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分析论文

粮食安全分析论文 篇1：

中国粮食安全分析与中长期发展建议

摘要：经济高速发展通常伴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同步增长，而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受到资源环境及生产硬性条件的约束，粮食的供求紧平衡态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多变，国际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显著及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等背景下，全球粮食贸易的不确定性加剧，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本文对我国粮食安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探析，从严格保护和适度开发耕地，推动粮食科技创新发展，建设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深化粮农领域国际合作，完善粮食储备机制，全面提升国家粮食供给能力六个方面提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中长期发展建议。

关键词：粮食安全 供给约束 耕地保护 仓储物流

作者简介：

田惠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张欣桐，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课题号：18JZD029）的阶段性成果。

粮食安全问题从根本上来看，通常指的是人类目前的一种基本生活权利，主要涉及粮食的供给保障问题。粮食安全的内涵演变过程仍在持续，人们对其内涵的界定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1974 年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定义，即粮食安全应该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未来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强调拥有足够的粮食保障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活权利。1996年11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将粮食安全的概念表述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手段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而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偏好”。21世纪初期，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扩展到无污染、无公害、绿色安全等更广泛的范畴。

一、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取得的主要成就

粮食是关系国运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国家独立，是国家发展的稳定器，也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中国用占世界不足10%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在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粮食总产量及人均产量稳步增长

建国70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基本上呈稳步上涨态势，粮食总产量连上新台阶，若以千亿斤作为一个台阶计算，已登上11个新台阶，粮食供给由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2019年中国全年粮食总产量6638亿千克，比2018年总产量6579亿千克，增加了59亿千克，比1996年的5045亿千克增产30%以上（图1），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1132亿千克增长近4.86倍。2019年中国人口约为14亿人，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4千克，比1996年的414千克增长了14.5%，比1949年的209千克增长了127%（图2）。2019年全球粮食产量约为27.22亿吨，按77亿人口计算，人均粮食仅约350千克，相当于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73.8%。

（二）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更加完善

近年来，我国在提升仓储现代化水平、提高物流效率、健全粮食储备和应急体系方面均有显著成效。2018年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安全储粮能力持续增强，全国标准粮食仓房仓容达到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粮食物流骨干通道全部打通，多式联运格局基本形成，物流效率进一步提升，2018年中国粮食物流总量为5.2亿吨，较上年增长8%，其中省内粮食物流总量为2.7亿吨，跨省粮食物流总量为2.5亿吨。此外，粮食应急储备、加工和配送体系基本形成，应急供应网点遍布城乡街道社区，并在大中城市和价格易波动地区建立了10～15天的应急成品粮储备供应点。

（三）居民膳食营养水平明显改善

居民膳食消费由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体的单一模式向植物性与动物性食物并重的多元模式转变，饮食更加综合健康营养。2018年，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蔬菜和水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为24.7千克、46.8千克、46.4千克、22.1千克、505.1千克和184.4千克，对比1996年数据分别增加6.5千克、16.6千克、19.5千克、17千克、257.7千克和117.7千克，增长率分别为35.7%、55%、72.5%、333.3%、104.2%和176.5%（图3）。同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水平不断改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供能充足，目前平均每标准人每日能量摄入量2172千卡、蛋白质65克、脂肪80克、碳水化合物301克。

（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我国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并加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联盟等建设，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幅提升，由1996年的15.5%提高到2019年的59.2%，提高了43.7个百分点，粮食大国成为世界农业科技大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发展，2019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约为10.06亿千瓦，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提高到95%以上。粮食单产能力显著提高，相比1996年的每公顷4483千克，2019年达到每公顷5720千克，增加了1237千克，增长27%以上（表1）。科学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大面积推广，2019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达到39.8%、39.2%，相比2017年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及1.4个百分点，病虫草害损失率大幅降低。

二、国内供求紧平衡态势仍将持续

（一）刚性需求持续增长

从粮食需求形势来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未来5～10年更将进入发展关键时期。而经济高速发展，城鎮化率不断提高以及人口增长通常伴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同步增长，因此，我国粮食安全仍会面临刚性需求的持续增长。首先，人口的增长及收入增加的双重作用，将直接导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经国家人口计生委预测，我国人口预计在2020年达到14.2亿人，而人口总量高峰15亿人将出现在2030年，此时的粮食需求量预计将达到7000亿千克。同时，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将引起消费结构升级，饮食偏好发生改变，对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增长，进而引起间接用粮的需求大幅增长。相关研究表明，2030年中国间接用粮需求将突破5000亿千克。其次，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将消耗更多的粮食资源。粮食的工业用途在医药、化工、生物能源等产业不断拓展，各相关产业的发展都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根据中国1995年至2008年间工业用粮常态增长速度测算，预计未来工业用粮的年平均增长量为15亿千克，2025年和2030年分别达到915亿千克和990亿千克。最后，根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粮食需求量增加约50亿千克。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预计在2030年达到70%，再提高近10%的幅度意味着还将有一亿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民由生产者转换为纯粹的消费者将带来粮食消费的增量约为40～50千克/人，刚性需求增长不可避免。

