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制发展论文

【摘要】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渐渐淡去，中国金融改革逐渐深化，加快注册制改革已成为有效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话题。本文将对注册制改革的过程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针对目前情况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国外注册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证券法制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证券法制发展论文 篇1：

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律制度构建

摘 要：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概念、特殊性等基本理论做出详细的分析，对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制发展现状与不足进行专门论述。对比美国与日本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律制度发展，提出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证券化

一、知识产权证券化基础理论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资产证券化是指发起人通过售给特殊目的机构特定的缺乏流动性但却在未来能够实现预见现金流的资产的方式，通过特定的结构分离运用资产的收益、重整及风险转移等方式来实现资产的信用转化，从而成为由资产的现金流通的证券销售到固定的金融场所的潜在投资者。通过上述对资产证券化概念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其复杂性和烦琐度，资产证券化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明星级创新工具，通过为传统金融市场注入新能量的方式悄然的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融资方式并引领了一场全新的商业模式改革。

（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概念

知识产权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中的一种，是以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可期待的知识产权许可费、使用费及其他预期可使用费、保证支付的使用费而形成的对这种无形的资产进行合理的风险规避与再包装，从而通过上市的方式使其证券化为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融资的新型金融创新工具。详言之。就是通过将缺乏流动性但未来具有预期现金流的知识产权经过包装处理，隐去其所存在的固有风险后，将其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资产，以资产组合的优化整合功能，有效地剥离风险要素与收益可能，从而减少既存的金融风险，进而实现增加现金收益的终极目标。因此，知识产权证券化与传统类型的资产证券化相比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其深层原因就是证券化的对象是知识产权而非传统的证券化对象。

（三）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特殊性分析

知识产权如何能在固有的资本市场实现自身的利益归属的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证券化的方式来实现，知识产權证券化与传统资产证券化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就是知识产权的许可权即物权，相较于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来说，新型的金融知识产权具有更大的独特性。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将知识产权作为证券化的对象和基础资产，多角度基础资产的证券化支撑现金流。首先，知识产权的转让，将所获得的资金转让而获取利益;其次，知识产权许可即使用他人现金流而产生的收益。借助转让、许可来进行的甄别，以公司投入的资金、技术所从事的研发工作，从而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而代替其转让。因此，一般来说，公司不会轻易选择转让的方式。

2.由于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从法律属性上来说应当被认定为是特殊的无形资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技术利用和制度化的难题无法解决，相较于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来说，知识产权证券化会使得其所形成的复杂法律关系更难以操作和利用。资产的所有权人的权属归属非常明确，但新型的金融知识产权的各个权利人间所形成的复杂法律关系必将导致其权利归属异常复杂。因此，如何厘清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要症结就在于梳理好其中的各项权利义务的准确关系。同时，从知识产权独特性来说，如何使其证券化难度巨大。因此，知识产权的证券化需要技术处理的综合能力和体系化的结构调整优化，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降风险的预期，否则要想实现市场认同可谓难上加难。

3.相较于传统资产证券化及融资担保，知识产权证券化主要是以资产的信用支撑为依托而实现的。知识产权的担保性的融资就是权利人通过用拥有的知识产权为担保物，而为债务人提供担保，以担保未来债务得以履行。其归属于权利质押，但其所用的担保物具有特定性。由于融资的对象的差异，质押担保的主要的质押权人为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而证券化的对象，而不是特定的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和投资个人等。

