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论文

摘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重要的家庭暴力干预主体。目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暴力干预的成效。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家庭暴力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庭暴力论文 篇1：

浅议家庭暴力的危害及消除家庭暴力的途径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内部出现的家庭成员间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本文所说的家庭暴力是指夫妻之间即婚姻主题之间的暴力行为，并认为施暴者是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丈夫，受害者一般是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妻子。

一、家庭暴力的特征

由于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暴力行为，受害者往往是家庭成员中的弱者，往往因无力或处于“家丑不可外扬”或其他原因不愿向外界公开，加上他人或社会的漠视以及司法机关的介入不够，从而使家庭暴力比发生在社会上的其他暴力行为或者事件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1、家庭暴力的隐蔽性。大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隐私、不愿让外人知道或“家丑不可外扬”，如果请求司法机关或相关组织部门介入解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或认为告之他人，只能对事情得到一时的缓解，而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担心施暴者会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行为，因而常常处于畏惧和恐怖心理而不敢将受到暴力侵害的实事向外界透露。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现实中大多数受害者采取忍耐或听之任之、认命的消极态度。因而，使很多家庭暴力现象暴露得不明显，存在得比较隐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隐蔽性家庭暴力占了一定的比例。

2、家庭暴力具有复杂性。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间发生矛盾而激化后的表现(结果)，因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家庭纠纷形成的复杂性，导致家庭暴力的发生原因、实施手段、产生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危害各有不同，因施暴者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道德修养千差万别，发生的暴力行为也各不相同。因此，家庭暴力不同于社会暴力的单一性，具有复杂性的一面。

3、家庭暴力的持久性。通过对已暴露的家庭暴力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暴力实施在时间上具有持久性。由于受害者都是家庭中的弱势人群，无力反抗强势力的施暴或攻击，产生畏惧心理而一再退缩忍让，故而助长了施暴者的随意性；受害者因恐惧心理或其他心理障碍问题不让外界知道施暴者的粗暴行为，致使施暴者的行为不受任何社会或其他方面的压力，导致实施暴力行为者更加为所欲为、气焰嚣张、有恃无恐，形成习惯性施暴；当受害者承受一次次的暴力行为，不主动地寻求出路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寻求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使施暴者掌握了这种心理状态后，在实施暴力行为时无后顾之忧，从而长时间地对受害者进行施暴，因此，家庭暴力具有持久性。

二、家庭暴力存在的原因

1、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男权主义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历史，不少家庭还受“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的毒害，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男性成为掌握家庭权力的家长。

2、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性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选择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到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

3、家庭婚姻“腐败”现象诱发家庭暴力的产生。广西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忠英教授指出，引发家庭暴力事件的原因大多已由以前的夫权思想作怪，转化为家庭婚姻“腐败”现象所致，一些人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失去道德伦理，贪图享受，追求金钱和美色，在外包“二奶”、养情人，对婚姻和家庭无责任感。这种现象称之为家庭婚姻“腐败”现象，最终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及家庭暴力的发生。家庭暴力既是婚变的原因，又成为施暴者达到离婚目的的手段。

4、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是家庭暴力发生的社会原因之一。如今旧家庭观念受到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和影响，家庭成员间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缺乏关爱，彼此之间缺少真诚的交流与沟通，缺少温暖和谐的气氛，个人私欲膨胀，注重经济利益，对别人的宽容性差，逐步滋生了“这年头，谁离不开谁”、“谁离开谁活不了?”等念头，当家庭出现各种矛盾时，难以容忍，争强好胜，甚至容易产生报复心理，很可能发生家庭暴力。

5、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原因之二。我国在过去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重视不够，因此在我国2.7亿多家庭中，有三成以上家庭存在暴力行为，虽然家庭暴力案件发生率很高，但由于未达到规定伤害程度而不予处理，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成为家庭暴力事件繁衍的温床。因认识上的漠然，致使司法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介入态度很不积极，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的治安案件，它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因素，故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等，对家庭暴力问题不愿介入，怕正二八经地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是“夫妻间元隔夜之仇”而回过头又马上和好了，反过来还怪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导致对家庭暴力问题的重视不够。再之，对家庭暴力的处理方法的软弱，不是依法处理，而是在大原则下依社会功德、家庭美德等道德规范进行调解处理，且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则，使调处结果多数为重归于好。因而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很少得到应有的处罚，没有实现惩治的目的，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也导致了法律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不力。

三、家庭暴力对社会的危害

1、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这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直接危害后果。从深层次讲，它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2、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人人皆知妇女能顶半边天，由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的，因而能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而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的，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甚至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郁闷或精神分裂。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3、家庭暴力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

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着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快乐、幸福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疾病。他们长大以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四、消除家庭暴力的途径

