低，或者畸形发展该怎么办。

对此，习银生表示，在价格过低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会有干预措施，也就是保底价，会安排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托底收购，具体怎么操作并没有明确。不过，相关部门会有一套完整的预案。当市场价格影响整个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水平时，这种干预机制就有可能启动，如果市场上出现卖粮难问题，不排除国家再启动收购政策的可能。

去库存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已经成为整个农业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玉米收储新政不仅牵涉上游玉米的种植调整，大范围波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且牵涉下游高库存的消解、中央财政负担的减压，以及国内饲料业、粮食加工產业的成本变动。

妥善解决好粮食临储库存问题，既是当前推进粮价政策改革的重要保障，更是当务之急。新政策出台目的就是要调整生产结构，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首要的就是要压缩一些玉米种植面积，这也是将玉米的供求关系理顺到一个趋于平衡的状态。降低国家库存、减轻财政压力，促进整个玉米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今年财政部、农业部整合了35个亿，促进玉米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在非主产区，通过鼓励和补贴的方式让玉米种植户减少玉米种植面积，为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提供一些补贴，通过这个政策促进镰刀弯地区玉米生产结构的调整。而“市场化收购+补贴”政策在“镰刀弯”地区是没有补贴的。

2015年农业部下发《“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镰刀弯”地区玉米面积调减5000万亩以上，今年计划下调目标是在1000万亩以上。可以看出，在调整玉米种植区域上，重点针对的是“镰刀弯”地区。“镰刀弯”具体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等13个省份的部分地区，该区域在地图上形似镰刀，在过去的10年间，该区域玉米种植面积增长最多，不过，该区域不属于玉米优势产区，玉米产量低而且破坏环境，所以国家计划缩减该地区的玉米种植面积。

政策调整后对市场的震动是避免不了的，但是政策改革迫在眉睫。“这个震动期对农民来讲确实也很难，种植结构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如果非玉米主产区不改革，那么粮食主产区种植户的收益是很小的。今年秋天，玉米价格还可能会降低，所以农民的收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尤其是‘镰刀弯’地区这样的非玉米主产区，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习银生说。

高库存和粮价走低的处境大概需要多久能有所改观？习银生坦言：“今年的产量可能会有所回落，但是国内的需求还是上不去。三四年的时间内很难扭转这个局面。我们仍然会面临供大于求的情况。这种情况要四五年之后才有可能缓解。”在习银生看来，这取决于好多因素，如国内需求、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供大于求的关系，在5年之内难以有根本性扭转。

不过，习银生对政策调整表示很乐观，“首先，如果政策实施效果好，我们的玉米价格下降之后，可能会相应地减少玉米进口，增加对国内玉米的需求量；其次，通过政策调整能够使得国内玉米生产面积持续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或扭转；最后，国内玉米需求能够在政策调整后得到有效的促进。这样我们整个的玉米产业链就能很顺畅地运转起来。”习银生认为，玉米的价格进入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环境，这也是一个健康并可持续的状态。国家库存从高位状态有所下降，对国家缓解财政压力、理顺供求关系来讲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作者：于海军

政策调整影响农村经济论文 篇2：

征地政策调整对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摘要 在南京市征地政策调整背景下，从风险抵抗能力、资源保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3个方面构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对征地政策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征地政策调整对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有显著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拓宽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安置途径的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 征地政策调整；评价分析；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

Key words Land requisition policy adjustment；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Landless peasant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征地制度改革，重视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保障。2004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提出“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两保”方针。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按照同地同价等原则，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对失地农民合理、规范和多元的保障。政府的征地行为具有强制性，因而征地政策调整对被征地农民的生计影响尤为重要[1]。笔者根据南京市征地政策调整情况，构建农民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分析南京市征地政策调整变化对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提出相应建议，以提高被征地农民保障安置工作的决策和实施水平。

1 南京市征地政策调整情况

作为全国首批征地制度试点改革城市，南京市展开了深入探索与积极改革，自2000年来，南京市征地政策经历3次主要调整，分别在2000、2004和2011年。

2000年南京市出台《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安置办法》[宁政发（2000）86号]。主要内容：规定建设征用土地由建设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房屋及附着物补偿费和农业人口安置保养等费用，费用标准按地理位置分3个层次确定。土地补偿费用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对于建设征用耕地造成的多余农业人口，给予户口农转非并安置。对被征地人员的安置基本上停留在货币安置加少量保障的阶段，对于符合户口农转非条件的农业人口，依据性别、年龄不同，分别予以安置或保养，并实行自谋职业、自行保养的原则。