二、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破坏性有目共睹且范围遍及全球，当时的种种危机情形可谓触目惊心、如鲠在喉，其给很多国家造成的经济影响至今还未消退。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最核心内容，首当其冲的就是资产的证券化。当时各大银行将次级贷包装成为一种全新的基础资产证券，并未经任何监管程序就轻易发放本就没有任何担保而信用度又极低的购房者，因此带来的购房者到期不能还贷造成银行的次贷危机，当时的银行也并非将资金用在贷款上，而是通过将手中的次级贷在资本市场上进行重新的包装组合然后上市，最终将其以次级贷债券的方式出售。原本银行的风险是可以通过其内部的风险核控进行控制的，但由于将其在资本市场进行自由转让且对象为不可控的其他投资者，因而引发了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机。在房价持续性上扬时，贷款者能够按时还本付息，则证券化就表现出其积极的优势，维持既有的状态。但房价稍有波动，则本就信心不足的贷款者就会断供，使得整个证券化现金流链条断裂。动摇了既有得现金流链条，就会出现连锁性的资产证券化的崩盘，结果就是证券发行机构就此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而全球性的信用危机也因此不可避免。而市场性的危机和信用的缺失也将导致金融危机，而资产证券化毋庸置疑在其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无端地归于资产证券化，真正的问题根源应当是资产证券化中的基础性资产。资产的资信低，就会产生风险，这是次贷产生的诱因。基础资产的信用差，银行对这样的资产就必须要严格审控。追本溯源，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并没有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管。由于证券化需要进行评级，而此评级要求严格、真实，如果要达到高级的信用必须要通过特定的程序评价达到特定的资信标准。然而，美国的相关机构为了能尽快实现打包上市的次贷融资，很多银行却经常规避必要的审核程序甚至会默许信用评级机构按照要求的标准出具信用评级结果。而美国政府也在监管制度层面忽视或者说人为地规定宽松的监管措施，这就必然会导致虚假的评级制度滋长了风险的长期存在，并在最终引发系列波及全球的严重信用风险。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要求作为一种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过程必须精准、适当、合法，并精心地重组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程序中。因此，知识产权的证券化的创新性工具不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法律需要亟待解决的难题。

首先，流程的关键是基础资产知识产权能否作为金融工具资产，同时政府部门能否在知识产权审批方面对整个知识产权证券化进行有效的、合法性的监管。在实践中，各方参与主体缺乏规范性、制度性、专业性极强的规则制度来界定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应该承担的义务，也是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有知识产权证券化成功案例的原因之一。而且，证券化若出现无法预期的问题导致资产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而出现侵权时，若缺乏整套的完善制度措施来实现各主体间的可能出现的彼此扯皮的纠纷问题，可能会损害到其他投资人的利益。

其次，就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具体运行程序看，不同的阶段都会牵扯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专业技术手段。因此，唯有通过固定整套制度规范和制约机制确保流程具有时效性并受到一定的控制。金融领域中还涉及到很多会计、经济、税务多方面的专业融合。而新型金融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的融资工具，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于国家和社会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当然需要政府在财税等各方面予以政策性的支持。

最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教训是深刻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而核心要素就是政府如何对资本的证券化进行有效的监管。因此，虽然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我国目前的实务领域发展的较为缓慢，但借鉴国际已经成熟先进的监管立法体系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善的监管体制，从而冲破固有制度的束缚，充分发展符合现代金融目的要求的新型金融产品是必要的。

三、国外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制发展现状

（一）美国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律制度现状与发展

作为商业大国资本市场的奇迹，美国的金融创新能力一直举世瞩目。当时有这样一句俗语：“只要是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就能够被用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当时只要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并被发行资产证券，则其知识产权证券化、信托、担保构成了一体化融资模式。不同情况下依照自主选择融资模式，逐渐扩大其规模。从鲍伊债券的知识产权证券化的4.3亿至2012年的15.2.3亿，其交易总金额累计突破了26.5亿。

美国开创了知识产权证券化先河，对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律制度贡献无人可比。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成文法与法院判例都是其重要的法律渊源。虽然其并没有制定任何专门的成文法来实现金融的创新，但通过各种成文法、判例法来保证其快速发展。在Inn案件中，法院以资产制度原则的完善对金融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对证券化制度构建的主要成文法是商标专利版权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美国没有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专门性立法，是体系内容的多部法律所形成的制度。

（二）日本知识产权证券化制度现状与发展

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有量位居全球第二。但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发展，无形中会影响到日本的传统制造、来料加工等产业。而日本所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依靠发达国家既有的知识产权保持其市场竞争力的。而且由于日本国土狭小所导致的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先天性问题，必然使得其必须立足本土的地缘优势来充分挖掘其自身的巨大潜能，开发更高的新技术发展，故而拥有位居第二知识产权保有量地位有深刻经济背景与文化背景的必然要求。更大数量的知识产权的拥有比例必将成为其国家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进行的先决条件。在实践中，许多高新技术企业都因为持有高端品质的知识产权而实现了企业的飞跃式发展，而同时其也因企业自身所存在的信用问题、资金问题等无法实现如大企业般以上市股票融资等方式扩大其资本额的目的。

