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花甲的王东明仍然在掌舵中信证券。即使距离退休不远，老资格的王东明在各种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一贯说话直率。如果是行业内的会议，他批评的矛头经常指向监管者。在今年5月16日在第三次券商创新大会上，因为不久前发生的工行抗议风波，王东明的锋芒有所收敛，但提出的九条建议几乎全是向监管者施压。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证券公司监管者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证券公司监管者研究论文 篇1：
论融资融券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摘要:融资融券业务的正式开展催生了中国股市的做空机制，这是继股权分置改革后又一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金融创新制度。发展融资融券制度，将改变中国股市“单边市”状况，不仅能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为券商行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同时，还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新的交易方式和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作为一种创新产品，将阐述融资融券制度及重大意义，并浅析该制度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融资融券；信用交易；资本市场
随着2008年10月5日证监会宣布将启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融资融券业务在市场呼唤多年后终于等的花开见明月。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创新，无论对于证券市场、投资者、证券公司、银行，还是监管者，都将带来深远影响。
一、融资融券概要
（一）融资融券概念
融资融券，就是指证券公司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的经营活动。投资者向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买入证券、借入证券卖出的交易活动，称作融资融券交易或信用交易。融资融券业务是对证券公司来说的，融资融券交易则是对证券公司的客户，即投资者来说的。它包括对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和金融机构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融资融券交易可以分为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两类。其担保品主要包括现金、上证所挂牌交易基金和债券、股票等三类。
具体来说，融资融券就是指以抵押保证金的形式从证券公司借取资金或者证券进行市场交易。如果证券价格低位的时候缴纳保证金从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买入证券，以便在证券价格走高后卖出，在归还证券公司借入资金的同时赚取差价；在证券价格高位的时候缴纳保证金从证券公司借入证券卖出，以便在证券价格走低后低价买回同种证券，在归还证券公司借入证券的同时赚取差价。所以，融资融券从本质上来说，应该属于保证金交易模式，投资者既能够进行做多交易，也能够进行做空交易。
（二）融资融券业务流程
试点阶段，融资融券业务类型主要包括融资和融券。融资融券基本模式是由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证券公司自有资金或证券不足时，由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提供融通服务。在上述环节中，证券公司是融资融券业务的主体，与投资者建立业务关系；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不与投资者发生业务关系。同时，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之前，证券公司必须了解该投资者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等内容。具体流程（见图1）。
图1融资融券业务流程
二、融资融券制度的重大意义
（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的地下信用交易行为
中国法律曾严令禁止信用交易，但信用行为作为证券市场发展的必备要素之一，在中国一直或明或暗地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证券经营机构允许客户违规透支、支持客户融券卖空、签署三方协议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由于政府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营业部对客户透支行为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隐蔽。有关部门对上海、北京等地80余家证券经营机构的抽查表明，多数证券经营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透支行为。上海被抽查的66家证券经营机构中有53家有透支现象。地下证券信用的存在与泛滥，使得管理层对于资金流动无法监控，助长了市场的资金炒作和投机行为，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券商面临很大的信用交易风险，阻碍了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而逐步实施证券信用交易、使融资融券行为合法化，则是从根本上铲除这一痼疾的必然要求。
（二）规范并拓展银行资金注入证券市场的渠道，减少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
中国一直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为防范金融风险，中国对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渠道进行了严格限制，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使得这种人为堵截很难奏效。在现实交易中，除了同业拆借、国债回购、股票质押贷款等合规途径外，银行资金更多地通过三方协议、私募基金、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循环存贷、战略投资、流动资金贷款等非正规渠道大量进入 股市。据统计，每年银行违规入市的资金在3 000亿元~4 000亿元左右，而行情走牛时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规模可高达6 000亿元。这种现象的存在，使银行难以对信贷资金风险进行有效监控，加速了证券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析传导，从而增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实施信用交易，将建立投资者—券商—银行正常的资金融资渠道，不仅可以规范并拓展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渠道，而且有利于银行资金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三）改善券商经营现状，有利于券商做大做强
