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特征分析论文

2022-04-20

摘要:新型刑事司法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如果没有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可能难以经受诊疗性司法的成本耗费风险。恢复性司法属于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利弊权衡后的整合形式。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家庭暴力特征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家庭暴力特征分析论文 篇1:

女性重型暴力犯罪的惩防工作机制探索

内容摘要:近年来,女性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其中故意杀人、放火、故意伤害(致死)、抢劫等女性重型暴力犯罪也并不少见。这类犯罪女性多为弱势群体,选择的犯罪对象多为关系密切的人,实施的犯罪手段异常凶残,造成的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而隐藏在这背后的深层次犯罪原因较为复杂,笔者尝试从家庭暴力、婚恋矛盾、经济困难、精神障碍、性格缺陷等方面予以探讨,并探索检察机关在有效预防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方面的机制构建,以期降低女性重型暴力犯罪发案率。

关键词:女性犯罪 暴力 惩防机制

近年来,女性暴力犯罪频频见诸报端及各大网络媒体,并迅速传播,有的犯罪手段异常凶残,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检察机关作为一线办案部门,直接接触案件的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犯罪的特点和成因有更为直观的了解,理应通过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在女性严重暴力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在个案办理中通过刑事诉讼的一系列程序,做好对特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预防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与相关机构、部门的机制对接,将类案调研成果有效输出,及时遏制犯罪发展苗头,达到一般预防的社会效果。

一、女性重型暴力犯罪特征分析

女性重型暴力犯罪在犯罪类型上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抢劫、放火、爆炸、绑架等。本文以T市某分院五年间(2011年至2015年)审查起诉的15件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为视角进行分析。其中,故意杀人8件,占53.3%;故意伤害(致死)2件,占13.3%;抢劫4件,占26.7%;放火1件,占6.7%。在犯罪形式上,共同犯罪8件,其中,4件抢劫案件均為共同犯罪。具体如下表所示:

在办理上述案件的过程中,通过对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庭审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可以发现女性重型暴力犯罪呈现出四方面特征。

(一)犯罪女性多为弱势群体

所谓弱势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文化程度低,上述15件案件中,绝大多数犯罪女性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二是经济条件较差,本人无职业,无生活来源,上述案件中,除1人有职业、1人系退休教师外,其余均无职业,无收入来源,如刘某某在其前夫去世后搬到其母亲家同住,靠其母1500元退休金生活,另如敖某生活窘迫,参与抢劫作案时系未成年孕妇;三是属于家庭暴力受害者,如岳某某20余年长期遭受丈夫的家暴,造成耳聋、腰背部疾病等;四是身患疾病,如宋某经鉴定患有“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可见,实施重型暴力犯罪的女性在家庭、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劣势,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这些女性犯罪人都表现出对自己生活处境的悲观无奈,而这种状态在触发其犯罪动机方面均起到一定作用。

(二)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案件居多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导致婚姻家庭矛盾的产生和激化。2012年3月8日重庆晨报报道“丈夫出轨、家庭暴力成为女性犯罪主因”、2012年3月12日深圳商报报道“女性暴力犯罪,收拾情敌居多”。[1]此外,婆媳关系、生子问题、再婚重组等均会影响婚姻家庭关系。在上述15件案件中,妻子杀害丈夫的3件,女儿弑母2件,继母杀害继女1件,还有杀害情人、前女友及好友各1件,比重达到81.8%。可见,除部分侵财类犯罪以外,女性暴力犯罪的对象较为特定,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或接触密切的亲友。这一方面反映出女性严重暴力犯罪的辐射范围较窄,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多数是因家庭、婚恋矛盾长期积聚而引发的恶性案件。另一方面反映出此类女性犯罪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接触层面较为局限,缺乏有效的自我发展和矛盾疏通渠道。

(三)犯罪手段异常凶残

在人们以往的观念中,女性是柔弱的代名词,不太可能实施凶残的犯罪,但从本文选取的15个案例来看,结果恰恰令人瞠目。其一,其使用多种手段和凶器。如岳某某先使用安眠药,后又用绳索、斧头、剔骨刀、剪刀等工具,反复向被害人致命部位攻击。其二,犯罪后续行为残忍。多数女性在杀害被害人后继续实施肢解尸体、煮尸、焚尸、抛尸入河等残忍行为。如史某某使用斧子等工具砍击情人头部,肢解尸体,最后将尸块跨省运回原籍焚烧。通过对这些女性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能够发现,多数人实施上述异常凶残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掩饰犯罪,而更多的是出于极端愤恨和情绪宣泄。正如岳某某供述“分尸以后,他就彻底安静了,不能再打我了”。

(四)犯罪产生的社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女性重型暴力犯罪除了导致被害人死亡以外,还会产生诸多不利后果。一是触发一系列关联犯罪行为的发生,即产生触发剂效应。如史某某杀害情人后联系其二哥、三姐及外甥女婿等人帮助其运输尸体回原籍,焚烧尸体,导致其亲人实施帮助毁灭证据的犯罪行为。二是女性加入犯罪团伙后,凭借其组织、领导方面的能力使得犯罪团伙更加紧密、牢固,即产生凝固剂效应。如黄某被骗加入传销组织后迅速发展成为骨干成员、领导,并将他人领导的传销组织强行解散,壮大自己领导的传销组织,后指使传销组织成员对他人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三是女性犯罪对家庭、子女产生重大影响,即产生腐蚀剂效应。对家庭而言,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母亲角色对孩子的人格形成、行为方式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犯罪的女性容易让子女习得错误的行为模式,使其模仿母亲非正常的生活习性。同时,女性犯罪后,常导致年幼的子女交由老人或其他亲属抚养,还有的被送往儿童福利院等社会机构。如沈某某虐待继女案,沈某某的亲生女儿交由天津市太阳村特殊儿童研发服务中心收养。可见,女性犯罪对社会、家庭的稳定以及未成年的教育都有重要影响,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世界,忽视女性犯罪问题受惩罚的将是整个民族。[2]

二、女性重型暴力犯罪的根源探究

从相关案例呈现出的特点分析,女性实施重型暴力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大多数是多种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引发犯罪的发生。具体来说,女性重型暴力犯罪根源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家庭暴力、婚恋矛盾缺乏有效的救助途径