日本政府对知识产权的发展高度重视，因此其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法律制度，基本上都由政府主导完成。2003年，光学专利的证券化成功开创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实践先河，极大地推动了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本国的发展。同时在制度层面，日本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并修改了《资产证券化法》《信托法》《证券法》等一系列对其发展产生制度障碍的法律法规。

四、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法制不足与立法构想

（一）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现有法律体系的不足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制定体系化的知识产权证券化相关法律规范，也没有相关方面的专门性立法，就连统摄各个领域的相关性制度的总纲建设也是空白。目前我国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法律理论与实践体系，相关政策来自政府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具体管理规定，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政府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证券化。另外，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倾斜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但制度的顶层设计并未上升为法律层面的落实和法律制度构建。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重点涉及如何进行创新金融的政策的制定并提出如何有效建立中小型创新知识产权信用机制的担保制度，并进行了科技型金融创新的融资探索，以及如何进行准确的知识产权创新，从而使其成为基础资产为相应的金融衍生物进行信用担保的相关制度。

2012年国家又颁布了《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突出强调拓展知识产权投融资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战略融资、依托质押入股、融资担保等方式来寻求知识产权融资方式的新模式的股权融资模式和资本市场化设立基金、集合托基金、担保金等基础融资平台。鼓励金融创新建立知识产权融资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业务、资产证券化制度积极引导、在法律轨道上实现知识产权证券化全面规范并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要政策领域提供理论依据。

上述即是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相关领域的政府的主要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对知识产权证券化高度重视，但仍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政策也没有起到详细、系统性的规范的作用。

（二）我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立法构想

作为资产证券化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基础资产同其他资产的证券种类相比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未来在构建资产证券化的具体法律规则时应首先考虑将知识产权的证券化类型专属化并通过独立成章的模式进行典型化的嵌入，同时要考虑到其与相邻法律学科的承接贯通的关系，并实现体系上的一致性，最终实现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法律体系化建设的实现。

作为大陆法系典型的成文法渊源的国家之一，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将知识产权通过资产的证券化模式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实现新的突破，建议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即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法从而实现该部法律的较高法律位阶，以确保其在施行的过程中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法律效能。因《知识产权证券化法》相较于其他部门法诸如《合同法》《证券法》等一般法属于特别法，因此当出现法律冲突需要进行法律冲突的解决和适用时，我们的解决原则应当是要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即知识产权证券化法的相关制度规范将会优先得以适用。就其具体的法律内容和规范模式或许可以参照日本的相关法律规范即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虽说资产的证券化尤其是知识产权此种新型的证券化类型于我国属于外法的移植，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等现象。但是由于本土化中并没有习惯法的经验可供参考，因此在构建我国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法的实践推进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要对外域法的某些成熟立法技术及内容进行有效的借鉴。由于日本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起步较早，而地处亚洲大陆，两国的文化又具有诸多的融合性，因此日本的制度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借鉴，而日本的资产流动化法可以作为在技术层面上对我国社会制度进行有效回应的一种有效途径，以实现在我国商事交易飞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相关的商事制度规则的迅速回应，并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  赵建建.农业知识产权转化应用问题与策略研究[D].济南：山东农业大学，2011.

[2]  靳晓东.专利资产证券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7.

[3]  冯晓青，吕莹.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推手[N].证券日报，2013-05-07.

[4]  陶红武.知识产权证券化中知识产权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探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4，（35）.

作者：韩颖梅 刘艳平

证券法制发展论文 篇2：

我国注册制改革可行性分析

【摘要】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渐渐淡去，中国金融改革逐渐深化，加快注册制改革已成为有效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话题。本文将对注册制改革的过程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针对目前情况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国外注册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注册制改革 经济发展 金融制度

一、我国注册制改革的必要性

（一）注册制带来透明信息的完备披露

注册制使得市场拥有了一种权利，它可以鉴别哪家公司更值得去投资，市场可以用钞票做出选择，交易是自由的，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对称。注册制可以调整监督者的角色以及职能，这不代表缺位，换句话说意味着家长变成了警察，那里仍然存在监督者，这样可以使得市场秩序更加尽然，也可以使得上市公司不被投资者欺骗，从而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注册制引起退市制度的产生

自从IPO采用注册制，这使得退市变得很容易，这时企业挂牌是很容易的，仅仅符合上市标准就可以了，上市变得很容易，这时候很少有人花费大量资金去买壳资源，可想而知公司只要失去价值，就很可能退市。退市制度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公司很少会选择退市，因为没有注册制退市才很难实现。因此，注册制引起退市制度的产生。