在证券市场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日益加速的趋势下，中国券商的生存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资本规模偏小，资金实力薄弱。中国证监会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券商的平均注册资本仅8.4亿元，其中10亿元以正规模以下中小券商比例高达64%，注册资本最高的海通证券不过87亿元，仅为摩根斯坦利权益资本207.16亿美元的5%。其次，中国券商还处于同质竞争阶段，经营方式雷同，业务创新的力度和广度远远不够，无法摆脱粗放经营的窘境。最后，券商的融资渠道非常狭窄，仅限于同业拆借、国债回购、股票质押贷款和增资扩股等，缺乏多样化、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均制约着证券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而融资融券的实施将彻底改变当前券商融资渠道不畅和资金短缺的现状，增加券商利润来源，有利于券商快速壮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
三、融资融券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继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央企回购依次展开之后，酝酿已久的融资融券业务终于开始试点，2008年10月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将近期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相关试点证券公司的实施细则。管理层对融资融券试点业务的推进，除完善市场机制的市场内在要求外，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府“救市”行动的重要一步。关于融资融券业务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国内已经形成普遍共识，融资融券业务能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价格发现、维持市场平稳发展、增强市场流动性和进行风险控制。同时，作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桥梁，融资融券业务提供合规资金入市渠道，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融资融券的推出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关系到证券市场的所有参与者，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
中国股市的一大制度缺陷是没有做空机制，总是处于高系统性风险的“单边”行情之中，或常年亢奋，或连年低迷。融资融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缺陷，使投资者不仅能受益于未来股价的上涨，也能在股价下跌中获利。此外，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还将促使市场价格回归理性，当股价由于过度投机而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股票，从而引致价格回落；反之，当股票被过度低估时，投资者也可通过融券买入股票，从而拉动股价回升。
（二）为券商创造新的赢利模式
目前中国券商经营模式较为单一，经纪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交易手续费。融资融券交易将增加市场流动性、活跃市场交易，以此拉动经纪业务的增长，增加手续费收入，同时还将给券商带来利息收入，拓宽了业务收入和盈利来源。
（三）有利于投资者的健康发展
融资融券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理念，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它不仅放大了收益也放大了风险，这就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资者必须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科学、理性地选择股票。
（四）加大了投资者与券商的风险
对券商来说，最大的风险在于投资者不能按时足额偿还资金或者股票，将风险转嫁给券商。对投资者来说，不仅要承受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还得支付一定的利息。如果投资的股票和质押的股票价格同时下跌，会使投资者面临保证金不足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时追加保证金，经纪公司有权强行平仓，甚至关闭投资者的信用账户，这样投资者便会丧失股价重新上涨挽回损失的机会。此外，逐日盯市和保证金可能持续支付的特点，投资者融资买进的股票在下跌行情中容易出现类似于期货交易的逼仓现象，使其成为庄家操纵的赌具。
四、总结
融资融券为中国加快金融创新开了一个好头。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启动，说明中国金融创新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将会引发全球经济格局和金融秩序的调整，危机也给我们带来了契机。反思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市场，我们切不可把次贷危机归咎于金融创新，切不可关起门来故步自封。我认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应当认真反思，调整节奏，加强监管，适当地“踩刹门”。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适当地“踩油门”，以此为契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争取主动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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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蓓蓓.中国证券市场推出融资融券的影响及风险控制[J].财会月刊，2009，(7).
[5]刘中文，李军.融资融券业务风险与控制研究[J].经济纵横，2007，(3).
[6]罗宇红，钱红兵.证券融资融券模式研究[J].西南金融，2006，(10).[责任编辑 刘娇娇]
作者：余山明
证券公司监管者研究论文 篇2：