据统计,我国24.7%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近90%的家暴受害都为女性。2012年,妇联系统受理的婚姻家庭类问题中家庭暴力问题占23.7%,暴力致死263件。[3]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涉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杀人案件,占到全部故意杀人案件的近10%。[4]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10起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其中有两起均是受害女性以暴制暴的情形。[5]家庭暴力通常呈现出阶段循环周期性的特征,一个周期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紧张关系的形成阶段、家庭暴力的爆发阶段、施暴人道歉双方重归于好的平静阶段。[6]遭受家暴的女性在初期往往会顾念夫妻感情、家庭完整以及自身经济不独立等因素原谅男性,由此逐渐形成“受虐妇女综合症”,即慢慢放弃各种求助、维权的尝试和努力。“学会无助”理论是指家庭暴力下的受虐女性经常感到有陷入感而难以离开这种关系,受虐妇女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将会彻底明白自己无法阻止被打的命运。每一次的家庭暴力行为都会使她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助。[7]这些女性在饱受煎熬后,会产生报复心理,一旦出现导火索即会失去理性,实施极端行为,实现从受暴者到施暴者的蜕变。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这些严重暴力犯罪的女性在接受讯问时更愿意讲述自己长期以来所受的伤害、所处的困境,甚至小到生活细节都娓娓道来。从内部因素看,这反映出在实施犯罪之前,这些女性无法将长期积累的问题有效地向他人进行倾诉,得到救助或疏解,亦或她们不了解可以向哪些机构寻求救助。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是反映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尚不健全,法律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在2016年3月1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出台实施前,相关的规定仅是分散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且多是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具体操作规则和力度,导致实践中执行不力。二是女性投诉、维权、救助等渠道不畅通、机制不健全。虽然居委会、村委会、妇联、妇女救助站、派出所等机构可以受理此类求助,但是囿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上述机构存在互相推诿、衔接不畅、干预不及时、调解力度有限、跟踪回访不到位等情况,导致女性求助无门,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同时也导致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二)弱势女性的生存发展条件受限

从前述15个案件分析,个人生存发展的限制更易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性格偏激、嫉妒心强、与他人相处不和谐、家庭矛盾增多、仇视社会等。如只某某杀母案中,只某某仅有初中文化程度,长期无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其决议杀害父母的目的是意图将所住房产据为已有。又如郝某某、敖某抢劫案,二人均系未成年少女,自幼家庭贫困,被迫辍学打工,敖某未婚先孕,身无分文,且时值隆冬季节,其衣服单薄,二人遂决定抢劫一服装店的瘦弱老人。此类女性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多表现得较为平静,虽然处于被羁押状态,但其自认为作案前生活窘迫的状态得到缓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贫困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因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多为农村家庭)以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犯罪女性曾经被迫辍学,导致受教育程度不高,基本集中在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水平。这些女性辍学后,有的在农村从事繁重的劳动,有的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女性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且无一技之长,往往难以找到有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作,大多从事餐饮、服装等较为辛苦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女性不肯吃苦,长期依靠父母、丈夫、男友等的帮助,更有甚者,直接从事色情行业。这些女性先天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再加上后期自身努力不够以及社会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歧视等因素影响,导致其逐步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据2009年统计,我国的女性犯罪约占整个犯罪的10-12%,其中70%以上犯罪类型与谋取物质财富有关。[8]

(三)女性特殊精神、心理问题缺乏跟踪疏导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来自社会、工作、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压力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的精神、心理压力也在加大,出现焦虑、烦躁、失眠等症状。有些女性严重暴力犯罪就是由于女性自身精神、性格问题而引发的,從个案角度看与他人关系不密切,但从宏观角度也反映出针对女性特殊心理问题的关注和疏导机制欠缺。

在本文选取的15个案例中,部分女性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问题。如宋某有失眠、被害妄想、性幻想等症状,经鉴定其患有“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徐某于案发四年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出现狂躁、自残等症状。刘某某被诊断患有“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这些女性在受到轻微刺激、或自身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便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另有一些女性反映出性格缺陷,常见的为自私、冷漠、不合群等。如沈某某虐待继女致其死亡案中,沈某某与亲属、邻里关系恶化,认为自己对继女无抚养义务,遂对其采取关押、冷冻、殴打、有病不给治疗等方式实施长达两年多的虐待,导致继女因病情严重未治疗而死亡。

由于女性思想较为敏感、细腻的特点,产生精神、心理、性格问题的可能性比男性稍大。由此类问题产生的家庭、社会矛盾,通常能够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得到反映,特别是在发生一些邻里纠纷、家庭问题的情况下,相关机构、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疏导。但是大量案件证实,有关部门任由矛盾延伸激化,是预防严重暴力刑事犯罪不利的重要原因。

三、检察机关在预防女性重型暴力犯罪方面的探索

女性实施重型暴力犯罪是自身、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预防女性严重暴力犯罪要多管齐下,从教育、疏导及保护等多个角度,对女性的心理、生活方式等多方面进行规范、引导和帮助。虽然我国有很多女性帮教、救助机构,但工作范围和层面都有所不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日常工作接触到的女性犯罪人和女性受害人较多,是接触女性严重暴力犯罪的最前沿。因此,应当结合自身工作特点,探索工作机制,发挥检察机关在此类犯罪惩防方面的积极作用。

犯罪预防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而检察机关恰恰可以将这两方面工作相互结合,探索创新工作思路。一方面做好特殊预防工作,即从已经发生的女性重型犯罪案件中,通过检察机关特有的审查起诉等业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针对特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延伸一般预防工作,即总结女性严重暴力犯罪的根源、特点和成因,加强调查研究,通过与其他机构和部门的机制对接,将调研成果和经验进行输出,释放到社会生活的最前沿,以减少女性重型暴力犯罪的发生。

(一)建立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例库,强化大数据收集研究

女性严重暴力犯罪主要由分院一级的检察机关办理,其特点、成因和应对措施与其他轻微女性犯罪案件有所不同,因此惩治和预防手段也存在区别。检察机关应对女性严重暴力犯罪的优势是掌握第一手的案例、数据和资料,能够从中进行相关犯罪成因和惩防机制的分析。实践中,虽然个案分析和类案研究进行较为广泛,但从研究角度分析,系统的案件数据分析统计仍然欠缺。一方面,由于案件管辖上存在不同审级和地域的区别,掌握的案件情况不一,各单位的统计数据通常不具有完整性;另一方面,缺乏科学的统计标准,使得具有普遍性的犯罪特征无法得到全面呈现。