（二）供给约束日益凸显

从粮食供给形势来看，我国粮食供给能力主要受资源环境及生产硬性条件约束，国内粮食耕地面积数量缩减与耕地质量下降并存，粮食的供求紧平衡态势在未来仍将持续。一方面，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比2018年的59.58%提高了1.02个百分点。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往往伴随着大量耕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及基础设施用地，直接导致大量优质耕地的减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0—2017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比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快1.5倍以上。相关统计数据也表明，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扩大153万亩，耕地面积减少615万亩。

赵健：《新常态下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的思考》，《驻马店日报》2019年3月13日。另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指出，“十三五”期间因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等预计耕地面积将减少约7000万公顷。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粗放型而非集约化利用土地模式。近年来，重金属及水污染问题凸显，耕地质量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原国土资源部2018年1月7日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显示，我国中、低等耕地面积比例分别为52.72%和17.79%，实际面积达14.23亿公顷，有灌溉条件的耕地只占51.5%。中低产田数量过多是造成粮食平均单产水平较低的主要因素，而土壤重污染又将直接导致粮食减产。

（三）跨区域流通量持续增加

从流通形势来看，近年来粮食生产向主产区及核心区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粮食的跨区域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市场供给大幅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由于近年来资源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规模和结构不断发生着改变。自2004年以后，我国的粮食生产区分布确定为13个粮食主产区、7个粮食主销区及11个粮食平衡区。从近年全国各省的粮食产量数据来分析，随着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政策的不断优化完善，粮食主产区的优势日益明显，主产区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2004—201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4695亿千克增长到6638亿千克，增幅为1943亿千克。2009年，我国实行粮食战略工程核心区建设，并确立了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为三大粮食生产核心区。自2009年确立核心区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由2009年的5394亿千克上涨到2019年的6638亿千克，增长了1244亿千克;三大粮食核心区的总产量由1278亿千克增长到1808亿千克，增幅为530亿千克;三大核心区总产量在当年全国总产量的占比由23.7%增加到27.2%，提高了3.5个百分点（表2）。以上数据表明，全国粮食的主要产量是由主产区负责的，并且粮食主产区及核心区的贡献率都有显著增加，粮食生产不断向粮食主产区集聚，将不可避免的引起粮食跨区域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对粮食流通体系提出新的挑战。

三、国际形势及突发事件影响分析

（一）粮食消费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加强

随着“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因素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粮食进口量仍居高位。有利的方面是可以利用外国资源弥补国内粮食供给不足，而不利的方面在于利用国际市场风险较大，并对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形成一定约束。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进口谷物及谷物粉178.5亿千克，同比下滑12.8%;进口大豆885.1亿千克，同比增长0.5%;进口小麦34.9亿千克，同比增长12.6%。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对粮食生产及出口实行补贴形成优势，向中国大量出口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的出口量占比最大，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形成冲击。近年来，我国以大豆为主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和进口量均呈上升态势。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3—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逐渐增长，2017年大豆进口量占消费量比例达86%，进口量为955亿千克，相比2013年累计增长322亿千克，增长率为50.7%。尽管相比2017年，2019年中国大豆进口量由955亿千克下降为885亿千克，同比下降7.3%，且2018年大豆产量达到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值181亿千克，但仅能满足国内需求量的17%左右。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随着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各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国虎视眈眈，蓄意制造各种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给中美贸易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背景下，使全球粮食贸易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粮食出口国的美国与作为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的中国贸易往来非常频繁。自2018年贸易摩擦升级后，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小麦等粮食作物的进口量均有所减少。2017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大豆329亿千克，占当年大豆总进口量比例为34.4%，进口量占生产量的比例为178.4%;2019年进口量为169.4亿千克，相应比例为19.1%与93.6%。相比2017年，2019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大豆量减少了近50%。2017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小麦15.6亿千克，占当年小麦总进口量比例为36.2%;而2018年进口量仅为3.6亿千克，占比12.5%。相比2017年，2018年我国从美国进口小麦量减少了近2/3。数据绝对量与相对量都显示出中美贸易双方的贸易依存度之高。而我国通过提高对美大豆等粮食产品进口关税等反制措施，又進一步使粮食进口渠道收缩，引起大豆进口价格波动，恶化国内大豆供需形势，使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面临更严峻考验。

（三）国际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显著

随着全球金融产业的发展，全球能源产业技术的进步，粮食逐渐由单一商品属性演变为商品、金融、能源三者结合的混合属性。

毕艳峰：《金融化能源化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现代商贸工业》2014年第8期。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使国际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更为复杂，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并增加了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其一，在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脱离了传统供求关系，波动越来越多的受到期货价格、投资资本、货币供应、能源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及人为操纵影响加剧。其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粮食能源化领域最重要的推力，也是粮食能源化体系的设计者，以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影响力决定了其在粮食金融化、能源化进程中的先驱优势，全球粮食安全必然受到发达国家粮食战略的制约与影响。其三，资本的逐利性与粮食的金融化、能源化叠加在一起，通过干预粮食金融市场与粮食能源市场谋取暴利，粮价波动会进一步放大。