券商创新第三年：关键还是信不信市场
年过花甲的王东明仍然在掌舵中信证券。即使距离退休不远，老资格的王东明在各种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一贯说话直率。如果是行业内的会议，他批评的矛头经常指向监管者。在今年5月16日在第三次券商创新大会上，因为不久前发生的工行抗议风波，王东明的锋芒有所收敛，但提出的九条建议几乎全是向监管者施压。
经过2012年以来三届创新大会，监管者对证券行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过去的规范和限制，转为鼓励创新与强调风险并重。王东明的鼓与呼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很难评价，但如果回溯5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与中国证监会较劲。彼时中信证券同时控股多家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且在华夏基金超比例持股，直接违反了证监会的监管规定。整改大限到来之后，中信证券不得不出售华夏基金股权。
3年前，证监会通过修改部门规章，内资基金公司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从最高49%改为不设上限，只是在董事席位上仍有限制。去年，中信证券从当初的受让方手里回购了华夏基金股权。通过这次疑似的“代持”，中信证券回避了监管硬约束，等来了放松管制的春天。
王东明主导下的中信证券显然有足够的资源纵横捭阖。但即便如此，中信证券乃至证券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仍不乐观。
十年前监管者以及立法者已经从法律的高度为证券行业设置了系统性的枷锁，十年后不但去除管制需要时间一步一步修改法律和规章制度，摆在全行业面前的还有与其他金融机构巨大的差距。混业大潮之下，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恢复金融属性——从一个账户开始
实际上，在许多年前，证券公司的柜台是可以取现金的；后来一方面是为了反洗钱，更多的是提防证券公司挪用客户资产，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保证金）必须存放在银行。2005年版的《证券法》把这项规定上升为法律条文，证监会据此制定了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从此以后，证券公司完全沦为一个中介或者说交易跑道，对于客户资产如何配置，它的话语权远远小于银行。这便是金融功能的丧失。
2005年版的《证券法》是一部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基础的法律。证券公司被严格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之内。由于无法像银行那样吸纳存款，又不能染指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此处指的是在信托原则之下对客户资产作出处置），证券公司的业务受到极大的限制。当信托业和银行业发展出几十万亿的资金池业务（各类信托和理财产品）时，证券公司却仍然看天吃饭；当资本市场行情不好时，只能坐视客户和资金的流失。
2011年末，郭树清履任证监会主席，大力鼓励创新。券商欢欣鼓舞一阵，却发现手里没有客户。“营业部的这些客户，好多这几年都没赚到钱，有的还被套牢了很多。就像山洼里的土地，本来就很贫瘠，加上过度耕作，早就没了地力。”一位证券公司的基层员工对本刊记者说。
刚刚被松开手脚，尚在麻木阶段的证券公司们，思路却出奇的一致——找银行。于是通道业务迅速做大，不到一年时间已经突破万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券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达到6万亿元，其中绝大多数是通道业务。这一现象亦出乎监管者的意料，随即在2013年初，证监会展开了对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专项检查。
监管者很快发现，证券公司创新虽然气势高涨，基础却十分薄弱。从上交所总经理任上调任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张育军，总结了投资、融资、交易、托管结算和支付等五大基础功能，而这些功能都无一例外的需要从账户出发，后者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却只能进行证券交易以及投资其他范围很窄的资产管理产品。
国泰君安走在了前面。自从万建华从银联调任这家上海券商的董事长之后，国泰君安开始尝试账户突破。该公司推出的一户通服务，打通了公司旗下的证券、期货和基金交易，甚至可以提供现金管理。
类似国君的做法在也被其他券商采用。这种账户功能的扩充，事实上已经在触碰原有保证金管理制度的边界。货币基金与其他证券资产而言具备很高的流动性，通过货币基金沉淀在客户账户中的资金，更容易转化和投资于其他金融资产。虽然很不完美，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朝着恢复金融功能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在不修改证券法的情况下，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无法做出根本性改变。但国务院近期出台的“新国九条”的确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优化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模式”。这意味着证券业的尝试已经得到监管者的支持。
目前，中国证券业协会正在组织互联网证券业务的试点。本刊记者获悉，银行、中信等证券公司提出的方案中，包含一种特殊的低风险账户，其核心是用一个新的账户专门投资货币基金等低风险产品，与证券交易账户隔离开来。后者仍然严格执行第三方存管制度，只能与签约银行之间划转资金；而低风险账户可以与更多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联通，从而实现更便捷的转账、支付功能。
除了证券公司自下而上的努力之外，监管部门也在自上而下的推动全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登记结算。这项工作目前已经有实质性进展，但仍主要集中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层面。
监管部门希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能够建立以人为基础的账户系统，在个人总账户之下集中各类证券和投资账户。这样做既有利于监管，也为投资者方便管理各类账户提供便利。在统一账户的体系下，投资者“一人多户”将成为可能，即在不同证券公司可以拥有不同的证券交易账户，更方便的享受最优质的服务，反过来业将极大的提高整个行业的竞争水平。
资产之争——创设私募市场
让客户的资金回到券商账户里来，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投什么资产？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余额宝。余额宝等互联网基金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接口大量吸纳资金，另一方面却极度缺乏投资产品。因为没有足够发达的债券市场，上万亿的货币基金大量配置银行协议存款。这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不仅仅是储蓄存款，银行还掌握着资产。