二、注册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中国将从货币时代迈入资本时代

我们知道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效率在不同金融体系下是不同的，其中转换效率最高的是美国，它的转换效率极高。在中国目前的改革目标倾向于，转向以资本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而以信贷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渐渐淡化，不同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动力取决于不同的金融体系，我国在未来将迎来资本市场的繁荣。

（二）注册制会使得社会的融资结构发生变化

社会融资结构数据在2014年显示，这存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在所有的社会融资中，企业以及企业债券市场发行的股票所占的比例很小。然而在未来这种现象可能会改变，在社会融资中，信贷的比重下降的幅度会很大，注册制会使得社会的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注册制会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从而整个资本市场也会得到更好地发展。

（三）注册制使得中小企业的增长动力得到释放

注册制改革使得企业的负债比率得以降低。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企业负担比较重，我们知道在企业刚起步的时候财务负担如果很轻，那么这个企业发展起来就会很快。换句话说，一个企业创立之初在它最需要资金的时候，不管是债券还是股权融资，对一个企业初期的发展影响很大，据统计，美国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比中国大约低3%，然而更糟糕的是，中国制造业的负债率更高，因此对一个小企业来说，尽量降低负债率对小企业来说是有益的。

三、更好地推进我国注册制改革的建议

（一）完善证券法制体系

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注册制的改革首先是要有一个适宜有效的法制体系，对不符合注册制实施的法规体系要及时清理，使注册制的各项程序都能做到有法可依，保障证券市场的正常的运行。其次是完善民间诉讼法，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要使严厉惩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上市，信息造假等证券犯罪行为。

（二）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效率

政府部门应该为注册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一个规范的制度环境。首先政府应该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安排，对私募和公募要进行严格的划分，将有限的资源放在对公募的监督管理上。此外，政府应当对审批人员做出合理的分工，使审批的各个环节做到有专人负责，这样不仅能提高行业审阅的专业水平，还可以提高审阅的质量和效率。最后，政府应当将所有发行和上市公司的披露监管归于一个独立的部门来负责，这样便于统一的审阅的标准，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审批环境。

（三）保证信息披露的质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注册制的核心是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的基础。应制定信息披露的详细规则，规则的制定应当立足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对外任意散发招股书之外信息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并给予严惩。

（四）鼓励中介风险控制机构发挥打假作用

政府应该积极地去培育证券市场上的中介风险控制机构，积极引导中介机构制定合理的薪酬以及相互制约的分工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来让中介机构更注重风险的控制，揭露失信行为，充分发挥他们的打假的作用[1，2]。让风险控制中介机构成为广大投资者的维权先锋，证监会的有力助手。

（五）提高投资者素质

中国应该努力提高投资者的素质，让整个社会对自由市场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帮助投资者认识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最后，根据美国股票注册制的审核程序能看出，美国的注册制审核程序处处体现着实质审核，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形式审核，因此，中国在进行注册制改革是不要忽视实质审核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逐步的下放权力，不要一蹴而就，从而确保我国证券市场的安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六）必须严惩造假者

注册制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注册制的效果可能就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一方面中介机构要做到严于律己，不能对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视而不见，一旦中介机构帮助上市公司造假，中介机构就会付出严重的代价；另一方面证监会的监管力度在新的监管模式下就一定要得到强化，严厉打击造假人员，从而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四、总结

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20多年它，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需要政府手把手扶持的幼稚市场了。不管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成为了阻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绊脚石的是核准制，然而成为我国改革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方向的是注册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的完善，各领域的市场化，证券发行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因此注册制终将成为我国发审制度的必然选择。中小投资者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和机会，避免盲目投资。但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发行注册制是我们目的地，却不一定是我们取道终点的唯一手段和方式。在证券发行制度改革中，我国应契合自身实际情况，分步骤分领域地实行注册制，最终顺利推进注册制改革。

参考文献

[1]付云.美国股票注册制对我国IPO转向注册制的启示[J].对外经贸，2012（11）.

[2]陈淮，顾连书.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制度条件及其政策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02）.

[3]顾连书，王宏利.我国新股发行审核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型的路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4]柯湘.我国股票公开发行审核实行注册制若干问题探讨[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4（05）.

[5]朱建明.股票发行向注册制过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经济论坛，2014.