（四）重大疫情下全球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引发诸多连锁反应，对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造成全面冲击，是对各国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及应急保障机制的一次重大考验。为防止疫情引发全球粮食危机，要重点关注受疫情影响严重、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及遭受蝗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易产生供应链断档的风险，更可能采取增加储备、限制出口等措施，进一步导致全球粮食供应链陷入混乱，恶化国际粮食供需。从全球重要粮食的生产和出口国家来看，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等国受疫情影响均较为严重，粮食生产及物流严重受阻。除了疫情的影响外，自2019年12月以来，始发于非洲的近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在东非、西南亚暴发，对肯尼亚、索马里、印度等国的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全球粮食产量受损。受全球疫情蔓延及部分地区蝗灾猖獗的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粮食将减产20%，实际的减产及由此带来的恶性市场预期将引起限制出口、抢购囤积、流通不畅等恐慌性叠加效应，导致粮价异常波动，粮食供需失衡。

（五）疫情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冲击有限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在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的冲击中，全球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国家和地区有33个。其中，具有对外援助能力的国家仅有6个，我国位列其中。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生产连年丰收，粮食市场总体稳定，库存充裕，不仅没有短缺，目前还呈现出阶段性过剩特征，特别是稻谷、小麦库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2019年，我国稻谷产量2096亿千克，结余143亿千克;小麦产量1340亿千克，结余140亿千克。三大谷物自给率多年保持在98%左右，即使由于疫情导致其他国家采取停止或限制出口措施，我国国内主粮储备仍然能够自给。

虽然我国主粮基本实现了自给，但从粮食供给总体角度来看，本次疫情对我国粮食安全仍然存在隐患。大豆是中国粮食安全最大的“软肋”，我国对大豆的需求量约占全球的30%，但我国大豆产量较少，近年来大豆对外依存度整体在80%以上，在2018年大豆产量达到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值181亿千克，也仅能满足国内需求量的17%左右。再看库销比数据，根据2019年消费量计算，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库销比分别高达86%、106%和71%，而大豆库消比偏低为21%，库存相对不足，仅能满足国内20%的需求。在全球疫情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我国大豆主要的进口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目前这三个国家疫情局面仍不乐观，大豆进口不畅，很可能会导致国内大豆供给短缺。同时，我国油菜籽对外依存度也较高，2019年产量为0.06亿吨，需进口0.09亿吨。而当前我国油菜籽的主要进口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因疫情物流受阻，油菜籽进口不畅，可能会发生供应短缺。主要的饲料用粮及工业用粮方面，我国大麦的进口依存度为88%，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高粱的进口依存度为28%，进口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受疫情影响，可能发生供给不足。

四、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中长期发展建议

（一）嚴格保护和适度开发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

我国的耕地资源十分紧缺，保护有限的耕地，提升耕地质量对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强化耕地用途管制，严格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国家在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再次强调严守1.2亿公顷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1亿公顷。地方政府要维持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严格审批农地转用，推进土地开发复垦，确保1.2亿公顷耕地红线不动摇。到2020年落实12436万公顷耕地保有量，10307万公顷永久基本农田、4072万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约束性指标。另一方面，耕地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提升耕地质量尤为重要。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应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提升土地的肥力，严格控制污染，促进传统耕地向标准农田转变，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地方政府应深入实地开展调研，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施效果。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6亿吨以上;到2022年，确保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到2035年，粮食种植面积保持总体稳定。

（二）推动粮食科技创新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水土资源约束更为严格的条件下，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尚有很大差距，从基础设施、良种培育、水肥农药、病虫害防治、信息机械到产品结构、品质品牌等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差距是潜力，亦是动力，科技之力非一日可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首先应从产业发展需求考虑，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事业，加快推进产学研、农教科深度结合，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建立合理分工而又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其二，应持续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强化节水灌溉、农机装备等农业基础研究，并实施农业核心技术攻关行动，推动粮食良种良法等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其三，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转型升级，重点突破工艺材料、关键作业装置等技术瓶颈，开发智能化、精准化装备设施，以提高机械化作业效率，增加粮食供给，提升粮食品质。

（三）建设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提高流通质量与效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提升流通质量和效率为中心，建设现代粮食仓储物流体系对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提高粮食仓储保障能力。其一，仓储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应急时刻调配粮食的效率，围绕优化布局、调整结构、提升功能三个重点，完善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其二，为了保证粮食质量安全，除了改善仓储设施条件外，还应鼓励应用环流熏蒸、氮气储粮等绿色技术来保障储粮品质。另一方面，加强粮食流通环节建设。其一，应加强粮食物流与信息化融合深度，针对粮源收购、粮食库存和运输优化等环节进行分散管理，最后再将各管理系统集成，以提高管理效率。其二，针对以往区域限制，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及平衡区各个平台连接，根据区域市场的不同需求，通过物流调度来平衡粮食供给。其三，整合全国粮食物流资源。优化粮食供应、配送、加工网点的布局，打造一个全国性的粮食产业物流链和多个区域性的粮食物流平台，形成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其四，为有效提升粮食物流重点线路流通效率，应合理规划大型粮食物流园区布局，并建设一批粮食进出口物流通道和重要节点。