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中小银行，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合适的高收益资产用来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但是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却不行，因为它们手上没有资产。
在他的九条建议里，王东明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私募市场，允许证券公司自主创设私募证券等产品。作为一项支持政策，他还建议监管层继续放松对券商杠杆率的限制，实行类似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较现行的净资本管理灵活），允许券商发行收益凭证和在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
站在监管者的角度，鼓励发展私募市场还有另一重考虑。交易所市场无疑更高效，但是大量散户的参与使得监管者在推进公开市场改革时投鼠忌器。IPO改革“进三推二”正是明证。在公开市场融资功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发展私募市场，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需要。
银行的资产来源于信贷投放，券商则需要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投资于能够产生收益的财产权利。这中间可能需要证券公司自己拿出部分甚至在某些时候是全部资金，因而是大量消耗资本的业务。创设出来的产品可以在券商柜台转让，从而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求。这些柜台市场如果连在一起，则覆盖的资产规模更大，流动性也可能更好。于是在证券业协会的主导下，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系统应运而生。但这个报价系统事实上还很不完善，目前更多起到的是私募产品备案功能。
另一方面，一些证券公司开始筹划具备支付和结算功能的券商间实体，且产生了两个版本。一是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牵头的证联股份有限公司，另一个则是华创证券主导的证联支付公司。两个证联多少有些乌龙，监管部门也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券商间支付平台。无论是哪个证联，券商间的支付结算公司一无可能，二无必要与银行的支付功能同质化：没有可能，是指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央行不可能允许证券公司拥有与银行相同的支付功能，事实上证联拿到的也只是第三方支付牌照；没有必要，是指券商与银行的目标客户并不重合，甚至存在很大的区别。未来证联的支付场景，将主要体现在各类大宗资产方面。如何高效、安全的服务于券商主导的私募市场的支付结算需求，才是证联的使命。
监管裂变——我们真的信奉市场吗？
肖钢履任证监会主席的第二年，证监会迎来了近年来幅度最大的一轮机构改革。原先监管券商和基金的两个局级部门，现合并为新的机构部。这个新的部门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大幅度精简行政审批，二是研究新的行业准入门槛，为机构间相互持牌和新设证券公司做准备。
在此次券商创新大会前夕，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转变监管方式、深化审批改革、放开行业准入和事实业务牌照管理等思想原则。关于审批，意见明确“除法定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外，禁止以任何名义或任何方式实施或变相实施行政审批”。
行政部门推进自己的改革最为不易。证券行业的监管受审批制影响日久，一夜之间革除旧习恐非易事。
以IPO为例，虽然注册制改革目标明确，但实际上监管者仍然在干预发行节奏甚至是发行定价，以行政命令指导保荐机构的具体业务。事后处罚虽有加强，但事前的监管仍然行政色彩鲜明，同时市场化的约束机制却迟迟难以建立。
“我认为未来的改革，关键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我认为本身市场的活力永远是存在的。”王东明在5月10日的那段引起误解的演讲中，用这句话作为结束语。
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共识是，券业创新，最根本的是突破现有体制对券商金融功能的管制。这既需要修订《证券法》，也需要监管部门改变以机构为分野的监管职责分工，重新建立盯住功能和行为的监管体系。在此基础之上，监管者划清与市场的界限，管住系统性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剩下的都应交给市场。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至于每年开创新大会，不管是证监会主席还是分管机构的主席助理，其实都不必参加。”一位资深证券业观察人士称。
作者：姜江
证券公司监管者研究论文 篇3：
证券监管须顺应市场发展
不出意外，2012年证券行业将连续第七年盈利，但整个行业却无乐观气氛。
最近两年多的市场不景气，让证券公司业务拓展乏力的问题暴露无遗。中国证券行业创新活力、进取性不够强，粗放经营的现象未根本改变；能够为市场提供的金融产品、交易工具、中介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专业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尚未显性体现。
在由乱及治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复苏，证券行业获得了“救赎”。在此之后，证券公司在创新和提升专业水平方面缺乏动力，当市场阴霾再次来临时，证券行业依赖“牛市”的传统业务，通过“跑马圈地”实现规模效应的经营模式无法持续。
在与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同业的竞争中，证券行业已经远远落后。作为核心中介机构的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其专业水平和促成资源市场化配置能力直接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强弱。
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业界在苦觅将证券公司“做强做大”的良策，证券行业转型的需求愈发显得迫切。