作者简介：王艳秀（1990-），女，汉族，山东省潍坊人，辽宁大学2015级经济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王艳秀

证券法制发展论文 篇3：

当代国际会计准则应用研究综述：法制环境

作者简介：

蒋基路(1976-)，女，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会计：

王华(1956-)，江西上饶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会计。

摘要：比较中国和英美国家应用IAS的法制环境，我们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会计准则的执行强度弱化，证券分析师发展水平落后，税财的一致性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的自然约束效力不明显，这些制度背景的差异影响了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并导致了实证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国际文献的结论和理论解释在中国“水土不服”。

关键词：国际会计准则；法制环境；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文献标识码：A　

在欧盟和美国这两个强势集团的采纳和支持下，IAS／IFRS(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使用，2006年2月，中国公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表明，中国在准则上已经取得了与IAS的实质性趋同，然而，由于制度背景差异、政策性差异、职业判断差异以及执业质量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会计准则的执行必然受制于环境，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准则采纳与否转向准则如何执行。我们选取在IASC(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为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之后，IAS／IFRS获得广泛应用的这段时期(2000-2006年)内，在国际顶尖会计杂志上发表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旨在归纳和评述英美国家执行IAS／IFRS的实证研究结论，为国内执行与国际趋同的新准则提供借鉴，同时也对中国和英美国家应用IAS的制度背景加以比较。我们从信息披露的外部环境和公司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将会计准则应用研究划分为法制环境、证券市场透明度、投资者保护与外部审计四部分。本文述评的文献属于第一部分：IAS应用的法制环境。

一、国际会计准则应用的法制环境

(一)前期共识：法制因素的范围

La Porta et al，(1997，1998，2000，2002，2006)的系列研究证明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法制和证券规则的完善相关，其基本原理是良好运转的法律机制能够约束内部人的行为，有效地保护外部投资者，从而提高公司外部融资的能力并开拓更多的发展机会。La Porta et al，(1998)衡量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五因素(传统法律体系、少数股东权力、司法体系有效性、国家法规、会计信息披露准则)被视为法制因素得到广泛认可和采纳，当代相当一部分准则应用的法制环境研究，无论是在假设的理论解释上，还是在代理变量的构造上，都以此为基础。

(二)法制因素的当代实证研究结论

1　法制因素对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解释力。由于法制因素在如下五个方面所具有的影响，那些拥有更强大投资者保护和更有效法律机制的国家的上市公司，享有更高的权益价值和更低的资本成本。(1)降低固定风险。更多披露降低了系数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估计误差风险，而它们都是固定风险的一部分，因而反映在资本成本的降低上(Lambert、Leuz、and Verrecchia,2005)。(2)降低持有资本的补偿要求。更好的披露减少了投资者对管理者掏空的监视成本，因而也相应降低了他们对所持资本的补偿要求(Lombardo and Pagano，2002a)。(3)提高公司的权益价值。La Porta et al，(2002)利用Tobin’s Q证明强势的股东权利和立法机制与更高的权益价值相联系，而Lee and Ng(2002)也证明，腐败盛行国家的公司其权益价值更低。(4)提高权益回报率。Lombardo and Pagano(2002b)利用实现的股票回报、公告股利、和市盈率证明，法制体系的质量(如司法效率)与权益回报率相关。(5)降低信息不对称。证券规定是在国家层面要求的披露，而建立在公司层面的研究结论，更多是反映公司自利的选择(Leuz and Verrecchia,2000；Verrecchia,2001)，相比之下，强制披露的效应比自愿披露的效应更明确(Lambert，Leuz and Verrecchia，2005)。Bushee and Leuz(2005)也证明，有效的证券监管约束公司全面披露好消息和坏消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加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2　法制因素对减少分析师预测误差的解释力。近期的研究发现法制因素对减少分析师预测误差具有解释力。(1)披露水平的提高降低预测误差。Hope(2003b)指出，年报披露提供了有关公司前景和会计实务的信息，增加的披露信息量与更准确的盈余预测相联系。(2)会计准则执行强度的提高降低预测误差。财务信息的质量，是准则的质量与监管准则执行或公司自觉应用二者的函数(Kothari，2000)，准则在何种强度上强制执行，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确定准则的违背，是与准则本身一样重要的。尽管已经观察到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逐渐缩小的国别差异，各国在准则的执行方面继续保持着显著差异，因为没有直接和无争议的方法来度量会计准则的执行强度，在国际环境下研究执行情况的文献屈指可数。Hope(2003b)考察了22个国家年度报告披露水平、会计准则执行强度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证明强执行力度与更高的预测准确性相关。(3)会计方法选择自由度的限定降低预测误差。大量可选会计方法导致分析师的任务复杂化(Ashbaugh and Pmcus，2001)，如果会计准则严格地限定会计方法的选择，分析师将面临降低的不确定性(Hope,2003b)。