1、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尤其是《新婚姻法》中就家庭暴力有了明确规定：(1)总则中明确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禁止性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严惩家庭暴力的决心，也表现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从废除旧家庭习俗的原则向如今追求婚姻家庭质量的转变，寻求建立新的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2)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中将实施家庭暴力等情况列入了离婚的法定要件之一，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3)《新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助措施，即：“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给予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务事，阻止和惩治家庭暴力成为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这在我国婚姻法律中尚属首次。明确了某些单位和部门救助和防止家庭暴力的职责，有效地避免和防止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和扯皮。(4)《新婚姻法》还规定，对实施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婚姻法追究构成实施家庭暴力罪者的责任，给社会起到了一个道德和法制震慑的作用。

2、构架反家庭暴力法。我国禁止和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条文散见于许多法典中，使惩治家庭暴力有法可依。但是这些分散的条款，存在着立法分散、规定不明确、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等缺陷，达不到有效惩治和消除家庭暴力的目的。因此，很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

3、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建立社会支持体系。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在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制裁的同时，还应受到道德的谴责，而要协调和组织这些力量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所以还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将道德和法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4、加强道德教育，树立良好风尚。在家庭暴力成因的阐述中，谈到了大多数暴力现象，或多或少是道德败坏或思想品质差的原因所致，从施暴者的主观原因分析，主要是因为施暴者道德水准低下、品德不端造成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就必须要追其根源，从施暴念头的形成，暴力行为的实施以及愈演愈烈之势的根源上入手，要坚持治标先治本的原则，强化道德规范，将法治与德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大兴道德教育之风，倡导和弘扬文明、民主、法制，提高公民道德水准。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5、重视和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提高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转变妇女屈从和依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受害者采取极端报复行为而成为触犯刑法的罪犯。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特别是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防暴、抗暴能力。当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抵制家庭暴力时，要及时求助于邻居、街道、所在单位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扼止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

6、建议在家庭暴力侵权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暴力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受害人常常处于恐慌状态，而行为人又常常处于持有或垄断案件主要证据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的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制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实难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郭殿雄

家庭暴力论文 篇2：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机制之构建

摘      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重要的家庭暴力干预主体。目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暴力干预的成效。因此，应围绕《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宗旨，科学建立培训机制，通过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开展家庭美德、法律常识、紧急救治及团队精神等多方面的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帮助其提高家庭暴力干预能力，进而使家庭暴力干预工作达到良好效果，最终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

关  键  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干预培训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家庭暴力干预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面对家庭暴力的频发性、复杂性与严重性之现状，需要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开展家庭暴力干预培训，以确保其能够在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模式下顺利开展工作。
一、我国关于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的立法与实践

（一）立法现状

在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经历了由地方立法到国家立法的渐进过程，至今已有数十部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其中却鲜见对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的规定。在地方层面，只有澳门特别行政区于2016年颁行的《预防及打击家庭暴力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社会工作局须自行或通过与其他公共与私人实体合作来推动有关识别家庭暴力危险情况及处理家庭暴力个案的培训活动，尤其是为从事医护、教育、社会服务、辅导、照顾儿童、长者和残疾人士及警务工作的人员而设的培训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受训家庭暴力干预主体涵盖了公职人员及其以外的其他参与者，这既能表明非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干预家庭暴力的同等重要性，又能体现整个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全方位干预，有助于家庭暴力干预主体掌握必要的救助知识与救助技能，从而使家庭暴力干预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国家层面，只有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在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作。”实际上，早在2008年7月31日，《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第五条二款就指出：“各部门要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关知识列为相关业务培训内容，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干预、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此外，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小组于2009年3月向全国人大第十一届第二次会议、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二次会议提交的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議案和提案第十五条也提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防治家庭暴力的知识和技能纳入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的日常在职培训课程。应当说，以上两点意见有助于相关工作人员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的性质、根源及危害，理解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家庭暴力干预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其在公正审理案件的同时探索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家庭暴力干预的方法和模式。[1]然而，遗憾的是，《反家庭暴力法》在立法时并未采纳。

（二）实践探索

在我国反家庭暴力的实践中，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小组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实施家庭暴力干预分项目，对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分项目“城市社区家庭暴力试点干预”进行过程中，在项目中期，项目小组与街道工作小组共同合作，举办家庭暴力干预培训16次，包括社会网络各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区级街道乡级妇联干部、居民委员会干部、居民积极分子以及有暴力的家庭成员等1000余人参加。在项目后期，吸纳并培养社区志愿者参与反家庭暴力工作;选择居民委员会干部、社区志愿者进行“幸福家庭成长小组辅导员培训”，令其在掌握对施暴者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后在居民委员会进行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2]