作为综合治理以来最直接的核心监管者，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对证券公司近年的发展颇有体会。9月20日下午，在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20层，庄心一接受了《财经》记者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专访，这既是他对未来监管理念发展趋势的展望，亦可看做他结束分管证券公司前的最后总结。庄心一承认由乱及治监管理念转变的滞后，阐述了未来放松管制的思路，亦总结了证券公司发展至今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应该把握的核心竞争力。
显然，放松管制是未来的总体监管基调，但庄心一未提及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监管部门坚守监管的底线，斩断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利益链条。未来，监管者如何平衡监管边界，仍将是这个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合治理回溯
《财经》：2002年以后证券行业风险不断暴露，你在2003年赴任证监会后负责处理行业风险，当时的思路和解决办法是什么？综合治理对证监会日后的机构监管提供了哪些借鉴？
庄心一：2002年之后，证监会已经关注到证券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当时，我担任证券业协会会长，目睹会员公司的窘况困境，颇为忧虑，看到证券公司风险失控的惨重代价，很是痛心。2003年12月，我调任证监会工作，立即受命具体负责处理证券行业的风险。
综合治理之前，中国证券行业的风险集中爆发，既有历史积累的风险，又有现实暴露的问题和矛盾，这些交织在一起，控制和化解的难度很大。
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和明确要求，证监会一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高危公司进行紧急处置，化解迫在眉睫的风险，控制个案风险向外部蔓延和冲击；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深入剖析風险成因，研究整体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推进行业发展三管齐下的综合治理思路，采取了全面摸清底数、督促公司整改、平稳处置风险、改革基础性制度、严格责任追究、推动创新发展、完善法规体系等一系列措施。这是一个“刮骨疗伤”的过程，目标是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时我们对证券公司提出十二字要求，“讲实话、真整改、定责任、给时间”。“讲实话”是要求公司彻底弄清楚自己的风险底数及违规问题并如实报告；“真整改”是要求公司采取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达到法定的监管标准；“定责任”，是对于不交底、不整改、逾期不达标甚至顶风作案以及资金链断裂危及市场运行的公司，依法追究公司和个人的责任；“给时间”就是给证券公司整改的时间和发展的空间。
经过相关各方共同努力，绝大部分证券公司在26个月内如期达标，也有一批公司未能“过关”，陆续退出了市场。在平稳处置高风险公司的同时，我们集中改革了一批基础性制度，健全了法规体系，完善和强化了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机制，实施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建立了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制度和以公司内控为基础的合规管理制度，就是在综合治理过程中确立的。
综合治理既是攻坚克难、化解行业风险的一场战役，也是对机构监管工作的全面检验和深刻反思，这为监管理念、思路、规则、措施的调整转变和改进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留给我们的借鉴非常深刻，如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风险控制与创新发展是行业前进的两个车轮，永远不能失衡，更不能偏废！
《财经》：当时感觉分类监管在行业内的影响很大，分类监管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庄心一：对分类监管，我在证券业协会工作时曾与业界讨论过多次。我那时就说，一群人，有老有少，有强有弱，咱们能不能让年轻健壮的人先走，探探路，然后大家跟着走。综合治理后，在此项探索的基础上，建立了现行的监管分类评级办法及配套的分类监管体系。
良好的、达标的证券公司分别被评为创新类和规范类。推出此项工作的主要考量，一是当时券商的信誉普遍降到了冰点，一个金融服务行业，失去了信誉，就失去了一切，实事求是将正面信息揭示出来，有利于维护市场信心；二是客观上每家券商的经营状况、风险程度以及整改效果确实不一样，“一刀切”有失公平，对整个行业和市场都有损害。
通过分类监管、区别对待，形成了激励约束机制和示范效应，推动了公司积极整改、正常经营和创新发展。治理合格的就放手发展业务，不合格的证券公司继续治理，解决问题。
《财经》：这种分类监管方式，表明监管部门一边在处置风险，一边在推动行业创新吗？
庄心一：其实在推动行业创新方面，进行的更早。2004年8月中旬，在全面部署综合治理的前两天，证监会发出了推动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的通知，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示，只要市场有需要，公司有能力，法律无障碍，客户权益有保障，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公司都可以自主研定创新方案，经专业评价通过后实施，先试点，后推广。
中国证券公司真正由监管部门主动推动的系统化、制度化的创新机制，是从行业风险整治全面推开之际开始确定的，其中的原因、考量及效应，还是很值得体味的。综合治理之中，大家更加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行业治本之道必须是通过业务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解决发展问题，规范加创新才能振兴中国证券行业。
2007年8月证监会开了一个总结会，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此作了系统阐述。那次会议还明确提出了监管工作要实现九个转变，这标志着监管转入常规阶段，行业从综合治理阶段转到正常发展创新阶段。当时的目标，一是巩固综合治理成果，不能重蹈覆辙；二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要调整重心，事变法移，适应新形势。
行业发展困境
《财经》：这几年证券行业的业绩持续徘徊，你也曾向业界发出警示，“证券行业下一轮的危机将是财务状况的恶化以及生存空间的压缩”，这是否仅是市场周期性的表象？
庄心一：证券行业这几年日子不好过，肯定跟市场状况有关。以经纪业务为例，一方面是交投的萎缩，另一方面是佣金率的下降，收入下滑很快。证券公司一方面必须忍受佣金率下降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必须思考如何通过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服务来增加收入。市况不佳，也导致证券公司投行、自营业务收入的下降。在传统的盈利模式下，这三项业务是证券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