3　法制因素对增强国际资本流动性的解释力。早期研究中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国家之间存在着资本流动的障碍，而信息成本是本土偏好的主要原因(Gordon and Bovenberg,1996；Coval and Moskowitz，1999；Ahearne，Griever，and Wamock,2000)。法制因素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作用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少数股权保护与信息成本。外国投资者通常是少数股东，面临着被管理层或控股股东侵占／掏空的风险，而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法制体系将降低风险，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和意愿。(2)财务报告披露透明度与信息成本。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信息劣势，也降低了他们为私有信息付费的动机，及时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损失，因而将吸引更多的资金(Bushman and Smith，2001)。Young and Guenther(2003)检验了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环境的国别差异，发现跨国的资本流动性与国家财务报告环境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　法制因素对限制盈余管理的解释力。功能完善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以及有效的披露标准限制了内部人谋取私人控制利益的行为，因为侵占财富会承担更多法律风险和成本(La Porta et al，，2000；Nenova，2003)，在强投资者保护和运行良好的法律机制下，与控制权分离相应的盈余管理也会减少(Dyck and Zingales，2004；Nenova，2003)。Haw，Hu，Hwang，and Wu(2004)使用La Pona(1998)五因素作为法制的代理变量，验证了在罗马法系和弱少数股东保护的国家，控股股东更有机会牟取私利而罔置分散的小股东利益于不顾，与La Pona，Lopez-de-Silanes，and Shleifer(1999)和Nenova(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他们也证明了强投资者保护、国家法规和司法效率都导致盈余管理降低，与Leuz，Nanda，and Wysocki(2003)一致。

5　非法制因素。除了法制因素以外，法制环境中还包括一部分非法制因素，正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Dyck and Zingales(2004)归纳的非法律机制包括：产品市场竞争、传媒广泛性以及税收与财务会计的一致性(F T一致性)。(1)产品市场竞争。Shleifer and Vishny(1997)、Dyck and Zingales(2004)一致认为，产品市场竞争限制内部人侵占资源。因而竞争成为一种自然约束。(2)传媒广泛性。在传媒独立而发达的情况下，控股家族可能不得不为了其子孙后代的发展而适当约束其私人利益。Haw、Hu、Hwang and Wu(2004)以日报的发行量除以人口数作为传媒广泛性的代理变量，验证了传媒广泛性降低控制权分离所致盈余管理的作用。(3)财务与税收的一致性。Ali and Hwang(2000)指出，税务会计并不是为满足投资者需要而制定的，它受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目标的影响，具有重新分配财富以及促进或限制某些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且，经理有动机为了避税而报低利润，与主要服务于证券市场的财务会计具有不同的效应。因此，在提高信息相关性方面，这些证据都支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但是，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的结论是相反的，高效的税收机制控制私人牟利，与小股东相比，税收征管当局具有更多权力和动机，而且不涉及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它更能发挥公共产品的功能(Dyck and Zingales，2004)。

(三)法制环境的当代实证研究方法

对IAS应用的法制环境进行实证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量化非数字形式的各种法制和非法制因素，当代相关实证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充分体现了研究主题的量化特征。

1　代理变量的构造。

(1)离散变量的广泛运用。表征法制因素的代理变量普遍使用了系统性打分的方法(SCORE)，分值“捕获”了样本在研究主题上的特征。例如La Portaet al，(1998)衡量少数股东权益保护的五因素，CIFAR指数、15项H披露、证券法规⑨、F-T一致性、会计方法选择自由度、会计准则执行强度等等。