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利用办理案件的独特优势,和案件管理系统的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对大数据的收集和有效运用,在分院一级的检察机关建立规范化的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例库。一是保证案例收集的完整性,注重案例库的数据交流,特别是不同分院之间对已公开案件进行数据互通,保证本地区案例库的信息全面,避免个案研判的局限;二是将统计条目规范化,如对涉案女性的身份信息、涉及罪名、量刑情节、判处刑罚、执行情况等类目进行详细统计梳理,增加案例库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建立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例库不仅可以用于女性犯罪问题的分析研究,更可以在实践中运用于多种帮教救助途径。

(二)探索“志愿者服务机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加强对于女性的法制教育

从近年T市某分院办理的女性重型暴力犯罪案件的情况看,实施上述犯罪的女性在家庭及社会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且多数存在经济贫困或无经济来源等的问题,从综合治理角度来看,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和生存能力是预防女性重型暴力犯罪乃至女性犯罪的重中之重。生存能力教育主要体现在职业技能教育,以此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独立生存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教育除提升个人修养,还应包括相应的法制教育。检察机关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司法机关,应当在对女性的法制教育方面,尤其是在预防女性犯重型犯罪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5年,笔者所在单位成立了“巾帼普法志愿服务小分队”,均由女检察官组成,小分队成立以后多次与市妇联合作深入基层社区、女子戒毒所、未成年管教所等地进行法制宣传活动,向市妇联上报了志愿者名单及履历,在社区、单位需要志愿者讲座时,派遣相关女检察官前往授课,以女性的视角和检察官的专业,为社区、女子戒毒所、未成年管教所的女性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女检察官长期工作在办案一线,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结合真实案例向女性群众讲解法律,由个案向类案扩展,由特殊预防向一般预防延伸,引起女性宣传对象的高度共鸣,课后提问也非常踊跃,法制宣传的效果十分明显。

同时,可以与社区、居委会、妇联等相关组织形成联系机制,对于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多发,或者近一时期有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发生的社区,有针对性地组织宣传教育活动,为广大女性提供更多的贴近生活、易于理解的法律知识,对于提高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预防女性重型暴力犯罪具有重大的作用。

(三)借鉴未成年刑事检察工作的相关经验,探索检察官在女性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机制

近年来,包括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纷纷成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和审判部门,一部分办理未成年案件的检察官接受了相应的心理咨询培训,部分具有国家认可的心理咨询师资质,目的在于对案件中的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以修复心理创伤和预防犯罪。

通过对女性重型暴力犯罪案件的研究,女性实施的重型暴力犯罪呈现出对象多为身边亲近的人及手段残忍的特点,究其原因均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内心仇恨长期积累的结果,因而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女性心理失衡、仇恨聚集、性格变化的情况,及时疏解,才能有效地防止女性重型暴力犯罪的发生。

对此,可借鉴未成年刑事检察工作的相关经验,组织有心理学相关经验的检察官,对于刑事案件審查逮捕、审查起诉以及监所检察等工作过程中涉及女性犯罪人、女性被害人,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一方面防止再犯,一方面防止被害人由于心理伤害成为犯罪人。

在法制宣传活动、检察官兼任学校、单位、社区法制讲师过程中,发现的个别女性由于家庭、社会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精神状态不良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同时,可与社会的心理咨询机构、相关的女性教育机构协作,探索公益心理讲座、个体咨询等,对于办案及其他渠道发现的心理创伤的女性,如刑事案件的女性被害人、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女性以及因婚恋、家庭矛盾导致精神抑郁的女性、戒毒所、监狱等特殊场所的女性,进行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帮助她们改变心理活动的方向,减少女性因心理问题而产生的复仇性质的严重暴力犯罪,把犯罪诱因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加强与其他机关、社会组织的沟通,探索对弱势女性的社会救助机制

女性严重暴力犯罪多由家庭、婚恋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矛盾发生初期及发展过程中会有所表现。派出所、司法所、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群众团体、政府有关部门及城乡基层组织的日常工作与群众生活的联系广泛而密切,最能够及时发现社会成员生活及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对女性加强教育、保护和管理,预防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具有丰富的经验。

检察机关处理的多为刑事案件,侧重对于侵害女性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查处,即对犯罪人的事后惩罚,对于女性实施的重型暴力犯罪的事前预防经验较少,需要加强与相关基层组织和机关的沟通、协调,形成信息共享与反馈、线索移送等相关的平台或机制。

对于在案件办理中发现的处于弱势的女性被害人、案外人存在的生活困难的情况,应及时与相关的社会救助机构取得联系,对于生活困难、无家可归的女性予以救助,防止弱势女性,因贫、因弱导致犯罪。例如,针对涉及家庭暴力、伤害等案件中涉及的被害女性,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上述女性的生活环境,应当与女性生活的群众自治组织、派出所等基层组织机构建信息共享和联动平台,及时向相关基层组织反馈信息,密切观察女性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况,给予上述女性受害人生活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疏导,通过定期回访,进行教育培训等活动,促进受害女性走出心理阴影,回归正常的生活,努力减少女性因地位弱势或者受到侵害而引发的严重暴力犯罪。

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女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对于实施犯罪的女性,及时了解女性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有效发挥监所检察部门驻监检察官工作优势,与女子监狱、未成年管教所等部门联合,对于女性服刑人员、女性戒毒人进行教育和引导,一方面使女性服刑人员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另一方面在精神和心理上予以开解,使上述女性释放后能够有能力独立开始新生活。同时建立跟踪机制,对于刑满释放或社区矫正女性定点监控,定期回访。

检察机关应与相关的社会救助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广泛的女性社会救助平台,使每一名女性在受到伤害时,因各种原因生活困难时,有所依靠,为广大女性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防止弱势女性因生活或经济窘迫、心理等原因实施重型刑事犯罪,有效防止女性严重暴力犯罪的发生。

注释:

[1]参见揭萍、巫勇群:《女性暴力犯罪现状调查与原因分析——以江西省为例》,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4期。

[2]参见汪新建等编著:《社会心理学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3]参见秦秀明:《家庭暴力的危害、形成原因和预防办法》,载《行政与法》2014年第7期。

[4]参见张年亮、李玉坤:《近10%的故意杀人案涉及家暴——最高法探索建立反家庭暴力统筹联动机制》,载《人民公安报》2014年2月28日。

[5]参见张先明:《推广审判经验 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2月28日。

[6]参见赵秉志、郭雅婷:《中国内地家暴犯罪的罪与罚——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四起家暴刑事案为主要视角》,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4期。

[7]同[6]。

[8]参见高正霞:《贫困成为女性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http;//www.hinews.cn,访问日期:2016年3月3日。

作者:刘家卿 何林霞 许丽丽

家庭暴力特征分析论文 篇2:

新型刑事司法的发展动向

摘 要:新型刑事司法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如果没有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可能难以经受诊疗性司法的成本耗费风险。恢复性司法属于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利弊权衡后的整合形式。评估性司法的分析依据、方法、结果都是个体化的,其建议的刑事处遇能够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实现富有效率且思路一致的再犯控制与犯罪预防。

关键词:新型刑事司法;诊疗性司法;恢复性司法;评估性司法;犯罪预防

传统刑事司法是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规范依据的法律适用过程,旨在确定涉嫌犯罪的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在单一化的实体与程序制度中寻求价值实现的路径。然而,国外自20世纪80年代普遍兴起了以诊疗性司法、恢复性司法、评估性司法为代表的新型刑事司法[1]——除解决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刑事责任问题之外,司法机关注重分析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当事人所在社区的特征,积极了解其现实需求,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全稳定。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辅助刑事司法机关,以跨越犯罪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工程等领域的综合性思考为依据制定刑事政策,并以此为驱动力实现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现阶段,我国以相对稳固的刑法典为基础,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契机,同样渴望在刑事司法领域取得科学的突破。为了借鉴经验,学者们亦介绍了部分国外新型刑事司法(特别是恢复性司法)的适用情况,但起步较晚且资料不足。籍此,我们利用与国外刑事司法工作者座谈交流的机会,了解掌握了大量相关论题的第一手文献,尝试分析三大新型刑事司法的特点及其最新发展动向,进而追踪支持其发展成型的理念,重点明确各类新型刑事司法的模式样态,提供新型刑事司法制度选择的原始性依据与基础性定位,为后续深入研究专门课题积累素材。

一、成本投入需求较大的诊疗性司法

诊疗性司法意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性的法庭对实施交通肇事、沉溺毒品、家庭暴力等轻罪的行为主体进行除定罪量刑之外的定期教育治疗、心理状态分析、矫正计划执行、日常生活交流沟通等非正式政策介入措施的刑事司法程序[2]。诊疗性司法在过去的十年中渐渐淡出纯粹的理论研究层面,已经构成各国刑事法庭的重要实践操作模式。特别是在美国,诊疗性司法在人力与财力方面得到了切实的财政支持[3]。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政府将花费132亿美元用于诊疗性司法,以求改变传统涉毒案件、家庭暴力案件等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执行犯罪预防功能绩效较差的现实。与此同时,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亦积极借鉴美国药物滥用法庭的成功模式,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融合犯罪治疗的理念与实践。诊疗性司法根据犯罪行为的具体特征设置专业性、针对性较强的特色轻罪刑事法庭,主要包括交通肇事法庭、家庭暴力法庭、心理健康法庭、药物滥用法庭、社区安全法庭、青少年越轨行为法庭等等。毋庸置疑,在如此众多的特色轻罪刑事法庭中,药物滥用法庭将诊疗性司法理念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其在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发展状况可用“燎原之势”来形容。自从1989年佛罗里达州设立了第一个药物滥用刑事法庭以来,全美现有超过600个药物滥用刑事法庭。药物滥用刑事法庭等恢复性司法缓解了传统刑事司法程序的非人性化与官僚化的制度压力,虽然投入的司法成本较大,但实证报告表明其产生的诸如再犯控制此类的犯罪预防效果甚为明显[4]。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市设有两个实验性的毒品治疗法院,待试验取得阶段性绩效后逐步全面开展主要针对毒品犯罪的诊疗性司法计划。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维多利亚等州建议在联邦范围内设立诊疗性司法机构,专门处理毒品犯罪、家庭暴力、轻微财产犯罪等刑事案件。爱尔兰和苏格兰在2000年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药物滥用法庭进行考察,决定以此为模型建构富有英国特色的诊疗性司法。

特色轻罪刑事法庭能够剖析犯罪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与犯罪人性格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障碍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认定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表面状况。这便需要特色轻罪法庭的法官、法官辅佐人、律师等具备深厚的犯罪学功底,能够透过犯罪现象分析犯罪原因,进而完成犯罪预防的政策价值。常规的刑事司法模式并不能直面与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人密切相关的、长期延续的社会问题——诊疗性司法更好地实现了被害人、被告人、社区之间的“社会系统断裂后的修复”[5],从本质上减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保障社区成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防止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的再度侵犯。诊疗性司法认可这样的理论前提——刑事司法能够执行治疗犯罪人行为模式偏离与心理模式障碍的功能。在适当的情况下,犯罪可以被视作行为人生理、心理的病态表现[6]。因此,刑事司法程序应当教导、引领、治疗深陷于社会困境中的犯罪人摆脱病理现象的控制,而不仅是利用苛严的钳闭政策对犯罪行为进行遏制。在对犯罪人实施医疗式的处遇过程中,诊疗性司法持续性地依靠心理专家、社工、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的联合作用,修正治疗对象具有犯罪倾向的行为习惯与思维定势。

