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革发展论文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推动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农业改革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改革发展论文 篇1：

茶产业是贵州现代山地农业改革发展的新样板

从2006年至今，贵州茶园规模从100万亩到700多万亩，面积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成绩后面无不体现了贵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雄心胆略，展现了全省无数茶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茶产业是贵州现代山地农业改革发展的新样板，是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同步小康的希望产业。

发展黔茶，来自于四个领域的“厚植”，正是这些基础的完善，共同推动了贵州茶产业的发展。

一是厚植了政策保障体系。2007年3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茶产业发展的意见》（黔党发[2007]6号），推动全省茶产业提速发展：2014年，省政府印发《贵州省茶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黔府办发[2014]19号），全省茶产业迎来提升转型和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时期;2017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发展茶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17-2019年）》，2018年省委、省政府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茶产业强省的意见》，进一步构建了茶产业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

二是厚植了产业发展基础。2017年，全省有注册茶叶加工企业（合作社）4149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g家、省级龙头企业191家、市级龙头企业376家，茶叶加工点3168个。推动组建贵茶联盟、贵天下、黔茶联盟、梵净山集团等一批茶叶企业集团，实现茶叶的跨区域、跨季节、跨品种的数字化精制拼配。推动茶叶加工企业开展SC、IS09001、HACCP等认证，全省通过SC认证企业604家，新增124家;通过IS09001、HACCP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159家，新增39家;获对外贸易经营资格79家，新增20家，极大地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

三是厚植了品牌引领战略。全省打造了“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绿宝石”“遵义红”等“三绿一红”重点品牌，扶持了“梵净山茶”“凤岗锌硒茶”“石阡苔茶”“瀑布毛峰”等众多公共品牌。2016年“贵州绿茶”农产品地理标志通过农业部评审，成为全国第一家以省为单位的茶叶地理标志产品，“翡翠绿、嫩栗香、浓爽味”成为贵州绿茶最典型的品质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四是厚植了人才支撑体系。贵州大学、省茶科所等涉茶院所成为全省引进茶专业人才的重要平台。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农业职业学院等10余所大中专院校逐渐扩大茶叶专业招生规模，各类院校现有茶树栽培、茶叶加工、市场营销、茶文化等相关专业在校生近万名，共培养毕业生1000余人。全省43个茶叶主产县纷纷与中茶所、贵州大学、省茶科所等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培养茶专业技术人才，整合教育资源开展技能培訓，组织开展茶叶加工、审评、茶艺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各类人才的不断涌现，成为全省茶产业提质增效、后发赶超的不懈动力。（作者系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农经处处长）

作者：吴宗建

农业改革发展论文 篇2：

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助推农业改革发展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新内涵，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业发展，推动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注重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三产融合，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国家和我省一系列农业发展相关重大战略部署为我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前进方向和有效路径。

一、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类型

我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具体实践中，主要形成了四种模式。

“1+1”模式。即一次产业内部农林牧渔融合发展模式。主要依托区域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比较效益，形成以“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畜牧业”、种养循环经济等为代表的多种发展模式。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等市依托玉米种植优势，积极发展奶牛、肉牛畜牧业，同时也带动了青贮饲料和苜蓿种植的发展，形成了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佳木斯桦川县星火乡、哈尔滨五常王家屯、农垦等地积极探索鸭稻、蟹稻、鹅玉米等立体式复合型农业，形成了新型种养经济循环发展模式；伊春市依托森林资源优势，养殖全程可追溯寒地森林猪，形成了“林下经济+养殖业”的发展模式。这些有益探索，既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转变了农业发展方式，又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合效应。