(2)解释变量构造的无偏性。研究设计中每一个解释变量的构造都是建立在海量的文献基础上，详细解释其取舍，阐明选择的依据以及对于变量衡量研究主题的误差所作的处理，当计算该变量的某指标存在系统性差异时，或者使用方差分解(Eastonand Monahan，2005)，或者使用工具变量(Guay、Kothari and Shu，2005)，或者替换成与研究主题具有系统相关性的指标(Gode and Mohanram,2003；Botosan and Plumlee,2005)，或者针对变量的系统缺陷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以决定指标的取舍(Hail andLeuz，2006)。(3)被解释变量构造的客观性。对于刻画某个研究主题的多个指标的处理，常见的方法是通过因子分析将其综合和转换为更少和更具代表性的因子。Hail and Leuz(2006)综合四个模型计算的资本成本的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Young and Guenther(2003)从三个角度度量资本流动性的主成分作为被解释变量，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都使用截面Jones(1991)模型分离非正常应计与正常应计，进而以非正常应计作为内部人操纵报告盈余的代理变量。

2　数据来源的立体性。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具有立体而丰富的来源：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Datastream、Compustat以及公司年报，分析师预测的数据来自IBES，披露实务的数据来自CIFAR，其他评级机构的打分包括Moody’s International，Global Access／ISI、S&P、various stock exchanges、ETLA等等。此外，Dyck and Zingales(2004)通过问卷调研评定市场竞争程度，也有一些文献借鉴前期研究中的数据，样本选择不同国家的上市公司，国家层面变量反映规则和法制的强制性承诺，而公司层面变量更多地反映自愿性披露的差异，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3　模型差异的比较。

(1)变量的逐步导入。国际文献通常并列报告变量逐个纳入和共同纳入的回归结果，并对变量系数的改变和模型整体的差异进行比较和解释，深入分析影响回归结果的原因。

(2)对估计误差的消除。在解释变量方面，严格控制其截面差异和时间序列差异；在被解释变量方面，如果是估计值，可能存在由于计算公式中的某个因素本身的误差而存在估计偏误，处理的方法或者给因变量赋该因素的权重以消除估计偏误，或者逐步导入影响因变量的不同因素来反复修正因变量的计算结果，同时在回归模型中也逐个导人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他的处理还包括导入某变量的标准差以控制该变量上的观测值个体差异，以及通过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来解决法制变量本身存在的内生性等。

4　稳健性检验的篇幅。对于大部分文献来说，对回归结果的敏感性测试占到50％以上的篇幅。较为常见的是替换变量，其他敏感性测试还包括：加入遗漏解释变量，其他假定条件和估计方法的替换，解决特定计量经济学问题(例如法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改变样本期限和成分(剔除某些国家的样本公司)消除国别固定效应，通过计算学生化残差来识别离群值等。

二、对中国会计准则应用的实务启示和学术借鉴

(一)实务启示

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应用新会计准则的法制环境在法制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包括：对投资者的保护较弱，少数股东和债权人权利被剥夺，利益被侵占的现象普遍存在；缺乏会计准则被实质性违背的明确判断标准和违背程度的界定依据，因而会计准则的执行强度弱化，即使对于上市公司明显的会计违规行为和虚假会计信息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力度，也是明显不足的。中国的证券分析师还是一个年轻的行业，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胡奕明、林文雄、王玮璐，2003)，分析师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收益预测的质量较差，预测一致性较低，为投资人的决策带来风险(姜国华，2004)。在非法制因素方面存在的差异包括：中国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以企业利润为基础，财税的一致性远高于英美国家；产品市场竞争的自然约束效力不明显，樊纲和王小鲁(2004)依据2001～2002年度的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均衡。这些制度背景的差异势必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并导致了实证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国际文献的结论和理论解释在中国“水土不服”。

(二)研究借鉴

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1　研究主题侧重服务于准则制定，探讨本土准则与国际准则的差异并解决二者协调中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对于准则执行却鲜有涉及。

2　研究样本局限于国内的公司层面，缺乏对于会计准则执行的国别差异比较研究，这是受数据的限制所致。

3　在制度背景中忽略了税收机制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一方面服务于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也是所得税征收的起源，而二者的效应是抵消的，国内对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研究效仿美国文献，偏重于资本市场。

4　对于回归结果的解释，国际文献忠于理论，对于不显著或者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关注模型结果变异的解释，并予以详细的比较、说明和处理；而相当一部分的国内文献仅报告最相关和最显著的回归结果，依据结果取舍变量，甚至为了迎合结果而修改理论假设，这都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责任编校　元　玲)

作者：蒋基路　王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