分项目“中国农村社区反对家庭暴力的模式探索”进行过程中，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专题培训，包括：第一，采用“参与式”与授课式结合的方法，对协调组领导及直接面对当事人的办公室（工作站）成员以及基层妇联、派出所、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干部等进行了“社会性别意识与家庭暴力”培训，使其学会从社会性别的新视角重新审以往习以为常的传统说法。第二，对最先接触案件的干警进行了两次专门培训，有11名男性基层派出所所长和公安局机关干部参加。第三，对基层工作人员进行了两次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聘请心理学教授讲解如何把握来访及投诉者的心理，以便为其排忧解难。第四，大力宣传于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与县妇联和县司法局联合举办培训班，在培训内容中特别突出《婚姻法》中新增的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并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切实提高受训人员依法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能力。第五，聘请心理学专家对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施暴者举办以“幸福家庭成长小组”为名的心理治疗培训班，帮助其重新审视并反思自己的行为。第六，对县医院和乡卫生院的部分医护人员进行了“社会性别意识与家庭暴力”培训，同时组织他们参观相关“医疗干预试点”，帮助其树立关注和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意识。[3]

以上具体实践充分表明了对家庭暴力干预主体进行相关专业培训的必要性，为我国的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的价值

（一）保证家庭暴力干预工作顺利开展

家庭暴力干预工作呈现出“四多”的特点，即干预过程多阶段、伤害后果多方面、救助需求多层次、干预主体多元性。其中，“干预过程多阶段”是指家庭暴力干预工作贯穿于事前预防、事中救助和事后救济全过程，且每个阶段干预工作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伤害后果多方面”是指家庭暴力带给受害人身体、精神等多方面的伤害;“救助需求多层次”是指根据受害人不同的伤害后果对其进行医疗救助、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等救济;“干预主体多元性”是指在多机构协同干预家庭暴力模式下，参与家庭暴力干预的主体来自社会不同领域，有国家行政机关、司法和执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这充分说明了家庭暴力干预工作的复杂性。为保证家庭暴力干预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对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内的所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开展必要的培训。

（二）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干预能力

《反家庭暴力法》与《意见》都对家庭暴力干预培训作了明确规定，这充分说明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已经成为国家有关机关和组织的法定职责。实践中，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受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等因素影响，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家庭暴力后果的严重性与干预的必要性，缺乏对家庭暴力的专业判断，以至于在面对家庭暴力时多以家务事为借口消极待之，未能有效救助受害人。可见，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十分必要。通过专门的培训和辅导，可以改变其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误区，掌握家庭暴力干预的技巧，积极介入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4]特别是面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多层次救助需求时，能够积极配合其他干预主体为受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从而使家庭暴力干预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三）助推《反家庭暴力法》实现立法宗旨

目前，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家庭和睦稳定与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有统计显示，我国有近1/4的女性遭遇过家庭暴力，每年有10万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5]对此，《反家庭暴力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但应看到，《反家庭暴力法》仅能为防治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依据，并不能对家庭暴力起到立竿见影的遏制效应。如：《反家庭暴力法》开始施行的一年中，上海市法院共收到保护令申请106件。2016年3月1日至11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共接报家庭暴力警情5746起，其中定性为家庭暴力的有2211起，占38.5%。[6]又如：《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的两年间，北京市各级妇联组织接到的涉及家庭暴力的信访投诉，2016年为438件次，2017年为404件次，分别占据全年信访总量的18.7%和15.7%，且投诉主体97%以上为女性。在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的1.7万余件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反映有家庭暴力情节的有1800多件，占11%，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45份;[7]深圳市公安系统共发出告诫书283份，其中，治安处罚49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7人。法院系统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75宗，依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70份。民政系统共提供人身安全庇护21人次;[8]最高人民法院的《离婚纠纷（2016-2017）》报告称，选取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离婚纠纷案件（约280万件），其中14.86%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9]可见，家庭暴力干预的现状与《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宗旨还相距甚远。这就需要培养一大批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精干、专业、责任心强的家庭暴力干预工作人员积极投入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中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的基本特点

（一）培训目的的唯一性

解读《反家庭暴力法》第一条，其中包含了两个目的，即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直接目的是“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關系”，这是消除家庭暴力的初级目标;根本目的是“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这是消除家庭暴力的终极目标。二者之间存在条件与结果的逻辑关系，即只有在实现直接目的的基础上，才可实现根本目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的唯一目的就是助推《反家庭暴力法》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早日实现。

（二）培训内容的丰富性

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内容受制于家庭暴力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家庭暴力干预不同阶段工作重心的差异性、受害人救助需求的多层次性、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模式下的协同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既反映出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又决定了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内容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既有针对某一阶段干预工作的培训，也有针对受害人多层次救助需求的培训，还有不同主体之间共同配合干预家庭暴力的培训，等等。

（三）培训规划的长期性

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短期内根本无法消除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是一场持久战，由此也决定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是一项长远工作;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暴力必然会出现新情况，干预方法也应随之不断调整、创新，这就需要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工作做好长期规划，以有效应对新问题。

（四）培训主体的多元性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工作贯穿了事前预防、事中救助和事后救济三个阶段，每一干预阶段的培训主体也各有侧重。在事前预防阶段，工作重点在于走访和宣传，了解和掌握本辖区内有无家庭纠纷，同时向群众普及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知识，培养其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意识。此阶段的培训主体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事中救助和事后救济阶段，工作重点在于针对受害人的不同伤害后果及具体需求为其提供必要救助，这就需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具备救助知识和救助技能。因此，此阶段的培训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
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的具体内容