但是，把证券行业业绩不佳单一归因于市场的周期性，是没有道理的。与证券公司相比，近年来银行、信托等金融同业的业务增长很快。
《财经》：从监管者的角度看，造成这几年证券行业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庄心一：证券行业这几年业务规模的扩张相对慢了，有人认为，这可能与错失了两种金融工具的提供有关。一是证券公司错失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提供。近些年，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需要一个和通胀率接近或同步的保值工具，这时候其他金融同业提供了，证券行业没有提供出来。
二是证券公司没能为企业提供债务类融资工具。市场上不乏一些急需的、紧缺的融资需求，相应需要灵活便捷的融资工具，这方面证券公司也基本没有参与。
可见，就金融中介机构而言，能否适应市场需求及时有效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对行业规模、业务结构乃至竞争力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这些年来，证券行业在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整体来看，专业优势不明显，创新效果还不理想。
《财经》：任何行业的发展，都要基于自己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这样才具有可持续性。你觉得证券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哪里？目前对这些竞争优势的挖掘是否充分？
庄心一：证券公司的专业优势在哪里？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将证券公司比作渔民，以打鱼为生，祖祖辈辈以渔为业，别的不行，打鱼这行得精通啊，你得比别人会打鱼，而且要打得多才行，不能总是拿着祖传的旧网，见水就撒，有鱼捞鱼，无鱼捞虾，虾捞不着，捞几棵草也行，实在啥也没有，再撒一网。
有这么几个观察点大体可以直观反映证券行业的专业优势：一是对你的客户了解不了解，他们的实力、偏好、需求你掌握多少；二是能不能跟进客户需求的变化量身定制，细化服务，提供产品，促成交易；三是在资本市场上，你的研究分析能力、风险控制水平、经营管理效率是否胜人一筹。
具体而言，与其他金融同业相比，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业务做得是否相对要好；承销业务、经纪业务除了提供入市通道，还得有客户离你不行、非你不可之处。再具体到每家证券公司，你有无清晰的自身定位和明确的目标客户，有何特色优势、业务强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团队和管理支持体系。
与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满足企业居民多元化投融资需求相比，中国证券行业创新活力、进取性不够强，粗放经营的现象未根本改变；能够为市场提供的金融产品、交易工具、中介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专业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尚未显性体现。
《财经》：证券公司缺乏创新能力、创新的实际效果不佳，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庄心一：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改善促进创新的生态环境、破解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面临的任务。
前些年证券行业创新活力不足、实效不佳，除整体环境因素，与证券行业自身和监管工作都有关系。
在专营保护下，证券公司以通道服务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对业务创新能力、专业服务能力的依赖性不强，有些钱有时候来得比较容易，创新的压力和紧迫感不足。前些年市场比较活跃的时候，这方面尤為明显。
证券公司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需要市场结构、层次、规模、基础产品品种等与之相匹配，受市场深度、广度的制约，业务和产品创新的空间有限。
创新需要投入，投入需要回报，即便创新成功、回报丰厚，也需要时间。创新在投入期对业绩考核、盈利表现乃至收入分配，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带来损失。要使股东、高管、员工形成创新共识并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及激励机制，解决长期发展与短期效益不对称的问题，目前在证券行业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创新的结果自然有成有败，创新的过程必然千辛万苦。创新成功，皆大欢喜，市场、行业、公司、个人都将受益。创新失败了，创新者恐怕难辞其咎，将承受最直接的冲击和损失。在容错文化和合理保护机制不足的阶段，一失败成千古恨，创新者很可能先流汗，后流泪。这个问题不解决，面对风险、成本、责任比较大的创新，公司和个人都难免心存顾虑。
证券行业身处公开市场，直接面对广大投资者，受关注度高，敏感度强，发生问题和出现风险的被容忍度低。证券行业创新一旦出现风险和问题，往往“冲击波”即刻涌来并迅速扩散，影响大，聚焦快，而解决的办法又很少，可回旋的余地也很小。
如果说，非公开市场出了违约事件还可能有多种方法寻求了结，在证券市场却只能依约依规，在市场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解决。
如果为了一时一事之需，扭曲了法治化、公开化、市场化的机制，其做法必然是使公众无法接受，其长远代价更是整个市场建设所难以承受的。
就监管而言，职责所系，长期以来面对证券行业的种种风险甚至危机，监管人员殚精竭虑，有时甚至焦头烂额，对风险的危害性有着真切体验，对防控风险的重要性有着深切体会，在防控风险方面的经验和方法积累较多，久而久之难免形成惯性。
近几年来，从监管理念、工作部署到规则、措施都向推动创新发展方面有了很大倾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但自觉不自觉地常常会受到风险考量的影响，在创新与风控均衡点的把握上慎重有余，在时效、节奏、尺度、方法上确实存在一些滞后现象。用更通俗一些的话说，就是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
如何创新发展
《财经》：业界对监管和创新的放松很是期待，监管部门怎样看待行业的发展创新？
庄心一：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规模巨大且极具潜力的经济体，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资本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服务实体经济是资本市场的根本使命。作为核心中介机构的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其专业水平和促成资源市场化配置能力直接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强弱。推动证券业做优、做强、做大，意义重大。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创新深入开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拓展，证券公司的创新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更大的空间，同时也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如果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本土证券行业形不成核心竞争力，那么之后就难有大的作为。