“1+2”模式。主要指一产与二产融合发展模式。通过政府引导，使拥有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的龙头企业与拥有种植生产优势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度融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设原材料基地，形成“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地”的发展模式，这样既破解了企业优质原料来源难的困境，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实现一举多得。庆安县六合联衡公司与专业大户开展合作，流转土地5000亩，专品种植绥杂7号矮高粱，为贵州茅台酒生产提供原料，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1+3”模式。即一产与三产的融合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借助美丽乡村建设，拓展农业或乡村的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功能，打造富有历史、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旅游村镇。牡丹江市建设了海林哈达果蔬庄园、满族风情村等农业旅游景点300多个，年收入8.4亿元，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另一种形式是实施“互联网+农产品营销”战略，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探索C2C、B2C、O2O等新型业态和商业模式，推动农产品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齐齐哈尔青年电商协会投资500万元，搭建了齐齐哈尔绿色食品交易网，整合400多家专业合作社资源与电商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1+2+3”模式。即一二三产融合模式。一种形式是企业通过投资建设大市场，以市场带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将一二三产融为一体，形成“基地+企业+市场”的发展模式。如东宁县引进雨润集团，建成全国最大的黑木耳批发大市场，辐射周边50个县（市）形成产业区域联盟，近50万农民从中获益。另一种形式是龙头企业依托自有品牌优势和市场营销渠道，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订单式合作，通过品牌的力量逆向拉动农产品加工业和种植业发展。五常市王家屯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与金泰福公司合作，按照欧盟标准种植有机水稻，并以每斤8.34元的价格出售给公司，农民每斤稻米纯挣5元钱，通过创新运行机制，探索出了解决资本逐利与农民利益冲突的最优路径，真正实现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是培育龙头企业，增强三产融合发展动力。

大力发展以绿色食品为主导的农产品加工业，通过上项目发展龙头、建园区集聚龙头、塑品牌强壮龙头、创机制联结龙头，壮大骨干龙头企业集群。二是建设规模基地，夯实三产融合发展基础。通过采取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政策扶持等措施，稳步发展粮食生产、畜牧业、绿色食品产业，夯实三产融合的重要基础。201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48.4亿斤，总产占全国1/10强，建设现代示范奶牛场137个，新增优质原料奶72万吨；全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发展到7209万亩，实物总量3650万吨。三是拓宽营销渠道，激发三产融合发展活力。着力破解一产“种强销弱”、二产“量大链短”、三产“质优价不优”的问题。实施品牌直销战略，重点打造了京、沪、广三大外销展示平台，与主销区建立起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加快构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809个，年交易额达1027亿元，实现农民和市场的有效对接；实施“互联网+农业”发展战略，为产业基地、加工企业、终端市场高度融合奠定了基础。四是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三产融合发展环境。通过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优化金融信贷创新服务等举措，为三产融合发展营造金融支持环境；同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带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向农业农村，两年来投向“三农”领域的金融资本新增近2000亿元；在30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探索了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服务体系，为一二三产业融合营造社会化服务环境。

三、当前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三次产业发展融合不深。农村各产业之间互联互通性不够，产加销、贸工农脱节问题仍然突出。全省粮食加工率和精深加工率仅为50%和23%，分别比全国低10个和7个百分点，规上企业仅占全国的1.4%。二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大部分农业企业规模不大，带动基地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知名品牌不多。全省2000余户水稻加工企业中，规模以上加工企业不足600户，年加工能力在20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36户。三是社会化服务水平不高。体系仍不够健全，服务手段相对落后，且大多集中在产中阶段，对产前规划、产后营销的指导及信息供给等远远不能满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迫切需求。四是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不均。在规划布局、统筹实施方面还存在同类市场距离过近、辐射范围交叉等问题。我省享誉全国的大米、肉类产品等目前还没有专业交易市场，外向型特色专业交易市场数量偏少，农产品电商发展滞后。

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有利于三产融合发展的组织领导机制。当前负责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部门涉及农业、畜牧、发改、工信、商务等多个部门，建议从省级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理顺部门职能，实行归口负责，统一整合相关政策，为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二是谋划制定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建议省、市、县三级将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制定出台相关规划、方案或意见，重点聚焦生产力布局、产业项目建设、产业链延伸等重大问题，加大招商引资、项目和园区建设力度，打造调优结构、扩大就业、增加投入、创新发展的新载体。三是建立有利于三产融合发展的政策扶持机制。在财税支持上，建议增加财政支持粮食主产区农产品初加工补助资金规模，扩大农产品初加工所得税优惠范围。在金融支持上，建议进一步降低融资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鼓励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在用地支持上，建议将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土地向农村一二三产倾斜。四是开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议在全省范围内选择有条件的市、县、乡开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制定出台优惠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与工商资本采取PPP模式，在农产品加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观光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让更多、更先进的资本、技术要素聚集到试点区，形成洼地效应，为全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提供借鉴。