纵然犯罪行为生成的具体的现实情境各有不同,个体特征和文化差异在所难免,但犯罪人的心理状态与道德观念仍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能够切实地反应出行为主体的心理弱点与矫正切入点。诊疗性司法凭借规模化、科学化的犯罪救治措施,努力在弱化正规刑事诉讼的同时发现不经意之间泄露的犯罪人的“心理密码”[7],确保犯罪预防专家观测下的客观犯罪行为的主观意义与犯罪人的人格特质直观化,便于根据其犯罪心理机制整合适时适量的预防措施。敲诈财物时的恐慌意味着行为主体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高等频度、中等强度压力下的针对性累犯预防措施将会产生适当的矫正效果;夜间盗窃时的附带性毁损财物、恐吓被害人等暴力宣泄预示着行为主体的转化型危险系数较高——非正式、低强度的社区矫正、教育机构设计的预防措施势必失灵,严厉的封闭式监控与强制性劳动相对而言更能取得部分成熟的治疗效应;盗刷信用卡、网络盗窃等新型财产犯罪时的追求刺激与成就感表明此类犯罪人具有区别于传统财产犯罪人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个人综合实力——其相对较高的智力水平能够保证犯罪预防专家精心设计的心理教育课程发挥实践作用。

诊疗性司法明显倾向于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寻找治愈行为人犯罪欲望的方法。道德情感是对于个人面对的现实情景的复杂心理表现与反应模式,需要集中大量的心理学专家运用高端心理分析处理器进行测量。犯罪语境化的道德情感经历是对个体因从事特定行为而产生的痛苦或快乐的真实心理回馈,掌握犯罪道德情感的发展脉络是愈合“亲犯罪性非常态倾向”[8]的治本之策。对处于犯罪诱惑压制下的行为主体而言,实施犯罪行为与否,是道德选择境遇下典型的对错判断。道德情感的现实表达为诊疗性司法透视青少年财产犯罪人的内心决定与行为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积极道德情感是由适当的现实处境造就的行为主体正常渴望满足后的道德平衡。消极道德情感是不当现实处境形成的破坏性个体焦虑或者行为主体违背个人、社会价值标准规范后的痛苦心理结果。在实施犯罪的完整流程中,道德情感为行为人持续提供“道德—罪恶”二元机制,进行感触分析与内心判断。经抽象化的财产犯罪与道德情感相互作用模式可以归纳为:(1)轻视自我尊重、罔顾行为后果以及之于他人权益的相对冷漠形成了实施犯罪的内心确信;(2)因犯罪被捕、定罪、执行刑罚而产生的负面标示性烙印引发犯罪人对社会规范的逆反责难,对期望得到别人尊重和产生自我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的极度模糊;(3)消极道德情感的不信任感与不确定性循环使得犯罪的数量与严重程度渐次攀升。诊疗性司法旨在激发积极道德情感,使之成为犯罪人的心理抑制动力,从而监控行为主体健康心理的危险蜕变前兆适时呈现,阻止现实犯罪行为的成型。

诊疗性司法的实际运用在刑事领域开辟了全新的司法文化,使犯罪人痊愈、犯罪问题解决等概念成为了刑事司法的固有内涵而非外部强加且遥不可及的价值目标。心理状态、心理疗法、心理分析等心理学解释模型使刑事司法不断融入对犯罪人的个体性考察,除了去除犯罪人行为恶习之外,还承担起心理辅导的重任。虽然诊疗性司法和矫正性司法在外观上都以犯罪人的社会复原为导向,但前者主要通过聚焦于提升心理学专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来保证制度价值的实现。显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诊疗性司法更多地需要借助于有力的财政保障与高端的犯罪科学理论支撑,如若没有不惜血本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刑事司法系统可能难以经受试验性制度的成本耗费风险与衔接过渡阶段机制紊乱的阵痛。此类成本投入模式的刑事司法程序是否适用于司法资源稀缺国家,值得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进行观察。

二、整合报应与矫正双重价值的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是重视修复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刑事司法程序。磋商、和解、调解——商业交易、合同缔结、侵权纠纷的协调方式超越了民事案件的局限,拓展至存在被害人的刑事案件领域。恢复性司法将此类手段整合进入刑事司法,旨在扩大当事人以及与犯罪行为有关联的社会力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影响力,渐次合理地降低国家强制权力对处理刑事案件的绝对控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深深扎根于护权(市民社会)与限权(政治国家)的宪政基础;其诞生渊源于欧美犯罪学理论对于“国家司法机关乃刑事案件唯一合法裁断者”这一命题的持续性怀疑与批判性认识[9]。恢复性司法包括四大核心要素:(1)重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与作用;(2)强调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双方所在的社区等多方主体充分的参与性;(3)致力于解决因犯罪引发的综合性问题;(4)使犯罪人或者被害人再度成功地融入正常的社区生活。恢复性司法主要通过社区法庭抚平犯罪行为带来的社会伤害成本,依赖社区环境解决犯罪问题。犯罪行为的可能或现实的危害不再被固定为一元性——对政治国家法律制度的破坏,恢复性司法强调犯罪行为更多的是对社区静态平衡与动态发展的阻碍。刑罚措施的目的亦不再着力取得报应或者震慑的恫吓性效应,而是积极探索促成犯罪人行为矫正或心理复原的温和性结果。由社区法庭主导的协调、制裁、矫正等恢复性司法的主要流程,努力避免将刑事案件的处理重点过度聚焦于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从而忽略被害人的实际损害与心理需求。

恢复性司法在过去的20年里受到了国外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关注,仅英国在短短10年之内即出版了超过60部恢复性司法的专著。理论研究者、实证调查者、立法者、刑事政策制定者等各个专业群体均参与到了恢复性司法的科学讨论中。从1988年至1994年,经过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青少年犯罪人的累犯率整整降低了50%[10]。在英国,刑事政策的制定机关不遗余力地促使恢复性司法的法律化,1998年犯罪与混乱法案、1999年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案均以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为立法依据[11]。加拿大的刑事司法朝着“和解、复原、补救、赎罪、重整”的制度目标稳步前进。加拿大司法部及其下属的专门矫正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超过100项恢复性司法执行计划[12]。虽然很多国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恢复性司法的基础结构(主要包括被害人—犯罪人和解程序、刑罚裁量会议、家庭会议机制等),但诸如以下问题仍然处于持续争论的探索阶段:(1)恢复性司法属于刑事法律运行的正式机制还是非正式机制?(2)恢复性司法与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13]以及矫正性司法(Corrective Justice)[14]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3)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或者相关法律专业人员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恢复性司法?