（四）深化粮农领域国际合作，维护粮食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需求的增加，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弥补国内粮食大量缺口已经成为重要途径，对国际资源和市场的依赖性增强。国际贸易是一把“双刃剑”，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来化解利用国际市场带来的风险。第一，深化国际合作，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通过与主要粮食出口国签订长期粮食进口协议，优化粮食进口渠道，拓展多元化粮食来源市场，来稳定粮食供给，并促进全球范围内粮食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第二，尽可能利用好现有的成熟市场，应继续深入推进南南合作。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南美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争取得到南美的大豆供给，同时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南美屯田生产大豆。第三，培育新兴市场，构建全球粮食产业链布局。通过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粮食经贸合作关系，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促进农业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第四，采取多种防控措施，应对国际化风险。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限制跨国粮商垄断，加强期货市场建设等措施，积极应对国际化风险，更好地维护国际粮食安全。

（五）完善粮食储备机制，增强粮食市场平衡能力

目前，我国粮食储备规模比例较高，过高的储备产生相应过高的成本，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应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的作用，使粮食储备达到合理的区间。第一，确定科学的储备规模。粮食的科学储备规模和功能应基于安全性、经济性、灵活性三个基本原则，并以服务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第二，科学合理布局粮储区。结合主要粮食品种的生产种植带、加工基地、市场需求及主要运输条件等因素，兼顾主产区和主销区分布，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系统为宏观调控提供依据，推进储备智能化升级，科学合理布局粮储区，优化各储区粮食品种结构。第三，完善粮食储备体制机制。加强中央储备粮宏观管理，以维护市场平衡运行能力，同时推动地方储备粮体系改革，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进一步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第四，健全粮食市场预警监测和突发状况反映机制。完善国家分层预警体系，通过健全全国市场监控网络，提升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水平，配合现有的全国粮食监测系统及时察觉突发状况所能带来的影响，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六）居安思危，全面提升国家粮食供给能力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应统筹规划，提前部署，全面提升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首先，要坚决稳住粮食生产，确保粮食供给充足。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为提升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政府应多渠道筹措资金，完善粮食補贴政策，使农民投入产出回报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提高，确保各地区完成粮食生产指标任务。其次，综合考虑我国农产品供需状况，强化粮食整体的自给能力，适当提高过度依赖进口的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特别是提高国内产需缺口较大的大豆、玉米的种植面积。再次，完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针对不同类别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粮食供给的应急响应预案也应根据不同灾害类别的特征作出相应调整，并在不同的假定情境下，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以提升在事件发生时的粮食供应应急保障能力。最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重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提升农村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促进广大农村粮食生产者的健康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韩楠：《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农业经济》2019年第5期。

2.张务锋：《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扎实推动粮食和物资储备重点工作》，《中国粮食经济》2018年第11期。

3.刘兴舟、张建、庄晓林、陈瑞佶、付华、马桂美、李猛：《中国粮食安全现状与应对策略》，《农业工程》2019年第7期。

4.王瑜琨：《基于三大粮食生产核心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年第6期。

5.吕捷、王雨濛：《当前国际粮食经济形势与中国粮食安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6.龚波：《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求索》2019年第4期。

7.陈诗波：《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的新思考——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粮食增产增效的路径选择》，《中国农学通报》2018年第27期。

8.王文涛：《怎样养活中国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给紧平衡》，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9.韩俊：《14亿人的粮食安全战略》，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

10.郜亮亮、马翠萍、曾俊霞、王宾、李越：《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粮食安全、消除饥饿与改善营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1.彭珂珊：《保障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粮食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

12.彭锁：《我国粮食安全中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粮食与饲料工业》2019年第7期。

13.林龙海：《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下的粮食安全与“三农”问题研究》，《北京农业》2014年第36期。

14.李腾飞：《一本书明白粮食安全》，中原农民出版社2019年版。

15.毕艳峰：《金融化能源化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现代商贸工业》2014年第8期。

16.郭元新、叶华、刘冠卉、王东旭：《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思考》，《现代面粉工业》2020年第2期。

17.凌振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人民政协报》2020年4月16日。

责任编辑：沈家文

作者：田惠敏 张欣桐

粮食安全分析论文 篇2：

基于“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的我国粮食安全分析

【摘 要】本研究收集了1995-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和2000-2015年全国耕地数量方面的数据，并结合1978-2014年全国人口数量的数据，以及近年粮食安全方面出台的政策，具体考察了粮食安全与“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的关系，进而运用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从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和政策以外的变数等三方面，探索“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执行力强化路径。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互相配合，严格控制“农转非”的用地类型转变；二是解决有地无人耕的问题和解决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问题，杜绝撂荒地的现象；三是运用行政管理和法律等手段对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规范和管控；四是利用现代科技GIS、GPS、RS等系统进行预测。

【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耕地保护；公共政策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出的约束性指标之一是“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即十八亿亩）”。同年9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明确要求十八亿亩的耕地保有量至少要保持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1]。因此，十八亿亩耕地政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与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张颖（2015）认为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二是消费能力水平，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途径和机制[2]。那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对于维护我国粮食安全有什么重要意义？我国粮食的供需现状与相关政策如何？以及如何通过耕地政策的完善进一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将是本研究的重点。

一、我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现状

我国在地理上处于东亚，因环境限制，我国人均缺水少地是不争的事实，客观上按人均计算两者均远远少于世界水平。从国土资源部获悉，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化主要特点是：全国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补改结合，使占位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得到有效落实。