（一）家庭美德

“家和万事兴”。家庭美德是调节人们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关系和行为的道德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包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内容。开展家庭美德培训，有利于家庭成员融洽相处，在思想、生活、工作、经济等方面互相关爱、互相帮助;有利于建立美满温馨的幸福生活，创造和睦友爱的邻里关系;有利于不断增进并优化家庭功能，促进社会人口文明素质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有关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中都有加强家庭美德建设的规定。在国家层面，《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尽管其中并未出现“家庭美德”的词语，但其实际内容是家庭美德的具体体现;《反家庭暴力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增强公民反家庭暴力意识。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在各自工作范围内，组织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应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学校、幼儿园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教育。”在地方层面，《浙江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新闻媒体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健康文明的家庭风尚和家庭美德，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观念，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舆论监督，营造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社会氛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充分发挥舆论宣传教育作用，大力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的家庭美德，加强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及河南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人大常委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决定）中也都有类似规定。

（二）法律知识

一方面，法律知识是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内的所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综合素质的必要组成部分。只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具备相应法律观念，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从什么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发生原因与具体类型、如何禁止家庭暴力等几个法律层面对家庭暴力有一个整体性认识，才能依法开展家庭暴力干预工作;另一方面，法律知识是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内的所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履行法定义务的必然需要。《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工会、共产主義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以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一些地方性法规亦有类似规定，如《内蒙古自治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海南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都要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以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需要注意的是，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应以与反家庭暴力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家庭暴力法》《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等。

（三）紧急救治

家庭暴力往往会给受害人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内的所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应遵循优先保护受害人的原则，及时有效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防止受害人进一步受害，同时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给予及时的保护和救助。[10]在家庭暴力的事中救助和事后救济中，为了有效控制受害人伤情不再恶化，特别是在受害人伤势严重而医疗救助不能及时赶到现场的情况下，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应对受害人采取一些必要的紧急救治措施，尽可能多争取一些抢救时间。尽管紧急救治措施都是最常见的一些医疗救治方法，如止血、排毒、敷药、包扎伤口、人工呼吸等，但也需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具备相应的基本救治知识与救治技能，其应了解并掌握针对不同情况选择使用具体的紧急救治措施，同时了解救治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细节等，以及紧急救治之外尚需注意的一些其他事宜，如合理饮食、保障睡眠等。

（四）救助措施

在家庭暴力干预的事中救助和事后救济阶段，面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或者家庭暴力刚刚结束不久的情况，需要采取一定的有效救助措施救助受害人。依据相关反家庭暴力的立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以采取的家庭暴力干预措施包括劝阻、调解、批评教育、报案（警）、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开展法治教育、心理辅导、协助执行告诫书、协助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矫治等。这些救助措施不仅各有特点，而且具体适用的干预阶段也不尽相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救助受害人时应科学使用相关救助方式，并注意其中的重要事项和关键细节。

（五）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其核心价值是协同合作，意在发挥团队效应。多机构合作干预家庭暴力模式同样如此，其要求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内的所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发扬团队精神，相互密切配合、积极协助，这在《反家庭暴力法》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中均有体现。《反家庭暴力法》第八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协助。”第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内蒙古自治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嘎查村民委员会应当相互配合，及时调解家庭纠纷，做好心理疏导工作，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对调解无效或者矛盾激化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或者报警。”吉林省、海南省、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条例）中也有类似规定。这些法律法规之所以将抽象的团队精神具体化为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内的所有家庭暴力干预主体的法定义务，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暴力干预主体来自社会不同层面，分属不同行业，对家庭暴力的发生场所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往往并不熟悉，因此需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积极配合协助;另一方面是通过合作干预，可以为受害人提供全方位救助。
五、构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家庭暴力干预培训机制的路径

（一）明确培训对象

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开展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应明确培训对象的具体范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七条规定：“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多民族居住地区，居民委员会中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这两个条款仅是针对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规定。实际上，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除了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外，会计、秘书、文员、司机等其他工作人员都有机会参与家庭暴力干预工作，故其也应当接受家庭暴力干预培训。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可见，尽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但反家庭暴力的共同责任使得家庭暴力干预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一项法定职责。鉴于组织开展相关培训活动是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接受家庭暴力干预培训也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一项法定义务，其应接受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具体安排，切实服从并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和有关组织开展相关培训活动，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的借口推脱、逃避、拒绝接受培训。