好比一个篮球运动员在青春期个子没长高，技艺未练精，这一辈子就很难进入NBA赛场了，甚至连打CBA的机会都没了。
《财经》：你前面也提到，过去推动创新，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总体看并不理想，也分析了原因，监管部门在最近也在积极鼓励创新，这次思路和方法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庄心一：2011年，证监会全面启动了针对行业创新为主题的综合调研，首先就是要进一步明确认识问题。我在创新大会上提出：“监管者永远不能对行业的任何创意说NO”。
一万个创意，可能有一千个是可以持续思考的；一千个可以持续思考的可能有一百个具备一些可能性；一百个具备可能性的，可能只有十个能形成可实施方案；十个能形成方案的，也许只有一两个能做成。任何创新的背后一定是无数的创意，没有尊重就没有创意，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这需要监管者从意识上、从行为上、从习惯上都要成为市场创意的保护者，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创意（包括虚无缥缈科幻型的创意）说NO。
监管者一定要有一种定位，在行业创新方面，证券公司是主角，证监会是配角，监管应当敬畏市场、尊重行业，为创新活动提供适宜的制度框架，改善生态环境，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主动适应证券公司的创新需要。
证券行业是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新兴行业，其成长发展的经历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
在市场初创期，证监会在行业创新方面承担主要角色，这有其必然性，但这种不得已的、替代性的安排并非是最好的，更不应该是长期的。
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既要随着行业的成长有序后退，又要随着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拓展有机延伸。公司内控、行业自律、市场约束有效的，行政监管要淡出。当然，这种退出是互动的，而不是随意盲目的，市场进多少，监管退多少，时空上都不能脱节。市场发展变化中，涉及系统性风险和公共利益而又约束空白的地带，行政监管还要适时到位。这是我们现实的任务，也是长期的任务。
创新肯定会出错，需要理解和包容。行政监管要为创新活动留出失误失败的空间，允许探索者摔倒了，自己再站起来，跌伤了，痊愈后可以归队。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创新活动失败，一旦引出乱子，其后果很可能是整个行业创新停止甚至后退，这方面的案例并不鲜见。
在创新中注重风险控制和追求成功率，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郭树清主席在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明确要求，“永远不做自己不懂的产品，把风险敞口始终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并时刻做好经营状况向最坏方向发展的准备。”
其次，秉持进一步深化了的监管理念，从市场、行业现实状况出发，从具体业务线评估分析入手，广泛听取并吸收市场专家、业界人士、企业界、客户代表的意见建议，立足现实，远近结合，就放松管制、拓宽空间、推进创新提出了近期可实施的具体的监管改革措施，即现已向全行业发布的“十一条”。近几个月来，相关的措施有的正在逐项推出，有的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在此我就不展开了。
监管思路调整
《财经》：开展券商综合治理以来，你对机构监管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哪些必须坚持，哪些是可以逐步调整的？
庄心一：从综合治理开始，结合行业和监管工作的实际，机构监管的思路在不断梳理、调整，逐步清晰明确。
首先要监管的是证券公司行为的合规性和风险的外部性。
合规性是指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风险外部性是指证券公司的风险溢出。其目的无非是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止系统性风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发展战略、业务模式、财务盈亏及其内部其他事务则不属于监管的范围。
其次，证监会对行业的监管方式是“坚守底线，设定框架，留足空间”。不能违法违规、欺诈、侵权、造假、损害客户权益是底线，证监会决不容忍任何机构或个人越过这条底线。风险控制指标是框架，行业经营风险总和不能突破这个框架。至于在监管框架内如何安排，则完全是各证券公司作为市场主体自己的事情。留足空间指的就是证监会要准确把握临界点，尽可能放大公司自主决策、自我管理、自担损益的范围。要适度设定风控指标，兼顾损失吸收和资本效率，要坚持客观开放的监管评估制度，適时清理减少限制性政策与规则，逐步简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防止金融抑制。
从这些年证监会出台的业务监管规则可以看到，这些法规都明确了哪些是证券公司必须遵守的，超过了底线就要受到惩罚；底线之上则是证券公司可以自主掌握的，包括做不做、怎么做，都任由证券公司决定。
增强自我管理的主动性，当证券公司出现违规问题时，证监会区分“自查自纠、自查他纠、他查自纠、他查他纠”四种情况，从宽到严，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处罚措施。这是引导鼓励市场主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降低纠错成本，增强纠错能力的一项机制。
合规管理和风险监控是监管的基本定位，也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次，要为行业留足空间，让各公司在竞争中形成竞争力，各具特色，差异化发展。第三，要尊重和强化公司自我管理、自主创新的权利和作用。第四，任何监管思路和措施都要接受实践检验，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就坚持，反之就调整或放弃。第五，要始终维护监管的公正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严格执行法规政策，公平对待监管对象。
《财经》：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不少大型中资券商“走出去”取得了一些进展，你对中资券商国际化战略有何看法？