我国近些年来粮食产量的变化与政策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1980-1995年的15年期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99 682万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达599 628.8万吨，产销差为7413.2万吨，这一基本数字表明我国粮食供需基本保持平衡[3]。与之对应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进行市场化改革，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农村以小岗村为首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粮食产量不断呈现一年减少两年增加的趋势。

（一）全国粮食产量变化情况

2015年粮食产量62 144万吨，比上年增加1 441万吨，增产2.4%。其中，夏粮产量14 112万吨，增产3.3%；早稻产量3 369万吨，减产0.9%；秋粮产量44 662万吨，增产2.3%。全年谷物产量57 225万吨，比上年增产2.7%。其中，稻谷产量20 825万吨，增产0.8%；小麦产量13 019万吨，增产3.2%；玉米产量22 458万吨，增产4.1%[4]。

（二）全国粮食安全政策变化

2017年1月9日《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指出：“已经确定的耕地红线绝不能突破，已经划定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绝不能随便占用。”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保护粮食安全重在保护耕地，重在守住耕地数量红线和质量红线，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0.533亿hm2），力争建成10亿亩（0.667亿hm2）高标准农田，并开展三大行动、三项试点和加强耕地质量检测[5]。

我国作为13亿人口大国，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上十分重视，近些年来一直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来改善粮食产量和粮食质量的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通过不断地完善相关政策，我国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二、我国耕地变化及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上述事实和文献表明粮食安全问题与耕地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保证粮食安全首要和必要条件就是保护耕地。

（一）全国耕地变化情况

2015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趋势明显放缓，较2014年净减少161万亩，下降44.6%，2016年全国耕地面积继续维持在20.25亿亩。全年水田、水浇地共增加235万亩，占新增耕地面积的64.7%，比2014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全年经依法批准建设的城锁和工矿用地占用水田、水浇地面积110万亩，同期通过土地开发以及补改结合等补充的水田、水浇地面积159.7万亩，超出建设占用50万亩，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有效落实[6]。调查结果反映出，各地严格保护耕地、坚守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底线，积极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耕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管护水平，取得了积极成效。另外，新增建设用地下降明显，落实中央有保有壓调控政策，重点项目用地得到有效保障。2015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较2014年下降了292.8万亩，降幅达27.4%[7]。

據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年平均新增耕地为403千公顷，而减少耕地达1 280千公顷，两者相抵后中国每年因此实际平均减少的耕地有877千公顷，高达1 315.5万亩[8]。（1千公顷=15 000亩）

从折线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2000-2008年耕地水平持续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2009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束之后耕地数量有明显的回升，这可能跟之前数据不准确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2009-2014年耕地数量也在小幅度下降，耕地情况不容乐观。

（二）全国人口与粮食变化

1.全国人口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见下表），但是从1997年之后我国人口增长率一直小于百分之一，虽增加数量减少，但依旧在增加。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目前我国已经放开“二胎”政策，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人口数会一直持续上涨。全国总人口由1980年的9.87亿人增加到了2016年13.83亿人，比36年前人口增长了3.96亿人。

本文选取由荷兰数学生物学家Verhulst建立的Logistic模型来进行人口预测。之所以选取该模型，是因为中国人口学者曾依据1949、1953和1957三年的实际数据，运用该模型预测了中国1978年的人口数量，得到了预测值95 800万人，与实际值比较误差仅为1.7%，预测精度较高。

根据该模型计算出约在2037年至2038年间，中国人口达到16亿人[9]。

2.全国粮食变化

杨子生（2007）基于耕地资源利用的区域粮食安全评估原理方法，计算出到2020年，要确保我国约14亿全部人口达到初步小康水平下限的粮食消费标准（即400kg/人），共计需要粮食58 000万t，预测出我国2020年时自给率95%下的耕地需求量为1.20亿 hm2（约18.0亿亩）[10]。

赵姚阳等（2015）通过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谷物通过逐項计算居民日常膳食中摄入的每一类食物在生产过程中所必需占用的耕地面积，然后经汇总得出我国居民人均谷物消费生产用地需求再乘以我国的人口总量计算得出全国谷物，以2009 年我国单位重量谷物的耕地需求面积作为计算依据，得出2033年我国居民年人均耕地需求面积为487.19m2 /人（0.73亩）[11]。

慕智玉等（2015）运用回归模型来预测滨州市粮食变化。对2000-2011年年末总人口、1990-2007年的耕地面积、1949-2008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到2040年，滨州市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呈减少的趋势，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呈减少的趋势[12]。

赵杭莉（2013）利用粮食需求量、粮食自给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复种指数、粮食播面单产等与耕地面积相关的变量构建耕地面积预测模型。得出结论在保证粮食安全的粮食下，2020、2030年陕西省保障粮食安全所需耕地分别为3 379.91千公顷、3 266.38千公顷[13]。

谢树春等（2016）采用耕地需求预测模型、指数平滑预测模型、灰色GM（1，1）预测模型分析了宁夏人口、耕地、粮食生产和未来耕地需求量，得到宁夏未来粮食安全的最大耕地需求量为118.85万hm2，最小耕地需求量为93.39万118.85万hm2[14]。

杨丽霞（2014）运用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三点滑动平均法预测杭州市2011-2030年粮食安全状况，得到杭州市的粮食安全处于极不安全状态，且未来粮食安全的状况将日趋恶化[15]。

