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论文

摘要：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制约着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可持续发展，而实施EVA是否能有效地抑制企业战略型投资不足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制药行业和汽车行业的研发投资不足现象，然后分析了企业战略型投资不足的成因，最后给出了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的EVA治理机制。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论文 篇1：

论成本信息对企业绩效评价的影响

【摘要】笔者认为，企业绩效评价的核心内容应是企业价值。本文从企业绩效评价出发，分析了成本信息在绩效评价中所处的地位，并提出了改革现行成本系统的具体措施。

企业价值是公司现有基础上的获利能力价值与潜在的获利机会价值之和。以价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突破了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为主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局限，强调绩效评价应能更好地体现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测与评价。

一、成本信息成为制约企业绩效评价的瓶颈

在以价值为基础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无论是高层次的战略定位，还是低层次的企业经营，成本信息的运用一直贯穿其中。但是，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成本管理处于一种成本概念歪曲、成本信息滞后、成本系统无效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企业价值的瓶颈因素。

（一）对成本概念的理解过于片面

当前，企业对成本的理解仍过多地强调成本的财务信息属性，而忽略了它的非财务信息属性。实质上，成本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管理者有效管理企业时所需的成本收益方面的财务信息，也包括生产率、质量等非财务信息。如果企业一味地注重财务信息，则有可能产生误导作用。因为财务信息倾向于关注短期因素。然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加剧，获得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取得竞争胜利，企业必须首先关注一些长期的非财务性因素，如，产品与生产领先、产品质量和顾客忠诚度等。有时，过分强调财务信息去削减成本（一项财务指标）而忽略甚至降低质量标准（一项非财务指标），这样的决策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重大灾难，导致长期内顾客和市场份额的丧失。反之，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可能会有意地抬高成本，只要所取得的溢价收入大于成本的增加额。因此，在研究成本概念时，有必要将战略思想引入其中，从战略角度考虑它的非财务性和长期性。

（二）会计收益的计算只考虑了债务资本的成本，忽略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补偿

众所周知，现行财务会计只确认债务资本成本（利息费用），股东的权益资本成本被当作是“免费的午餐”不予核算。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为独资和合伙时，债权人被认为是唯一的外来者，重要的是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相反，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在企业组织形式为公司制时，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于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公司通过两个渠道筹集其所需要的资本，无论是哪种资本，公司使用它们都是有代价的，都应作为成本处理。而且，在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不了解企业信息的股东可以随时用“脚”投票，出售其原来持有的股票而不再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成为企业的“外部人”，股东权益资本成本必须单独计量。

（三）强调物质资本成本，忽略了对人力资本成本的计量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其“向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能使价值迅速增值的包括健康、体力、经验、知识和能力的存量。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也认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特别是在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人力资本将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周其仁（1996）在“企业契约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这里的非人力资本，通常是指除人力资本之外的所有物质资本的总和。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作契约关系，是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体现了一种博弈均衡。

（四）固守陈旧、落后的成本系统

一个有效的成本系统提供的信息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成本信息应具有可靠性，成本信息应能够尽量客观地反映现实，接近实际，管理人员使用该成本信息应能够做出恰当的决策，不会导致错误判断。其次，成本信息应具有相关性，成本信息的提供应与管理者将要做出的决策相关。当决策需使用历史成本时，成本系统应提供历史成本信息；当决策需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时，成本系统应提供未来的相关成本信息。再次，成本信息必须支持各种类型的管理决策。如，为管理层指出正确的经营方向、产品投资组合与定价、材料（零件）自制/外购、新产品开发、长期投资决策等。此外，有效的成本系统还应有助于企业的激励与控制、学习与反馈等。企业管理人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成本系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如果发现成本系统对于一些现象无法解释时，表明企业的成本系统可能无效了。

二、改革现行成本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一）建立以管理职能为基础的成本概念框架

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连续进行的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被归类为一些基本的管理职能，包括计划与决策、组织与领导、绩效与控制。

1.基于战略职能的成本概念。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益剧烈，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重视战略。因此，管理的战略职能已经一跃成为管理的首要职能。把战略管理思想同成本管理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的实质要以企业的战略为核心，与一系列具有源流性质的成本动因相对应。战略成本的内容一般包括时间成本、信息化成本、创新成本、学习成本和市场成本。