2004年南京市出台《南京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宁政发（2004）93号，以下简称“老政策”]。主要内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大幅度提高，农民享有了大部分的土地补偿费用，并改变了过去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将土地补偿费用与新增加的安置补助费一起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从此保障了被征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2011年南京市出台《南京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宁政发（2010）264号，以下简称“新政策”]。主要内容：根据同地同价原则，实行3级征地综合区片价；市政府建立被征地农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按规定将被征地农业人员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2 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体系构成 可持续生计保障是一个多因素多准则的复杂系统，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目标是“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相关指标体系参照国内外关于持续性生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借鉴全国和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体系，将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指标划分为风险抵抗能力、资源保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3个方面，选取家庭人均纯收入等17项具体指标来评价南京市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状况（表1）。

2.2 评价指标目标值的确定 参考全国和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2]，结合入户调查的结果并参考相关统计数据，综合分析确定了各指标2个不同层级的目标值[3-4]，列入表1相应指标右侧。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定，该研究结合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综合评价的要求及相关调研结果，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特尔斐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的权重（表2）。

3 被征地农民可持续性生计评价——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该次调查起止时间为2012年5月15日～12月11日。整个调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被征地农民的入户调查，这也是该次实地调查的重点。经汇总，共完成调查问卷319份，有效问卷306份，问卷有效率为96%，被调查家庭306户，调查涉及被征地家庭总人数959人；另一方面是针对地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调研，主要咨询他们关于整个调研区域征地的保障安置情况、当地被征地农民生计情况、征地安置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于保障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建议等。根据数据可获性，对新老政策征地实施后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进行定量分析。

3.2 新旧政策下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比评价

3.2.1 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分类评价。

3.2.1.1 风险抵抗能力。新政策执行下被征地农民的风险抵抗能力反映在维持性目标上的完成率普遍较高，都达100%（表3），表明征地后，如果遭遇风险，被征地农民能够较好地应对，保障征地后的生计水平不降低。在保障长远生计的目标完成率上，这些被征地农民在人均纯收入和三大保险覆盖率上还有20%左右的差距，因此，新政策下被征地农民的风险抵抗能力在保障长远生计方面较强。

新政策下被征地农民的三大保险覆盖率明显提高，尤其是失业保险率提高了50%以上，使得征地后农民的生计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障。同时，新政策下，对于农民的补偿标准也有所提高，征地拆迁的费用大大增加，这也成为被征地农民存款的主要来源。

3.2.1.2 资源保障能力。在资源保障能力方面，无论是维持性目标还是保障性目标，其完成率都较高（表4）。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在征地后，其居住面积达到了人均40 m2的标准要求，其对于环境、交通、治安都比较满意。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居住地的良好规划都对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老政策相比，新政策实施下对于被征地农民的资源保障能力并没有太多改善，除了人均住房面积有所增加，其余对于环境、交通、治安的满意度均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先污染后治理，工业企业向远离城市的城郊结合处、郊区大量转移时也带去了大量废气和污水，同时征地工程的施工也造成了空气质量、水质量的下降。

3.2.1.3 社会适应能力。新政策执行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能力，在维持性目标的完成率上，除参加就业培训率明显偏低外，其余均为100%（表5）。说明被征地农民在征地后能够基本适应城市生活，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但是从保障长远生计指标的目标完成率来看，除人脉关系融合度目标达到85%以上外，其余指标均低于80%。因此，从长远来看，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对于提升其人力资本的配套政策还应有所加强，例如通过夯实基础教育、兴办职业教育，提高被征地农民务农外的谋生能力。

新政策执行背景下，被征地农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变长，务农外的谋生技能的掌握情况更好，人脉关系的融合度也更高。但是在就业培训方面的指标完成率偏低，其主要原因是20～40岁的青壮年大多数早已脱离农业生产，征地之前就有了稳定工作，不需要再参加职业培训；而41～50岁的被征地中年农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吸收新知识的能力较弱，他们认为自己即使参加培训，在短期内也学不会任何东西，所以也不会参加就业培训。