（二）确定培训主体

⒈培训主体的范围厘定。《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因其位于《反家庭暴力法》“第一章 总则”中，故为指导性原则。《反家庭暴力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作。”这意味著国家已将家庭暴力干预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的日常工作范畴。“业务培训”是指这些单位要在本机关和组织内部开展家庭暴力干预培训，使其工作人员熟悉家庭暴力知识、增强反对家庭暴力意识、掌握家庭暴力干预知识和技能等;“业务统计”是指这些单位应定期统计家庭暴力干预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成效。《反家庭暴力法》第八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协助。”《反家庭暴力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家庭关系指导、家庭暴力预防知识教育等服务。”家庭暴力预防知识教育服务形式多种多样，如发放宣传材料，开展专题讲座，志愿者、公益人士与相关单位开展的反家庭暴力宣传、培训，等等，其服务对象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群众。综上可见，家庭暴力干预工作培训主体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组织、志愿者、公益人士（单位）等。其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组织属于法定培训主体，具有法定性、职责性等特点;志愿者、公益人士（单位）属于志愿培训主体，具有自愿性、公益性等特点。

⒉对培训主体的要求。在工作态度上，应严格按照《反家庭暴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对待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工作，不推诿、不扯皮，科学部署，真抓实干，将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在内容安排上，应根据家庭暴力干预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和特点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必要时可先行调查，在充分了解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家庭暴力干预的能力水平及其对培训的具体需求后，再对培训内容进行科学的设计或做必要的调整、补充，确保培训有的放矢，突出专业性和针对性。在人员选任上，应严格把关，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的培训队伍。培训主体必须符合责任心较强、专业水平较高、经验较为丰富、肯于吃苦耐劳等条件。在培训形式上，应结合本地实际，科学选择适当的培训形式，既可以单独开展培训活动，也可以同其他培训主体联合开展培训活动。

（三）创新培训方式

鉴于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处于偏僻落后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目前尚未开通网络，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理解和接受专业问题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应注意传统培训方式与现代新技术的有机结合，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受训对象选择最适合、最便捷的培训方式，既要充分发挥传统培训方式的独特优势，又要注意新媒体技术在培训中的合理运用，以期收到良好的培训效果。传统培训方式有集体学习、专家讲座、播放视频、专题沙龙、发放学习材料等，主要适合于落后地区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受训对象，其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同培训者面对面交流;现代培训方式主要是利用网络在线观看或通过微博、公众号等自媒体进行推送，主要适合于发达地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受训对象，其优势在于受训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合理安排或及时调整培训时间，更具灵活性和便捷性。

（四）制定并完善培训规划

基于《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应当制定本区域的行动计划或工作规划，[11]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宣传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范畴，[12]并将其视为我国现阶段维护人权、保障治安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3]故此，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所辖区域内的家庭暴力现状、具体干预需要、相关立法进程等情况制定符合本区域实际情况的家庭暴力干预培训规划。培训规划至少应当包括统筹主体、受训对象、内容安排、人员选任、经费来源、建立档案、跟踪回访、数据的统计与调查等内容。并且，家庭暴力干预培训规划应具有客观性、前瞻性、长期性、科学性。客观性是指培训规划必须立足本地实际，充分把握域情，在对本区域内的家庭暴力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客观评估、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精心制定;前瞻性是指培训规划不能仅局限于眼前现状、满足于解决当下问题，而应立足现在、放眼未来，既要认真考量现实需要，又要科学预测未来发展;长期性是指培训规划不能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而应针对家庭暴力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面向未来，长远规划。可以考虑制定阶段性目标，采多步走战略，分阶段实施;科学性是指培训规划应对家庭暴力干预培训做出合理安排，使其具有可执行性与可调适性。当然，培训规划并非一成不变，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阶段性成效评估及培训规划所预留的调适空间等及时予以调整或修订，以便适应家庭暴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有效应对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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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陈明侠，夏吟兰，李明舜，薛宁兰.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54-255，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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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超欧，阳永艳.深圳推动出台实施办法遏制家庭暴力[N].深圳特区报，2017-11-26（02）.

[9]何生廷，云法宣：离婚案件14%源于家庭暴力[EB/OL].广东新快网，https：//epaper.xkb.com.cn/view/1125211.

[10]李明舜.制定反家暴法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基本问题[J].妇女研究论丛，2014，（5）.

[11]薛宁兰.家庭暴力防治法中的多机构合作干预模式[J].妇女研究论丛，2012，（3）.

[12]蒋月.我国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1，（2）.

[13]吕春娟.家庭暴力的防治——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为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4）.

（责任编辑：刘亚峰）

作者：卢文捷

家庭暴力论文 篇3：

家庭暴力法律规制之完善

摘      要：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公民人身权利，破坏了家庭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家庭成员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家暴零容忍”理念逐渐形成，但家庭暴力案件仍时有发生，甚至增添了一些新的犯罪表现形式。当务之急是从多渠道收集证据，明晰定罪标准、准确适用罪名，区别适用量刑原则、审慎适用特殊情节等方面着手，切实完善对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规制。

关  键  词：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生命健康权;法律救济

收稿日期：2020-09-30

作者简介：沈明远（1979—），男，吉林通榆人，中共吉林省通榆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法。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现象，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曾遭受家暴。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威胁。[1]