综合以上六位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我国粮食产量会随着耕地数量的减少呈减少趋势，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将会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未来粮食安全并不乐观。

3.国际粮食进口格局与我国所处位置

2014年1-7月中国累计进口谷物和谷物粉113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80.7%。中国进口的谷物和谷物粉种类主要包括小麦、稻谷及大米、玉米、大麦等。其中，小麦、稻谷及大米、玉米为中国主要口粮产品。一时间，担心中国粮食是否安全，或重演“大豆风波”的报导沸沸扬扬。对此，业内专家表示，中国主粮进口总量占我国粮食产量的比重很低，现阶段粮食进口的高增并不会影响粮食安全[16]。

纵观近来的粮食进口量，即便进口数量有所增加，但依旧未能达到配额总量。即使是配额总量，在各类主粮产量中的占比也不足8%。因此进口粮食并不足以改变我国粮食市场整体的供需平衡格局，对国内市场影响也十分有限。

以小麦为例，数据显示，从2013年11月以来，小麦国内市场价格已连续9个月高于进口到岸税后价格。上个月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到岸税后价约1.35元/斤，比我国国内优质麦销区价还低0.12元/斤。应加快发展优质小麦，除了国内外粮价倒挂因素之外，品种调剂方面的需求增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随着国人生活水准的提高，近年来从国外适量进口“强筋”“弱筋”小麦来满足加工面包、蛋糕和高品质食品的需求明显高涨。

多年来，我国加快调整小麦生产结构，大幅度压缩东北和南方劣质小麦，推动小麦主产区引进推广优质小麦，使优质小麦短缺的状况明显改观。但是，从2007年全球粮食危机以来，国内研发和推广小麦品种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产量上，有些忽视品质，导致全国优质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大幅下降。我国目前对于进口粮食的影响基本为零，进口粮食对于改善我国粮食问题的影响十分有限，还是需要依靠自身粮食生产和发展。

三、打造粮食安全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底线：以政策执行为视角

美国著名政策学家萨马蒂尔（P.Sabatier）和马兹曼尼安（D.Mazmanian）于1979年在他们合著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提出了执行综合模型，见下图。在这个较为完整的综合模型中，他们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各个阶段的因素最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即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

根据萨马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政策問题的可处理性：“耕地数量红线保护政策从产生到现在，一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为了粮食安全，严格控制耕地面积和基本农田面积；而地方政府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效益，把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等获得收益。这个问题的可处理性其实还是很高的，需要两者配合，中央通过其他方式来协助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其他发面来缓解经济问题，并且中央严格控制“农转非”的用地类型转变，切实保证每一寸耕地都得到很好地保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必然，这就会导致大量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使得十八亿亩耕地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造成另一方面的阻力，如果只有耕地无人耕，也解决不了问题[17]。地方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农民耕地积极性，做到地有人种，田有人耕，杜绝撂荒耕地现象。

第二，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是指政府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采用相应的行政管理和法律等手段，对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行为能力[18]。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八亿亩耕地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它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我国是拥有13亿的人口大国，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保证耕地红线和基本农田数量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首要前提。如果逾越了这条红线，我国作为粮食基础的耕地资源必定再次减少，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耕地红线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某位学者曾提到“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他倡导我们放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粮食进口。本文认为我国国情比较特殊，我们拥有13亿人口，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产出如此多的粮食来养活中国，同时还会造成国际粮食价格不稳定，还会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本身就是受法律保護的，合理配置农用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更加平稳的增长与发展。

第三，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属于天气、人为等因素。天气归于不可抗力因素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技预测，做好防病防灾的工作。例如，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继续改进研发新型高产杂交水稻，利用滴灌技术栽培柑桔等各种作物，提高粮食产能。也可利用席卷全球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光纤和通信卫星技术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大力发展信息农业、精细农业，以系统地提升“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的执行力。因此，本研究运用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三个层面，具体探讨如何不断强化“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的执行力。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对于巩固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鉴于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进口粮食存在较大不确写性等原因，今后我国还是应以自身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为主。基于以上分析判断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现行的粮食供需体系下，“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的底线预警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文提出四点建议如下：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互相配合，严格控制“农转非”的用地类型转变；二是解决有地无人耕的问题要解决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问题，杜绝撂荒地的现象；三是运用行政管理和法律等手段对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规范和管控；四是利用现代科技GIS、GPS、RS等系统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1]贺一梅.中国真的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和不需要保 护耕地吗[J].云南财经大学，2007，（23）.

[2]張颖等.中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演进及前瞻[J].国际 安全研究，2015，（3）.

[3]中国粮食安全报告[M].财经.2013.

[4]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 t20160229_1323991.html.

[5]高文.增强粮食安全的资源保障基础，破解耕地保 护和占补平衡难题[N].农民日报.2017-01-25.

[6]高文.全国耕地面积继续维持20.25亿亩[N].人民日 报，2016-08-11.

[7]土流网.2016年全国耕地面积继续维持20.25亿亩 [EB＼OL].http//www.tuliu.com/read-38475.html.

[8]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2000-2008.

[9]王卿等.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的战略意义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0，（3）.