2.基于计划与决策职能的成本概念。企业管理人员为了做出各种计划和决策，必须获得足够的信息，其中，成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企业管理人员所运用的成本信息并不是简单的成本数据，而是一些经过处理的具有及时性、相关性和精确性的成本信息。于是产生了常见的用于计划和决策职能的成本概念。这些概念主要包括相关成本、差别成本、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

3.基于绩效与控制职能的成本概念。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控制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考核和激励雇员及经理提供信息。用于此项管理职能的重要成本概念是可控成本与不可控成本、标准成本、定额成本和责任成本。

4.基于报告职能的成本概念。企业管理当局需要定期编制各种财务报表，以满足广大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内部成本管理的信息需求。在这一管理职能中所使用的重要成本概念为生产成本和期间成本。这些成本通常是根据国家统一的财务和会计法规、制度核算出来的，又称为财务成本或制度成本。

5.基于组织与领导职能的成本概念。企业在进行组织设计之后，为确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并使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组织还必须按照设计的要求为系统配置合适的人力资源，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管理，称为人力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相对应的成本概念为人力资源成本。广义的人力资源成本包括劳动者被企业雇佣之前为了培养自身的劳动能力所花费的代价和企业在员工的招聘与培训、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所花费的代价；狭义的人力资源成本仅指劳动者受雇后的成本，是企业组织为了取得或重置人力资源而发生的成本。

可见，成本信息正扮演着多种角色，为管理的各项职能服务。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成本观念，冲破单纯的产品成本概念的束缚，多层次、多方位地理解成本的概念。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管理手段、方法和目标的出现，成本的涵义也必然随之拓展和延伸，成本概念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多彩。

（二）将权益资本、人力资本纳入会计核算系统

会计学家安东尼（1973）认为，利息费用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它应和债务资本一样计量成本并和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一起计入存货成本和商品销售成本。现行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并不代表股东在企业中的权益数额。尽管实收资本项目反映了股东原始资本的投入，但是，留存收益却不代表股东的贡献，盈余是会计主体本身赚取的，而不是股东赚取的。因此，有必要改变以股东为导向的资产负债表右边结构，将原来的股东权益分成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个部分。新的股东权益包括：一是原来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实收资本数额；二是权益资本成本（权益利息）部分。新的主体权益与现行财务会计程序下的留存收益也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在资本成本会计理论下，净收益应该是各种收入与各种费用（包括权益利息）之间的差额。每个会计期间的净收益应该加到主体权益上去，只不过这个净收益要比现行会计程序计算出来的净收益小一些。

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专用性等特点，决定了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正在承担企业的风险，成为企业新的主人。人力资本不仅要获得工资等劳动报酬以维持劳动力的正常生产、发展延续外，还应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人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是指劳动者在取得了工资收入的前提下，对企业税后纯收益的分配。在会计核算上，为了体现劳动者与股东共享企业剩余收益的本意，维护股东与劳动者利益的和谐统一，劳动者的固定工资收入应在费用中核算，而分享的剩余收益则在利润中核算。

综上所述，如果企业当前的成本管理系统存在问题，而企业管理层正在依赖现有的成本系统进行着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决策，那么，即使是理论上多么完美的战略、多么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企业的价值增值都会成为泡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注定要失败。●

作者：周丽丽　李大玲

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论文 篇2：

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的EVA治理

摘要：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制约着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可持续发展，而实施EVA是否能有效地抑制企业战略型投资不足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制药行业和汽车行业的研发投资不足现象，然后分析了企业战略型投资不足的成因，最后给出了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的EVA治理机制。

关键词：战略性投资不足 成因 EVA治理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投资是这一过程中的主力军。然而不断提高的企业投资规模却伴随着较低的投资效率，而大量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问题日益突显的背后，是企业在技术研发、工程建设等对企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领域却呈现出严重的投资不足（杨军敏和曹广志等，2007；刘振和叶忠明等，2011）。为此，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由加快速度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而要提高质量和效益，就要在企业层面解决低效率投资，鼓励企业加大战略性资源的投资支出，打造价值创造型企业。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国资委对EVA指标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从2010年开始对所监管的所有中央企业全部实行经济增加值考核。其目的在于引导企业进一步做强主业，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日，国资委公布了最新修订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规定进一步强化业绩考核的价值导向，绝大多数中央企业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指标权重提高到50%，利润总额指标权重下降为20%，对EVA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EVA指标由于具有考虑股东资本成本、进行会计调整等特点而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投资不足。那么，投资不足在我国企业中是否真正存在？EVA绩效考核究竟能否真正抑制我国企业的投资不足？其抑制投资不足的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二、我国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分析