3.2.2 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综合评价。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数模型，可进行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可持续性生计的综合指数计算，计算公式为：

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综合指数=0.413A+0.260B+0.327C

即各级指标的权重乘以其对应的综合指数。由于调研所得南京市被征地农户的剩余土地较少，对其未来生计的影响较弱，因此删去人均耕地面积和农地质量满意度2个指标。

通过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可得出新、老政策下南京市被征地农民的生计综合指数（图1）。新政策实施下，南京被征地农民的风险抵抗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可持续生计的综合能力较老政策均有所提高，主要反映在人均纯收入、家庭存款、三大保险覆盖率、人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人脉关系融合度的提高上。新政策提供的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较高的征地补偿有力地支持了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但是在资源环境质量的改善方面，新政策还应该有所突破。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该研究对南京市被征地农民的调研和实证分析表明，征地政策调整对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影响明显。征地制度具有强制性，因而征地政策实际对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影响十分显著。新政策实施后，由于提高了征地补偿安置水平，并且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综合指数有较大提高。

4.2 拓宽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安置途径 尽管现行的被征地农民生计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的生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和保障，但离长远生计有保障的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民教育等仍不能满足农民长远生计的需求。因此，在今后的征地政策调整中，除提高征地补偿安置水平，扩大被征地农民进入社保范围等，还应拓宽安置渠道、加大对被征地农民再就业扶持以及提供长远救助等[5]；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实物留用地安置试点，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造；结合农村土地流转等政策，鼓励被征地农民参与村集体土地承包；结合农村宅基地有偿推出等，引入集体建设用地作价入股和出让机制，让被征地农民成为“股东”，真正享受土地增值收益。

参考文献

[1]任淮秀，汪昌云.建设项目后评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3-24.

[2]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2013年修订，试行）[A].2013-06-13.

[3]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4）：32-38.

[4]卢海元.被征地农民安置与社会保障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J].国土资源，2007（1）：40-42.

[5]张媛.失地农民社会救助的障碍分析与制度完善[J].生产力研究，2012（3）：42-44.

作者：王伟林 陈志刚

政策调整影响农村经济论文 篇3：

经济下行有其必然今年走势谨慎看好

2008年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快速多变的一年，也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频度最快、力度最大的一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只要政策调整适度，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深度下调。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把握时机，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我国经济将化“危”为“机”，走上更科学的发展道路，迈上新的台阶。

一、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从产业(供给)来看，工业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2008年，第一产业增长5.5％，比2007年提高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9.3％，下降5.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9.5％，下降4.3个百分点。特别是工业增速在6月份以后呈现加快回落的态势，12月份增速只有5.7％，同比回落11.7个百分点；全年同比增长12.9％，回落5.6个百分点。由于工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接近90％，占GDP的比重超过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因此，工业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从需求来看，投资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2008年，三大需求实际增速同比均呈下降态势。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1.6％，增速比2007年加快4.8个百分点，但如剔除6％左右的零售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在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高点后已开始下降。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5.5％，同比加快0.7个百分点，但如剔除10％左右的投资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已呈较大幅度下降，也是近年来首次低于20％。全年出口增长17.2％，同比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8.5％，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回落更快。由于近几年投资率基本都在42％左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0％左右，投资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从供求关系来看，总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迅速改善，通胀压力已经消除。食品大幅度上涨，是2007年6月以来CPI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自2008年2月份以后，食品价格涨幅逐月回落，受此影响，CPI涨幅自5月份以后连续回落，这主要是国家增加供给政策的作用结果。但10月份以后，CPI星加速下行的趋势，各类价格指数涨幅均出现回落，则主要是总需求下降的结果。尽管全年CPI上涨5.9％，涨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但从国内看，总需求增长放缓，粮食连续第5年丰收。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也在10月份开始回落，价格上行的国内因素在继续弱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减速，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价格上行的国际因素也在不断弱化。可以认为，我国短期通胀压力已经消除。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经济增速回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相互叠加的必然结果。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出口下滑是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外因，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个内因主要是我国“出口—投资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出口、出口导向型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二是出口和投资相互循环，出口带动投资，投资形成的产能又推动出口。2008年出口增速下降，不仅导致工业生产下降，还导致投资增速下降。而内因的产生是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相互叠加的必然结果。从周期性因素看，我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根据经济周期模型分析，我国本轮经济增长理论上应在2005年达到峰值，只是由于外需的强劲增长，峰值推迟到2007年。从趋势性因素看，我国已进入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主要资源严重匮乏的新发展阶段，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供给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在不断向企业和政府集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仅为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这直接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可持续的总需求增长速度也在放缓。无论从总供给还是总需求来看，“出口一投资导向型”的高速增长都难以为继。