[10]杨子生.论中国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必要 性与对策措施体系[J].云南财经大学国土资源与持 续发展研究所，2007.

[11]赵姚阳等.粮食安全新政背景下保障我国谷物基 本自给的耕地需求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8）.

[12]慕智玉等.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安全效应分 析——以滨州市为例[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5，（30）.

[13]赵杭莉.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面积需求分 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 2013，（11）.

[14]谢树春等.基于粮食安全的宁夏耕地需求量预测 [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4）.

[15]杨丽霞.基于耕地压力指数的杭州市粮食安全评 价[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1）.

[16]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2014年粮食进口发展格局 [EB/OL]http：//www.chinairr.org/view/V08/201408/ 26-163846.html.

[17]刘伟奇等.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基于中 国数据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35）.

[18]李绍平.现阶段我国政府规制能力建设研究[D].云 南大学，2008.

[责任编辑：秦 超]

作者：张泽林

粮食安全分析论文 篇3：

森林食品与云南省的粮食安全分析

摘要：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保障。近年来，云南省粮食生产基础薄弱、资源环境压力大、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局面没有改变。当前，国际粮食价格以较快速度上涨，无疑将加大云南省粮食安全的风险。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文章从森林食品的角度重新认识云南省的粮食安全问题，针对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对保证云南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森林食品；粮食安全；政策建议

一、森林食品概述

（一）森林食品的定义

森林食品指的是同森林环境密切相关，符合人类环保、自然生产技术要求，无机、生态、优质、营养等食用林产品。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森林食品认定原则和标准》为准则，参照《国际有机农业和食品加工的基本标准》认定的食品重金属、农药残留、有害微生物的最高限值低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日本、美国等标准要求。

（二）森林食品的主要特征

森林食品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以森林环境为前提，对象是可食林产品；二是来自山野，产于森林；三是其生产以森林生态系统的能量和营养循环为理论，基本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四是达到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质量安全要求。

（三）森林食品资源类型

1、森林蔬菜资源

森林蔬菜是指生长在森林低端或者森林环境中，可作蔬菜食用的森林植物，根菜、茎菜、叶菜、果菜、花菜、菌菜等六大类。

2、森林粮油资源

森林中有很多植物种类的果实和块茎、块根的淀粉含量在20%以上，发热量与米、面相近，可作为粮食直接食用，如魔芋、蕨、葛等林中草本植物的块茎、块根也被加工成魔芋粉、蕨粉、葛粉等供食用。另外森林内油料资源丰富，含油量在15%以上的木本植物有400多种，可利用的有220多种，如核桃、胡桃、油茶等不仅含油量高，而且营养价值丰富。

3、森林饮料资源

森林中饮料资源主要是指森林植物的果、叶、花或者花粉、汁液等为原料加工制成的具有天然营养成分，兼有药用价值的天然饮料。

4、森林药材资源

森林药物是森林食品资源中种类最多、蕴藏量最大的一类。许多事实证明，中药对癌症具有较好的疗效，如银杏叶黄酮碱等，而且价格昂贵，开发药用资源，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森林肉食

森林是各种动物的栖息地，固有大量的肉食资源。一般的森林肉食两类：一是野生禽兽；二是昆虫食品，如蝗虫等几百种无毒昆虫，它们体内含有人类所需要的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6、森林蜜源

森林蜂蜜是一种较高级的食品，森林中生长着种类繁多的蜜源植物。

7、其他资源

许多森林植物含有芳香成分或者挥发性精油及色素，在化妆品、医药和稀有金属矿等方面均有用途，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四）森林食品发展现状

经国家林业局同意，浙江省2003年初开始，率先开展与国际森林认证接轨的森林食品基地建设和森林食品产品认定（证）试点。相继建立森林食品标准体系、认证体系、检测体系和监管体系，实现“从源头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安全控制，打响“森林食品”品牌。在2003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浙江森林食品认定委员会认定并公布的首批森林食品有临安“东升”牌山核桃等共20个，同时还公布了枫桥香榧、上虞驿亭杨梅等森林食品基地53个。

迄今为止，我国已建立了一批森林食品资源商品生产基地，如江西、贵州等地已经陆续建立起不同规模的枸杞、杜仲、厚朴、黄柏、银杏、茯苓等中药材商品基地。据资料，全国枸杞种植面积已达2万hm2以上，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面积就达8000hm2以上，占全国枸杞栽培面积的38%左右。

二、云南省森林食品开发利用现状及优势

（一）云南省森林食品开发利用现状

云南省是我国四大林区之一，有林业用地面积36371.4万亩，居全国第二位。森林覆盖率达59.19%，活立木总蓄积量超过17亿立方米，从北到南分布着从高山针叶林到热带阔叶林的105个主要森林类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异的生态环境禀赋，是孕育森林食品的天然宝库。但是，截至2009年，云南省林业产业总产值457亿元，不到全国的3%，林下产业处于森林食品开发利用的第一级阶段，尚未摸清现有的森林食品资源。

对于云南省而言，森林食品虽然是一个新型的产业，但也凸显出一些新兴产业公司。例如，昆明信威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有近20年管理经验的以核桃、松子等涉林产品的收购、加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稳定的市场和良好的客户关系，核桃仁出口数量2005-2008年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二）云南省森林食品开发优势