（一）生物制药业分析

生物制药是一种特殊行业，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生物制药企业技术创新与研发费用的投入，是决定其企业竞争力、提高其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对企业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全球十大制药企业的研发强度集中于5%到20%的区间内，虽然各个公司之间存在差异，不过从2004年以后，大体上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到2006年均值已经超过15%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虽然是一个生物制药业大国，但不是生物制药业强国，在新药研发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处于新药研发能力较低的国家之列。因此，本文选取生物制药类企业作为案例研究，通过与国外同类行业先进企业进行对比，来说明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存在的投资不足现象。

本文选取沪深A股生物制药类141家上市公司，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剔除了业绩过差的ST公司和研发支出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选取了53家企业；评价指标方面，采用企业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比值，作为衡量企业研发投资水平的指标，该比值的行业均值即表示该类企业研发投资的平均水平。根据统计得出1997年到2011年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研发支出/销售收入行业均值分别为：0.85、0.94、1.05、1.22、1.77。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过去五年研发支出的比重在1%左右波动，虽然2011年达到1.77%，但整体而言投资水平偏低。结合该行业研发投资投入大且见效慢的特点，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多以模仿国外的创新药品为主，自主研发较少，而且研发技术有限的原因造成。

目前，绝大多数的跨国医药公司其研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5%-20%，即使是以仿制非专利药为主的印度制药企业，其比值也接近10%，而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研发投资水平还不到2%。这说明目前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现象，其研发投资力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明显欠缺。研发投资不足限制了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的新药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导致国内医药企业的产品只能大量以原料药和仿制药为主，并只能在低水平、低利润环节参与竞争，无法形成有效的核心竞争力，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获利空间和成长潜力。

（二）汽车制造业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逐渐步入“汽车社会”，汽车的产销量迅猛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器，汽车行业是各种新科技应用的前沿平台，关系着整个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其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支出对于整个国民产业群的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与生物制药业类似，长期以来，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战略性投资不足问题是我国汽车企业的“顽疾”。

我们选取了我国主板上市的汽车制造业企业共计87家，仍以企业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之比作为评价指标，从研发投入总量和投入水平上与国外同行业企业进行对比，来反映我国汽车制造业研发投入水平。从2009年到2011年，我国汽车行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平均值为1.42%、1.78%、1.79%、2.09%。而从2008年到2011年，日产、丰田、本田三大汽车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基本上维持在4%以上的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汽车行业研发投资水平不足2%，这说明我国汽车制造业企业存在严重的战略性投资不足，投资力度大大落后于国外企业。

从总量上来看，我国汽车制造业研发投入总量也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以2009年为例，我国汽车行业研发投入总量为67.1亿元，而丰田的研发投入总量当年为623.6亿元、大众为534.6亿元、通用为390.6亿元。我国企业存在严重的战略性投资不足现象，导致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进而严重制约了与国际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力。

三、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的EVA治理

（一）战略性投资不足的成因

1.信息不对称。从信息不对称来看，投资不足来自债权人和公司潜在股东的逆向选择。Stiglitz和Weiss（1981）认为，股东（现存）和债权人信息不对称会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监督增加了成本和困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债权人会采用增加利率、信贷配给等方式对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资产替代行为进行折现，债务人采用的方式导致了公司的融资成本增加，从而产生投资不足。

2.委托代理问题。从利益相关者的代理冲突来看，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是投资不足产生的根源之一。Myers（1977）指出，当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时，公司可能拒绝投资那些能够增加公司市场价值、但预期收益大部分属于债权人的项目，这是因为，股东和经理人从投资中获取的收益被债权人独占或大部分被债权人获得，从而导致了公司不愿对该项目投资进行融资。

3.管理层特征。管理层的教育背景、学历水平及自信心强弱等与投资不足都有相关性。一个企业管理层的教育背景和学历水平往往与投资不足呈负相关关系，自信心不足的管理者往往惧怕风险，不敢进行投资，也就难于做出科学的决策，更容易造成投资不足。