作者：张丽娜

农业改革发展论文 篇3：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

摘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我们具体地研究每一社会生产方式确立了科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我们应当以此为指导对东方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深刻认识亚洲与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而确立当代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基本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新型农民合作社

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与精髓，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我们具体地研究每一社会生产方式确立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我们不仅应当在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发展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要以此为指导对东方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科学地阐明其基本特征、揭示其发展规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亚洲与东方社会发展规律、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确立当代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基本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不仅阐明了生产方式在经济与社会中的支配性地位与决定性作用，而且阐明了生产方式这一重要范畴的特定涵义与主要内容，分析了生产方式的二重性特征，揭示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方式理论既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形成的科学理论，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说明现实的生产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而进入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并通过生产方式研究来剖析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马克思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科学研究的历史进程是：从关注国家与法开始，经由对市民社会解剖，最终到达生产方式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所体现的逻辑线索是：国家与法决定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决定于生产方式。

总的说来，马克思是把分工、所有制与生产形式这三个范畴紧密联系起来分析生产方式进而研究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分工与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形式。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以分工为核心的生产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方式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条件。“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所谓“生产的技术条件”，是指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发展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生产工艺水平或生产方法等状况；所谓“生产的社会条件”，是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生产过程的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程度以及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分工是在生产条件中一个关键性内容，是生产方式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其二，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所谓生产的社会形式，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表现为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社会形式主要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方式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其三，以分工与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形式。所谓生产形式，或社会经济形式，就是生产者实现其社会经济联系的形式与生产要素配置的方式。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生产的特征时指出：“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马克思还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的产生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私人生产者。前者使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和独立化，使各个生产者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从而使交换成为必要；后者决定了从事不同生产的生产者必须把各自的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这是彼此取得对方产品的唯一途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商品是在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只有具备了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这两个条件，才会产生商品经济。因此，分工与所有制是一定的生产形式所赖以形成的两大基本因素。

长期以来，人们虽然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没有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中介环节或传导机制。笔者认为，这种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结起来的中介环节或传导机制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生产方式与一定的生产力密切相联，一定的社会生产力要素是生产方式所赖以形成的物质基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诸要素结合的形式和作用的方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又与一定的生产关系密切相联：一定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得以形成的基础和赖以存在的载体，生产关系则是由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必然产物与客观结果。生产方式既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又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而成为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中介环节。这样，便形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一个链条。这一链条表明，生产方式既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区别的独立范畴，又是把二者联结起来的中介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方式”是一个二重性范畴，它一方面反映生产的一般物质属性，另一方面反映生产特殊的社会性质。生产方式的内容分为两大方面：生产条件与生产形式属于生产过程自然的、技术的规定性，因而属于物质生产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属于生产过程的社会规定性，它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并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因而属于社会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静态方面来看，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即其“内核”；社会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即其“外壳”。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形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从动态方面来看，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新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形式必然要求有新的社会形式与之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一切经济问题与社会弊端的最终根源，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我们在对每一社会形态进行研究时，应当首先研究与着重剖析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研究；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应当着重于以分工为中心的生产条件、以所有制为中心的社会形式与以劳动交换形式为中心的生产形式及其三者关系的重点研究，建立起“分工一所有制一生产形式”三位一体的分析范式；对每一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而且要进行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动态分析，揭示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主要特征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在对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分析，而且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仅对西方社会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研究，而且高度重视对亚洲为中心的东方社会生产方式，并对此进行了科学探讨。在对东、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的关联分析与历史发展的比较分析中，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重要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原始社会或从原始社会转向阶级社会过渡说”，二是“东方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说”，三是“独立的东方社会形态说”。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二重含义：从其一般性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泛指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所采取的以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为基本特征、以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农村公社为主要代表的生产方式，就此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指代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从其特殊性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指以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到19世纪末一直存在的，以村社组织、自然经济、土地国有与专制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此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指代亚洲生产方式或东方社会生产方式。本文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二种意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古代来看，这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近现代来看，“在面临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以俄国、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呈现出了和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至今仍然看不出它们各自在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文化层面上有什么本质性的共同之处。”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个在广阔的区域与漫长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具有其一般性特征，而且具有其许多不同的具体特征。从时间角度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经历了一个长期延续与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历史形态。从空间方面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特色：印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缺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俄国的特色在于其经济的集权与政治的专制不是由水利灌溉条件而是由蒙古民族入侵等其他原因造成的，中国的特色则是其土地制度带有地主所有制色彩、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够明显。运用马克思的“分工一所有制一生产形式”三位一体的分析范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具体分析，其基本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条件方面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表现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缺乏分工的小农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国家的自然条件、农业的人工自然灌溉和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的经济职能等原因，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组织形式。在亚洲，国家最早只有财政、军事与公共工程等三个职能，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职能，具有经济集权化、社会政治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长期存在着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集中劳动逐步为单个家庭劳动所取代。起初小农依附于国王与国家控制的农村公社，后来则依附于国王所控制的贵族，最后又在国家与小农之间加进去一个地主这个中介。这样，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就形成了以小农户为载体的传统生产组织形式。小农经济规模狭小、经营分散，其经营目标主要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同时以一部分收益换取安全与秩序等公共产品。小农经济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固有特征。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的农业生产者一直是由自耕农和佃农这两种小农所构成的。这样，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两极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极是直接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另一极是承担大型公共工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经济组织。二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形成了众多弱小的微观经济组织与单一强大的宏观经济组织共存的社会分工体系。