一、家庭暴力的成因、类型及特征

家庭暴力之所以成为社会痼疾，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层面来看，在我国古代司法实践中，秦朝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要比以尊犯卑者的处罚重得多，同时规定了不孝之罪，以强化家长权威。如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请求官府将不孝之子判处死刑，官府“亟待执勿失”，立即将其子逮捕归案。西汉以来，以礼统法，出礼入刑，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即“三纲”。家长不仅享有子女的婚姻决定权和财产支配权，还享有对子女的惩罚权。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家有怒笞与国有刑罚是等同的，父母不仅可以鞭笞子女，甚至可以赐死。子孙殴打辱骂父母按照十恶中的“不孝”和“恶逆”的重罪处死，而尊长杀死子孙仅以较轻的有期徒刑处罪。丈夫对于妻子的夫权也属于尊卑的范畴，虽然禁止丈夫殴打妻子，但夫妻之间一旦发生人身伤害，则对妻子处刑较重。如《唐律》规定：“夫殴伤妻，减凡人二等处刑;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减凡人四等）”，同时规定了“皆须妻妾告，乃坐”。如果妻殴夫则处一年徒刑，妾殴夫则比照妻子刑期加倍处罚。从社会层面来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焦虑感加重、责任和道德感缺失等不良因素导致家庭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如李某（女）与宋某系夫妻关系，2011年11月结婚。2015年宋某开始对李某实施捆绑、殴打、谩骂等暴力行为。2016年3月15日，李某在被连续殴打三天后，逼迫无奈从家中跳楼，跳楼不死又被宋某抱回家中继续殴打，直至李某坚持不住，宋某才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李某送往医院救治。在医院治疗期间，宋某又多次到医院骚扰李某，辱骂医生、病人及李某家属;程某（女）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婚生子李某程。因李某程哭闹，李某在吸毒后用手扇打李某程头面部，造成李某程硬膜下大量积液，左额叶、左颞叶脑挫伤，经鉴定为重伤二级;陈某某、泮某某系夫妻，与陈某伟（二人之子）共同居住。陈某伟因家庭琐事，多次打骂二人。2015年3月18日晚，陈某伟殴打陈某某致其头面部及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6年5月15日上午，陈某伟因琐事打击陈某某头部，泮某某上前劝阻时倒地，此事致陈某某左肩胛骨挫伤，泮某某右侧肋骨骨折。[2]由于家庭暴力常处于一定的封闭空间，隐蔽性较强，且施暴者和受害者具有一定的人身关系，因此往往成为“四不管”（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执法机关不告不理）的真空地带。从法律规制层面来看，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修正）》（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對于侵害妇女、儿童、老人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行为也都有禁止性规定。但上述法律中有关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对施暴者的法律责任界定也不够清晰，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未触犯刑法司法机关不会主动介入干预，且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往往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较为复杂且形式多样，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性暴力型，即在对方表示不同意或不愿意时用暴力手段威胁对方发生性关系或残害对方的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二是身体暴力型，即对受害人身体各个部位施加的攻击行为，如推搡、拳打脚踢、咬人、拧拽、打耳光、揪头发、刀扎、皮带抽打、烟头烫等。三是经济控制型，即通过对家庭中的金钱财物、时间、交通工具、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控制，限制对方的行动和意志的自由，造成对方人身和精神的依赖，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四是精神暴力型，即通过辱骂、贬低、恐吓、诽谤等方式，直接影响对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用故意冷淡或者拒绝沟通、不允许对方和外界接触、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对方进行精神折磨，强迫对方做不愿意做的事。

家庭暴力行为具有三个典型特点：一是长期性。美国心理学家雷诺尔·沃柯博士对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进行研究后提出了著名的“暴力周期”理论，其将男女双方在婚姻或者同居期间的暴力行为划分为三个周期——气氛趋于紧张、恶性暴力及柔情与充满悔恨的爱。第一个周期内，男女双方发生口角，但暴力行为只是偶尔发生，而且是轻微的，这一周期一般会持续较长时间;第二个周期内，双方一般会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施暴者会采取严厉的手段惩治威胁另一方;第三个周期内，双方开始和好，施暴者往往开始忏悔自己犯下的错误并采取各种方式表明自己不会再犯的决心，另一方往往会选择原谅施暴者，但这次的原谅却是灾难的开始。因为要不了多长时间，施暴者会再次进入第一周期，如此家庭暴力进入周期性的恶性循环当中。二是反复性。施暴者的家庭暴力行为可能因公安机关出警制止或在诉讼中经调解暂时收敛，但经过一段时间又出现反复。如刘某（女）与李某自2011年11月开始同居生活，共同居住在以刘某名义申请的廉租房内，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同居生活期间，李某经常对刘某实施殴打、威胁、跟踪、骚扰行为，并以刘某家属生命安全相威胁。为此，刘某多次向派出所、妇联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寻求保护，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并对李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李某仍未改變。2016年，刘某认为李某与其他女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劝解李某回心转意，李某以此为由对刘某发脾气，数次酒后殴打刘某并扬言砍死刘某。同年4月，李某再次以刘某怀疑其有外遇一事对刘某进行殴打并持菜刀砍伤刘某。2016年9月12日，刘某向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禁止李某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李某骚扰、跟踪、接触刘某及其近亲属，责令李某迁出刘某的住所。[3]三是控制性。施暴人意图对受害者进行人身和精神控制，即无论身体暴力行为抑或精神暴力行为都以造成受害人恐惧施暴者的精神状态进而达到控制其人身或财产为目的。如王某某与万某某（女）系夫妻关系。王某某1995年退休后离开工作地点南昌回到上海生活，万某某霸占王某某退休工资和奖金，逼迫王某某出去打工赚取生活费用。2015年初，王某某已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没有劳动能力，万某某不但不加照顾，反而经常对王某某拳打脚踢，用棍棒将王某某打得青紫血肿，伤痕累累，并在深夜辱骂，使王某某忍饥挨饿，受冻受寒。2016年1月底，万某某再次对王某某进行殴打，至王某某颅脑出血并在医院进行了手术。万某某的行为使王某某遭受精神上、肉体上的长期折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王某某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禁止万某某实施家庭暴力并提交了相关证据。[4]