4.融资约束。融资行为会影响投资决策从而影响资金配置效率，根据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企业融资因素影响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当企业有好的投资机会而内部资金不足时，鉴于外部融资成本较高，或者给定成本下存在的资金配给现象使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理性的企业进行次优选择时，可能会放弃部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从而导致投资不足。

（二）战略性投资不足的EVA治理机制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是由美国思腾思特咨询公司于1982年创立、并注册商标的一个业绩评价指标。1991年贝内特·思特三世在其著作《探寻价值》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EVA的概念及框架，标志着EVA管理体系的确立。1993年，学者们给出了EVA的完整概念，即EVA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使用一定量的资产所创造的经营收益扣除资本成本后的利润。目前有些研究认为EVA评价对企业过度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刘凤伟和李琦，2013）。而EVA评价是否对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有抑制作用也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本文对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的EVA治理机制进行分析。国务院国资委结合我国国情对EVA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其计算公式如下：

EVA=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调整后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其中，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1-25%）

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合计-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投入比例×股权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投入比例×债务资本成本率×（1-所得税率）

结合EVA对相关会计项目的调整，其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企业财务报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支出”以及无息流动负债中的应付利息项目，减轻了管理者融资压力，鼓励企业筹集到投资需要的资金，给予企业战略性投资以支持。

2.通过对研发费用项目、在建工程的调整，鼓励企业加大战略性投资支出数额，使得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的现象得以抑制。一方面，EVA的会计调整鼓励经营者进行能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的投资决策，包括对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新品牌的营销和广告费用、对员工的培训费用等；另一方面，现金支出先是被加到资产负债表上，然后在5至10年内逐年摊销，促使经营者敢于在短期内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来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无息流动负债项目，将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包括在内，利用EVA薪酬敏感度，剔除会计失真的影响，有效抑制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进而从根源上治理投资不足。

EVA可以利用薪酬敏感性，鼓励管理层做出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的决策，避免战略性投资不足，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鼓励管理层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使其敢于且乐于“把鸡蛋放入能带来更大收益的大篮子”里，提高投资效率，避免战略性投资不足。

四、结论

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轨和国资委大举推行EVA绩效考核的背景，结合我国生物制药类企业的发展现状，对我国企业在研究开发、技术、人力等软性资产为主的战略性投资不足现象进行了阐释，重点探讨了EVA对于投资不足的治理机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战略性投资不足是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资金短缺问题，加上转轨经济下模糊的产权制度，导致了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呈现出复杂的现象，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投资不足情况下的低效率投资现象。

第二，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存在巨大危害。微观层面上，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会降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宏观层面上，企业战略性投资不足会降低我国经济的创新驱动能力，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第三，EVA可以有效抑制投资不足现象。传统的绩效考核模式侧重于财务指标的衡量和评价，对一些能够科学衡量企业价值创造、反映企业业绩经营的非财务指标往往忽略。这就容易造成管理层为了谋取私人利益，更多地采取短视化行为，倾向于“把鸡蛋放入小篮子里”，以突出短期经营业绩，而忽略关系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性投资。EVA通过对有关会计项目的调整，剔除了会计失真的不良影响，激励管理层进行科学决策，更加重视价值创造，从而从源头上抑制投资不足的现象发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企业知识资本投资行为异化及其治理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GL028）

参考文献：

1.杨军敏，曹广志，徐波.基于研发过程中投资不足问题的动态激励机制研究[J].软科学，2007，（3）.

2.刘振，叶忠明，吴琳芳.固定资产投资过度与R&D投资不足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数据.中国会计年会2011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

3.刘凤委，李琦.市场竞争、EVA评价和企业过度投资[J].会计研究，2013，（2）.