庄心一： 在证券公司“走出去”方面，我们也采取了渐进的措施，逐步放宽主体资格条件，扩大地域范围。2007年和2010年我们两次对证券公司“走出去”进行专题调研，发现香港子公司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专业团队、业务平台和经营模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开始介入一些高端业务领域，市场影响力不断提高。
同时也要看到，在港的大部分中资券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资产规模相对小，业务基础薄弱，国际竞争能力仍显不足；全球范围的营销网络尚未建立；与境内母公司的业务协同性不强，与境内市场的联动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等。
国际化业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凭空而来。
中资券商只有在跨境业务这一相对具有一些优势的领域起步，紧紧抓住中国经济全球化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伴随境内企业、资金“走出去”，服务境外企业、资金“走进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培养专业团队，拓展客户群体，建立营销网络，优化业务体系，才可能逐步形成国际竞争能力。
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证券公司更新经营理念，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推动金融创新和行业竞争，提高行业服务效率和专业水准。
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大势所趋，越是主动开放和高度竞争的行业，越有可能培育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越有利于形成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
就目前行业、市场的实际情况而言，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是具备的，必须继续坚持“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开放原则。
《财经》：中国证券行业以资本计量，出现了规模大小不一的证券公司，但并不像境外市场那样，存在一批有特色、有专长的中小证券公司，中国的中小证券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庄心一：理论上，一个市场中，中小券商总是大多数，大中小公司功能和作用各有侧重，经营和管理各有专长，共同覆盖全市场并不断延伸业务领域。
但现阶段行业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就鼓励差异化经营，鼓励从客户需求和实际出发，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这个格局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
虽然整体格局没有形成，近年来一些中小券商的差异化经营却也初露端倪。比如，大同证券就定位于大同和周边地区，不求大、不求快、不求高，成立以来没亏损过一年。东吴证券曾经把总部放在上海，后来发现没有优势，又将总部迁回苏州，埋头深耕苏南。联讯证券在经纪业务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明显的区域优势。这都是有意义的典型。
《财经》：在未来中国证券行业中，中小券商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庄心一：中国证券行业要形成一个立体多元、各有侧重，能为不同客户提供有效服务的行业生态，既要有一些大型的、具备综合业务能力并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的公司，也要有一批中等规模、特色鲜明的公司，还要有一批擅长零售业务、进入社区、专注村镇的小型公司。同类规模的公司群体也应各有强项，或区域，或行业，或某项业务。这就需要差异化发展、特色化经营。
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我在信托公司工作时，几乎家家证券营业部的目标都是成为高盛、美林，后来变成家家公司都想成为高盛、美林。现在大部分公司不空想了，少数大公司仍以国际大投行为发展坐标，这是建立在比较分析基础上的，给我的感觉还是靠谱的。各公司确定的目标，与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大致一致了，这个转变很有意义。
从全球证券行业格局的演变过程乃至一般产业发展历史来看，中小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是绝大多数大公司是从中小公司脱颖而出的；二是不少重要的核心技术是中小公司率先发明的；三是相当一部分新商机的捕捉、新需求的发掘和新业务的创造，是中小公司实现的。
影响中小公司个性化发展和行业格局演变的因素很多，监管者必须要做到的是，不能实施简单化、“一刀切”的同质化监管。对这个问题，前些年我们有所认识，这几年正在逐步解决，但还有待继续深化。
中小券商应该怎样发展，可以在行业和监管的互动中触发、探索并积累。但中小券商一定要和大券商有区别，也一定会有发展空间。我们将约请一批初显特色的中小券商，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碰碰思路与对策，想想如何在监管改革中为中小券商的创新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监管服务。
作为一位与证券行业颇有渊源的人士，我在各个阶段与业界沟通探讨时，经常侧重于行业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其中还往往会说到诸如經营模式、业务开拓、客户关系等应由行业自我评估判断、自主解决为主的话题。但这决不等于我没有看到行业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和取得的长足进步，只是将喜悦放在内心，而将忧患摆到明处，以期引起重视，一起去解决，这或许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同样也决不是想要“越俎代庖”，只是认为作为监管者看到、想到这些问题，至少可在监管思维中减少一些局限性，增加一些兼容度。
当前全行业对面临的困难、自身不足的认识比较深刻，内控能力与效果也达到了历史最好状态，务实进取意识、创新热情明显增强，正处在练内功、转方式、打基础、求突破的关键时期，务期抓紧、抓实，应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自强不息，将良好的机遇和自身的努力有机结合，力争行业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再上一个台阶，并形成可持续发展壮大的足够后劲。
总之，我们大家都应保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坚定信心和对证券业的足够信任。我相信中国证券业会越走越好，越做越强。
作者：王晓璐 乔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