二、2009年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

(一)世界经济可能加快下滑，发达经济体将全面陷入衰退

当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美国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计算骤降3.8％，创1982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单季降幅，经济衰退正在加深。同时，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这使得国际机构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数据一再降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月中旬发布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最可能的情况可能只有1％，悲观情况会下降0.4％。其中，发达国家最可能的情况是会下降0.5％左右，悲观情况则会下降1.5％；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将从2008年的5.9％放缓到4.6％；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将分别下降1％、0.7％和0.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认为，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0.5％，比该组织去年11月份的预测低1.7个百分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增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全年负增长，降幅将达2％，远大于该组织去年11月份预测的0.3％的降幅。其中，美国经济增速预计下降0.7％，欧元区下降0.5％，日本下降0.2％。总的来看，尽管很多国家政府联手对全球经济进行干预，但这些措施发挥作用客观上有一个时滞，同时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2009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将更加严峻。

(二)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稳定出口的压力加大

由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度接近40％，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占据我国出口市场的60％左右，因此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必然会影响我国出口的增长。同时，2009年世界贸易增长将因经济下行而显著放慢甚至停滞，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可能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针对我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将会大大增加。我国稳定出口的压力将会显著加大。

(三)消费增长可能放缓，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尚不明确

从目前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受物价因素及资本市场的财富缩水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存在忧虑，新的消费增长点还不多。尽管消费增长目前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以及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上升，加上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不会很明显，2009年消费增速可能出现下滑。同时，虽然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但由于企业利润增长大幅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快速下降，房地产市场还会在

较长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更加突出，企业景气指数持续回落，政府投资能否有效带动社会投资还不明确。

(四)就业压力逐渐加大，农民工失业现象开始出现

尽管2008年全年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超过预定目标。但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10月份我国新增就业增长8％，低于前9个月9％的平均增速，这是最近几年来第一次出现增速下降；第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这也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一些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严重，沿海地区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失业人数的增长，不仅会影响消费增长，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制约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

尽管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我国有良好的体制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发展空间和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健康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第一，我国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加强，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提高。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均GDP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地区发展很不平衡，13亿人口一多半在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潜力都很大，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很强，扩大内需的回旋余地很大。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产业和消费结构升级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2020年之前国民经济仍具有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

第二，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实力大大增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积累了较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2008年，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政府坚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重点。尤其是第三季度以后，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急剧恶化，又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如适当调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连续多次降低利率和款准备金率，增加薄弱环节的财政支出等。受此影响，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在2008年12月份出现了好转迹象，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有着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近年来政府财力明显增强，目前的财政赤字率还不到1％，离3％的国际警戒线还有较大空间。金融改革取得较大进展，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安全。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美元，支付能力大幅提高。我国的宏观调控实力大大增强。

第三，微观主体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也在提高。随着国企改制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比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20％左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下调，但我国出口仍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就是充分的说明。

第四，我国出口的产品仍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综合配套能力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中国制造”短期内尚没有足够的国际替代力量。而且，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日用消费品，收入弹性较低，在质量、价格、性能等方面优势相当明显，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这些潜力和优势不仅是短期内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2009年宏观政策基本取向

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后，我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策方向有明显改变，政策力度明显加大。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五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二是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出现的新情况，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农村内部增收空间。三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产业结构、改善城乡结构、调整地区结构。四是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五是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

(一)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基调，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结合

首先，保增长是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才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第二，扩大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2009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第三，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是保增长的主攻方向。会议首次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四个方面任务，并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放在首位，强调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是保增长的强大动力。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增值税改革、成品油价税费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这些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改革都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第五，改善民生是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把更多资金投向民生领域，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以增加政府投资和结构性减税为重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一，落实好政府投资，尽快发挥带动效应。加快落实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保障4万亿元投资能及时到位。这4万亿投资未来两年将主要用于以下领域：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元)。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3700亿元)。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18000亿元)。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400亿元)。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3500亿元)。加快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1600亿元)。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10000亿元)。为尽快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今年使用的投资可能会超过2万亿元。