作者简介：

张瀛之，女，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计理论。

张利，男，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内部控制。

作者：张瀛之 张利

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论文 篇3：

第一届会计与财务管理及资本市场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管理是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随着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经济业务出现，原有的会计制度已不能满足新的要求。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具体问题，为了推动会计与财务管理及资本市场的研究和应用，第一届会计与财务管理及资本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5日在山城重庆召开。来自全国25所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30多篇论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会计学科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成本粘性、管理层激励、盈余管理等问题。本次研讨会由重庆工商大学主办，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承办。

与会专家学者以论坛为平台，通过主题报告、论文交流等形式从以下四方面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大家分享了会计与财务管理教学科研的经验。

一、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的探讨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王世定教授认为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是解释财务报告目标以及与目标相关联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理论体系，包括财务报告目标、质量特征、要素的定义与确认、计量、列报，为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础性的概念与原则。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将会计理论与实务有机结合起来，从实践中提炼与总结，在理论中归纳和升华，兼具理论性和操作性，是评价、指导和发展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因此，其未来的变革和拓展方向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尤为关注的领域，王教授从三方面对财务报告概念框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阐述。首先，国际会计准则对综合收益的定义可能会对收入的实现原则产生挑战，他认为收入的确认应该以“实现”为标志，但是国际准则的综合收益将未实现的收入也包含其中，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会计计量的基础；其次，IFRS发布的新准则认为完成履约义务就应该确认为收入是对收入确认配比原则进行的挑战；最后，IASB和FASB发布的《金融工具、摊余成本与减值》关于预计损失模式的界定是对会计权责发生制的挑战。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正是基于有效的财务报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然而会计信息传递过程中却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信息不对称会影响资本市场效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洪剑峭教授指出对实证分析师的实地调研进行研究能够直接观察分析师信息收集行为，为打开分析师信息收集活动的“黑匣子”提供了机会。他指出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提供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准确性和评级的投资价值以及促进市场信息效率的提升。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黄政博士指出透明可靠的公司层面信息是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甄别、筛选优质公司进而作出买卖决策的关键因素，因而信息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基于投资者交易形成的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的大小。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均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正相关，并认为改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提高信息透明度，是提升股价信息含量的关键。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赵梅认为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机制，第三方媒体已经成为审计师在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时参考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而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新媒体，通过采用互动式的推向传播模式为上市公司创造了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环境。她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负面关注度越高，审计师越有可能对客户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师对新媒体信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已有信息的传播方面，而非原创信息的发布方面。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媒体关注并未增加客户被行政处罚的可能性，因此并未提升审计师面临的真实诉讼风险，审计师主动关注新媒体信息更可能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的考虑。可见，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了审计师所面临的外部意见环境。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肖萌博士认为分析师行业评级和公司评级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出公司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信息，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其超额收益率。他还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的公司评级比非承销商分析师更乐观。将行业评级和公司评级的信息联合可以产生超常回报，将行业评级和非承销商分析师公司评级的信息联合可以产生更多对投资者有价值的信息。

肖作平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重要影响。分析师预测修正在企业盈利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师的预测修正行为可能包含丰富的信息，比如修正方向和修正频率都会对资本市场施加影响。那么通过分析师揭露出来的信息是否对权益资本产生影响呢？他利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分析师的预测修正行为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1）分析师的预测修正方向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相关，对公司未来盈利的向上预测修正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而对未来盈利的向下预测修正则会提高权益资本；（2）分析师的预测修正频率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修正频率越高，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就越低。

二、关于会计人才培养和会计研究的探讨

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周守华教授认为通过财富的计量，会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促进财富公平、公正分配；（2）有效地创造财富；（3）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资源效率的优化。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张俊瑞教授从认知、格局、演进和眺望四方面对会计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进行分析。首先，他比较了国内外关于会计学科的归属问题，认为会计学科逼近并归属于管理学。基于此，他把我国会计学科划分为三个层次：会计专业建设、会计人才培养和会计学术研究；其次，对国际会计学术研究的格局进行了总结，即美国独霸江湖、欧亚分庭抗礼、中国异军突起。再次，他对会计学术研究的演进进行了总结。最后，对会计学科及学术研究进行了展望，他认为：（1）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会计学将进一步融合；（2）会计学术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并重，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并重；（3）泛会计化（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快速发展；（4）非会计化的倾向日益显著；（5）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样化；（6）会计研究方法多样化。

关于会计学科的学术研究，《会计研究》刘国强主任从论文评价和论文选题两方面对会计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优秀的论文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四个特点。他认为好的选题应该来源于：（1）在阅读文献时的灵感和问题；（2）提取指导，根据有关方面需要来选题；（3）深入实践，通过自我观察思考选题或者与实务界合作开展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吴国萍教授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由以规模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最根本的是提高人才质量，尤其是本科人才质量。从全国会计本科专业的情况看，近千所普通高等学校，几乎家家有会计专业，面对限制规模与提升质量的人才培养要求，如何将自己的会计专业做好、做大、做强，是每个会计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目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如何，在内涵发展，提升质量中需有个明确的认知。基于此，吴教授以东北和内蒙古地区25所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对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以及课程体系的设置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