刑事司法的发展仿似钟摆,总是在报应与矫正间飘忽不定,恢复性司法即属于报应性司法和矫正性司法利弊权衡后的全新整合形式。所以,我们根据其自身特征及其与报应性司法和矫正性司法的关系,将其定位为回归折中模式。曾经,伴随着诸如缓刑、假释此类刑罚执行制度的勃兴,以不定期刑为代表的矫正性司法在报应性司法蔓延的历史藤蔓中崭露头角,一度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矫正性司法的支持者意图排除法院(尤其是普通法系的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刑罚裁量体系——不定期刑。该制度设定的是一个开放的期间,如果罪犯被成功矫正,假释委员会有权力予以释放,使之回归社会。这样,法院预先测算犯罪人改造期限的刑罚运作模式转变为假释委员会事后评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权力;犯罪人被隔离的期限不仅为其不法行为的实际损害所决定,社会还需要考虑行为人在未来某段时间内犯罪倾向的强弱。诚然,矫正性司法的理念相当先进,但是,在实践中不免存在操作困难,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假释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都是圣人。能够控制他人自由的权力极易滋生腐败。其次,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罪犯能够被成功改造,改造工程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更没有有效可信的证据证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随着执行机关的教育而减小[15]。所以,矫正性司法并没有被继续坚持,报应性司法的观念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刑事司法系统又担心重蹈传统刑罚报应主义“以牙还牙”式简单机械的道德正当性。保有着报应性司法根本性原则却亦融合矫正性司法复原社会损害精神的恢复性司法应运而生。恢复性司法一如报应性司法传统,高度重视犯罪人对于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刑事司法体系对于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抚慰;恢复性司法秉承矫正性司法理念,将犯罪行为部分视为超越犯罪人控制能力范围的社会决定因素,势必需要依靠社会规划或社区环境对犯罪人进行复原性处遇。不容忽视的是,恢复性司法仍然不可能摆脱一切回归折中模式的劣势——或多或少集结了极端化方法弱点。如何剔除报应性司法的残酷性与矫正性司法的理想化?此类天问般的基础性刑罚理论问题在现阶段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仍然无法得到一劳永逸的回答。

启动恢复性司法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认罪,这就要求其对刑事司法的程序公正性具有较高的认同,或者犯罪嫌疑人相信至少在刑事诉讼中不会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欺骗或者伤害。所以,刑事程序的运行必须获取犯罪嫌疑人对公正性的满意评价。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都当然地极度关注刑事司法结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于此,恢复性司法特别要求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法律以及最后赔偿的确定。结果恢复机制的形式不拘一格,较有代表性的措施包括赔偿缓刑、社区服务、被害人座谈小组等等[16]。结果恢复不仅仅是对犯罪造成实际损害的解决,最高程度地保证被害人在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得到公平合理的赔偿,对于犯罪人的回归也具有极大的作用。通过国家积极提供的法律帮助和服务,使得以被害人为代表的社区认同刑事司法系统的工作机制,社区利益将不会被挽救犯罪人的矫正功能所替代、淹没。显而易见,程序公正性与结果正当性是恢复性司法并行不悖的两大价值诉求。

三、以量化的犯罪预防指标为核心的评估性司法

评估性司法通过对行为主体的犯罪风险指标与犯罪需求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事先科学设定的风险系数将犯罪人分层,按照个体特性确定具体的刑事处遇的方法、强度以及时间,凭籍行为主体的阶段性表现再度分配管理与监督力量[17]。犯罪风险指标是影响再犯可能的静态因素,包括犯罪人年龄、犯罪前科、与定罪量刑非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个体化特点等等。犯罪需求指标是影响再犯可能的动态因素,会随着刑事处遇的过程逐渐发生变化,包括工作状况、婚姻依恋、社会关系、有无药物滥用情况等可变性较大的变量依据。

评估性司法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三次制度升级。第一代评估性司法完全依靠刑事司法实践人员非结构化的诊疗式主体判断确定犯罪人的风险评估数据,自由裁量性无法得到量化指标与经验论证的有效控制,预测的准确性明显较低。第二代评估性司法开始重视开发客观性变量的衡量效果,犯罪人的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性别差异、犯罪的性质与数量、犯罪人历史表现等因素被整合进评估性司法的执行根据,以求控制新型刑事司法实践操作的随意性。第三代评估性司法除却秉承第二代评估性司法的客观性之外,补充了全新的犯罪需求指标。犯罪需求指标融合了犯罪人性格特征、学业工作情况、生活方式、亲朋关系、社会资本状况等伴随刑事处遇措施以及社会生活状态更迭而相继转化的动态因素。

犯罪风险指标较高的犯罪人将受到刑事司法机关更高层次的政策介入。低度政策介入程序主要针对青少年犯罪人设置,由家长、学校、社区启动,少数情况下亦可能由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主动要求。其主要方式包括家长陪同或者学校组织青少年参加由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开展的综合性指导、教育、训练活动。中度政策介入活动的强制力整体上提升了一个等级,负载了具有一般性的国家暴力,其主要形式是强制性社区劳动、强制戒毒等。高度政策介入即为标准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立案侦查、提起控诉、审判、刑罚执行、刑罚消灭等一系列规范化的犯罪解决方式。现有的实证报告指出:(1)对政策介入切断犯罪发生现实状况的分析并没有明确预示哪些特定的控制方法是降低犯罪率、再犯率、恶性犯罪率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2)针对性是衡量政策介入是否有效最重要的标准[18]。

犯罪需求指标与情感归属、心理依恋等因素成负相关[19]。规律的作息时间、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正常的就业状况能够减少与沾染不良习气者或街头闲散人员的接触;稳定的恋爱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社交关系将会向行为主体传递强烈的归属感。外部环境的美满状态使其对恬淡生活产生“经常性的眷恋”[20],经习惯化过程固定后,曾经的犯罪人便很难再回复到渴望实施犯罪获取满足的激励体系中。犯罪需求指标明显较低的犯罪人能够充分融入正常的社会,没有必要继续承受苛严的刑罚措施。