1、自然资源丰富

云南省为“动植物王国”，世界著名的生物多样性地区。海拔高差近1900米，立体气候明显，独特的地形地貌、土壤结构、良好的植被、气候等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主产松茸、牛肝菌、香菇、干巴菌、鸡枞、鸡油菌、虎掌菌、变色菌、青头菌等，约200余个品种，占全国野生菌种类总数33%、全省野生菌种类总数的40%。其中松茸、牛肝菌质优量大、富含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远销日本、韩国。

2、市场优势

经济学上需求带动供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食品的界定标准也越来越高，绿色、环保、生态等要求也会随之更高，而森林食品正好迎合消费理念。

3、政府支持

在2009年7月8号云南省委提出八条措施贯彻落实中央林业工作会精神中，明确提出大力开发森林旅游、森林食品、森林药材、森林花卉、野生动物驯养和以野生菌为主的林下资源开发等非木质林业产业，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益，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三、云南省开发利用森林食品存在的问题

云南省林下产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处于探索孕育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较薄弱，缺乏政策引导。虽然在基础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研究的范围窄、程度浅，而且科技转化率低，产品质量差，市场竞争力弱。另外，由于政府部门对林下产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尚未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缺乏相应的鼓励和引导政策。

二是缺乏综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一方面表现在开发只集中在少数几种植物资源上，开采停留在分散的捡拾野生菌的低级阶段，没有规模效益，忽视各地自身的名优特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忽视各种野生植物多功能综合利用。许多植物往往含有多种特殊有效的成分，但只利用其中的1-2种，造成资源大量浪费。

三是发展潜力远没有得到挖掘。森林覆盖率大，自然条件较好，适宜发展的范围广，可是全省林下产业发展面积仅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1%。

四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全省林下种养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公司连农户的市场利益机制还未形成，农民在资源整合、融资、技术、市场等方面力量薄弱，组织化程度低，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

五是盲目开发，环境破坏严重。以眼前的经济利益为驱动，盲目生产加工，缺少长期或中远期规划，一些企业盲目生产、加工，低水平、粗加工或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过量或资源浪费。此外，一些地区或单位追求眼前利益，资源大量破坏，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四、云南省可持续利用森林食品保证粮食安全的建议

根据云南省近几年森林食品的发展情况，结合云南省粮食安全问题，现有以下建议：

（一）加强领导重视，注重长期规划

各级党委政府担负着本地区经济进一步繁荣的重任，在制定本地区发展规划时，根据实际情况，立足优势，发展本地区特色产业；组织力量，摸清家底，准确把握林下产业发展现状，建议各级政府制定林下经济发展意见，出台政策扶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搞好科学的发展规划，为农民发展林下产业创造政策条件，推动林下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二）加大宣传力度，制定优惠政策

采取灵活方法，大力宣传发展林下产业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以典型示范作用，激发林农、林业企业主动的发展的积极性；给予资金支持，强化基地建设。

（三）培育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化进程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产业支点，寻找资金雄厚、掌握先进技术的知名企业，吸引对方来投资建厂，从而提升云南省森林食品现代加工的水平。

（四）引领消费，加强监管

从社会层面上来看，森林食品对于满足人们群众多元化消费和食品安全需求起了积极的作用。耕地日趋减少，人口日益增长，粮食形势不容乐观，向森林要食物要营养，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话题。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讲究购买安全食品，端正消费理念，做好政府“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的忠实监督者。

（五）发展高校生态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从基层利益层面考虑，开发安全食品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应有之意和深层次要求，也是一个主攻方向。随着人均耕地的日趋减少，森林食品对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森林食品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改变了传统的就农业搞农业，就土地讲致富的老路。在开发森林食品资源时要建立投入高、综合利用率高、技术标准高、经济效益好的加工厂，不断提高森林食品资源利用率，实现增值增效目的。同时，要与其他资源的开发加工相结合，努力开发出效益高的名、特、优、新产品，使之形成强大的“森林食品产业”。森林食品产业开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因地制宜，任重而道远。

中国已经加入WTO，云南省在森林食品资源开发上不仅要形成自身的特色，更要注意与国际、国内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相配套，这样才能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森林食品[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012748.htm.

2、詹世虎.开发森林食品——当今世界性的话题[J].国土绿化,1999(6).

3、张伊晶.我国森林食品开发利用现状[EB/OL].http://www.chinasltcw.com/SohwDetails.aspx?id=41106.

4、云南省林业用地面积36371.4万亩[EB/OL].http://content.caixun.com/NE/00/8f/NE008fev.shtm.

5、云南省委提出八条措施贯彻落实中央林业工作会精神[EB/OL].http://www.forestry.gov.cn/ZhuantiAction.do?dispatch=content&id=267167&name=gzhy.

6、齐海山,王晓明,王欲鸣.森林食品工业国内外发展现状对比分析[DB/OL].新华社,2009-11-23.

7、李中岳,徐英宏,詹世虎.森林食品开发利用前景[J].林业科技开发,1996(2).

8、朱功良.林业产业化理论与实践[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本文属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项目“云南省粮食安全新策略及其政策框架研究”（代码79059）；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形势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云南的探索与实践”（代码09XJY020）。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作者：谢 萍 安 梅 欧阳儒彬