三、关于管理层激励的讨论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晏艳阳教授提出对管理层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助于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进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这些目标的实现须以高管资本运作才能和敬业精神为前提。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常受制于各种因素，他发现衡量高管薪酬激励的常用指针“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是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增函数，说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其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会更好。他进一步指出，融资约束程度较小的公司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关系并不显著，这提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可能存在门限效应。门限回归的结果发现由“投资—现金流”指标表示的融资约束程度在门限值以上时，薪酬激励效果显著，而在门限值以下则不显著。这些结论一方面说明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融资软约束”弱化了薪酬激励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为达到最优激励效果，高管薪酬应根据融资约束程度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袁蒙菡博士认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中掀起了专利权申请授权的浪潮，但在企业管理方面，专利权是国际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利益分享作为一种重要的专利权研发激励手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提出，单纯从法律角度讨论企业专利权的产权归属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激励创新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专利权的产生应该伴随着相应的管理活动，而管理活动的本质就是提升效率，重心为激励。因此，在企业内部从管理和激励的视角构建专利权利益分享机制是很有必要的。他认为企业专利权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应该遵循结果导向，其利益分享的绩效标准应该选取能够代表专利开发结果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利益分享机制的四种方式：（1）企业应当完善直接激励的体制；（2）企业可以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股权激励；（3）企业可以考虑专利权内部证券化；（4）企业中对于外部专利权的获得也应该存在相应的利益分享机制。他总结到，企业的战略与相应的组织结构设置应该与该专利权利益分享机制相协调，才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以专利权研发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体系，为企业带来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关于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方面其他问题的讨论

西南大学经管学院杜勇教授从慈善捐赠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他发现：（1）捐赠行为中存在着企业与政府的“利益互惠”，亏损企业捐赠越多，其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可以获得的补助金额也越多；（2）亏损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对其扭亏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政府补助作为重要的外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慈善捐赠对扭亏绩效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政府补助作为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亏损企业的扭亏绩效，反而让亏损企业更加依赖于政府补助，使他们逐渐丧失了通过自身经营的努力实现扭亏的动力和能力，并且政府补助的配置效率整体上偏低。

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钟廷勇博士认为传统的成本习性模型提出的企业成本总额的变动与其业务量之间存在一定线性关系的观点与现实不符，这导致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缺乏主动成本管理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实际上普遍存在成本粘性问题，并从企业战略角度研究了企业实施不同战略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他认为成本粘性存在的原因有调整成本、管理者动机以及代理问题，而这些因为通过影响企业战略实施进而影响成本粘性。他的实证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竞争战略的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成本行为，实施差异化战略对公司的成本粘性水平具有加强作用，而实施成本领先战略对成本粘性水平则具有削弱的功效。

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胡明霞副教授认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理论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环境、控制经营风险、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从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她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组织很大程度上是高管个人特征反映，高管决策与风险偏好有直接关系。为保护个人未被分散人力资本，高管可能表现出比股东所期望的更高风险规避，公司治理通过建立一系列机制改变代理人风险倾向，使其与委托人利益一致，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公司董事会被期望制定治理措施，鼓励高管风险承担，并监督经理层以减轻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偏好差异引发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她的实证结果表明：（1）管理层越偏好风险，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代理成本越低；（2）内部控制质量是半调节变量，高质量内部控制能直接降低代理成本，另外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管理层风险偏好带来的代理成本；（3）内部控制和管理层风险偏好共同作用对降低代理成本有更显著作用。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唐伟教授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讨论持续升温，然而现有研究却很少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即表面上社会责任表现很好的企业，是否真正尽到了社会公民义务，特别是在社会公认的不道德、不规范的行为上，比如税收这种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财产权制度，它为我们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途径。他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与企业税收激进度显著负相关，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管理层在作出税务决策时会关注社会合法性期望，重视税收激进活动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倾向于按时足额缴税来提供财政支持，因而税收激进行为相对较少。他进一步指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税收激进性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两类企业的管理层在作出税务决策时都会关注政府目标和社会合法性期望，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

作者：李定清　钟廷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