评估性司法从本质上而言是刑事处遇措施的先置性程序,将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科学地转置为行为人的主体问题,以准确的犯罪人评估为依据,继而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符合个体化要求的刑事处遇措施。犯罪人的类型各有不同,评估性司法的任务就是要在复杂的犯罪人行为特征与精神状态中抽象出符合犯罪预防需要的特点,进而植入犯罪预防措施。评估性司法在实践中正确判断了部分全新类型的犯罪人特征。例如,根据广泛应用于美国北部各州刑事司法实践的“犯罪管理编制程序”[21](Crime Management Inventory Program)的分析,情感型性犯罪动机驱使下的犯罪人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种类性犯罪人的特点,其主要是想通过专属于行为双方的性活动在感情上与另一主体建立起更高亲密程度的人际关系。情感型性犯罪人也情愿或者尝试着依靠正常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由于社交伙伴之间了解周期的拉长、青年情侣之间考验难度的提升,痴心盼待生理刺激与心理安慰的行为人无法忍受等待的焦虑,故在急切的忧郁中颠覆性道德的禁忌。部分犯罪人由于对情感的生理、心理感觉提前,具备了高度的性意识与性能力,而与之交流的相对方却未能发展到等量的水平,造成了性爱情绪的需要与社会生活现实的悬殊落差,引发犯罪人情感“压抑—爆发”的合乎逻辑的递进。“犯罪管理创造性程序”建议对此类性犯罪人,应当以心理辅导教师、社工和管教行政人员为主导力量实施犯罪预防工作,必须将情感驱使型的性犯罪人抽象的心理追求具体化为自愿的社会生活关系;通过正常的爱情教育(感情教育)排斥极端的以性行为为核心的感情实现方法。由于其人身危险性较其他性犯罪人显著低下,可以鼓励情感型性犯罪人与社会交往对象进行真实的、诚实的人际关系信息流转,防止由于行为人年轻且没有经验因而不间断地错误解释直接明晰的感情信息。最重要的是要在犯罪预防课程中让犯罪人深刻理解:性欲、性亲密行为以及性快感等一系列性爱心理与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完全成熟的相互理解和自然沟通的基础之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不能容忍以犯罪人设想中的“爱”为导向的人际交往方式。由此可见,评估性司法以犯罪人特征分析阶段为程序进入点,以预防与控制为导向,努力为下阶段刑罚处遇和预防措施作出科学准备。

评估性司法的分析依据、分析方法、分析结果都是个体化的,其建议的刑事处遇能够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实现有效率且思路一致的再犯控制与犯罪预防——所以,我们将其定位为预防控制模式。首先,必须承认,预防控制模式不可能将犯罪行为的特征作为刑罚裁量的基础事实,罪刑相适原则势必受到较大程度的偏离。这也决定了各国评估性司法适用的刑事案件基本限定在经济犯罪、青少年犯罪、轻伤害、无直接暴力行为的性犯罪等范围。其次,使用标准化、结构化的评估性司法的分析模型有助于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在基本统一的语境下做出科学的理解与判断。但是,(1)现阶段开展评估性司法的各个国家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分析模型。例如,对于青少年犯罪案件,美国使用青少年越轨管理评估(JDMA),加拿大使用青少年风险评估系统(ORAS),英国使用青少年犯罪人情感指数(YCSS)[22];(2)即使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亦运行参数、变量、控制因素迥异的分析模型。例如,仅就美国的经济犯罪案件而言,就存在犯罪倾向指标(CPS)、犯罪能力基础分析(CCBA)、犯罪周期评估组件(CCAP)等十多种评估数据库[23]。我们认为,犯罪问题地方性特征较强与跨文化性特征较弱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成因。所以,若有意寻求借鉴评估性司法实施犯罪预防实践操作的可能性,必须开发出具本国特色、地区特色的评估模型——其基础在于针对本国、本地区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特点进行广泛的实证调查,获取基础数据与校正数据。

四、新型刑事司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以国外新型刑事司法执行机制的基本内容来看,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青少年累犯问题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国青少年司法系统。有必要采用诊疗性司法,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人屡教不改,成为危险性严重的累犯。诊疗性司法是一个犯罪创伤治疗与社会感受恢复的互动过程,在尚未发现有效控制青少年犯罪率的刑事措施之前,诊疗性司法能够实质性地弱化高犯罪率的负面影响。较之司法机关直接进行审判而言,执法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频繁接触青少年犯罪人,更容易得到青少年犯罪人的认同,也更为积极地履行诊疗程序为他们设定的义务。

既然犯罪的伤害能够在恢复性司法中淡化,对未成年人判处监禁等严厉刑罚的必要性也就不再如此急迫。对于大多数青少年犯罪人来说,将他们投入监狱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而且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感,回归社会后可能会进行报复。青少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和解机制下的结果恢复更能得到认同和遵从。在消除情绪、缓和矛盾的前提下,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直接交流可以加深过错方的真诚,缓释受害方的愤怒。事实上,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法官们也倾向于对青少年被告人采取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社区服务等措施。司法机关在办理青少年犯罪案件时,应当保障青少年被告人行使其法定诉讼权利,保障青少年被告人得到必需的法律帮助,并根据青少年们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增强青少年犯罪人的法制观念,使他们——(1)懂得违法和犯罪行为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2)明确违法和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3)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的基本法律意识。

评估型司法以科技含量极高的量化评价为导向,强调对法律权威与法律技术的现实效应。该项刑事司法制度融入了以高度科学的态度评价犯罪人心理的理性司法。这正是我国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为建构和谐社会亟需予以采纳的。因为青少年犯罪人是整个社会结构极端异化的产物,同样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如果不能通过科学的方式成功地加以拯救,犯罪人的一生将就此成为社会畸形发展的扭曲成本。评估型司法是青少年司法系统向未来的、科技型的刑事司法程序的转向,能够避免青少年司法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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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尚志)

作者:谢 杰 杨超英

家庭暴力特征分析论文 篇3: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读“校园霸凌”现象

[摘           要]  校园霸凌,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校园霸凌现象进行分析,以求重新审视教育、审视社会,找到减少校园霸凌现象的方法。