第二，从社会形式即所有制形式方面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实行土地国有制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社会普遍实行公社所有、个人占有与使用的二重性所有制。这种农村公社解体后，西方国家一般发展为私有制，而亚洲及东方国家大多是国家取代公社而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而公社成员个人则只是土地的使用者。“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传统观点认为，战国、秦汉以来地主私有制代替国家所有制而成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则是难以成立的。从理论上说，同其他私有财产一样，土地私有制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土地所有者既可以像商品所有者那样完全自主地去处理属于自己的土地，又能够排斥其他一切人去支配它。如果在土地私人占有、使用以及买卖等财产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支配权力的作用，这种土地就不能真正算作私有财产。从事实上看，在中国历史中存在着许多与士地私有制极不相容的现象：一是私人土地产权没有保障，国家可以随意地支配、占用民地；二是私人土地的买卖受到一些限制；三是地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主，专制政府可以以土地占有为依据向地主征收租税，国家作为最高地主分享农民的剩余劳动。从总体上来看，亚细亚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一多种占有一农民使用”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是国家所独有的，公社、贵族、地主与农民的土地实质上只是占有权或使用权。马克思指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

第三。从生产形式方面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表现为“自然经济一国家统制”的社会经济形式。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一方面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缺乏社会分工；另一方面，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剩余产品以“租税”形式无偿地缴给国家而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其结果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生产形式一方面表现为以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垄断经济命脉、全面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统制经济形式。中国几千年来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主要是在土地国有制或国家控制下地主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国家授田、地主租田与农户种田而形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分工简单；二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三是小农生产具有分散性、封闭性与落后性，不利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交换只存在于公社或村社的尽头，其内部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牢固结合致使交换不发达。“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这种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互结合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历代王朝一般都把主要的手工业、商业收归官府垄断经营，形成官营工商业。专制政府对主要手工业与商业的控制与垄断，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其生产经营的效率，另一方面堵塞了工商业自由发展的道路，抑制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

自古代以来，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乃至广大东方国家之所以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征，归根结底是由其特殊的生产方式即以土地国有制、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三位一体为基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存在与长期延续，不仅使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亚细亚社会，而且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与特殊规律。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当代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