第二，实施减税政策，增强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重点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可能适当降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和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促进企业投资和扩大内需。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就业。

第三，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是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出台相关财税扶持政策，提高城乡低保、抚恤对象等人员的补助水平。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实施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健全农村流通网络和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满足居民便利消费、放心消费需要。三是进一步扩大品种，加大“家电下乡”推广力度。中央财政将再增加补贴，并根据各地农村需求，选择和增加补贴品种。

第四，努力稳定出口，稳定外需。一是继续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继续减免农产品出口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费，降低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检验费用，适当扩大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规模。二是适当扩大政策性银行出口买方信贷，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扩大保单融资规模，缓解中小外贸企业融资困难。三是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重点增加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元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等产品进口，增加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四是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扩大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税收试点政策范围。

(三)以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为重点，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一，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拓宽大企业的融资渠道，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大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鼓励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对符合产业政策的出口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放宽出口企业票据融资的条件。

第三，适时适度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相对于美国0-0.25％的联邦基金利率和日本0.1％的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我国的利率政策处在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运用空间较大。央行可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为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降低国债的发债成本，并预防“通缩”的出现。还可能下调再贴现利率，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再贴现业务，活跃企业间商业票据市场，增强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也可能降低再贷款利率，为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并保持利率体系的平衡性和一致性。

第四，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将信贷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第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加强对跨境资金的监管，防范“热钱”进出，稳定市场预期，保持汇率在合理水平下基本稳定。

(四)以保内需、保民生为重点，积极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好燃油税费改革；进一步研究实施扩大消费的财税政策，如提高所得税起征点等，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推动电网输配分开，考虑允许地方政府投资城市配网建设和改造，完善输配电价，促进输电骨干网的建设。适度下放城市轨道交通的项目审批权，允许地方政府尝试多种投融资机制和运营模式，扩大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

四、2009年经济总体走势

2009年我国经济走势，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世界经济的下滑程度，二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力度。而这两点目前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2009年我国经济走势预测也很困难。

(一)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8％

国内外多家机构都对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预测。从最新的13家机构预测结果看，预测值最高为8.5％，最低为7.5％，均值为8.1％，差距不是很大。

如果按照目前的政策力度，4万亿元投资规模到位，并按两年平均分配，根据模型预测，2009年全年GDP增长速度在7.7％-8.1％之间。其中，第一产业增长速度在4.3％－4.6％之间，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在7.9％-8.4％之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在8％-8.3％之间。这一预测结果和大多数机构的结论还是接近的。

(二)消费和进出口增长放缓，投资则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消费增长将放缓。在居民收入下滑、消费者信心下滑以及财富效应的反向作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消费持续增长的势头将在2009年发生改变。历史数据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有较为明显的滞后关系，即经济增长出现减慢在前，经过大约1年左右的时间，消费增速必然出现回落。从2007年第四季度算起，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持续回落1年时间，初步预计，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18％左右。

出口和进口增速双双进一步回落。随着美、欧、日发达国家经济集体陷入衰退，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减速，再考虑鼓励出口政策的时滞性，以及订单的时滞性，2009年我国出口增长形势严峻，尤其是上半年。国内扩大投资的政策会对进口产生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进口快速下滑的态势，但作用不会很大，进口增速也将继续回落。初步预计，2009年进口增速可能在12％-13％之间，出口增速可能在13％-15％之间，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但增速将下降。

投资增长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目前扩大投资的政策力度不到位，政府投资增长不能有效弥补社会投资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就可能下降；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大规模膨胀，则又可能大幅增长。初步预计，如果4万亿元政府投资能按时到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在24％左右。

(三)经济增长速度前低后高，居民消费价格先降后升

受经济下行惯性和宏观政策时滞的共同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7.0％左右，甚至更低；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能低于8％。但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发挥效力，下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明显反弹。但这种反弹能否持续，则要看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能否续接。如能续接上，2010可能维持8％以上的较快增速；如不能续接上，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再度下滑。至于何时能再次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还要看世界经济的恢复情况。毕竟，“出口一投资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得以完全转变。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消费也不可能有较快、持续的增长。而没有消费和出口的带动，投资也不可能持续较快增长。

作者：金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