[关    键   词]  校园霸凌;社会心理;群体心理;从众;个体社会化

一、校园霸凌概述

校园霸凌,是存在于校园里或校园周边的,学生之间的欺凌与压迫,又叫校园暴力。实施者一方利用权力或者生理上的优势,胁迫或伤害处于劣势的一方,致使其生理或心理受损,包括语言和肢体上的敌意性攻击行为。经研究发现,校园霸凌行为的参与者多是“问题少年”,普遍存在冲动、霸道、偏激的性格;在与同伴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对周围的人和事缺乏同情心;行为上较突出,行事风格带攻击性。具有如下特点的学生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1)性格内向胆小,与周围人存在较大差异;(2)在同学中缺少朋友,较为孤独;(3)身体方面存在障碍或其他问题。

二、校园霸凌的实质是攻击行为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校园霸凌现象的实质,就是攻击行为。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的多拉德教授提出“挫折—攻击说”,认为攻击是挫折的结果,挫折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央视曾经做过几期关于校园霸凌的纪录片,在采访校园霸凌事件参与者时,其家庭都存在着或结构缺失、或关系紧张、或教育不科学、或周边环境复杂等问题。家庭的成长和教育环境,对青少年的性格和行为的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情绪的不稳定性和强烈的心理矛盾,是青春期重要的心理特点。青少年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是非正误的判断能力较弱。如果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受到来自家庭,特别是父母的不正面的教育影响,容易形成扭曲的心理认知,当受伤的心理需要宣泄时,就会引发攻击行为。他们利用伤害他人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可以获得心理上短暂的快感。例如,在婚姻冲突和家庭暴力中成长的儿童,会获得不恰当的攻击性冲突解决策略;成长于放任型和溺爱型的家庭教育中,儿童也会出现较高的攻击行为。

三、校园霸凌是群体心理在作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个体在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中,形成了群体。群体内成员之间彼此影响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即群体心理,会推动或阻碍群体活动的进行。社会心理学观点认为,个体都有一种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内在愿望,这使个体在行为或信念上会慢慢屈从于群体并保持一致。校园霸凌,大部分都是群体行为,是占有优势的欺凌者组成的群体对弱势个体实施的攻击行为,从众效应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体中的某一成员偶然对他人实施了欺凌行为,即使群体中某些其他成员内心不认可此行为,但是迫于群体压力,也为了服从于群体的一致行为和一致心理,得到同伴的认同、寻求群体归属感、不能违背群体的意志,便会效仿他的行为,那么,霸凌行为就会持续,甚至愈演愈烈。

个体融入群体生活,习得群体所认可的社会行为,以适应群体生活,这就是个体的社会化。青少年的成长和社会交往的过程,就是个体进行社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青少年由于欠缺辨别是非能力,在受到不良团体的教唆和挑拨时,容易形成错误的、与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的反社会认知。在他们的同輩群体中,不良的情绪互相感染,不良的行为互相模仿,就会形成不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走入歧途,形成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的反社会心理。

四、校园霸凌现象的社会影响因素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观察或者模仿,就可以学习某种社会态度和行为。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大大增加,一些隐含暴力性成分的游戏、电影和电视随着文化信息的快速传播就进入了青少年的视野。这些含有强大视觉冲击情节的内容缺乏有效的监管,让本就处于情感敏感期和心智形成期的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暴力思想,在现实的冲突情景下,很容易被唤醒和使用。研究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玩暴力电子游戏的多少与攻击行为和行为不良之间呈正相关。

五、校园霸凌的防御措施

校园霸凌对青少年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给他们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被欺凌过的青少年,由于处于劣势的一方,受到欺负不敢声张,选择忍气吞声,形成心理障碍,久而久之会形成懦弱、自卑、消极的人格特征。部分受欺凌的青少年会出现抑郁、焦虑、失眠等症状,畏惧学校生活和社会交往。而实施欺凌的青少年,他们的攻击性倾向会形成心理定式,认可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会引发更多的校园霸凌行为;在他们步入社会后,其犯罪的概率会非常高。

校园霸凌现象对整个校园环境以至于整个社会来说,都会有很消极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社会认知的形成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要减少甚至杜绝校园霸凌现象,就要从改善未成年人的所处环境入手,包括家庭教育环境、校园教育环境和社会教育环境等。

(一)家庭方面

家庭教育是人在一生中接触最早期的教育,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的教养方式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对青少年一生的成长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放任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形成自私自利、任性无责任心的性格;溺爱的教养方式,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懦弱。而在气氛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在民主型教养方式下,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父母能通过身体力行的陪伴与教育,帮助孩子养成独立自主、知书明理、积极向上的性格,也为他以后融入社会和人际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可以避免青少年的性格和心理形成偏差,这对降低中小学生暴力及欺凌有着积极的意义。长辈应该强化对孩子的监管责任,多关心孩子的成长动态,关注孩子的社会交往,关注他们在生活中发生的细微变化。

(二)学校方面

学校是一个微型社会,学生大部分的学习和活动时间都在学校环境中进行,而学生间的同辈群体是学生进行个体社会化的一个载体。因此,学校要大力开展德育,发挥情绪感染和模仿的积极作用,形成健康的、轻松活泼的校园文化,在全体学生中形成积极向上、友爱互助的良好氛围,这有利于阻止校园霸凌的发生,使学生的心理和人格发育得更加健全。其次,学校应该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档案建设和心理咨询建设,为青少年建立完整并不断完善的心理档案,及时记录和跟进他们情绪的变化,对留守儿童、单亲学生、孤儿以及身体方面存在障碍等特殊群体应给予重点关注。

(三)社会方面

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都是影响人心理的重要手段,它们提供了大量信息,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进程。因此,大众媒体的宣传和网络舆论的风向引导,应该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积极的影响。网络游戏和电影电视在向大众进行宣传的时候,要提前考虑受众。特别是在推向青少年群体时,应该有政府机制的监督和监管,杜绝涉及暴力内容的宣传。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对青少年加强引导,提供有利于提高青少年高尚情操和高品位格调的优秀文化。

另外,实施暴力行为的青少年,往往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实施这种欺凌行为会有什么后果、要承担什么责任;而受到暴力欺凌的一方,也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和正确的途径保护自己。因此,整个社会,包括学校和家庭,都必须树立和宣扬法律,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六、结语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了校园霸凌现象产生的心理学原因和社会影响因素。综上所述,要想减少并阻止校园霸凌現象的发生,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下手,各方合力构建一个应对校园霸凌机制,着力为青少年提供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密切关注,与时俱进,不断提出可行的预防措施,为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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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海文

作者: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