以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要剖析其主要特征与整体结构，而且要分析其内在矛盾，阐明其发展规律。从总体上来看，亚细亚土地国有制这个“外壳”十分狭小并成为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严重桎梏。具体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亚细亚土地制度阻碍着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在国家拥有土地最高所有权、小农拥有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土地制度下，在农业生产中普遍采取了个体农民生产经营方式，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这种小农生产方式下，劳动者虽然对生产技术不断求精，但不能彻底改进，因而只是逐渐地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不能实现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革命。从耕地工具来看，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石器和骨器生产工具，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器，战国推广铁器牛耕技术，汉代普及并发明犁壁，唐代在长江下游出现了曲辕犁，标志传统步犁成熟定型。从播种工具来看，汉代赵过发明耧车；从灌溉工具来看，在春秋战国是桔槔和辘轳；东汉时期发明翻车，三国时期加以改进，唐宋发明筒车和畜力高转筒车。所有这些，都属于手工工具的范畴。由于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利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行生产，从而使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一直处于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2.亚细亚土地制度阻碍着农业生产组织创新。中国夏朝时期在土地国有、公社占有的基础上实行社员个体的家庭经营，商周实行井田制在“公田”上进行集中的协作劳动，在“私田”上从事分散的个体劳动，到战国时期一夫一妻小家庭为生产单位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基本稳定下来，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自秦汉到隋唐时期，国家推行“均田制”，把土地分散地授给许多农民分散耕种；自宋代以来，主要是地主把土地分散、短期地租给许多农民，从而使个体的小农经济相当普遍，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佃农一样，自耕农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实体，但其拥有少量土地，依靠自家劳动力经营。自耕农本身极不稳定，他们很容易破产而沦为佃农。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不受地主经济剥削但受到地主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并可能成为地主兼并的对象；另一方面，自耕农必须向作为土地最高所有者的国家交纳沉重的赋役，这也可能导致自耕农的破产。作为佃农与自耕农，个体农民虽然在生产上具有一定的自由性，但这种小农经济只是国家及地主的附庸，而不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独立的个体经济。这种以使用权分散为基本特征的土地经营制度只能产生小农生产组织，无法产生大规模、社会化的农场制生产经营方式。

3.亚细亚土地制度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以小农分散占有与使用土地基本特征的亚细亚土地制度下，不具备商品生产产生与存在的基本条件：（1）没有生产者的社会分工。传统农业与手工业密切地相结合在一起，家庭、生产者个体是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自身的需要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不与外界交换产品。（2）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劳动者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其剩余产品以地租的形式无偿地交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或地主。（3）专制政府对商业和主要手工业实施控制和垄断，这也是商品经济始终不能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4）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实行专制制度、普遍存在宗法关系，使个人自由与契约关系得不到发展，极大地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充分表明：以国有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导致亚洲及东方国家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等东方国家长期地存在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而迟迟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代中国要迎头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走出亚细亚’，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克服亚细亚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扬弃过去的自我封闭积习、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方式。”从实践上来看，我们应当清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消极影响、全面实现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中，主要应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化的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

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充分表明，我们不仅应当深化与推行农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而且应当确立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根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农业社会化、现代化、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我们既不能实行以土地国有化为基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能实行以土地私有化、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前及今后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应当而且只能是在以农民产权联合与劳动联合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一方面，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切实体现农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其一，应当坚持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民个人联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土地的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其二，坚持与贯彻发展社会化大农业原则，努力从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农业生产方式，建立与发展社会化的农业生产组织。从小规模、封闭型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生产方式，发展社会化大农业。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国情与发展要求，创造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崭新形式。为此，我们应当在以往改革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着力实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一是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积极探索农地公有制的崭新形式。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应当按照构建劳动者个人联合所有制与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对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建立个人所有、产权联合的农民股份制。二是应当适应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进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改革，全面建立农民联合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并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农民合作社。农民凭借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有权对土地的使用与生产经营发表意见，进行监督，要求相应权益。三是应当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把农民股份制、合作制与农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一种新型的合作社模式一股份合作农场，从落后的农户经营方式走向先进的农场经营方式，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合作农场作为中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形式。在上述改革的基础之上，建立与发展融股份制、合作制和农场制于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社，从而构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惟其如此，才能构建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成功之路。

作者：于金富　史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