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

从根本法和原则法来看，《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第五十八条规定：“违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从私法来看，《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三十二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第四十六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将“家庭暴力”定义为“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即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从公法来看，《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行政法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一）虐待家庭成员，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二）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

从专门性立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于2008年3月编写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虽然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但可以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引用，作为论证的依据和素材。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保护公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建立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2008年7月31日，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家庭暴力范围扩大为家庭成员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并明确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对已发现的家庭暴力应依法及时、有效、妥善处理，不能以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属于家务事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诿。2015年9月24日发布的《民政部、全国妇联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妇联组织民政部门及救助管理机构等相关部门及时受理求助、按需提供转介服务、加强受害人人身安全保护、强化未成年受害人救助保护。作为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分六章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法学界普遍认为，《反家庭暴力法》具有五大亮点：一是将恐吓等精神暴力纳入家庭暴力范畴，二是发现家庭暴力不报案将担责，三是适用同居时实施暴力，四是告诫书可作为家庭暴力证据，五是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5]值得一提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尤为惹人关注，对于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对家庭暴力的实现危险时，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安全保护令以保护其身体、精神等免遭更大程度的伤害。

三、我国家庭暴力法律规制之不足

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尚存在一些缺憾。

其一，家庭暴力认定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家庭暴力的认定需要暴力实施的后果和暴力事实行为等多方面证据，受害人需要提交伤情照片、医院诊断证明等用以证明自身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严重侵害，同时还需要在遭受暴力后及时寻求公安机关救济，通过报警记录、询问笔录等将暴力实施者的侵权行为固定下来。这一举证门槛对于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而言显然过高，现实中相当一部分诉讼因为缺乏证据而撤诉或被法院驳回。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为例，该院2016年所受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纠纷案件中，最终认定被告存在家庭暴力并判决离婚的比例不足10%。[6]

其二，家庭暴力缺乏统一的定罪标准。我国《刑法》并未在分则中单独设置“家庭暴力罪”，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民法院在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审理时极易陷入“是否犯罪”“所犯何罪”的迷茫中。一方面，难定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要构成虐待罪，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标准，即虐待的动机卑鄙、手段凶残，虐待年老、年幼、病残的家庭成员，或者长期虐待家庭成员屡教不改，等等。但“情节恶劣”至何种程度可以定罪，《刑法》并未给出答案;另一方面，难定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则规定，虐待家庭成员，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家庭暴力犯罪中，施暴者的犯罪行为手段及危害后果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人民法院极易陷入按“故意伤害罪”定罪还是按“虐待罪”定罪的两难境地。

其三，主动施暴者与以暴制暴者量刑失衡。量刑情节是指犯罪构成事实之外的，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有影响作用的，人民法院在对犯罪人量刑时需要考虑的各种事实情况。家庭暴力案件中，主动施暴者和以暴制暴者在犯罪目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但人民法院在量刑时并未区别对待。一方面，主动施暴者通常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行为手段多为残忍、变态、丧失人性，侵害行为多具有长期性、反复性特征。然而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并未关注这些特殊量刑情节，而是照搬照套一般暴力刑事案件的量刑情节，没有对主动施暴者从严从重处罚，个别人民法院甚至机械适用被害人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对主动施暴者作出了从轻判决;另一方面，在以暴制暴类家庭暴力案件中，先前的施暴者与受害者进行了身份角色上的互换，受害者在对家庭暴力行为经历了长时间的忍耐和沉默后，某一次的家庭暴力行为会成为将其彻底激怒的导火索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将施暴人伤害或者杀害。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考虑，受害者在遭受了长时间身体和心理上的摧残后，在无法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时，很难期待其不做出违法行为。因此，对以暴制暴者理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但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对主动施暴者和以暴制暴者未作区别对待。

四、完善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相关建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个人温暖的港湾。家庭暴力则是家庭的“癌症”，不仅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更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的人身权益。[7]2015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绝不只是“家务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姑息和原谅这种暴行。只有遭遇家庭暴力之后勇敢“向暴力说不”“向施暴者说不”，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让施暴者受惩罚。[8]处理好法律落实中的“最后一公里”，让法律的威严和受害者的尊严同时立起来，是执法主体和立法、司法机关共同面对的课题。当这些“硬举措”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中得以实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应的具体制度，全社会对人身权利、家庭暴力才会有更清晰的认知，对受害者的支持才会更加有力。[9]

其一，多渠道收集证据。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的地点多为相对封闭的空间，除被害人外缺少目击证人，加之被害人在案发时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很难想到收集证据，这给人民法院对施暴人的定罪量刑带来了困难。对此，就受害者而言，一方面要提高收集证据的意识。对方有殴打行为的，一定要及时报警，保留好报警回执;及时向居（村）委会、妇联组织、司法机关等部门寻求帮助，若有作调解，则相关书面调解资料应保留好;如果在家庭暴力中受伤，要及时去医院治疗，并保留好诊断证明、病历本、医疗费的票据等资料;发生家庭暴力后可自行对现场及伤情进行拍照，保留好照片;亦可进行录音、录像等证据收集，并保留好原始的视听资料;诉讼时可以申请了解情况的证人出庭作证。另一方面要勇于对家庭暴力说“不”，不再做 “沉默的羔羊”，在自身收集证据存在困难时主动寻求相关组织机构或部门的专业协助。就妇联等社会组织而言，在接待家庭暴力犯罪受害者时，要耐心解答受害者的疑问，同时做好接待记录工作并制成书面材料。就司法机关而言，公安机关到达出警现场后，无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应严格勘察现场，分别对当事人以及在场的证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除被害人需要及时就医可以推迟除外），完成证据收集工作。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指导功能，若受害者具备举证能力，应告知其在自行举证时需要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確保启动反家庭暴力司法程序。若受害者不具备举证能力，则应联系其近亲属代为举证或者为受害者联系司法援助机构提供免费司法救济。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家庭暴力案件或者受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认真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不予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依法立案。

其二，明晰定罪标准，准确适用罪名。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犯罪成立标准中家庭暴力行为次数、手段残忍等较为抽象的表述加以明确，为法官提供一个参照标准，使其能够合法行使审判权，最大限度维护司法公正。同时，针对无法用实体损害标准衡量的精神暴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确定全国统一适用的精神损害鉴定标准，并明确规定这一鉴定结果可作为证明家庭暴力犯罪中精神损害后果的依据。此外，应适当降低家庭暴力案件中“要求达到后果严重”这一举证门槛，以减轻受害者的举证压力。

其三，区别适用量刑原则，审慎适用特殊情节。一方面，要做到因案制宜，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量刑时认真分析每个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案件事实选择适用不同的量刑原则。对于长期施暴、犯罪手段残忍、家暴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等家庭暴力犯罪，应从重处罚;对于“以暴制暴”案件中的被告人，如果构成故意杀人罪，应积极适用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的量刑幅度并尽量适用缓刑。另一方面，法官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主动核实案件中各种重要的、特殊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案件事实，审慎适用特殊情节。当受害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动提及施暴者存在长期家庭暴力行为时，法官应通过出警记录、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等证据综合判断施暴者是否存在长期对受害者实施侵害的事实，若证据能够予以证明，应对施暴者从重处罚。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多数情况下会出现施暴者与受害者的亲属为同一个体的情况。法官对于这类受害者亲属出具的谅解书应做合理区分：受害者亲属与案件的相关程度越高，所出具的谅解书价值更大，对最终量刑的影响也越大;受害者亲属所出具的谅解书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出于自愿，如若是被脅迫情况下出具的，则应认定该谅解书没有效力。衡量受害者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过错大小也是审慎适用特殊情节的关键因素，若受害者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即其存在重大过错的，可对施暴者从轻处罚;若受害者只是起着一般作用，即其存在一般过错的，则应对施暴者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1]家暴知识知多少[EB/OL].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01738613_480273.

[2][3][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一周年十大典型案例[EB/OL].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chl/b4df475fcf4b2cf1bdfb.html？keyword=家庭暴力.

[5]本刊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亮点解读[J].农村百事通，2016，（8）：50-50.

[6]反家暴法实施周年实践应用喜忧参半 证据不足成效果发挥最大瓶颈[EB/OL].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3/id/2632478.shtml.

[7]反家暴 不做“沉默的羔羊”[N].陕西日报，2019-12-31（12）.

[8]刘晶瑶.反家暴绝不只是家务事[EB/OL].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9/1127/c209043-31476825.html.

[9]程晨.筑起反家暴的铜墙铁壁[N].人民日报，2018-12-05（09）.

（责任编辑：刘亚峰）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Shen Mingyuan

Key words：domestic violence;family members;right to life and health;judicial relief

作者：沈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